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有個老笑話。話說史達林同志召開一個重要會議,決意推出一項新政策。其中一位與會者不知是不是吃了甚麼熊心豹子膽,還是一時失了心瘋,竟然在全場就要熱烈鼓掌,歡迎史達林提出的建議時站起來高喊:「我反對!我覺得史達林同志太獨裁了,他根本會早就決定了一切,完全沒有要和大家討論的意思。這場會議只不過是個形式而已,毫無意義。」這番話把所有人都嚇傻了,只見史達林鐵黑著臉默不作聲,其他人更是不敢答腔,面面相覷。然後,另一個人鼓起勇氣出來回擊:「你說的實在太過份了!大家都曉得,『史達林同志太過獨裁』這句話萬萬說不得的,你怎麼能如此指責史達林同志呢?你真該被逮捕起來!」。果然,警衛衝進來立刻捉人;只不過他們捉的是第二個人。
這個笑話的教訓是,說錯話固然可怕;然而,更可怕的卻是公開指出那個錯話錯在哪裡。每一個社會都有其言論底線和不可觸及的敏感話題。例如美國,種族與智商的關係就是個絕對的禁忌。上世紀八十年代,曾經有人發表論著,大談種族和智商在統計學上呈現出「鐘型曲線」的理論,指出非裔人口平均智商比較低的「事實」,結果引來軒然大波。那位學者的研究不只被人從學理上批得體無完膚,他當然也自此得到種族主義的惡名,幾無立身之地。自此之後,曾經綿延未斷的種族智力研究就成了絕響,相關話題也成為美國社會的絕對禁忌,任何人都不得越雷池半步。後來還有很多人把這次事件當作案例,討論類似的課題為甚麼不能做。也就是說,這個敏感話題是不可以再碰的了,但「敏感」本身,研究底線之所以是底線的原因。
而那個史達林笑話所呈現的,則是截然不同的社會狀態。這種社會的言論禁忌不必然要比別人多,但它最大的禁忌卻是禁忌自身。你批評史達林獨裁固然不對,但 更可不以堂而皇之地公開這條罪名的存在事實,甚至也不能討論史達林到獨裁與否。在這樣的社會裡面,你只能假裝這條議題是不存在,哪怕它分明就擺在人人頭上;你必須感到「史達林」和「獨裁」是兩個在文法上根本不可能並 在最嚴峻的情形底下,你甚至還不能說「史達林同志是最民主的」;因為這句馬屁拍得太過,一聽就像諷刺。這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敏感」了。敏感話題是存在的,但可以說一件事是敏感話題,不宜涉及;枱面上,你最好連「敏感話題」這四個字都不要用。於是這種社會的言論底綫似有若無,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這條底綫逾越了一切理性探究的範圍,恍如天賜律條,高懸在上。等到形勢生變,大家才會感慨:「xxxx曾經是個敏感話題,過去是說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