梁文道：國師（「中間人」三之三）

【蘋果日報】面對「中間人」，一個知識份子怎麼判斷來者的目的是不是統戰呢？除去長期交往結下的友誼，以及在溝通之中埋下的心理包袱等太難辨析的情況不論，我們還是可以有一些客觀判準的。

例如練乙錚先生的例子，找他談話的人說要請他授權轉載文章，這就很可能是個統戰的手段了，而且還是相當高級的那種。對方既不是請你吃喝玩樂，也不是明刀明槍地送禮給錢，這就人家表示看得起你，知道你不是為了一點錢就什麼都寫得出來的不顧名節之輩。相反地，要你替他們寫東西，或者間接點授權轉載，等於是承認你的見解有價值有意義，他瞭解你看重自己的言論，覺得自己是個講言責的知識人。

對大多數評論人和學者而言，這一手的誘惑可能要比任何物質饋贈還大。想想看，收到這樣的邀請，你會怎麼想呢？你會不會猜測這些文章的最終讀者可能是中央極峰？又會不會覺得自己的意見可能要結出最有效最實際的果實？一旦你有這個想法，你就開始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在一個策士的位置了，感到自己正在替最高層出謀獻策。一旦成了策士，接下來的談話就會朝着有求有捨，有進有退的謀略方向前進。在這種狀態底下，以後人家要你對外發言「謹慎」一點，要「顧慮」些什麼，你就沒那麼容易地清醒拒絕了。

偏偏許多知識份子都有這種國師病，他們都想替執政者出謀獻策，以為這是一展抱負的康莊大道；以為自己的看法要是能夠直接影響決策的話，要比在報刊上發萬言書管用得多。所以權力呼召他，他就馬上回應，不惜當個代筆文膽。甚至早在這類機會還沒來臨的時候，他寫的東西就已經只把少數幾個當政者假設成真正的讀者了，其他盲毛大眾只不過是陪襯而已。更極端的情況是他不只想當掌權者的謀士，還要做社會運動的「國師」，以為一切盡在他的盤算計謀，最終還是為了朝廷好社稷好。

這才是知識份子的真正死穴，也是幾十年來共產黨統戰知識階層的不二法門。可惜真正心智獨立者幾希，倒在這條路上的人前仆後繼。

梁文道：世上最嚴格的素食

【飲食男女】佛教徒吃素吃得理所當然，那是因為今天的佛教並不會把植物納入「有情眾生」的行列。可是，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最早期的佛教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其實相當含混。若從律戒來看，植物似乎又像可以輪迴的生命，必須尊重善待。這也難怪，因為植物確實是印度思想傳統中的「底線生命」（ borderline beings），既是生物，必須「不害」；又是人類不吃便活不下去的基本食糧，不吃不行。在不殺生和不自殺之間，在倫理原則與生活現實之間，古印度的聖雄思量出各式各樣的調解之道。

其中最有名也最嚴格的辦法，莫過於正統耆那教的素食主義。按照他們的說法，生命可以分成好幾個不同的等級，而等級之上下則決定於感官種類之多寡；植物只有觸覺，所以等級最低。但等級低並不表示就能任人魚肉，因為再低級的生命也是生命，也有它的感受和痛苦，立志解脫的修行者不可以不關顧。

但是，如果植物的生命也有價值，那麼徹底的「不害」就不可能實現了。你路過草地，固然踐踏生靈；就算走進樹林，也會有意無意地擦過樹葉，叫他們難受疼痛。若想活到明天，你更得吞下不少草木花果。所以從一開始，耆那教徒就知道自己的方案只能算是妥協，是把傷害減到最低的次佳選擇。

這個不夠理想的無奈辦法便是：只吃已經落在地上的水果，以及快要墜地的蔬菜米麥，因為它們已經「死亡」。只吃新鮮製成的芝士和乳酪，因為它們還未腐壞，腐壞便有霉菌，而霉菌也是生命。蛋當然碰不得，因為它會孕育出擁有五感的高級生命。番薯和薯仔也不能吃，因為它們長在土裏，是植物的「根」，把根拔掉，整棵植物就活不成了。無花果不能吃，因為它透過胡蜂授粉，胡蜂寶寶也時常住在上面，哪怕只是吃掉「垂死」的無花果，也可能會傷害到胡蜂的生命。蘋果、茄子、番茄和石榴不能吃，因為它們的種子太多，吃掉一個就等於殘忍殺害十幾個生命。不能吃椰菜和西蘭花，因為它們的葉子長了太多層，其中說不定夾藏了甚麼肉眼看不見的小昆蟲。其他的蔬菜要是長得一副「快死」的模樣，倒是可以放心享用，只是必須小心翼翼地一片片葉子剝開檢查，否則誤吃菜蟲，那便犯下殺生重罪了。

這還沒完吃。因為就算你小心到這個程度，你到底還是很難百分百地確定自己有沒有誤殺生靈。所以，最好把食量控制到僅足以維續生命的最低限度，就像南傳佛教行者那樣過午不食，再加上周期性的斷食（當然啦，零嘴自然是想都別想）。

你以為我想笑話他們嗎？不，恰恰相反，我對那些持戒嚴謹的耆那教徒滿懷敬意。因為慈悲，因為原則，他們竟能把與生俱來的慾望克制到這等非常人可及的程度，而且這還只是個很無奈的妥協方案。在我看來，這個故事也很好地解答了許多素食者時常遇到的詰難，比如說「植物也有生命，難道吃素不殺生嗎？」，又或者「種菜的過程也要殺死大量昆蟲，難道吃菜就能避免傷害？」沒錯，完全不殺生的素食或許很難，但素食者與非素食者的殺生數量還是有分別的，其背後用心更有天地之遠。正如台灣學者錢永祥所言，殺一個人也算殺人，但這並不意味一個誤殺過人的人以後就能放開懷抱肆意屠殺。

我們可以不茹素，但沒有資格去質疑出於善心的素食者，說他們虛偽。希特拉憑甚麼譴責殺人犯？這豈不笑話。

梁文道：統戰還是溝通？（「中間人」之二）

【蘋果日報】「中間人」的身份是團看不清的迷霧，於是和他們見面，也就成了一樁性質模糊難定的奇事了。理論上講，或者按照他們自己宣稱的來意，他們來香港是為了「多聽意見」（也就是俗稱的「收風」）。如果這些人真有興趣在港府和中聯辦等正式建制單位之外聽一些不同的意見，又真有能力把這些意見轉給中央相關部門的話，和他們見見面聊聊天，又有什麼不對呢？更何況這些受邀會面的學者評論人都對時局多有獨特之見；又熱愛香港，希望能為它的未來獻一分力。

然而，事情不只是這麼簡單。因為好些「中間人」表現得很有來頭，似乎直達天庭，於是這些會談又好像在單純的意見交換之外，多了一層智囊發功的實際效果，可能會促成某些進步。在這種情況底下，有多少知識人拒絕得了現實的誘惑呢？畢竟說這麼多，寫這麼多，不就是為了改變些什麼嗎？至於這叫不叫做密室談判，算不算是瞞住公眾出賣民主，也就顧不得那麼多了。反正是給意見說看法，私下對「中間人」訴說和公開發表，又有多大分別？

再進一步說，我們當然有理由懷疑「中間人」的真正用心在統戰，聽意見云云只不過是幌子罷了。沒錯，這種談話最能叫人放下心防，一方面你固然能夠直陳己見，另一方面對方也會說一些你在外頭沒聽過的內幕觀點；它既能讓你覺得自己很重要，更能不知不覺地在你心上種下一些「中央」的看法，使你日後思考問題的時候少不免要顧及那些看法，束縛住你的視野的角度。比起今天許多論者朗朗上口的「五毛統戰」法，這種驟不及防的攻心技術才是對付知識份子的上上之策。

更微妙的是，「中間人」的「收風」很可能兼具多種功能，是統戰又不止於統戰，是真心想學習另類意見卻又不止於中性溝通，應時而變，進退有據。你放開心胸和他們交往，可能怕自己日久生變，不由自主。你峻拒來者，又怕是自己失職，放棄了知識改變形勢的良機。怎麼辦？回顧共產黨數十年來的策略運用，實在有太多知識人面對過這類難題。

梁文道：誰是中間人（中間人之一）

【蘋果日報】有些朋友覺得練乙錚的事情很蹊蹺，上頭怎麼會派人下來和他談文章轉載權的事呢，而且還要特地聲明給稿費。那些不都是早已刊的作品，以內地媒體的習慣，應該說用就用，何必勞師動眾？就算他們版權意識特別高，但他們究竟想用什麼刊物來轉載練先生的手筆呢？莫非是「內參」？其實這種事情一點也不神秘，它只不過是傳說中的「中間人」的常用招數而已。最近，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的陳健民教授響應戴耀廷教授的「佔領論」，便表示該說的話早已說透，到了終極普選這一關，真假判然，再也沒什麼好商量的了，所以日後將拒絕再會「中間人」。王岸然先生對這條消息很在意，在他的專欄裏認為這是民主派學者首度公開「中間人」的存在，覺得他們以前一定搞過密室協商，背着七百萬港人議定香港的政制政事。

到底「中間人」是誰？他們來自何方？和他們見面談話，說說自己的意見，又算不算是種政治上的暗箱操作呢？這真是個頗有趣有意思的問題。有趣，是因為圍繞着「中間人」的一切都很模糊，牽涉到不少政治原則與策略思考的灰色地帶。有意思，是因為它的影響可大可小，小的時候又如輕風吹過不留痕；大起來卻決定了一個知識份子的基本抉擇，甚至整個社會局面的走向。

首先我們得搞清楚，「中間人」的存在從來不算什麼太了不起的秘密，在香港見過「中間人」的評論人與學者在所多有，只是大家很少公開拿出來談，媒體也沒有系統挖掘罷了。但這些「中間人」的身份可就很難講了，因為他們自己就往往含糊其辭，有意無意地替自身具體職位和背景抹上一層神秘色彩。且看明智如練先生，他竟然也要透過人家送他一本習仲勳傳去猜測對方可能來自「習派」。好玩的是，一本習仲勳傳就真的算是習系的身份證嗎？那豈不是任何一個人都能在路邊報攤買一本來嚇唬人？這又是「中間人」的慣技之一，拆穿了便一點也不稀奇，猶如內地企業老總辦公室牆上掛的領導人合照，全是「等你知道我幾猛料」的可笑陳套。要知道，在北京就連一個的士司機都會說他「海（中南海）裏有人」。所以，我們根本不能輕易斷言「中間人」的來歷。聲稱自己代表「西環」去和反國教家長組談話的前梁振英助手，就是眼前最佳人辦。

梁文道：兩面討好

【蘋果日報】不過一百年前，公曆仍是一套陌生的舶來品，大部份中國人都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但在更早的年代，原來已有一小群中國人開始試着跟隨這套西來的曆法行事，結果夾在兩個世界之中，不知如何是好。這群人就是明朝的天主教徒了。

以前認識天主教會來華的歷史，通常只會注意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在上層仕紳階級大放光彩的故事，惋惜「禮儀之爭」如何毀掉了他們辛苦建立的基業。但近年看到一些新研究，才曉得他們的老對手道明會與方濟會其實並沒有傳說中的那麼保守，而且還在閩東一帶的下層社會扎下了根，硬是挺過了雍正禁教，甚至熬過了中共建政，綿延至今。在這艱難的五百年裏，時間的衝突自不可免。

就拿過年來說好了，我們都知道傳統天主教徒要守齋期，不能在那段日子裏吃肉；可萬一齋期正好撞上了農曆新年，信教的中國農民應該如何是好？閩東這片地方的百姓本來就窮，平日不多肉食，你要他們在其他日子齋戒，簡直易如反掌。但正月那十來天卻是補充動物蛋白質的難得日子，就算再窮，家家戶戶也會設法宰掉養了一年的肥豬。這個時節要信徒不嚐肉味，豈不太過不近人情？於是道明會神父從善如流，准許教友在大年三十和初一、初二這兩天放開懷抱，反正農曆新年碰上四旬齋期是不知多少年才一閏的巧事。

可平常的禮拜曆就會給大家帶來更大的麻煩了，依照常規，主日必須安息；但中國社會沒有這種例行休息日的習慣，天天工作才算正常。一群教徒要在主日集會，男女雜處一室，本就惹人嫌疑，那些不信天主教的親友鄰舍又怎能容忍他們這天不下田不幹活呢？一向開明變通的耶穌會士還好說話，瞭解中國農民的苦幹勤勞，對很多事情隻眼開隻眼閉。但道明會呢？經過宗教法庭審裁，他們堅守住了主日彌撒，譴責耶穌會的紀律鬆弛，但也不免妥協，特許信眾彌撒之後回到崗位工作，算是天主教保守派與中國現實之間的協調。

同時活在兩套時間秩序與它們背後的世界觀裏，從非易事，尤其在那個神聖價值仍未遠去的時代。那一小群人的困難與機變，是我們這個世俗社會想像不到的。

梁文道：舊曆

【蘋果日報】寫完昨天的專欄，才忽然醒覺自己怎麼又在年度回顧，西曆新年回顧一趟，然後舊曆新年再來一趟。如果每年交接都該總結去年行事，那我們豈不得在很短的間隔內總結兩次？因為我們擁有兩套參差重叠的時間秩序。

計日的時曆並不只是抽象的計數系統，不是手機屏幕上的跳字，也不純是手錶錶面指針的規律移動；它更是一種社會規範，是意義豐滿的日常生活之基礎框架。不同的曆法，不同的計日方式，都各有一套自己的文化意涵。最極端的例子莫如七日為一單位的「週」，它無涉自然，和任何星體的移動都沒有關係，純粹來自古代猶太人的創世傳說，日後則成為信徒工作安息的行事依據。再後來則經過改造，是基督信仰和伊斯蘭共享的習慣，終於又成了全世界都走得通的作息公約。它或許保留了一點宗教的痕跡，例如禮拜天放假，只是抽掉了神聖的價值，於是非信徒在這天可以出外遊玩。同時，它還發展出自己的世俗新約，是聖典和教義料想不到的發明，比方說博物館星期一放假的行規。甚至它對一般人產生了只在我們這個時代才有的意義，譬如「禮拜一的憂鬱」。

每年都要過兩次「年」的我們，又該如何區分這兩種年的價值和意義呢？

不像日本那樣，徹底取消了農曆，直接把舊曆的行事搬到公曆去辦。袁世凱替我們發明了「春節」，於是華人可以換個樣子照過農曆的新年。韓國人守舊，把它叫做「舊正」，規矩比華人還多。越南人更簡便，直接稱之為「節元旦」，似乎不把公曆的一月一日當回事。

既有兩套新年，也分別給它們取了不同的名字，情感上就得相應差異，否則說不清楚徒增煩惱。好比今天的香港，公曆新年還真是公共的事，乃政府機關商業機構正式結算與啟始的日子；但它又極端個體，是每個人肆意尋樂的自由假期，沒有農曆新年的包袱。是的，農曆新年就要講究許多責任了，是家族親友連繫感情履行義務的時候，正好夾在公共與個體的中間，備受拉扯。很多人高興，但有更多人開始覺得疲累，這樣的舊世界，還能在這個抽象的宇宙裏存活多久？

梁文道：印度人不害

【飲食男女】全世界做素菜恐怕沒有比印度花樣更多，口味更妙的了。在香港吃齋要是吃怕了平庸羅漢齋的曖昧，厭倦了老式廣東齋的重複，印度齋菜館通常便是最好的選擇。為甚麼印度人那麼懂得烹調蔬食呢？理由很簡單，因為印度素食人口的數目實在太大， 12億人裏頭，茹素者居然接近四成，其中還有兩億多是連蛋都不吃的。為了遷就這個巨大的市場，印度麥當勞還特地開設了全球首家素食外賣站。老麥都得低頭，就更不用說 Pizza-Hut了，他們在印度的連鎖店早就把菜單上超過一半的選項換成素菜了。

除此之外，很多人也相信印度是素食主義的發源地，起碼有三千年的歷史。像我上回提到的畢達哥拉斯，有些學者便認為他的素食主張是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響（印度和希臘的文化交流確實比一般人所想像的繁盛古老，亞歷山大大帝固然把希臘藝術帶去了印度，印度哲學和數學傳入希臘世界的時間可能更為久遠）。

想想看，一個文化既有三千年不斷的素食傳統，又坐擁從喜瑪拉雅山直到恆河三角洲這片土地上的豐盛物產，還要有四、五億人天天堅持吃齋；他們的素菜怎能做得不好？又怎能弄得不別出心裁呢？

我們可以找出很多理由去解釋這麼獨特的印度道路。環境限制、人口壓力，甚至政治結構，都是決定一個社會吃肉多少的重要條件。但比起觀念，這些條件的影響都算不上甚麼。依照我們中國人的常識，社會地位最高、權力最大的階層，理當吃掉最多的肉，所以「肉食者」在古代中國幾乎就是掌權者的同義詞。但你看印度的婆羅門，位處種姓制度頂層，卻偏偏以素食為貴，反而把吃肉的「福利」送給底下不如他的低等族群。其中分別，正在於觀念。而主宰印度飲食選擇的最重要的觀念，莫過於「不害」（ Ahimsa，也可譯成『不殺生』、『無傷』，或者『非暴力』）。

所謂「不害」，大抵就是不要傷害眾生的意思。受到上古吠陀思想的影響，差不多印度各大思想流派和宗教信仰都接受了因果循環的說法，他們都相信世間眾生的生死輪迴，沒有任何一個生命的終結是真正的終結，它總會「投胎」轉世，再以另一種形式，另一種面目出現在這個世界上頭。所以你傷害任何一個生物，都近似於傷害另一個人。而這因果，又不單是生死的輪迴，它還是各種生物之間的複雜連繫，有點接近今天所說的生態系統。過度破壞其他生命的存續機會，災禍遲早也要降到人類頭上。

簡單地講，「不害」正是一種盡量不要傷害生靈的道德律令，是一種避免惡報，乃至於擺脫輪迴之苦的基本途徑。所以吃素便顯得理所當然，是注重靈性修練及信仰虔敬者的必行本份了。然而，那個一直徘徊在素食者頭上的老問題又回來了：植物算不算「眾生」？如果植物也有生命，憑甚麼我們又能吃它？當然，現代科學已經告訴我們，植物不同動物，沒有意識沒有感情，不在印度人所講的「有情眾生」之列。可在兩、三千年前的思想家宗教家那裏，這個問題又該如何解決呢？莫非真要信眾食泥？

梁文道：同志

【蘋果日報】去年立法會選舉過後，剛當選的陳志全便公開了自己的同性戀性取向，成為香港出櫃議員第一人。落敗了的對手十分不滿，譴責他「欺騙選民」，結果這個說法也成了香港選舉史上最好笑的笑話之一。

讓我們想像，假如有一個議員在當選翌日便煞有介事地公佈自己其實是個異性戀者，大家會有什麼反應？為什麼只有同性戀者才會面對出櫃的問題，而異性戀者卻不必為此苦惱，也用不着遭到隨之而來的種種指控？當我們在選擇一個議員的時候，難道他的性取向就有這麼重要嗎？或許有人會假設，一個同志議員肯定會把性傾向的議題帶進議會，所以他有責任早早出櫃，好讓選民眼睛雪亮。可是，難道一個異性戀議員就不能或不該在議會裏面討論這些議題嗎？從什麼時候開始，「性傾向」這個字眼成了專屬同性戀或其他多元取向者的專屬用語？我們活在如此一個不公義的社會之內，難道受益的多數可以漠視少數人的苦痛，以為自己雙手乾淨，與此無關？

去年另一個讓人欣慰的事情，是《號外》雜誌的變身，二月份這一輯同志專題真是叫人眼前一亮，簡直算是三十年香港同志運動大檢閱。雖然受限於雜誌性質，個別文章無法寫得太深，也有些以訛傳訛的舊說（例如「同志」一說的來源，真正首創這個絕妙念頭的人應該是邁克，而非林奕華），但這輯專題還是把本地時尚生活雜誌推到了一個新邊境。

話說回來，《號外》本來就該如此勇進，畢竟它是當年小明雄戰鬥的老地盤。但是不知怎的，這本全華文世界第一份以城市生活為主題，真正代表香港精神的老牌雜誌，卻漸漸走到了無關痛癢的地步。直到最近兩期，先有「學民思潮」的青年上陣，再亮出了明哥慢必，終於切入當下核心，恢復了香港前衛的本來面目。

有趣的是，主理這場變革的，竟是連粵語都還不會說的台灣人張鐵志。但有誰會關心這種無謂的身份問題呢？海納百川，盡取天下新銳，這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凡參此大業者，皆為同志。

梁文道：犧牲（殺生之三）

【飲食男女】由於耕種難免要犧牲許多無辜小生命，所以素食者其實也迴避不了殺生的困惑。且模仿保羅‧麥卡尼所構想的透明屠房，在城市中心闢一片菜園，再弄一間透明小屋陳放每日被殺死在田地上的蝸牛和毛蟲，讓大家看看自己吃菜的代價。這會不會使得我們連菜都不敢吃了呢？寫到這裏，我知道一定有人以為我接下來就要譴責茹素的虛偽了：「你看你看，嘴巴上說不殺生，結果還不是毀滅了無數生靈？」

不，這還不算最壞，因為我們還可以沿着部署素食的那群人的思路，進一步追問：「難道植物不算生物？吃菜不算殺生」？這個問題似乎很棘手，但解決起來並沒有表面上看的那麼困難。因為大部分站在動物倫理學立場上的素食主張，並不在乎最抽象最廣闊定義上的生命；他們真正介意的，或許是那些被吃的生物和人類的近似程度（愈是像人，就愈可能具有和人相當的價值與尊嚴），或許是那些生物感受痛苦的能力。尤其感受痛苦這一條，是很多素食者拒絕吃肉的根本理由。在他們看來，動物有神經有大腦，和我們一樣會感覺到刀割水燙的巨大痛苦。我們怎能為了一己的口腹之慾，就對雞鴨牛羊狠下殺手，讓牠們飽受肉體的折磨呢？相反地，植物雖然也是生物，也和人類共有部分基因（比如香蕉，它的基因就有百分之三十和人類一模一樣）；但它們既不會恐懼，也不會疼痛，與動物截然不同。換句話說，我們之所以能夠大啖香蕉，可不是因為它只有人類的三成尊嚴；而是因為你用刀把一梳蕉從樹上砍下來的時候，它不會痛。然而，也有些人相信一種非常另類的「科學」觀點，認為植物就和動物一樣善感，不單知道甚麼叫痛，甚至還喜歡聆聽溫柔優美的旋律。曾經流行的《植物的秘密生命》便是這類觀點的集大成者，全書充滿各種各樣的道聽途說，以及不合格的所謂實驗結果，目的就是要把植物說得十分玄秘，彷彿也有靈魂。

不想讓植物受苦的素食者大可放心，這套觀點根本站不住腳，因為它完全誤會了植物的「感官」和動物的感官之差異，將它們混為一談。沒錯，植物可以感知光源的方向，可以分辨其他植物和動物的氣味，甚至還有某種形式的「觸覺」（捕蠅草便是探討植物觸覺的典範品種）；但這些感官能力與動物的最大差異便在於神經之有無。也就是說，即便植物擁有基於電訊基礎的機械感受，例如豆苗碰到欄杆就會自動纏繞成蔓；可它沒有神經去把這些訊號傳到大腦，它更加沒有甚麼大腦。因此，植物又怎麼談得上痛或不痛呢？痛也好，爽也好，這會是動物才能知曉的主觀感受。

當然，假如你是某種宗教或者精神傳統的忠實信徒，對植物生命別有特殊而堅定的看法，那麼科學的力量就不大管用了。比方說畢達哥拉斯，這位人類史上其中一位最偉大的數學家，古希臘世界傳說中的神秘智者。知道他是怎麼死的嗎？那天傍晚，他的仇家帶領一大群流氓攻擊畢氏弟子聚居的住所（這個仇家是位有身份的貴公子，曾想投入畢氏門下，但遭到拒絕，因慚生恨）。他們先是放火，逼得人人倉皇奪門，再持刀劍等在門外伏擊。弟子們拼死擋住追兵，好讓老師順利逃生。沒想到年邁的畢達哥拉斯好不容易先走幾步，卻在一片豆田前面停了下來。因為這位堅持茹素的神秘大師相信豆子裏藏了人的靈魂，是人類輪迴的一環。他從不吃豆，就算到了這個時候，也不願意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踩死一大叢的豆苗。他就這麼站在田埂邊上，迎着落日注視眼前金黃的苗圃，有人說他當時的目光溫柔，帶着無限憐愛，因為他知道這是他此生看到的最後景象。然後，一把利刀從他背後伸過來劃過他的咽喉，噴濺的鮮血灑在這方暮日底下的豆田。

梁文道：回家

【蘋果日報】我從來沒試過春運火車的滋味，但是我能猜到那是個什麼狀況。二十多年前，從廣州去北京的火車還有老式硬座，全程三十多小時。我揹個包，連滾帶爬才擠得進那沙甸魚罐頭似的車廂。座位不都是編好號碼的嗎？車票不都是按號發售的嗎？怎麼可能會有這麼多的人？他們是怎麼進來的呢？不管了，反正沒位子可坐，我又年輕，乾膽硬站三十五小時搖搖晃晃上北京吧。

每一連座位原來可以坐兩個人，但真實的情形是像插針般地擠進了四個，最匪夷所思的是椅子底下那又狹小又骯髒的地上居然還又躺了一個。站這一趟車，我學懂了放棄自我，起碼懂得了放棄自己的身體。先是忘記那些流着汗水的軀體如何全程貼住自己，再來是聞不到揮之不去的體臭與口臭。還試過有人忍不住噴痰，正好噴到自己的衣領；過了一會兒，你就視而不見了。可惜陶傑兄大概沒有類似體驗，否則這種經歷足夠他的生花妙筆寫足半年。

有趣的是，坐久了的人睡醒之後，居然也會扯一扯站在身邊的陌生人，示意換他坐坐。等到中間有人下車，空了一點，帶着乾糧花生的，竟然要分我一些，看我一路沒東西吃，似乎挺可憐的樣子，要上廁所又該怎麼辦呢？只要你喊一聲，人群紅海會盡量給你挪出一條路。直到你打開廁所的門，才發現裏頭也坐了兩人，他們會很不好意思地借讓出來，還叫你上完廁所就乾脆在裏頭坐一會休息一下。

很多年前，吳明林叔叔介紹我去看一則圖片報道，好像是《時代》雜誌的手筆。它講的是正是中國春運，但選了一個在東莞當小姐的四川女孩做主角，記者跟着她一路向西回家，答應絕對不跟她家人揭穿她的工作真相。這段旅程先從大巴起步，開開停停兩三個小時之後，再換上火車，然後再過好幾個小時到了成都。下得火車，又上大巴，去到川西某座縣城，就要交替換乘小巴和摩托車了。終於到了村口，由此上山再過一小時就是家了。那天，很冷，天又下雨，女孩的爸爸打了一把傘等在村口。最後一張照片拍的就是父女倆走在山路上的背影，父親在前拖着女孩的手，女孩走在父親身後，終於回到了女兒的姿態。

梁文道：水貨客

【蘋果日報】好久沒見到「燃燈佛」了，不知道他最近怎麼樣，身體好不好。忽然想起他，是因為在電視上見到一群激動的青年，自發在地鐵站攔住拖着大紙箱的乘客，檢查他們是不是帶奶粉過關水貨掮客。而「燃燈佛」總是一副水貨客的模樣，一個瘦的老頭，拉着幾個紙箱過關，目的也確實是要把東西送去深圳幾家菜館商店。只不過他帶的不是奶粉，卻是一堆佛經和齋菜館門口常見的「結緣書」。

我認識「燃燈佛」的時候，他就已經過八十了。虛云老和尚晚年收的弟子，你說他的歲數還能小嗎。我們叫他燃燈佛，是因為一位老師開他玩笑，說他兩行白眉長得這麼長，豈不就像傳說中的燃燈佛。而且他還真是一臉慈眉善目，總是和藹微笑。你誇他身體好，他就笑着說句「阿彌陀佛」；你在他面前批評人家說人壞話，他還是一句「阿彌陀佛」。如此安靜，如此仁善，凡是見過他的朋友都希望自己老了之後像他一樣，可是幾生修到的福氣。

他以前買賣做得不錯，退休之後卻住在旺角一座老樓，簡樸乾淨，唯有檀香薰染出整室的芳華。該是享天年的時候了，他卻總是四出搜集佛學書刊，裝好包好，再一箱箱拎上深圳，送給那邊的店家。夏天的時候，暑熱難當，「燃燈佛」還是一個人拉着沉重的小車，排隊上車，排隊下車，排隊過關，再轉搭不同的公共汽車轉遍深圳。這麼做有多大意義呢？或許不大，但他就是覺得多點讓人接觸善法挺好。我在書店碰過他來取書，相熟的店家早已給他備妥東西，「X伯，啲書入晒箱啦」。一進門來，整個書店的客人都會抬頭看他，見他微笑，連對店東感恩：「真係唔該晒，阿彌陀佛」，大家也就都笑了。

老師教我們靜觀自己的情緒，也不要輕易判斷他人的對錯是非，老師還教了很多我們覺得這輩子都不會做得好的事。可是只要見到「燃燈佛」坐在旁邊一起修行，我就會感到此生還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也不必替他擔心，要是他真的被人截住，誤當他是水貨客，他必定不會緊張，也不會讓包圍他的人緊張。

梁文道：中國輸出

【蘋果日報】2009年，還在國家副主席位子上的習近平外訪墨西哥，在和當地華僑會面的時候，他說了一番叫人吃驚的話：「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這段話不只傳統左味濃厚，而且出自未來一哥，當時又正是「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說得最興奮的時候，難怪立刻引起議論。有人認為他理直氣壯講得好，老外以後最好別再拿什麼「普世」「國際」來壓我們，也有人認為這是近年中國領導人最粗白最鷹派的對外言論，日後的狀況令人擔憂。

沒錯，中國是不輸出革命，因為中國自己都不革命了。但中國就真的沒有「折騰」外人嗎？早在他說這話的很多年前，我們一群朋友便在許多場合提過中國把自己的問題「輸出」海外的可能。那時候，還有憤青批評這是其心可誅的聳聽危言。然後我們現在就遇到奶粉荒的問題了。從香港到歐洲，世界各地都碰到了大陸水貨客搶奶粉的怪事。這不是「折騰你們」，又是什麼？

用不着精研全球化現象，我們也知道這個世界實在太小，牽一髮足以動全身。同時，中國又是這麼巨大，大到一個沒人可以當它不存在的地步。奶粉、空氣污染，地下渠井蓋，這幾年來中國「輸出」了多少問題，又「折騰」了多少地方？難道我們還能關起門來，說這是中國道路發展底下「不可避免的代價」嗎？

前幾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固然弄垮了一二乳業巨頭，但受害者的補救始終不得善解，整個行業的基礎流程更是未曾理清。倒是要幫受害者申冤的人遭到逮捕，跟進調查的媒體被迫封嘴。而一些人人都知道它有問題的龍頭企業反而風風光光，不斷推陳出新地喬裝變樣，為自己的產品改出好幾個聽起來很洋派的別名。這當然是利益集團壟斷的後果，當然是政府自己管不好下頭的典型案例。

如今眼睛雪亮、袋中有錢的國民大舉出征，讓境外的幼嬰斷糧。連孩子都吃不飽了，這下人家總可以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了吧。

城市快報訪梁文道：好的寫作不能直面現實

問：你對一些社會現象的評論總是很尖銳，這或許也讓一些人覺得，這個世界很糟糕，你認為這個世界會好嗎？

梁文道：我在《味道》這本書的序言中寫道，現在這個時代我們為了現在捨棄未來，我們跟這個現實跟得太緊了，緊到我們幾乎看不出可能性了。但是如果我們從寫作裡跳出來，把它置換掉了，我們就容易看到：這個世界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沉重、那麼痛苦地拉著讓你非掉下去不可！

問：你是怎樣讓自己的評論和寫作的角度保持獨特的？

梁文道：注意與他人保持距離。我經常手機關機，短信是隔上一兩天才回覆，郵件也是每個月才回覆一次，微博等互聯網產品從不使用。對溝通如此迅速、聯絡如此緊密的方式，我很迴避。

問：作為著名的「知道分子」，對現實的關注會讓你覺得自己在寫作時落筆很「重」嗎？

梁文道：我舉一個例子。希臘神話中的女妖美杜莎，她看你一眼，你就會變成石頭。英雄帕修斯割斷了她的頭，他不是直接對抗她，他是拿一塊盾牌，從盾牌的折射中看到，然後一劍把她砍斷。帕修斯為什麼不怕變成石頭呢？因為他是通過盾牌，不是直接盯著她的目光，如果是直接盯著她會變成石頭，而隔著一層盾牌他就不怕了。這個美杜莎的眼神就是現實，「重」到你直接盯著她，你就會被石化，你會被拖著走，你會陷進去。

文學或者一切的寫作，包括對現實的關注應該是輕盈的，怎麼樣的輕盈呢？就像隔著盾牌一樣，永不直視現實，而是側著臉看現實。今天我們常常歌頌直面現實，我的想法恰恰相反，好的寫作不能直面現實，要歪著臉面對現實。

問：側著臉看，會不會因為角度不同而看不到真相，或者是一種避重就輕？

梁文道：對重的偏好是我們中國文化裡很基本的東西，像古代的青銅器。青銅器是國家重要的做祭祀用的物品。在中國很奇怪——古代世界各地皇權的象徵是希望做大的東西，比如大的皇宮——而中國不是，中國要做的東西並不一定要大，但是要重，比如青銅器，這叫「國之重器」。

舉行典禮的時候一些臣子拿著銅杯，其實沒有那麼重，但是臣子拿著的時候要裝出不勝其重，做出「大王，要拿不起來了」的感覺。我們常常說，「這個東西好，它很重，很有份量，很厚重」。一個作品很厚重、很有份量當然很好，但是，我想講的是，這個「重」並不是指所說的題材是否重。我理解的「重」應該是這樣的，假如你直接面對世界，你會被它拖著，只有像帕修斯那樣隔一重以後，你就飛起來了，你就輕盈了，你就像小鳥在天空一樣。

問：因為你從前總是寫一些和時事、社會、世道人心有關的東西，所以大家習慣把你當做「公知」，但你的新書厚厚的三本寫的是和吃有關的內容，你這是要轉型嗎？

梁文道：這就是我讓自己保持輕盈的方法。我後來自己寫的東西，無論是寫時事評論、寫音樂、寫電影，寫類似散文的小說，都沒有太大的分別。有的時候寫重的東西，有的時候寫輕的東西，在我看來題材本身沒有輕重的分別，有的只是我們處理的方法。假如說寫飲食很輕鬆，那是因為你對它的態度是直接的，我不敢說我每次寫作都有這樣的效果，但是我總是在想：為什麼現在的人那麼喜歡看人說吃說喝？為什麼喜歡看這樣的文章？

問：我也很想知道為什麼，現在寫吃喝的人和書都太多了。

梁文道：中國是餐館業最早發達的國家，最早有餐館，歐洲的餐飲業是法國大革命後才成熟的。但是很奇怪，宋朝的杭州有那麼多的餐館，但是沒有出過一本餐飲指南。而法國大革命之後十多年，巴黎就出了一本餐飲指南。

於是，我就想：這是怎麼回事？當你這麼想的時候，你似乎在寫飲食，但是你寫著寫著跑掉了。同樣在處理沉重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時，我也是總在想辦法不是直接地掉進去，而是我能不能把我要講的現實問題變成一個故事，變成一種敘事，在敘事中去思考它、處理它，因為我們在現實中是看不到可能性的，我們把現實拿到實驗室中，試想它的各種可能性。寫吃喝是看現實的一種方式。

問：你是很願意表達自己意見的，在網絡發達後，你認為現在的人們對自由表達的態度是怎麼樣的？

梁文道：曾經有一陣子方舟子先生批評我，說我太迷信了，有時候也批評我一些其他的事。前一陣子我在電視節目裡介紹了一本他的科普書，還介紹了兩集。後來有人說，你這麼講是不是為了向方舟子道歉，你要屈服於他？我覺得好奇怪啊，我介紹他的書就是因為我覺得他的書好，因為那個禮拜我在講中國科普書，而講中國科普作家怎麼能夠不去談方舟子？而事實上他寫科普文章的時候真的是寫得好。然後大家就說，「這是你肯定了方舟子的人格了，你不只是肯定他，你還認錯了，你還屈服了」，這種思路是今天最流行的一種思路，這種思路就跟我們常常標榜的「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是相反的。

問：你的《開卷八分鐘》做了那麼久，現在的年輕人總被批評不讀經典，你怎麼看？

梁文道：我的一個朋友說：「出版界健康的狀態應該像金字塔，所謂你認為最有知識含量、最厚重的經典本來就不會有那麼多人看。」

什麼叫經典？我喜歡讀經典，但是並不是到了鼓吹不讀經典就不能當人的地步。因為這個時代什麼叫經典已經成為疑問。假設我們這個社會共同讀過某些經典，那是因為這個社會某些一致的信仰、一致的語言、一致的談話方式是跟這些經典有關的。

但是在我們今天的這個時代，我們很難再認為有如此一套相對被大多數人接受的穩固的看事物、看人生、看世界的共同框架。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經典的地位或者名單該有誰？要去掉誰？也都引起很大的爭論。

問：你每年要在節目裡介紹很多書，又會評論很多書，那你一年到底會讀多少書？

梁文道：我常常覺得讀書讀得少才會注意到讀了什麼書，讀的書量大到一定程度之後不會計較去年讀了哪些書。但是如果講興趣，我常年在讀的是《希臘哲學》，還有一些佛教書。

記者 蘇莉鵬

梁文道：素食者的殺生（殺生之二）

【飲食男女】保羅•麥卡尼和他的女兒史提拉•麥卡尼都是知名的動物權利運動推手，介紹素食可謂不遺餘力。我許多茹素的朋友尤其喜歡保羅•麥卡尼的一句名言：「如果屠房的外牆是用透明玻璃做的，大概每一個人都會變成素食者」。這句話的要義的確是當前素食運動的常見策略，盡量讓更多人看見我們日常肉食供應鏈那看不到的部分，使大家發現可愛的小牛原來和盤子裏那塊粉嫩的小牛肉有關，令大家在飯桌上分食脆皮乳豬的時候想起一頭內臟被掏空掉了的血淋淋小豬。假如屠房就在城市中心，假如屠房真是一座透明的建築，每一個人都能看見裏頭的殺戮，地面的污血，牆上的羽毛；叫人皆有之的惻隱之心，恐怕我們就真的不能不吃素了。

可是我也時常懷疑，這類把殺生拉回到我們眼前的做法，究竟有沒有它的限度？動之以情或許是個很好的起點，但若是理智地思考下去，沿着同樣的邏輯，或許就會碰上撞牆的時候了。

旅港台灣作家蔡珠兒的近著《種地書》裏有篇文章《舞孃殺手》，值得大段引述，講的是她在大嶼山自家菜園裏的除蟲經歷：

「荷蘭豆最早遭殃，豆苗老葉都給啃了，等我發現，翠綠緞面已成透明輕紗，豆莢卷曲起皺，心痛啊，我在株間找罪魁，是種褐黃條紋的毛蟲，下手一掐，濺出濃稠綠汁。以前洗菜見到菜蟲，還要用夾子夾掉，現在氣急敗壞，哪管得那麼多，見一個揑一個，來兩隻掐一雙，格殺無赦。捉了半天弄乾淨，第二天，見鬼了，蟲子好像復活回魂，不知從哪又冒出一堆，蠕蠕在豆上鑽孔。我繼續暴力鎮壓，殺到手軟，但這頭沒平定，那頭又騷亂，台灣小白菜也蛀了，滿葉瘡痍如破網，有的只剩脈梗，菜青蟲肥頭胖耳，大口大口啃得正歡」。

除了菜青蟲，蔡珠兒還要對付果蠅、吊絲蟲和一種形如鳥糞的小蟲。為了徹底殲滅這堆「害蟲」，她決定調查牠們的身世，以收知彼之效。結果這一查，她才發現：

「原來黃紋毛蟲會變成紋白蝶，吊絲蟲會變成小菜蛾，菜青蟲會變成白粉蝶，而枯葉上的鳥糞蟲，原來是柑桔鳳蝶的寶寶，將來會蛻化成闊袖窄裳，黑紋紅花的舞孃，是島上常見的美麗生物，我還教過鄰居的小孩辨認牠呢。愈看愈心驚，沒想到自己竟是鳳蝶殺手，手上綠血斑斑，扼死多少大自然的舞孃」。

蔡珠兒的故事讓我想起以前住家附近一位老伯，他也在村中空地經營了一小方菜園。每逢春夏，正是蝶影翩飛的好時節，樹叢花間點點粉黃淡紅，煞是好看。可這位老伯卻如少女般地逐着牠們撲來撲去，不是為了好玩，那是真的想殺死牠們。理由就是要斬草除根，連交尾產卵的機會都不給。

我更難忘記那年參觀一座現代化大農場的經驗。一般的除蟲殺卵就不必說了，在好些種豆的區塊上，便連蟻都不能放過。尋查蟻窩，整族滅絕，乃是工人們定期執行的任務。每天清晨，他們更得趕在曙光未露之際起床，為的是要捕殺專門到這時刻才爬出地表的小田螺。那些外殼鮮紅的小螺，一來就是一大群，有時候甚至可以佈滿整塊田地。那種場面之奇詭慘烈，實非言語可以形容。

閒下來之後，我請教農場少主算數。想了一想，他說：「種這幾十畝地的菜，一個月大概要殺一噸重的蟲吧」。

梁文道：維穩香港（敵我邏輯之三）

【蘋果日報】敵我邏輯實非專屬中共，由敵我思維所引起的激烈對抗，更加不是香港獨有。從以巴幾十年來不斷的血腥戰鬥，一直到近年美國左右兩翼的對壘，我們到處都看得見這種思維方式的固執與可怕。它的可怕，還不單是從不信任對手；而是偏執地把自己永遠設定在「這是一個最危險的時候」，總是要為自己尋找敵人。就算眼前看不到敵人，也能替自己生產出潛在的敵對勢力，好讓己方一直保持在緊張的戒備狀態，維續一套動員體制。如果真有敵手，那就再好不過，雙方可以一邊對抗一邊延續自己的元氣與生命，它們彼此需要，彼此是對方的傷口與刀，而且越走越極端，終於在己方陣營逼出一個比一個激進的原教旨鷹派。

然而，香港的情況比較令人擔憂的地方，是深埋在中央對港工作單位底層的敵我思維，會不會順便染上近年大陸的維穩病。所謂「維穩病」，就是以前我也在此談過的那種變態官僚邏輯：因為這個地方有維穩對象，所以我才有事可幹；所以我必須保持維穩狀態的存在，即便天下太平，也得生生逼出威脅穩定的敵人。否則我如何證明自己的價值？又如何增加自己的資源和人員編制，乃至於擴張手上的權力呢？

中聯辦更換最高領導班子，被認為是要舊人替錯舉梁振英負責。但這真的會為這些處理香港事務的相關部門帶來改弦易轍的變革嗎？很難講。別忘了○三年七一遊行之後，中聯辦也曾因為「收錯風」而受到指責。後來他們的工作可有做得更加到位？更加體察香港民情嗎？為什麼自那時候開始，質疑「西環治港」的聲音反而更加響亮？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不滿反而變得愈加高漲呢？

我最害怕的，便是這裏出現了類似維穩邏輯的官僚惡疾。如果香港根本沒有「亡我之心不死」的仇敵，那還留着這麼多人幹什麼？因此，從元老支聯會一直到青嫩學民思潮，對付他們，都必須得上升到敵我矛盾的層次。正是敵人越多，我越重要。接下來就是要把局勢巧妙地控制在一個均衡狀態，既不能搞得太糟讓上頭說我沒用，也不能弄得太過平靜使上頭覺得用不着我。

但願這只是杞人憂天。要不然，香港想繁榮穩定都幾難了。

梁文道：合理偏見（敵我邏輯之二）

【蘋果日報】香港可不簡單，你看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榮譽學生》（The Honourable Schoolboy），一座外國記者俱樂部在他筆下簡直成了個間諜窩，滙聚各路人馬，關係錯綜複雜；這座城市真不愧是伊斯坦堡以外最活躍最奇詭的諜報中心。當然，這都是老黃曆了，冷戰年代的故事在今天還算是現實嗎？

「現實」這玩意並不客觀，決定其像貌意義的，往往在於觀看現實的角度，解釋現實的方法。在中共眼中，冷戰年代的香港既是一道難得的窗口，也是一個危險的化外之地，其地位無異於一個不起硝煙的戰場。在那個年代，所謂的對港工作難免就要染上一層秘密的地下色彩了。對付這種地方，很難不拉緊敏感的神經，把原有的敵我思維上升到一個非同凡響的戰略高度。這套思維，這種態度，便幾乎貫穿了一切相關單位，成為它們工作的原點和慣性。直到今天，這套在歷史當中積澱下來的意識，恐怕還很難擺脫得掉。這中間也不是沒有人試過改變，例如許家屯，結果他「叛逃」了，由此更見香港形勢之凶險，原有意識之不能鬆懈。

在這樣的觀點底下，把李柱銘說成是裏通外國的漢奸，懷疑○三年七一遊行的背後有英美黑手，將本土政治運動提升為「其用心不可告人」的敵對力量，便都成了「很有道理」的解釋了。面對這套自我證成，自我合理的邏輯，你跟他分析香港民怨的成因，政治制度的缺陷，其實都沒有太大的用處。偏見之所以是偏見，正在於固執。再多的事實說明，它都能選擇地忽視；再多的學理分析，它都能系統地扭曲。在這麼獨特的角度底下，他們會問的問題不是香港人為什麼要生氣，而是誰在煽動這些怨恨？那些「煽動者」又有什麼目的？他們彼此之間是什麼關係？……

一旦把局勢鎖定在敵我鬥爭的格局，你就會主動尋找敵人了。明明沒有，這種邏輯會替你生產幾個。明明可以緩解的矛盾，他害怕自己不夠強硬會敗下陣來。這種思維很遙遠很怪誕嗎？一點也不。就像現在的反共狂熱，居然連自命最反共，政治立場上已經非常本土的陳雲，也能被這陣烈焰燒出「投共五毛」的「真面目」。我們還可以說些什麼呢？

梁文道：香港的另類讀法（敵我邏輯之一）

【蘋果日報】去年11月，張曉明仍未就任中聯辦主任，便先寫了一篇題為「豐富『一國兩制』的實踐」的文章和香港人打招呼。這篇提醒特區政府別忘了替《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文章，引起過一陣爭議。我記得當時有不少論者以「火上加油」形容它的效果，說它又會惡化內地和香港矛盾，加劇港人對中央干預本地自治的憂慮。的確，那篇文章來得真不是時候。一方面，國民教育的問題還沒完全過去，香港人越來越懷疑梁振英是兒皇帝；另一方面，有些香港青年開始把「自治」提升到了獨立的地步，把港英旗幟舉得比「龍獅旗」還顯眼。那時候還在做港澳辦副主任的張曉明怎麼會在這個節骨眼上主動提起23條呢？

許多寫評論的朋友苦口婆心，總是想規勸中央要員體察香港民情，盼他們「讀懂香港這本大書」。他們老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香港人的怨氣另有由頭，是政經制度扭曲的結果，必須治根治本，切不可再主動把它引向中港對敵的死局。我看他們當時回應張主任這篇文章，走的大概也是這個路子。

可是，我們有沒有可能換個角度來看，也許問題並不在於人家讀不懂香港，也不在於不願讀懂；恰恰相反，處理香港事務的袞袞諸公根本就另有一套閱讀香港的方式，而且一樣讀得津津有味。

說來簡單，這套讀法的主旨便是我們今天也能在梁振英身上見到的敵我邏輯。具體認識這套邏輯的實際操作，不能只是大而化之地把它歸結到抽象的共產黨傳統，還得了解香港這塊地方在這個傳統裏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