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夕爺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在北京的一場活動裏，台上的大屏幕正在放映一小段錄像，其中有一段林夕的訪問。林夕一亮相，台下立刻聳動起來，甚至有人尖叫「林夕呀！」。這個場面讓我想起從前和他做同事的那段日子。林夕不常上班，他用不。林夕也不開手機，因為他不需要。要是哪一天下午，他睡醒了，詞也暫時寫完了，心情甚好，決定回來巡視一下，公司裏頭就會為他醞釀出一股奇特的緊張氣氛。通常是由他走進大門那一刻開始；從保安到各級員工都要奔走相告，然後有人打電話告訴我：「夕爺返啦！」。無論正在幹甚麼，我都要暫時放下，和大家說一聲：「夕爺返啦！」，而且人人都明白都諒解，任由我丟下會議不管直奔上樓。跑到他那一層，每一個人都會抬頭跟我說：「夕爺房度」。一進門，就能看見許多人圍他，其中幾個是公司裏的資深「創作組長」，他們輪流負責為他出去買下午茶餐。而我們的夕爺，則一邊吸煙（這裏是全公司除了老大姐辦公室以外唯一可以吸煙的房間），一邊檢閱桌上堆積如山的信件，然後慢條斯理地打開下頭準備好的茶餐，看一看，聞一聞，偶而留句評語：「我還是不吃了。」

在我的記憶裏，這些片段總是和《大紅燈籠高高掛》裏頭的某種場面混雜在一起；那種山西財閥從外地回到自己的山莊，一路上紅燈點起，沿路還不斷有人高喊「老爺回來啦！」的場面。我們一大堆人等見林夕，誰要是有幸能和他說上兩句，他的房門還真該掛上盞大燈慶賀一下。千萬不要誤會，夕爺絕對不是肚滿腸肥的大老爺；他很瘦，簡直是太瘦了。他說話的語氣很溫和，總是在一段話與另一段話之間稍作停頓，就和他寫的文章一樣，休止符用得比較多。他對人和善，不怎麼見他動氣。但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大家就是喜歡用一種對待老爺的方法來對待他，在他的態度配合下，就會營造出強烈的喜劇感。北京的朋友說，林夕去他們那裏演講兼簽名售書的時候，會場裏人山人海，擠得水洩不通。任何作者要是遇上這光景，都會加快手腕運動的速度，把自己變成簽字機，務求以最短的時間清理最多的讀者。可林夕不這樣，他竟然喚人祭出硯台筆墨侍候，堅持要用毛筆來為讀者簽名留言。於是幾百人列隊翹首以待，心急如焚又不好出聲催促。林夕身邊的工作人員則滿頭大汗，拼命磨墨，但怎麼磨都趕不上讀者的熱情如火，墨池一下子就乾了。現實所迫，他們試探性地問：「不如換用現成的墨汁吧！」。再後來，連林夕都覺得不對勁，這麼簽恐怕得在現場留宿一晚，才勉強地拿出一隻科學毛筆。朋友憶述，當時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唯獨夕爺臉上不免有一絲惋惜的神色。

梁文道：泰米爾之虎是怎樣給逼出來的

「後殖民主義」，這個起源自第三世界知識分子自我反省的運動，一方面劍指前殖民帝國的自以為是，另一方面卻不吝嗇地剖解後殖民國家和地區的意識形態 盲點，尤其是民族主義裡的殖民遺緒，對兩者都不客氣。但若按照此間的通俗理解，後殖民論述應該是後殖民世界民族主義的好朋友，怎麼會反過來批判對抗殖民帝 國的偉大愛國運動呢？

且看近日終結的「亞洲最長內戰」，或許可以領略其中奧妙。被斯里蘭卡政府軍徹底剿滅的「泰米爾之虎」是 自殺式炸彈襲擊的老前輩，屢屢以殘酷無情的手段打擊對手，乃世所「公認」的恐怖主義組織。可是這支武裝力量是怎麼來的呢？泰米爾人是否一開始就用這麼激進 的方式去對抗主導斯國的僧伽羅人？

故事必須從英國殖民時期說起。話說當年的英國殖民者採用了典型的「分而治 之」（devide－and－rule）手段，一邊大量提拔只佔本地人口少數的泰米爾人進入精英階層，協助管治；一邊從印度輸入更多的泰米爾人去新開拓的 茶園、咖啡園和橡膠莊林工作，使得斯國的泰裔人口大增。和許多殖民地一樣，英國在斯里蘭卡實行的民族分化策略一定會產生緊張的態勢。明明占人口多數的僧伽 羅人卻給擺在較低的社會地位，讓語言和宗教信仰皆與之不同的少數泰米爾人爬在頭上，你叫他們如何服氣？就是這種民族間的矛盾，使得殖民宗主得以穩坐釣魚 船，「以夷制夷」，將自己裝扮成公正無私的中立裁判，從上頭調解底下的矛盾糾紛：把原來可能會針對它的敵對情緒轉化成兩個族群彼此之間的內訌，暫時忘卻它 這個真正的霸權。

如果說英國在斯里蘭卡的統治是典型的殖民分化策略，那麼斯里蘭卡的去殖方式也一樣很有後殖民地的特色，那就 是矯枉過正的撥亂反正：凡是殖民宗主否定的，我們都要一一肯定；凡是殖民時期推出的東西，我們都要逐項批判。後殖民主義的最大洞見，在於去殖之後的新興國 家往往不只沒有徹底擺脫殖民遺產，反而從一個看似反向的路線重新踏入殖民幽魂的泥沼。由於他們總是按著前殖民宗主的鏡像來反面地界定自己，所以變得更離不 開殖民帝國建立的文化和思想結構，緊緊地被捆結在一個簡化的二元對立關係裡面。更簡單也更戲劇化的說法是：後殖民時期的民族主義恰恰是殖民的產物。

因 為英國人推動基督教，所以僧伽羅的民族主義者就要反過來鼓吹佛教的復興；甚至再進一步，把佛教立為國教，讓它高度滲入政治，視泰米爾人的印度教如無物。因 為英國人曾以英語為官方語言，所以僧伽羅民族主義就要把僧伽羅語定為國語，從而排除了泰米爾人出任公職的可能，使得後者在公務員體系中的比例由原來的 50％下降到1970年代的10％。因為英國人把泰米爾人的地位提升了，所以僧伽羅人現在就要反過來當家做主，擠壓泰米爾人。

泰 米爾人早已在斯里蘭卡生根達千年之久，就算後來那批，至少也住了一兩百年，怎麼說也該算是本地人了。可是正如以色列等地的現代民族主義神話一樣，僧伽羅人 硬是把自己看作這個地方的惟一合法族群，源遠流長，神聖偉大。劣勢的泰米爾人被迫大批外移，「回到」早已不算家園的印度。剩下的泰米爾人，不論新舊，在防 禦的心態下逐步合一，共同爭取平等的對待和相對的自治。當議會裡的溫和訴求不得要領，強大的對手又逐步進逼，極端的泰米爾之虎就給逼出來了。

如今，近三十年來損耗人命達十萬的內戰總算結束了，但是斯里蘭卡的族群矛盾真的這麼簡單地憑武力化解了嗎？顯然重建的道路還很漫長。

回溯歷史，究竟是什麼力量使得當年的僧伽羅人忘記了國家的現實條件，令他們以為族群性的民族主義就是去殖的惟一答案？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在殖民帝國崩解之後仍要為殖民的鬼魘所苦呢？答案之一，也許就是那自以為是的反殖，實則來自殖民結構的狹隘民族主義了。

梁文道：絕食

【飲食男女】二十年前的五月十三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舉起了一條白布幅，在芸芸標語之中格外顯眼，因為它宣告學生們的絕食行動開始了。那條橫幅上寫著：「媽媽，我餓但是我吃不下」。為甚麼肚子餓了卻要絕食？在甚麼樣的情況底下，一個人才會餓到連東西都吃不下的地步呢？

去年，英國藝術家史提夫．麥昆（SteveMcQueen）交出的第一部電影《飢餓》（Hunger），對這個問題給出了令人痛切的答案，是現代史上其中一場最著名的絕食行動。

1980年，先是七名愛爾蘭共和軍在獄中絕食53天，震撼了不少英國人。第二年，他們捲土重來，其中還包括了在絕食當中被選為「北愛共和國議員」的著名領袖山德斯（BobbySands）。這一回，他們引起了全世界媒體的關注。幾個世人心目中的「恐怖分子」展現出驚人的意志力量，任由身體衰敗潰爛，極有視死如歸的氣魄。漸漸地，有人開始同情這批「壯士」，回頭反省自己一向堅持的意識形態。也許，我們應該讓北愛爾蘭獨立？很多英國人猶豫地呢喃。行動在媒體的報道中變成了當時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與絕食者的對決，日子拖得愈久，戴卓爾夫人就愈尷尬，國際上同情愛爾蘭獨立運動的人就愈多。一向以強硬著稱的戴卓爾夫人拒不讓步，於是絕食者開始逐一死去，山德斯死在第66天，最後一個甚至捱了71天。

這個結果驚動全球，「恐怖分子」以肉身把自己轉化成「烈士」。在愛爾蘭人的心目中，山德斯等人的形象更被抬高到了聖人的層次，激發起更強烈的民族情緒。十萬人出席山德斯的葬禮，更多人加入到愛爾蘭獨立運動的行列，促使「新芬黨」成為北愛的主流政治力量。今日回顧，儘管戴卓爾夫人當時看起來是勝利者；但到了最後，贏的卻是山德斯等人。

史提夫．麥昆的《飢餓》可能是史上第一部真正讓人感受到甚麼叫做絕食的電影。他用大量的長鏡頭對準絕食者的身體，不止讓觀眾看到他們的瘦骨，還讓人看到他們皮膚的變色。山德斯十分明白，絕食就是把戰場拉到自己的身體上——這是最後的戰場，也是最神聖的戰場；他不穿獄方提供的囚衣，赤裸身體，任由毛髮滋長。囚室的環境本來就很髒了，他還要刻意把屎尿留在牆上和通道。隔著銀幕，我們彷彿都還聞得到那股惡臭。最駭人的，是他逐漸潰爛的身體，膿血由創口流出，在床單上染印出一片赤黑。

絕食者的身體是腐朽的，但他的精神卻淨化了。他把強權引進自己的體內，用每一寸毛孔每一具器官去和它作戰。為甚麼吃不下？那是因為真正能滿足他的是食物以外的東西，完全超出了單純的物質層面。他抗拒人的本能，否定動物求生的天性，於是他就徹底變成歷來傳說中的人了。那種人（或者說是人的理型）不止是動物，他的目標遠遠大於生存。愈是往這個方向邁進，他的對手就愈朝動物那一端退化。他的身子髒了臭了，但比他更髒更臭的卻是那衣冠楚楚的強權。

難怪史提夫．麥昆要用大量的篇幅去拍獄方洗刷監獄的場面。因為強權知道，那些穢物好像是死者的殘餘，其實卻是他們流出來的，他們怎能容忍自己的醜惡呢？強權是不能照鏡子的。

所以，二十年後的今天，天安門廣場是世界上最乾淨的廣場。

梁文道：母親

【am730-觀念】中文裡的「國家」一詞，很能看出中國人對國家的構想：一種建基在家庭模式，家庭組織原理上的政治秩序。所謂國家，不外是一個擴大了的家庭。有趣的是，在這麼一個大家庭裡，最顯眼最常被用來代表整個家庭的角色並不是父親，而是母親。從小說到大的語言叫做「母語」，可以揭示一個人與其所操口語和族裔的關係。故鄉和故國常以「她」來代稱，那麼去國的移民和留學生很自然地就變成了流落異鄉的「遊子」了。澳、港的政權過渡就更是被無數的歌曲、口號和紀錄片的旁白，描述成被外人奪去的子女，向無盡溫柔生母的懷抱之「回歸」了。遭到入侵的國家領土是被蹂躪的蒙羞母親。

而為洗國恥為國捐軀的青年士兵，其實是為了比自己家庭更大的「家庭」，比自己母親還要大的「母親」而犧牲。此刻，真正母親的悲慟反而見證成全了更其壯大的「孝順」。所以母親用不著哭泣，因為「共和國的土地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國家機器很擅長操弄這種形象語言，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修辭技巧，驅使人民隨其所欲。可是，畢竟有人可以使它辭窮而尷尬。

你知道嗎？有這樣的母親，含辛茹苦地養大子女，而她們的子女在為了自己所知所信的事實，說出真話之後，就被消失在空蕩得可怕的廣場之上。有這樣的母親，他們的丈夫為了自己應該護衛應該信守的價值站了出來，然後成為死亡森林中一絲幾不可見的痕跡。這些母親就是「天安門母親」。中共一直不容許她們公開悼念亡兒，強迫她們承認親人死於疾病、意外，否則就將死者視為暴徒，又凍結、沒收各界對她們的人道捐助。那些失去丈夫的遺孀，不但要獨力撫養子女，還不斷受到中共當局種種騷擾，生活不得安寧。

因為這些母親團結起來，要求子女和丈夫受到政權無情屠殺的真相大白，要兇手還債。而這殺害她們子女與丈夫的兇手，就是那很會用花言巧語把自己裝扮成母親，日日盼著遊子(台灣？)歸的中共政權。

由於母親和孩子的感情是這麼地單純，延綿且不證自明，所以國家盡可從這個形象建立起自身的合法性，使其國民以為自己真是一個抽象母親的共同子女。但諷刺的是正由於母親和孩子間的感情是這麼地單純且不證自明，使得中共政權在天安門母親面前格外像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確，而寧願讓所羅門王把孩子撕成兩半的殘暴騙子。於是一首本來教人把母子感情「昇華」到對國家這母親的大愛的《血染的風采》，居然也成了這騙子懼怕的禁歌。

梁文道：耳朵以外——聆聽的文化構成

【南方都市報-大家】主辦：南方都市報

東莞莞城文化周末辦公室

時間：5月16日

我們經常以為我們能通過聲音來溝通，但是溝通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常常會出現各種的誤會和歧義。假如我們不通過語言，而是通過音樂等非語言的方式來溝通，如何可能？談到聲音，難免要想到耳朵，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聆聽者，那麼，作為個體的聆聽者我們如何有權或者在什麼狀況下可以去聆聽呢？

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去布拉格觀光，參觀一座山上的城堡。遊客特別多，於是就跑到城堡旁邊的一個教堂。很奇怪，我好像走進一個私人的住宅一樣，盡管這個教堂有一個非常大的大廳，還有很多的廳房，但是你會有一種空蕩蕩的感覺。遊客不多，偶爾看到一兩個人閃過，走著走著我忽然聽到一陣音樂，是弦樂四重奏。那種感覺很奇怪，因為教堂是一座古老的建築，有文藝復興、巴洛克等各個時期的印記，在這樣一個在電影裡面才看得到的歐洲城堡的角落，遠遠地傳來弦樂四重奏的聲音，感覺很奇妙。循聲走過去，在一個房間內我看到有四個人果然在演奏弦樂四重奏，但是他們並不是在演奏，因為並沒有聽。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當時那個場面對我感觸最深的是，我開始想，以前的人怎樣聽這些音樂，在什麼環境下去聽這些音樂？我們今天的人要聽音樂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對我們古人來說，音樂是一件需要在特別的場合、需要去等待、去遭遇的事情。因此，我就在想，在這種不同的環境中，我們的「聽」是不一樣的。我們用耳朵去聆聽，但是我們的耳朵聽到什麼、怎麼聽，可能也是跟時代的變化有關的。因為即便是我們的感觀，也有它的文化制約的部分，我們的耳朵不僅是器官，而且還是文化上的官能，接受不同文化對它的制約。而文化是在歷史之中演變的，會受到一定歷史環境、不同時空的限制。因此，我們的耳朵總是在不同的歷史、國別、地域流變的一種文化官能。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去探討的一個主題。

音樂沒有成為藝術之前

古典樂迷都知道，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古典音樂界出現了一股「古樂」潮流，到現在已經成為一種特別的音樂演奏模式和門派。

什麼是「古樂」？就是人們發現，無論是演奏所使用的樂器還是演奏的風格、節奏以及樂隊的規模，現代和古代都有很大的分別。比如在巴赫的時代，還沒有出現現代意義上的鋼琴，自然巴赫那個時代演奏的巴赫作品肯定跟我們現在演奏的巴赫是不一樣的。於是，就出現了一批人像學者一樣的追究歷史，拼命還原，用巴赫或貝多芬時代的樂器、演奏的速度、樂隊的規模，演奏的風格去演奏他們的樂曲，以還原一些音樂大師當年的音樂。這種處理音樂的方法就叫做「古樂」。

「古樂」潮流非常火，人們認為這樣就可以聽到真正的海頓、真正的貝多芬，但是難道我們真的可以百分百地復古嗎？不可能。為什麼？因為我們今天的耳朵不一樣了。我所說的耳朵，當然不是指物理意義上的耳朵，而是指文化上聆聽者的功能和角色已經變了。任憑你怎樣復古，你還是不可能聽到巴赫年代聽所能聽到的巴赫，因為聽已不是那個年代的人了，你不可能聽得到當時聽耳朵里聽得到的那種聲音。

古代的人的耳朵是一種什麼樣的耳朵呢？他是一種備受權力節制的耳朵。因為在以前，音樂不是給大家「聽」的，他有一種非常重要的政治功能和宗教功能在裡面。比如在中國古代，「樂」是國家大典，是一種禮儀，是一個祭祀，是一個政治上很重要的事情。而以前的宗教音樂也是可以完全沒有聽的，他考慮的只是演奏者，演奏者本身是最重要的。假如我是個天主教徒，通過演奏者所要表達的，就是對上帝的崇高敬意和讚美，如果有聽的話，這個音樂只有一個聽，這個聽就是神。這種音樂跟祈禱一樣，它不是一種表演，不是表演給人看的，演奏本身就有他的目的。

我們今天音樂的聆聽者所要聽的是一種被認為是藝術的東西，但是當藝術還不存在的時候寫出來的音樂，我該怎樣去聽呢？我們今天總是覺得音樂必然是藝術，然而並不是這樣。比如，中國古代的編鐘音樂從某種程度上說就不是藝術，甚至是天主教的聖詩都不叫藝術。為什麼？因為他從來沒有想過要當藝術品，他的作者從來沒有想過要做藝術家。而我們還相信，「美」是沒有任何實用價值的，沒有任何功利用途，它就是為美而美。同樣，藝術就應該是為藝術而藝術，它不能跟金錢、權力等其他東西有關係。如果一個藝術家老是去畫政治素材，我們就覺得不像話，這還能算是藝術嗎？

但是，如果按照這樣的想法，我們以前是沒有藝術的，因為以前的藝術都有非常明確的服務目標，宗教的、政治的或者別的什麼東西。比如，希臘神廟中的石柱，人們建造它時是單純地為了藝術嗎？顯然不是。這些現在被我們所認為的藝術品，原來都有自己非常實際的目的。只有當我們有了藝術，獨立于世界上所有其他事物，它的邏輯是為美而美，甚至是我們的眼睛、感官都有了一種審美能力的時候，藝術才誕生，而藝術誕生的標誌就是博物館。當然，我並不是說古人完全沒有審美眼光，但是那個時候的美是一種裝飾性的美，他考慮的並不是為美而美，他有別的目的。哪怕我們中國古代的文人畫也不是為了美而畫的，古琴不是為了美而彈的，他有別的作用存在。

同樣，我們的耳朵，我們聽到的音樂也經歷了類似的進化過程。以前音樂是一種有實際功能的東西，到後來音樂才開始慢慢變得獨立，開始變成一種容許聽者去欣賞的東西。比如巴赫的音樂，當他寫這些音樂的時候，有很多其實是舞曲，是用來在宮廷跳舞的。但是在今天，我們不會把巴赫的音樂當做舞曲，不會放巴赫的音樂來跳舞，我們今天把巴赫的音樂當作「音樂」來聽，他是不能跳的。

從現代聽的誕生到音樂藝術的形成音樂由一種有實際功能的東西變成一種可以欣賞的藝術，這個過程經歷了逐漸的轉變。在巴赫的時代，還沒有出現我們現代意義上的聽，他的聽只是宮廷貴族、教會人士，是一些權貴。直到莫扎特的時代才開始出現了真正的聽。莫扎特處於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

所謂舊，是指聽音樂的人只局限在一個非常狹窄的小圈子內，這個小圈子對他們的音樂是禮儀性的，是用來跳舞的，到了後來才慢慢變成可以欣賞的，王公與貴族們競相請音樂家為自己作曲。所謂新，是指新的中產階級已經出現，他們對音樂有愛好，想獨立欣賞音樂的人開始出來了，於是開始出現了音樂會，但還不是很普遍，或者還不足以支撐一個獨立的音樂人。

在莫扎特的時代，音樂家的地位並不高，盡管貴族大公們非常喜歡莫扎特的音樂，但是真正在講究社會地位的場合他卻並不重要。比如在宮廷請客的時候，他卻不得不跟園丁、僕人們坐在一起。所以，莫扎特非常厭倦為王公貴族做御用的音樂家，於是他跑了出來，他要做獨立的音樂家。他很可能是古典音樂史上第一個獨立出來的音樂家。他把作品賣給出版商，賣給當時為數不多的音樂廳，找機會排演自己的作品，靠門票、靠版稅來維持自己的生活，結果飢寒交迫而死，也就是說市場沒辦法養活他。

到了貝多芬的時代，整個情況就變了。獨立的市場出現了，貝多芬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臉色，他甚至可以在柏林的大街上看到皇帝的馬車過來而不讓路。當大家都按照規矩給國王的馬車讓路並鞠躬行禮的時候，貝多芬非常不屑，繼續大搖大擺地沖著國王的馬車走過去，逼著國王的馬車讓到一邊去。這個故事說明音樂家的地位提升了，音樂作為藝術的存在被確認了，藝術的獨立出現了，一種聆聽者，為音樂而音樂的聽來了。

現代音樂家的誕生背後，更重要的是現代聆聽者的誕生，新的聽聽到音樂的時候，他沒有想到任何功利的目的，他不會聯想到我聽到這個聲音我該怎麼做，聽到這個聲音我就該在心裡面對神充滿感激。他只是為了聽的享樂而聽，他為了快樂、為了喜悅而聽。

一種嶄新的聆聽的模式出現了。這種新的聆聽模式的出現，整個音樂的模式才開始變化。

我現在所講的實際上有兩條線，一條線是音樂的誕生，藝術的誕生，另一條線則是聽的誕生，而聽的誕生，換個角度來說就是聆聽民主化了。過去只有很少的人能聽到音樂，但是現在能聽音樂的人多了，民主化了，但是權力仍然不完全在「聽者」的手上，聆聽仍然不是民主的。為什麼呢？因為聽被要求守規矩，尤其在20世紀初期的時候，尤其在聽古典音樂、嚴肅音樂的規則成立了。比如說我們聽古典音樂會要注重禮儀，鼓掌不能亂鼓，不能吵鬧等等。我們非常規矩，因為聽音樂被認為是去朝聖，是去聖殿，是非常嚴肅、認真的事情，在這個聖殿裡面我們要把一切的干擾排除，在音樂之外，其他所有的聲音都被排除在外。史無前例地，我們現代人的耳朵被獨立到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

耳朵這個感官被訓練得非常的敏銳，非常關注地在聽舞台上發出的聲音。他是一個慢慢被聖潔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聽不可能是民主的，因為他受到種種的規約、禮儀上的或文化上的限制，他甚至是被要求的，要求耳朵要經過訓練，能去欣賞一個嚴肅的古典音樂的作品。音樂對我們的要求變得非常非常高。

現代聆聽者的困境

以前聽音樂或許是一個一輩子就只遭遇一次的事情，比如聽一個名家在某一個特定的場合演奏，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無限次地聽一個名家無限次的演奏，我們的耳朵已經變得非常隨意，變得漫不經心了。我們今天變得更民主了，主權在於聆聽者，權力歸於聽。

整個現代音樂聆聽史就是一個權力被下放到聽者手中的歷史。於是聽者的地位越來越大，越來越高，一開始在現代音樂會裡面他受到限制，但是隨著現代機器複制條件的成熟，唱片的流行，我們越來越有權力去處理我們的音樂，甚至是可以去控制他，比如樂音的大小可以調節，甚至連快慢也可以調節，整個權力都在聽者的手上。我喜歡什麼時候聽就什麼時候聽，我不再需要去音樂廳乖乖地坐著去聽，而且這個聲音我還可以帶著走，比如說「隨身聽」。

當我們隨意宰制音樂，當我們的耳朵獲得了史無前例的權力與自主權的時候，我們對音樂也就變得比較漫不經心了，一種無所謂的態度。以前聽音樂是一種我們需要非常專注的事情，但是當音樂可以被帶著走的時候，音樂不再是主角，他變成了類似于電影的配樂，成為一個背景。再後來，音樂變成了我手機的鈴聲，已經被我宰割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一個完整的音樂被我們抽離出一段當作電話鈴。我們把音樂宰割成一個片斷一個片斷來聽，變成一個電視的主題曲，變成一個廣播節目的開場音樂，甚至變成我們商場的背景音樂，咖啡廳的背景音樂，連走進電梯都有音樂。

以前的人一輩子或許只有一次能聽到正正經經在他面前演奏的音樂，而我們現在則是無處不在的被音樂包圍著，我們被無數的聲音包圍著。我們似乎比以前民主多了，我們似乎非常自主。整個過程是一個民主化的過程，聽者第一次能夠取代演奏者，取代音樂家成為主角，這種主角不僅是指在家的自主，而且還指現在的聽還真的是舞台上的主角。

比如有人用各種速度去扭曲原來音樂正常的速度，完全體現聽的權力跟自主。比如D J。D J是什麼？他不是一個傳統的音樂家，他就是一個聆聽者。他不一定比我們懂得做音樂，但是他相信他比我們懂得聽的藝術。D J之所以能成為現在音樂界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因為他能通過他的聽的藝術來調節場上的情緒與氣氛，他主要不是靠自己做的音樂，而主要靠現成的音樂進行組合。D J就是我們現在聽權力無限擴大的一種象徵，他把聆聽變成一種可以登上大雅之堂的藝術，甚至可以出唱片、那麼唱片只是他聽的東西，而不是他創作的東西。

吊詭的地方就在於，就在聽的權力無限大的年代，聆聽者的耳朵無限制的年代，我們卻開始陷入一種困境。什麼困境？就是我們開始不太能聽懂音樂了，或者從極端的角度來說，我們不再擁有耳朵的自主權了。為什麼呢？如剛才所說，我們現在被聲音不斷地包圍著，我們逃不掉音樂。

以前的人是想聽而聽不到，我們現在的人是不想聽而做不到。各位有沒有試過從早到晚一整天沒有聽過音樂？不可能！你只要用手機你就聽到了，無論你走到什麼地方，都有人在強迫你聽音樂。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耳朵又變得很沒有權利了，很不自主了，我們受到限制。我現在發現，在很多城市即便是坐的士你都要被迫聽音樂，你完全不自由，被他宰制。在幾乎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裡面也不斷在製造這些聲音，包圍我們，壓迫我們。在這個時候，我們的耳朵就開始麻木了，就好像是一個味精吃得太多的人喪失了真正的味覺判斷能力一樣。我們今天已經變得不容易去聽音樂了，我們現在很少有人會去專心地聽音樂，盡管從早到晚我們都在聽音樂，但是真正什麼也不想、專心坐在那兒聽一個音樂或一個人的作品的時間是非常少的，我們做不到，我們連這種專注都失去了。

今天的聆聽者的權利真的民主化了，但是同時我們又喪失了自我。我們又喪失了對耳朵的自主權，我們的耳朵被人重新打造成一個輸入的器官，接受各種各樣的暗示。我們的耳朵變成一個任人宰割，而且是直接通向大腦的一個通道，或許我們現在眼睛的判斷力被訓練得十分敏銳，或許仍然有理性，但是耳朵恰恰是一個最脆弱、最敏感的器官，去接收各種各樣的訊息、指令，進入我們的潛意識，但是我們無能為力，我們不知道該如何去抗拒，如何去分辨。

這就是現代聆聽者的悲劇。

梁文道：起碼人有哀悼的自由

你並不認識那些被埋在瓦礫底下的人，你也不認識伏在路邊哭天搶地的母親，以及鏡頭裡一個因為過度傷痛而表情空洞呆呆站立的男子；那麼，你為什麼要哭？為什麼會從喉底湧上一股不可抑止的酸楚？

美 國思想家茱迪絲巴特勒(Judith Butler)認為人在哀痛之中「發現自己挫敗了，疲憊至盡卻不知理由何在。有些事情原來要比一個人精心謀策的計劃還大，比自己的目標、認知與選擇還 大」。正正是在哀痛，嚎哭與悼念之中，我們透過一種奇特的失落感認識到人類存在的真相：「我總是超出我自己」。我不是孤立的自足的個體，我永遠比我「自 己」更要複雜，永遠和他人神奇地發生聯繫，甚至與他人共同構成了所謂的「我自己」。否則怎能理解哀慟裡的那種失去感呢？明明受害的是其它人，為什麼我會覺 得自己身上好像因此少了些什麼？那不是幻覺，它是真真切切的失去，是我失去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東西，使我惶然不知所措，茫然傷痛。

於是我才知道關於自我的真相。為汶川地震的死者痛苦；於是我發現那些我從未見過，從來不曾意識到他們存在的人，竟然一直和我在一起，是我的一部分。所以，巨大的天災總能喚起一種崇高的超越感，不只團結了一個國家，有時還團結了人類。

然 後在繼之而來悼念裡頭，我們可以沉思自己失去的究竟是什麼，由此生起一種對他人生命的責任感。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都是倖存者。而倖存者其實是不幸的，假如 真誠面對自己感受，他必將發覺自己竟然有一種愧疚：「為什麼被活埋的不是我？」，「為什麼在那所學校上學的孩子不我？」。這種看起來莫名其妙的罪疚會一直 如幽魂地纏繞著倖存者，令他們感到負責的必要，贖罪的必要。而負責與贖罪的方法絕對不只是好好地活下去，更不是重展笑顏，歡欣鼓舞地感激他人對自己的關 愛。

如果有人真想透過一場天災去凝聚政治社群的向心力，或者通俗點講，「激發大家的愛國心；那就是去正視傷慟引起的群體責 任。要倖存者走出陰影的唯一方法不是以外間喧鬧的鑼鼓噬咬心頭的無聲呢喃，而是讓他們在投入重建之餘思考並追索「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的背後答案。罪 疚和過錯要以正義彌平，該追究的必須繼續追究，該調查的必須繼續調查。輕率的否認與局部的懸擱，不只不能補救失落，這些表層的虛掩只會使創傷沉入更深更深 的地方，硬生生地中斷那種使生命互相連結的責任感，代之以冷漠且犬儒的遺忘。這不是在玩搓泥團的遊戲，任你切割，要人放下的部分就放下，要人團結的時候就 團結。

這個社會早已元氣大傷，散落成一粒粒原子般的沙子。信任稀缺，價值不定，都是大家說過很多年的斷語了。難得去年的五一二地震振起了近年罕見的純粹美善，使我們願意為陌生人流淚，為陌生人獻出一己有；如此珍貴的幼苗又怎堪再一次的挫折呢？

最最起碼，人有哀悼的自由。誰是主要的受害者，誰就該成為紀念活動的主角，就該有大聲嚎哭與訴說心聲的權利。我們時常勸解過度傷心的人，叫他們不要哭；可是我們往往忽略了哭泣原來也是種治療，有多深遠的苦難，就有多長久的淚水。

梁文道：遊戲時代的史學家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去年我在一本為流行文化正名的書裏看到一個故事，是該書作者的親身經歷。有一回他正在玩《模擬城市》（SimCity），而他那八歲不到的小外甥則坐在一邊看。儘管小孩從沒玩過《模擬城市》，只是才聽舅舅大略講解了一小時，但是當舅舅對一片破落的工業區發愁的時候，小外甥竟然說：「我想我們應該降低商業稅」。為甚麼一個還在上小學，沒學過任何經濟學的孩子，會突然明白減稅可以起到刺激投資興旺地區的作用呢？這就是電腦遊戲的妙用了，透過令人滿足的補償機制，我們可以在遊戲裏學到許多平常要在書上才能學到的知識。

我曾親眼見過一些人怎樣在電腦遊戲裏變成一個餐飲管理專家，明瞭食物成本在高級食肆中的合理比例。也曾見過更多的人由此學懂醫院的人手分配方法，羅馬帝國公路網的鋪設，鐵器應用在文明進程中的影響，以及史達林格勒攻防戰的軍團配置。所以我從來不敢小看電子遊戲的教育功能。如果今天一個小學生知道誰是呂蒙，知道許昌的地理位置，那多半不是因為他從小就看《三國演義》，而是因為他玩過《三國志》。

電腦遊戲和讀書不只不衝突，有時反而相得益彰，玩得越多讀得越多，讀得越精也玩得越好。有多少人是因為模擬歷史遊戲才迷上了歷史？假如沒有這類遊戲，市面上歷史書籍的銷量會不會因此少掉一截呢？

洪維揚的《日本戰國風雲錄》更加證明了遊戲還可以玩出歷史學家。他在初三那年開始玩有名的《信長之野望》，雖然完全弄不明白那些古怪的拼音，以為德川家康（Tokugawa Ieyasu）的中譯名是「拖康加瓦．以也雅速」。但是憑遊戲激起的熱情，他硬是每天放學去書店「站崗」站出了每一個戰國武將的日文讀音和準確漢字，然後自此投入日本史研究的世界。以前有很多歷史學家入行的機緣是兒時讀過《三國演義》和《封神演義》，後來一批是在電影和古裝電視劇裏領會懷古思舊的魅力，而洪維揚則很可能是第一代在電腦遊戲中成長的史學家。

日本戰國時期雖不如東周那麼漫長，但其紛亂變幻卻絲毫不下於春秋戰國的互相傾軋。這種亂世最合適遊戲改編，可以讓玩家在數不清的戰役中逐漸飽嚐統一天下的快感。也許是這種時代的特色定下了述框架，也很可能是出自於一個遊戲玩家的角度，這部《日本戰國風雲錄》沒有選用一般通俗史書以人物傳記為中心的寫法，也不採傳統的編年體例，更沒有跟隨現今流行的主題寫法去分門別類地介紹當時的莊園經濟和俗民信仰；而是非常直接地以戰爭為主軸，從「嚴島合戰」開始，一場場說到德川幕府底定天下的「大之陣」。這種寫法本來很容易流於浮淺，過度關注軍事決策，忽略了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宏觀作用。但洪維揚難得之處在於他只是以戰役結構全書，卻大量補充了各種必要的背景知識，比一般小說演義（例如紅極一時的《德川家康》）更長讀者見識。

例如「攝政」、「關白」和「太閣」，這是我過去看電影看小說一直弄不懂的名詞。明明都是天皇底下的實際掌權者，為甚麼有稱呼上的分別呢？直到看了這本書，我才明白三者的來龍去脈，知道它們各有所本。又如「征夷大將軍」，以往望文生義，總以為這是借自中國的說法，「征服蠻夷的大將軍」是也。現在才曉得這個「夷」原來是特指古時在日本昌盛一時的「蝦夷」族。於是這本書就成了某種養份充足的遊戲「攻略」本，玩家能夠藉機吸收細節，使屏幕中的人物變得更具體更鮮活。不玩遊戲的人也可以在這裏搞明白令人眼花繚亂的日本史，知道日本近代種種重要觀念的來由（比如『武士道』和天皇制度的興衰）。

梁文道：人是烹飪的動物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人是政治的動物」，所以每一本政治學教科書都會引用這句話，以示先賢的遠見。然後社會學家有意見了，他們說古希臘文裏的「Polis」不只是政治那麼簡單，更有社群的意思，所以這句名言的準確翻譯該是「人乃社會的動物」。「且慢」，都市學家說，「Polis分明就是城邦」，故此亞里士多德的本義該是「人乃城市的動物」才對。又由於亞里士多德還說過「人是語言的動物」，於是語言學家、哲學家一干人等也加入了戰團，紛紛爭論人的本質究竟是甚麼。

亞里士多德雖然是古希臘最博學的大哲，天文地理無一不曉，但很可惜他對做菜沒興趣（說不定他根本不會），否則他應該能夠發現烹飪才是人的本質；人實在是會做飯的動物。

難道不是嗎？除了人，還有那一種動物會生火煮食，而且還要調味呢？

古人類學家與動物學家發現，人之為人，的確與煮食有莫大的關係。由於懂得烹飪，我們不用把大量的時間放在進食和消化上面，所以才有空去琢磨其他的事，比如說製造工具，休閒娛樂，乃至於發展文化。你看獅子，每回飽餐之後都要倒頭大睡；又或者牛羊，醒著的時候必須把大部分時間耗在反芻上。因為牠們不懂得把肉和草煮熟了吃，所以才要花功夫慢慢消化食物。而且任何常吃沙律的人都明白，同樣分量的蔬菜，生吃要比熟食慢多了；一捆菜就算看起來不少，丟進熱水一燙往往也只能裝滿一小碟而已。

既然人類不需要特別強大的犬齒去扯生肉，也用不著粗壯的臼齒來磨生菜，所以我們的上下顎就漸漸變小收縮，不像一般猩猩那樣吻部突出。小巧的牙和嘴部有甚麼好處？自然就是口齒伶俐，發音清晰。於是，語言誕生了。假如不懂生火煮食，人就不可能說話，做不了「語言的動物」；假如沒有語言，社會、城市以及政治也都不可能搞得起來。可見烹飪才是人所以為人的最大特質。

然而，人類為甚麼還要為煮好的東西調味呢？難道調味也跟人的動物本性有關？是的。上回我提過的羅辛夫婦（ElizabethRozinandPaulRozin）有一個理論，他們認為人類這種雜食動物比其他禽獸麻煩的地方，在於常常要為甚麼東西能吃而擔心。熊貓沒有這個問題，牠專啃竹子，哪怕你給牠一盤炒筍尖，我也敢保證牠掉頭就走。人就不同了，甚麼都想試，但又怕中毒，總在好奇與恐懼之間來回猶豫。我們有習慣的食物，可以使我們吃得放心，吃得溫暖；但同樣的東西吃多了很苦悶，心裏就老想嚐點新鮮的。這該如何是好？

所以不同的族群就用不同的調味原理去界定出一個食物的範圍。羅辛夫婦說：「透過個人經驗或者外部資訊發現了安全營養的新食材，一個文化裏的先鋒探索者就會用熟悉的調味原理和烹飪技巧去處理它」，以此宣佈那種新食材已經進入本群落的可食範圍。也就是說，我們都能接受陌生的新食物，只要煮它的方法是舊的，調味的辦法是自己熟悉的。就像昔日的「豉油西餐」，用醬油去煎牛扒，於是使得國人漸漸開了洋葷，擴大了中國人的食物範圍。

反過來說，一種新食材就算大家明明知道能吃，但沒有經過調味原理的同化，我們也很難把它列進自己文化的食物範圍裏面。例如亞枝竹，雖然我們已經在西餐廳裏遭遇過它很多次了，可是在有人想到用豆豉去炒它，或者用紅燒的辦法對付它之前，中國都不可能大量進口，更不可能自己種植。

梁文道：我雖千年能變化

我從來沒見過她不化妝的樣子。她為什麼一定要化妝呢?

連朋友都在笑話了：「你不過是見他，有化妝的必要嗎?」是呀，只不過是見我；不是任何其他人，只 是我。

因為工作的關係，我每天都要目睹許多女人化妝的驚人過程。我看著她們雙眼浮腫，疲憊地走進化妝室，放下皮包，然後在鏡子前面的椅子上，任由化妝師使用一瓶又一瓶的化學製品與各式各樣的器具，在她們的臉上施術。然後，一張大家熟悉的臉孔就此逐步成形。明亮處明亮，漆黑處漆黑，對比鮮明，我只能夠說，如果不化妝，你一定很難在街上將她們一眼認穿。

我永遠無法認穿這個女人，因為她臉上的妝不曾退下。

可是一個不化妝的女人又怎能讓人辨識呢?

宇宙的英文是cosmos，當然來自希臘文的kosmos，本意秩序，與混沌相對。混沌沒有秩序，黑暗、混亂而無形。直到有了秩序為之賦形，世界才開始出現、可見。宇宙不只是從混沌走到秩序的結果，它還是一個動詞(kosmeo)，它就是混沌轉化的過程，它就是點亮了黑暗的那個動作。沒有光，沒有秩序，世界不成世界，萬物盡與目盲無異。

女人性陰，本亦無明，乃物質的物質，混沌的混沌。沒有形式的規約，她就流動不居，不可辨識更不可見；除非她化妝。這正是化妝品(cosmetic)的由來。不化妝，女人又怎能讓人看見。

難道你以為你不化妝，我就認不出你?你想我認出的是哪一個你呢?

近日常聽評彈。楊仁麟(1906-1983)，八歲從養父楊筱亭習藝。楊仁麟單檔演出，手抱三弦，一人分飾多角。聽他唱到《合缽》一段，先是白娘子與許仙的兩句對話，隨即轉入假聲化成白蛇：「我看官人心太癡，萬般拂順與千依。」再來就是驚心動魄情深義重的這一句了：「我雖千年能變化，從無半點把夫欺。」用不著女性主義哲學家的分析考掘，我也知道說一個女人不化妝就看不見，是嚴重的性別歧視。可是我堅持自己沒見過你，因為你一直化妝，一直變化。我不願相信有一個「真實」的你，我更不能接近真實。

其實我是記得的，有那麼一回(事後你還問我，為什麼我要急著找你)。那晚你剛洗過澡，預備就寢，一臉素顏，一頭長髮隨意扎起，一對赤足踏著雙拖鞋。你輕鬆自在，甚至把一隻腳坐在自己的大腿下面。那是間日式小館，我們喝酒，有一句沒一句地閑搭。我們如此接近，乃至於我聞得到你頭髮上的香氣。沒有化妝，但你仍有香氣。

這個問題曾經困擾過我一段很長的時期。自小我就不懂，為什麼女孩子的頭髮總是那麼香，我們男生卻總是一頭油臭?後來我才發現，那股香味只不過是洗頭水的氣味，一瓶又一瓶的化學製品。熟練以後，我甚至說得出那是什麼牌子的洗頭水。

你知道他們製作洗頭水的方法嗎?為了讓洗頭水不刺眼，他們把一隻兔子放在特製的架子上，張開它的眼皮，用夾子固定好。然後拿一根滴管對準它的紅眼球，讓被試驗的洗頭水一滴滴地掉下去。兔子掙扎，但是動不了；兔子慘叫，但是我們聽不到(有誰聽過兔子的叫聲呢?)，直到兔子的眼球完全潰爛為止。

那些能夠令兔子的眼睛爛得最慢的，令它的痛苦延得最久的，也就可以用在人的身上了。於是你匆匆趕來，不用擔心洗頭水入眼。你頭髮上的香氣由來，乃一種化學製品。

至於女子的頭髮何以特別能夠蓄留洗頭水的氣味呢?我以為，是因為她們千年能變化。所謂顏色，無非畫皮；一經拆解，盡皆眼瞼閉合不全。

理論，古希臘人叫做，原意就是觀看。它看的就是kosmos，就是宇宙、秩序與裝扮。我修習哲學，苦研理論，所以我從未見過她不化妝；就算有，那也只是她的妝更深了。我都看見了，不是嗎?

梁文道：廣東現代派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廣東實在是塊特別的地方。在上海要不要說上海話是個可爭議的話題，但在廣東，講「白話」簡直是天經地義的一件事。舉目全國，只有廣東才有全粵語廣播的電台和電視（更不要說香港和澳門了）。去年大家在談改革開放三十年，總是不能不從廣東談起，然後舉出任仲夷這批老人，再然後就要想起政壇上的廣東幫了。說說一興奮，連趙紫陽也一聲唔該都冇就列進了廣東幫的陣容，似乎整個中國的現代化全是我們廣東人的功勞。

每次聽到湖南人自誇自己出過曾國藩、左宗棠（以及毛澤東），在近代史上功不可沒；廣東人多半就要掩嘴笑他們不知現代化的真義，從容閎、康梁一直到孫中山，哪一波新潮少得了嶺南人？廣東才是整個中國啟蒙的真正震央呀！最近十來年，這一長串的廣東豪傑榜又加進了一個新名字，令人意外，他居然是陳炯明。

從小我就聽說「軍閥」陳炯明陰謀造反，曾經炮打中山艦，意圖加害孫中山，絕對是個大壞蛋。而且這是國共兩黨的難得共識，兩邊的教科書都把他塗抹得灰頭土臉。於是我心裏的陳炯明模模糊糊地長了一張「大帥」臉，他應該很粗暴，動不動就要把人「拖出去斃了」；要不就是半躺在沙發上，老讓美女餵他吃葡萄，順便還毛手毛腳一番。可是細看他的生平介紹，卻又覺得電視劇裏那副標準軍閥相跟他很難配得上。好歹他是前清秀才，還上過新式的廣東法政學堂，再不斯文也有個譜吧。至於生活作風，即便死對頭孫中山都對他不好女色、至為儉樸的性格自嘆弗如。後來我去廣州遊玩，更發現很多老人對他讚譽有加，說他治下的廣州是羊城史上的黃金歲月。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不消說，這自然是官修史書有問題。身為中國人，無論你在哪一邊，都應該學懂任何歷史教科書上的東西都只能信一半。這十幾年為陳炯明翻案的研究就充份證明了這一點。

最新的說法來自廣東作家葉曙明的《重返五四現場》。今天的史學界早已認識到所謂的「陳炯明叛變」其實是兩種政治主張的衝突，而非一般所說的「犯上謀反」。孫中山主張即時北伐，以武力統一中國；陳炯明則不願輕動干戈，以美國的聯邦政體為模型，力推「聯省自治」的理念。許多學者都為陳氏慨嘆，覺得他的理念超前，惋惜他的實踐失敗，中國錯過了走另一條路的機會。而葉曙明就更加大膽，乾脆把陳炯明說成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後一人，「他的失敗，也是新文化運動的失敗」。

我們知道孫中山把革命分成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階段。1920年在他眼中仍是訓政初階，不宜憲政。因為「四萬萬皇帝（人民），一來幼稚，二來不能親政」，所以革命黨要暫為攝政，對那四萬萬小皇帝「保而訓育之」。可是參加過黃花崗起義的老革命陳炯明絕難贊同此說，他認為「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為極則，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機會，專靠官僚為之代治，並且為之教訓，此種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國行之數千年，而未有長足之進步。……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機會，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訓政之謬說，阻礙民治之進行」。陳炯明不是一般的「軍閥」，雖然手握重兵，但他反對槍桿子出政權，也反對國共兩黨都很喜歡的那種黨治，於是手村莊自治的計劃，在廣東九十二個縣開始推行，打算日後依次發展到全中國。

除了政治理念先進，陳炯明還試圖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落實為可見的政績。他不以武力鎮壓罷工，反而提倡工會，為工人設立補習學校。他頒佈嚴格的生政策，改造排水系統，請專人監督藥品和食物的標準。他還籌辦公共圖書館，體育場、公園和美術展覽。他又答應陳獨秀，把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拿去做教育經費，並且保證教育系統的獨立，行政不得干預。

一時間，廣州成了全國最開明的城市。光是日報就有三十三家，其中有的甚至傾向北洋政府，常常抨擊廣東當局。而記者們也發現採訪容易了，各政府部門隨人出入；就算訪問陳炯明本人，也可直接入其公署，毫無官僚習氣。葉曙明說：「如果沒有這塊實驗田，人們也許永遠以為，新文化運動，不過是一班書生的空談。……它讓後人可以看到，原來歷史也有另一種可能性。」

不過，葉曙明這始於廣東人梁啟超的新文化故事，到底還是要終結在廣東人陳炯明身上，不以政治干預教育的他在後來的教育裏竟成了臉譜化的軍閥。和很多廣東好漢一樣，他也被迫退到「最後的廣東」──香港，卒於1933年。

鄧小樺：梁文道《我執》序言 - 星辰也有憂鬱的影子

現在我們已經這樣認為，將來的歷史也必會如此記載：梁文道是中國公共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兩岸三地的各大報刊、電台及電視台，為傳播知識和理性、匡正時弊做著無數工作，真的，每當感到世界失去理性時看到梁文道的文章，我就覺得慶幸與他生於同一時代。他的生平簡史，早有書面和網上的訪問記載。然而我想，《我執》的出版，還是讓「世界要起六種震動」的。

《我執》一書所收文章，大多寫於2006年至2007年間。當時在香港一家財務不斷傳出問題的報刊上，出現了「秘學筆記」這個專欄，讓城中的文藝青年像染了毒癮一樣追看，每次談起那些語氣平靜的文章時我們都激動得語無倫次。那個專欄裡呈現了一個前所未見的梁文道——一個理性睿智的公共人物，平時挾泰山而超北海的，原來內在也有諸種深沉的軟弱、難以排解的焦慮，諸種人際必有的磨擦原來也如藤蔓糾纏在他那看來水鏡鑑人的心靈裡，長成一片過於深邃的陰霾。被切成豆腐塊專欄，但《我執》有完整的敘事。一個看來什麼都可以做得很好的人，在核心的愛情與家庭範疇上遭遇無法扭轉的挫敗，他經歷千迴百轉的等待與探問，在過程中檢視自身歷史與拷問內心，在絕望中懺悔，背負起自己的罪，然後走向宗教。梁文道做什麼都這麼有條不紊，總像一早便有計劃了然於胸。而他每次都會告訴你，他是一邊寫一邊想的，並無事先計劃，甚至「沒有你們想得那麼多」。如此說來，他如果不是擁有能將未來往他的方向扭轉的意志力，就是擁有極強大的組織能力去言說事態和自我。


為什麼愛情、死亡和戰爭是人類文學史上三個最重要的主題？我想是因為這三樣事物都會將一個無法內化的絕對他者、一種無法掌控的陌生狀態強行置入個體的生命。而如鮑德里亞所說，戰爭現在已變成不可見的按鈕遊戲、殺人不見血；而日常的死亡已經被乾淨文明衛生的醫療系統隔離，愛情就一枝獨秀地成為今日最普遍的經驗及主題，經得起無窮詮釋。正如那個耳熟能詳的神話：人在被創造時本是完整的同體生物，後被分成兩半，孤獨的一半流落世上，永遠追尋那與自己完美相合的另一半。愛情是對完滿的追求，而其基礎是核心性的匱乏。（故事令人悲傷的註腳是，世界這麼大，誰也保不定能夠找到那完美的另一半，我們也許便會在孤獨和缺憾中等待死亡。）那麼，我們正是在無法接近愛情的時候，才能更透徹的理解愛情的核心與本質。滿身虧欠的梁文道，坐下來面對匱乏，書寫愛情。當我看到他在演講後被女粉絲包圍索取簽名和拍照，我無法不想起，他筆下的暗戀、還有被拒絕的哀傷。

當梁文道在專欄中開始持續大量引用《戀人絮語》的時候，我單刀直入問他是否失戀了（並以一種詩人的狂妄態度說：你為什麼還要引用羅蘭巴特呢你寫得比他好多了），被他亂以他語。但我懷疑所有失戀的知識男性都會一發不可收拾地引用《戀人絮語》——真正熱戀中或心情平和的人哪有空做這種事？只有感到失去愛情又而不能在感性的抒情話語中安頓自己的人，才會那麼渴望一個能夠繼續生產意義的符號系統，這系統能夠讓主體停留在「愛情的感受」中，咀嚼那些令人肝腸寸斷的表徵（signifier）。等待、音訊、拒絕、錯誤、隔絕、回憶，細節無窮。宇文所安說，一如浮沙沉戟，文物的碎片借代同時證明了歷史真實存在，記憶的斷裂與失去證明了記憶的真誠與珍貴——又是到了何種情境，一個人會以傷心來保留愛情？

愛情的表徵其實就是個人的血肉，梁文道切割自己時冷靜如執手術刀。不愧是自幼有天主教修行經驗的（現在他已皈依佛教）。我常覺得，沒有什麼比他寫評論、公開講話和錄製節目時習慣的自問自答方式，更合乎啟蒙的理性與親民光輝。梁文道是唸哲學出身的；對答體的起源是古希臘哲學書寫，德里達（以顛覆的形式）補充這種書寫其實一早摻和了文學的修辭血液——而哲學和文學的共通之處，就是喜歡無法回答的問題。唯深沉能引發追索。在本書中，梁文道的設問一反常態，讀者無法像在看時評聽演講看電視時那樣輕鬆得到答案——情歌為情人還是為自己而唱？受傷竟然等於空白？懺悔如何可能？「重新開始」一段戀情如何可能？原來梁文道有時也會，只想我們隨他沉入溶溶黑夜。而這黑夜只是深沉，並不頹廢，始終生產意義——往往是在愛情的挫敗裡我們不斷不斷地尋求解釋，意義正是在詮釋的失敗中開始重新產生。李維史陀提示我們，契爾基人認為藍色代表失敗；而蘭波歌詠的藍色代表理性；《我執》如此巧妙地結合了藍色的兩種相反意指，而又那麼合乎對藍色的最普遍理解：安靜的憂鬱，理智的哀傷。

他安靜地走到絕望的平原，見到黑格爾所謂的「世界黑夜」。他講述焦慮，那是靜止的煎熬。我們是為失去而焦慮嗎？不，根據心理分析，焦慮的產生是因為失去了與欲望對象的距離。焦慮是因為太過深愛，在失去的時候便把自我和欲望對象溶為一體。「愛欲」二字相連，欲望與愛情同構。拉康非常淺白地解釋了欲望的本質：出於生理的要求，是「需要」（need），如嬰兒餓了要吃奶，會哭；而與抽象的需要有關的，如嬰兒渴望母親的愛，是「需求」（demand）。有時不懂自己的嬰兒會以need的模式表現demand，如嬰兒想要母親的愛，會像想吃奶那樣哭；但如果母親不給予愛而只給孩子吃奶，其實嬰兒無法滿足，這便產生欲望（desire）。desire=demand-need。desire就是抽象的永遠匱乏，無論它看來有個多麼確鑿的目標，它其實只是一種永遠追尋的無法被滿足的驅力（drive）。能超越欲念的大概就是修行吧——那麼修行者就是與欲念最接近的人了。齊澤克半帶嘲諷地扭轉了奧古斯丁的話：陽具勃起就是代表了人之為人的本質，只有人會受邪惡誘惑。

《我執》有濃厚的懺悔錄風格，哪些來自奧古斯丁哪些來自盧梭，無法一一細表。懺悔錄的英文apology有「抱歉」之意，但張大春曾直指「抱歉」之無效：抱歉者在抱歉過程中定義了整個「事實」要對方接受，這算不上誠意；而無讑事態是在發生中而無法阻止、已發生而無法改變，抱歉都是無效的。因此，apology的意思，其實是辯護。所以懺悔常讓不懷好意者如我想到懺悔的循環，像〈紅玫瑰白玫瑰〉結尾：「第二天起床，振保改過自新，又變了個好人。」最好看最誘惑的文章，總是書寫懺悔與墮落間的循環往復。梁文道以其對話語操作的嫻熟和穿透現實的認知力，能夠超越循環嗎？聽來他近來潛心修佛、破除我執，酒席上說法證道也聽得我幾乎頑石點頭。

聽梁文道說，修行並不是讓自己五官退化、對外界失去感應，而是在靜修禪定裡對一切感官反應變得極度敏銳，但卻切斷感官之後的反應、因果之鏈：見美女仍然是美女，但卻沒有了連接的欲望反應。我暗暗鬆一口氣，如此說來修行應該不會取消梁文道的敏感了。《我執》裡有一個極其敏感柔軟的梁文道，我其實很難想像，是有如何的意志才可以在這樣的敏感中同時忍受生活？他深明「不回電話的就是主人」裡的權力機制，他會不忍有缺陷的書籍被顧客一直冷待，他比誰都知道「就是不能不笑」的辛酸。

《小團圓》出版，癡心的我們本是一向被張愛玲本人訓練成只問小說不問真事的，到最後張本人要把真實的自己真實的事寫出來，可不叫我等文學出身的粉絲手足無措。如何消解對於文字的壓力，如何品味真實引出的外文本力量，一時成了所有張迷和文字愛好者的議題。《我執》當然比《小團圓》安全，但裡面的確有外面看來滴水不漏的梁文道的私密事，包括他的家庭。如果「窺私」是讓我們看到，看來偉大而高高在上的人物「也和我們一樣」（後面多半配上貪婪／自私／軟弱等等負面詞語），因而產生了把偶像拉到泥塵裡的快感——那麼「秘學筆記」給我們的震動就在於，有一個活生生的人，他有著和你一樣的軟弱關節，而又以你所不能及的難度處理深淵並完成超越的動作，於是窺私的快感在這裡會被徹底轉換為壓倒性的崇高感。康德所謂的崇高（sublime）是一種超越「美」的、搖撼你原有的認知框架的壓倒感，些微精神崩潰的狀態。被崇高感圍繞的感覺，大概就如梁文道會在〈可怖之美〉一文裡引用的里爾克詩句。


梁文道是摩羯座，與毛主席同一天生日。冷靜理性的摩羯規律嚴謹，那是梁文道的公共一面。而同時他的上昇星座是射手，是人的理性頭腦加上野馬的四蹄，高速往你意想不到之地奔去。梁文道總是要出乎他人的意料，比如突然在普天同慶的節日裡，跟我說那苦茶般的周作人是最影響他的作者之一；又曾大笑著說胡蘭成是他大學時的「偶像」：「他有時真的待女人如工具！」梁文道中學開始就在報章發表文章，初出茅廬就四處與人筆戰驚動波瀾；他年少時的輕狂在香港更是出了名的，我曾寫過一篇訪問〈動物兇猛——梁文道令人髮指的青春〉講他在大學裡匪夷所思的行逕，訪問時數度笑到眼淚流下來。那次還是初次見面。當時他正成了電台總監春風得意，卻接受我們那勞什子學生報的訪問，態度還是謙恭到近乎「夜半虛前席」的。當他已經在街上無人不識的時候，第一次致電給人時還是會自我介紹：「你好，我姓梁，我叫梁文道。」謙退得對方都怔一怔。別人出書總找年高德劭的人作序眾星拱月，他卻找我這寫詩搞文學的香港黃毛丫頭——愛惜後進到了人人都詫然的地步，他依然理所當然、連解釋都省了。我時常故作粉絲代表向他傳達整個文藝界對「秘學筆記」的驚佩，加油添醬手舞足蹈，每次聽完他總是說：「想不到我寫的這點東西都有人會看，真感謝你。」這說法聽在粉絲耳裡真是古怪之極，但他真的每次都這樣說。

他真的在一種「不會有人讀」的想像之下完成這批傑出的散文嗎？感覺私密的文學書寫容納記憶、情感與想像，它中和金屬疲勞及拉扯現代化的進程的方法，還包括讓人反觀自照：「我很怕在荧光幕上看见自己，正如我愈来愈怕在报刊上看见自己的文章。不，还不是因为我觉得那不是自己（什么又叫做“自己”？）；而是节目里的自己是那么无聊，嘴巴一张一合（我到底在说什么？），比鱼还无聊。」在一份銷量低沉的報紙裡佔一個方格，梁文道把自己浸入文學書寫的那種僻靜與自由氛圍，做平時評論不會做的事：寫景，抒情，虛構。比如他會寫景馳騁文筆，虛擬大城的千年風景——記得當時我們曾死諫「大城之路，要有盡頭」，希望他儘快回復以前兼具沉思與爆料的愛情主題，一向從善如流的他卻笑道「我才不會理你們」。又比如極短的自傳體小說，代入到他人的角度去感受另一個現實，於是有那幾篇令人寒毛直豎的「我死去的孩子」系列，裡面有想像的孩子孤獨成長，與父親老來受到的冷漠對待，但最恐怖的是連「想像」都再不能保護我們，「這些只是想像」的現實比想像的內容本身更沉重。因此梁文道知道什麼是「比真實還好」：壞事希望它不是真的，好事更不必問真假。沒有人會忘記他寫過的大背包女孩，夜夜背著裝有所有隨身物品的大背包到他那裡過夜，但他們甚至不擁抱，彷彿她從沒有來過。

或者，寄託想像和情感的文學，是我們的影子——即外於自身卻又不能割離的一部分——失去影子我們就成了鬼魅。

梁文道確曾向我提及他的金屬疲勞：「有時分不清自己是不是在做節目」。社會學者理查．桑內特說過，在私密性逐漸壓倒公共性的轉折時代，由於大部分人認為在公開場合流露情感是羞恥的事，而某些人會被民眾賦予這種公開流露情感的特權（或者說代民眾流露情感的責任）——因為這些人有更敏銳的感受力、更能感動人的表達力、並且超於常人的控制力，不會失控。他們必須清楚人們本身的模糊感受，將之提煉為更高層次的爆發，而在爆發後又能理性地出入自如。這三者缺一都會有損於威信。這是對群眾領袖、傑出作者的要求，也同時是，對於演員的要求。歷史上的著名先例是左拉，他在1898年為「德雷福斯事件」給法國總統寫了一封長達四十頁的公開信〈我控訴〉，裡面痛斥了法國整個政治及司法制度的腐敗，

其實並沒有確實論點和證據，卻可以把同意和反對的陣營像紅海那樣分開兩半。刊出後，整個巴黎都在談論左拉、德雷福斯事件變成了左拉事件。梁文道曾經在香港的天星皇后碼頭保育運動裡做了類似的事，就是寫了一封叫〈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的公開信給發展局的官員，在碼頭被拆掉後言說保衛者的勝利，也把社會上的進步者和保守者像紅海那樣鮮明分辨。他一定明白，在這個憂傷難言的時代，他被挑選為最重要的群眾領袖、傑出作者、演員。因為他曾是一個日夜顛倒、只為自己的興趣工作而不上班的人，在黑夜將盡的清晨街頭同時看到終結與起始，宿醉者的頹唐與循規者的碌碌，而他不屬於任何一方。他在靜坐禪修時可以把感官提昇到超人的敏銳，這些敏銳讓他理解苦難，並因慈悲而行動。

梁文道是何等機巧——我教寫作時常常向學生講解〈我的病歷〉：他非常簡潔透徹地交待疾病的客觀情況，使用術語來顯示知識，形容痛苦時不帶情緒，病發時所有心思都用在計算週遭情況、他人反應之上——語言操作是簡單的，那股計算的意志才是深不見底——那時他才二十歲出頭。一個機關算盡的人之絕望，大概會是真正的絕望。然而梁文道的文風有英國知性散文的傳統，那是以冷淡來表達自己的真誠。像〈延滯〉裡寫收到恨意如火的信，他的反應是「我却想象，他其实已经不恨我了。就在他写完这封信之后，就在他寄信的一剎那，又或者在这封信飘洋过海来到我桌上的这段期间。连人都可以在一瞬间死亡，何况人的情绪？」這真是叫人驚心動魄的冷淡，萬物如一的冷淡。並不是很多傷心絕望的人能跳出自我，以旁觀者般的語調向人一一剖析自己的情感、歷史、罪愆，兜兜轉轉但一無自溺，他的真誠來自於他對自己的冷淡，看他在書展叫賣時瞬間面對生死舊情，末了竟能以叫賣成果將一切輕輕帶過。他的脆弱都由他自己處理，素情自處，甚至輪不到你擔心。他的秘訣乃是與一切保持適當距離，包括對自己，以令觀察透徹，又不失去行動的能量。對於這樣的人，只能引用世上最懂討好人的胡蘭成：

「瞿禪講完出去，我陪他走一段路，對於剛才的講演我也不贊，而只是看著他的人不勝愛惜。我道：『你無有不足，但願你保攝身體。』古詩裡常有『努力加餐飯』，原來對著好人，當真只可以這樣的。」

我和梁公通電郵時常常無話可說，只有叫他保重身體。他大概以為我是客氣。

梁文道：杭州繡戶

【解放日報-美文】宇文所安在《追憶》裡面有一章專談南宋末年的大詞家吳文英，這正是一位給困在杭州記憶之中的詩人。宇文所安說：「在中國的傳統里，恐怕沒有誰的詩詞像吳文英的詞那樣執著地同回憶和回憶的行為纏繞在一起。一名離開他沒有再回來的女子，從生平上為理解他的許多首詞提供了背景。但是，吳文英的回憶的意向可以同任何主題拴系在一起，讀了他的全部詞作，我們可以明白，是他對回憶的迷戀影響和制約了他對被遺棄的反應，而不是相反。」以吳文英為例，宇文所安讓我們知道有這麼一路詩學，是如此固執于回憶，幾乎以之為全部的靈感和主題，以追憶的邏輯結構一切的作品。又有這樣的作者，失戀也好，離鄉也好，對他而言不是負面的打擊，而是創作正好需要的材料。

這樣的創作就像「繡戶」，一扇繡上了精巧花紋與圖案的絹門。關上門，真實得足以把人燒傷的世界隔在門外。這時，所有的追憶都是無害無溫的，再沉痛的往事都只不過是繡在門上的線條。

我看不到現實，看不見世界，我只是專心地複現昔日光景。我寫的不是開門可見的西湖，而是回憶里的杭州。這麼一來，我就和那曾經傷害我的真實保持了一段安全的距離，將它們精心構作成文字的藝術。「詩的祀禮把世界中特殊的東西還原為象徵和複現的樣式，憑借它，我們能夠感受到在回憶中認識到的失落的意義。這種藝術把現實和突如其來的痛苦關在門外，然後一遍一遍又一遍地把這種痛苦塗繪在門上。」***杭州總是舊時好。明明知道地方政府近年花了不少錢，拓寬湖面，恢複了明代規模；又置素木步道，沿楊公堤穿繞水榭之間，頗有情致。但是，我始終想念那年初訪孤山，滿地紅葉的蕭瑟。如今全球暖化，時過中秋，西湖沿岸仍是一片盛暑景象；更別提清潔工人的勤快，每有落葉即刻消失。

自古以來，從沒有人說過杭州今天要比以前美的。陳眉公嘗言：「西湖有名山，無處士；有古剎，無高僧；有紅粉，無佳人；有花朝，無月夕。」那些處士高僧都往哪裡去了呢?自然都還留在過去。於是杭州身為一座記憶之城的本質就更是明顯了。重臨的遊客都覺得初訪杭州的記憶是最美的；第一次來的就算覺得西湖醉人，仍不免有憾，因為看不到前人筆下的那個老西湖。久而久之，杭州在大家的遺憾和追憶里甚至發展出一套回憶它的固定模式，一種重複又重複的敘述方法。

當我們引用這些幾成濫調的修辭和典故去寫杭州去寫自己的回憶，我們個人的感受就消融在那些重寫了千百次的花紋之間了。這就是宇文所安所說的「繡戶」了，絹門上的牡丹和杜鵑都是不斷重現的款式，基本上沒有什麼新意可言。「特殊的關聯和屬於個人的回憶，幾乎完全消失在典故和常用的比喻里，消失在類型化和普遍化的說法中。」例如「登高望遠」就是這麼一種陳腔，「遠眺者放眼天外，看到的只是一片綠色的植被，這表示他看不到所要看的地方，見不到所要見的人」。

使用這些固定的模式表達自己的痛苦回憶，若還要同時傳達出一份屬己的新意，就不能不和自己的傷口保持距離，修煉出一種驚人的自制能力。因此游杭州寫西湖，我們追憶，並且自療，這座記憶之城同時也是使一切記憶失溫的聖地。

梁文道：口味身份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最近公司搬新家，地方大上幾倍，但也偏遠了幾倍，於是特地開了一個飯堂。問題是公司裏的同事來自五湖四海，除了本地香港人，還有不少北方人，這飯堂該做甚麼菜好呢？那群北方同事住在香港多年，口裏早就淡出鳥來了，他們無論如何都吃不慣口味比較清淡的粵菜，平日一碗雲吞麵也要猛下醬油加辣醬，弄成一團黑漆漆的才過癮。如今找到機會，當然要讓飯堂出些對味的菜。但是如此一來，又輪到香港人受不了了。大伙很難接受那麼鹹那麼重的調味，而且它還沒有奶菜蛋治公仔麵，這飯堂真是讓人苦不堪言。

我常和北京人往來，深知他們飲食的執著。試過請人吃頂級壽司，結果他們把一大把鮮磨山葵混進醬油碟，攪成泥狀，再用它徹底泡濕飯團，然後頻呼好吃，看得我目瞪口呆。難怪川菜能夠取代粵菜，成為全國最受歡迎的地方菜；一來它可以掩蓋食材質素日漸下滑的現實，二來它實在很適合近十年北方中國的粗獷味覺。就連一位老北京也瞧不過去了，他老跟我控訴這種習慣的霸道，和北方人舌頭的不開放不多元。

不過，我倒挺能同情這些朋友的感受，和那群同事長年在港的苦楚。因為每個地方的人都要依賴一套獨特的口味過活，那是他們的文化，甚至是他們的身份。

伊莉沙白．羅辛（ElisabethRozin）是著名的食譜作家，她的丈夫保羅．羅辛（PaulRozin）則是心理學教授，夫婦倆對人類的口味問題別具慧眼，提出了一套非常著名的學說。他們認為所有文化的食制都可以歸納成一道道方程式般的「調味原理」（Flavor principle）。例如韓國，他們的調味原理是「醬油+黃糖+芝麻+辣椒」；希臘是「橄欖油+檸檬+牛至」；至於西班牙，它則是「橄欖油+大蒜+硬果」。表面上看，這種理論太過簡單，這幾個國家的人一定不服氣；明明自己用的材料千變萬化，又怎能用三幾樣調味品去概而括之？可是羅辛夫婦辯稱，看起來再紛雜多樣的食制，也不脫幾種最基本的元素組合。反過來說，在一切其它食材缺貨的情況下，如果一個墨西哥人還想做出具有墨西哥風味的菜的話，他就要訴諸自己文化裏最根本的調味原則了；那就是番茄、青檸和辣椒。假如連這三樣都不全，家鄉的味道出不來，墨西哥人就不可能在口舌上辨識出自己的根源。

1975年，他倆拜訪美國的越南難民營，實地考察他們的飲食變化，發現美國人主理的廚房有一個致命的缺點；「他們居然沒有魚露！」。於是每一張飯桌上都有一瓶油和「小辣椒」辣汁，難民們只能拼命使用這兩種東西去挽救自己幾近淪喪的味覺身份。少了魚露，等於少了靈魂，辣汁和醬油是殘餘的軀殼。但這總比甚麼都沒有要好。難民營裏的美國廚師不可置信地說：「他們把醬油和辣汁倒在所有食物上面，混在一起，然後才大口大口地嚼」。

我想，這就和我那些南來同事在雲吞麵裏猛下醬油差不多。對他們來講，醬油是豆瓣醬的可憐替身。

梁文道：關機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

關於生活所有該知道的事，其實我們早就知道了。如果還要靠看書來提醒，只因我們習性太深。手機，一種最能剝奪自由的工具，卻總被宣傳成「讓你自由自在，隨時保持聯繫」的好東西。沒有手機的年代，一般打工仔「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出門工作老闆找不到他，下班離去老闆還是找不到他，現在可不同了。李奧巴伯塔（Lee Babauta）的部落格「禪習慣」（Zen habits）全是至為簡單的提示，但點擊率驚人，成了全球頭50大最受歡迎的部落客。然後，僻居關島的他再把部落格發展成一本小書《少做一點不會死！》（The power of less），依然是本暢銷書。

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教訓，恰恰是我早已實行了多年的規則。比如說「不要一整天都在打電話，應把該聯絡的人全數列出來，電話一次打完」。我通常會撥出30分鐘的通話時間。電郵如是，一不小心，「它可是會成為生活的主宰」，所以「每天只在固定的時間收發信件」。對於上了「黑莓」癮，3分鐘收不到郵件就渾身不自在的人來說，這似乎有點不可思議；可是回頭想一想，聯絡到底是為了甚麼？從前是因為有事才想到要聯絡他人，現在卻是為聯絡而聯絡，所以我堅拒使用 MSN和QQ之類的東西。常常有人和我索取聯繫方式，彼此交換電話電郵，再順道問一句：「你有沒有MSN，這樣子會更方便些」。方便？我就不想這麼方便，更何況那根本算不上是方便。且看一般人使用這類聊天工具的習慣，有事沒事都要搭上幾句話，誰上線了就跟誰說聲「Hi！」，誰說自己「今天不開心」就要草草安慰兩句問他到底怎麼了。這種溝通沒有多大的意義，作用就是讓溝通繼續下去。

工具讓人異化；現代的通訊工具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們不再問它的目的何在，我們只是被它使用，讓它成為自己的主人，製造出大量且有害的廢話（例如八卦是非、謠言中傷）。就算一句話都不說，但你不覺得誰上線都得通知大家一聲是很無聊嗎？到了最後，你的工作效率降低，休息時間大幅減少。我計算了一下，在沒有使用手機之前，我每天花在電話上不多過20分鐘，如今已膨脹為40分鐘了。有了電郵，我每日與人聯繫的時間又多了1小時。如果你還使用MSN，又喜歡不停收發手機短訊，那麼一天下來大概就要用掉3小時以上去和別人保持聯絡。一天24小時，你有多少個3小時？

李奧巴伯塔說得很簡單，我們竟然都忘了：「對多數人而言，扣除花在睡眠，準備餐點與進食，交通、工作，以及處理雜務上的時數，每天其實就有那麼幾個小時的自由時間。請多加保護自己的時間，這是你最珍貴的資產，請務必以生命捍衛它。」

梁文道：五四還是活動好

【am730-觀念】大陸有一份雜誌為了五四製造專輯，結果裡頭有文章把「五四運動」寫成「五四活動」。初看我還以為當今國人不只不知道六四運動，連年年紀念的「五四運動」都早已忘得一乾二淨，錯把它當成是一場熱血青年唱歌跳舞的烤肉大會。後來我聽知道內情的朋友解釋，原來那些文章的作者本來寫的確實是五四「運動」，只是被上頭改成了五四「活動」。為甚麼？理由居然是怕「敏感」！說真的，「運動」的確太敏感，年輕人沒事幹還是「活動」一下比較好。就算真的要運動，也該去打籃球練跳跨欄，以姚明劉翔為偶像，將來在競技場上為國爭光。

五四青年節本是全國放假，讓青年回想當年好日子的良機；但自從「五一黃金周」把五四這一天不知不覺地納入進去之後，它就漸漸成為大家出門旅行吃大餐的假期之一，嚴肅沉重的意義逐步洗退，反而淡入了一股輕快悠閒的氣氛。要不是國家領導人每年舉辦儀式發表講話提醒一下，五四還真有「活動」化的傾向。

然而，這又多麼巧地配合了今日青年的變化和面貌呀。撫今追昔，生於六、七十年代，長成於八十年代的那一批中國青年實在特別。對他們來講，匱乏是一種非常切身的體驗，擺脫限制邁向自由也因此是一種一步步走來的具體過程。曾經，在公園接吻談戀愛叫做「耍流氓」，創作大膽的藝術和文學則有可能背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曾經，聽外國流行歌曲是種要經過特殊渠道的精神冒險，看外國電影更必須找熟人帶路去看內部放映；買舶來品？要到「友誼商店」配上外匯券。在這種情況底下，所謂的不自由是全方位的感受，包括表達機會在內的精神自由與物質生活的享受互相印證，二合為一。後來的那一代就不同了。你還能說他們不自由嗎？當然不。要聽最難尋覓的北歐另類搖滾？網上任你下載。要看最新最快的美國電視劇？不只可以第一時間線上觀賞，而且還配上了中文字幕。只要有錢，甚麼洋貨買不到？新款LV和i-phone全都可以帶回家。如果沒錢，也還有山寨版的頂替一下。至於戀愛就更不用說了，連性愛都那麼奔放，還怕當眾接吻？所以你怎能說一個中國青年活得不自由呢？他們生長在一個物質豐裕的年代，除了工作和感情的困擾，他們對現況別無不滿。假如有別具用心的外國傳媒批評中國的言論自由，這群年輕人可以做證反駁；因為他們天天履行自己的言論自由，愛在網上罵誰就罵誰，連沒看過的文章都能罵，表達得暢快淋漓。只有政府是不用批評的，因為政府很好，給了我們這麼一個自由的盛世。

「五四運動」的自由是公民的自由，那種東西我們不用管，大家盡好消費者的本份就行了。人人都有消費的自由，五四也就可以活動了。

梁文道：九十年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學生們不畏逮捕，堅持鬥爭，街上講演的人不斷增加。最後到六月四日，政府已關押了 1150名學生。……面對這種武力報復的威脅，學生們不但沒有屈服的表現，反而增強了講演的活動。六月五日上午，在街頭講演的學生已達五千多人。每個街道、胡同、公園、市場都變成了公共集會場所。他們站在木箱子上慷慨陳詞、聲淚俱下。北京當局已不能再逮捕更多的學生，只得驅散那些為學生們的講演深為感動的聽眾。」

「在大逮捕的高潮中，全市大部份學生顯示了決心和作好了進監獄的準備。他們身背被褥，準備在拘留所裏安身。員警往往被學生們的愛國精神所感化，變得對學生同情起來。當上司看不到時，他們就讓學生到旁邊街頭去講演，說道：『我們和你們站在一起，但是不想惹麻煩，請往那邊走一點』」。

「教員們也前來援救學生，送來了食物和毛毯。北京教職員聯合會的八名代表，其中包括匯文大學的一名美國教授，衝破阻撓來到學校監獄慰問被捕學生。……學生監獄中的慘狀一經在公眾中報導，立即引起了一場抗議政府的風暴。各團體組織……代表及個人代表數百人，前往監獄，慰問被困禁的學生，向他們提供食品和其他援助。但是對所捐助的錢，學生們都拒絕了」。

「六月四日下午，上海學聯在收到從天津發來的有關北京大逮捕的電報後，立刻掀起了更強大的爭取工商界支持的運動。他們火速散發了載有這一消息的新聞號外、標語和傳單。晚上七點以後，街上到處都是頭戴白帽的學生在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

然後，「六月五日早晨，罷市果然開始了，天剛破曉，學生們就已開始上街演講。早晨，整個南市區的商店都沒有開門。運動迅速擴展到相鄰的市區。上午八點左右，法租界周圍街道兩旁的商店參加了罷市，約一小時後擴展到法租界。上午十點到十一點之間，又擴展到公共租界內的英美租界區。罷市像野火一般繼續向閘北蔓延，中午時分遍及了全市，隨後又擴展到郊區。各種店鋪、包括娛樂場所和飯館都關了門，只有一些外國商店例外。這就是說，在幾小時內，一個擁有153.85 萬人口的城市被臨時安排、倉促組織的商業罷市所席捲，以支持1.3萬名罷課的學生」。

「商人罷市使整個城市呈現一片淒清，超出了西方人的想像。……但上海並沒有變得人走城空，相反，在街頭聆聽學生們講演的人越來越多。全市各個商店的門窗都 貼上了白紙標語，上面寫這樣的口號：『商學一致，速起救國』、『還我自治、釋放學生』、『不懲賣國賊不開市』」。

余生也晚，一直要到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才讀到周策縱先生在1960年五月四日出版的經典《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當我看到上面這一段乾淨簡潔、絕不煽情的文字時，竟不禁悲從中來，眼淚不住，一個人在夜裏圖書館的小桌上低聲哭泣。多年之後，我和大陸一些年輕朋友談起這段文字與自己當時的反應，他們明白我說的道理，但顯然不能體會其中的苦澀。

其實那也不純然是苦，而是時空壓縮在紙頁上所生的恍忽；歷史對我們開的玩笑，表面重複，原來是變奏；巨大的渴望使我們相信一切美好「就立刻要實現」，但卻在瞬間潰散灰飛。我甚至懷疑在另一個平行的空間有另一種現實：

「就像當初迫不及待地逮捕和關押學生那樣，政府現在又急切地想擺脫學生。六月七日，四名教育部人員作為『非官方代表團』到拘留所說服學生離開，但沒有成功。第二天政府又派了一個兩人『勸慰代表團』，其中一個是國務院秘書。他們向學生解釋，政府承認犯了錯誤，表示歉意。員警也表示了歉意，並派汽車到學校門口。許多社會組織派了幾千名慰問代表，他們在政府和學生之間進行調解」。

「只是在這種情況下，自願關押的學生才于六月八日在鞭炮和歡呼聲中走出學校監獄，前去參加同學和市民為他們舉行的熱烈的群眾大會和歡迎儀式」。

梁文道：豬的氣味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這個世界很奇怪，許多明明很重要很值得追究的事件吵鬧一番，然後一眨眼就靜靜地過去了，彷彿一切都沒發生過。

前兩個月，一位露宿山頭的尼泊爾裔香港居民被警員開槍打死，使許多關注警權的朋友極為不滿，更激起香港尼泊爾裔社群上街示威。他們要求查明真相，想要搞清楚警方當時到底有沒有開槍的必要。這件事上過報紙頭條，後來很快地被擠進內版，篇幅日漸縮小，聲音日漸微弱。到得今天，它消失得無影無蹤。莫非這事已經「解決」？真相業已查明？

我還記得事發翌日，有報紙在還沒搞清楚事實的情況下，就用漫畫繪聲繪影地重演事發經過，並且把那位名叫巴哈杜爾的男子稱作「巴漢」。「巴漢」的「巴」指的當然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他的族裔。換句話說，那家報紙甚至連他的身份都弄錯了，誤把尼泊爾當作巴基斯坦。

這個誤會真的很香港。從前我們香港人一見南亞裔就「阿差」「阿差」地喊，現在則換成好聽一點的「朋友」。稱呼變了，沒變的是我們的無知。不管你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斯里蘭卡，還是印度；總之在我們香港人看來，你們都是同一回事。

而且你們連味道都是一樣的。

我又記得小時候常聽大人說：「啲阿差身上梗有陣除」。所以在街上要是看見一個膚色偏黑、濃眉大眼、身著「民族服裝」的人遠遠走來，我們最好及時躲開。有時候大家擠在巴士上，實在避無可避，一些人就會公然掩鼻；甚至揮扇般地揮動報紙，好趕走他們所說的「那陣除」，完全視對方的尊嚴如無物。偏偏那些「阿差」也對此視若無睹，似乎活在香港，一切原該如此。

到底「那陣除」是怎麼來的呢？聽大人們說那是因為食物，是他們長年吃食咖喱的結果。咖喱裏的辛香已經徹底溶入他們的血液，再經汗液由四肢毛孔溢出，混合著身上塗抹的不知名香膏，形成了一股古怪的氣味。也就是說，食物是「阿差」體味的主要來源。雖然我們可以在周末晚上偶爾來一餐咖喱美食，但我們絕對接受不了那些發明咖喱的人天天吃它直到全身都是它的氣味。當他只是一種異國風味，停留在一個安全的距離之外，它是能夠忍受的，甚且值得我們欣賞。探險歷奇；要是它來到我們身邊，面對面地遭遇我們，它就是種令人噁心厭惡的威脅了。

前法國總統希拉克曾經在當巴黎市長的時候批評北非移民「又吵又臭」。儘管他辯稱自己不是種族主義者，但他的評論卻帶著十足的種族主義色彩。通常我們聽到自己聽不懂的語言，就會說那是吵雜的噪音；如果聞到自己聞不慣的氣味，我們就會說那是臭味。

食物的味道是一個文化的核心辨識條件；你吃甚麼，你便是甚麼人。所以從食物和煮食過程染上的氣息也就很方便地成了種族歧視的目標了，猶如膚色。美國人喜歡叫墨西哥人做「beaner」，暗指他們豆子吃得太多，容易放屁，故此一身屁味。這當然是個辱人的貶稱。

最近墨西哥爆發「豬流感」，他們的一個州長居然說它肯定源自中國；除了不科學，這當然也是種歧視與偏見。因為有不少外國人都把中國人和豬天然地連繫在一起，一想到中國人就想到豬。理由是我們中國人乃吃豬的民族，據說他們還能在我們身上聞到一股豬臭味。

我們真有豬臭味嗎？怎麼我從來聞不到呢？莫非和皮膚的顏色一樣，只看得見他人的膚色，但看不見自己的？那些「朋友」會不會也私下嫌我們臭，告訴他們的孩子「啲唐人身上有陣豬除」呢？

梁文道：另一種準備

很僥倖地，我活在一個承平年代，住在一個安穩的地方，沒見過戰爭，沒經歷過饑荒，也沒遇上大型而長期的騷亂與不安。看看今天這個世界，再讀一點往事，便知道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了。在人類的歷史上，很少有人能一輩子活得如此安穩。每念及此，我就覺得自己幸運得離譜，不能不居安思危。再想下去，便知所謂的安穩何其脆弱；表面上是萬里無雲，遠方其實早就攏聚了一團風暴。

例如冷戰，那四十多年的時間看起來平靜(對某些國家的人而言)，只有冷冷的劍拔弩張，少有擦槍走火的場面。可它卻是現代史上最恐怖的恐怖平衡，兩大陣營各自擁有保證可以毀滅地球好幾次的核力量，等於一手用刀架在對方的頸上，另一手則藏著一把匕首，準備「第二次核打擊」。雖然冷戰才結束了不到二十年，但是大部分人都早已把它拋諸腦後，忘記了那種陰影籠罩的日子。那時候，為了迎接第一次核打擊，以及保存報復的能力，幾個大國都有詳盡的應變方案，在城市中廣設地下室，儲備糧水藥物。為了報復，大家先得活下來。

自從H1N1暴發後，一些論者又想起了德國社會學家烏里希·貝克 (Ulrich Beck)那著名的「風險社會」說。他認為，現代社會仰賴的各種技術手段及生產方法，其實都蘊涵了不可測的風險。從前大家愉快地坐車，忘我地拋棄塑料瓶，卻不知碳排放與全球暖化的威脅；大家曾經視集中營式的現代畜牧業是工業化的新邊疆，卻不知它是流行病毒轉化更生的溫床。換句話說，我們習慣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顛覆日常生活的潛在力量；我們恆與風險共存。

很多人還在懷疑流行病毒和現代畜牧業的關係。近年專攻全球化與瘟疫的美國都市史家Mike Davis則在近日的一篇評論中給出了線索，原來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早在去年就發佈報告，指出「工業規模的動物生產對公眾健康和環境有不可接受的風險」。密集的豬倉是組合禽鳥和人類流感病毒基因的最佳培養皿。

也還有人不相信人類作為與全球暖化之間有任何因果關係。可是，不管你認為全球暖化是人為的結果，還是地球自身的氣候循環所致，至少全球暖化的趨勢已經成了絕大部分科學家的共識。因此，你可以執意反對減排，但不能不預備氣候變化的災難後果。比方說沿海大城市的淹沒，淡水的日漸稀缺，大規模的饑荒，以及致命瘟疫的流布。

自從2007年世界氣候會議提出「2015年就是不可回頭的期限」之後，許多學者已經放棄挽救劣勢的努力，轉而探討災難之後人類如何保種圖存的方案了，例如建造水上浮屋。因為最早研究全球氣候惡化與發現臭氧層破洞而被視為「先知」的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更乾脆直言「行動的時機已過」，下世紀最多只有5億人活得下來，所以「大家現在好好享受生活就行了」。怎樣活下去，是面對災難的最現實的問題。

面對流感，我們也應該帶著同樣的心理。儘管大家都不覺得H1N1會釀成上世紀「西班牙流感」般的巨禍，可是學術界早已發出警告，那種規模的瘟疫是很有可能重臨的。於是我們就不能只是防止瘟疫病的散播，「對抗」疫情的惡化；還得設計甚至演練災情惡化之後的行動計劃。怎樣在可觀的人數倒下之後，繼續維持警察、醫療等必要部門的運作？怎樣在一家公司或者一棟住宅被迫封閉隔離之後，讓裡頭的員工和居民在外援匱乏的情形下活得下去？針對不同程度的災況，我們還得有不同層次的響應手段。

據知，香港已有銀行等大型機構就此定出災後應變計劃；那麼，中國的其它地方也準備好了嗎？

梁文道：拒收贈書啟事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在電視台做幕前的工作，難免會收到不少觀眾來信。例如我那一群同事，帥哥美女，他們就自然要收到表達仰慕之情的長信。很多年前，一位漂亮而且妖嬈的女同事甚至在生日那天收過九百九十九朵紅玫瑰，紮在十個大紙箱裏頭，沿走廊一列綻放，非常壯觀。結果她感動得略帶淚光；儘管大家都說那是她自己安排的。

至於我，收到的信若不是一封來討論中國五千年歷史真正動力是黃帝念力的長信，就是有人聲稱自己找到了廣義相對論的破綻（雖然信中連一條算式也沒有）。在電視台工作，你收到甚麼樣的信就表示你是甚麼樣的人，這些信果然充份表現出我在觀眾的心目中的位置，也協助我找到了自己的目標客戶。後來，大概是因為我做讀書節目和寫書話的關係，收到的信變了。內容的類型倒是沒有太大的不同，只是它們變成了書稿而已；比方說《華夏五千年之謎》與《愛因斯坦的黃昏》，以及一些描述個人成長歷史與溫州城演變過程的長篇小說（它們通常都有四十萬字，真的）。我幾乎每天都會收到不同的書稿，每份稿子都附上一篇言詞懇切的信，要我「多多指教」。如果我讀遍所有塞爆我信格及電子郵箱的書稿，而且還真的乖乖聽話「不吝賜教」的話，那會有甚麼後果呢？愛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說得好：「如果作家們把人送來的初稿都看了的話，那麼他們也沒時間幹別的了。一個希望自己的初稿能夠得到意見的作者，應該投送給出版商或者編輯，他們會為做這種事的人付薪」。

更何況出版社和編輯也送書給我。其中不乏樣書，他們想我寫序或者只是捐出名字，好印在腰封上面，和其他十來二十個人名，一起「全力推薦」那些連看都看不及的書。且容我再度引述愛德蒙．威爾遜的一段話，每回收到這類請求，他的答覆都是這樣的：「愛德蒙．威爾遜很抱歉地說明以下的事情他是不會做的：閱讀手稿，按照別人的要求寫文章或者書，寫前言或者序，為宣傳的目的而發言，做任何編輯工作，做文學大賽的評委，接受採訪，發表演講，參加座談，上電台或電視，參加作者聚會，回答訪問問卷，出售手稿，把他自己的書捐贈給圖書館，為陌生人簽名，允許他自己的名字被印在信紙上，提供他個人的訊息和照片，提供關於寫作或者其他題目的觀點」。

難怪人家說愛德蒙．威爾遜是作家中的作家，因為他做到了所有作家都想做但又不敢做的事。不上電視？這可是我的謀生之道呀！一般而言，出版社和編輯送贈的書多半要比陌生作者寄來的稿子有保證，起碼經過一層過濾。假如不是要我寫推介文字，它們甚至說得上是意外之喜。可是，我還是寧願他們別寄給我的好。有一回，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林道群兄問：「聽說凡是出版社送的書，你一律不寫不談？」這真是把我想得太清高了。其實只是大家把書送了出去之後，便格外緊張別人的看法，一天到晚盼書評的出現，根本忘卻了這個世界每天的新書有多少，就算再勤奮的書評人也不可能即時滿足所有編輯的願望吧。除了閱讀效率有限，我不愛出版社贈書的主要理由是因為這行太苦，瀕臨危機；物傷其類，我同情這些還在做書的人。或許你會說我一廂情願，但我真的從不以為出版社贈書只是為了讓人幫忙宣傳。我覺得一個編輯收到一份值得出的稿子，然後努力用心替它裝身扮相，使之出落得漂漂亮亮，必然要生起一份養父母般的驕傲，必然想人家見識自家子弟的丰神。所以我相信他們送書給我固然是促銷，但也絕不僅止於此。讀書人原該有這等同體大悲的襟懷，遇到好書當然得推而廣之，與朋友共。既是如此，我就更不願領受這些好人的贈書了。世風日下，知音漸少，愛書人已經不多了。如果連我們自己都不買書，更等誰來？

梁文道：故鄉的味道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有沒有想過出外吃飯其實就跟聽故事一樣？因為很多不同的餐廳在提供食物之外，同時也給出了一段經驗，而這種經驗往往是說出來的；名副其實地「說」。

比如那些標榜自己五成食材皆由外國進口的食肆，要是她不說，你真吃得出來嗎？我無意挑戰大家的味覺靈敏程度，只不過要是連許多資深酒評人在「盲試」的時候都會鬧笑話，硬把一瓶新世界說成是法國貨；我們又怎能輕信自己的舌頭分得出日本吞拿與大西洋吞拿的不同呢？

再澄清一點，我毫不懷疑那些食肆的誠實。當一個意大利餐館的老闆宣稱自己的番茄蔬菜全由他的祖國空運而來，我是沒有理由不相信的。我只是以為，在中國也能培育出不錯的富士蘋果的今天，許多食材和產地的必然關係已經變得很淡薄了。除非是特別稀有的品種，否則一般人根本就不需要窮根究柢地樣樣東西講正宗。反正你吃不出來，又何苦要求一道希臘菜只能使用希臘無花果呢？

更何況為了正宗，往往還得犧牲新鮮的品質。所以香港的外地菜可以據此分出兩大流派，一派堅守正宗，巴不得所有東西都要從原產地入口；另一派標榜新鮮，因地制宜，本地市場有甚麼就做甚麼。比較高級的日本菜館多半走前面那條路線，盡量不用南中國海的魚貨。於是本來不時不食，各地自有特色的日本料理在香港就別有一番奇特面目了。它們的「時令鮮貨」與香港的天候地理全無關係，反倒遙遙呼應著北國的陌生環境；如此一來，「時令」和「新鮮」就徹底變成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兩種品質。愈是「時令」的，就愈要搭上飛機的冷藏庫；到得食客口中，所謂「時令」就只能是想像中的時令了。

然而，這並不無聊；如同「食材全部進口」的宣傳伎倆，它是構成故事的要素。

正宗本來就是一種故事，能夠造成市場區別的標識。一間日本館子要是光按純正日本手法做菜還不夠，就得讓人看見幾個聚精會神的日本師傅。再不行，便乾脆大量從日本空運材料，保證自己與眾不同的正宗。當香港的高級市場已經可以讓所有人直接買到同樣的貨色，就流汗述說自己如何上山下海找回只此一家的雋品。當競爭對手都懂得使用最佳產區的日本米，就一不做二不休，連煮飯的水也要專門運來。到得這個地步，正宗的故事成分便極大化了；不說大家不知道，說了讓人嚇一跳。

也許這是唬人的把戲，因為沒有足夠的參照，沒有同時的比較，大概無人嘗得出日本水煮的米與一般凡品的細微差異。但是，我卻能體會這份頑固堅持背後的用心。只要看看那些日本食客的臉就知道了，他們在乎的不單是現實的時令鮮活，更是遠方家鄉的聯繫。他們也不一定品得出老家的味道，可是他們沉溺在這些故事裏浸染的鄉愁中。然後再看看那位老闆，他也不單單是個販賣完整異國情調給本地客的機巧商人，他還在把握自己的尊嚴與身份，於這語言陌生的鬧市。是的，我發現很多堅定不移地信任老家食材，不計代價也要入口它們的那些大廚兼老闆，其實都是一些味覺文化的愛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