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金庸何苦入作協

善讀者，皆知報刊娛樂版標題的用處不在揭示一篇報道的主旨，不在提其綱挈其領，而在製造另一則新聞，與該篇報道不甚相關的「新聞」。假如某位女藝人在露天場地開演唱會，載歌載舞，大汗淋漓，於是會後對記者抱怨今天天氣太熱，全身像泡過桑拿一樣。那麼編輯或記者多半會定下這麼一條標題：〈×××自爆：我濕晒〉。

大陸報紙仍有文化版的傳統，很叫香港人羨慕；可是文化的處境在哪裏都差不多，所以它們也得自強不息，力求更新，辦法之一就是向香港同行的娛樂組看齊。今年初，我陪陳丹青在北京座談，談了兩三小時，其間有記者問起陳丹青偶遇范冰冰的故事，他遂應答了幾句。沒想到第二天報紙出來，報道的題目赫然是〈陳丹青梁文道共話范冰冰〉，好像我倆閒著沒事，很花癡地談了一下午范冰冰似的。為此，陳丹青後來還在另一個場合裏訓斥當今中國媒體之墮落。

本來我覺得這也挺好，讓文化沾點娛樂的星光，不失為一道續命苟存的良方；可事情若是一再重複發生，那又叫人情何以堪呢？上週我在杭州有場講話，主辦怕我「敏感」，不讓我早定主題，最後搞成了一局漫談。但我還是盡力整出一條綫，從朱陸異同講到《伊利亞德》，看古人研讀經典的意義何在。沒想到第二天報紙出來，標題變成了〈梁文道：韓寒是下一個魯迅〉以及〈梁文道：金庸加入作協毫無意義〉；可憐朱晦翁陸象山泰山喬嶽，皆不及韓寒金庸奪目。記者並不關心我的主題是什麼，他們只對市場負責，只對自己代表市場提出的問題感興趣。可堪告慰者，乃金庸韓寒仍能形成一個市場。恰恰是這種文化市場的出現，使得金庸自動申請加入「作協」的舉動變得那麼不可思議，那麼荒誕。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在大陸作家手中接過名片，上有「國家一級劇評人」的頭銜。當時我還很不理解，怎麼劇評人也有國家評級？那一級二級又該如何評定由誰評定呢？後來我才漸漸明白，這不只是個榮譽，還是切切實實的身份待遇；好比「經理」、「高級經理」和「總經理」一樣，「三級作家」、「二級作家」與「一級作家」也有很實際的差異，他們領的薪資不同，分配到的住屋不同，生病能去的醫院也不同。而這一切的不同又都可折算為官僚體制的等級，例如王安憶，貴為上海作協主席、全國作協副主席，她的身份便相當於副部長的級別。

也就是說，作協是種把作家納入官方體制的機構，讓作家（尤其是「專職作家」）全都變成公務員，領取國家的好處，接受政府的俸祿。在改革開放之前，作家和其他藝術家都必須是「文藝戰線」上的一員，除此之外，再無謀生之徑；不能單靠稿費版稅，不能賣畫求存，也不能憑上佳演出在市場爭出一條活路。可現在，文化產品的市場形成了，像韓寒，光是版稅就能過上相當體面的生活，又何必要國家頒個「一級作家」的身份讓他「分配」一幢好住處呢？所以他去年火併作協的時候顯得特別有本錢，能夠直斥作協內的專職作家都不是好作家。比起韓寒，金庸簡直更是華人文化市場的天皇，百年來第一富豪作家。他要加入作協，難道謀的是副部級醫療待遇，甚至部級的養老服務嗎？

作協當然不只是實際利益的分配工具，它還是象徵資本的分配系統。很久以前，加入作協，得到分級，你才算是個有身份的人，才算得上是個好作家。可如今，相對獨立於國家體制的「文學場域」又見成形，相對於官方評定的天下公論也早已回歸；圈內圈外都知道，「國家一級作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國家一流作家，全國作協主席鐵凝也不一定真是全國文壇祭酒；作協的象徵作用又還剩下幾斤幾両呢？最主要的問題是這套體制強把文學場內的身份化約到一套官本位的系統，不只用官僚級別的方法判斷作家的地位高低，還使得文學藝術的尊嚴屈從在政治的權威之下。例如全國作協主席是個部長級的職位，那是不是意味著全天下排名第一的作家的象徵資本還及不上國務院總理呢？當然不能，因為這根本是兩套不可比的系統。中國固然有以官職代別號的稱呼傳統，但有誰會相信杜工部王右丞傳頌千古，全憑他們的官做得夠大？山東作協副主席王兆山以一句汶川地震災民「縱做鬼也幸福」名揚天下，莫非我們以後會把這位「王副主」列進杜甫、王維等人組成的仙班？

雖然阿來、和賈平凹等一眾好作家都是作協成員，但他們生在內地，各有因由，我們外人不該置喙。可金庸他是何等人物？公認的武俠小說宗師，影響幾代人的說部大家，理應是國家領導人對他敬重有加才對，又何苦自貶身價跑去和官員們部來部去？
天子呼來不上船。假如我是金庸，我寧願繼續閒話范冰冰，也好過自動報名加入作協，再等人家通知你的申請被接納了。

梁文道：一日兩千粒荔枝唔會死／吃荔枝的方法（說荔枝）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一個學中醫的朋友報來佳音；他說荔枝並不上火，濕補而已，要緊的是一吃起碼得吃一斤，絕對不能吃得太少；很多人投訴荔枝熱氣是因為他們一次只吃幾顆，如果他們再多吃一點就沒事了。

這種說法着實古怪，很難令人入信，可是我卻很願意去相信它是真的，還親身實驗了好幾天。結果呢？我不知道，反正我長年火氣大，誰曉得臉上那顆新長出來的痘是不是荔枝的功勞？相信這個新理論，並不在於我太愛荔枝，而是因為它解決了一個自幼以來就很困擾我的問題。小時候讀到蘇東坡咏荔枝的名句「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時真是非常驚訝，蘇大學士果非凡人，怎能一天吃三百顆荔枝呢？現在我終於懂了。

後來，我又發現有人比蘇東坡更狂，那就是明朝的宋珏了。

他是福建人，迷荔枝迷到一個地步乾脆自號「荔枝仙」，著有《荔枝譜》一部。其中第一句話就是「荔枝之於果，仙也，佛也，實無一物得擬者。江瑤柱、河豚腴，既非其倫；塞蒲陶、楊家果，不堪作奴矣」。他還說：「余生於莆，既幸與此果遇，且天賦噉量，每噉日能一二千顆。值熟時，自初盛至中晚，腹中無慮藏十餘萬，而喜別品，喜檢譜」。翻成白話，意思就是：「我好彩生喺福建，先至撞到呢隻水果，而且天生大食，每日閒閒哋可以食一二千粒。所以荔枝當造，由初初上市去到就嚟冇嗰時，肚入便毫無疑問已經收埋十幾萬粒啦。仲有噃，我仲鍾意研究唔同嘅品種，翻吓荔枝目錄，都咪話唔盞」。

文人要是愛吃，多半還要撰文紀之，所以宋珏就寫了《荔枝譜》去記錄關於荔枝的種種見聞。問題是文人又喜歡分幫結派，而中國產荔枝的地方分別有福建、廣東和四川，所以三地文人雖然都愛荔枝，卻要各自尊崇本鄉產物，譏刺人家的東西不行。因此福建人不免偏心福建的品種，四川人則以為荔枝獨四川最美；相形之下，古時廣東文人似乎不及這兩個地方多，聲勢不夠浩大，於是形成了廣東荔枝排名最末的印象。

在今天看來，這種判斷當然大謬，凡是吃過福建「黑葉」的，都曉得它完全不能跟我們嶺南的「糯米糍」和「桂味」比較，更別說那傳說中的「增城掛綠」了。

最 要緊的是前人根本沒有評斷荔枝的客觀基礎。當時的運輸條件與保鮮技術皆不能與今日相提並論，一個人很難同時吃到幾個地方的新鮮荔枝，只能憑個人遊歷積累下 的記憶作準。所以我必須說嶺南荔枝方是天下第一，而且這是很客觀的意見，全無地域偏見；儘管我是廣東人。




我還記得江獻珠老師她家吃荔枝的故事。

那是典型的嶺南大戶，庭院幽深，果木成林。每逢荔枝當造，一家人就要趕在日出前起床，坐在樹底一見那纍纍果實上頭露珠初結，便趁陽光未盛之前把它摘下，剝皮啖之。江老師說，這才是品嘗荔枝的良方。因為這種水果很嬌嫩，別看它粗殼上長滿了硬棘，只要離開樹幹三數天，就會渾身發黑，色香俱變。水果當然是樹上熟為美，其中又以荔枝為最，所以香港才會有這許多「荔枝團」專門去廣東果園現採現吃。而江太史家更勝一籌的地方在於他們講究到了時辰，露水乍現，就要及時取用，差一分都不行。

讀明人徐渤的《荔枝譜》，方知這是有已良久的古法：「當盛夏時，乘曉入林中，帶露摘下，浸以冷泉，則殼脆肉寒，色香味俱不變。嚼之，消如降雪，甘若醍醐，沁心入脾，蠲渴補髓，啖可至數百顆。」徐渤還說，要是怕吃得太多肚脹，可以略略點鹽，有消滯之效。

唐明皇為博愛吃荔枝的楊貴妃一笑，特地叫人從四川快馬把新鮮荔枝送上長安，一騎絕塵，留下千古佳話。可是以千多年前的交通狀況、保鮮技術，這些荔枝到了長安會是甚麼模樣呢？皇帝寵愛的女人尚且吃不到原味荔枝，一般人就更是只能耳食了。所以在許多古人的心目中，荔枝是種傳說中的雋品，不到福建、四川和廣東，就沒有親身驗證其美味的機會。

關於荔枝的保存，徐渤又錄下了一種我聞所未聞的奇特措施。那就是在竹林裏頭找足夠粗大的巨竹，在上頭鑿開一個洞，把顏色還很鮮紅的荔枝埋進去，再敷以竹葉和泥巴混成的填料，緊緊合實。如此一來，竹子本身的竹氣可以起到滋潤果實的效果，就算放到冬天也毫無變化。如果這是真的，那簡直就比冷藏庫還厲害。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不算保鮮，但也不無風味的辦法。一是把剛熟的荔枝連着露水花蒂一起摘下，用黃蠟把它封存起來，一顆顆蠟丸存進陶罐裏，然後煮熟一鍋荔枝花蜜，於冷後倒進罐中。據徐渤說，這種蜜煎之法可使荔枝「藏至來春，開視如鮮」。

我打算試試跟着做的，是一種叫做「荔漿」的東西。做法是把味帶微酸的初熟荔枝榨出白漿，配上煮好的荔枝花蜜，一起倒進瓷瓶子裏頭封口存放。幾個月後，「漿蜜結成香膏，食之美如醲酪」。聽起來，這似乎比不合季節上市的冷凍荔枝還好。

梁文道：互聯網很危險？

「開放網絡動力」（Open Net initiative）是一個由多倫多大學、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及劍橋大學等國際級學術機構合力組成的研究計劃，專門調查全球各地網絡審查的情況，並探討其成效和影響。根據他們每天公佈的報告，中國一直是全世界在網絡監控上投放資源最多，技術最先進的國家。

可是，如果就中國工信部近日公佈的「綠壩」軟件，然後輸入《我愛北京天安門》的歌詞以資測試，得出的結果竟然是：「我愛北京敏感詞，敏感詞上太陽升。偉大領袖敏感詞，指引我們向前進」。一個網絡監控技術最發達的國家推出的最新措施，怎麼會出這種笑話呢？

關於「綠壩」軟件的技術缺漏，整個計劃的行政問題已經有很多人詳細討論過了，可是這件事背後的一些基本假設仍有待探討。那個假設就是：網絡的世界很危險，政府有責任保護好自己國家的網民。聽起來很簡單，但它涉及的問題卻遠比表面所見的複雜。

6月9日，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回答外國記者有關提問時說：「你有孩子嗎？如果你有孩子或者你打算要孩子，你應該能理解身為家長對互聯網傳播有害資訊的關切」。這句話的意思清楚：「綠壩」等網絡監控程序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保護未成年人，不要讓他們被網上不良訊息毒害。

我想大部份家長都會直觀地認同這個說法，因為在他們眼中，孩子的心智確實不夠成熟，還沒有明智判斷是非的能力。所以身為家長，自己有責任為他鋪設一張保護傘，隔絕一切有礙其正常成長的訊息。問題是，孩子要長到多大才算成熟？等他發展出獨立判斷的能力該等到甚麼時候呢？

秦剛當日繼續說了一番別具深意的話：「我還可以告訴你，中國的互聯網是開放的，中國政府積極致力於推動互聯網健康發展。但中國政府依法管理互聯網，為了維護社會公眾的利益，防止有害資訊在互聯網上傳播」。

請注意，之前對「孩子的保護」在這裡已經集大成了「維護社會公眾利益」；也就是說，光保護未成年人恐怕還不夠，連成年人在內的國民整體也得好好保護起來。

我不敢肯定這裡頭的意思是不是指成年人也沒有獨立判斷是非的成熟心智，但在這樣的敘述邏輯底下，前面「保護孩子」的說法已經不只是看字面上的意義了，它還變成了一種隱喻。

這個隱喻自然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國家是個大家庭」。

梁文道：不安於室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在做馬家輝的朋友之前，我先是他的讀者。那時我念中學，他則在美國上研究所，同時還寫專欄，混跡於某大報的副刊迷宮。說起來，那真是港式專欄的黃金歲月，一份報紙居然能夠撥出三大版，讓多少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密不透風地嚴實填進一格格小豆腐塊裏。而且它們彼此呼應；常常見到某甲說起昨夜與誰共飯，愉快到不得了，然後那個誰也在自己的地盤裏談到某甲，對他在飯桌上的高論感佩一番。側眼看去，這樣的專欄真是一團和氣，能夠乘機替政商名流放放風聲，為新上市的產品美言軟銷。不管你多少人笑它是牙痛文學，讀者還是愛看，說不定愛的就是那種為人詬病的小圈子。沒錯，這幫人是個小圈子，老是飯局老是公關，可我們卻能借那些不甚考究浮泛閒扯的文字裏窺見另一個世界，與我們平行，但又和我們不同。情況就像現在的電視真人秀，能叫受者生出一種奇幻出離的認同感。

馬家輝的《日月》記錄了他專欄生涯的開端與現在，前半部是他剛剛出道的牛刀小試，後半部是他歷練江湖的厚積薄發，一前一後恰巧伴港式報刊專欄的由盛轉衰。不知情的讀者卻不能在這本書裏看到香港專欄史演變的軌跡，也看不到它衰化的跡象。因為由始至終，馬家輝都不曾服氣。他知道這種格局的限制，知道一天一篇稿的工匠速度消磨士氣之厲害，知道輕快的筆法有多大的機會變成輕佻的腔調。但他也明白香港專欄的文字特長，曉得每日的案頭勞動是逼迫自己用功的動力，曉得怎樣走近想像中的大眾卻又留有獨自跳舞的餘裕。

如今重讀馬家輝二十多年前的文章，我很驚訝他當時的勇氣，居然指名道姓批評同行的懶散無聊，彷彿早就預見了自己也會像他們這樣長年寫下去，故此要在一開始的時候公告示警，提醒自己不可墮落如是。身為讀者，我記得他的專欄果然特別，那是種留學生書寫，香港罕見。雖然這座城市很早就出留學生，遠在台灣和內地送出大量海歸之前，香港就累下了一代又一代的留學生。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就是沒有留學生文學的傳統，倒是留學指南多的是。技術而實際，本是香港特色；談文論學，異鄉感懷，皆有違於港人精神，智者不取。

所以我愛看馬家輝的文章。當報上其他人只告訴我哪一家英國大學的MBA排名下降，哪一家美國學院的住宿費低廉時，只有馬家輝談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內偶遇趙元任藏書的經歷，以及古怪洋教授夫婦在課堂上當學生面前爭辯的故事。這些趣聞就像庸俗報刊裏打開的一面窗，湊近一聞，便是冷冽清風。喜歡那種感覺的人，比較不關心畢業之後的謀生大道，反而會沉溺在學院之樹的永恒想像之中。你不用擔憂未來的生活重擔，只需要把沙漏停在圖書館書架上的某一層空格，盡情吸取陌生的名字與聞所未聞的知識，在一個遙遠的國度。

那時有人天天寫自己逛街購物的見聞，有人笑話昨晚電視劇的布景穿幫，只有馬家輝在述說芝加哥大學哥德式高樓投下的陰影，麥迪遜湖面上初結的薄冰。我從他那裏發現原來一個法蘭克福研究所出身的學者也不能弄懂阿多諾的每一句話，地理學大師哈維又怎樣在新書裏談論後現代的條件；他還講到他的導師賴特，使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還有一種叫做「分析馬克思主義」的流派。留學生文學依學問的領域可分成不同的支脈，而馬家輝這一脈與我心心相印，令我生起衝動想要寫信給他問好，順便問問彼邦學界是否還在研讀我屢攻不克的經典，以及負笈海外的門道。結果，我沒有寫出這封讀者來信，也放下了出國留學的幻想：留在此地繼續讀他的書。

二十年了，馬家輝還在寫他的外遊經歷。儘管他不再是個學生，也不再趾高氣揚地譏刺其他專欄作家；學院的奧秘換成了用心經營的文字，但他始終守住了最初的諾言，是港式專欄文學裏一把不從流俗的聲音。在這座日久失修面目蒼老的大樓裏，他不安於室。

梁文道：自由主義是一種氣質

太多常識，太少共識

徐瑾：你在內地很受歡迎，《常識》進入暢銷榜，有人認為這主要源於你的香港身份，就像郎咸平在經濟圈的走紅。

梁文道：嗯？香港身份在文化圈會加分嗎？我覺得港台作家在中文世界很邊緣，更不要說新馬作家。其實我認為港台文學最近50年成就比大陸高，更有深度。這本書賣得好主要是源自幾點，第一是炒作，第二中國名人效應，因為陳丹青來幫助，第三書名取的好，討巧。

徐瑾：談到書名，你前言談到「此乃一個常識稀缺的時代」，後來被很多人引用。但是如人人自居坐擁「常識」，是否又變成另外一種絕對真理的啟蒙？

梁文道：是的，這有點「急就章」，我的態度是懷疑自己，求教的態度更多。現在簡單更準確的說，這個時代常識是瓦解的、自相矛盾的，這個社會沒有一個共同的價值觀，但也不能說是不是好事，根本不知道在現在中國什麼是對的。太多常識而無法形成共識，我所謂的常識更類似亞里士多德的實踐理性。

徐瑾：很有趣的一點，你在香港算是左派，但在內地卻又偏於右派，但內地的左右好像與國外也很不一致。

梁文道：非常不同，非常混亂。這個混亂是這樣來的，左右原來是一個國際通行，大家都有清楚的分類，一般就是左派比較激進，右派比較保守，後來每當右派講自由的時候大家就會認為是為了財產權，捍衛大莊園主等人利益，左派就有了道德優勢。但後來在國內卻出現左右兩種光譜內涵的置換，左右也被隨意詮釋，慢慢的國家主義與左派結合，香港也傳染了內地的這種語言。在香港，新自由主義已經變成了另一套的烏托邦。任何的烏托邦思想都很可怕，大家講香港經濟自由是種幻覺，這是與殖民地歷史有關的，沒有政治壓力，不想有太多的規劃，一個國家會想太多東西，很多經濟自由政策是很短視的，香港是亞洲四小龍中最後實現九年義務教育的，這跟商人的力量有關。在內地，市場經濟則是極度被扭曲。

很多人認為自由主義是沒有內容的哲學，它只是告訴每個人應該追求自己理想和生活，從來不說理想的內容和方向。我讀很多激進的東西，某些時候可以非常左，但是我認為在一個自由主義社會或者追求這樣的社會，自由主義更多時候是一種氣質。在香港看到的那些英國人，你會發現他們有一種自由主義的氛圍。我很崇拜一些英國左派的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但是他表現得自由主義，他們理論立場也許完全討厭自由主義，但從不輕易地去否定別人，始終願意保持起碼的一種規則。

徐瑾：你說過中國知識分子最缺公共空間，但是大家是否具備對話理性也值得考慮，極端的情況往往成為常態，即使是自由主義者，往往也過於偏頗？僅僅是社會原因嗎？

梁文道：我自己沒有陷入極左極右這樣的選擇，因為我不是這樣的人，但是這個地方是有點這樣。這當然是社會造成的，但是如果把一切都歸結於社會也等於什麼都沒解釋，我更願意用一種修辭的方法來形容。我在為約翰伯格的《我們在此相遇》作序，裡面都有里斯本等城市，都很憂愁，比如說「最終每個父親都和你成為陌生人」。但是這樣的quality(品質)很難在中國看到，城市不是大哭就是大笑。

社會整體非常浮躁，情緒很簡單直接，在這樣的氛圍下有學問的人一方面偏好深刻，另外方面又常常談信仰缺失，但實際上學者自己也在找信仰，如果他找到了，就一定要去捍衛它，這就和納粹德國前期的歷史有點像，大家的空虛都被自由、生命、意志等等最大最抽象的語言所填滿。最直接例子就是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爭論，有人覺得自己的過去被傷害了，所以要退掉，有人覺得自己的過去很寶貴，是珍貴革命遺產，在某些論戰中，自由主義沒有自由主義氣質，變成教條，新左派也不夠真誠。

南方中國的認同

徐瑾：你以前提出過南方中國這一概念，這是不是一種民族主義傾向？

梁文道：沒錯，你說的對，但是要分為兩方面說。今天的國別認同最大問題在於把作為中國人當成一種道德理想，比如說「幹這樣的事情還算中國人嗎？」，就像蔡明忠做了那麼鬼祟的事情還有那麼多人叫好。但是一個人的國家身份從來不是道德理想，正常情況下，我們追求自由主義者認同的人的價值，比如正直。但是最近幾十年來社群主義的興起也給了自由主義不少挑戰，他們也認為人不可能是真空的，社群與你的身份是有關的，給你不同的道德內涵，比如教徒，比如性別，比如性取向，因而產生了不同的道德內涵，但是社群主義很容易變得左或者極端。

我想澄清的是中國人從來不是道德價值，但是我們承認他有道德資源。今天民族主義原則是一個民族建立一個國家，但這是不可能的，而且中文也不是我們可以壟斷的，很多北方作家會覺得南洋作家寫的不像中文，但是不像中文也是另外一種中文。

徐瑾：你談到的中國，感覺是一種文化上認同，類似余英時先生提出的文化中國。

梁文道：那當然了，我從小就在一個很中國的氛圍長大，我也是一個受儒家文化影響很深刻的人。我談南方中國，其實因為《河殤》裡談中國沒有藍色文明。我當時才十多歲，就覺得很好笑，香港人從來都面向大海，我從來沒見過黃河。過去在南洋，存在做中國人的方法，國籍不一定是中國，但你問他是中國人嗎，他還是說他是中國人，這意味華人。

所以，我常常上課時候對學生講我們中國人建立了兩個國家，另一個就是新加坡，他們文化認同和種族認同都是中國人。 我希望告訴大家，漢語很多國家都在寫，過去的中國是不一樣的國家，非常開放，我們做中國人愛國不應該鬼祟，要全方面打開中國，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梁文道：廣東話有排唔死得/挽救嶺南文化運動

　　近來有不少老廣州慨嘆粵語的衰落，因為他們發現自己的子女不只上學的時候按照規定說普通話，連放學回家也還是滿口字正腔圓的普通話，無論如何就是不大願講廣東話。聽說有些孩子甚至認為講廣東話是低級的行為。於是我這幫廣州朋友就打算發起挽救嶺南文化的運動了。
　　
　　如果讓上海人聽到這憂思，他們一定要哈哈大笑，罵我們老廣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可不是嗎？你瞧上海人一向心高氣傲，自成一格；一桌人吃飯也不管在座有沒有外地人，動不動就轉換頻道大講上海話。而且他們還要把上海之外的人都叫做「鄉下人」，彷彿中國雖大，唯獨上海是座城。
　　
　　即使如此，上海也沒有一條全滬語的電台頻道，更沒有一個純滬語的電視台。每天只有一小時可憐兮兮的上海話節目，他們就已經如獲至寶。反觀廣東，粵語電台電視台樣樣不缺，而且聲勢浩大，長年把其他普通話頻道壓在下頭。放眼全國，哪一省有這等特權？哪一地的方言有這般威風？加上香港的後方支援，廣東話乃在今日中國闖出一塊獨特的地盤。
　　
　　有的方言只能盡力保住自己的本來面目，少有順應時代鑄造的新詞；廣東話則不斷推陳出新，一年拼出好幾十個潮語潮字，充滿生命力。為甚麼廣東話那麼流行，那麼長青呢？原因就在廣東話背後有一個以香港為主的文化工業，製造出大量的電影、電視和音樂，還把口頭詞語寫進文字，透過報刊四處流布。在這個時代裡頭，一個語種的存活繁衍與文化工業的支撐有莫大的關係。
　　
　　假如沒有粵語播報的電視新聞，沒有粵語流行歌曲和使用廣東口語擬就的報紙標題；那麼廣東話就會少了許多操演的機會，少了一個公共流傳的平台，以及某種半正式語言的地位，繼而淪為私下小規模溝通的局部私房話了。
　　
　　沒錯，廣東省內有深圳這塊飛地。因為移民眾多，使得普通話成為主流，你坐的士，一定要說普通話，否則湖南司機就聽不懂你在說甚麼；街邊覓食，四川菜館數量多過廣東菜館，連招牌都比人大。而珠三角內外地勞工數之不盡，也很難使粵語暢通無阻。
　　
　　但在可見的未來，我們實在還用不著擔心廣東話會被邊緣化得無影無蹤。最最起碼，我那些朋友的孩子仍然在說廣東粗口；唔知點解，佢哋硬係覺得普通話粗口唔夠勁。

梁文道：公共領域的陽光法則

在最理想的情況底下，媒體應該是個相對獨立的公共領域，而這個領域的良好運作端賴於某些基本規則的維護，比如說公平發言的機會。假如一個人很不同意另一個人的言論，懷疑他時常公開撒謊，那麼，他最正當的做法應該是在這個公共領域裡據理批駁，然後等待對方的回應，而非私下阻撓對手出場亮相。

因為投身於公共領域的人就算對自己的看法再有自信，也要服膺公共理性的判斷，相信道理越辯越明，事實越多、真相越近的大原則。他應該期盼對手和他有同等的發言機會，在公眾面前各自鋪陳雙方的理據，交由公眾判斷其中的是非曲直。假如他真的相信自己看法不是偏見，他就更應該信賴公共領域的原則，以論辯的形式證實自己的觀點。捨此正道不行，卻從幕後小徑，不只是小看了公眾的思考能力，更是欠缺自信的表現。

「雖然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表意見的權利。」伏爾泰這句話已是人人熟知的名言。但這句話的道理究竟在哪裡呢？

我們必須回到歷史，瞭解伏爾泰等啟蒙運動健將當年正在奮力開創一個以理性為依歸的公共領域，試圖擺脫皇室與教會的權威。他們那一代知識人很清楚自己的處境，既沒有教廷的神權，也沒有國家的利劍，可恃者無非人人皆具的理性而已。如果能夠服人，靠的絕對不是皇室的命，亦不是教會的旨意，而是每個人深思熟慮之後的判斷。因此他們即便遇上了異己，也不能效仿國家和教會的做法，以超出公共領域裡那理性交流的力量去迫使對手消音。相反地，他們還要保障對手繼續參與公共領域，繼續參與對話的權利。否則無異於自毀長城，瓦解了知識社群整體的存在基礎。

時至今日，伏爾泰當日的怪論已是現在所有知識人彼此互動的默契了。大家都該明白，如果沒有如此一個公共領域，自己根本就不會有立足之地。若是我能藉著界外的手段影響對手，難保他日我不會遭厄運。

星期一我們說到李輝先生在「文懷沙事件」中的表現，恐怕就已違反了這種基本規則。出於對他的尊重，身為他的老讀者，我寧願他20年前就已經寫出他現在發表的評論，而不是盡力阻止媒體報導文懷沙20年之久。假如他真心信賴自己掌握的證據，真心認為文懷沙欺世盜名，那麼他就該及早公佈所知一切，讓我們好好思考孰是孰非。

他過去20年來的做法，不只對文先生不公，對他自己也一樣不公。

訪梁文道：請叫我「公共知識分子」

文：噴小空

「你好，我是梁－文－道，沒讓您久等吧。」這是他第一次給記者致電時的自我介紹，一字一頓，好像剛出道的新人，謙遜得叫記者一愣楞的。中午，陽光 斜射進落地窗。在上海錦滄文華偌大的底樓西餐廳，幾近無人。梁文道挑了個靠牆的兩人小桌，低頭嚼嚥著一碗海南滑雞飯。吃飯也是修行，他說，要嘗出米粒的滋 味。

此番來滬的行程滿滿噹噹，會會老友同時也推介香港書展。應記者之邀，他騰出了「修行」時光務虛閒談。

「讀書好，起碼讀著讀著不知老之將至。」梁文道的新作《我執》裡夾送有那麼一張書籤。

很多人驚愕梁文道的閱讀量和旺盛的活力，一週7本書的閱讀量，叫人不可思議。何況，電視、報紙、論壇、學校等場合缺不了他的身影。「我也常常拖稿，無力應付熱心讀者的問題。」梁文道直言他的疲憊，「但我需要時間來看書。」

新作的貪、嗔、痴

年 初出版的《常識》評點時事大道理，熱銷十多萬冊之後。而《我執》這本散文集，夾雜著梁文道對愛情、生命、死亡等人類永恆主題的大量感悟，兼真實與虛構的雙 重特性，是梁文道所有作品中，最私密、最感性、最特別的一部。《我執》是他在內地出版的第三本書，是以其幾年前在香港媒體上的專欄《秘學筆記》為主體的散 文集。

時評需要觀點即可作文，散文則需要一顆靈魂。在《我執》這本新作裡，平日裡口誅筆伐的梁文道全然不見，取而代之的，是敏感、細膩、柔軟、細密又極其脆弱的文字。文道的敘事，時常會是勾引，用散墨敘說處境，確是和夜燈下的我們如此親密。

「我 當初決定傚法羅蘭·巴特的《戀人絮語》，弄一批感性抒情的思考筆記，得到友人「譏諷」，你寫得好多了。」中文書名《我執》的底下印著著同義的梵文 「atma－graha」，梁文道嚥下米飯後，輕讀了一聲，做了註釋:《我執》，因為這本書寫的是一個人、一些人特別執著於自我的狀態，「我執」是佛法裡 面的概念；你的種種慾望，特別執著一些東西的時候，其實都是處於貪、嗔、痴，這種狀態就是處在特別執著的狀態下，所以叫「我執」。

那麼，文道「執」於何物？不可言說，或亂以他說。讀過的朋友都驚呼:這是與電視上那個無所不知、侃侃而談的「文化百足」、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差距太多。

「都是存貨，也只有這麼些。」這話難以叫人信。愛慾同構，深不見底，對沒有答案的思索，梁文道怎麼可能只有這些？

也 有讀者問，為什麼《我執》只有這麼5個月的文章。梁文道回答有些「跑調」:香港有一個很爛的報紙叫《成報》，每天大概只能賣一萬多份，它的讀者絕大部分是 上了年紀的老人，因為香港有賭馬，他們看這個報紙的目的是這個報紙的馬經很靈，告訴大家留意哪匹馬，要怎麼下注。但是它的其他的內容很糟糕，一直是以拖欠 作者的稿費為名的。

當時有一個很有名的編輯叫葉輝，他本來已經退休了，這家報紙就請他來當社長，去之前我們大家勸他，你不能去 啊，你去了肯定薪水乾多久就沒多久，結果他還是去了，弄了一個特別文藝的版面。當時葉輝找我寫專欄，我說我還有什麼可以寫呢？我寫音樂、電視、飲食、文 化、時事評論，還有什麼可以寫呢？葉輝就說你寫愛情吧，你寫了二十年都沒有寫過愛情，而且要寫得非常感性、要散文，可是問題是我不會寫，所以我就用了羅蘭 巴特的《戀人絮語》做由頭，我就假裝我注視這本書，但是寫著寫著就跑題了，就成了這本《我執》。

為什麼寫了5個月呢？因為5個月以後他走了，我們稿費也沒有了，也就停止了。

眾生迷戀的僅為幻像

「我 正考慮，以後不接受個人專訪。我不想引起人們對我這個人的過度關注。」梁文道喜歡塞林格的作派，後者的《麥田裡的守望者》風靡全球，好多美國人至今未知， 這個作家還存活在世。「《杜拉拉升職記》的作者也很逍遙，現在也沒露面。」要主持《開卷8分鐘》的緣故，梁文道每週讀7本書左右，對內地的網絡文學，他的 心裡也有個羅盤。

「豆瓣」梁文道小組中，還有一些八卦帖諸如「文道之他大搜查」，要像《小團圓》一般地也將梁文道放上「八卦手術 台」來對號入座。直到如今，粉絲猜測是，《我執》是梁文道失戀後的情感發洩。友人鄧小樺在序言中所寫:我懷疑所有失戀的知識男性都會一發不可收拾地引用 《戀人絮語》——真正熱戀中或心情平和的人，哪有空做這種事？

可惜可嘆，梁文道切割自己時，冷靜得如執手術刀，《我執》設計猶如 門洞上的貓眼，從外看裡，有那麼一束光，好似活生生的梁文道的內裡，比誰都敏感和柔軟；狡猾的貓眼卻是單維度的，裡面看到外頭，外頭看不清裡面——想來也 是，偶像哪會這麼簡單地被拉入泥塵，滿足大家的一時快感呢？

對放於聚光燈前，反感還是能忍？梁文道托出心底話，對刨究我的八卦這件事本身，我不反感。但粉絲過度關注了我個人的表徵。「電視就是不斷製造幻影的介質，我的職業又是電視評論員，需要出鏡，出鏡就會輪迴這樣的狀態。我很矛盾。」

在梁文道看來，自我的意識皆非實景，眾生迷戀的僅為幻像，更何況，還是通過媒體所獲得，那更是幻影中的幻影了。「我是提供觀點的，不是提供個人的崇拜。」

「那，你想對你的粉絲們說什麼呢？」會間閒聊，記者將此積攢良久的疑竇寫以示之。梁文道思索俄頃:「你們解散吧。」此話說得沒有半點造作。

夜行如鬼的作息

「我來了，一個人/我喝呀，一個人/我笑啊，一個人/我哭呃，一個人/我去也，一個人。」阿巴斯的詩歌透著沉默、純粹與孤僻。梁文道說，自己也曾這般模樣，夜行，夜行如鬼。

熬夜不是出於苦工，而是為了自由的滋味。被黑夜包圍的自由時，方可享受一個人的狂歡。「我喜歡一個人吃飯，一個人很安靜，看報紙和新聞，晚上專心致志地吃飯，把吃飯視為修行，心無旁騖。」

夜行如鬼的生活——想睡到何時，就睡到何時——現在看，叫聚光燈下的梁文道好生羨慕。「我懷念那個時候，它自由得一塌糊塗，同城的居民已經開始了一天的生活，而我還留在昨天。我就像一個時間外的旁觀者。」

「被 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納蘭辛德的詞文倒是也側注了大學時候的梁文道——在郊區大埔的小酒館，午夜過後才進來戴著黑框眼鏡的年 輕人，每一天如此。他一個人坐在吧檯旁，點杯酒，與老闆有一句沒一句地閒聊，看看一群沒有來處沒有去處的酒鬼，頗像奧尼爾本子裡《送冰的人來了》。然後， 年輕人捧讀半部小說，坐等清曉。偶爾，也會和早開的排檔搭桌，吃勞動階級的早飯，趁著太陽還沒有強烈到把身軀汽化前，躲入床鋪。「如果下午醒得來，會特別 高興，因為竟然還趕得及回到大家的今天。」

叫我「公共知識分子」

鳳凰衛視的名嘴、教書、搞出版，還是香港兩個劇團的董事局成員，眾星拱月的梁文道，怎麼界定自己的身份？

梁文道說，只是分子本來內質就是公共的，與純粹的學者不同。「我就是一個讀書人，今天的讀書人和古代不同，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概念不是別人的認定，這是一個身份，是需要自己來主動承擔讀書人、公共知識分子應該要做的事情。」

梁文道認為，通過公共活動，把掌握的知識來使用，與人類分享積累的心智，必然與公共世界發生關係。「公共知識分子的志業僅僅是分享知識，分享知識是他的自覺意識。打個比方，就像一個教徒，願意為自己的信仰付出一切。」

雖然常欠稿，但梁文道仍舊表示，既然佔據了常人難以獲得的話語權，就同時也有著與這個地位相稱的、不可推卸的責任，他說會儘量保持清醒的頭腦，盡到一名媒體人的義務。

「我願把公共知識分子看作自己的第一身份，像虔誠的教徒一樣，分享自己的眼界和學識。」

梁文道：討厭一個人的方法

如果一個官員很討厭一個文人，嫌他老是說三道四，於是運用影響力向所有媒體打招呼不要再刊登那人的文章，我們會同意這樣的做法嗎？恐怕不會。因為我 們相信媒體是社會公器，是各種訊息與意見交匯撞擊的平台，官員不應該濫用權力繞道後門以影響其生態；如有異議，他大可投書響應，與他討厭的那人平等往來， 道理上見真章。

假設那個討厭鬼果然混賬，學問不好卻被媒體莫名其妙地捧成大師，不只如此，他人品原來也很低下，生平幹過不少壞事。既然如此，那位瞭解真相的官員總可以動用關係網絡去封殺一切有關這人的消息了吧？

在我看來，這仍然是不對的。假如那混蛋名聲在外，不滿他的人就該在媒體平台上公開抨擊，一方面匡正大家心中的錯誤印象，另一方面始終尊重公共空間的根本規則，在陽光下解決一切爭端。

又假如那個試圖運用個人力量繞後門的不是官員，而是同行文人，我們之前的判斷又該不該稍稍修改，容許他勸說媒體去攔阻那位混蛋見報的任何機會呢？

今年初，著名作家李輝揭發百歲「國學大師」文懷沙虛報年齡偽造生平，指出這位連政府領導人都很重視的名宿原來是個欺世盜名的小人，結果引起全中國媒體的關注 討論，輿情分為兩派，互相責難。這場爭論後來淡了一兩個月，最近又因為學術明星易中天的加入而再起風雲，雙方你來我往，熱鬧非常。李輝先生做傳記的功夫很 深，讀者有目共睹。相比之下，文懷沙先生那「國學大師」的名號卻一直不無爭論；我也很難理解文先生的學術成就怎能當得上這等美譽，莫非是他的歲數夠大鬍子 夠長？按照既有的成見，我本該為李先生的舉動叫好。可是他的言論卻讓我感到一絲不安，使我不能完全同意。

問題不在他攻擊文懷沙的邏 輯，也不是他給出的材料不充分──這些東西我都外行；而是他的一段話：「我在自己所能影響的範圍裡，儘量不讓媒體朋友報導他。」20年來，他一直設法阻止 媒體訪談文懷沙，其中包括《南方都市報》的一個「文化老人系列」，李先生表示就是在他的努力之下才淘汰了預定的文懷沙。

官員運用權 力屏蔽媒體採訪他的眼中釘，這叫做濫權。政府替人民的心理健康著想，於是主動幫大家消弭一切它們心目中的「不良信息」，這叫做家長心態。知識人透過私下游 說，阻擋相熟媒體報導某個同行的消息，這叫做破壞遊戲規則，甚至破壞自己的立身之本。在最理想的情況底下，媒體應該是個相對獨立的公共領域，而這個領域的 良好運作依賴於某些基本規則的維護，比如說公平發言的機會。假如一個人很不同意另一個人的言論，懷疑他公開撒謊，那麼他最正當的做法應該是在這個公共領域 裡據理批駁，然後等待對方的響應，而非私下阻撓對手出場亮相。

投身於公共領域的人對自己看法再有自信，也要服膺公共理性的判斷，相 信道理越辯越明，事實越多真相越近的大原則。他應該期盼對手和他有同等的發言機會，在公眾面前各自鋪陳雙方的理據，交由公眾判斷其中的是非曲直。假如他真 的相信自己看法不是偏見，他就更應該信賴公共領域的原則，以論辯的形式證實自己的觀點。舍此正道不行，卻從幕後小徑，不只是小看了公眾的思考能力，更是欠 缺自信的表現。

「雖然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表意見的權利」，伏爾泰這句話已是人人熟知的名言。但這句話的道理究竟在 哪裡呢？我們必須回到歷史，瞭解伏爾泰等啟蒙運動健將當年奮力開創的一個以理性為依歸的公共領域，試圖擺脫王室與教會的權威。他們那一代知識人很清楚自己 的處境，既沒有教廷的神權，也沒有國家的利劍，可恃者無非人人皆具的理性而已。如果能夠服人，靠的絕對不是王室的命今，亦不是教會的旨意，而是每個人深思 熟慮之後的判斷。因此他們即便遇上了異己，也不能效仿國家和教會的做法，不能以超出公共領域裡那理性交流的力量去迫使對手消音。相反，他們還要保障對手繼 續參與公共領域，繼續參與對話的權利。否則無異於自毀長城，瓦解了整個知識社群的存在基礎。大家都該明白，如果沒有如此一個公共領域，自己根本就不會有立 足之地。若是我能藉著外界的手段影響對手，難保他日我不會遭此厄運。

而李輝先生在「文懷沙事件」中的表現，恐怕就已違反了這種基本 規則。出於對他的尊重，身為他的老讀者，我寧願他20年前就已經寫出他現在發表的評論，而不是盡力阻止媒體報導文懷沙達20年之久。假如他真心信賴自己掌 握的證據，真心認為文懷沙欺世盜名，那麼他就該及早公佈所知一切，讓我們好好思考孰是孰非。因為他過去20年來的做法，不只對文先生不公，對他自己又何嘗公正呢？

梁文道：最後一餐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都快死了，還會思量自己的最後一餐要吃甚麼嗎？

為了理解這個課題的真正涵義，我去年買了一本名廚訪問集。裏頭全是英語世界熟知的食界巨星，幾乎每個人都正正經經地回答，那最後一頓飯的菜單，配甚麼酒水，和誰做伴，以及在甚麼地方吃等種種提問。在還沒細閱之前，我猜想情況還真和波登（Anthony Bourdain）在書序裏所說的一樣，大家都會在人生的最後一刻思念童年，要吃最簡單最日常的食物，洗盡鉛華，樸實不虛。畢竟，這幫名廚全是見過世面的人，有甚麼好東西沒嘗過？難道死前還想再來一次十二道菜的豪華大餐，逐道配酒？

可惜我錯了，波登的序原來只是反映了他的主觀願望，而非這本書的真相。真相是起碼有一半人仍然念念不忘塵世間最愉悅的享樂，仍然想要頂級刺身和黑海魚子醬，甚至盼望替自己做飯的人是書裏的其他明星。

這也難怪，這本書從問題的設定開始，就已經預示了它的必然結果。想想看，一個行將就木的人還會在意吃飯的地點甚至用餐時的背景音樂嗎？你提出這些問題，他們當然會脫離現實地狂想那最後一餐的情況了。就像「孤島唱片」，一個設身處地真把自己當做魯賓遜的人絕對不會有心情搜索唱片櫃，看看該挑哪一張去解悶。他連求生都有困難了，還聽音樂？所以「最後一餐」的遊戲真的只是遊戲，純粹是廚師下班閒聊的話題，藉着它相互評述心目中最完美的一餐飯。那餐飯和帶去荒島的唯一一張唱片一樣，都是脫離現實的思想實驗，目的不在應對具體處境，而在考察自己的品味。

而品味這回事，一定和生活經歷有關。

我偶爾會瀏覽一個早在2003年開設的網站：《死人食嘢》（dead man eating, http://www.deadmaneating.com）。這個網站收集了一批美國死刑犯臨死前那一頓的菜單，而且全是真實個案，半點不假。

關於死刑犯，歷來傳說他們會得到很好的對待，獄卒客客氣氣盡量有求必應。反正人都要走了，又何必再為難他們呢？尤其是他們的最後晚餐，更得讓他們吃好吃飽，一路走好。我還聽說他們可以任意點菜，獄方會盡力滿足。你以為他們一定會獅子開大口，死前試遍生前想試但沒真箇嘗過的好東西嗎？錯了，我看《死人食嘢》列出的清單，絕大部分死囚點的都是很humble的「美食」。例如約翰‧華盛頓，他死於2007年的6月27日，他最後晚餐的菜單是四塊炸豬扒、一些炸粟米、番茄加一杯凍檸水以及一大份士多啤梨雪糕。又如德州的吉伯圖‧雷耶斯，行刑於2007年6月21日，他死前吃的是燒烤火雞腿和一碗車打芝士配牛油果。

這個網站很特別，在菜單之外，還相當立體詳盡地介紹他們的生平和死前的感懷，使人感到死的不是一個名字，更是一個真真正正活過的人。但是他們的罪行又的確令人齒冷（比方說姦殺三名女子，並且逐一擊碎她們的頭顱。）一加上這些材料，不管是支持死刑還是反對死刑，你都會看得不知該說甚麼才好，心內五味雜陳。在這些文字裏頭，我發現許多死囚的背景普通，甚至寒微，一輩子沒經過甚麼奢華享受。於是他們對那人生的最後一次飲食機會的想像，就被局限在與明星大廚完全不可比擬的經驗中了。對這些人來講，炸雞胸和烤牛扒已然是人間至味。

當然，一個典獄長解釋得很清楚，死囚點菜的範圍還得看監獄廚房弄得出甚麼。太昂貴太精巧的東西是強人所難，辦不到。

最讓我驚訝的，是大部分死囚並沒有提出任何特別要求，你做甚麼他就吃甚麼。但再想深一層，你自然會明白個中道理。一個不用再吃東西的人，還會把心思花在吃上面嗎？

梁文道：地方淪陷

【am730-觀念】昨天我們談到「做夢夢」、「躲貓貓」等大陸網絡新名詞的由來，發現它們涉及的幾樁嫌案雖然可悲，但又不免一層笑謔的味道。也就是說，大部分的網民都覺得這些事件很可笑，偏偏只有涉事的地方政府部門認為沒問題，可以義正詞嚴地公布自己的玩遊戲玩死論與睡覺睡死說。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一個地方政府部門堂而皇之地道出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的說法，並不一定表示他們自己真心相信那些故事，而是因為他們以為它們是有效的。也就是說，在他們的心目之中，媒體很單純，你說甚麼就相信甚麼，絕對不會反詰追問；而且民眾百姓也很聽話，不至於動輒挑戰官府的權威，即便有心亦無力為之。

如果這個假設是正確的，我們就可以繼續追問他們這等自信的來源了。根據他們日常處理政務的經驗，也許媒體真的很乖，百姓也真的很順從；假如你告訴他們有人在看守所裡做噩夢夢死了，他就真的相信這個世界上無奇不有，大家一定得小心做夢安全為上。全國網民都感到難以置信的奇聞，怎麼只有當地人會心甘情願地接受？莫非這些地方的民風特別淳樸，人心格外天真？實情恐怕是這些地方官府的權力太大了，要幹的事情沒一件幹不成，所以當地的傳媒和群眾早已習慣了逆來順受，上頭說一下頭絕不敢說二。

就像湖北巴東的「中華烈女」鄧玉嬌事件傳出之後，各地媒體和民間志願人士紛紛趕赴當地查考聲援，卻發現輪船竟然臨時停靠巴東站，旅館也早給政府訂個爆滿，個別記者甚至被自稱政府人員的壯漢毆打。他們的權力究竟有多大呢？可以公然威嚇外地媒體，可以不惜萬金訂下全縣酒店，而且還可以下令長江上的輪船不得靠近他們的地盤。他們雄踞在自己的地盤之上，力量大得足以封鎖一個小部落。

在這個部落裡頭，他們說犯人會玩躲貓貓玩死，而不懼嘲諷譏刺，他們已經發展出一套在自己的地盤上通行無阻的常識；按照這個常識，他們怎麼說都是對的，久而久之，他們甚至以為這是全中國的常識。所以外間記者一旦走進這個部落，全國網民一旦發現這裡的奇風黑俗，某種幾近文明差異的笑話就很自然地鬧出來了。好比一個部落有獵人頭的習慣，於是覺得全世界都能理解獵頭的道理。很多論者都曾指出從這些案件的細節可以看到部分地方政府部門的霸道濫權；但在我看來，最可怕的其實是那些聽起來很搞笑的事後說詞，因為它們反映了一種來自長期濫權的判斷失誤，一套自以為是的價值觀。

它們愈是荒謬，就愈能說明這些地方的陷落之深。

梁文道：中國怎麼想？

中國很大，大到甚麼地步呢？且舉一個例子說明。畫家陳丹青近年以文字創作馳名海內，經過前幾年辭教清華大學生一事之後，更加成了人盡皆知的新聞人物。好吧，就算不是人盡皆知，起碼文化圈內沒有人會不曉得誰是陳丹青吧？

前陣子，我聽到一個應該準確的故事。話說某北方地區新華書店的老總向人問起：「聽說有個叫做陳丹青的作家最近很紅，他好像有本書叫做《退步集》。我們是不是該請他過來對我們的讀者講講話呢？」

中國有多大？一本大家以為早就火翻天的書要用幾近3年的時間，才從北京傳到更北的地區；中國就是這麼大。這個故事教訓我們千萬不能把城市人的常識當作全中國的常識，更不能以為大城市媒體上很常見的名字就此人人熟悉人人認識。你看，新華書店的老總也算是廣義文化圈的人了吧，只不過因為地處偏遠，他竟然也要過了3年才聽說有陳丹青這號人物。

明白這個道理，近年許多耐人尋味的事件也就不難理解了。

這去一年多，中國互聯網出現了許多新名詞，其中一系列來自地方執法部門造成的幾樁疑案。這幾起案子的共同點是：有人橫死於公安局看守所內，而當局卻給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解答。比方說「躲貓貓」：雲南五溪北城鎮男子李喬明因涉嫌盜伐被拘，2009年1月30日進入看守所，一週後受傷住院，繼而死在院中，死因是「重度顱腦損傷」。警方事後對外宣稱那是因為李喬明在所內與獄友玩「躲貓貓」，不慎滑倒，把頭撞在牆上致死。

又如「做夢夢」：江西漢陽男子李文彥因涉嫌偷電被捕刑拘，2009年3月27日晚死在看守所裡頭。據當局的消息，當晚他不停做噩夢，口中直喊：「又來了，又來了！」，所中人員屢喚不醒，他才終於死在睡夢之中。

一個是玩遊戲玩死的，另一個則是做夢夢死的；這等案情實在太過離奇，令人難以信服。於是「躲貓貓」和「做夢夢」成了網上的熱門關鍵詞，一時間議論紛紛；有人批評地方政府部門謊瞞真相欺人太甚，有人指責現有的刑事拘留制度有很大漏洞，還有更多人怒斥警方暴力迫供嫌犯。誠然，這都是很重要的議題，很值得大家正視。

可是在我看來，首要的問題應該是那些地方部門怎麼說得出這等令人失笑的藉口？難道他們自己不覺得「躲貓貓」和「做夢夢」是很荒謬的笑話嗎？為甚麼會好意思向媒體說呢？

梁文道：慾望的幻想

曾經有一段日子，香港人以為樓市是個只會升不會跌的市場，人人醉心炒樓，又或者努力存夠第一筆錢「上車」，直駛快線飛黃騰達。那段日子香港最大的產業就是地產業，而香港經濟的主要產品就是樓房，許多商場原有的時裝店、遊戲行和小食肆都關門了，換上一間間小地產代理行，地產商帶人參觀新開發樓盤的「睇樓團」 變成了報名人數最多的旅行團，參觀那些修飾華貴的示範單位，想像日後的美滿生活，付出一個下午，得到一次精神上的滿足。

剛認識林夕時，我實在不敢相信他竟然也是這種人，這種庸俗的香港人。歌詞明明寫的那麼玲瓏剔透，洞悉世情，怎麼也會染上這等窮極無聊的癖好，四處跑去睇樓呢？但不由得你不信，他真愛睇樓，而且還愛上了搬家。明明已經住上了凡人豔羨的豪宅，但他仍然樂此不疲地搬，彷彿最美好的傢始終是下一個。可搬來搬去，他還是沒離開過香港。就像他在《我所愛的香港》裡所說的：「有生以來，我連一釐秒離開的念頭都沒有過。自小已很喜歡看香港地圖，並把火柴盒黨樓做樓宇，砌成太子道、彌敦道、窩打老道」。儘管如此，這位在當今華人世界裡有井水處便有他的著名詞人還是忍不住手，要在這幾年裡改行寫評論（或者以評論為注的雜文），批評一下他所愛的香港。

透過這批文字去看現在的林夕，我實在不敢相信他居然會把主要矛頭指向港人的購物狂心態（因為他自己就是購物狂），更不敢相信他會如此針對港人的買樓文化：「人生如寄，你以為那是你的房子，其實那不過是你在地球上生活的酒店。佛家所講的成住壞空，所講的住，是指我們肉身的暫住，但字譯的很真好。房子供滿後，身無所住，到了壞死，也離CHECK OUT日期不遠，性未達空，肉身也已成空。」

近年學佛，林夕漸漸變成另一個人，多了份自省，乃能在他和他所愛的香港之間隔開一層觀照的距離。他愛香港，然而香港是一個人人被廣告變成「潮流的羔羊」的地方，又由於他自己也是羊群裡的一分子，所以這份愛就要反覆提出來再三審視，他就得坦蕩檢索自己心裡的慾望了。

搬家搬成習慣的他承認「以看房為樂。每一次都接受一次誘惑，如果搬來這裡，我將如何裝潢，哪件家具該放哪裡，光是想像就樂上半天」。偏偏在某次搬家的前夜，他環視四周，才赫然發現：「在這佈滿身外物的紙箱堆中，說到底，我原來什麼都不要，只要一部電腦可以讓我繼續寫寫」。林夕的公開自省，也許是一整代香港人的心聲：我們多年追逐的，無非是種幻想。

梁文道：端午悼亡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端午節那天的中午，在附近一家新開張的酒店吃飯。背山面海，窗明几淨，是很好的環境。半開放的廚房，讓人看見各地聘來的師傅正在烤鴨拉麵，有提振食慾的功效。除了侍者特別推介的桌頭陳醋不夠香，炸醬麵沒伴生葱醬味太薄，其他一切還算地道。以後再有學者朋友到港，這裏倒是請客的好地方。

本來我們都幾乎忘了這天是端午，紀念屈原吃糉子的日子，直到鄰桌一對夫婦提醒了我們。

那男的四十上下，手戴金勞，身著橫間Polo恤，樣子像在內地設廠的老闆。女的蓄短髮，長得精明幹練。我開始留意他們，是因為他們一邊翻報紙一邊高聲評論。當日報紙頭條談六四，於是男人大聲地說：「唓，仲講六四，班友都唔知想點。詹培忠就講得啱啦，嗰晚烏燈黑火，除咗見到啲軍人行入去，根本就乜都睇唔到。殺人噃，你話係就係啦？」然後女子連聲附合稱是。

我情不自禁地心頭火起，轉身瞪着他倆。孰料他們的時事評論節目還沒完，男人再接再厲繼續說：「就算真係有死人咁又點呀？最多咪死一萬幾千！全中國十三億人，死嗰幾千算得係乜？」女人的回應是：「之唔係班友吹水搞搞震，想撈政治本錢。講真呀，咁都算屠殺，南京大屠殺又應該點算呢。不過講番轉頭，班日軍又真係幾變態o架，掉個BB上天，再用把刀去由下至上咁插死佢。嘩！幾激呀！」。說完這話，他倆竟然還一起笑了起來，彷彿自己正在描述一部搞笑的B級恐怖片。

我憤怒得想站起來走過去喝斥這對男女（如果不是去揍他們的話）。但是我知道自己正在生氣，而嗔恨是不好的。所以我盡力讓自己觀察自己憤怒的狀態及源頭，然後思考這對男女如此狂言的理由，進而念及他們和我的關係。我們的關係？難道他倆和我有任何關係嗎？有的，至少我們在同一家餐廳裏頭吃飯；這也算是某種共餐的緣份吧。人類團結的底線就在於我們是共食的動物，透過食物的分享辨認彼此的身份和相互的關係。我們都要進食，都要努力工作以謀取生存，也都要面對人生的種種不測與荒唐；這是我們的共同命運，人之為人的本質。然而，又是甚麼割裂了我們，使我們在這種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產生嚴重的歧異呢？

忽然間，我想起了屈原，並且第一次領會到古人在那個傳說裏貫注的心情。楚人對於屈原的不幸只有憐惜，除此之外他們甚麼都做不到。他們扭轉不了楚王的心意，無法幫助屈原挽救楚國的衰滅；他們也來不及勸解屈原，在他投江之前拉住他的衣袖。所謂不要讓魚群啄食他的屍身，實在是很勉強的說法。誰都曉得，就算餵飽了魚群，在這混濁的河水底下，一個人的身體遲早要腐化殆盡，把糉子丟進去代替屈原的肉身只不過是種毫無意義的舉動。可是，如果連這種畢竟徒然的儀式也不舉行，連這種荒誕得可笑的行動也不去做；你又該如何渲洩心中的苦受，緩解那不可彌補的創傷呢？

我們在端午節吃糉子，根本無助於歷史的改寫，更拯救不了中國歷史上無數枉死的英烈。我們過端午，是為了紀念；我們在這一天一起吃同一種食物，形成節日的儀式，是為了把我們團結在一起，轉化出一種集體的身份。端午節紀念屈原以及一種人的類型，那種人捨身明志；端午節的糉子則是我們身份的證明，證明甚麼都做不到的我們至少還記得。在這一天，我們都是悼亡者。

梁文道：你是先人的淚水

【am730-觀念】王維林站在坦克車前的那張照片，也許是眾多六四影像中最容易被人想起，也最常被人引述的一個意像。歷年以來，有數不清的藝術家一再重畫那個人與坦克對峙的場面。為甚麼他們還要把已經如此有力如此自明的畫面一而再再而三地畫出來？難道他們不覺得自己不能再為它添加任何東西嗎？是的，這個意像太過強烈，根本容不下更多的雜質；所以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簡化它，抹去顏色留下輪廓，拿掉背影剩下主角。於是它就變成符號了。

這個符號非常透明，它要說明的已經全都擺在眼前；但它同時又很豐滿龐大，似乎甚麼東西都可以填進去，難怪它會引來無數的詮釋與重塑，把它變成不單單是六四的象徵，更是人類勇氣的象徵。

我們都曉得曾經自命成功「平暴」的當權者如今怯懦得像隻受驚的喪家犬，不只不敢把自己的故事公開再說一遍，甚至還要築起有史以來最巨大最高效的防火牆─「新長城」(Great Fire Wall)，過濾掉所有讓人聯想起「六四」這個數字的訊息，過濾掉「屠殺」、「民運」、「示威」和「遊行」，甚至過濾「天安門」，乃至於它自己的名字「共產黨」。它成功了；它成功地把中國的互聯網變成世上規模最大的內聯網。

我不禁想像，萬一有一天它不再害怕，敢於公開被禁止的往事，然後挺身而出，以自己的版本去攻佔集體記憶的戰場，用自己的故事去掩埋其他人的歷史的話，它會怎麼做？它有甚麼武器可以用呢？

由於記憶總是意像的記憶，所以記憶的爭奪必然涉及意像的較量。在王維林那極度飽滿又極度簡潔有力的意像面前，當局拿得出甚麼？是天安門廣場上一片破敗的荒涼？是戒嚴部隊的軍威雄壯？還是李鵬志得意滿地站在麥克風前發表戒嚴令那副模樣？沒有，他們甚麼都拿不出來。打從一開始，他們就輸掉了這場記憶的戰爭；因為在王維林的那舉世皆知的偉岸背影面前，他們手中的一切意像皆成了可悲復可笑的。或許這就是他們害怕的理由，他們連意像的對決都贏不了。

一個國家，就這樣被一個人擊退；正如一列坦克被一個赤手空拳的青年截停下來了。那一刻，楊牧如此寫道：「你這樣站定，那播音人說

彼時東城悄然而西城

聽得見零星的爆炸聲響

一強大的裝甲部隊張惶失措如爬行的螞蟻陣線不期遭遇一滴水，晶瑩澄澈，冷冽刺骨你是先人的眼淚掉進火燄中滾燙，擋住他們的去路。」

梁文道：在一隊坦克車前

所有的記憶都離不開場景，而任何場景都可以被濃縮在一個定格的畫面之中。久而久之，這個畫面的細節或許會變得模糊起來，顏色有點失真，但它的核心力量卻能把它牢牢釘在我們的腦海之中，形成意像。

王維林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上午的長安街上，隻身站在一列坦克車前。他上身穿著一件白襯衣，左手提著一個白布包，這一切都不能幫助他抵擋槍炮。然而，他還是站定了。

任憑坦克車左右挪移，他始終不依不饒地佔穩位置。他不只要擋下身前一整隊坦克，他甚至還爬到帶頭的那一輛上頭，預備演講。這就是我心目中的六四意像了。只要一想起六四，幾十天的激昂、興奮、汗水、哀嚎和低泣，就會自動歸籠在這個意像底下。

台灣大詩人楊牧在那一年的七月寫了一首叫做《在一隊坦克車前》的詩，詩的第一段是這樣的：「在一隊坦克車前，有人說你這樣站定，擋住他們的去路履帶戛戛抽搐。我也跟著說：天地屏息，全世界都在看你」沒錯，全世界都在看著這個場景。不是因為全球觀眾都恰巧守在電視機前看見了它，而是因為這個意像本身就在呼喚世界。它如此乾淨鮮明，沒有任何多餘的元素，就算路中間的白線與路旁的燈柱樹幹也都自動在那個更核心的力量前面退卻消隱。

那個核心自然是一個人與一隊坦克的對決，它召來了人類史上一切有關強與弱，武力與和平，殘暴與斯文，不公與正義的象徵，轉化在那一小片空間裡面。

因此，這個意像彷彿就是預設了靜默的圍觀者的存在；就像一齣沒打算演給任何人看的戲，但卻讓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有注視的義務和責任，並且沉思其中的意義。

很多人都關心王維林的下落。有說他擋得過這隊坦克，但最終還是被另一輛壓死；06年時有教授稱王維林尚在人間，並以化名移居台灣十年，與台籍妻子及六歲長子定居台南。

梁文道：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

我寫六四，而且重複地寫， 再也沒有什麼新鮮的角度，也不會有出人意表的觀點。這也許顯得有些無趣，就像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幾乎一模一樣的程式、口號與歌曲，年年重演。它使得我們 就像患上了偏執狂的精神病人，惹人煩厭；他們不只討厭我們所說的內容，也討厭我們說話的方式與態度。他們批評我們不懂得向前看，老是困在一場歷史的謎團裏 頭；而那個謎團實在有太多的解讀可能，我們怎能自以為是，以為自己一定是對的？難道我們毫不自覺，這種義正詞嚴的腔調很讓人厭惡嗎？

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

《聖經》裏的先知其實不該被譯成先知，因為先知預言未來的時候少，談起過去的時候多，與其說是先知，倒不如說他們是守護記憶的人。總是在以色列人樂 不思蜀忘乎所以的時候提醒他們﹕你們已經忘記了自己是怎麼離開埃及的，你們也忘了上主當初和我們訂下的契約。這些話老是來得不合時宜，乃至於很多人覺得先 知其實是種瘋子，最好把他們放逐出去，不要再讓他們擾亂自己的尋常日子。更何況他們憑什麼教訓人？他們以為自己是誰！他們是誰？他們是上主的「代言 人」（navi），神的喉舌，正如神說過的﹕「我把我的話放進他的口中，他要向他們宣講我的訓令」。

我們當然不是先知。在這個時代裏頭有誰會想當先知呢？任何自以為是真理化身的精英都是可恥可笑的自大狂。我們不想做先知，我們這群香港人只是被迫扮 演傳說中的先知形象，因為我們的確相信一個簡單的道理﹕政府不應該用真槍實彈鎮壓和平示威的群眾。有人(而且人數越來越多)卻認為這個道理並非自明，甚至 可能是錯的。既然如此，你們就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吧。

誰掌握話語權誰擁有真相？

2009年5月28日的《信報》訪問了一位正在香港中文大學念歷史的「內地尖子」，他說﹕「以個人角度看，它（六四）跟我生活沒有什麼關係了……在 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上無足輕重，歷史上太多類似事情。天天拿來說，只是發生時間比較靠近我們而已」。記者再問他六四到底是場屠殺，還是為了維護國家穩定的 正確行動。他的答案竟是兩者皆對，他認為雙方都同樣有理同樣正確，因為大家都只不過是從自己的利益角度出發罷了。「大家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下之分，應防止 道德綁架……老一輩或經歷過事件的人或許強烈希望我們瞭解事件真相，但並不代表我就要作出一樣的評價。年輕一輩只是作為歷史的旁觀者，不能強迫我要跟你有 相同的反應」。

這是近年愈來愈流行的一種論調，它不否定我們相信的那條簡單道理，它只是不認為那是唯一正確的道理，它認為任何立場都是可取的，它把一切立場相對 化。我們香港人對這種說理方法絕不陌生，因為它就是許多人口中的「理性」和「客觀」。對於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與角度」，所以用不著取捨判 斷，反正那都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這種港式的犬儒主義與內地流行的「唯策略論」不盡相同，但又很有親和關係。所謂「唯策略論」，其表表者可見於毛澤東那些影響深遠的文稿。我當年讀 「毛選」，最感困惑的地方是他總在談敵我鬥爭的策略，卻永遠說不清敵人到底是誰。「敵人」的定義不斷浮動遊移，因時地而變；今天是敵，明天可以是友；今天 是朋友，明天忽然又成了敵人。臺灣評論家楊照在台版《毛澤東語錄》的導讀裏說得好，毛思想的精要就在於不談對錯只論勝敗；勝者自然是對的，失敗者則必然是 錯的。所以一個人千萬不能輸，因為輸了鬥爭也就得輸掉是非了。

這就是「話語權」這種很西化很後現代的概念在大陸普及得異常迅速的原因之一了。如果你從小相信科學史就是科學不斷進步真理不停揭示的歷史，你或許不 容易接受當今「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所說的那些學者競爭的殘酷故事，把一切都看成門爭的結果；但你要是自幼就生長在一個「唯策略論」主導的環境之下，你會發現那些勾心鬥角謀 取勝利的「真相」完全不難理解。因為任何學術研究任何理性討論說到底都只不過是在爭奪「話語權」；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有道理。

故此，我們大可不必認真細究六四究竟是不是屠殺，因爭論雙方都只是在搶奪「話語權」，雙方都是「平等」的，都想把自己的利益強加在我們頭上。事實的 調查與論證的邏輯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你背後的利益和動機。哪怕你再有道理，使我無可反駁；我也只要指出你掌握「話語權」就夠了。

假如一個人信守這思維方式，他應該同時相信日軍「進出中國」與「入侵中國」都是說得通的，因為它們出自兩種不同的角度。所謂「達賴集團」的藏獨主張 也用不著緊張反對，因為他們有他們的利益考慮，中國政府也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罷了。假如一個人能夠前後一貫地堅持這種想法，既不為六四而動情，也不為日本 部份學者否認南京大屠殺或低估死亡人數而憤怒，覺得這兩件事都還需要更客觀更理性地對待（這是不是港大同學陳一諤的立場？），或者覺得它們都只是觀點的歧 異利益的衝突，難言對錯（這是那位在中大讀歷史的尖子的立場嗎？），那麼我勉強還能說這是一個在哲學上有趣而且值得反駁的立場。可是你卻說「它跟我沒有什 麼關係」？

受難者才有遺忘的權利

旅美學者徐賁在他的文章《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中引述倫理學家耳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的理論，把記憶和「關愛」( caring)連起來談﹕「因為關愛是通過記憶來起作用的。相互關愛是因為在過去有長久的聯繫。我們關愛誰和記得誰是同時發生的。我們不能說，我關愛一個 人，但卻不記得或記不起那個人了」。由於我們關愛那年在北京受難的人，所以我們記憶他們，並且見證他們經歷的苦難與毀滅，不容他們活得沉默死得屈辱。我們 的關係就是愛。出於愛，我們見證六四，正如所餘不多的長者見證抗戰。沒錯，我們不一定全部去過現場，更不可能都是受難者，絕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透過媒體旁 觀。可是，記憶的責任恰巧就是落在旁觀者的身上。因為只有受難者和遺屬才有遺忘的權利；為了不帶苦痛地活下去，他們可以選擇遺忘。但旁觀者不行，一旦「見 證」（Witness），便得永遠記住。

假如你正確，你怕什麼？

很多內地的朋友驚歎于我們香港人矢志不渝地紀念六四。誠然，我們盡到了見證者的責任，以記憶持久不懈地關愛著我們的同胞。但不用諱言，這只是因為我 們享有中國境內獨一無二的自由空氣。相比之下，內地近月的緊張氣氛已經到達風聲鶴唳杯弓蛇影的地步了。媒體不能再談五四運動，因為它會讓人想起學運。一家 商業機構藉著汶川震災一周年所做的形象廣告被人認為是「別有用心」，因為上頭有十張人像照片分置兩側，六張在左邊，四張在右邊。假如你真是對的，又何必忌 諱？何必緊張？為什麼不把當年「平暴」之後發放的宣傳品再發一次？為什麼不大張旗鼓地慶祝「平暴」二十周年，告訴我們那「一小撮動亂分子」的真相？現在你 卻恨不得月曆上根本沒有六月四日這一天？乘數表上沒有6x4這一欄。所以，我很想勸勸那些總是把「客觀調查」和「發掘真相」掛在嘴上當托詞的人﹕你們說得 都很對，六四的確需要「客觀調查」，但你們實在用不著跟我們說這番話，因為我們絕對歡迎更多的事實更客觀的真相。你們應該去找當權者和他們的盟友，叫他們 不要再沉默遮掩，一起出來「大家好好研究嚇，各自表達不同的觀點」。

除了六四，中國還有太多的禁忌。除了「天安門母親」，還有四川震災受難學童的母親，「毒奶粉」案的母親，甚至鄧玉嬌的母親；她們的聲音只能在香港公 開而不受阻礙無有顧忌。莫非香港已經成了中國母親的抉擇？大家是否清楚我們香港人在當代中國史上的責任呢？當其他人被迫住口，甚至主動忘卻，我們無可奈何 但又勢所必至地承擔起了記憶守護者的角色。因為我們有相對優裕的空間，而且我們關愛。

我這一代三、四十歲的中年人生在香港長在香港，經歷過香港所謂的「黃金時代」，看過「阿燦」和「表姐」的可笑形象，曾經自豪於港人身分的不同，歧視 內地的落後貧窮。我們雖然也學中文和中國歷史；但和其他國家把國文國史當成國民教育核心的教學法不同，殖民地式的文史教育是一套非國族化的技術教育，不鼓 勵我們在國家文學和歷史裏面獲取深厚的國民認同，只把它們當成純粹的資訊與知識。我在兩蔣治下的臺灣度過童年，對中國懷有熱情也許還不奇怪；但我那些同 學，我的同代人，他們與香港意識一起茁壯，受的是非國族化的基礎教育，他們怎麼會愛國呢？他們的中國情懷是怎麼來的呢？

也許六四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了。

六四是香港人的國族啟蒙

雖然我之前一直強調香港人那見證者的身分，但可千萬別以為我們只是事件的旁觀者。雖然我們總把天安門看成是六四運動的核心地點；但是六四的實際運動 範圍遠遠不僅限於北京，相反地，它遍及全國，從天津、上海、武漢、福州、廣州，一直到香港，全都是當年那場浩大運動的舞臺。尤其香港，不僅有過一次一百五 十萬人的遊行，一次一百萬人的遊行，而且幾乎是從一開始就全情投入地回應了北京方面的一舉一動。所以，如果把香港列為六四運動中僅次於北京的主要空間，是 毫不過分的一件事。因此，香港人絕不只是這次運動的旁觀者，我們還是它的參與者。

想當年，我們為了身在北京的同學和市民踴躍捐輸，在各種媒體上面奔相走告大聲疾呼。不管你原來站在什麼立場，屬於哪個機構；也不管你來自哪一個階 層，幹什麼行業，大家都有志一同，空前團結。愈到後來，情緒就愈高漲，學校處於半停課狀態，許多機構從上至下無心工作，所有人都只念著天安門。我還記得有 不少人認為只要經此一役，使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國家，大家就用不著移民了。於是香港人的前途信心問題就和中國的民主進程聯繫起來了，後者的曙光是前者的答 案。這種話聽起來好像有點自利。

然而，在這個過程裏面，我這一代人漸漸被每天源源不絕的新聞喚醒了某種從不自覺，卻又隱約存在的國族意識，所以如饑似渴地捧讀《文革十年史》和各種 介紹國情國史的讀物，集體學習近代中國走過的道路。以往在殖民地教育裏面學到的冰冷知識一一回溫，課本上五四學生聚會的照片忽然發出了聲音，甚至連《出師 表》的文字也忽然滲出了淚痕。然後我們沖上街頭，用《我是中國人》和《龍的傳人》去唱出我們的新發現，用「血濃於水」的口號去證明自己剛剛憑著自力獲取的 「新」身分。北京的學生用不著唱《我是中國人》，對於這點，他們從不懷疑。北京的示威人群更不用舉起寫著「血濃於水」的標語，他們根本不會理解這種標語是 用來幹什麼的。沒錯，六四在香港不只是一次「支持北京學生」的民主運動，它還是香港人自己登臺當主角的民族主義運動；六四是我這一代香港人最重要最徹底的 民主教育與愛國教育。六四不只是省港大罷工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它也是省港大罷工以來第一個把殖民地香港和中國大陸緊緊鎖在一起的串連行動。六四 是北京一路燃燒到香港的烈潮，儘管我們綻放的方式和姿態自有微妙的差異。

香港人不是六四的旁觀者，而是參與者

六四也是香港的六四，但我們對於這一點的認識還不足夠。我們知道「8964」是很多人的電話號碼的一部分，它成了香港好竺人彼此之間的密碼；我們知 道當年的集會遊行界定了二十年來一切街頭行動的模式，成了香港社會運動的文法；我們知道二十年前誕生的支聯會是今日香港所有民主派的搖籃，對六四的共識是 鑒別一個民主派成員的最最底線。我甚至知道有人在那段時間相戀結婚，有人在那段時間出生，使得六四成為他們個人生命史中的里程碑。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過這 種研究，但是我們都曉得六四銘刻在香社會上的痕跡何其深遠。最重要的，是我們由此習得關愛「同胞」(第一次，它不是抽象的文字)。如果有人像曾蔭權一樣， 叫我們放下那段經歷，全神注意今日中國的富庶；那麼他一定不知道什麼叫做愛，因為他不愛活人(和那些活過的人)，他愛的只是「國家的發展」。假如這種人和 曾蔭權都真心相信這種說法，那就表示他們並不以為政府需要道德上的合法性：誰給我錢誰就是老闆，我就好好聽話好好打工。

自此之後，二十年前「發生在北京的那一場風波」，就內化在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和社會肌理裏面了，以出乎當權者意料的方式，把北京和香港捆綁在港人記憶 的深處。由於我們自己就是參與者，因此「香港青年發展網路」召集人呂智偉那套「外力(港人)介入使北京學運變質」的講法份外可笑，難道他不曉得我們根本不 是什麼「外力」，香港由始至終就和北京站在一起嗎？如果他真把香港人當做「外力」，那他豈不是把我們當成外國人？又由於我們自己就是行動的主體，因此試圖 以揭露民運領袖「醜惡真面目」的手段來說服我們「應該醒一醒」的嘗試也是徒然的，難道他們不瞭解我們從來就不曾被「領導」過嗎？當年我們就是自己的領袖。

就算平反無望，我們仍然記住

有關六四的記憶不只是幾代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它還是種需要被分享的記憶。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經歷了這件事，更因為還有許多人沒有這個經 歷。正如馬各利特所說的﹕「作為記憶群體的一員，我與前一代人有記憶的聯繫，他們又和更前一代人的記憶相聯，如此類推，直到直接見證事件的那一代」。當一 個歷史的所有見證人都死去後，「分享的記憶也就成了記憶的記憶」了。記憶之分享必以自由而公開的交流為前提。如果沒有充分的資訊及言論自由，沒有不受障蔽 扭曲的理性溝通，分享記憶是不可能的存在的。

可如今我們卻要面對這麼多的阻難﹕明明中國政府覺得自己當年幹得好，但它現在卻連一個數字都不敢提；明明香港是個自由港，但它卻以說不出口的理由拒 絕別人入境；明明香港的傳媒不受政治管控，但卻有雜誌如《君子》這樣臨時抽稿，把「不敢忘記六四」的封面專題硬生生變成可悲複可笑的「不敢忘記郭富城」； 明明有那麼多人曾經熱血沸騰涕淚縱橫，今天他們卻有口難言，甚至主動修改自己的記憶。看，為了銷毀和掩理六四的記憶，他們要費多大的勁。為了這個記憶；港 式的犬儒主義被調動了，「唯策略論」主導的歷史虛無主義也出場了；他們甚至不惜自毀長城，要我們否定自己當年至為單純的愛國赤誠，換上以曾蔭權為代表的那 種金錢愛國論(它的邏輯是誰讓我發財我就愛誰)。所以記憶六四已經不再只是記憶的事了，它還是一連串的抗爭與對決。它對抗言論空間的縮窄，與出入境的管 制，它還要對抗一連串違背理性的思考方式與一系列否定道德共識的價值主張。在這個意義上，記住或者遺忘六四，還真成了一個大是大非的抉擇。

我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因為《國殤之柱》的創作者高志活第一次被拒入境是條新聞，現在我們卻開始習慣成自然；以前有人叫我們「放下歷史包袱向前看」 會使我們憤怒莫名，現在這種論調卻早已見怪不怪。也許有一天，還會有更多個陳一諤、呂智偉和曾蔭權出來鼓吹那種虛無犬儒的價值觀；也許有一天，六四不只不 得「平反」，甚至根本灰飛煙滅于時光的垃圾場中；也許有一天，我們真的會變成大多數人眼中的瘋狂先知，並且一個個老去，一個個凋零，所有記得六四的全都整 代人整代人地消失。即使到了那一天，再也不是為了起到什麼實際作用，而是單單因為這個記憶本身就是道德的，我們香港人，我們這群記憶的守護者也還將如此記 住，直至最後一人。

梁文道：《讀書好》發刊詞

這是一本免費的讀書雜誌，當然想介紹大家多讀點書，但是我和我的伙伴們並沒有太大太崇高的理想，既不打算透過閱讀去為這個社會移風易俗，也沒想過要讀者們自強不息天天增值。可是我們依然希望你從今天開始，有空的話，多讀一點書；沒空的話，就把那點空閒找出來。

說起來，我已經變成一個職業「說書人」了。最初是十多年前在報紙上寫書評，後來去了香港三家電台主持讀書節目。去年才出了我的第一本書，是本書話；今年又在鳳凰衛視開了個每天介紹一本書的「開卷八分鐘」。每日的生活裡除了書還是書，為甚麼現在還要編一份讀書雜誌呢？難道我不累不倦嗎？

我們出這份刊物的理由和我用盡各種辦法去叫人讀書的原因是一致的，那就是讀書令人愉快。或者換一個比較粗俗但是更到肉更貼切的說法：讀書很「爽」。讀書為甚麼會「爽」呢？當然是因為我們總能在閱讀之中學到點東西，知道一些以前沒聽過的知識，感受到一些以前沒想過的體驗。然而這種「爽」卻不是來自於知識的增長和感性的擴充，換句話說，讀書的「爽」，並非源自身上增加了甚麼。

恰恰相反，我覺得讀書最妙的地方是它能減去一些東西。它透過知識的增長和感性的擴充減去了我們的無知與偏見。讀一本談伊斯蘭教的書，你將放下穆斯林都和恐怖主義有關的偏見；讀一本愛情小說，你或許可以從一段擾人的關係之中脫身。所謂啟蒙，指的就是光照黑暗，這是一段陰影漸去的奇妙旅程。人在這個歷程之中，能夠不感到枷鎖盡退的爽快嗎？

《讀書好》剛開始是免費的雙月刊，08年3月起轉作單月刊。免費，英文可以叫做。我們希望在免費之餘，《讀書好》還能令你解放，使你自由，然後你就會和我們一起「爽」了。

當然，還得由衷感謝新鴻基地產集團的文化承擔，沒有他們的大大資助，我們這個包賠不賺的計劃是不可能實現的。我有理由相信新鴻基地產集團裡一定也有讀書讀得很「爽」的人。

歡迎大家來信提出意見和問題，我們還會為各位提供一項特別服務，那就是為你量身訂造一套讀書計劃。只要說出你的目標，和你付得出的時間，我們就會向你推薦合適的書目以及閱讀的重點。比方說你想在旅行之前先認識一下目的地的文化和歷史，我們可以設計一套閱讀方案，讓你在成行之前、在旅程之中得到你想要的東西。不要猶豫了，現在就來信吧。

梁文道：解殖之後的殖民幽靈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許多在外間流行一時的思潮來到中國之後，就會被裁頭去尾，充份「中國化」出完全不同的面目。如果說這是中國版的新主張還好，但有 關論者卻照樣耍弄那些洋名，給人一個他們就是某某主義中國區代言人的印象。例如：「後殖民主義」，這個起源自第三世界知識分子自我反省的運動，在我們這裡 就變成一種單向批判「西方中心霸權」的論述：要拒絕西方種種話語的普適性，重新挖掘我們本土的文化資源，甚至推出一個所謂的「中華性」與之抗衡。

然 而後殖民主義之所以是柄批判的利器，在於它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固然劍指前殖民帝國的自以為是，另一方面卻不吝嗇地剖解後殖民國家和地區的意識型態盲點， 尤其是民族主義裡的殖民遺緒，對兩者都不客氣。但若按照此間的通俗理解，後殖民論述應該是後殖民世界民族主義的好朋友，怎麼會反過來批判對抗殖民帝國的偉 大愛國運動呢？

且看近日終結的「亞洲最長內戰」，或許可以領略其中奧妙。被斯里蘭卡政府軍徹底剿滅的「泰米爾之虎」是自殺式 炸彈襲擊的老前輩，屢屢以殘酷無情的手段打擊對手，乃世所「公認」的惡怖主義組識。可是這只武裝力量是怎麼來的呢？泰米爾人是否一開始就用這麼激進的方式 去對抗主導斯國的僧伽羅人？

故事必須從英國殖民時期說起。話說當年的英國殖民者採用了典型的「分而治之」(devide- and-rule)手段，一邊大量提拔只佔本地人口少數的泰米爾人進入精英階層，協助管治；一邊從印度輸入更多的泰米爾人去新開拓的茶園、咖啡園和橡膠莊 林工作，使得斯國的泰裔人口大增。就和許多殖民地一樣，英國在斯里蘭卡實行的民族分化策略一定會產生緊張的態勢。明明占人口多數的僧伽羅人卻給擺在較低的 社會地位，讓語言和宗教信仰皆與之不同的少數泰米爾人爬在頭上，你叫他們如何服氣？就是這種民族間的矛盾使得殖民宗主得以穩坐釣魚船，「以夷制夷」，將自 己裝扮成公正無私的中立裁判，從上頭調解底下的矛盾糾紛。把原來可能會針對它的敵對情緒轉化成兩個族群彼此之間的內鬨，暫時忘卻它這個真正的霸權。

如 果說英國在斯里蘭卡的統治是典型的殖民分化策略，那麼斯里蘭卡的去殖方式也一様很有後殖民地的特色，那就是矯枉過正的撥亂反正：凡是殖民宗主否定的，我們 都要一一肯定；凡是殖民時期推出的東西，我們都要逐項批判。後殖民主義的最大洞見在於去殖之後的新興國家往往不只沒有徹底擺脫殖民遺產，反而從一個看似反 向的路線重新踏入殖民幽魂的泥沼。由於他們總是按著前殖民宗主的鏡像來反面地界定自己，所以變得更離不開殖民帝國建立的文化和思想結構，緊緊地被捆結在一 個簡化的二元對立關係裡面。更簡單也更戲劇化的說法是：後殖民時期的民族主義恰恰是殖民的產物。

因為英國人推動基督教，所以 僧伽羅的民族主義者就要反過來鼓吹佛教的復興；甚至再進一步，把佛教立為國教，讓它高度滲入政治，視泰米爾人的印度教如無物。因為英國人曾以英語為官方語 言，所以僧伽羅民族主義就要把僧伽羅語定為國語，從而排除了泰米爾人出任公職的可能，使得後者在公務員體系中的比例由原來的百分之五十下降到70年代的百 分之十。因為英國人把泰米爾人的地位提升了，所以僧伽羅人現在就要反過來當家作主，擠壓泰米爾人。

泰米爾人早已在斯里蘭卡生 根達千年之久；就算後來那批，至少也住了一、兩百年；怎麼說也該算是本地人了。可是正如以色列等地的現代民族主義神話一樣，僧伽羅人硬是把自己看作這個地 方的唯一合法族群，源遠流長，神聖偉大。劣勢的泰米爾人被迫大批外移，「回到」早已不算家園的印度。剩下的泰米爾人，不論新舊，在防禦的心態下逐步合一， 共同爭取平等的對待和相對的自治。當議會裡的溫和訴求不得要領，強大的對手又逐步進逼，極端的泰米爾之虎就給逼出來了。

如 今，近三十年來損耗人命達十萬的內戰總算結束了，但是斯里蘭卡的族群矛盾真的這麼簡單地憑武力化解了嗎？在那場最後決戰裡到底死了多少泰米爾族平民始終是 個謎，聯合國更譴責斯國軍方設置的「難民營」每日都有六十人喪生。最令人不安的，是軍隊指揮官公開表示斯里蘭卡「以後全部屬於僧伽羅人了」。

難 道泰米爾人不是斯國國民？難道他們不也是殖民帝國的受害者？究竟是甚麼力量使得當年的僧羅人忘記了國家的現實條件，令他們以為族群性的民族主義就是去殖的 唯一答案？為甚麼有那麼多人在殖民帝國崩解之後仍要為殖民的鬼魘所苦呢？答案之一，也許就是那自以為是反殖，實則來自殖民結構的狹隘民族主義了。

梁文道：小吃總是舊時好－－對談梁家權

人到一定年紀，就要開始回憶幼時吃過的東西；而且很奇怪，這些東西就算現在還在，也一定不如以前的好。要是被人追問下去，你又答不出個所以然來，通常就會祭出最後一招：「總之味道變了」。這個「味道變了」或許可以止住對話糾纏的尷尬，但卻止不了別人心裏的狐疑。於是飲食的判斷變成了單純的情感懷舊，而懷舊是沒有道理可講的，過去永遠美好，懷念永遠有理。 梁家權樣子年輕，其實已是老資格的傳媒人了。幹新聞幹了大半輩子，這幾年卻以飲食書寫聞名，人稱「庶民食家」。他的寫作有兩大特點，其一是夠平民，喜談魚蛋菠蘿油多於鮑魚老虎斑；其二則是懷舊，總在洋溢着個人情感的敘事中述說昔年小吃的溫暖可愛。但梁家權之所以成了食家，並不在於他有多念舊，而在於他真真正正說得出為甚麼以前的東西就是要比現在好，諸般緣由娓娓道來，很令一般懷舊者解氣，覺得以後說話的聲調都高了點。 這天我們坐在油麻地地標「美都餐室」二樓，俯瞰榕樹頭一帶，難免要從廟街的舊懷起，原來我們兩個年齡不同的人，都已經在某個共同的意義上「老」了。

文：梁文道 家：梁家權 家： 我最記得那時還有荷里活戲院，門前那一檔，以前沒甚麼錢，去看《大軍閥》，狄娜那一套，只夠錢買兩隻雞腳食。 文： 兩隻雞腳啜足全場！看狄娜，啜雞腳，哈哈哈哈！以前的戲院門口真有很多小吃啊。油麻地有檔賣白果、魚蛋的。 家：以前那些車仔賣「口立濕」，一架車有很多小格的，有酸芥菜又有酸粉葛。 文： 以前的香港戲院有一種屬於自己的飲食傳統。現在時代不同了，戲院全變了UA、百老匯那些美式大型連鎖戲院，就連食物也跟着變，只可以吃爆谷。我記得第一間這樣做的戲院是UA。它規定外面的食物不能帶進戲院吃，你只能在裏面買它的東西。 家： 從前去看戲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情。我記得剛開始談戀愛的時候，也是進場前買一堆「口立濕」，看完就盤算去廟街吃煲仔飯或者去吃雲吞麵，很有計劃。去球場看球也是如此，上一趟有朋友請我看南華對曼城，以前我會到大球場看南華對精工。當年大球場裏面沒東西吃，但我們會在球場外面買杏脯肉、雞腳、雞翼進去。但現在大球場內有很多快餐店，賣的不是炸雞腿就是炸甚麼的，來來去去也是那些難吃的東西。波已經不好看，現在連吃東西的趣味也沒有了！為何要把餐廳全都批給快餐集團做？為何不開放它們？好像我寫過一篇文章說五年前的海洋公園，沒甚麼好吃的，山上山下都是一式一樣地賣熱狗，有沒有搞錯？為何不弄魚蛋？機場也是，為甚麼他們不賣豬皮魚蛋呢？那才是香港特色，如果我是一個過境的旅客，能夠吃這些東西多好啊。我真的不明白。人家日本的機場有日本咖哩、拉麵和即製的壽司，為何香港機場不做雞蛋仔和魚蛋豬皮這些地道的東西？ 文： 香港飲食文化當中一大隱患，就是我們的庶民飲食出現了很多問題。大陸有很多雜誌都說香港是美食之都，但我反而覺得在香港吃好東西很困難。不論西餐、中菜，你付得起價錢，真的可以吃得很好。但香港飲食上的貧富懸殊真的很誇張，如果你窮，真的沒甚麼好東西吃，沒有甚麼好選擇，所有食物都是一樣的，都是在山寨廠做出來。而以前那些小販，他們賣的東西可能是同類，但因為是親手製造，做法一定有差別，結果始終是不同的。 家： 例如生腸、雞腎、雞腳，鹵水的製法也各有不同。就算是牛雜，他們會即場放五香粉，不停加水，有時又會放一些不知名的香料。可是現在，那些燒賣魚蛋，從街頭吃到街尾都一樣，全是同一家工廠交貨。 文： 但現在不這樣經營又不行，根本負擔不來，今天做小販的成本太高，隨時會被封舖會被捉。在這樣的情況下，誰會用心在家慢慢弄一些好吃的？當然是去工廠拿貨合算。所以我說廿年前的庶民在香港會吃得比今天好。 家： 我小時候手上只有幾元，我要好好想一下怎樣花這幾元。那時走路和時間根本不算甚麼，錢才是最重要的。我幫家裏送完貨去九龍殯儀館，可以在英京吃一碗碗仔翅。還未吃得夠嘛，經過文華戲院，再在那裏吃一串魚蛋和炒螺肉，又站在那裏看一會兒唱大戲，買碗雞粥再走。這樣完成一晚的「食程」，卻花得不多，十元之內，已經很豐富。那是我的中學年代，就是七十年代。 從前的廟街和上環大笪地，很多人富貴了還是會回去吃；即使是大排檔如中環的勝香園，也有人駕名車光顧。有特色的東西，無論貧賤富貴都有人喜歡，平民可以吃富貴的食物，但富貴的人也會嚮往平民的食物和食制，那為何不嘗試多發展這一類東西？自從有了小販管理隊後，首先就是掃了那些街邊小吃。 但這也還要看整個社會的潮流，不是說政府讓小販再經營就是改變。其實飲食是一個趨勢，是一個潮流來的，說不定人心會被某一種思潮所影響，以某種形式重拾懷舊的飲食。好像我小學時期最喜歡吃的菠蘿油，它曾經沉寂了一段時間，直至曾志偉開了一間茶餐廳，就是推介菠蘿油的。感謝他令菠蘿油再次流行，也掀起了其他飲食懷舊潮。 文： 最近幾年開始談保育，香港人才忽然說要集體回憶。但回想一下小販管理隊的出現，那是八十年代的市政局議員常說民意支持他們大力掃蕩。他們說收到很多投訴，於是才去封這些舖。這是為甚麼呢？為甚麼香港人曾有這樣一段時期，要急於去掃蕩這些東西呢？如果你說在街上吃東西不衛生，我覺得是看你怎樣處理而已，日本街頭不也有很多拉麵檔。 家： 你看福岡、博多，人家也有很多大排檔。我覺得香港人若要生存，就是應該走這條路，而不是把這些食物檔一一剷除，將它們全都搬到十分規範化的地方，前店看似很乾淨，店後卻不堪入目，你拿部DV機去後巷看看吧，那兒的情況十分嚇人。我覺得可以參考日本大排檔的模式，人家雖然在街上，不過可以很企理，也有店主自己的個人特色。 文： 全中國的小吃也出了問題。最近有個調查說街上賣的羊肉串，原來有四成是鴨肉，再淋上一些羊尿，讓肉串有羊羶味。 家： 有一年我在王府井，在大街吃了一口，立即丟掉，這是甚麼東西啊？這樣就是烤羊肉串？ 文： 你真的不要在大陸隨便吃羊肉串啊。我在北京認識一個很有趣的朋友，自己在家煮川菜，煮得很好吃，常在家裏擺了幾桌，廿四小時隨意讓人來吃飯擺流水席。你說上來吃飯，他就會叫你隨便坐。你問他這是為甚麼，他說他喜歡請人吃飯。起初是我們這些文化界的朋友經常上去吃飯，後來消息傳了出去以後，很多陌生人也來了。後來這個朋友索性開一間餐廳，家裏繼續這樣宴客，但餐廳也做得很好。他的川菜這樣好吃，但他說現在中國大陸人人都吃川菜的原因很簡單：第一是因為中國人的味覺差了，一定要靠味道很濃烈的食物去刺激味覺。第二是因為現在的食材很差。 家： 現在大陸也像早年的香港般開了很多私房菜，但很多人根本不懂得煮，就以「私房菜」之名來吸引人。那些食客也是傻的，以為有個很private的地方吃飯很好。香港又有些富豪第二代說想搞一間餐廳讓朋友來聚聚，花很多錢在設計上，但最重要應該是食物本身才對吧。 文： 飲食是一個很專門的行業，不過他們卻是業餘玩玩的。你問他們為甚麼要開店，他們會告訴你反正要吃，不如自己開一間玩玩。花幾百萬元裝修，然而幾個月就關門大吉。 家： 又說說日本。京都有很多小吃店、咖啡室，很用心去做，你叫一杯咖啡，他們真的很細心的慢慢弄，連杯子怎樣放也有講究。喝一杯咖啡，吃一件自家製蛋糕，你會覺得心情舒暢，可是香港不是這樣。你不能在香港吃到很用心製作的東西，它們一般是甚麼都賣，盡量包羅萬有，因為怕蝕本。現在的茶餐廳就是這樣，弄得好像酒樓一樣。 以前旺角那些不叫茶餐廳，叫冰室或是咖啡室，賣的是唐式西餐，不會有乾炒牛河。他們賣的是雜扒、焗豬扒飯、三文治、多士之類，再厲害一點的會同時賣麵包西餅。你看現在的茶餐廳，連燒鵝也有。我覺得它們是為了生存，於是盡可能提供很多很多選擇給顧客。你一進來，就可解決你所有需要，吃魚蛋粉又得，連和牛鐵板餐也吃得到。但客人的選擇其實愈來愈少，因為幾乎每一家茶餐廳都是那個模樣。你去看看他們的晚市套餐，都是梅菜蒸鯇魚，都是一式一樣的東西。懂得選擇的人對自己有要求，可是要付得起錢。若經營獨沽一味的餐廳，當老闆的也要好好算一算能否生存，那是經營上的困難。 文： 但為甚麼香港客人的口味會這樣的呢？老實說，大家也知道，如果一間餐廳甚麼也有，也就甚麼都不行啦。如果這是要為了適應市場，但為甚麼客人又不介意呢？他們會跑進一家茶餐廳吃壽司嗎？ 家： 他們沒辦法不妥協。不是顧客的要求，而是大環境令到食店變成這樣。慢慢顧客就沒甚麼選擇，如果他們想吃好一點，就要付出較高的價錢，而且好的東西也愈來愈少了。例如雞蛋仔，你現在要炭燒的雞蛋仔是椽木求魚，因為已出現了電爐。沒辦法，炭燒沒辦法應付人潮，自己賺得少，那惟有改變。你可以說這是發展，但不一定是進步。你試試把含雞蛋成分的食物用炭來燒，真的香很多很多，跟用電熱烘焦的感覺很不一樣。此外，香港飲食文化受大陸所影響、受西方影響，近十年特別受日本影響，不停在變。很可惜舊的東西丟得太快，就像中國般。 文： 丟得太快跟經濟有關嗎？像我們常說現在香港的飲食做得不好，是因為租太貴了。 家： 對，租太貴，又不容許以推車仔或街邊檔的形式出現。推車仔不用租，但一上舖就要捱貴租，租一貴就要想辦法賺錢。來來去去都是吃一種罐頭式的味道。我覺得現在澳門也在走這一條路線。 文： 我常在計算，在香港吃東西很不划算，我付一百元，可能有六、七十元用了來交租，我們根本就在食租。換個話題，你小時候會煮飯嗎？ 家： 嘩，我們是需要煮飯的呀。我有六兄弟姐妹，我排行尾二。我喜歡跟着媽媽，常常都跟她去買餸，因為在家吃早餐是吃麵包，去買餸就可吃粥、吃糯米飯。我最喜歡吃竹蔗茅根粥。我這幾年寫吃，開始回想起以前跟媽媽買餸的經驗，才知道原來那時候很多東西入了腦。有一段長時間我也不知道，但原來這是我的一種knowledge。而且我小時候有機會賺到一點錢，因為那時要雕刻，要幫爸爸做工，又會去送貨，我爸爸也會給我人工，送貨又有貼士。小孩子有錢在身，當然就是吃，在街邊吃。只要吃得多，你就會有比較，除非你本身對食物沒有感覺，甚麼也沒有所謂啦。 吃得多，就會想想為甚麼會好吃，我會站在檔前看人家怎麼弄，小孩子沒人理你。看得多，你就懂得分辨。例如為甚麼這一檔螺肉特別好吃，我覺得可能是因為他們加進了很多蒜頭，因為我看着他放的嘛。當然，你要有生活，有思考，若然只是把食物吃下了便算，那便不會有所得着。 文： 到你再大一點的時候，有沒有看別人寫的食經？ 家： 其實看寫食的東西，最早是看《一本便利》出的《飲食男女》。如果是認認真真看的飲食書籍，第一本應是林文月的《飲膳札記》。很有感覺，因為她不是寫食，是寫人，回憶當年在北平她父母做的種種食物，去懷緬在那個時間所發生的很多段感情。我因而開竅。雖然《飲食男女》中也有各式各樣的故事，但這本書完全超越了那些故事。怎樣寫最有味道？就是你寫的時候，一定要有一份心情在其中。 文： 何時開始想寫飲食的東西？ 家： 其實寫食是一件很意外的事。初時《都市日報》找我寫文章，隨我喜歡寫甚麼也行。那時我主要寫政治，但也想寫一些自己從來沒寫過的東西，當中又有一點市場計算─究竟寫甚麼才最吸引人呢？可能就是飲食了，而且我決定要滲入人情的元素。然後第一篇就是〈尋找失落的菠蘿油〉（梁文道註：也是梁家權第一本著作的書名），他們說反應很好，因為我的寫法跟別人不同。 文： 你跟市面上寫飲食的人很不同，你好像在開拓那個平民的市場，而且很刻意地將個人回憶跟食物混在一起寫，但好像沒怎樣寫貴價的食物？ 家： 是比較少。我原本就是平民，雖然現在我自認是中產階級。但我仍然避免寫太多中產的東西，因為接觸面沒那麼闊，不是太多讀者會有共鳴。 文： 但這跟是否受歡迎是兩回事吧。有些食家愛寫哪一間法國的餐廳有多好，看這些文章的時候我會想，究竟有多少讀者有機會去那一間餐廳，並且真的吃過那些食物？情況好像那些談論世界五十大餐廳的書很暢銷，買這些書的人是否真的打算去吃？他們只是希望去滿足自己對虛榮的想像。若你跟他們說一些大家都吃過又便宜的東西，他們可能會說「唓，梁家權，你怎麼只跟我說這些？」。 家：所以老總也會跟我說可以寫一些高檔的東西。其實我不是不吃高檔的餐廳，但很坦白，我不是常常吃，我的生活就是這樣子。寫作要依靠生活經驗，我不是一個常常走進半島的人。雖然我自小便吃慣了半島的東西，因為我的姑丈在它的廚房做西餐，我是走後門進去的。有一次我訪問半島，便跟他們說我吃慣了他們的食物，哈哈。但那始終不是我日常生活會吃的東西。我平日夜晚開工，也是在大街買十多元的盅飯。而且我就是要告訴你，吃多少錢的東西沒關係，你如何吃出那種東西的不同之處才重要。 文： 現在在香港寫飲食就像一個江湖，各門各派都有，這是你身為作者的一個標籤和身份？ 家： 剛開始寫的時候，我只是信手拈來，並不是刻意平民。後來很多讀者有很大的共鳴，便加強了我寫這一類庶民飲食的想法。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庶民，我寫的都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可能我寫出了他們曾經歷的某一些時刻，只是當時他們沒有捉住那一刻。我放了某一種食物、某一種場景出來，便勾起了他們的回憶。因此有一段時間，我很刻意地寫這類文章。但我不排除將來會走其他的路，總不能沒有變化。 文： 可以說這是一種懷舊的寫作嗎？ 家： 也可以這樣說。有一段時間，我重看自己寫的東西，發現可能有四至五個月太沉溺於懷舊，太老了。於是我便加入些現代感，雖然懷舊，但我會在文末呼應當下，呼應社會現在的情況，不然我覺得自己會像講故佬，沒有新意。 文： 那你會寫新的平民食物嗎？ 家：第一間在香港開的平民日本拉麵店就是橫綱，我第一時間去試食，再找記者訪問他們。又如有一段時間流行珍珠奶茶，我也會寫它，因為那是我們從前未接觸過的東西。很多人常常覺得哪有這麼多東西可以寫，其實根本不會寫得完，因為飲食文化一直在改變。即使是同一種食物，在不同時間也會有新的元素加入。例如我本不喜歡白開水，但03年七一的時候，我在太陽下曝曬了四小時，便很稀有地買了一支礦泉水，我覺得很有感覺。我又想起以前採訪華東大水災，那些小朋友挖起被水泡過的米來煮粥。所以一碗白飯其實是很矜貴的，但我們不把它當作一回事。寫食的題材俯拾皆是，我暫時也不會「乾塘」，要是有「乾塘」的一天，可能是我思想上累了。 文： 你剛才提及在《都市日報》寫飲食比較受歡迎，令我想起香港似乎是一個特別歡迎飲食資訊的一個城市，電視、報紙和雜誌都在談飲食。 家： 不止香港，當我開始寫飲食的時候，便特別留意其他地方有關飲食的書籍。日本就做得比香港更專業、更細緻，好像東京的拉麵可以是一本書，由麵說到湯，說到豚肉和雞蛋。每一個細小的部分，他們也會很詳細地講，又會討論東京各區每一間店的情況。雖然我不懂看日文，但從日本書中的漢字，我估計到他們是怎樣做的，令人肅然起敬。作為文字工作者，他們真的令我汗顏。因為香港在飲食文化著作上其實是很遜色的，文字上很蒼白。你現在到書店看看，是多了飲食的書，但只是多了圖片，而不是多了文字。我覺得飲食文字要有一點內涵，不能老是圖片。 說魚蛋，你不要只跟我說彈牙。彈牙不是魚蛋的全部，若沒有魚味，只是彈牙有甚麼用呢。要彈牙，加點水楊酸下去就可以了，但你下那麼多粉，加那麼多水楊酸，弄得沒有魚味，又怎可以說是魚蛋呢？ 文： 為甚麼我們會變成這個樣子？ 家： 我覺得這跟香港的出版商和作者有點關係。有些作者名氣很大，但僅有名氣，可能因為他們在電視亮相的機會多。但是，我覺得文字始終需要一點功力的。而負責寫的那個人要有這樣的時間，書商在財政上需要支持作者，不然你「搵不到食」的。 其實我只是業餘寫飲食，主力還是做新聞。但大家都以為我是食家，沒有人知道我是做新聞的。我想強調自己不是食家。你可以說我對飲食文化有一點看法，但漸漸地我上了那條船，被逼要有研究的心態。 文： 明明我們的飲食寫作蒼白貧乏，很難像日本一樣養起專門的人去寫作，為何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仍然出產了很多食神？ 家： 因為包裝得好。肥佬黎曾說過，最重要是人家望見你拍的相片便已經想吃，那你就成功了一半。所以現在很着重把那碟餸拍得好一點，要塗油，人們看相片已覺得很吸引。如果你只要求看得過癮，那便滿足到你了。於是現在做飲食書刊都要有很多圖片的。 文： 現在有那麼多飲食雜誌和節目，我很好奇，他們真的賺到錢嗎？ 家： 若純粹做飲食雜誌，是不能在市場上生存的，你一定要依附其他雜誌，因為做飲食雜誌的廣告不多，而且廣告很平價。如果《忽然1周》沒有了《飲食男女》，《忽然1周》就很慘了，是有點勢成騎虎。 文： 這就是我們這些門外漢不明白的地方。我們以為做飲食雜誌、飲食電視節目一定很賺錢了，要不然為甚麼人人都在做呢？ 家： 飲食電視節目是賺錢的，你看看那些廣告便知道了，因為電視影像始終跟平面影像不同。加上電視台找有名氣的人做節目，不止於提供資訊，而是變成了一種娛樂。你看阿蘇、蔡瀾各有其演繹方法，又有名人元素，你已不能把它們看成是純粹的飲食節目，它們根本也是娛樂節目。 文： 但如果做飲食雜誌賺不到錢，為甚麼大家都在做呢？ 家： 因為它們可以幫助其他雜誌吸納讀者。《飲食男女》可以幫到《忽然1周》的主書、《飲食一番》可以幫到《新假期》、《U Magazine》的飲食分冊也可以幫到主刊。這是一個package，但若果你把任何一本獨立地抽出來是行不通的。你也不可盡信那些飲食雜誌，我只會純粹把它們看成一種資訊的提供。我也是做雜誌的，總覺得飲食雜誌介紹的東西太完美了，愈完美便令我覺得愈假。因為你很難找到一間餐廳，每一樣東西都是最好的，即使名店也沒法子這樣。大佬，我也是做雜誌的，你怎可以騙到我呢？我培養出了一種職業的態度，就是抱着懷疑的心態去看那些記者寫的稿。雖然大部分的雜誌都很公道，都不會把廣告當作是內容。 但現在的寫手九成是「妹」，他們的閱歷很短，有些甚至根本不懂得吃。 文： 請廚師會叫他炒幾碟菜來試試。飲食雜誌請記者又有甚麼入職要求呢？ 家： 以香港飲食雜誌的條件，實在很難以像樣的薪金水平請來有資歷、有食歷的人。所以他們很精明，總是在訪問一些所謂食家及名人，訴諸權威。就算你不是權威食家，名人也行，讀者會因此慕名而去。 文： 我真的很好奇，名人真比我們懂得吃嗎？ 家： 那要看是哪一位名人了。好像新的食家葉樹堃，他懂得煮。但有一些名門真的未必懂得吃，但飲食雜誌要找他們來作包裝。如果你是一個普通讀者，你會相信一個名不經傳的阿茂說他的飲食經驗嗎？你會信名人的經驗多一點，還是信街邊的陳先生？起碼名人有名有姓，讀者可以說「嘿，誰和誰都曾去那裏吃，我今天也會去吃呀」，這是一種自我提升。雜誌要計算，讀者可能因為這一種自我提升而感到過癮。 文： 香港目前有數本年度飲食指南，當中最老資格的是Hong Kong Tatler出版的「Best Restaurants」指南，全鬼佬口味，比米芝蓮更甚，真的教我受不了。它夠膽說銅鑼灣那間「南北樓」是好川菜，真是離譜。另外數本也是英文為主。為甚麼香港人如此喜歡吃，但從來沒有一本類似的中文飲食指南？ 家： 我也覺得很奇怪，這個位置目前是真空了。我懷疑那些出版商怕得罪人，除非你是獨立的出版商，否則會涉及廣告和很多其他事情。而且還要注意由誰來評選，以及名店建立起來的網絡。曾有皇仁的舊同學約我吃飯，我問他們為甚麼要到鏞記？他們說它夠出名，我便反問你是去吃人家的名氣嗎？大佬，若要吃名氣，不如到下一條街的陸羽，陸羽晚上沒甚麼人。為甚麼要在鏞記，環境不好還要看人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