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敵我邏輯實非專屬中共，由敵我思維所引起的激烈對抗，更加不是香港獨有。從以巴幾十年來不斷的血腥戰鬥，一直到近年美國左右兩翼的對壘，我們到處都看得見這種思維方式的固執與可怕。它的可怕，還不單是從不信任對手；而是偏執地把自己永遠設定在「這是一個最危險的時候」，總是要為自己尋找敵人。就算眼前看不到敵人，也能替自己生產出潛在的敵對勢力，好讓己方一直保持在緊張的戒備狀態，維續一套動員體制。如果真有敵手，那就再好不過，雙方可以一邊對抗一邊延續自己的元氣與生命，它們彼此需要，彼此是對方的傷口與刀，而且越走越極端，終於在己方陣營逼出一個比一個激進的原教旨鷹派。
然而，香港的情況比較令人擔憂的地方，是深埋在中央對港工作單位底層的敵我思維，會不會順便染上近年大陸的維穩病。所謂「維穩病」，就是以前我也在此談過的那種變態官僚邏輯：因為這個地方有維穩對象，所以我才有事可幹；所以我必須保持維穩狀態的存在，即便天下太平，也得生生逼出威脅穩定的敵人。否則我如何證明自己的價值？又如何增加自己的資源和人員編制，乃至於擴張手上的權力呢？
中聯辦更換最高領導班子，被認為是要舊人替錯舉梁振英負責。但這真的會為這些處理香港事務的相關部門帶來改弦易轍的變革嗎？很難講。別忘了○三年七一遊行之後，中聯辦也曾因為「收錯風」而受到指責。後來他們的工作可有做得更加到位？更加體察香港民情嗎？為什麼自那時候開始，質疑「西環治港」的聲音反而更加響亮？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不滿反而變得愈加高漲呢？
我最害怕的，便是這裏出現了類似維穩邏輯的官僚惡疾。如果香港根本沒有「亡我之心不死」的仇敵，那還留着這麼多人幹什麼？因此，從元老支聯會一直到青嫩學民思潮，對付他們，都必須得上升到敵我矛盾的層次。正是敵人越多，我越重要。接下來就是要把局勢巧妙地控制在一個均衡狀態，既不能搞得太糟讓上頭說我沒用，也不能弄得太過平靜使上頭覺得用不着我。
但願這只是杞人憂天。要不然，香港想繁榮穩定都幾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