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已經這樣認為，將來的歷史也必會如此記載：梁文道是中國公共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兩岸三地的各大報刊、電台及電視台，為傳播知識和理性、匡正時弊做著無數工作，真的，每當感到世界失去理性時看到梁文道的文章，我就覺得慶幸與他生於同一時代。他的生平簡史，早有書面和網上的訪問記載。然而我想，《我執》的出版，還是讓「世界要起六種震動」的。
《我執》一書所收文章，大多寫於2006年至2007年間。當時在香港一家財務不斷傳出問題的報刊上，出現了「秘學筆記」這個專欄，讓城中的文藝青年像染了毒癮一樣追看，每次談起那些語氣平靜的文章時我們都激動得語無倫次。那個專欄裡呈現了一個前所未見的梁文道——一個理性睿智的公共人物，平時挾泰山而超北海的，原來內在也有諸種深沉的軟弱、難以排解的焦慮，諸種人際必有的磨擦原來也如藤蔓糾纏在他那看來水鏡鑑人的心靈裡，長成一片過於深邃的陰霾。被切成豆腐塊專欄，但《我執》有完整的敘事。一個看來什麼都可以做得很好的人，在核心的愛情與家庭範疇上遭遇無法扭轉的挫敗，他經歷千迴百轉的等待與探問，在過程中檢視自身歷史與拷問內心，在絕望中懺悔，背負起自己的罪，然後走向宗教。梁文道做什麼都這麼有條不紊，總像一早便有計劃了然於胸。而他每次都會告訴你，他是一邊寫一邊想的，並無事先計劃，甚至「沒有你們想得那麼多」。如此說來，他如果不是擁有能將未來往他的方向扭轉的意志力，就是擁有極強大的組織能力去言說事態和自我。
為什麼愛情、死亡和戰爭是人類文學史上三個最重要的主題？我想是因為這三樣事物都會將一個無法內化的絕對他者、一種無法掌控的陌生狀態強行置入個體的生命。而如鮑德里亞所說，戰爭現在已變成不可見的按鈕遊戲、殺人不見血；而日常的死亡已經被乾淨文明衛生的醫療系統隔離，愛情就一枝獨秀地成為今日最普遍的經驗及主題，經得起無窮詮釋。正如那個耳熟能詳的神話：人在被創造時本是完整的同體生物，後被分成兩半，孤獨的一半流落世上，永遠追尋那與自己完美相合的另一半。愛情是對完滿的追求，而其基礎是核心性的匱乏。（故事令人悲傷的註腳是，世界這麼大，誰也保不定能夠找到那完美的另一半，我們也許便會在孤獨和缺憾中等待死亡。）那麼，我們正是在無法接近愛情的時候，才能更透徹的理解愛情的核心與本質。滿身虧欠的梁文道，坐下來面對匱乏，書寫愛情。當我看到他在演講後被女粉絲包圍索取簽名和拍照，我無法不想起，他筆下的暗戀、還有被拒絕的哀傷。
當梁文道在專欄中開始持續大量引用《戀人絮語》的時候，我單刀直入問他是否失戀了（並以一種詩人的狂妄態度說：你為什麼還要引用羅蘭巴特呢你寫得比他好多了），被他亂以他語。但我懷疑所有失戀的知識男性都會一發不可收拾地引用《戀人絮語》——真正熱戀中或心情平和的人哪有空做這種事？只有感到失去愛情又而不能在感性的抒情話語中安頓自己的人，才會那麼渴望一個能夠繼續生產意義的符號系統，這系統能夠讓主體停留在「愛情的感受」中，咀嚼那些令人肝腸寸斷的表徵（signifier）。等待、音訊、拒絕、錯誤、隔絕、回憶，細節無窮。宇文所安說，一如浮沙沉戟，文物的碎片借代同時證明了歷史真實存在，記憶的斷裂與失去證明了記憶的真誠與珍貴——又是到了何種情境，一個人會以傷心來保留愛情？
愛情的表徵其實就是個人的血肉，梁文道切割自己時冷靜如執手術刀。不愧是自幼有天主教修行經驗的（現在他已皈依佛教）。我常覺得，沒有什麼比他寫評論、公開講話和錄製節目時習慣的自問自答方式，更合乎啟蒙的理性與親民光輝。梁文道是唸哲學出身的；對答體的起源是古希臘哲學書寫，德里達（以顛覆的形式）補充這種書寫其實一早摻和了文學的修辭血液——而哲學和文學的共通之處，就是喜歡無法回答的問題。唯深沉能引發追索。在本書中，梁文道的設問一反常態，讀者無法像在看時評聽演講看電視時那樣輕鬆得到答案——情歌為情人還是為自己而唱？受傷竟然等於空白？懺悔如何可能？「重新開始」一段戀情如何可能？原來梁文道有時也會，只想我們隨他沉入溶溶黑夜。而這黑夜只是深沉，並不頹廢，始終生產意義——往往是在愛情的挫敗裡我們不斷不斷地尋求解釋，意義正是在詮釋的失敗中開始重新產生。李維史陀提示我們，契爾基人認為藍色代表失敗；而蘭波歌詠的藍色代表理性；《我執》如此巧妙地結合了藍色的兩種相反意指，而又那麼合乎對藍色的最普遍理解：安靜的憂鬱，理智的哀傷。
他安靜地走到絕望的平原，見到黑格爾所謂的「世界黑夜」。他講述焦慮，那是靜止的煎熬。我們是為失去而焦慮嗎？不，根據心理分析，焦慮的產生是因為失去了與欲望對象的距離。焦慮是因為太過深愛，在失去的時候便把自我和欲望對象溶為一體。「愛欲」二字相連，欲望與愛情同構。拉康非常淺白地解釋了欲望的本質：出於生理的要求，是「需要」（need），如嬰兒餓了要吃奶，會哭；而與抽象的需要有關的，如嬰兒渴望母親的愛，是「需求」（demand）。有時不懂自己的嬰兒會以need的模式表現demand，如嬰兒想要母親的愛，會像想吃奶那樣哭；但如果母親不給予愛而只給孩子吃奶，其實嬰兒無法滿足，這便產生欲望（desire）。desire=demand-need。desire就是抽象的永遠匱乏，無論它看來有個多麼確鑿的目標，它其實只是一種永遠追尋的無法被滿足的驅力（drive）。能超越欲念的大概就是修行吧——那麼修行者就是與欲念最接近的人了。齊澤克半帶嘲諷地扭轉了奧古斯丁的話：陽具勃起就是代表了人之為人的本質，只有人會受邪惡誘惑。
《我執》有濃厚的懺悔錄風格，哪些來自奧古斯丁哪些來自盧梭，無法一一細表。懺悔錄的英文apology有「抱歉」之意，但張大春曾直指「抱歉」之無效：抱歉者在抱歉過程中定義了整個「事實」要對方接受，這算不上誠意；而無讑事態是在發生中而無法阻止、已發生而無法改變，抱歉都是無效的。因此，apology的意思，其實是辯護。所以懺悔常讓不懷好意者如我想到懺悔的循環，像〈紅玫瑰白玫瑰〉結尾：「第二天起床，振保改過自新，又變了個好人。」最好看最誘惑的文章，總是書寫懺悔與墮落間的循環往復。梁文道以其對話語操作的嫻熟和穿透現實的認知力，能夠超越循環嗎？聽來他近來潛心修佛、破除我執，酒席上說法證道也聽得我幾乎頑石點頭。
聽梁文道說，修行並不是讓自己五官退化、對外界失去感應，而是在靜修禪定裡對一切感官反應變得極度敏銳，但卻切斷感官之後的反應、因果之鏈：見美女仍然是美女，但卻沒有了連接的欲望反應。我暗暗鬆一口氣，如此說來修行應該不會取消梁文道的敏感了。《我執》裡有一個極其敏感柔軟的梁文道，我其實很難想像，是有如何的意志才可以在這樣的敏感中同時忍受生活？他深明「不回電話的就是主人」裡的權力機制，他會不忍有缺陷的書籍被顧客一直冷待，他比誰都知道「就是不能不笑」的辛酸。
《小團圓》出版，癡心的我們本是一向被張愛玲本人訓練成只問小說不問真事的，到最後張本人要把真實的自己真實的事寫出來，可不叫我等文學出身的粉絲手足無措。如何消解對於文字的壓力，如何品味真實引出的外文本力量，一時成了所有張迷和文字愛好者的議題。《我執》當然比《小團圓》安全，但裡面的確有外面看來滴水不漏的梁文道的私密事，包括他的家庭。如果「窺私」是讓我們看到，看來偉大而高高在上的人物「也和我們一樣」（後面多半配上貪婪／自私／軟弱等等負面詞語），因而產生了把偶像拉到泥塵裡的快感——那麼「秘學筆記」給我們的震動就在於，有一個活生生的人，他有著和你一樣的軟弱關節，而又以你所不能及的難度處理深淵並完成超越的動作，於是窺私的快感在這裡會被徹底轉換為壓倒性的崇高感。康德所謂的崇高（sublime）是一種超越「美」的、搖撼你原有的認知框架的壓倒感，些微精神崩潰的狀態。被崇高感圍繞的感覺，大概就如梁文道會在〈可怖之美〉一文裡引用的里爾克詩句。
梁文道是摩羯座，與毛主席同一天生日。冷靜理性的摩羯規律嚴謹，那是梁文道的公共一面。而同時他的上昇星座是射手，是人的理性頭腦加上野馬的四蹄，高速往你意想不到之地奔去。梁文道總是要出乎他人的意料，比如突然在普天同慶的節日裡，跟我說那苦茶般的周作人是最影響他的作者之一；又曾大笑著說胡蘭成是他大學時的「偶像」：「他有時真的待女人如工具！」梁文道中學開始就在報章發表文章，初出茅廬就四處與人筆戰驚動波瀾；他年少時的輕狂在香港更是出了名的，我曾寫過一篇訪問〈動物兇猛——梁文道令人髮指的青春〉講他在大學裡匪夷所思的行逕，訪問時數度笑到眼淚流下來。那次還是初次見面。當時他正成了電台總監春風得意，卻接受我們那勞什子學生報的訪問，態度還是謙恭到近乎「夜半虛前席」的。當他已經在街上無人不識的時候，第一次致電給人時還是會自我介紹：「你好，我姓梁，我叫梁文道。」謙退得對方都怔一怔。別人出書總找年高德劭的人作序眾星拱月，他卻找我這寫詩搞文學的香港黃毛丫頭——愛惜後進到了人人都詫然的地步，他依然理所當然、連解釋都省了。我時常故作粉絲代表向他傳達整個文藝界對「秘學筆記」的驚佩，加油添醬手舞足蹈，每次聽完他總是說：「想不到我寫的這點東西都有人會看，真感謝你。」這說法聽在粉絲耳裡真是古怪之極，但他真的每次都這樣說。
他真的在一種「不會有人讀」的想像之下完成這批傑出的散文嗎？感覺私密的文學書寫容納記憶、情感與想像，它中和金屬疲勞及拉扯現代化的進程的方法，還包括讓人反觀自照：「我很怕在荧光幕上看见自己，正如我愈来愈怕在报刊上看见自己的文章。不，还不是因为我觉得那不是自己（什么又叫做“自己”？）；而是节目里的自己是那么无聊，嘴巴一张一合（我到底在说什么？），比鱼还无聊。」在一份銷量低沉的報紙裡佔一個方格，梁文道把自己浸入文學書寫的那種僻靜與自由氛圍，做平時評論不會做的事：寫景，抒情，虛構。比如他會寫景馳騁文筆，虛擬大城的千年風景——記得當時我們曾死諫「大城之路，要有盡頭」，希望他儘快回復以前兼具沉思與爆料的愛情主題，一向從善如流的他卻笑道「我才不會理你們」。又比如極短的自傳體小說，代入到他人的角度去感受另一個現實，於是有那幾篇令人寒毛直豎的「我死去的孩子」系列，裡面有想像的孩子孤獨成長，與父親老來受到的冷漠對待，但最恐怖的是連「想像」都再不能保護我們，「這些只是想像」的現實比想像的內容本身更沉重。因此梁文道知道什麼是「比真實還好」：壞事希望它不是真的，好事更不必問真假。沒有人會忘記他寫過的大背包女孩，夜夜背著裝有所有隨身物品的大背包到他那裡過夜，但他們甚至不擁抱，彷彿她從沒有來過。
或者，寄託想像和情感的文學，是我們的影子——即外於自身卻又不能割離的一部分——失去影子我們就成了鬼魅。
梁文道確曾向我提及他的金屬疲勞：「有時分不清自己是不是在做節目」。社會學者理查．桑內特說過，在私密性逐漸壓倒公共性的轉折時代，由於大部分人認為在公開場合流露情感是羞恥的事，而某些人會被民眾賦予這種公開流露情感的特權（或者說代民眾流露情感的責任）——因為這些人有更敏銳的感受力、更能感動人的表達力、並且超於常人的控制力，不會失控。他們必須清楚人們本身的模糊感受，將之提煉為更高層次的爆發，而在爆發後又能理性地出入自如。這三者缺一都會有損於威信。這是對群眾領袖、傑出作者的要求，也同時是，對於演員的要求。歷史上的著名先例是左拉，他在1898年為「德雷福斯事件」給法國總統寫了一封長達四十頁的公開信〈我控訴〉，裡面痛斥了法國整個政治及司法制度的腐敗，
其實並沒有確實論點和證據，卻可以把同意和反對的陣營像紅海那樣分開兩半。刊出後，整個巴黎都在談論左拉、德雷福斯事件變成了左拉事件。梁文道曾經在香港的天星皇后碼頭保育運動裡做了類似的事，就是寫了一封叫〈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的公開信給發展局的官員，在碼頭被拆掉後言說保衛者的勝利，也把社會上的進步者和保守者像紅海那樣鮮明分辨。他一定明白，在這個憂傷難言的時代，他被挑選為最重要的群眾領袖、傑出作者、演員。因為他曾是一個日夜顛倒、只為自己的興趣工作而不上班的人，在黑夜將盡的清晨街頭同時看到終結與起始，宿醉者的頹唐與循規者的碌碌，而他不屬於任何一方。他在靜坐禪修時可以把感官提昇到超人的敏銳，這些敏銳讓他理解苦難，並因慈悲而行動。
梁文道是何等機巧——我教寫作時常常向學生講解〈我的病歷〉：他非常簡潔透徹地交待疾病的客觀情況，使用術語來顯示知識，形容痛苦時不帶情緒，病發時所有心思都用在計算週遭情況、他人反應之上——語言操作是簡單的，那股計算的意志才是深不見底——那時他才二十歲出頭。一個機關算盡的人之絕望，大概會是真正的絕望。然而梁文道的文風有英國知性散文的傳統，那是以冷淡來表達自己的真誠。像〈延滯〉裡寫收到恨意如火的信，他的反應是「我却想象，他其实已经不恨我了。就在他写完这封信之后，就在他寄信的一剎那，又或者在这封信飘洋过海来到我桌上的这段期间。连人都可以在一瞬间死亡，何况人的情绪？」這真是叫人驚心動魄的冷淡，萬物如一的冷淡。並不是很多傷心絕望的人能跳出自我，以旁觀者般的語調向人一一剖析自己的情感、歷史、罪愆，兜兜轉轉但一無自溺，他的真誠來自於他對自己的冷淡，看他在書展叫賣時瞬間面對生死舊情，末了竟能以叫賣成果將一切輕輕帶過。他的脆弱都由他自己處理，素情自處，甚至輪不到你擔心。他的秘訣乃是與一切保持適當距離，包括對自己，以令觀察透徹，又不失去行動的能量。對於這樣的人，只能引用世上最懂討好人的胡蘭成：
「瞿禪講完出去，我陪他走一段路，對於剛才的講演我也不贊，而只是看著他的人不勝愛惜。我道：『你無有不足，但願你保攝身體。』古詩裡常有『努力加餐飯』，原來對著好人，當真只可以這樣的。」
我和梁公通電郵時常常無話可說，只有叫他保重身體。他大概以為我是客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