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近兩三年開始學佛，觀照內在，學習放下我執。執念是尋求超脫最大的緊箍咒，早在學佛以前他就自許，只想當文化史上一個注腳似的人物，重要但無名。
這幾年一直陸續有機會跟梁文道見面做訪問，從來不擔心問題拋出去沒有回應。他像百科全書一樣，涉獵廣泛，政經文教無不關心，更重要的是他不吝分享看法，條理清晰，按字逐句打出來即成文章。
一個人的身分原來可以那麼多重，梁文道很難用短短的簡介來介紹。他是評論人、文化人、媒體人、專欄作家……談書本、戲劇、音樂，也談社會運動、環保、愛滋病等課題，人稱“文化百足”。他關心兩岸三地文化發展，衣著打扮多是黑白搭配，是以又被稱為“文化教父”。
近年來，他在中國得到高度關注，書本狂銷，演講之處全都擠滿人，有文化人稱之為“梁文道現象”，香港作家馬家輝就曾自創“梁文道-lisation”（梁文道化）一詞。更有人說2009年是“梁文道關注年”，媒體的鎂光燈、人們的目光都投射在他身上。
梁文道17歲開始寫專欄，2003年起與鳳凰衛視簽約，做《鏘鏘三人行》節目而廣為人知。2009年在中國推出《常識》、《噪音太多》、《我執》、《讀者》四本書，大受歡迎。最高峰時期，他同時寫11個專欄，主持4檔電視節目，天天都可以見得到梁文道。
梁文道逼視梁文道
“我被人過度信任，被人過度需要，我無能為力，我該怎麼辦？”
寫了20多年，雖然他不是一夕爆紅，但所有變化都在10年內發生。10年前他過的是典型香港文化人的窮日子，書買不起，在家吃泡麵度日。從一篇訪問中看到，他有一陣子實在不知道寫什麼賺錢好，於是寫了幾回連載小說，標題叫做《鹹濕黃飛鴻》。
然而，現在的梁文道變成文化界的明星，連帶身邊的人對待他的方式也不一樣，招待的規格不同，對他的期待也不同。梁文道坦言，自己一開始非常不適應，自己學佛可能跟這事情也有點關係。“我覺得媒體人想要對社會有影響，出名好像是要付出的代價。”
因為寫作，同時又上電視台做節目，人們覺得他很熟悉，也很立體。名氣的後果就是人們對他的過度想像。“如果你只出鏡，不寫東西，或是你只寫東西，不出鏡的話還好，但我兩樣都做的時候，他就覺得對你的了解很立體，非常了解梁文道這個人。人們會有很多的投射，會覺得應該要對你有很多想法。或許很愛，或許很恨，或許很喜歡，或許很討厭。”
但他們所想像的人不是梁文道本人。
人生導師的困惑
名氣帶來的壓力，還不僅止於此。他在中國碰到很多年輕人，將他當成人生導師一樣，經常寫長長的電郵給他，請教問題。“我看得出他真的有很大的問題，需要別人幫忙。但是問題是我每天收到過百封電子郵件，我不可能去很詳細認真地用同等的態度來對待他。這會讓我不只覺得失禮，而且覺得辜負了這麼一個年輕人。”
此外，中國很多無助的老百姓會把媒體人當作上訪的對象，甚至將他們當成是政府，祈求得到他的幫助。例如請求幫忙取回強拆掉房子的那塊地，或是幫某個死去丈夫的人爭取更多的賠償。
梁文道面對這些成名帶來的壓力不無苦惱。“這一切都讓我覺得好無能為力，我被人過度信任，被人過度需要，我無能為力，我該怎麼辦？我怎麼樣可以既真誠地對待他們，同時又不要傷害他們。我覺得非常難過。”
他也很不喜歡成為VIP之後所受到不同規格的待遇，別人對他特別客氣，去任何地方都有後門可以進出，讓他覺得很不舒服。“相反平常人家認得你，跟你聊天，我覺得反而還好。雖然偶爾常常有侵犯私隱的。”
梁文道舉例，某次他在香港搭地鐵，碰到幾個中國遊客將他認了出來，用手機近距離拍他，並且一面錄音說：我現在看到梁文道……“就好像我不存在，好像我是佈景一樣。”他回想那場景，自己也覺得好笑。
梁文道說自己近來虔心學佛，可能跟上面所說的問題有關。他接觸佛學，一下子就著迷，還皈依三寶。學佛引領他解決自己內在的困境，從佛法尋找安身立命的安慰。他雖然很忙，一天看多份報紙，處理超過百封電子郵件，仍到馬來西亞短期出家。
人不能脫離社會
學佛似乎是為超脫而準備，但另一方面，梁文道仍很關心種種社會問題，因為他認為關心世界是基本責任，人不能脫離外界獨立於世，更不可能純粹觀照內心，斷絕外界往來。
“一個好的修行，就是那怕我在關注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事情的時候，其實也是我內心延伸的一部分，也是修行的對象。如果你覺得修行一定要隔離世界才能修行好的話，這種狀況不容易得到，很多人也許等一輩子都等不到這個機會，因為到時候他總會說：我現在很忙，等我退休吧。退休的時候說我想看孫子，看孫子的時候說等我孫子大吧。等到你覺得可以躲起來觀照內心的時候，你就已經要死了。”
他在8月來馬演講“佛教與知識分子”時說，越來越多年輕佛教徒投入關心社會課題的行列中，甚至包括參加遊行表達心聲。因此，關心社會和佛學並無衝突，過去佛教雖然講的是人間佛法，但是總給人感覺是安靜的，遠離大眾，刻意迴避政治問題和敏感問題，現在則已經轉變了。
梁文道誠心修行，也關心社會問題，希望社會更好，他最希望自己能擁有能感覺別人感覺的能力。“比如說跟別人坐在一起的時候，不是要知道別人的想法，而是要知道他的情緒，他到底是快樂，還是猶疑、憤怒。我希望知道別人的情緒的能力。”
梁文道期許梁文道
“做一個在文化史上注腳般，要花一點功夫你才會看到的人。”
梁文道從不吝嗇分享自己的看法，現在成了明星一樣的文化人，但他卻不眷戀。學佛固然讓他的想法更超脫，但早在他學佛以前，最初寫評論，跟香港藝術圈、文化圈的人打交道的時候，他就希望自己是文化史上注腳般的人物。
“讀藝術史、文化史，你會注意到有一種人很奇怪，你會在著作的注看到某一行很小的注腳上看到他們，這個人其實很重要，當年做了什麼事，幫助了誰怎麼樣怎麼樣，但是你會很奇怪這個人怎麼我沒聽過。”
這些人或許幫助了很多人成名，或許他在當編輯的時候，讓許多作家有地盤可以發表文章，進而為人所認識。但現在大家都不記得這個曾經那麼重要的人的名字了，因為他本身寫評論，卻不集結成書，沒有什麼作品，因此很快就被遺忘。“如果沒有他，當年那些事情那些人就不會出現。像以前明朝一些出版家，沒有他們的話我們現在大部分書籍是看不見的。”
哪天當他離開的時候， 他並不希望誰會記得他，就只想當一個注腳，重要且無名。“我想做這種人，在文化史上注腳般，要花一點功夫你才會看到的人。”
梁文道開解梁文道
被誤解是常態
梁文道經常到處演講，8月份來馬其中一場演講，談的是頗具深度的“食物哲學的貧困”，很多人以為他談的是食物，但其實他談的是“食物哲學”。碰到哲學，有的人聽懂了，有的人則誤解了，梁文道經常面對類似的情況，見怪不怪。
在媒體上發表言論，被誤解似乎是常態。“那怕我寫文章力求清晰，但是仍然是會被誤解的。所以我覺得我們任何做溝通的人、做媒體的人，都該把被誤解當成一個必然會出現的狀況來接受。你不把這個當預設的話，你會每天都受委屈的，你會很痛苦，你會很難過，你心裡面會有很多的怨恨。但是我覺得應該把它當成正常的前提。”
碰到有人誤解他談話的內容，如果當面對話，他會繼續解說。一如他面對所有記者的訪問，問題拋出來一定會有答案。如果不是面對面，那就視情況而定。 “寫作寫出來有人回應，如果我發現那個回應他是純粹誤解我，我就不會自己澄清，我不覺得這是太有價值的做法，我就不回應，因為我沒有那麼必要讓他搞清楚我是什麼意思，說不定我誤解了他。可是如果誤解我參與討論下去的話，本身會變成很有趣的討論，或者很有意義的話，這種情況我會回應。網上那些留言我幾乎從來不回應，因為我對網絡世界其實是越來越有距離感的，我不大管。”
梁文道克制梁文道
“大家的想法是趨同的，這是我討厭面子書的理由。”
梁文道向來不吃麥當勞，不穿Nike鞋，他曾說那是道德的選擇，但他仍然會寫有關麥當勞的文章，以飲食文化談論麥當勞。現在可能還要增加不加入微博、面子書、推特等網路新平台。他甚至不去回應網上的留言。
他曾在《我們都是標題黨》一文中寫道：“我只用一個推特戶口，而且荒廢良久（雖然新浪等網站主動幫我開了戶，還自動創造了幾則留言），是因為我不想那麼快速地說話，那麼迅捷地反應。但是我發現很多人都能適應這種節奏與密度，並且總有話要說，從早到晚地說。漸漸地，有些人掌握到了規律，用寫標題的方式來寫微博，語不驚人誓不罷休，這樣便能吸引更多的粉絲，拉高自己的‘被關注度’，終於成了一把十五分鐘的名。”但是他很懷疑這樣的被關注與成名有何意義。
部落格他倒覺得還好，至少是一個公開的空間，誰要來看都可以，面子書則不是，它是一個小圈子的活動，你必須先成為圈子內的一分子，才能發表言論。但卻又讓人有種錯覺，製造出自己在公共空間發表言論的假像。
“面子書一定要先做我的朋友，推特一定要先追隨我，你才看得到我，所以這是一個圈子。習慣在這種圈子發表意見的人，他們久而久之會以為自己是在做一個公開、公共的討論。比如我在香港或大陸，都認識很多玩面子書或是開心網、同學網那種網站朋友。他們總會覺得他們自己寫了什麼重要的東西，可是外面的人怎麼看不到呢？”
同聲同氣的論調
梁文道說最可怕的是同一個群組的人，本身都擁有差不多想法，這群人彼此互相回應，會產生一種同聲同氣的論調。“比如說今天我批評某個東西很混帳，你 like，他也like。他看到我這樣寫，自己寫一個更激進的，你很like，他也很like。你發現我們都寫那麼激進的，你寫一個更激進的。最初先是說這個人很可疑，最後罵他是一個王八蛋、王八蛋孫子，就會越搞越激進。大家的想法是趨同的，這是我討厭面子書的理由。”
至於推特則是太短太快，玩多了會讓人產生時間的幻覺。“我發現我很多做媒體的朋友，玩推特之後時間感會變化。玩推特之前，我們做媒體的人新聞以日為單位，昨天有什麼新聞，前天的新聞我們已經會覺得有點舊了。玩推特的人玩慣了之後，會覺得上午的新聞，他開始感覺到是上禮拜的新聞。上午的新聞如果你的追隨者夠多，一下子就被淹沒了，一下子就幾百條訊息，你就再也看不到，再也不會關注了。另外，你在推特上問問題，反應是即時的，看到有人這麼寫，即時給一個反應他。你會覺得你不反應，你好像不存在一樣。”
少了思考的距離
這種即時反應沒有經過沉澱，少了思考的距離感跟空間感，想法很難完整形塑。“平常我們寫作是有時間跟空間，去把這個東西停一下、靜一下、過濾一下、沉澱一下，再去整理自己的想法，但推特取消了這個距離感跟空間。”
他覺得這些新媒體的溝通方式，逐漸演變成一個讓人成名的地方，例如許多名人在微博上努力搶更多的支持者，而某些業者也用盡方法告訴你哪些名人值得被關注，人的名氣就是這麼堆疊出來。
“那些名人為了維持自己的名氣跟被關注，總是要寫一些很駭人的句子，比如：我昨天發現我也長了女性性器官。這種句子很可怕。大家覺得‘哇，好厲害’，一下子被關注度很高。這整件事情都讓我覺得很變態，我不想去介入跟參與。”
2010年10月30日星期六
梁文道看梁文道
2010年10月29日星期五
梁文道：看湯看到飽
【飲食男女】小時候卡通看得不少，使我曾經以為歐洲人的正餐就是湯加麵包。例如海迪，幾乎每回遇上吃飯的場面，都能見到她坐在大木桌前一手拿着湯匙舀湯，另一手抓着塊看起來像石頭般硬的麵包。不只是她，片子裏每一個大人都吃這兩樣東西，沒有菜沒有肉，無人例外。還不只是人，連那頭身形碩大的聖班納狗也是趴在地上喝湯。聽起來很寒酸，可是這個畫面卻是如此地溫馨飽足。中歐的山地，外頭是寒風嗖嗖偶爾夾帶冰雪，裏頭則是一壁爐火烘得整間木屋明亮和暖。而那些黃澄澄的湯冒着煙，樣子很像金寶忌廉粟米湯，並且浮着一些不知名的塊狀物。
童年口味單純，我愛喝金寶湯，所以當年還很羨慕海迪的好伙食。等到上了大學，我才懂得同情那些山地農民的遭遇，簡直是太慘了，居然連狗也要拿湯當狗糧。為甚麼我會在大學階段才忽然想起那些兒時看過的動畫場面，而且感慨箇中人物的不幸呢？那是因為我窮，有錢在手也捨不得花，往往一天吃兩頓，還時常煮開一罐罐頭湯就當做是一餐。每當捧着大碗一勺勺地喝湯，我就會想起那條聖班納，想起牠的模樣是那麼地無精打采那麼地無奈。為甚麼我當年就算有錢也不敢花呢？省着點買煙買酒買書呀！要不你以為文人是怎麼煉出來的呢？
話說回來，喝湯還真能把人喝飽，尤其是洋人的湯，廉價的忌廉雞湯也好，正宗的 goulash也好，全都豐厚濃稠，一碗下肚頂得了好幾小時。
美國賓夕凡尼亞州立大學的芭芭拉．勞斯（ Barbara J. Rolls
所以別說喝了，湯這種東西你光看都能看飽。沒錯，假如你現在再放一遍海迪和聖班納喝湯的片段給我看，今天晚上我大概就不用吃晚飯了。
2010年10月24日星期日
梁文道：貓眼深淵（距離二之二）
【牛棚讀書記】在我不知道怎樣把貓和我的故事說下去的時候，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開始呢喃了，而且一說就是十小時，這篇講稿後來成書，英譯書名《 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他從一次非常典型的遭遇說起；那天他洗完澡，赤身露體地從浴室走出來，迎面就看見他家的貓端坐地上，抬頭注視着他。是的，他說是「注視」，那隻貓睜着大眼睛，一動也不動地看着滿身水氣的裸體哲學家。然後德希達覺得羞愧萬分，迅速抓起一條浴巾圍住自己的下身。再過一會兒，他又生起另一股羞愧，那就是為了自己的羞愧而羞愧。意思是為甚麼他要害怕在一頭貓前裸露呢？莫非他把貓當成人看了？他憑甚麼把貓當做是人，恥於在牠面前現出自己的下體？拿毛巾遮掩下體這個動作可以算是對他人的基本尊重，但對一頭貓而言，以對待人的方式對待牠又算得上是一種尊重嗎？如果我們不應以待人之道待貓，那甚麼才是貓的方式？怎樣做才叫做尊重貓？在人與動物的關係之間，「尊重」這個概念有甚麼意思？它裏頭會不會也埋藏了過重的人類色彩？
簡單地說，就在德希達與那頭貓四目交投的那一刻，哲學開始了。
動物深不可測，就算小吉和我住了十多年，我也還是搞不清楚這段關係的意義。有人說，我不應該用「養」去形容與貓的交往，因為它貶低了貓的地位，貓可不能當做寵物。甚至連「牠」這個字也不能用，因為「牠」同樣是種小看了貓的稱謂。可是，你若真把牠當人，你又怎能侵犯牠的私隱，時時觀看牠如廁的肅穆表情；你又怎能不顧牠的意願，隨手撫摸牠的柔順毛髮？
小吉之深，首先在於牠的眼睛。我無數次地與之對視，並且以我的方式理解它傳達的信息，或者將它看成是種吻前的親暱，或者將它理解為不滿的抗議；然後我反應，用自己的鼻子輕輕點觸牠濕涼的鼻尖，又或許挪開身子不敢再在門縫邊偷眼望她。由於眼神的交會，我和牠產生了種種互動，就像任何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一樣。然而，我仍然擺脫不了一股疑惑的情緒，因為我實在無法肯定那些眼神的意義，甚至不能百分百地確定貓之「眼神」的存在。我怎麼知道貓眼的背後是甚麼？我如何可以確認牠正在用眼睛和我交流？那雙眼如此巨大，在牠的臉面上佔據了好大一塊的比例；它們漆黑如深淵，吾人就算縱身一躍，亦不知何日見底。巴泰伊（ Georges Bataille
動物之眼令人着迷，自從伯格（ John Berger
自古以來，我們定義人的方式便離不開動物，比方說「人是言語的動物」、「人是理性的動物」、「人是政治的動物」、「人是使用雙手的動物」……。動物是哲學瞭解人類的背景，重點在於找出一種人類獨有而動物皆無的特點，然後拉開彼此的距離。換句話講，每當我們使用「人是 X的動物」這類表述去定義人類的時候，我們關心的其實都只是這句話裏的「 X」，而非動物。雖然「人是 X的動物」好像承認了人類首先是種動物，但它的真正旨趣卻是要否定人類的動物身份。所以我們總是在那些「 X」上頭大發議論，理性如何如何，言語如何如何，政治如何如何；至於那個被「 X」隔開的動物，我們則沒有太多的話可說，我們只能沉默。
難怪德希達要旗幟鮮明地宣告：「我是動物故我在」。因為在那林林總總的「 X」之前，我首先是個動物。面對小吉，面對那雙黑暗深邃的眼睛，我如臨深淵；我和牠的一切「交往」，一切「互動」，莫不都是我以為的交往與互動。我稱牠為「牠」，似乎那具軀體之中有一位格；我對牠說話的時候以第二人稱喚牠為「你」，彷彿眼前真有一個能夠與我相互理解相互呼應的主體；這，豈又不是我一廂情願的投射？陷入這般思考，我們難免就要回頭追索「互動」、「交往」與「對談」的意義，難免就要追到「位格」和「主體」的問題，歷經艱困，然後終於發現「我是誰」才是我最有資格探討的課題。
熟悉的動物是親近的深淵，我每日徘徊在一道懸崖邊上，朝向未知的他者，既不知「牠」是甚麼，也不再能確定「我」是甚麼，此乃存在的臨界。那一雙沉靜的黑眼，我看着它，想念它，終於相忘江湖。
2010年10月23日星期六
梁文道：強姦與強拆（更新3）
【隨筆／觀念】以下是一名強姦犯人的告白：
「強姦並非我等所願，這裡涉及到一個很關鍵的問題，這就是人類繁殖成本的問題。如果我們每回交配都要考慮對方的意願，事後還要付出大量賠償費用的話；想想看，這得花去多少時間，又得浪費多少資源呀。而為了實施人類發展戰略，強姦更在所難免，或者說不得已為之，否則，一切發展免談。」
「強姦容易出問題這是肯定的，但我們不能因為容易出問題就放棄不做。因此，剩下的就只是問題出的大小和是否可控。而會不會出大事，出了大事是不是控制得住，實在說，就要靠運氣了。」
「當大家都在對強姦現象口誅筆伐的時候，似乎大家都罔顧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強姦行為的受益者。要不是我們的雄性先祖當年用強，掄起大棒就敲暈了雌性同類，然後把她們拖回山洞；人類今天還能繁衍出今日這番恒河沙數的局面嗎？我們中國還能如此人多勢眾好辦事嗎？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沒有強姦就沒有現代人類，沒有現代人類就沒有一個個『嶄新的中國』，是不是因此可以說沒有強姦就沒有『新中國』？」
看到這裡，你也許會覺得噁心，馬上就想衝進廁所大吐一場；也許會感到怒火攻心，忍不住罵出幾句髒話。為甚麼我們看了這段告白之後會如此憤怒如此難受，理由恐怕還不只是因為那個犯人的強詞奪理荒謬思維，而在於一種更簡單更根本的直覺。那種直覺告訴我們，強姦是種萬萬不可接受萬萬不得辯解的罪行。「強姦」這兩個字不是中性的，它本身就充滿了非常負面的價值意蘊，正如「強搶」和「強盜」一樣，我們一見就無法再不動心不動情地客觀冷待。
換句話說，以上那番告白刺痛人的地方在於那位犯人居然毫不遮掩地使用「強姦」這個詞彙。理論上，他大可以發明一個比較好聽或者至少比較陌生因而也比較能夠唬人的術語，例如「非雙方同意的交配行為」，或者「未經對方認可的主動性行為」。但他沒有；他就是這麼左一個「強姦」右一個「強姦」地寫下了這篇駭人聽聞的自白。它讓我們震驚的是，這個作者似乎喪失了最基本的道德直覺，完全沒有想到光是「強姦」二字就足以令人反感，足以摧毀他一切論點的說服力。這位作者不是一般人，而是一個失去了人類同理心與基本道德感知能力的可怕異端，因為他根本不知道強姦有甚麼不對，他的辯解只是為了我們而寫的。所以，他才會把強姦看成一種後果可不可以控制，大事又能不能化小的技術問題。
放心，以上種種其實全是我的虛構，現實中並不存在這麼一個泯滅良知而且還極端理智的強姦犯。然而，那幾段告白卻又不是百分百的無中生有，它們改寫自近日一篇紅遍全中國的鴻文，我只不過是把原文中的「強拆」換成了「強姦」，將「政府」變成「我們」，同時還補上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論點而已。我說的這篇文章當然就是首發於「財新網」的「宜黃來函」。
話說江西宜黃的強拆案透過微博的轉播震撼全中國，其中的自焚、搶屍與截訪在在顯示出公權暴力的恐怖，結果不只引起無數人的義憤，還丟掉了幾名地方官員頂上的烏紗帽。想不到正當事情冷卻結尾之際，一名當地官員竟主動投書媒體嘆不平，於是觸發更多輿論的攻伐。看完化名「慧昌」的官員所撰寫的這篇「宜黃來函」，以及眾多評論家的仔細剖析之後，最叫我吃驚的是該名官員竟然全不避諱地採用「強拆」一詞；而多位評論家雖然深入地揭示了地方政府「發展主義」思維的盲點，全面地批判了強拆現象背後各種不合法理的弊端，但也似乎都不覺得「強拆」這兩個字刺眼。
讓我們再看一眼「宜黃來函」的部分段落：「強拆並非地方政府所願。這裡涉及一個很關鍵的問題，這就是發展成本的問題。……而地方政府為實施發展戰略，強拆在所難免，或者說不得已為之，否則，一切發展免談」。「強拆容易出問題這是肯定的，但政府不能因為容易出問題就放棄不做。因此，剩下的就只是問題出的大小和是否可控，而會不會出大事、出了大事是不是控制得住，實在說，就要靠運氣了」。「當大家都在對強拆政策口誅筆伐的時候，似乎大家都罔顧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強拆政策的受益者……是不是因此可以說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
為甚麼這幾段話裡的「強拆」可以拿來和「強姦」相比？答案在於那個「強」字。強姦之惡，除去性的敏感以及種種關乎人類肉身等尊嚴問題外，就是因為它用強。請注意，拆遷不一定總是強拆，因為拆遷絕對可以經過雙方同意；而強拆則是一方不情願，另一方卻堅持使用暴力手段來達成目標的結果。不管那位宜黃官員究竟搬出了多少套奇詭莫測的宏觀辯說，多少粗糙不堪的中西發展路綫比較，至少有一個事實是他自己都不能否認，甚至還從不隱瞞地掛在嘴上的；那就是當地政府的的確確搞了一次強拆。除非我們這個社會已經發展到用強不算錯，以暴力逼迫他人就範也不算問題的地步，否則強拆就一定是種類似強姦的罪惡，一種道德上的罪惡。
從這個角度來看，「宜黃來函」最令人齒冷的，就是一個國家官員居然完全沒有想到這麼基本的道德事實，在一整篇東西裡頭沒有半句提及居民意願，反而把罪過的後果當成運氣問題，以經濟發展解說違反人類根本自由的惡行；最後還把我們所有人拉下水，說成是一個道德錯誤的受益人與共犯。假如這篇文字真的像許多論者所言，「代表了許多地方官員的心態」，這個國家就真是有毛病了。
2010年10月22日星期五
梁文道：三花
【飲食男女】《三花》大概是艾未未唯一一部得以在大陸網絡傳播而不被刪不被控的紀錄片，因為它據說比較「不政治」，因為它講的是貓。「三花」原是艾未未養的一隻自來貓，而《三花》一開頭就是這隻大頭花貓的特寫；鏡頭下的「三花」迎風緩緩擺首，優雅得不得了。但再看下去，你就能看到惹起全國愛貓人憤怒、悲痛與噁心的那一連串恐怖鏡頭了。《三花」講的並不是「三花」，而是無數隻像三花這樣的流浪貓怎樣被誘捕、被偷運、被屠殺，然後再被吃進肚裏的全部過程。艾未未冷靜地展示了一條「肉貓」的供應鏈，以及一張覆蓋全國的網圖。這張網的結點與那條鏈的終站便是廣州，一座即將舉辦亞運會的「文明城市」。難怪有人說這部片子不比艾未未的其他作品「溫和」，它簡直是摑在這座盛事之城臉上的一巴掌。情況好比當年的漢城奧運，人人都拿韓國人吃狗的習慣開刀，逼得當局急急下令暫停狗肉上市。廣州政府又會不會學學人家，叫大家忍口不吃「龍虎鳳」呢？
關於這部片子，有些反應你是完全猜得到的。比方說「吃貓殘忍，難道吃狗就不殘忍嗎？」；或者「連人都快活不了了，還有空管貓的事？」。幾乎每次有人提起虐待動物的話題，都一定有人要立刻重彈這些老調。今年初我也寫過一篇《吃貓的藝術》，果然就引起了類似的反應，他們批評我不吃貓卻吃豬「虛偽得很」。
雖然我愛貓，短短一小時多的《三花》也看不下去，但是我並不敢輕易判定吃貓人有罪。雖然我在賣「肉貓」的販子那兒贖走過一批小貓，可這並不表示我視貓肉販子如仇讎，恨其入骨。既然今人沒有耐性解讀文字，喜歡望題生義，我不妨把話說得再清楚一點。簡單地講，假如我們食葷，我們就實在沒有太多理由可以指責那些吃貓的人；頂多只能夠譴責捕貓者殺貓的手段太過兇殘罷了（例如用腳活生生地踩碎牠們的頭）。
艾未未說過，他這部片子只有百分之五是偷拍的，其餘全是正大光明擺好鏡頭取來的材料。難怪他說最恐怖的不是那些人怎麼對付貓，而是他們一點也不介意，似乎世事合該如此。問題是，為甚麼他們要介意呢？任何年代，人類都會用不同的理由禁食某些動物，有時候那是宗教的緣故（最著名者如穆斯林不吃豬），有時候那是道德的影響（例如傳統中國農夫不食牛，以念其辛勞之功）。只有到了近代，西方人才發明出不吃寵物的想法；一種動物一旦入了家門，成為老少寵愛的伴侶，這種動物就不能再吃了。事實上，「寵物」的概念本身就是一套現代產物，以前的人從來不會那麼清楚地界定出「寵物」的種類、範圍，以及對待牠們的種種規條。這並不意味着古人不養寵物，而是說他們不會如此明確地定下寵物不能吃只能寵的規矩。約翰．伯格（John Berger
現代化並不是一條平穩的直線，全面而同時地覆蓋了整個地球。在現代寵物觀念早已深入人心的今天，始終有些地區不同意我們把貓歸入寵物的做法，也始終有人甚至會養貓愛貓「又」同時吃貓進補。請注意，我不以為現代一定要比前代好，更不相信現代化只有一種道路。也許廣州街頭那些滿嘴老貓肉的漢子正正處在我們熟悉的現代之外，說不定他們家自己也養過貓呢。問題只在於我們不能理解一個人怎能愛貓「但」卻同時愛貓肉；他們也不能理解一個人為何不能愛貓卻「又」同時不放棄吃貓。
梁文道：光明、慈悲與和平
【明報】一、光明
他們說得都對，諾貝爾獎的確沒有什麼了不起。憑什麼要讓一幫北歐人來替全世界決定誰是全世界的學術英雄誰又是對和平最有貢獻的人呢？這實在沒什?道理。他們說得對，任何獎項都是有立場甚至有偏見的。所以沙特當年拒領諾貝爾文學獎的其中一個理由便是：「諾貝爾獎本身並不是西方集團的一項文學獎，但它事實上卻成了這樣的文學獎」（順帶一提，沙特也曾聲明不願接受蘇聯主導的「列寧獎」）。所以我并不想爭論劉曉波先生到底值不值得拿諾貝爾和平獎，他這個獎拿得有沒有意義；也不在乎這到底是不是像外交部發言人所說的，乃是「對諾貝爾和平獎的褻瀆」。
其實，假如我生活在大陸的話，我恐怕根本就沒有資格去爭論和在乎，因為我很可能不知道誰是劉曉波，他說了些什?，又做過什麼樣的事。於是我好奇，假如劉先生真的是「西方反華勢力」的代言人，你?什?不讓我看看他的言論？也許看過之後，我會更加同意你的判斷。假如劉先生違反了中國法律，是個罪犯，你能不能公佈一下他的罪證，讓他的惡行大白於天下？如果他真的有錯，昭昭明甚，那?什?審訊他的時候要搞得那麼神秘，不叫公眾得聞整個過程呢？
他們常常用「不可告人」四個字去形容別人的「險惡用心」。但是不知道?什?，我總是感到最有事情「不可告人」的反而是最喜歡使用這四個字的他們。可不是嗎？劉先生得獎，他們不敢公佈，甚至連「諾貝爾」的名字也一並封殺。記者要去訪問劉先生的夫人劉霞，他們就乾脆把她軟禁起來，並且連夜在她家附近設起路障，告訴大家該處正在施工。更妙的是，當記者在招待會上問起這種種情形，他們的發言人居然回答不知道有這等事。大家說說看，這裏頭究竟是誰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又有些時候，他們會找人輾轉帶話給他們不喜歡的人，他們說「要是你不乖乖的，我可以叫你失去一切」。聽到這種霸氣十足的話，我不覺得害怕，只是感到一陣難過。因為這是我的國家，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一個崛起中的新強權，接連辦過奧運與世博，而且在許多方面都展現出與國際同步的開放面孔。但?什?他們不同意一個人的言行，既不是公開和他討論，也不是私下找他爭辯；而是跑去恐嚇他，以他的生活與生計來做要挾呢？?什?不能光明正大地與人辨明是非，卻要用一種很鬼祟很不得體很不符合大國氣度的方式去叫人「聽話」呢（而且連要人在哪些事情上聽話都不敢明言）？
我知道有些保守派批評劉曉波先生是為虎作倀，成了“西方反華勢力”的馬前卒，我還知道有些思想前衛的學人懂得使用更新潮的理論與人名（比如Alain Badiou）去恥笑劉先生和「西方勢力」那落後陳舊的民主觀念。但這都不要緊，因為這都是可以探討的話題；我在乎的只是一件更簡單更基礎的問題，那就是大家能不能把話全都攤開來說了。說實在的，比起關押他的政府，劉曉波先生起碼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他的一切言論都是公開的，他毫無顧忌地坦示了自己的想法（哪怕這些想法對他的人身安全很不利）。要是大家沒看過沒聽過，那也不是他的責任，而是指控他有「不可告人之目的」的力量的責任，因為他們使得這些言論成了「不可告人」的秘密。
二、慈悲
劉曉波先生不是聖人。六四之後，他在獄中寫下了毫無必要的悔過書；更曾為人利用，在電視上說過一番有替當局塗脂抹粉之嫌的話。但是他常抱悔罪之心，從不掩過，反而屢屢告白，深深責己。每次念及當日亡魂,他都會黯然神傷。要知道錯是每個人都會犯的，難就難在事後的態度。經過時間的洗刷，讀劉先生近些年的文章，你幾乎很難相信他就是當年那個持劍上馬、銳氣十足的年輕人。尤其是那篇擲地有聲的審訊自白《我沒有敵人》，這裏頭的寬容與慈悲可是風浪過後的結果？
「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這段話讓我想起了昂山素姬，她不僅對監管她的軍警微笑合十，還呼籲夥伴要尊重那些敵對的軍人。我也想起了曼德拉，當年他在羅本島坐牢的時候曾經遭遇過一個對待囚犯極其凶惡的指揮官。可就是因為這名軍官在調職之前說了一句稍為溫和的話，曼德拉便立刻省悟：「這些人並非沒有人性，他們的非人性是被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他們舉止有如禽獸，是因為那樣的行為受到獎勵，他們以為這樣可以幫助他們升官晉職。那一天讓我體認到，巴登霍斯特(即那位凶惡的指揮官)並非外表看來的那個人，而是一個比他所作所為更好的人」。儘管我不願談論諾貝爾和平獎，可是至少在這一點上，我看到了評審委員會前後的一致。
唯有知道人的脆弱與局限，方能養成一種願意寬待他人，在卑劣處看見仁善的胸懷。故此，即便是到了就要入獄十一年的前夕，劉曉波先生還是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雖然身陷囹圄，可是他卻注意到了「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雖然受到敵意的包圍，但他仍有餘裕在看管他的管教身上發現「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簡單地講，他並沒有把體制與構成體制的所有成員混為一談。
三、和平
曼德拉曾經因為他的溫和態度惹來不少非議，他的同志認為對「敵人」良善就是軟弱、怯懦與姑息，激進點的更加指責他的行為是渴慕權利的表現。同樣地，劉曉波先生的溫和與寬容也成了一種罪狀，有些人不僅不贊同他漸進改革的立場，還把他的自白書讀解為一種妥協、投降和獻媚。他們說：「他不顧事實地對一貫踐踏人權的中共公開讚揚的行為，他的既為自己辯護又為中共惡行洗脫的矛盾說辭，都立下了一個混淆和顛倒是非的先例，對中國民主運動起到誤導作用和惡劣影響」。在這些人看來，中國政府是冥頑不靈的邪惡勢力，不可能漸進改變也不可能自我更生，只能對抗到底直至將它鬥垮為止。他們把不同意這種主張的人都叫做「合作派」（包括劉先生在內），而「合作派」與「抗爭派」之別不只是意見和策略的不同，甚至還是道德上截然有異的兩種選擇。
這套觀點我是熟悉的；只不過我曾天真地以為，面對種種良知和道德的猜疑，一個人要是在可以流放的時候堅持不走，而且最後還被投進牢獄的話，這大概就是他至為終極的自我澄清與證明了吧。沒想到我還是低估了這套觀點的頑固與徹底，原來坐牢還是不夠的，它還是不能讓我們看到這個人的「真面目」，因為它也很有可能是整個「大棋局的其中一步」，目的是為中國培養一個聲望極高的反對派領袖，將來可以用作幌子，推動一種有利於中共的偽民主改革。至於劉曉波本人，他固然因牢獄之禍而得福，拿到了諾貝爾獎與舉世皆知的名譽；說不定未來還會在那盤很宏大很深奧的棋局中再上一層樓，當上了「國家總統」呢。這類觀點去到最遠的時候，甚至還會推測劉曉波做了總統之後的結局；那便是委派親近他的人「為國家安全總署署長，專職剿滅反劉曉波的早已被邊緣化的革命派，在野黨共產黨和解共生」。而這一切，自然是共產黨苦心策劃的結果。
除此之外，我還見過批評劉曉波先生「惡毒攻擊」維權律師高智晟先生的言論。他怎麼會「惡毒攻擊」備受尊重的高先生呢？我很好奇，於是略略追索該說源流，發現它最可靠的依據可能是劉先生嘗言在獄中受到了「柔性化和人性化」的待遇。它的邏輯基礎是這樣的：「在同一個極權國家、同一個年代、同一個司法制度下，中國人權律師高智晟等其他良心犯卻受到警方施加如電擊生殖器等令人髮指的酷刑。劉曉波明知中共在殘酷摧殘高智晟先生和其他良心犯的同時給予他特殊優厚待遇是別有用心，他卻仍在他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中說中國政府『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這類完全違背事實的謊言」。也就是說，劉先生沒有顧及高先生等人的遭遇，只談個人親歷，因此他是個騙子。再推衍下去，這番「謊言」便演變成對高智晟先生的攻擊和否定了。
說到這裏，我們不妨回想一下親官方的保守言論。按照這些言論，總共由五個前挪威國會議員組成的和平獎評審委員會根本不可能是獨立的，他們的背後是一股盤根錯節的「西方反華勢力」。選在這個時刻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先生也不可能只是巧合，而是夾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與領土爭議之間的一記組合拳，目的是要打擊發展中的中國。劉曉波獲得這座獎更不可能是個偶然，因為他從來就是西方妄圖改變中國這盤大棋局中的要角。
有沒有發現這套言論與前述「抗爭派」的觀點是何其地相似？它們的推論步驟之中總是有著太多的「可能」和「不可能」，而這種種「可能」和「不可能」都需要更多的事實和論據方得以成立。為什麼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五位評審委員會是「西方反華勢力」的工具？這是需要說明的。為什麼囚禁劉曉波先生是他和當局的默契與合謀呢？這同樣需要證據。不過，這兩套表面上去之甚遠的言論卻依循了類似的思路，往往在這些最應該說明的環節上輕輕略過。與其說它們是要傳達事實，倒不如說它們是種自我滿足並且永遠正確的推斷；它們所要判定的便是敵我之分。在這套敵我二分誓不兩立的視野下，世界是個滿佈陰謀的環境，人類是種心懷叵測的動物，所有「可能」與「不可能」都只能指向唯一的終點。這套思維方式看起來十分複雜，可實質上卻又非常簡化，可以把一切多樣而微細的綜跡詮釋進自己想像的圖景。
上星期我在一間大學遇到一位內地來港生，他說劉曉波先生獲獎一事在同學圈中引起了不少爭議，很多人認為這是西方世界「別有用心」的動作，意在打擊中國政府的形象，他想聽聽我的看法。於是我告訴他：我不關心也無從得知任何有關「用心」與動機的問題，但效果上這個獎確實是對中國形象的挑戰。這位同學聽完之後便說：「哦，所以你也贊同這是西方刻意而為的行動」。他好像沒有聽懂我的話，我只好鄭重地再強調一遍：「請注意，我談的只是實際效果，而非用意與動機。因為我們不夠材料去談用意的問題，更沒有材料說明評審委員會和所謂『西方』的關聯。」可是最終我也不敢確定他到底有沒有聽懂我的話。
因為監獄與類似監獄的枷鎖不只規訓我們的肉體，它還會改變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一個威權政府不只限制了人民的種種權利，它還會塑造出一種偏狹的心靈。威權本身已經夠可怕了，但它更可悲的地方是連它的反對者也變得和它很像，大家共同使用一種語言以及同一種思考方式；儘管這群反對者在人格上並非不值得大家敬重。
生活在長期的監控狀態下，四處皆是敵意的狐疑目光，劉曉波先生至為可貴的一點還不是他的勇氣，而是他清醒地洞察到這等局面的影響，不讓自己墜入到非敵即友密雲滿佈的困局：「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故此，我雖不能肯定劉曉波先生獲獎的意義，也不想討論這座獎項的價值；但我可以憑藉人所共見的訊息與資料確定劉先生是一個光明、慈悲與和平的人。區區一座諾貝爾和平獎既不能使他增輝，也不能令他失色，這個人的存在本身就比什麼獎牌都還重。
2010年10月19日星期二
梁文道：我不相信學運
梁文道在香港《我在中國》論壇上的一段講話。
基本上我對學運都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在香港還有一些學校保留了學運的傳統，但問題是絕大部分學生唯一會搞的學生運動就是跳舞。你每次經過理工學校看到的大學生平台都是一群人在那跳舞，遠遠的看也像是搞學運。大陸的大學生呢？我倒沒有司徒薇講的那麼樂觀，當然大陸那麼大，要看什麼省，什麼地方，但就我所接觸的來看，我的印象是越好的大學，越重點的大學，全國排頭三位的大學比如北大、清華、復旦，就越糟糕。我的感覺是這樣的，這個問題不在於學生有沒有權利意識的問題，而在於一個學生判斷現實是不是可以改變的問題。我覺得目前我接觸到的相當多的大陸大學生都不大相信現實可以改變，他比較相信的是要適應現實。與其說要他去改變遊戲規則，倒不如說他怎麼樣在既有的遊戲規則下玩得好，能夠讓自己爬上去。我遇到這種情況更多，特別是在一些最頂端的大學裡面。反而一些二線的但也不爛的學校比如華東師大，會有一些比較不錯的情況出來，很奇怪。我覺得大陸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有太多很優秀的大學生，他們非常年輕的時候就向現實投降了，想的是怎麼樣去考公務員，找好工作，去美國唸書，進入跨國機構，然後回來參加我們太子黨派的私募基金，或者嫁富二代，都是這些，我接觸的更多的大學生都是這樣的。
不過，我覺得不用擔心，其實學運從來不是社會變革的主要力量，我們不要太高估學運。今天我們不太可能再出現一個像八九年那麼浩大的學運，但是我們今天再有什麼運動，它的實際效果一定比八九年好。為什麼呢？回想一下，學運是什麼？學運其實是一幫學生，他們比較有空，沒有什麼現實利益的枷鎖的時候，可以想一些很大的東西，他們會為了熱情去奉獻一些東西。但是當犧牲過大的時候，當時間太久的時候，他們也許會喪失熱情，也許會消耗耐心。但是在今天，在中國主要的社會行動發生的主體群不是學生，而是什麼？可能像廈門、廣州這種城市的中產階級，或者是一些工人，或者是一些農民，這些叫維權。維權跟學運非常不一樣，維權是你碰到了我的具體權利了，你傷害我具體利益了，你傷害到我身家性命了，我得出來跟你拼了。跟學生坐在教室聽一個老師激揚慷慨的說一番話後很感動，然後說我明天要去搞革命，這是完全的兩碼事。我不相信學運，我不信任學生，我寧願信任農民，信任工人，信任那些中產階級，他們是具體利益被傷害，具體要爭取權益的一種人。
我對全世界的學運都抱一個比較悲觀的態度。上世紀60年代的學運在全球風起雲湧，德國思想家哈德馬斯在當時被認為是保守派，他的老師是阿多諾更加是保守派，因為這幫人都反對學運、懷疑學運，但是我覺得他們當時的懷疑很有道理。他當時說過一段很妙的話：一個大學生一年級剛進來什麼都不懂，二年級開始學懂了，要去搞運動了，三年級搞的很火熱了，四年級他要畢業了，找工作了。這句話他想指出的是，運動的主體基礎在哪裡，位置在哪裡，你是什麼人，爭取的是什麼，很多人看不清楚。我覺得今天在大陸問題也在這，比如說你知道很多東西，但你有動力嗎？動力來自哪裡？我不是完全反對學運，我覺得有學運，學生覺醒也是好事。所以我覺得大陸一些大學生的心態要改變，就是蔓延在這個社會下的犬儒心態，這種心態包括什麼呢？我們最常見的一句話：你說這些有用嗎？你說它幹嘛呢？你何必去管他呢？這種犬儒是無處不在的，甚至一些傳播機構，包括我工作的傳播機構，一些高層領導也會出來跟你說：你說它幹嘛呢？何必呢？你就不要管它，你就不去讚揚它，不去罵它，就當它不存在。這就是一種犬儒。什麼樣的人會不犬儒呢？就是你來拆我家了，推土機開始碰我牆了，我就不會犬儒了。我孩子喝奶喝出事了，我孩子血鉛中毒了，我就不犬儒了。所以我覺得當今中國的維權運動，所謂維護自己利益出發的運動，都很有希望。往往有結果的，都是這種運動。而不是某些學生忽然覺得這個世界很不公正，我要改變世界怎麼樣。所以我必須坦陳，我在念大學的時候，我們大學有很多搞運動的，當時我都很瞧他們不起。我們現在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當時我一天到晚嘲笑他們，戲弄他們，我覺得搞這個是沒有什麼意思。
2010年10月15日星期五
梁文道：喝茶
【飲食男女】我們香港人管叫被廉政公署調查做「飲咖啡」。
說起來，我也飲過一次「廉記的咖啡」，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我一個小文藝青年，跑去參選「選舉委員會」的文化界代表，有點像近日「八十後文藝青年」參選藝術發展局，只是我搞局的興趣比較大，沒有今天這幫可畏後生的認真，結果自然落選。沒想到落選之後竟然還接到廉署的調查邀請，理由是我在參選經費一事上有遺漏。那年頭我日子過得苦哈哈，不怎麼把錢當回事，由於根本沒有甚麼競選開支，也就以為甚麼都不用報了。
無論如何，我還是去了趟廉記。甫坐下來，還沒等到調查人員開口，我就興致勃勃地先問：「是不是有咖啡可以喝？」。廉署的成員都是斯文人，客氣禮貌，他們一聽我這麼問，便有點尷尬地笑說：「其實你也可以喝別的」。不，我就想喝咖啡，我喜歡咖啡。然後咖啡就來了，倒在一個厚陶杯裏，樣子像是普通茶餐廳的貨色。而它的味道也實在尋常，幾乎就是即溶咖啡。我非常失望，那一刻還猜這是不是因為我的案子太過「碎料」，所以他們就拿最低級的咖啡奉客。假如我是個金融大鱷，又或者幹了一票數以億計的內幕交易，他們又會不會換上一款高級點的現磨咖啡呢？果然，我這案子沒有任何下文，律政司決定不理我了。
根據張俊峰的《廉政公署啟示錄》，「到廉署飲咖啡」一說的由來是：「廉署成立初期，從英國聘請了一批資深警務人員擔任廉政先鋒，也許是出於英國人的生活習慣，當他們邀請受疑人或證人到廉署錄取口供時，大都會順便問對方要否喝杯咖啡」。漸漸地，這杯咖啡就出名了，甚至遠播域外，不只大陸同胞都曉得是怎麼回事，就連馬來西亞也把涉及廉政的問話調查叫做「飲咖啡」。
「飲咖啡」是被廉署調查的委婉說法，「喝茶」則是被大陸「國保」問話的隱喻。大概因為我是「境外人士」，不歸「國保」管，所以至今未曾喝過他們這盞茶。可是我一大幫朋友「喝茶」的經歷可就豐富了，說不定能合撰一部《國保茶經》呢。據他們說，有時候「喝茶」不一定是喝茶，而是吃飯。某些地方的「國保」會請你上家有聲望有地位的館子，開間包廂，叫來一大桌好菜，不管你如何解釋自己不餓都沒用，最後你才發現按桌大嚼的全是他們那夥人。乃至於有人懷疑「喝茶」其實是種公費吃喝的藉口。但另些人有不一樣的遭遇，他們也上館子，卻自己點菜，並且不貴不叫，叫得服務人員連連點頭稱善，「國保」則面面相覷神色尷尬。到後來，還有「國保」要臨時跑下樓提款救急。
我很佩服這群朋友，他們喝茶喝出了藝術，不管是喝茶、吃飯，還是乾巴巴兇狠狠的問話，皆能應付自如不動聲色。有一陣子，網上甚至開了個叫做《喝茶記》的網站，大家在上頭交流經驗，很是熱鬧。又因為近年喝茶的人實在太多（最年輕的聽說是個十來歲的中學生，六十周年國慶前夕，他在博客抱怨慶典步操的排練既辛苦又沒意義。一個國家如果搞到連十幾歲發育尚未完成的孩子都要抓去喝茶的地步，你說它還有甚麼出息？），所以網民又發明了「」這個怪字，合「茶」「查」於一身。
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出來了，從南到北都有人立即召開祝捷會，這種會號稱「飯醉」，字面看是「飯飽酒醉」，用粵語唸卻有「飯聚」的意思。然後「國保」又出動了，真把「飯醉」當「犯罪」，請去一大批人喝茶。那晚我孤伶伶地無罪可犯，只能在電郵裏看朋友喝茶歸來報平安，信裏頭的自在與喜悅看得我倍感寂寥。
「飲咖啡」與「喝茶」都是些比喻性的說法；前者是嫌「被廉署調查」不好聽，於是委婉一點；後者則是主動的笑謔，頗有點杯酒論英雄的灑然氣概。再加上「飯醉」，這三樣東西恰恰皆與飲食相關。何以如此，我百思不得善解，只能說這是國人本色，天下大事莫不盡付杯觥壺飧。
第二天，我終於有了和朋友們聚會的機緣。我這朋友多少年沒喝過咖啡了，他昨夜卻興奮地竟夜無眠，還起身沖杯咖啡助興（網上還有人說自己戒酒數年，昨天也忍不住開禁暢飲）。今晚，我們一起喝朋友自家茶園產的普洱生茶，一人一小盅，舉手碰杯，「給曉波」。
梁文道：敢打硬仗的拆遷部隊下（戰爭的隱喻二之二）
【觀念】新中國官員的眼中，似乎甚麼都能變成戰爭。所以我們才會時常聽到他們把災後搜救工作形容為一場「硬仗」，把治安問題形容為必須克服的「關口」，把城市建設的成果形容為「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甚至把經濟發展形容為一次事關生死的「大會戰」。然後，一支「戰無不勝」的政府團隊自然就是一隊「勇悍的精兵」了。
想當年，共產黨的確是在馬上得了天下，因此一整套行伍語言也就順理成章地傳承下來，從打擊階級敵人開始，一直打到今天的「發展難關」。然而我們也都曉得，馬上治天下是要治出問題的。戰爭隱喻的最大問題就在於它不是一種價值判斷，而是一套有關效果的框架；它不必過問一場戰爭的必要，只需要關心萬一開打的話應該如何打贏；它不必討論敵人是否真正是敵人，只需要專心一意地消滅掉它就行了；它不必估量一場戰事帶來的各種影響，只需要完成一個設定的目標。換句話說，戰爭隱喻的視野極其狹隘；如果把它套用在複雜多變的政策擬定與執行之上，它會得出甚麼樣的結果呢？
且以經濟發展為例，這本是一項牽扯到極多種因素極多種後果的龐大課題。假如一個領導只把它看成是場「硬仗」，根據目標不可太過複雜的原則，他不能想得太多，唯有提升GDP才是最重要的，至於甚麼環境後果、社會成本以及利益分配等問題全都可以暫時擺開不論。又由於戰爭只知分出勝負，所以現實社會裡頭種種利益的平衡也該甩在一邊；所謂「共贏」，在戰爭裡面根本是不可思議的。再加上戰役是一場場地打，故此它又很能配合目前地方幹部流動調換的特點，不用去想太長遠的未來，但求短期內交得出可人的「戰果」。
凡是戰爭，皆有敵人。放在拆遷這種事情上，敵人當然就是抗拒拆遷的居民。為了達到戰勝的目的，這些居民不再屬於政府應該服務的人民，反而變成了完成一個計劃的阻礙，必欲去之而後快。將拆遷理解為戰役，官員也不再是人民的公僕，而是一支「敢打大仗、勇打硬仗、善打勝仗」的精銳部隊，遇神殺神逆我者亡。
戰爭只是這些官員思考現實制定政策的隱喻，但它卻是一套後果非常嚴重的隱喻。它框定了他們的眼界，使得他們可以堂而皇之地忽略真實世界的模樣；它左右了他們的思路，使得一些應該滿足的條件變成必需拔除的障蔽。有些時候，它甚至還會真的殺人，比方說宜黃縣那一家三口。
2010年10月10日星期日
梁文道：平行生命的相遇（距離二之一）
【牛棚讀書記】小吉是我的貓，她活了十七年。
在她死的那天晚上，我剛到北京。正在開會，準備第二天一場盛大的活動，報訊的電話就來了。那一刻，我腦中一片空白，毫無意識地猛然站起。掛掉電話之後（我想，我那時的臉色應該不大好看），我和來客簡單說了一下剛剛發生的事。於是大家都覺得這場談話不好繼續，是該離去的時候了。然而，他們還是認為應該拍幾張合影；其中一人說：「難得在北京和梁老師見面」。後來，我在一個網站上看見這幀照片，原來這次會晤也是值得他們發佈的新聞。
假如，只是假如；你剛剛收到家人去世的訊息，你猜你身邊的人還會不會拉着你合照，並且綻出那種只會在照片之中出現的笑容呢？
於是接下來的另一個晚上，當同桌友人問我神情何以沮喪，精神有點萎靡的時候，我就懂得更詳細的說法了：「我的貓剛死，她是我看着長大的，就像女兒一樣」。結果舉座十來人竟然不約而同地發出一聲乾笑。
其實我是懂的，除了乾笑，也許真的不會有更加恰當的反應。知道別人近親去世，自然誰也笑不出來。但是對許多人而言，從一隻貓到一個家人之間畢竟有着太大的距離，這段距離甚至使人尷尬；而笑，確是面對尷尬的條件反射。
對於這種種情狀，我並沒有動氣。一來是因為我也要負點責任；不知何故，我總給人一種情緒穩定的印象，似乎無論出了甚麼事，我還是可以如常說話如常思辯。二來，我那幾天都擺脫不了那種空白，彷彿無法參透「小吉死了」到底是甚麼意思。她死了？意思是她不再與我共存於此世嗎？
那幾天我不可抑止地想像她最後倒在地上的那一刻。她可有搏盡力氣地發出最後的哀鳴？抑或疲憊已極地沉沉睡去？生命究竟是甚麼？那具躺卧的軀體分明就有小吉的樣子，但它比起之前還爬得起來的活物到底少了些甚麼呢（或者多了甚麼）？
我再三強調她是我的「女兒」，可是我連這句話也不太敢自信地肯定。據說貓壽一載可當人壽七年，所以她走的時候已是不可思議的高齡了。想當初她出現時仍是隻未開眼的小貓，五官不停流液，醫生說活下來的機會不大。長到後來卻居然比我還老。如果這叫父女，它又是種怎麼樣的父女關係呢？
她一直健康，即便到了臨終前的三個月，也還能吃能跳能跑能玩，表面看來與小貓無異。可是另一方面，我亦明白她早就不再年輕，根本是個老婦。至於我，雖然不比當年青壯，但又遠遠不能說老，起碼算不上是白髮人送黑髮人。不是白髮送黑髮，難道這是很正常的壯年人給老人家送終？莫非一個女兒在十七年間就變化成了一個長者？
在「年輕」與「衰老」的概念之外，我當如是思維：這原是兩道平行生命之不可能的相遇。
2010年10月8日星期五
梁文道：葵的消失
【飲食男女】中國名山麗景數之不盡，於是我們很容易就會產生一種幻覺，以為它們由古至今都是旅遊勝地，渾然不覺這些自然風光原來也是歷史的造化，有些會被淘洗淹沒，有些會被後人發掘。
比如張家界和九寨溝，對今天的香港旅行團來說，這兩個地點大概要比華山還熱門；可是回到兩百年前，張家界的名字說不定許多人連聽都沒聽過呢。更極端的例子是千島湖，數十年前它根本不存在，因為這是一座水利工程形成的人工湖。另一方面，有些名山卻莫名其妙地降了格，原來是無人不知的「國家級景點」，現在則成了地方上的遊覽好去處。就拿浙江天目山來說吧，魏晉以來就吸引了無數騷人墨客，李白蘇軾更曾為它賦下千古名作。在那長達一千年的中國「中世紀」裏，它的地位恐怕要比黃山還高；不過，如今去天目山遊玩的旅客數量又怎比得上黃山呢？還有一些地方乾脆是徹底淪落，變得寂寂無聞，只餘最專業的訪古癖才會不辭勞苦地覓其芳蹤。
名山若此，名菜亦然。
前兩天重讀汪曾祺先生散文，有《葵•薤》一篇。汪先生很好奇古詩裏頭時常提到「葵」，並說它可以拿來做羹，是種很常見的好蔬菜；但到底甚麼是「葵」呢？只知道它肯定不是向日葵，也不是秋葵和蜀葵，因為這幾種植物好像都不太能夠下湯。終於，他在清人吳其浚的《植物名實圖考》與《植物名實圖考長編》裏頭找到了答案，原來「冬莧菜」就是「葵」。四川、江西、湖南和湖北等地還很流行冬莧菜，而且就是取葉做湯，吃起來像蒓菜一樣滑利，正如古人形容。
那麼「冬莧菜」和我們廣東人常吃的莧菜又是不是同一回事呢？恰巧我也有吳其浚這兩部書，是台灣出版的精裝小開影印本，但翻遍家中而不獲。於是我又上網搜尋，似乎也看不見兩者關係的佐證。最後我在明人朱橚的《野食》裏分別找到莧菜與「冬葵」的圖錄，發現它們的吃法都是採葉水煮，口感也極其相似，只是樣子長得不太一樣。
先撇開「葵」與莧菜究竟是不是同一回事這點不論，引起我注意的其實是朱橚說「冬葵」葉乃「百菜主」這句話。因為汪曾祺先生引述吳其浚，也說他「把葵列為蔬菜的第一品」。不只如此，更早一點，元朝王禎亦在《農書》稱「葵」為「百菜之王」。既然古人這麼喜歡「葵」，老在詩文裏稱頌它的美好，後人又怎麼會幾乎忘記了這種菜的存在呢？汪先生嘆道：「不知怎麼一來，它就變得不行了。明代的《本草綱目》中已經將它列入草類，壓根兒不承認它是菜了！葵的遭遇真夠慘的！」。的確，別說今天的中國北方很少人知道「葵」，哪怕是還在吃它的南方人也往往視之為「野菜」（事實上，香港鄉郊道旁也能見得它的蹤迹），而非大規模種植大規模銷售的農產；從前它卻曾是整片神州大地最常見的百菜之王呀！
汪先生猜這是因為白菜取代了「葵」，將它擠下了歷史舞台。可是在我看來，這個解釋還不足夠，我們更應該追問白菜之所以代替得了「葵」的原因。想了半天，我只能說這是人類口味的變化。比起「葵」的潺滑，今人更欣賞白菜的爽脆；比起古人水煮熬湯，現代人更喜歡大火炒菜。你一想到蔬菜，首先聯想到口感是軟滑還是鮮脆呢？這麼一問，答案大概就出來了。
梁文道：敢打硬仗的拆遷部隊（戰爭的隱喻二之一）
【觀念】雖然中國已有好多年沒打過仗了，可是我卻時常覺得戰爭就在身邊，這麼大的一片國土，似乎無處不是戰場。當然，我所講的戰爭不是動槍動炮的那種血肉硬仗；而是一種發生在大腦裡面的隱喻戰爭。
一個現成的例子就是近月轟動全中國的江西宜黃拆遷事件。照理說，拆遷已經很難是條新聞了；就算有人因此而死，也不算甚麼太新鮮的奇事。可是，感覺神經早就被種種怪現狀磨練得粗糙麻木的中國百姓卻仍然為宜黃的拆遷案驚得目瞪口呆，因為這樁事件實在太過駭人，幾乎集各項著名官府惡行的大成。它包含了大隊伍的強拆行動(總共出動了一百多名政府人員)，受害者的自焚抗議(自焚者三人)，阻截倖存者上訪(而且不惜圍堵女廁)，然後搶奪死難者的屍體。最後，當地政府竟然公布了一個「全過程合法」的調查報告，辯說那百多人原來不是去強拆房子，而是去做受害者一家人的「思想工作」。
很受年輕人歡迎的《Vista看天下》雜誌在它第5期的社論裡引述了宜黃縣委書記邱建國的一次講話：「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樹立敢於打大仗，勇於打硬仗，善於打勝仗的鬥志。」雖然這段話出自一次招商引資動員大會，但《Vista看天下》認為它和拆遷事件其實是有關的。因為「根據記者獲得的一份宜黃當地強制拆遷的工作方案，僅強制拆遷一家拆遷戶，就將可能動用包括公安局、城管局、國土局、法制辦、醫院、電視台、拆遷公司等11個單位的185名工作人員，分為六個小組和八大步驟。如此陣仗，顯然正是『集中一切優勢資源』『打硬仗』的現實寫照」。
可惜這篇社論沒有在「打仗」這一點上深究下去，大概這種和戰爭相關的字眼大家已經見得多了，不覺其怪。但是我就從來不能習慣一個官員滿咀「打大仗」、「打硬仗」和「打勝仗」的腔調了。想想看，這位書記只不過是要幹部努力招商，他為甚麼要動用這麼嚴厲這麼凶悍的措辭？假如招商真的是場戰爭，那麼誰又是此次戰事裡的敵人？
2010年10月1日星期五
梁文道：乳酪升起，魚翅下沉（品味戰爭之三）
【飲食男女】聽說香港最近流行乳酪，販賣乳酪的專門店開得到處都是。這不奇怪，因為如今的飲食風尚流行健康，許多口味濃重油分十足的東西都漸漸從傳統食肆的餐牌中撤了下去，換上的全是能夠用得上「清淡」這類形容詞的新菜餚；而乳酪據說就是這種又清新又健康的好東西。奇怪的是我居然會在一些既富且貴的雜誌上看到有關乳酪的介紹，前面一頁是新款意大利遊艇的性能評估，後面一頁是巴塞爾錶展的明星級展品；它們還說，許多最有名望最有地位的國際巨星都愛喝乳酪。
三十多年前，當布賀丟(Pierre Bourdieu
雖然三十多年前的法國無法拿來和今天的香港直接比較，但是我想說的是世事有時就是這麼奇怪；上有好者，下未必從；反而下層的品味有時慢慢會成為整個社會的主導風尚。不同的群體，不同的階層，一定會有他們各自的生活方式。他們會喜歡不同的運動（比如說一般中產喜歡網球，富人喜歡高爾夫；假如你是貴族，也許你會選擇馬球和打獵），喜歡不同的衣著（有人 Mix出一身搶眼的街頭服裝，有人無名牌不歡，也有人恨不得連襪子都訂做）。千萬不要以為有錢佬一定大晒，每個群體都會堅持自己的生活風格。
不過我們還是能在不同的口味和選擇之間分高下，模糊地畫出一張品味金字塔，有些品味居於頂端，有些則被壓在底層。決定品味高下的不是品味本身（因為我們實在很難找出甚麼理由去說明打馬球一定要比踢西瓜波高尚），而是擁有這些品味的群體的能耐，他們要開展一場品味戰爭，競奪品味的主導權。又如我所再三強調的，有錢人雖然比較有資源搶奪品味金字塔的頂冠，但也並非必然。
就拿乳酪來說吧，我不知道它本來是不是香港中產的心頭好，但我肯定它不是香港老富人的美食選擇。為甚麼乳酪現在可以突然變得這麼了不起，有資格排在豪華遊艇的後面呢？答案也許該在媒體上尋找。
今天這個社會得媒體者得天下，那一個群體擁有媒體的發言權，那一個群體就比較能在品味的戰場中佔上風。健康、有機和環保，這一切關鍵概念本來都不是權貴階層熟悉的東西；但是控制媒體日常訊息生產的中產階級已經完全掌握了發言權，逐漸把它們帶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除了乳酪，你看魚翅就是一好樣本。直至今日，它還是富貴飲食的象徵；可是我敢保證，不出十年，含帶魚翅的宴席就一定會被斥為品味不佳的宴席。就算某些鉅富深愛魚翅，他們也一定會輸掉這場品味戰爭，而且他們的下一代也會拋棄老人，投向新主流。因為今天已經沒有任何一份飲食雜誌會拿魚翅做封面專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