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食男女】讀點歷史，你會更加困惑，原來英國竟曾以美食著稱。真的，早在都鐸時代以前，歐陸各個王室就在流傳英格蘭的盛宴傳奇，大家都以參加過海峽那頭的豪門夜宴為榮，沒去過的則一邊流着口水一邊幻想那些充滿想像力的神奇菜餚。相比之下，法國根本算不上甚麼，因為我們今天所知的法國菜在那個年頭還不存在。到了啟蒙時代，法國出過一股英國熱，巴黎頗有幾家英式酒館，很受歡迎，文人雅士都說還是對岸的東西好吃。
這一切聽起來是那麼地不可思議，法國人竟然艷羨英國佬的食物？如果他們不是說謊，如果歷史的記載全是真事，那英國的飲食文化一定是經歷了一段由盛轉衰的巨大變化，從前很好，只是後來壞了，而且一路壞下去，直到最近十年。我們今天去英國吃喝，很難證實古老的傳說，但也不是全無蛛絲馬迹可尋，因為倫敦就有幾家立志守住傳統發掘歷史的名店。看看他們怎麼復活過去的榮光，當能想像英格蘭飲食的昔年盛況。St. John就不必多說了，這家裝修樸實但名氣極大的店子幾乎上過所有電視飲食節目。就連蔡瀾都把它列進必吃名店，所以去過的香港人很多。由於他們標榜不浪費任何生命，保證要把一口畜牲由頭吃到腳，菜單裏便有不少內臟，大家吃過都說原來老外也開始懂得內臟的妙處了。可是老闆Fergus Henderson多次明言，他的靈感全在過去，英國人本來就會在各種古怪臟器上搞花樣。說得也是，牛肝豈不正是英式餐館的必備項目？更不必談蘇格蘭的Haggis了。還有「Rules」，這家倫敦最古老的食肆，自1798年以來就保存了傳統英國食物的精華，沒有太多花俏，老老實實，把大家心目中很平凡的英國菜做到最好，每個去過英國的食客大概也都會光顧。比較讓人意外的是「Quo Vadis」，開在人來人往的蘇豪區，沒有太多外國遊客注意，我也是為了它那座房子是馬克思故居才專門一探的。菜單就是一張紙，每道主菜都不超過十九鎊（以倫敦而言，算是中高價格，很公道了），菜名也都簡約得很。可是它的食物真做到家了，最常見（也最容易被小酒館做得無味）的煙鰻魚也弄得味道豐滿，最單純的燉牛臉肉也都調冶得用心細緻。廚藝是帶了點法國風沒錯，但每一道菜的菜譜卻都流着英倫三島的純正血統。要說傳統，又怎能忘記「肥鴨」大老闆Heston Blumenthal那家未開先轟動的「Dinner by Heston Blumenthal」呢？就在曾蔭權指定入住的文華東方地下，周一到周日開足七天天天滿座。這家店開了不到一年，就被選上某礦泉水贊助的全球一百大餐廳排行榜的第九位，得了米芝蓮的第一顆星星。雖說這個排行榜很不可信，反映的是食肆的火熱程度多於真正實力（有甚麼食家敢說自己年年吃遍全球，夠資格給全世界的餐廳排名？）；但它這麼受歡迎，一年多後仍是「talk of the town」，我想多少有些料子吧。可是我仍然擔心，在這位極懂公關噱頭極擅做騷的老闆手下，這家宣稱菜單上每樣菜式都有來歷，而且歷史全都不短於一百年的潮店，會不會名不副實。尤其那些所謂「被歷史遺忘了的英國經典」，它究竟真是俊美老殭屍還陽復活，還是另一次分子料理實驗出來的科學怪人？
2012年8月31日星期五
梁文道：失落了的英國（發現英國之二）
梁文道：拯救歐洲
【蘋果日報】很多人在外地旅遊都曾遭遇過不好意思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時刻。例如碰上一大幫穿着短袖反光質地有領T恤，還要把T恤衫尾塞進繫了Gucci皮帶的西褲裏頭的平頭中年漢子，他們擠過人群，正站在〈蒙娜麗莎〉前頭勝利合照。又比如參訪一間曼谷的寺院，鋪滿了大理石的地面冰涼沁人，其上一座水池蓮花盛放，赫然看見花叢中一塊木牌顯眼地寫上「請勿丟擲硬幣，請勿吐痰」，而且又用簡體中文書寫。
然而，這都是過去式了，現在情況不一樣了。
我就遇過新時期不好意思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時候。比方離開歐盟，在機場排隊退稅，後頭有人拖着一個LV大皮箱，箱上還扣着價錢牌子，明顯是剛剛在地買下的戰利品，特地留着價錢等待退稅關員檢查。前面呢，則見一人低首檢查手上一疊厚厚的退稅單據，忽然抬頭高喊：「林總，還有一張十二萬歐羅的單子呢？怎麼不見了，是不是在你那裏」？十二萬歐羅一張單子？我偷瞄他手中那一大堆消費憑據，再看看自己懷裏那可憐的幾張紙條；天哪！我全部開銷都還抵不過人家一次花費的退稅稅款，還好意思排在這裏退消費稅？
再說那些沿着隊伍給人檢查單據的關員，他們一見亞洲臉孔就用普通話招呼「你好」，再也不像十多年前那樣自動自覺地說日語。而且一路下來，每一個人還真的「你好」回去，真的全是中國遊客。萬一等一下輪到我怎麼辦？
我買的東西不多，花的錢太少，實在配不上當中國人。要是拿出特區護照辨明自己那不一樣的香港人身份呢？豈不更叫人笑話，你看你看，果然是「港燦」「港農」，沒錢就是沒錢。所以我考慮了一會兒，能不能假裝日本人。對不起，真對不起，我們的經濟也很不好，拯救不了歐洲，給你們添麻煩了。
2012年8月30日星期四
梁文道：那個看過地球的人
【蘋果日報】岩士唐去世的消息傳來，爵士歌手Diana Krall正在洛杉磯獨奏演唱會的露天舞台上頭，她抬頭看了一眼夜空，然後低首在鋼琴的鍵盤上彈出了慢版的〈Fly me to the moon〉。如此輕盈，如此低迴，確實是紀念這位第一個在月球上留下腳印的人類的好方法。
岩士唐踏上月球的那一天，我還在母親的肚子裏面，因此所有關於那一天的故事，於我皆為傳說。據說那天晚上，有無數人推開窗戶，或者走出家門，他們看着天上的月亮，並且深知自此之後，我們注視這顆衞星的眼神將不再一樣。那天有人在家裏開派對，也有孤身上路的騎士急忙停車尋找裝了電視機的旅店。看不到電視的，則守在收音機旁邊，側耳靜聽喇叭傳出一把被雜訊干擾的暗啞聲音：「這是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
小時候，我以為說得出這句話的人一定十分驕傲，後來我才知道事實不是這樣。因為岩士唐本來可以把榮耀獻給美國，但他沒有。正如他曾簽署〈外太空協議〉，聲明月球探索屬於全人類，並且只限和平用途，至今仍讓不少美國鷹派悔恨。甚至就連那句名言，他都幾乎是費盡力氣才能掙扎道出。
他知道冷戰是什麼，也知道太空競賽的意義；但他壓抑自己，不願參加太多造勢宣傳，不四處巡迴宣揚國威。他只是堅持：「太空競賽是最有意義的和平競爭，人類的科學探索因此進步」。
他當然是個名人，甚至是整個地球最出名的人；可他不是我們所熟悉的那種「名人」。退役之後，回到家鄉，他教書、經商、做社區服務，從不標榜使自己成名的那個頭銜。他不出自傳，甚至不太願意在人家給他寫的傳記上簽名。他不太接受訪問，不上電視清談節目，不喜歡公開演講，更不會搞什麼棟篤笑。就像《華盛頓郵報》所說的，每個電視台因此都苦於材料不夠，除了那趟登月之旅，你實在找不到太多關於他的畫面。
他從不亂接廣告，故此沒有成為富人。他不為政治人物的競選站台，自然也不參加任何選舉（儘管總是有人叫他去當總統）。
岩士唐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物呢？很多人都不曉得他在幾次任務中的冷靜和技藝，不曉得他如何化險為夷，只知道他第一個離開機艙，因此替他的隊友抱不平，覺得他的成名只是運氣。有意思的是，似乎就連他自己也是這麼看。所以他不喜歡人家稱讚他的成就，總是要說整個團隊的功勞。你們都還記得他在月球表面上漫步的模樣嗎？他好像忘了。在紀念「阿波羅11號」計劃三十五週年的活動上面，他只囁嚅了兩分鐘，重點是他搞不清原來整件事已經過了三十五年。
所有訃聞都只能形容這個低調而神秘的英雄「謙遜」。問題在於第一個在月球上留下腳印的人怎麼可能謙遜（他的遺願之一，是讓未來的探月者抹除掉他在四十多年前留下的足跡）？
岩士唐是第一個踏上了月球的人，也是第一個站在月球上回望我們這顆行星的人。站在那裏，他看不到萬里長城，看不到任何讓智人自豪的偉跡；他既看不見四億年前地球上恐龍的主宰，也看不見兩大超級強權的爭霸，更看不見未來文明的末日。在那裏，就在那片叫做「寧靜海」的寂靜荒原上，他聽不到人們的歡呼，聽不到任何出於各種大義之名的嘶吼。一抬頭，他只看見一顆藍色的行星懸浮，淡淡白霧繚繞，靛藍色的大洋太平無聲，如此壯麗，又如此脆弱而嬌美。美得叫人心碎。
2012年8月27日星期一
梁文道、錢永祥：畢竟牠是豬？——對談動物權益
【明報】錢永祥：大家對「動物」這個概念並不陌生。我們都是動物，叫作人類動物（human animals），那麼非人類動物（non-human animals）在哪裏呢？先從身上用品開始：皮鞋、皮包用動物的皮製造的；我們吃晚飯，動物可能進入我們的胃裏；我們吃的藥、用的化妝品，幾乎每一樣東西都用到動物。動物在人類生活無處不在，可是牠們只能以痛苦和死亡的方式進入人類的生活。我們怎樣的反應才是合適的？讓我們想像三個例子。我把一塊石頭踢到河裏去、我把一根木頭丟到火堆裏去、我把一隻狗打傷。對這三種情况，我們的反應不會一樣。我踢石頭、我燒木頭，別人可能會覺得我很無聊，但是不能說我對石頭或者木頭造成了傷害；人們也不會特別對那塊石頭或者那根木頭生出憐憫同情。與石頭和樹木不同的是，當我把狗打傷的時候，每一個人正常的反應都是認知到狗受到了傷害，並且對這隻狗感到某種憐憫或者同情。
動物是會受到傷害的，也會因此引起同情。根據哲學家納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的分析，所謂對一個對象產生同情，代表你其實做了三個判斷：這個對象在承受可觀的痛苦；這痛苦是他不應該承受的，是無辜的傷害；你在乎這個對象受到了傷害。我們很明確地知道，動物會感知痛苦，且在人類手裏所承受的痛苦根本是無辜的。我們對於動物的痛苦，多少感到在乎，可是這個「在乎」是在乎到什麼程度呢？我們通常會說：「不錯，我同情豬的遭遇，我同情狗的遭遇，我同情實驗室裏小白鼠的遭遇──可是，牠們畢竟是動物。」這意思是說，我們在人跟動物之間會劃一條線，即使有同情有憐憫，也要適可而止，至少不能妨礙人類的利益。
物種痛苦的界線
可是這條線要怎麼劃？能劃得有道理嗎？根據物種劃線又有什麼道理？人這個物種與豬這個物種是有巨大的不同，但是這種差別，會造成他們的痛苦具有不同的分量嗎？豬的痛苦跟人的痛苦不都是痛苦嗎？就像男人跟女人的痛苦都是痛苦，黑人跟白人的痛苦都是痛苦一樣。我們不能說因為性別和膚色不同，兩個痛苦有不同的分量。那為什麼我們可以認為因為物種不同，兩個痛苦就有不同的分量？人類到今天都不肯停止施加於動物各種痛苦和死亡，有一個很簡單的藉口：動物跟人不一樣。但如果用物種劃線可以成立，那用性別劃線為什麼不能成立？用膚色劃線為什麼不能成立？痛苦就是痛苦。窮人和富人、男人和女人、人類和動物的痛苦都是痛苦。
如果動物的痛苦不能忽視，那麼當我們開始譴責人類給動物製造痛苦和死亡的時候，我們就從同情和憐憫進入了道德的領域。在道德層面上，當我看到一個人受苦而感到憐憫同情的時候，我不僅抒發一種情緒；進一步，我對這個痛苦、對造成痛苦這回事，還作了道德的判斷，認為造成痛苦是有是非對錯可言的，這是動物倫理學的全部關懷所在。
現在，我們來談今天的第二個主題：道德進步。學者常說在1750到1900年之間，「進步」是在歐洲最有勢力的觀念，但從1900年開始，進步這個理想逐漸破滅。有人說，這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毒氣與戰壕讓人們清醒了。無論如何，我們今天談到進步會覺得尷尬，一個關鍵的原因在於，「進步」本質上是一個評價性的概念：進步一定代表「更好」，並且在道德意義上更好。可是幾乎所有人類的廣義「能力」，都確實變得更強大、更有效率，由此要得出一個判斷說，這些方面變得更好，就代表人類有了進步，表現了人類的道德進步，大家似乎都有點遲疑。畢竟，能力可以為善為惡，其增進可以造福也可以為禍。
弔詭的「道德進步論」
要恢復「進步」這個理想，我們要從道德着眼。可是今天流行道德相對論、價值相對論，正好不容許道德作為一套連續的、貫穿歷史與社會階段的標準。如果大家相信相對論，說每個時代和社會都有它的道德標準與價值準則，很難比較明朝人和漢朝人哪個朝代的人更有道德，因為比較的標準都是內在於具體社會或歷史階段的。「道德進步」在今天的挑戰，來自價值多元論，即對於什麼叫做好的、值得追求的目標，每人不僅會有不同的選擇，並且必須承認，每人有做不同選擇的權利。我們無法用一個共通的標準比較甲跟乙哪一件事在道德上更高尚，所以也無從判斷人們在道德上的表現先進還是落後。從道德相對論和價值多元論兩個方面來說，好像都無從談道德進步。
19世紀一位愛爾蘭的歷史學家勒基（William Lecky），提出了「擴張中的圈子」（the expanding circle）的概念。他的意思是人類道德的發展，是一個「自己人」的圈子不斷擴大的過程。勒基認為，圈子不斷如此擴大，終於開始把動物和自然界也包括進來。這個概念很明確地表達了一種「道德進步」：道德關懷的範圍在擴大，受到道德考量的對象愈來愈多。進步在於以前受到漠視、歧視的人，以前被視作異己而提防、傷害的人，逐漸成為我們的同類，進入了道德考量的範圍，從而其利益必須要受到我們的正視。我們列為同類的對象已經不受性別、宗教、民族和膚色的限制。今天的問題是：接下來，我們能不能再越過物種的限制，將道德考量的範圍擴展到動物，讓能夠感受到痛苦的生命，也成為我們在道德上關懷的對象？
我將動物倫理放到道德進步的問題脈絡中來談：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並不是孤立的一件事，而是人類對弱者、異類施加暴力滿足一己需求的模式之一例。最近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出版了一本新書：《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為什麼暴力在減少？》，認為人類的歷史就是暴力逐漸減少的歷史。他列舉了六項趨勢作為指標，經由他所述的「權利革命」，人類對於少數族群的暴力、性強暴、家庭暴力、體罰、虐待兒童、校園暴力、仇視同性戀，以及針對同性戀的犯罪，正在急遽降低。這些權利革命中間最晚近的一項，就是動物權利。動物的痛苦沒有太多的道德意義，其利益毋須列入考慮，以及對動物使用暴力，無所謂道德上的是非對錯。但隨着「動物權利」意識開始散布，動物接續着女性、黑人、同性戀等等原本被排除在道德關懷圈子之外的弱者與異類，逐漸跨進了這個擴張中的圈子。在這個意義上，動物議題、動物倫理，正是人類道德進步的重要環節。當我們在考慮動物的利益的時候，當我們意識到對待動物的方式有是非對錯可言的時候，人類社會和人類自身便說得上道德的進步。
內地每分鐘殺多少隻豬？
最後，讓我舉出一些事實，大家來想像一下，我們的日常飲食需要什麼樣的暴力與殘酷為必經步驟。
中國內地一天要殺170萬隻豬，即每一分鐘殺約1200隻豬。人類每分鐘得施展多少暴力，才能把千多隻活生生的豬運送、宰殺、分解，最後販售成為我們家人樂融融分享的盤中飧？
我們都吃雞蛋，可是雞蛋哪裏來的？雞蛋是母雞生出來的。母雞哪裏來的？母雞是從雞蛋孵出來的。雞蛋孵出來的時候，公雞跟母雞的數量是一樣的，那麼另一半的公雞到哪裏去了？在小雞孵育場裏，剛出生的小雞被一隻一隻地檢查性別，母的準備送到養雞場去生蛋，公的則丟到旁邊的袋子或碾碎機裏，變成飼料或者肥料。
總結而言，我們的食物來自暴力，用血腥和痛苦為代價，我們吃的是「死亡」。清醒面對這個事實，才是道德智慧的開端。
梁文道：錢先生似乎頗為贊同平克（關於道德進步）的說法，可是最後講到人類如何屠殺動物，又讓我覺得我們好像不但沒有進步，反而退步了。我們知道獅子吃飽了就吃飽了，面前有多少羚羊經過牠都不理會。我讀過一些人類學家的報告，他們發現一些古老的印第安部族有些奇怪的諺語，比如「當一頭豹在吃小牛的時候，他的眼神是充滿愛的」。這句諺語說明：獵殺不是因為仇恨，而是生命的需要。紀伯倫的《先知》裏有一段話很感人，他說我們在吃蘋果時，我們要對它說：今天我吃了你來滋養我的生命，但是有天我終會回饋給你。這是人類曾經有過的想法。
我看過一部短篇科幻小說，寫的是一個家庭：小孩放學回來，媽媽問他今天在學校怎麼樣？他說今天誰誰誰因做錯什麼事被老師處罰。再晚一點爸爸回來，爸爸脫掉外套，一邊喝啤酒，一邊督促兒子做功課。然後晚上三人吃晚飯。小說結尾是這樣的：他們把吃剩的骨頭掃進垃圾桶，那些骨頭是人的骨頭。但那些人骨很小。小說講的其實是一群從外星來的巨人畜養地球人來吃。他們是另一個星球來的殖民者。小說前面講的是溫馨家庭，但最殘暴的部分恰恰就在這裏：一個那麼快樂和睦、家人感情那麼好的家庭，晚餐是我們人類。
哲學家尚未劃分的「Ｘ」
我們要定義人類時都會提到動物。比如我們常說「人是政治的動物」、「人是懂得欣賞美的動物」……我們每次定義時，都先有一個總的範疇──動物，然後把人從動物中切割出來，那標準或許是言語、理性、政治、經濟。有趣的是，自古以來，哲學家在做這種劃分時，他們都很快去談言語、理性、政治、經濟是什麼。他們都不談動物是什麼。於是動物就成為我們懸而未決的、放在一邊的X，我們都要用到X，但是我們都不想說X。這個令人尷尬的背景，在我很喜歡的一個哲學家身上也看到了，他就是法國20世紀的現象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列維納斯在談論道德時（我們對什麼樣的對象負有道德義務，跟他有道德關係的時候），他不會說我眼前這個具體的人由於是「人」的一部分，因此我對他負有道德責任或跟他有道德關係。列維納斯考慮的從來都是最具體、最個別、幾乎只是眼前發生相遇的場面，他叫這個做in the face of other，在他者面前，我們相遇。對他來講所有的倫理（ethic）都是來自於原初的相遇。
列維納斯是猶太人，是大哲學家海德格爾的學生。我們都知道海德格爾後來被很多人認為是納粹的幫兇。二次世界大戰時，列維納斯在法國曾參與過抵抗運動，並因此被捕。他跟一些猶太抵抗者一起被關在法國的一個戰俘營，戰俘營編號是1492。列維納斯特別提到這點，因為1492年是天主教在西班牙掌權之後驅逐猶太人的那一年。他在那篇文章中提到被關在集中營的人覺得自己不像人，沒有人的尊嚴。這不是因為吃不好、睡不好，而是他們嘗試跟看守互動，那些看守不理他們，沒有構成看守者「相遇中的他者」，他們喪失了「他者」的資格。
納粹德國最後一個康德主義者
有天，在他們覺得自己已經失去人類資格的生活裏，有一隻狗出現了。這隻狗是從戰俘營外面的野地上跑過來的，牠每天看着這些戰俘白天勞動，晚上回來。那隻狗很奇怪，這些戰俘根本沒有什麼食物可以餵牠，他們甚至不能去撫摸牠，但是這隻狗每天都看着他們，看到他們勞動回來之後就對他們搖尾巴，有時還會跳起來快樂地大叫，這是集中營裏唯一會對猶太犯人表達善意的生物。他們給牠起名叫Bobby。然後列維納斯說了很有名的一句話：他說Bobby是the last Kantian in Nazi Germany，納粹德國最後的康德主義者。講完Bobby的故事，列維納斯筆鋒一轉，忽然說這隻狗沒有聰明的大腦去幫牠把自己的行為和傾向命令化，即把行為和傾向變成一個命令、一個道德義務。所以列維納斯雖然笑稱Bobby是納粹德國最後一個康德主義者，但是他知道牠其實不是。
可是我想補充和發展他的地方，就是憑什麼列維納斯可以說Bobby對他們的歡迎不是道德上的交往呢？在那樣一種極端狀况下，這些戰俘和他人相遇時人家不把他們當回事，但這隻狗對他們表示出歡迎和友善，這叫不叫做in the face of other？這隻狗跟他們的關係是不是道德關係？後來在一個訪問中，有記者問列維納斯他常講的「他者」包不包括動物，動物有臉嗎？他說動物有臉，但是動物的臉不如人類的臉那麼重要、那麼原初……我覺得列維納斯其實可以講得更好。如果從他者的表情讀出痛苦這點來講的話，他把動物放在次要的地位與他哲學的基本路線是矛盾的。他年輕的時候讀達爾文，這對他影響很深，列維納斯說所有的動物都在自利地追求生命的延續，而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的動物都是處在all against all，彼此交戰的狀態，就像霍布斯（Thomas Hobbes）講的那種自然狀態一樣；又認為人當然也是動物，但人在面對他者的處境下會感到一種道德的無言要求，而動物不會。他認為只有人方能跳出自己，otherwise than being，他講的這個being我們不妨粗淺地理解為生物自我生存的奮鬥和努力，natural being。但是為什麼是otherwise than being？列維納斯講我們人類超出生物求存的範圍，我們可以做更多的事，比如說可以為其他人犧牲，可以有種種利他的行為與表現。如果我們只追求自我滿足的話，我只要想辦法好好生活，蓋一個房子給自己，擁有房子裏的所有東西，可以在裏面過得很愉快。直到我遇到一個陌生人，遇到一個「他者」在冰天雪地裏躺在路邊，我忽然發現我的家不再只是我的家，牠可以變成hostel，我發現我的所有品不再只是我的，還可以是一種gift。這種時候，人就不再只是一般的動物了。那麼人為什麼可以這樣呢？在列維納斯那裏這是一個miracle，一個神蹟。
魚受傷會呼叫嗎？
在這個故事裏的Bobby恐怕不僅僅是列維納斯所理解的動物的那種狀態。我們太相信某種的人類中心主義，我們認為動物受到的傷害不是傷害。
我曾經養貓，每次我看着我的貓時，看着牠看我，我常常在想什麼叫「牠看我」？我說我和一個動物相遇，我說我碰到牠的眼神時，這是什麼意思？這也是很多哲學家很困惑的問題。這能叫互相對視嗎？我怎麼知道那黑色的眼珠後面是什麼。我怎麼知道對牠來講，看着另外一個物種的眼睛意味着什麼？兩個人可以深情對望，那我能不能跟我的貓深情對望？我怎麼知道牠深不深情？我們總是試圖去理解那個看不見的「動物的深淵」。你打一隻動物的時候牠叫，或者有另一些動物根本不會發聲，比如說魚。當廚師做刺身或壽司的時候，用刀一下子切到活魚身上，你會看到魚的嘴巴張開了一下，你聽不到牠的聲音，那這叫不叫做「叫」？叫不叫做「痛苦地叫」？
列維納斯的哲學對我來說最重要就是，我們不要考慮這些問題。因為你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你就已經進入種類思考，就像我開始的時候說的，個體具不具備某些資格，牠有沒有某些理性能力，有沒有某些感知能力，牠是屬於哪一個族群，然後我才決定要不要道德地對待。列維納斯認為這些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當下相遇的這刻，這張臉呈現出的表情，如果牠痛苦，如果牠讓我覺得可被傷害，牠就跟我構成了一種道德的要求，我就已經負有責任。
從這個角度去看，我跟錢先生的觀點一樣，我也認為我們有道德進步，因為我們人類的確愈來愈具有看到痛苦臉孔的能力。我們曾經見過很多的痛苦，我們不把牠理解為痛苦，但今天我們能認知到這種痛苦。
觀眾：我們為什麼一定受苦的要界定是動物？植物受到的傷害就不算傷害嗎？為什麼折一根樹枝就不叫傷害？難道傷害一定要是肉眼能夠看到的嗎？
錢永祥：我考慮牠是不是能夠感知痛苦，這是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定義。能否感知痛苦這點就把植物排除掉了。我們不要辯論說植物也會感知痛苦，以現在的知識，植物沒辦法感知痛苦，植物會對各種外界刺激有反應，但那不叫痛苦。
梁文道：在印度文化中幾乎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受到重視。自佛陀以來，很多宗教流派都有Ahimsa的概念：無傷、不殺生、無害，耆那教更是把Ahimsa的觀念發揮到極致。他們認為植物的生命也應該被尊重，所以他們只吃死掉的植物。水果還在樹上的時候是不能摘的，要等它掉下來了才能吃。
我們人類社會有各種各樣的「道德可考量性」（moral considerability）的標準，但是我想指出的是，我們不要輕易地把問題轉移到生命層級的問題，不要把牠變成狗是不是比阿米巴蟲重要，動物是不是比植物重要這樣的問題，我們不要去比較這個，我們關注的就只有一點──痛苦。我剛才一直在講列維納斯，他就認為在這種情形下我們關注的應該是那個對象會不會被傷害，牠會不會表達出痛苦。僅此而已。
養貓養狗道德嗎?
觀眾：你們覺得養狗是不是不道德的事？
錢永祥：飼養寵物或者同伴動物，原則上說是把動物放在一個人造的環境裏，逼迫牠們脫離自然環境。在這個意義上，這的確是一件違反動物天性的事。可是有些動物的情况不一樣，比如貓和狗進入人類的生活至少已有六千餘年以上的歷史，基本上貓狗脫離人類已經沒法獨立生活。我們不能把人家弄到我們的生活圈子裏來，然後今天說人類飼養牠們不道德。這是歷史造成的後果，既然已經成為事實，我們就要承擔。
梁文道：我建議我們把對某些物種的關係，比如說狗和貓，不要把牠講成是我們飼養牠們，我們是主人牠們是寵物那麼簡單。這是一種共生的關係。現在有愈來愈多的學者指出狗這個物種根本就是人養出來的，這等於說，本來這個世界上沒有一種獨立於人類之外的、叫做狗的動物。不僅這樣，人類養狗之後，還促成了人類的演化。有一些生物學家認為人類之所以能夠說話，之所以有時間坐下來聊天，發展出我們的言語功能，是因為我們安全了。我們為什麼安全？因為人類開始養狗，狗會守護人類。所以人與狗在演化史上，是一種互相促進的共同演化關係。
觀眾：梁先生剛才講和動物對望的時候，就能感知對方的情感。我想問這會不會只是人的情感投射，還是你會知道那個動物在思考？
錢永祥：我家裏原來養三隻貓。1988年「媽媽貓」來了，1989年生下一隻「女兒貓」跟一隻「兒子貓」。「女兒貓」和「兒子貓」是在我的被子裏生的，留下一灘血。2010年12月28日，最後那隻兒子貓去世了。「媽媽貓」來的時候還沒有斷奶，「女兒貓」和「兒子貓」從來沒有在外面跟別的貓接觸過。這三隻貓有兩隻是在我的牀上出生的，有兩隻是在我的懷裏去世的。這二十多年裏我跟我太太從來沒有一起出過國，因為家裏一定要至少留一個人照顧貓，我們跟這些貓有非常多的互動。相處的二十多年，我非常了解這三隻貓的個性。牠們在跟人的互動中發展出非常不一樣的反應方式和性格。你現在要跟我說：「你怎麼知道這個貓預知你回來在歡迎你？」我當然知道啊，這誰能跟我辯論呢？和這幾隻貓互動的經驗讓我知道牠們的個性，也知道牠們的感情，知道牠們在乎的、恐懼的是什麼。
人拿動物做實驗的結果
梁文道：去年有一個很有趣的國際會議，參加會議的人都是常拿動物做實驗的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員。會議其實是談大家的心理問題的，有很多心理學家和諮詢顧問參加。他們要解決的問題是我們常常忽視的，就是在用動物做實驗的實驗室裏受苦的不僅是動物，還有人。其中有一個實驗室的助理，他在會上一邊說話一邊哭，他說很對不起Dora。Dora是一隻實驗兔子，這個研究助理有一年多的時間每天照顧牠，而Dora每次看到他進來也會在籠子裏面跳，表現出很高興的樣子，然後他會餵牠，撫摸牠柔軟的毛和長長的耳朵，他們的關係很好。但這個實驗助理其實每天餵Dora吃的食物中都有一種慢性毒藥，這個實驗就是測試這種毒藥的，那後來Dora當然死了。這個助理也因此病了。
我想說的是，假設眼前有這樣一隻兔子，我們撫摸牠，我一進門牠就會跳過來，那如果現在說其實牠不是歡迎我，這只是我的想像，是我用人的角度投射在兔子身上。當我們這麼想的時候，我們就先將人和動物區分開了，然後猜想動物有沒有情感，人和動物的互動模式是怎樣的。這種思路是我們關於動物的討論中常見的思路，我並不贊同。列維納斯本來看到Bobby（一隻徘徊在戰俘營外的流浪狗，詳見本版8月27日文章〈畢竟牠是豬〉）跟他搖尾巴的時候，他感受到了友善，這是很簡單的一個處境。但是他後來偏偏又想到Bobby沒有把行為上升到道德命令層次的能力。於是向他搖尾巴，跟他表示友善的Bobby忽然之間就不再是一個會對他構成道德要求的「他者」了。我不贊同這樣的想法。我們不要先在腦子裏去想牠是一隻兔子，兔子怎麼可能會像人一樣歡迎我們呢？這麼想其實也就是在用人的自我中心的態度來思考問題了。
（觀眾答問時間完畢，接下來由講者二人總結）
那隻狗死了
錢永祥：人類在進行道德思考的時候有兩大因素：一個是情景，一個是原則。道德思考其實就是在原則跟情景中間不斷來回思考的過程。在具體情景中，我們盡量讓原則給我們一些啟發；思考原則的時候，我們讓情景幫我們對原則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一再強調不要給動物製造痛苦，你可以提出一千個情景來考驗這個原則，也許有九百個情景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就不需要動物倫理學了。動物倫理學跟所有的倫理思考一樣，是沒有終極結論的。
最後，我講一個小故事，是我自己的經歷。那是1990年代，當時我們中研院經常來一些流浪狗，然後中研院會不定期地請台北市的捕狗大隊把牠們抓走。在這些流浪狗裏有一隻特別活潑可愛，跟人特別親近，是一隻大黃狗，我很喜歡牠，就想不要讓捕狗大隊把牠帶走，想幫牠安排一個去處。我認識一間動物醫院的醫生，我就問那個醫生能不能幫忙安排，他說可以，可以送到一間他朋友的類似於動物養老院之類的地方。我回到院裏跟那個狗說：我幫你安排了一個去處，我把車門打開，牠就坐在車門口看着我。我說你進去吧，我幫你找了一個地方你可以安度晚年了，牠自己就跳到車裏去了。然後我就開車把牠帶到那間動物醫院，那個醫生說先放在這裏，第二天就送牠過去，然後就先把牠關到一個籠子裏。
第二天我去看，牠還關在那個非常小的籠子裏，牠畏縮在那裏看着我，眼睛掛着很多眼屎。我就問那個醫生是怎麼回事，他說今天忙明天就送過去。那我第三天再去，狗去籠空，醫生說那隻狗死了。我問怎麼死的，醫生說牠得了一種急性腸炎，他講了一堆名詞，我就完全呆在那裏，我不知道該怎麼反應。從動物醫院出來，我開車回家，開到一半的時候我在車裏嚎啕大哭，我覺得我這輩子沒有犯過這麼大的罪。
我們今天講了很多原則性、概念性的東西。說到最後，也只有很簡單的一句話：我們把自己的生命稍微打開一點，就會發現很多動物會進來。草履蟲大概不會進來，毛毛蟲大概不會進來，因為我們也有我們的局限。我們不是聖芳濟（St.Francis），我們沒有他那種和各種動物都能溝通的稟賦。我看到一隻蜘蛛，我分不清楚牠哪邊是頭哪邊是腳，你要我把生命打開跟牠互動，我做不到。但我們可以跟很多動物互動。這不是說要大家一定要養狗養貓，或者一定要參加動物保護運動，一定要素食，不是的，只要我們把動物當回事，對牠們多在乎一點，這就很好了。
小時候的梁文道
梁文道：我小時候很殘忍，常常去抓各種各樣的昆蟲，做標本或者虐待，甚至虐殺牠們。有一次我抓到一隻螳螂，然後又抓到一隻很小的樹蛙，我就把牠們兩個關在一起，看螳螂怎麼對待樹蛙。結果螳螂不管樹蛙，這讓我很憤怒。於是我就把樹蛙抓起來送到螳螂面前，螳螂當然馬上就用一個夾子夾住。那個小小的樹蛙因為身體太柔弱，而皮又很韌，螳螂的刺，刺不進牠的身體，卻把牠的內臟擠壓出來。那一刻我呆住了，然後我覺得很掃興，不好玩，就丟掉了。從上中學開始，這個畫面就不斷在我腦海中出現，有一陣子我幾乎每個月都會想起這個畫面，牠像夢魘一樣困擾着我，我永遠也不能忘記那個小小的樹蛙死前和死後的模樣，以及那個螳螂被我拿來遊戲，讓牠殺害另一個動物的情景。這件事情讓我看到人可以有多殘暴，而這種殘暴有時候就是為了嬉戲。
我後來還幹過很多壞事，但是這卻成為對我特別具有道德意義的一個景象。我今天做時事評論、寫文章，我對暴力、對殘酷特別敏感，我好像能夠感知牠們快要來了。那種敏感就是跟這個景象有關，是這個景象一直在提醒我。如果有人說那個樹蛙只是吐出內臟而已，牠的痛不是對人有意義的痛，這我完全沒辦法接受。那個場面對我的震撼太強烈了，我確切地知道那是痛苦，是傷害，是暴力，是殘酷。
■梁文道——香港文化人，為香港、內地多家媒體撰寫專欄，著有《常識》、《讀者》等
■錢永祥——台灣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大學時代曾參與保釣運動。八十年代從英國留學回台後，主要從事動物倫理學等研究，譯有《動物解放》。
梁文道：一個賣國賊和他的國家
【蘋果日報／新世紀】日本成人電影演員蒼井空退休之後，發現自己在中國很受歡迎，便在微博上頻頻向中國影迷示好，反應相當不錯。直到前陣子倫敦奧運，她替中國健兒打氣，才真正遇上了挑戰。不少網友覺得她身為日本人，卻為了中國市場出賣祖國，反過來給中國人喊加油，是很不愛國的表現；他們直呼她「賣國賊」。
被人罵「賣國賊」，問題就真的很嚴重了，因為這三個字在中國所有罵人的話裡，大概可以被列入最具貶義的那一等。然而，它在公共言談出現的頻率又似乎有點過高，高到貶值的程度。你批評中國的政治模式，當然會被一些人罵做「賣國賊」；你拿外國護照，卻跑回中國拍愛國電影，自然也有機會當上「賣國賊」；甚至你說中國羽毛球隊不該在奧運讓賽，在某些人看來，那還是一種「賣國賊」。
「賣國賊」的普及，也恰好反證了我們中國人對「愛國」的尊崇與執著。
沒錯，愛國的確是今日中國人最欣賞（至少在口頭上）的美德之一。想當年有官員為了讓全體港人放心回歸，直言稱「黑社會也有愛國的」，可見愛國之德甚至足以蓋過不少非法行為。我還聽過有人如此稱讚一名女士：「她長得不好看，粗魯不文，而且性格有問題，但她真的很愛國。」
而每次聽到「賣國賊」這三個字，我都會想起一個令人着迷的人物，在我看來，這個人才稱得上是貨真價實的賣國賊。
潘恩（Thomas Paine），可能是世界史上影響力最大的公共知識份子。大家知道他，是因為他寫過《常識》，據說當時每一個華盛頓將軍率領的士兵的背包裏頭都有本《常識》，堪稱美國獨立戰爭的聖經。但很多人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潘恩的身份─他其實是個英國人。
美國獨立之後，潘恩的生活並不如意。和那個年代的所有知識人一樣，他的興趣廣泛，除了哲學與政治，他還喜歡橋樑工程，並且設計了一款新型橋樑。可惜美國和法國的興趣都不大，客氣接過他的草圖，就沒有什麼下文了。為了實現他的新夢想，趁着回英國看望母親的時候，他把自己的建橋方案送到英國皇家學院。這段經歷是每一本潘恩傳記裏頭都會提到的小細節，不值得大書特書。
可是等一下，他回英國？在他成功鼓吹美國獨立之後？他怎麼回得了國？他又是怎麼回去的呢？我再翻那些傳記，都沒有提到其中波折，似乎這根本不是個問題。反而大家都詳細描述了他回國之後的風光，說他和布萊克（William Blake）等人成為好友，是倫敦文人圈子裏的紅人；又說他在當年最流行的報刊上寫文章，成功出版《人的權利》第一卷。直到法國革命快要爆發，這位一輩子和革命脫不了關係的狂熱份子才又渡海出國。
英國政府之所以受不了潘恩，是因為他後來鼓吹共和，建議一套由累進稅支撐的社會福利主義，獲得英國本土庶民的熱烈廻響，還啟發了愛爾蘭的獨立運動。雖然白廳以煽動叛亂的罪名把他告上法庭，但從未執行法庭的判決。他們沒有捉他入獄，也沒有讓他神秘失蹤，更沒有讓他「被自殺」。相反地，他們的絕招是找人在媒體上和他筆戰，鼓動百姓對他的仇視。
儘管如此，我還是找不到任何有關潘恩從美國回到倫敦的過程之風波的記述，因為當時的確沒有什麼風波。且容我做個或許不太恰當的類比，說明其中詭異。這就好比一位大陸文人跑到台灣鼓吹台獨，而台獨又真的搞成了。事後他回北京定居，天天泡在「七九八」，有空就給《新京報》寫點東西，讓三聯書店出書。終於政府還是得找他麻煩，因為他不只呼籲廢除一黨專政，還建議西藏乾脆獨立共和。迫於無奈，政府發動《環球時報》批判這個不像話的賣國賊，讓憤青天天罵他，直到他自動棄國流亡……。
這不只是心態和文化的差異，也是具體歷史處境與時間距離的差異。我目瞪口呆地讀着潘恩那不可思議的遭遇，卻碰上那些傳記作者平淡自然的筆調冷冷，於是讀出了這許多謎樣的差異。
2012年8月26日星期日
梁文道：愛到你怕
【蘋果日報】民族主義一向是把雙刃劍，既是政府合法性的資源，卻也可以打擊政府的威信。尤其遇上釣魚島爭議這種事，有時候執政者會覺得民氣可用，不妨放它一放，再以街頭憤怒的群眾當槓桿，謀求外交上的好處；有時則會發現民氣這種事易放難收，人群的情緒看不見尺度，一不小心反而砸到自己的腳。
站在人民的角度上看，愛國既是當前中國政治環境的最高德性，為了表達愛國熱情而幹點事，政府恐怕很難再說三道四了吧。所以網路上的愛國言論才能如此奔放如此暢通，甚至通着通着就把矛頭統統指向政府身上。比如近日，最常見的說法就是在歌頌「保釣勇士」之餘順便攻擊政府無能，微博裏頭跟進的網友還要補充：「有錢不拿去整治軍備，全都給那些貪官黑了，這和慈禧修圓明園有什麼分別」？「天朝真是丟人丟到家了，對付自己百姓又狠又準，對着小日本就講大局！我講你媽個B呀」！「怎麼不派城管去保衛釣魚島？平常打攤販大媽打得這麼牛，還不趕快游去揍皇軍」……
看着這樣的言論層出不窮，真讓人懷疑這些網民到底是真的激憤過頭；還是項莊舞劍，志在沛公。明明是愛國言說，逼得平常效率奇高的刪貼機制也無奈地慢上了幾拍；暗地裏則句句見血，全都招呼到了天朝死穴。面對如是境況，儘管無法忍受其中那股雄性荷爾蒙滿溢的騰騰殺氣，也不能不考慮這會不會是種庶民的反抗。類似大家對中國男子足球的狠批，全是藉着合法正當的口徑，宣洩平日不易宣洩的怒意。如果真是如此，那麼愛國主義便成了一種中性的修辭武器，可以拿來打着紅旗反紅旗了。
事實上政府又能怎樣呢？就像那天深圳市民激動起來掀翻了日本品牌的警車，難道警察敢當街拔槍？這群人不是反政府暴徒，他們可是愛國群眾呀。
2012年8月25日星期六
梁文道：英國到底出了甚麼問題（發現英國之一）
【飲食男女】「在英國要是想吃得好，你必須一天吃三次早餐」。毛姆這句名言已經成了英國食物的最佳註腳，每當有人嘲笑英國東西難吃，都不能免俗地要引它一回。然而，你要是認真執行毛姆的建議，從早到晚只吃香腸、煙肉、雞蛋、焗豆、番茄，以及黑血布甸，我保證你在英國的飲食生活會變得更悽慘。畢竟早餐是一日三餐裏頭最講慣性的一頓，它和我們身體的自然需要密切相關，回應我們每天固定的生活模式，往往變成一套日日食之不厭的儀式，口味良否反倒其次。而英國那種高熱量高脂肪的早餐，恐怕比較適合忙着建立帝國的水手和探險家，不太對我們這種現代都市人的胃口。
今天的英國（尤其倫敦），早已不是昔年那座美食荒島；事實上，除了早餐之外，我在倫敦的每一頓都吃得相當不錯。哪怕是滿街開遍的快餐店，它的蔬菜沙律也都搭配得相當豐富精彩。更不必說那批引領「新英國菜」運動的健將，他們做出來的東西和以前大家心目中的英國食品相去甚遠，不再是豆湯、燒牛肉、牧羊人批和炸魚薯條這些光聽都會聽飽的飼料；反而清鮮爽口，含有大量蔬食與香料。根據我的有限經驗，一份七、八道菜的精選菜單，吃下來往往要比很多法國餐廳更怡人，更不傷腸胃，舒服得很。
也許和Rick Stein等電視名廚的推動有關，英國消費者開始跟上了意大利的慢食潮流，愈來愈注重自己的地方土產。所有稍為自重的食肆，都會強調自己用的材料有出處講季節，絕非遠程飛機貨，也絕非工業化大農場的製成品。且不說Richard Corrigan這些本來就喜歡發掘被遺忘的英倫土產的廚師；就連廚房壞孩子，和供貨商的關係搞到惡名昭彰的Tom Aikens，也都反璞歸真地研究起新鮮食材的原味呈現。大家好像一下子才忽然領悟，原來英倫三島藏有這麼多好東西，它的芝士種類甚至比對岸的法國還多。
於是問題來了，以前的英國人到底在幹甚麼？四處環海，而他們烹魚的唯一辦法竟然就是炸了它？好些漁港盛產貝類，可當地吃不到拿它們下菜的好料理，因為它們全都出口去了法國，當地人還要覺得法國佬怪胎，怎麼會愛上這些炸起來肉不厚，白水煮了又太老的小怪物。
而且英國曾經是個永不日落的帝國，控制過全球一切水域，將近三成的世界陸地面積，理論上，任何地方的好東西都能源源不絕地流向這個世界的中心。事實也的確如此，英國人進口茶葉、咖啡、可可和胡椒等各種香料的數量都曾遠遠超出其他歐洲國家。到了十八世紀末，它的人均糖消費量更達到了法國的十倍。
坐擁天賜寶藏，再加上從全球各地輸入的物資，為甚麼以前的英國食物會蒙上人人恥笑的惡名，直到近年才重現新機？
梁文道：最自由的言論
【蘋果日報】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如此激烈，一遇上什麼事，網上立刻就會蹦出「炸平××」、「血洗××」之類的狠話。至於那個「××」，你可以任意填入東京、首爾、台北，甚至華盛頓，全看是誰又惹毛了中國老百姓。每一次碰上讓人情緒激動的外交衝突，每一次網民怒火洗版，都總有人要說這全是腦殘做怪，而腦殘的由來必是共產黨的愚民教育。
可是換個角度來看，民間這種情緒的澎湃，可能正是因為它是唯一一種能夠自由表達的情緒。
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民族主義就成了中國最重要的政治意識型態。由於它是政府合法性的源泉，政府自然不能禁止人民公開表達自己的民族主義熱情。這個不准，那個不許，難道連愛國都不行嗎？對不對？可如此一來，它也就成了政府輿論箝制網的缺口。要知道中國有許多領域的政事是不容輿論輕易置詞的，尤其外交與軍事，所以常見媒體中人為了外交事務的言論下崗，而倡言軍隊國家化的更是沒有一個不完蛋。但你要是站穩民族主義的立場，事事出以「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那個口子就可以開得很大了。
另一方面，儘管今天中國的言論環境比起數十年前寬鬆許多，很多東西也都能讓大家議論了，但始終要有個尺度。你可以批評房地產政策，可以對醫保制度提些意見，甚至能夠抽象地討論政治改革；可千萬不要過火。唯獨出以民族主義立場的意見，幾乎怎麼談都行，看來應該是監控輿論的官員自己心中沒譜，不敢輕易否定。
於是就出現了著名軍事評論家在暢銷書中狂言「不打仗不行，反正遲早要打，早打好過晚打，再拖下去會影響軍隊士氣」的怪現象。以這麼激烈的方式來談敏感的軍事話題，這真是種奇異的自由言論。
2012年8月24日星期五
梁文道：越是保釣越要國教
【蘋果日報】當年大陸忙着文革內鬥，無暇顧及釣魚島這塊「神聖領土」，全靠港台人士及海外留學生站在第一線上「捍衛國土」。數十年後，只有香港人陳毓祥為此意外犧牲，也只有香港人曾健成等人成功登島。這幾十年的不懈奮鬥，幾十年的薪火相傳，難道還不足以說明港人愛國心切？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國民教育科」之無聊無用嗎？
在我看來，情況恰恰相反，保釣義士這趟壯舉正好證明了香港人幾乎全是一群缺乏國民教育的草莽勇夫，他們不只搞不懂什麼叫做國家利益，甚至搞不懂什麼叫做國家。我們香港人的「愛國」，並不是真正現代民族國家機器想要的那種愛國；我們的愛，是一種先於國家又外於國家的原始民族主義熱情。好比李小龍一腳踢開洋人惡漢，又好比葉問寸勁打癱日本軍官，出的是一口華人也能進公園的惡氣，非常江湖非常野，遠非任何國家機器所能馴服。
你看北京政府，他們真想看見民間人士成功登島嗎？當然不。他們希望我們能收能放，有需要的時候就像當年大學生抗議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一樣，乘搭事先準備好的大巴出門逛逛，喊完口號再乖乖回家洗澡睡覺。他們心目中的好國民，是一種很懂「大局」很看重現實利益的良民，一方面懂得為神九登天等「國家取得的成就」驕傲自豪；另一方面又深明大義，很克制地不為國家添煩添亂。他們寧願國民精英一邊把全家人送到海外移民，一邊回頭高唱祖國形勢一片大好；也不願大家熱血上腦，跑到日本實際控制的海島上製造戰略危機。
更不必說那面叫人尷尬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有那一國的國民會舉着兩種國旗去捍衛國家領土？記不記得那些在運動會和影展上面抗議主辦方懸掛中華民國國旗的中國代表團，他們或者退賽退展，要不乾脆動手撕掉那面礙眼的旗幟。那才是國民教育想要製造的好國民。
2012年8月19日星期日
梁文道：凱撒的歸凱撒
【蘋果日報】我時常試圖向朋友解釋我在大陸的見聞，比如媒體中某些有良心的勇者，文化界中默默耕耘的苦工，那些非政府組織奮力向前只求寸進的耐心，乃至於官方部門個別清醒而開明的頭腦。每次說起這些故事，都一定有人質疑，覺得我是在「為中國說好話」。我明白，他們的意思就是「我在為中國共產黨說話」。當然，這或許是冷戰意識型態的殘留，過於偏狹地把所有被政權統治的人都看成是那個政權的延伸。可是，這種印象或偏見的來由，豈不正是這個體制自己？
大陸的教會裏頭有許多用心牧養事業的神父牧師，不高調不張揚，偏偏獨有敢於拒絕愛國教會指令的主教受到尊敬。難道只有公開站出來和政府對抗的神職人員才是盡了本份的好牧者嗎？當然不是。問題出在這個體制容不下任何真正獨立於它的教會，硬將一切神職人員變成體制內的一員，於是這個體制的過犯就延伸到了所有神職人員的身上，成了他們不易受到外界認可甚或諒解的「原罪」。
同樣地，就算備受詬病的中國紅十字會，芸芸官僚之內亦有真正明白事理的角色，他們清楚這個社會的問題所在，瞭解基層的迫切需要，而且真心想要做點改變。可惜面對外間的口誅筆伐，他們沒有任何反駁餘地，因為他們都是這個腐朽機構的一份子。一粒老鼠屎扔了下去，他們這些健康的白米便盡受污染，再也不得信任。
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民間發起的反對國教運動不只是要捍衞香港的什麼，它更包含了一種有益於全中國的洞見，那就是真正區辨出政權在國家中的位置，讓凱撒的屬於凱撒，把靈魂還給上帝。請想想看，替一位受到質疑的運動員辯護，為一個慈善基金會募款，介紹一批在大陸寫作的文人，這竟然全都變成了「幫共產黨說話」，這是何等荒謬的境況？真正解除這種異象的方法只有一個：請政權回去它該在的地方，把社會和國家還給我們。
2012年8月18日星期六
梁文道：被綁架的國家
【蘋果日報】香港人反對政府推行國民教育，這能等同於「去中國化」嗎？出過這麼多複雜的解析，包含了這麼多不同的聲音，偏偏有人極度簡化地扣下一頂大帽，要把所有不贊成國民教育的意見全都打成不愛國。是的，香港的確有一部份市民懷念英殖統治，也的確有些人主張自治；但只要用心細讀相關討論，就會發現這類主張離真正的「港獨」甚遠，你怎能粗暴扭曲這等言談，再將它們放大成反對國教的唯一主流呢？沒錯，香港有人反對「蝗蟲」，也有人把對共產黨的不滿擴及到所有大陸人身上；可究竟是誰該為這種情緒負責呢？難道就是幾個寫文章的筆桿子嗎？
以陳惜姿為代表的幾位家長反覆強調愛國不等於愛政府，這恐怕也是所有反對國民教育者的基本底線。從這條底線出發，某些傳媒卻逆推出「倒掉洗澡水之餘還倒掉了嬰兒」的結論，反過來認為我們這些人自己混淆了愛國與愛政府的區別，於是在反對「中國模式」的同時順便也透露出了不認同中國身份的傾向。
這類顛倒是非的說法根本忽略了一切問題的根源。是誰把「團結、無私和進步的執政集團」寫進了國民教育的教科書？是誰拿問題重重爭議不斷的「中國模式」來定義我們所要愛的那個中國？一直以來，極力混淆政權體制與國家分別的，不是別人，恰恰就是中國政府自己。因為這是一個意圖掌控所有吞沒所有的全能政府，在它之外，沒有任何相對自主的領域甚至個人。
就看中國奧運代表團裏的運動明星，放在任何一個國家，他們都是能夠喚起愛國雄心的象徵。為什麼香港硬是有人反對他們訪港表演？難道這些香港人不欣賞他們在運動上的成就？再如劉翔受傷，為什麼替他說話的人會被好些內地網民批做「替黨辯護」？莫非劉翔就代表了共產黨？這全是因為在這套無所不及的威權體制之下，就連一個運動員都逃不開它的掌握，被賦予了和現政權相連的價值。所以崇拜他們就好像要連帶地接受這個體制所代表的一切。
2012年8月17日星期五
梁文道：噁心
【飲食男女】從前我和蘇施黃一樣，最怕人家使用「口感」二字，例如電視美食節目裏頭的主持人，總是左一句「好有口感」右一句「口感好好」，但他們到底在說甚麼呢？後來我才發現，籠統含混的「口感」確實能夠指稱一組複雜的感官，比方說嘴巴裏的觸覺。最明顯的莫過於「脆」，這不是口感，又是甚麼？甚至比較隱晦也比較容易被人誤會為一種味覺的「澀」，其實它也是一種觸覺，原理是茶酒這些飲食中的單寧降低了唾腺分泌口水的能力，使得唾腺和嘴口乾燥起皺。因此「澀」也是種貨真價實的「口感」，而非味道。
誇張點說，口感甚至是人類存活的要素之一。要是沒有口感，嘴中觸覺遲鈍，說不定我們早就死了好幾回了。看看霉掉了的肉，有時候表面上聞不到異味見不着異色，但一進口我們就會本能地覺得它不對勁，泛起一陣噁心的感覺，然後立刻把那塊霉霉爛爛的東西吐出來，不必招致食物中毒的惡果。的確，一種食物之所以讓我們噁心，口感絕對佔了很關鍵的角色。
噁心不只是為了東西不好吃，而是因為我們覺得那種東西根本不能吃。壞掉的蔬果，腐爛的動物，乃至於任何種類的排泄物，它們都很噁心；由於噁心，所以我們不吃；由於我們不吃，所以我們才活得下去。可見噁心原是上蒼賜給我族的禮物。
一部分來自先天，一部分來自後天的文化養成，我們的口感發展出了辨識食物的能力。為甚麼老外不容易欣賞中國美食中的「滑溜」「軟糊」這類口感？那是因為它們會令人聯想腐壞的食物與骯髒的爬蟲。這些不能吃的東西在未經訓練的嘴巴那裏，這類口感確實和霉掉的肉差不太遠。同樣地，許多人不吃榴槤，倒不是因為它臭，而是它在口部觸覺上帶來的震撼：那簡直就像屎一樣。像屎一樣黏稠糊軟的東西，你說能吃嗎？
問題來了，既然噁心是全人類求生的本能反應，既然叫人噁心的食物都具備了某些相似的口感和氣味；為甚麼我們會在甚麼食物讓人噁心這一點上產生文化差異呢？藍芝士臭，臭豆腐也臭，這種臭都能使人想起壞掉的食物，怎麼有人不止不嫌它們噁心，反而愈吃愈上癮呢？曾經有組心理學研究，調查大家對使用他人用過的牙刷的反應。拿別人的牙刷刷牙，這可是個連聽起來都夠噁心的事。不過，其噁心的程度還是有區別的。用了一個陌生人用過的牙刷，我們會噁心得想吐。誤用一個朋友的牙刷，也許吐得少點。要是一家人自己搞錯了牙刷，咬咬牙也就算了。如果是拿了親密伴侶的牙刷，說不定不止不礙事，甚至還覺得很甜蜜呢。由此可見，噁心這種感覺又和熟悉與否相關，愈是陌生愈容易觸發，愈是熟悉就愈不作用。食物難道不也如此？一樣惡臭，一樣霉爛，只要是我習慣的就不是問題，只要是我沒見到的異域產物就很有問題了。噁心是自然的本能，文化習慣與社會教養卻能克服這種本能。大膽，敢於嘗新，一個人的噁心範圍就會縮小。噁心範圍愈小的文化，它的食物通常就會愈多樣，也就更能發展出豐富繽紛的美食文化。想想一般美國人，動物內臟叫他們噁心，海膽也叫他們噁心；再比較一下法國人和我們中國人，任何動物都能從尾巴吃到腳趾；其美食文化之高下豈不人所共知？只不過噁心本能要是克服得太猛，我們就有可能一不小心越過了畫在臭芝士臭豆腐與真正臭掉的爛肉之間的那條窄淺紅線。所以美食家也是我們人類之中最容易因為食物中毒而犧牲的一種人。
梁文道：大家都在愛國
【蘋果日報】倫敦奧運結束之後，一位讀者寫信給英國報紙上的時裝專欄作家，投訴自己的男朋友居然買了一件印上「 Team GB」（意即英國奧運代表隊）字樣的 T恤，她覺得這是非常糟的品味，決定要阻止他把它穿上街。然後，專欄作家語重心長地告誡這位讀者，她問：「難道你整個奧運期間都睡着了嗎？難道你不知道英國正在發生什麼事嗎？」她的意見是，穿着印有任何運動團體名字及圖標的衣服本來都是很沒品味的事；然而，現在的情況不同了，英國人就該穿出「Team GB」的精神，並且為此自豪。
因為出過很多掛錯國旗播壞國歌的烏龍，更因為幾次裁判失誤所造成的不公，中國傳媒普遍認為剛剛落幕的倫敦奧運是史上最糟的奧運。相反地，英國人則幾乎一致自我感覺良好。不論左中右，所有傳媒報刊都盛讚這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奧運，不只超越北京，四年後的里約熱內盧也很難比得上它。
余生也晚，沒見着英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表現，當年也沒在電視上看過倫敦人在碼頭迎接遠自福克蘭群島凱旋回航時的艦隊高歌〈Rule Britannia〉的變態表現；反倒讀過不少英國學者猛批愛國主義的文章，又在電影裏目睹了戴歷渣文以易裝癖式的戲謔嘲弄〈Rule Britannia〉的場面。所以，陷身在倫敦如此一種狂熱愛國的情緒之中，感覺相當怪異。
他們忽然愛國的理由之一，是因為英國的金牌總數排名第三，乃百多年來最佳表現。每次有人奪金，酒吧都會傳出熱烈的歡呼；地鐵車廂裏頭的陌生人也會愉快談起昨晚電視上某名英國運動員的精彩表現。總之，所有人似乎都染上了我們中國人從不陌生的金牌情結。可見迷戀獎牌並非中國人的專利，因為奧運成績而愛國也是種普世現像。
正好這時候的香港仍然在為愛國教育分歧激辯。而過一陣子要來港訪問的奧運金牌得主，等着他們的，除了歡迎的人群之外，估計也有不少抗議的市民。難道愛國有錯？莫非香港人就是無法愛上自己的祖國？
2012年8月12日星期日
梁文道：標準
【蘋果日報】中國羽毛球選手因為讓賽，被認定是違反體育精神，結果取消了資格。那麼英國呢？他們的運動員在一項單車團體賽事裏頭故意摔倒，以便重賽，卻被判定無礙規則，最終保住了金牌。可以想見，中國的民間輿論一定會把這種雙重標準的情況理解成欺負中國；憑什麼我們在規例內讓賽就要挨罰，你們就可以為了爭取更好的起步機會，假裝摔倒重賽？
最惹起爭議的一段話來自出生在德國的英籍選手辛德斯，他當着BBC的鏡頭坦言：「我們一直在說，假如起步不夠理想，我們就該摔倒重賽。我摔倒了，是為了重獲出發的機會。我做到了。這全在計劃之中」。別說中國人，就連一些英國媒體也非常不滿這種假摔大計。據說剛剛獲得第六面金牌的英國單車英雄霍伊爵士就很生氣，他認為這次行動玷污了英國單車的榮譽。
除去有沒有讓觀眾看到一場好比賽這點，英國單車隊利用規則的做法確實和中國羽毛球隊沒有任何分別，都是試圖在現有規定之下謀取更多獎牌，都牽涉到了表演的成份，也都破壞了大家相信的體育精神。推理下來，最正常的結論就是同時譴責兩支隊伍的手法，他們全都犯上了同樣的錯誤。
很多人詬病國際奧委會前後矛盾，嚴懲中國，放過英國。我不知道這裏面是否牽涉到了它和不同競賽項目的國際機構的權責分配，是不是國際羽聯和國際自行車協會的標準不一；但我知道這樣子的不公平並不能推導出以下的結論：由於大家都錯了，但有人受過有人無事，所以大家犯下的錯誤就不算錯誤了。
常有人說什麼「國際標準」「普世價值」都只不過是西方拿來唬人的手段，他們要我們遵從接受，他們自己卻可以表裏不一。沒錯，也許這真是事實，就和這回奧運賽場上的情況一樣。可是我們總不能老是以小學生式的推理來替自己鳴寃，說別人錯了沒挨罵，所以我就可以繼續違規。正如不少嫌犯或許真是罪犯，偏能逍遙法外；可我們不能就此否認法律的地位，視違法如無物。相反地，我們應該努力捍衞法律的尊嚴，應該一視同仁地批判這兩場賽事的失格。
2012年8月11日星期六
梁文道：皇軍走了
【蘋果日報】大陸老百姓智慧不可小看，幽默起來真能叫人笑破肚皮。前幾年便曾聽過這麼一個故事，話說某個電視劇組正在鄉下開拍歷史劇，讓一群演員穿上以前國民黨的軍服巡邏野地，走着走着遇上了當地一個村民。這老農不曉得人家正在演戲，看見演員戎裝上的青天白日章，大喜過望，連聲喊道：「哎呀！你們回來了！你們總算回來了！快！快跟我走，我帶你們捉村長去」！
我猜這九成是個虛構笑話，因為它好玩得太不真實。可這兩天竟有一件比虛構故事更荒誕更可笑的真事，就發生在瀋陽，昔年日本關東軍駐紮肆虐之地。原由是瀋陽政府發起大規模「打假」行動，聯合多部門檢查全市商家，一遇到不合規格的情況就要罰款。傳聞說這是政府要辦「全運會」，缺錢，於是搜括民脂民膏，以打假名義掠奪民間財富。又有傳聞說這次「打假」的面積很寬，每一家小商店都得交全各種證明，但是就算你良心買賣證照齊全，他們還是有辦法捉到你的毛病罰款。微博上傳的最廣的一則事例是：一家雜貨店有營業執照也有交稅，消防措施完備還沒聘黑工；不過政府人員發現他家賣的牙簽沒有「森林砍伐許可證」，所以仍然受罰繳錢。
傳聞嚇人，商舖索性停止營業，紛紛關上大門，瀋陽形同空城。政府當然即刻闢謠，說根本沒有這回事。可是它一會兒又通告「打假行動結束」，要大家放心開門；一會兒又叫公安局命令「商店必須營業」。消息前後矛盾，十分混亂，真相至今不明。
於是庶民的智慧又來了。有人在網上說：「報告大佐，這幫支那人充份發揮了土八路堅壁清野的精神，抵抗我大日本帝國皇軍的徵糧行動，現在的情況大大地不妙」。政府宣佈「打假」中止，叫市民安心買賣之後，又有人說：「鄉親們，都出來吧！皇軍走了，他們說不搶糧食了」！
2012年8月10日星期五
梁文道：最難學的外語
【飲食男女】英國名廚布魯曼索（Heston Blumenthal）喜歡跑遍世界找靈感，同時探究各地美食背後的科學根據。他的口味開放，許多外地人受不了，本地人很着迷的東西，他都甘之如飴。惟獨一樣冰島名菜，他怎樣都吞不下去。那種東西叫做「hakarl」，做法是把鯊魚埋在沙石底下，等牠慢慢腐爛，六到十二個星期之後，再挖出來切塊，吊好風乾。再過數月，只要去掉牠表層上由霉菌構成的褐色外皮，就能上桌奉客了。冰島傳統上，這是冰島人冬天的應節食品，現在則全年都能在超級市場買到。他們喜歡「hakarl」的柔軟質地，那主要是因為這些鯊魚很少尿尿，牠們的尿酸大部分都排在皮膚之間，時日一久，其中的阿摩尼亞自然起到軟化魚肉的作用。
然後布魯曼索就開始嘗了，並且用冰島人的習慣，以土產烈性白酒「brennivin」相伴。他形容那是「難以形容的可怕經驗」，光是氣味就能叫我閉氣止息，放在嘴中咬了不到十五秒，就立刻吐了出來，趕緊拿起整瓶『brennivin』灌進嘴裏漱口」。「hakarl」的可怕，光是想都想得到，我不止一次看到那些在電視機前介紹環球美食的傢伙敗倒在這一小塊尿酸爛鯊魚之下，可謂惡名昭彰。
為甚麼冰島人會喜歡吃這樣的食物呢（如果它算是食物的話）？其實只要想想我們中國人的皮蛋就知道了。皮蛋，老外稱之為「千年蛋」，一向公認是中國食品中最難克服的一關；但在我們看來，這簡直是最平易近人又最美味可口的好東西。瘦肉粥不下皮蛋，就怎麼吃都不對味；到高檔菜館吃燒鵝，有人甚至喜歡開頭送上的溏心皮蛋多於主角燒鵝。在英國以推介中華美食聞名的鄧洛普（Fuchia Dunlop），於其名著《魚翅與花椒》裏頭便曾細述自己頭一回在香港吃皮蛋的經歷。當時她還未曾到四川和湖南學藝，但已經愛上了中國菜，而且自詡膽大；可是對着一小碟皮蛋，卻無論如何都動不了手。最後還是得強忍着噁心，勉力在一桌香港朋友殷勤的目光下把一小瓣皮蛋胡亂吞下。
噁心與美味，原是光譜的兩個極端，怎麼可能同時出現在一件東西之上呢？表面上看，這似乎是文化差異；然而細想下去，便能發現它還牽涉到非常具體的生理感官，可說是文化與身體彼此互動、共同模塑的結果。鄧洛普以一個外國人的身份，精準道出老外欣賞中國菜的難關全在口感。中國人用來稱美某些食品的用詞，諸如「滑溜」、「黏口」，譯成英文都會變得相當可怕，容易令人聯想起「不小心摸了樹叢中一隻躲在葉子背後的鼻涕蟲」的感覺。如果吃懂了這些口感，甚至愛上它們，一個歐美白人才能明白海參和鮑魚為甚麼會賣得那麼貴，成為中華美食殿堂中的聖杯。
「口感」，這不就是一種純粹生理上的感受嗎？但它又確實受到了文化制約，不同的文化變化了我們原本共有的身體器官，開發出不同的傾向和區域。好比語言，某些外語的喉頭顫音，中國人如何學都學不好。這並不是因為我們的喉嚨構造和人家不一樣，而是因為我們的母語很少用到它的某些部位，或者很少以那種方式去使用它們。久而久之，它就變成了一個似乎十分生理的問題了。從這個角度來說，認識一門外國料理，就有點像學習一種外語，叉燒牛排就是「你好」「再見」，皮蛋與「hakarl」則是那些繙譯不出來的最大秘密。
梁文道：這是個充滿噪音的島嶼
【主場新聞／南方周末】關於倫敦奧運，我學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千萬別拿英國人的話當真。
回看2007年，北京奧組委為了開啟2008奧運倒數一週年的盛典，召來兩岸三地紅歌手，推出歌曲《We are ready》，昭告世人我們已經準備妥當，請大家放心過來。 2011年，英國國家廣播協會（BBC，內地譯為英國廣播公司）也為倫敦奧運倒數一週年的來臨，推出了電視劇《2012》（Twenty Twelve）。這是部偽裝紀錄片的情景喜劇，戲仿倫敦奧組委籌備奧運的整個過程。在它的第一集節目裡面就出現了倒數大鐘設計失誤的笑話，一個連「奧林匹克」都不會拼的藝術家替他們做了一個據說很牛很先鋒的大鐘，問題是這個鐘真的是以逆時針方向倒著走的，所以越數就離奧運開幕時間越遠。最後一集，終於到了開幕儀式快要上演的時候，劇集裡的倫敦奧組委發現事先準備好的煙火表演原來會觸發保安用的地對空導彈，他們想出的解決辦法則是用「虛擬煙火」代替真貨。
不幸的是，真正的倫奧倒數大鐘在啟動之後還真出了問題，走著走著就不動了。而英國輿論的普遍反應則是爆笑，大家全都樂壞了，沒想到現實竟會如此配合戲劇。好在開幕式當晚不只放了真正的煙火，而也沒有引發地對空導彈誤射，萬幸。
他們說英國人有兩大全民愛好，一個是喜歡排隊，不厭其煩地排；另一個則是自嘲，幾乎過猶不及地貶低自己。邱吉爾說過：「英國人是唯一一種喜歡人家告訴他事情有多糟的的人」。著名舞蹈教練穆雷（Arthur Murray）講得更妙：「沒有比告訴他們『他們已經完蛋了』更讓英國人快樂的事了。」直到奧運正式開鑼的前一週，我在英國報刊上看到的還是不斷的批評與嘲弄，百般數落倫敦奧運的種種不是。有時候我們外國人不容易分得清其中真假，不曉得那些冷諷究竟有多認真。真正的倫敦奧組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Sebastian Coe）也曾粉墨登場《2012》，我猜他大概不會以為自己的工作真有片子裡形容的那麼糟吧。
容忍放肆 自得其樂
沒錯，英國正在面對「雙底衰退」，一場奧運能為他們帶來多少收益，仍是未知之數。沒錯，把主場館設在落後貧困的東倫敦，不過十年，還不曉得它是否真有振興地區的功效。可是直到執筆這刻為止，奧運開幕快一週了，我也沒覺得它為一般百姓帶來太大不便。封路、擁堵，全在預料之中，可比起四年前的北京，倫敦人的日子過得倒還是正常。對於遭抨擊的票務安排，主辦者最後也是從善如流，終於釋出幾千張沒發出去的門票，給市民一個入場觀賽的機會。
簡單地說，倫敦奧運並不像之前媒體預料的那麼不堪，這會不會是心理預期降低了的結果呢？就算是倫敦人那著名的冷漠，其實也沒有傳說中的嚴重（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公然批倫敦人對奧運不熱情，懷疑他們是否真的做好歡迎世界的準備。後來他參加開幕式，居然沒被群眾倒彩。《紐約時報》評論：「只有英國人能夠容忍這种放肆。」）那天我在街上看見火炬傳送，皮卡迪利圓環人山人海，熱鬧得很。假如這都是遊客，附近辦公大樓上頭開窗探身出來歡呼的又是什麼人呢？再過兩天，輪到倫敦海德公園外頭擠滿了人，紛紛替奔馳而過的自行車手吶喊叫好，我看這些觀眾十有六七披上了聯合王國的國旗。
《衛報》一位老是質疑倫敦奧運的評論家也在開幕那天轉了口風，他說使他改變心意的原因在於志願者的熱情。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先生，遠從英格蘭北方南下，寄宿他處，每天花十幾個小時無償勞動。冷靜的評論家不禁停下來自問：這是怎麼回事？開幕式當晚，大夥排隊入場，因為保安公司失誤而被臨時拉來的英國軍人負責安檢，他們神色輕鬆，和我們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有說有笑。後來幾天在街上有機會向一個軍人問路，他也熱心慇勤，不太看得出被迫取消休假的無奈。進得場內，有些志願者乾脆把工作當成遊戲，用類似於群舞的方式指引觀眾方向，自得其樂。
人民的開幕禮
再說眾人期待的倫敦奧運開幕式，我在網上短評它「比較人性化」，於是司馬南先生有意見了，想知道我這說法的理由。這麼講吧，從觀賞演出的角度來說，倫敦絕對比不上四年前的北京。當年張藝謀導演的那台大戲簡直是空前絕後，以軍事行動般的精準，科技上完美的整合，炮製了一幕又一幕叫人目瞪口呆的奇觀。至於倫敦，它的總導演博伊爾則不取此途，與其用群眾演員來完成想像中美好的圖景，倒不如讓人們扮演他們自己。可是，必須小心，它始終是一台秀，就和四年前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一樣。所以分別並不在於它是否真的比我們北京的開幕式更有人性，而在於它更著意地把人民當成演出的重點。所以北京奧運向建築工人致敬的方式是把他們每一個人的名字鐫刻在鳥巢的枝架上，默默長存；倫敦奧運則請工人重新戴上安全頭盔，在全球觀眾的眼下，列隊歡迎火炬的入場。從建築學角度來說，北京的做法其實更加恰當，而且心意悠遠；但單以表演而論，倫敦這種亮相工人的方式就比較聰明討好。
同樣是展示主辦國的傳統，倫敦意外地沒有搬出牛頓和達爾文這些影響全世界的歷史偉人，反而一方面宏觀呈現農業社會邁向工業革命的道路，一方面雜亂彰顯各式各樣的人民。許多中國媒體都會發現這個晚上的英國名人，比方說《哈利·波特》的作者羅琳，傳說中的007，第一執掌柏林愛樂的拉圖爵士，當代舞蹈巨擘阿卡漢，萬維網之父伯納李，以及人人樂見的憨豆先生。大家可能忽略了這裡頭還有更多庶民的存在，例如一群不滿壓迫而罷工示威的工人，其中有人中槍倒下，又有人拾起標語迎頭再上。還有當年爭取婦女投票權利的先驅，她們戴上鎖鏈，抗議自己受到的束縛。這些中國人眼中可能不太和諧的元素，全都成了英國自我形象的一部分。
最成焦點的自是一群護士，而且是貨真價實的護士，全都來自倫敦一家著名的兒童醫院。她們推著病床出場，床上還躺著真正的病童；儘管欠缺專業水準，動作不齊，但還是高高興興地載歌載舞。這不只是要配合「激勵下一代」的倫敦奧運主題，更是一次政治表態，因為他們最後拼湊出了「NHS」的字樣，鮮明致敬「國家醫療衛生服務系統」(National Health Service)。要知道英國現在的執政聯盟正打算拿它開刀，削減花在公共醫療上的經費，可是博伊爾導演卻利用這個機會，當著全世界的面，扇了在場首相一個耳光。許多現場觀眾認同這個觀點，遂向在場護士所代表的全英醫護人員送上熱烈掌聲。
或許這就是此次演出的最大缺陷了，不像北京，倫敦沒有仔細考慮外國觀眾的理解能力，常常祭出這些只有他們英國人才懂的內行段子。我想，總導演博伊爾首先要做的大概是給他們國民一個屬於自己的派對吧。
No Motto Please
那天許多買不起票或者買不到票的倫敦市民只能在場外公園看直播，就像派對一樣，坐在草地上喝酒玩鬧。一個同事後來告訴我，當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007那段電影中一現身，那些市民先是驚呼大笑，繼而全場肅立，人人臉上興奮莫名。想不到他們真的如此敬愛女王，這個國家最保守的象徵。但是回到體育館內，在那一段英國現代流行歌曲大檢閱裡，我卻分明聽到朋克祖師「性槍手」（Sex Pistols）的《God Save the Queen》，一首惡名昭彰的攻擊王室體制的經典。這讓我想起了曾獲諾貝爾獎的英國物理學家阿普頓爵士（Sir Edward Appleton）的名言：「你千萬別錯過『白廳』(英國政府機關所在地)，你會在一邊看到被砍頭的國王查爾斯一世的銅像，又會在另一邊看見砍掉他的頭的克倫威爾的銅像。這就是我們試著對所有人公平的好例子。」
這場大秀不怕我們老外看不明白，不怕凌亂，不怕展示歷史中的矛盾，不怕表達和現政府不同的態度，不怕對君主體制的尊崇，也不怕對著女王唱出顛覆君主體制的歌曲。它還不怕缺陷，甚至還要表演所謂的「缺陷」。見過北京奧運會以牙齒發育健全的可愛女童配上天籟之音的《歌唱祖國》演唱，倫敦奧運乾脆請來兒童合唱團，只不過這群高歌《天祐吾皇》的孩子全都是聾的。
刻薄成性的英國媒體大致上認可這場奧運開幕式。對於那些群眾演員的紊亂不齊，有幾份報紙不約而同地引述了喬治·歐威爾的話：「為什麼我們英國人沒法像納粹和蘇聯那樣整齊劃一地鵝步步操呢？那是因為街上的人們會笑話的。」
這的確很英國。無論是奧運開幕式，還是這個禮拜的倫敦，我都能感到那股古怪的英國味。怎麼說呢？就像之前《泰晤士報》辦過一次奧運搞笑口號創意大賽，得獎作品是「請勿口號，我們是不列顛人」（No Motto Please, We're British）。又像知名莎劇演員布拉納（Kenneth Branagh）那晚朗誦的《暴風雨》的台詞：「別怕，這是一個充滿噪音的島嶼」。
梁文道：對付媒體的辦法
【蘋果日報】吳志森的網台遭到黑客襲擊，接下來就輪到了「獨立媒體」。這回來得更狠，乾脆訴諸物理暴力，直接砸壞三部電腦和一部電視。到底是誰下手？兩件事有沒有連繫？目前為止，這都還很不好說。可是任何針對媒體的暴力通常都只能說明一件事，那就是這家媒體的成功。並不只是因為你有影響力，而且是因為你一定說對了某些事；由於說不過你，就只好動手叫你閉嘴。
從前共產黨總是教育國民，說當年國民黨還在掌權的「舊社會」很黑暗，動不動就搞暗殺，不單殺政敵，還殺媒體人。最有名者莫過於史量才，上海《申報》的主舵手。《申報》被認為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以「無黨無偏、言論自由、為民喉舌」為宗旨，從反對袁世凱稱帝，到猛批蔣介石政權的腐敗專橫，無畏無懼，敢於站在權力的對面。後來《申報》猛批國民黨消極抗日的路線，惹火了蔣介石，他當面威脅史量才：「我有一百萬軍隊」，熟料史量才居然立刻回應：「我有一百萬讀者」，真可謂氣吞山河。終於，蔣介石派出特務，開槍殺害史量才，使他成了中國報業史上的傳奇。
有一趟和陳丹青公開對談，他也提起這段故事，可他講得妙：「你看當年國民黨多沒出息，對付不了一家媒體，居然要用到暗殺這種下三濫手段。今天共產黨用得着暗殺嗎？所有媒體都是我的，誰不聽話誰關門，不喜歡誰就弄掉他」。沒錯，今天的共產黨不像昔年的國民黨那麼黑暗下作，因為它根本用不着。從控制媒體的角度來說，這大概也算一種「進步」。
今天香港有這麼多家媒體，大大小小，很不好管。尤其像吳志森網台和獨立媒體這樣的機構，你甚至沒法用廣告和其他商業手段馴服它，於是有人試着採取老國民黨的流氓辦法。根據歷史教訓，國民黨的暴力不行了，接下來才有共產黨的全面接管。香港現在有了砸媒體的小丑，它的下一步又會是什麼呢？
2012年8月5日星期日
梁文道：金牌不是情結
【蘋果日報】中國體育界為什麼如此注重金牌？傳統上講，它該是意識型態的作用，一來可以在運動會上這種無硝煙的戰爭中宣示國威；二來則能洗刷那長年以來掛在中國人心上的「東亞病夫」之惡名，證明我中華健兒今非昔比，身體好到不行。然而，就和中國其他領域一樣，體壇的金牌情結早已不是什麼心靈上的東西了，和意識型態只有若即若離的細細一絲紐帶，真正推動各地政府各級官員全力追求獎牌的，是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
現代奧運會的原始精神並非國力的競爭，它更看重運動員個體的卓越表現。但這個體的另一頭卻又接上了全人類的極限探索，大家看奧運，想要看到的是人類這種物種的可能，想看看我們到底可以有多快、多高、多壯，和多美。此所以牙買加「飛人」保特與美國的「飛魚」費普能在四年前的北京贏盡人心，民族主義熱情再強的觀眾在看到那超人般的表現時，也要情不自禁放下國族的籓籬，為一位外國人跳躍鼓舞。在衝線的那一瞬間，他們看到的不再是國家，而是我們這個物種的蛻變與昇華。
儘管仍有部份只想看到五星紅旗在場上升起的老派人，今天許多內地中國人都早已質疑這種金牌至上的心態。他們越來越不能理解為什麼一個運動員落敗之後要哭着向全國人民道歉，也越來越不能接受犧牲運動精神以謀取更多獎牌的謀略。這不再是當年李寧失落冠軍，回國就要收到繩子和刀片的年代了，新一代的中國人不會再幼稚地把金牌數目當做自信心的指標。
然而，各地體育官員，各種體育協會，卻依然故我地以奪金為職志。這不是因為他們真的相信奪金就是愛國，而是因為每一塊獎牌的背後都是實實在在的利益。從一個教練到一個地方體校的領導，從一個體育中心的高層到一個地方政府的首腦，他們全都處身於這一條條的利益鏈上。至於好處，則有最簡單直接的獎金和升職，甚至還有房子與汽車，乃至於更龐大的撥款增加與更抽象的政績形像。假如手下出了幾個金牌，當領導的還能過問各種專訪贊助的事務，就像經紀人一樣，一切流向運動員的金錢都先自己過手一遍。可見金牌根本不是情結，它就是金子。
2012年8月4日星期六
梁文道：榮譽
【蘋果日報】這幾天在英國，此間媒體所見，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就是中國軍團，甚或「中國獎牌工廠」。不論是對葉詩文那超常表現的質疑，還是批評中國運動員就像沒有生活的機器人，它們背後的假設全是中國是個為了得到獎牌可以不擇手段的國家，正如它可以為了拓展經濟實力可以犧牲任何基本價值一樣。而七月三十一日那場女雙羽毛球的公然讓賽，則無異於證實了這種推測，是中國人自己送給大家的例子。沒錯，中國的體育機制的確是為了獎牌不顧一切。
我還看到一個內地網民在相關新聞下面的評論：「我不在乎一場比賽好不好看，也不在乎什麼鳥體育精神，只在乎五星紅旗在場內升起那一剎那的榮譽感」。這句話十足體現了今日流行中國的功利原則，管它黑貓白貓，反正能捉老鼠就行。其實這種想法不用多費筆墨駁斥，如果你這麼喜歡看升旗，何不在家裏裝根旗杆，天天自己升旗自己爽。問題在於「榮譽」二字，打一場人人喝倒采的比賽，求一個不尊重體育精神的賽果，最後拿到獎牌；這能叫做榮譽嗎？從什麼時候開始，中國人的榮譽觀變得這麼古怪？
榮譽是一種名聲，而名聲總得依賴他人的看法，所以邏輯地講，榮譽不可能是種自己爽就好的東西，完全不必理會其他人的評價。
運動競賽就是要在眾人的目光之下徹底展露真我，它的榮譽是人人都看得見的，沒有絲毫迴旋餘地。不一定每個參賽者都能贏得榮譽，但沒有盡力坦現自我的人就一定沒有獲取榮譽的資格。什麼叫做展露自我？那就像胡蘭成所說的，古時戲曲小說常見英雄射箭，中得靶心後往往暗嘆一聲「慚愧」。這聲「慚愧」並非對不起誰的意思，而是因為射者在這一剎那照見了自己的真本事，在眾人面前曝露出我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這聲慚愧，只配得上真正盡了力的人；至於虛掩矯飾之徒，他根本連慚愧的資格都沒有。
2012年8月3日星期五
梁文道：酒吧
【飲食男女】從前，我曾經是九龍塘「King's Arms」酒吧的常客，中午會在那裏靜悄悄地午飯看書。黃昏則在喧鬧聲中獨據一隅寫稿；有時約朋友見面，便說「在九龍塘畔溪對面那間英國酒吧等」。英國酒吧？其實它已經不是那麼英式了，哪有英式酒吧會賣「午餐 A：黑椒牛扒飯」。但只要一跟人說英國酒吧，大家多半還是曉得。究竟這間開了幾十年的小酒館英國在甚麼地方呢？在我看來，主要是它的名字。「King's Arms」，一個全英國到處都是的酒吧名字，猶如「The Bull」、「The Bush」、「The Nag's Head」、「The White Hart」，和「The Coach and Horses」，一聽就是十足的不列顛，而且香港人都不陌生。
倫敦倒是有家名頭非常不英國的熱鬧老店，喚作「The French House」，曾經吸引無數文藝青年。大畫家培根（Francis Bacon）和酒鬼大詩人狄倫，湯馬士（Dylan Thomas）都是它的常客，每天不見不散。其實它原來不叫法國屋，這個名字是後來改的，主要理由是當年第一個被准許在英國置產的法國人買下了它。漸漸地，就成了倫敦法國人聚腳的地方，倒如戴高樂將軍和他的流亡政府，他們老在那裏開會商討反攻復國的大計。
那天我和蘇童、麥家，一心想去朝聖，同行還有莫言的女兒，余華的兒子，三個叔叔覺得是給下一代開洋葷的時候了。我們不是為了懷戴高樂將軍的舊，只是想看看狄倫、湯馬士的足迹；這傢伙，他對酒鬼的定義是「一個不能忍受看見其他人比他喝得還多的人」。怎料小店裏頭擠得水洩不通，門外連站的地方都插不上。看了兩眼，還是走到對街那家「小尾巴羊」涮羊肉好了。
我們都是遊客，不曉得「The French House」那一大夥是否也是遊客？遊客來到英國，難免光顧酒吧，這本就是開來招待他們的地方。所以「the Coach and Horse」，你下了馬，停好車，不妨進來喝杯麥酒取暖，外頭天寒雨急，這裏也有暫住一宿的方便。「The Bush」更是古老，一千年前他們會在店外掛上一叢灌木枝，權充店招，好讓過路的旅者知道這裏有酒有飯有房間。久而久之，省下樹木，乾脆直接叫做「The Bush」，反正意思一樣。這類酒吧常見的名字，全都指向一個久遠的年代，那時候出門遠行是種風險很大的事，每個鎮上的酒館就是旅人的避風港了，於是又有一款時時用在酒吧名字上的常用詞：「haven」。
同樣愛在酒吧喝啤酒，人家說英國人與德國人不同，前者會和陌生人兜搭，乘着酒興打破隔膜；後者則內向成圈，只和熟人聊天。又聽說這與兩地各自的酒吧源起相關，英國酒吧原來便是異地旅客相遇之處，德國酒吧則是本地鎮民自己聚會的地方。
可英國人也會在自己鄰里的小酒館泡呀。一群老鄉天天泡在一塊，除了家長里短，除了談談天氣與作物的收成，還能談些甚麼？自然便是政治。難怪有人認為現代社會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是在咖啡店和酒吧（ Pub）裏頭泡出來的。可見酒吧不止消閒，它還能用來政治表態。例如「The Bull」、「The Bear」、「White Hart」，以及「Red Lion」，這些動物要不是地方貴族紋章上的象徵，就是某個皇室的隱喻，酒吧主人便用它們表示自己的忠心。好像「King's Arm」，它的根源在於大家在電視劇《都鐸王朝》裏頭看見的亨利八世，他為了離婚開罪羅馬教廷，自立英國國教，掀起一場遍及全英的教派衝突，某些酒吧老闆支持他，便自詡為國王的 衞士。
這些酒吧名字的故事，我全是從《Old Dog And Duck》這本書上看回來的。讀這本書，最令人激動的是英國平民那股反抗精神，他們崇拜羅賓漢，所以為酒吧取名「Robin Hood」，以及其他一系列相關名目。愈是遇上暴政，這些名字就出現得愈多。當然還有「Jack Straw's Castle」。他們懷念Jack Straw這位當年率領農民義軍打進倫敦塔的殉難牧師，佩服他敢跟國王說不的勇氣。儘管他是朝廷欽定的叛賊，但大家還是紛紛把自己的酒吧當成他的堡壘，至少捍衞他的精神。
於是我想起了香港那家也很受遊客歡迎的酒吧，過去開在蘭桂坊的時候叫做「六四」，現在搬了地點改名「七一」。好久沒去，回到香港是該看看它了。
梁文道：堅強的女子 艱難的女子
【數字報刊】我們孫楊跟韓國人都得銀牌，不曉得為什麼升國旗的時候他們國旗放在上面，很讓人不愉快。所以現在你看到韓國有一堆的申訴。我們葉詩文才叫冤，被外媒質疑打破世界紀錄是因為服用興奮劑。在400米混合泳奪冠，小葉最後50米衝刺嚇壞了大家，因為有人稱小葉最後50米所用的時間比美國游泳名將羅切特還快了0.17秒。英國的《每日電訊報》說，女子的游泳速度比男子的速度還快，這違背了運動人體科學原理。最後，英國奧組委的莫尼翰勛爵說這次是經過非常嚴格的藥檢，尤其中國游泳隊到現在已經做了100次藥檢。
西方傳媒歷來對中國體育上面的事情就有懷疑。覺得我們很神秘，我們訓練運動員像工廠生產機器一樣，做一個秘密武器一樣，不曉得裡面在搞什麼。我覺得這是他們常見的懷疑。
那天我們看開幕式的時候就宣佈了一點，女性參加奧運會是後來慢慢打開了這個門，來的人也越來越多，各種各樣的女子項目越來越多。今年這一屆有一個非常突破的事情，是歷史上第一次所有參加奧運的206個地區的體育協會裡面都有女性選手來了，包括沙特阿拉伯、阿富汗，過去他們不准女性參賽，現在都能參加。我很關注那幾個國家的女子，因為有幾個人的故事我覺得特別感人，比如阿富汗的一個女孩Rahimi代表阿富汗來參加女子拳擊，而女子拳擊其實是這一次才首次進入奧運項目。
這是第一次。我看過一個採訪，訪問阿富汗的女孩，她其實風險非常高。在阿富汗現在很流行拳擊，是因為有一次阿里去阿富汗訪問，然後全國人民最迷戀的運動就是拳擊。很多女孩看到覺得很帥，也想打拳擊，她們在女子裡面打來打去還可以，但是阿富汗的女子很保守，比如塔利班的女子不能受教育、不能出門、不能上街、不能看戲，更不要說拋頭露臉在男人面前比賽。所以阿富汗現在有一個政府官員，他就說Rahimi犯了所有能犯的法，第一你在男人面前表演；第二你要拋頭露臉；第三女子不該打架，所有的全犯了。阿富汗在她之前曾經也有一個拳擊手，參加過一些亞洲比賽，還得過一些獎牌，現在消失掉了，為什麼呢？因為嫁人了，她丈夫要求她不准比賽，甚至改掉名字，就是沒有這個人了。
現在來倫敦奧運會的這個小女孩居然還找到了那個前輩。這個小女孩第一次出國參加國際比賽就是奧運會，所以她決定了自己絕對會被人當沙包一樣來打的，但是沒辦法，她沒有任何經驗，就拜訪這個前輩，看有什麼建議。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建議就是不要結婚，一結婚就完了。我聽了覺得好悲慘，女子的運動道路真不容易走。
梁文道：反求諸己
【蘋果日報】假如你花了八十英鎊，一心想要進場看看世上排名第一的羽毛球好手的風姿，卻見她們和對手你推我讓，每一下都故意打到網上。請問你會有什麼反應？昨天，一群目睹了于洋和王曉理對決南韓國家隊的比賽的觀眾給出了答案，他們要求「回水」。
這實在不只是對不起觀眾的問題，更是對不對得起奧運精神，有沒有基本榮譽感的問題。難怪世界羽毛球聯盟一下子取消了包括于、王二位在內八個運動員的資格，理由是她們消極比賽，違反運動倫理。我能理解這些運動員事後的憤慨，因為她們全是聽命的棋子；但我不能理解那些反過來質疑這個決定、抨擊人家對自己不公的大陸網民的想法。
例如我的朋友，著名評論家白岩松先生，他認為如今羽毛球項目的循環賽制有問題，逼着同一個國家的選手提前相遇。很多人也認同這個講法，主張規則有錯，讓賽有理。可是，如果你真以為規則不公，那為什麼不事先抗議，要求改變規則呢？又如果你真的堅持自己的看法，一口咬定賽制不合理，你甚至還可以罷賽明志呀？要是不抗議不罷賽，反而參加比賽，那是否就表示你已經接受了這些規定呢？
更好玩的是不少人搬出了奧運史上各種讓賽的先例，意思是不尊重體育精神的又不只是中國，憑什麼要罰中國選手。甚至批評英國傳媒大幅報道中國隊讓賽，忽略了同樣受處分的韓國與印尼。說着說着自然又說回我們最熟悉的老思路：幹壞事的不獨是我，別人也幹了；假如別人也幹了，那我的錯誤就不算錯了；要是你指責我，那就是你歧視、霸權、不公平……。
至於批評中國羽球隊做法的中國人，當然又被評為洋奴、漢奸，不是中國人了。奇怪，雖然我讀書不多，但起碼知道點聖人教誨。以我所知，中國人一向遇事的準則都該是「反求諸己」，什麼時候變成了只有專求他人才叫做中國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