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北京新秩序

【am730-觀念】北京奧運真能展現今日中國的新面目嗎?也許吧。比如說那群粗暴對待香港記者的北京公安。沒錯，你可以批評是記者先越過了採訪區；但是公安有必要在他們已經退回採訪區之後，仍然追上去喝罵踢打嗎？退一萬步地想，這其實也是值得慶賀的新貌。起碼如今的公安覺得市民沒有遵守秩序排隊購票很不好看，很不利於國家形象。他們要求記者停止拍攝，甚至迫令記者交出影帶，是因為他們已經領略過傳媒監督的威力。要是在一切傳媒皆為喉舌的年代，公安又何必害怕記者？

換句話說，至少北京的公安明白買票是應該排隊的，而傳媒取得的資訊是不受他們控制的。如果真有甚麼令人欣慰的事，也就只是這兩點了。很大的進步呀，不是嗎？然而，這些公安為何要害怕外人看到購票人群產生的混亂場面呢？那當然是因為他們收到了「平安奧運」的最新指示，在要辦好「平安奧運」的最高要求之下，人群不守秩序也含含糊糊地抵觸了「平安」二字的寬泛意涵。記者越過了警戒，就更是不平安不和諧的表現。於是他們出手了，本能地用手去遮擋鏡頭，忘記這隻手掌比任何東西都更強力地說明了粗暴的定義，比任何東西都更清楚地宣告這裏有見不得人的事。我想，公安的訓練大概不包括在鏡頭下出手的禁忌，所以我們總是能在電視機前看見全國各地公安警察的手掌。

香港記者也有他們的本能，例如拿之前國務院開放境外媒體採訪權的政策質問警員行動的依據。他們忘了這些公安是何等地忠誠。對這批公安來說，上級的命令就是一切，如果上級頒下了最新的命令(讓我們假想那條命令是不惜一切代價，也要保證社會的秩序)，那麼之前聽說過的所有政令法規就都是可以犧牲的代價。在這個國家，法律、政策和命令的界限是很模糊的，你大可把它們全都看成不同類型的指令；而一個指令總會蓋過之前任何指令，新指令總是讓舊指令自動過時；不管那些舊指令到底是行政命令，國家政策，還是成文的法律。

那些打人的公安可能收到過要善待傳媒的指令，也知道境外傳媒的採訪不用事先申請審批，更知道執法的態度要文明。不過，最新指示來了，最新指示就是最高的指示。現在他們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保證奧運期間市面的和平秩序。最有趣的是有北京市民在接受香港記者採訪時說：「我們的秩序良好，沒有問題。你就別再問了」。明明背景是一堆人衝來撞去，殺聲震天。是的，大家都很平安很和諧很有秩序，儘管排隊的人龍散亂，儘管記者的喉嚨給公安掐了一把。

梁文道：兩種中國形象的衝突

【am730-觀念】很多中國人都不明白，我們的國家這麼強大，經濟日漸繁榮，人民的生活也越來越好，為甚麼境外總是有些人看我們不順眼？總是有媒體要醜化我們呢？或許可以簡單地把這個問題理解成兩種認知的差別，兩種形象的衝突，一方面是國人對自己的集體認知，一個日益崛起的大國；另一方面則是外人對中國形象的認知，一個體積龐大但問題叢生的巨物。

我們時常強調，要讓外國人更好地認識中國，然後他們的誤解就會消失了；可見大家都相信更密切的接觸與更充份的資訊應該能夠彌平兩種形象之間的差距。假如這個前題是成立的，那麼中國人也該對自己身上發生的事有更透明更完全的掌握才對，如此，我們的自我認知才不會產生偏差，不會變得太過「自我感覺良好」。

7月26日，許多內地報章都刊登了一則小花邊，說香港《南華早報》的記者在採訪北京發售奧運門票之際不服公安管制，甚至出腳踢傷一名公安人員。光是看這條報道的話，讀者大概會覺得「境外」媒體又在搞事了，那些香港記者也太兇悍，硬是要在一件值得歡慶的場合裏無事生非。

然而，這幾天全香港的媒體卻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另一幅畫面。首先是苦候數日排隊購票的北京市民在最後一刻亂成一團，由一條人龍變成了三條隊伍；酷暑之下，群眾鼓譟，維持秩序的公安也變得心浮氣躁。

各家香港傳媒的記者把這一切都拍進了鏡頭裏，於是公安人員開始出來驅趕他們，不是想沒收影帶，就是要暫時拘留記者，甚至還動手毆打他們。

大家都知道國務院早已頒布新政，境外記者採訪不用再申請准許證，只要受訪者願意，公務人員不能干涉採訪自由的。當時大家都拍手叫好，認為這是國家開放的象徵，邁向文明奧運的第一步。但是我們在電視上看得清清楚楚，這群首都公安竟不斷質問香港記者有沒有得到採訪批准，就算記者們拿那條國務院的命令作回應，警員照樣充耳不聞，並且用手阻擋拍攝。《南華早報》記者踢傷公安一事，就是發生在這非常混亂的一刻了。

於是，經過香港新聞界群情憤慨的報道，中國人不擅排隊，中國公安不尊重新聞自由的形象再一次傳向世界。但中國讀者看到的，卻是香港記者居然無緣無故地跑去踢警察。兩種形象的衝突，就在這一件又一件的小事中漸漸形成。

梁文道：香港主場（中國研究的特區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香港書展是香港的一大謎題。去年進場人數七十多萬人，已經使它成為全世界參與人數最多的書展了。七十萬人！這數字意味平均每七個香港市民裏頭起碼有一位去過書展。香港人真有這麼愛書嗎？為什麼我們平常會感覺不到這股熱烈的愛呢？或許這有點像農曆年間的花市，去的人不一定有賞花養植物的習慣；但是過年嘛，總得擠進去繞一圈討個吉祥；既然去了，就不能空手而回，必須抱盆水仙挾幾束劍蘭。

這麼說可沒有半點瞧不起香港書展的意思；恰恰相反，它很了不起，居然讓書成了一種湊熱鬧方式的主題。想想看，為什麼每年都要有些明星偶像趕在書展出書，好「晉身才子才女的行列」呢？這不正好說明了香港書展的威力嗎？

從去年開始，連內地傳媒也注意到這個現像了，許多記者發現香港原來真不是一片文化沙漠。我沒有數字，但單憑耳朵也不難察覺，今年的確多了不少內地遊客專程來趕集。會不會有這麼一天，香港書展能夠成為全珠三角甚至全國最重要的超級書市呢？它能否令香港成為作者出書和讀者買書的主場呢？

蔡東豪今年推出的新書《香港溫布頓》讓很多讀者摸不清腦袋，以為它是一本談運動的書；其實，這裏的「溫布頓」指的是「溫布頓效應」（Wimbledon Effect）。他說：「英國每年舉辦全球體壇矚目的溫布頓網球比賽，最近一次英國男單球手勝出是哪一年？答案是1936年。英國人介意嗎？每年英國球手只有陪打份兒，作為東道主會否感到面目無光？答案是從來沒有。每年溫布頓令倫敦成為全球傳媒焦點，大賺遊客金錢，製造就業機會，真是丁財兩旺，誰是贏家顯而易見」。

上世紀八十年代，倫敦大舉改革金融體制，引來無數外資，自此成為不可動搖的國際金融首都。傳統英資老店紛紛敗給從全球各地湧進的新貴，但倫敦和英國的地位反而因此變得更穩固，這就是「溫布頓效應」了。《香港溫布頓》就是要說明香港也有類似的情況，從它成為亞洲區內唯一的金融主場，上海和新加坡都不能望其項背。

振奮人心的，還有劉細良的《紐倫港之夢》，他這本書其實可以改名為「香港是文化的溫布頓」，其中一個最有趣的觀點是「……國語歌曲取代廣東歌，雖然優勢慢慢失去，但在香港成名仍然是華人流行音樂工業的重要市場策略，在這方面香港會慢慢變成溫布頓，張學友的唱片銷量可能再難以對抗周杰倫，但香港作為亞洲華人娛樂流行文化中心的地位不會被動搖」。原因是「香港仍然是一個具有大都會魅力（Glamorous）的地方」。

蔡東豪貴為著名財經評論家，他的專業我半點不懂，所以我說不上什麼。至於劉細良這種上承陳冠中的「香港方法」論，我就不一定能夠百分百地認同了。他的分析很到位，他對香港官管文化體制和商業運作邏輯的批評更是入木三分。可是我和他的最大分別，在於他數盡了一切香港的問題之後，還是能夠得出如此樂觀的結論。而我，卻已經有點心灰意冷了。也許這就是身在廟堂與民間草莽的分別，劉細良要為特區發展大計出謀獻策，沒有一點希望一點樂觀是不行的（不妨把他這本書看成是一位中央政策組顧問的公開建言）。然而，《紐倫港之夢》的「夢」彷彿又還表達了事情變化的各種可能。

既然是做夢，我也來湊湊熱鬧，看看香港有沒有機會成為另一種主場，一具變化中國思想的大腦。且從今年的香港書展說起。

梁文道：成都的尋常日子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這個禮拜本來該接著談「國宴」，但是前幾天去了一趟成都和都江堰，實在忍不住要為他們賣個廣告。

四川人是怎樣的一種人呢？我們可以從一個老頭身上見端倪。話說他在地震之後被埋了好幾天，終於讓俄羅斯救援隊挖了出來。這老頭被救之後的第一句話竟然是：「格老子的，這地震真厲害，竟然一震把我震到外國去了。」

成都人的閒，也是出了名的。雖然曾經滿街都是的老茶館如今已不多見，可他們臉上的神態，走路的姿勢，仍是一派茶客獨有的輕鬆散逸。或許，每一個成都人就是一家行走中的茶館。

如果你真想找家有味道的老店，可以記住「陝西會館」這個名字。過百年的老院子了，包夾在一家現代青年旅舍裡頭，中庭大樹蒼鬱，伸向半空的老屋簷擋住了成都常見的小雨。靠在竹椅上，與評論家西閃、西門媚等幾個朋友看著園景閒聊，聊黑格爾，聊佛學，也聊災後的重建。同行的美女作家陳寧嘆了一口氣，她說：「我能在這裡終老」。

走到街上，到處都是小吃店大飯館，成都本來就是風靡全國的川菜大本營。奇的是四處有人拉著狗，我上回可沒見到這番景象，也不曾在中國其他城市看過這麼多人養寵物。招呼我們的地主翟由頁（也是一號美女作家）解釋：「嗨，你知道中國現在流行養狗嘛。成都人又特愛吃喝玩樂，玩甚麼都要玩到氾濫為止」。

我老是懷疑成都人其實是不工作也不睡覺的，並且永遠飢餓。從早到晚，街上都有人；不是香港那種行色匆匆地趕路，而是晃來晃去信步而行地漫遊。有人，但又不至於太多，於是街道有一份從容的餘裕。晚上消夜，不必像北京人或者上海人那樣，特地趕到某條熱鬧的街道；下樓就是，最多再走兩個街口，尋常巷陌也總有不熄的燈火與爐灶。我喜歡這個城市的逸樂和庶民；成都人好玩，即使是地震之後，露宿街頭，也還不忘湊夥打他們所說的「避震麻將」。可是他們玩得很尋常，沒甚麼明顯的階級意識。例如有名的「寬窄巷子」，滿清旗人留下來的兩條平行古街，以前是略顯破舊但深受市民喜愛的好去處，現在則補新妝換新顏，改得近乎上海新天地。不過，它雖然有收費高昂裝潢時尚的餐廳，他有專門特設地下酒窖的葡萄酒吧；但它同時保留了一家大小蹲在門口剝蝦殼的民間小店，一家地面潮濕竹椅歪腳的廉價菜館。它沒有變成外國遊客和小資產階級的貴賓室，反而成了好奇心重的百姓們觀賞取樂的遊樂場。他們拖男帶女，扶老攜幼，或者在街上買一串燒烤邊喝冷飲邊閒逛，或者真的走進那些文化名人開的型格飯館開一次洋葷；總之沒人覺得這裡不屬於自己，也沒人覺得自己不屬於這裡。而且，真還有人穿睡衣踩拖鞋，大搖大擺。你且想像一下蘭桂坊或Soho有人穿睡衣去「蒲」，會是個怎樣的情景。

夜已深，朋友們仍嚷著換個地方再玩，我只好一人走向大街召車回酒店。真是奇景，明明才下過一場大雨，路邊的每一根石柱上竟然都有人在，或坐或蹲，猶如水面木樁上的鳥。廣場上的椅子也是，三三兩兩，有的聊天，有的只是發呆。他們到底在做甚麼呢？

梁文道：議會的尊嚴－告別范徐麗泰

【am730-觀念】范徐麗泰終於正式退下香港立法會主席的職務，轉任全國人大常委。我想，這不只是外間所說的「高陞」，還將是她個人的一次議會文化調適過程。回顧當年，范徐麗泰本是港英殖民政府中的本地精英，著意培育她成為香港政壇的要角。怎料在九七前的過渡期內，她的政治立場產生了重大轉折，從親港英一下子變成了親北京，於是大家就開始覺得這人的政治誠信很可疑了。再加上她當時的言論強硬，於是有人就拿她的髮型和著裝開玩笑，說她是「香港江青」。

可是自從她出任立法會主席以來，不只連年成為民調中聲望最高的議員；退休之際更博得全港政壇及傳媒的一片讚譽。不管立場是親政府還是反對派，幾乎沒有人不為范徐麗泰在議會的表現叫好。這十年裏頭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她又做了些甚麼呢？

很簡單，她只是做好了議會主席該做的工作；嚴格地依照規定讓會議順利進行，公正地持守中立而不輕易表態。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再容易不過的事，無非就是按本子辦事；但實際上，我們若從一個政治人物的立場來看，就會發現它有多難了。

其次，身為一個民選議員，她一定有她的理念和看法。不過在許多極端敏感的議題上，為了保持中立，她都不曾扭曲議程來達致符合己願的結果。甚至到了某些只欠她一票而她又有權投票的關鍵時刻，她也壓抑了自己的傾向，放棄表態。在議員犯規或者發言不當的時刻，她直言訓誡，不管那位議員是甚麼黨派甚麼背景。

立法會主席大概是最違反議員本能的一回事了；明明有話要說，卻偏偏說不出口。那麼，這樣的工作還有價值嗎？有的。范徐麗泰的敬業維護了議會的尊嚴：在行政主導框架下的政府面前，她讓政府必須公開向代表市民的議會負責；在黨派林立的議會之中，她順利地讓各方在合法的範圍內暢所欲言。如此，立法會方能成為一座公開公平的展示廳，在公眾的眼球底下，不同的觀點彼此交鋒，政府的任何舉措皆無所遁形。

當然，更重要的是立法；所有法案皆需議會表決通過，因為理論上議會是各階層各地區市民的代表，它的決定是公民的決定。雖然香港立法會仍然不是全面由民主普選產生，但它現時的民意基礎卻比特首大得多了。

最後的一段小插曲：在本屆立法會會期終結之日，民主派議員陳偉業在限額之外向特首多提了一個問題，曾蔭權也願意答他，於是范主席破例批准特首答問。但是她事後要求秘書處紀錄在案，表明這是主席違規，不值後來者仿效。這是范徐麗泰少有的犯規，也是她最後的「錯誤」。

梁文道：全世界無產者是怎樣消失的？（下）

【am730-觀念】在報道今年八大工業國高會時，最「有料」的內容就是說一下會議的成果，批評一下他們怎樣無心解決全球暖化，如何無力應付油價高漲。可是大部分傳媒都忽略了「八國會」反對者的聲音，如此一來，這些輕易的批評反而會蒙蔽了大家的眼睛，看不見「八國會」的很多問題不在於它有沒有回應全球關切的危機，而在於它回應的方式。

比如說，一般傳媒都會質疑美國等農業出口大國有沒有增加對外糧食援助，好像只要它們援助的數額夠大，就算盡到富國責任了；如果它們的援助力度不足，大家才批評它們沒有良心。如此取態根本就是被八國會集團設定的議程牽著鼻子走，毫無獨立批判的能力。可是只要聽聽民間團體和示威者的聲音，我們就會發現所謂「援助」其實是個陷阱。因為美國一向破壞公平貿易的原則，大量補貼本國農業，降低了農產品的價格，結果養出了不少肥大的農產商團，打垮了第三世界的無數小農。

它現在的「援助」只不過是個掩眼法，先用錢買下本國農產品，再拿去轉贈他國。於是美國的大農場主照享受了國家給出的另類補貼，窮國的農業則始終無力自立，不能競爭。請問，這樣的援助能夠從根本上解決糧食生產不足的難題嗎？也就是說，即使美國非常慷慨地大施援手，也不表示它真正「協助」第三世界的飢民。

自從「拉薩事件」以來，中國今年最流行的話題就是西方傳媒的偏見和霸權，可是不知道為甚麼，凡是在「八國會」這樣的場合裏面；在這種和國家尊嚴無關，但卻實在影響到了全球弱勢平民的議題上；中國主流傳媒和熱血網民卻突然變得很不在意西方主流傳媒的偏向，並且很願意跟著人家設置的路子走呢？

話說回來，幸好中國沒有加入「八國集團」，否則說不定連僅有的示威花絮也要消失於中國傳媒的眼界之中。你知道，那些示威者總是喜歡拿國家領導人的肖像開玩笑；要是他們也把胡錦濤的樣子弄得跟小丑似的，造成人偶拿去焚燒，那可是侮辱我們國家形象，傷害民族感情的重罪。到時候，所有批評「八國集團」為富不仁的話恐怕都得反過來講了。不是他們突然都變得很善良，而是我們也成了他們的一部分。

梁文道：正常讀者（《讀者》自序）

英國評論雜誌《Prospect》在2008年初的時候做過一個特輯，找來一批人評選去年最被高估和最被低估的事物，其中當然包括了書。一位記者選了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Taylor)的《世俗年代》(ASecularAge)，他認為一般媒體都忽視了這本書的價值。查爾斯?泰勒是最重要的在世哲學家之一，而這部厚達九百頁的煌煌巨著則被譽為他一生中的最高成就。或許大眾媒體忽視了它，但學術圈可沒走漏眼，此書一出，不只得到許多專業期刊的評論讚揚，還拿下了一座人文學界的大獎。

有意思的地方不是為什麼主流媒體忽視了這本份量奇重的大書，而是那位記者，一個本身就是替《金融時報》、《衛報》和《TimeOut》等主流媒體供稿的傳媒人，為什麼會看上這麼難啃的學術專著?

《經濟學人》、《新聞週刊》和《時代》雜誌在香港擁有不少訂戶，它們的長期讀者應該知道這些英語主流刊物的記者和作者皆非泛泛之輩，平日一篇報導固然看得出功底，偶而出一本專題書也是文字可讀，內容紮實，明顯下過一番工夫。難怪市面上許多暢銷的「非虛構」(non-fiction)書籍都是記者手筆。無論是談全球暖化，還是印度的崛起，它們都跟得上學界的最新成果，同時還照顧到了一般讀者的程度。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麼想，但在看過這麼多的示範之後，我起碼學懂了一件事:原來這就是正常的水平，原來國際水平的傳媒人是這樣子的。

最近兩年常在大陸活動，其中一件最叫我尷尬的事就是老有人稱我為「學者」。所以當我看到有人在博客上留言給我，說「你算哪門子學者，你只不過是個『偽學者』，是個傳媒人罷了」，我就大大鬆了一口氣。對極了，我連碩士都沒讀完，又怎能僭用「學者」之名?我只不過是個傳媒人，在報刊發稿，在電視台做節目，如此而已。

和那位喜歡查爾斯·泰勒的記者一樣，我也會花時間和精力去研讀學術論著;但我絕對寫不出那種書，甚至也不夠格去為它們寫一篇專業的書評，因為我是一個傳媒人。做一個以評論為主業的傳媒人，在大眾媒體上發表意見，應該要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瞭解自己正在談的話題。不用太深入，但至少要讀過一些有關的書以及學術研究;假如連我們都不看這些東西，那麼學者們的苦心又有何意義呢?我不專業，不能在所有課題上投下長年的心血;我只能泛泛而讀，什麼東西都得摸一摸。然而，這是個基本責任，如果我根本沒讀過任何討論民主化問題的材料和書籍，我又怎麼能去評論香港的民主進程?讀者又憑什麼要看我的文章?

讀書首先是我的嗜好，然後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它讓我知道一點社會的脈動，瞭解身邊的人和事，使我在面對鏡頭和稿紙的時候覺得比較踏實。既然是工作，自當全力以赴，所以我每天都花不少時間看書看雜誌。這麼多年下來，竟然被一些朋友誤會為「讀書專家」，別人找我去辦講座談心得也就罷了，自己竟然也當仁不讓地弄起了讀書節目與讀書雜誌，好像還真是回事。可是我打從心底知道，我只不過想努力做好一個達到正常水平的讀者罷了。

或許根本沒有所謂的「正常水平」，可我自己有把簡單的尺子，那就是看不看得懂人家在講什麼。二十多年前看台灣的《當代》雜誌，裡頭有一半的東西是我不知道的。那種感覺很難受，為什麼那些人老是說什麼「眾所周知，解構主義的初次登場正好是在結構主義的高潮時期」，「有名的韋伯論題到底能不能適用於東亞的情況呢?」……似乎除了我之外，每個人都曉得解構主義與韋伯論題是什麼。類似的智性屈辱，我後來還一再地在其他報刊上領會得到。除了我，每個《信報》的讀者好像都能理解高斯怎樣分析公司的出現;除了我，每個《百姓》的讀者都對遵義會議瞭如指掌;除了我，每個《讀書》的讀者都曉得陳垣的史學成就;除了我，每個《紐約書評》的讀者都爛熟《在路上》的一字一句;除了我，每個《電影雙週刊》的讀者都看遍了高達的電影;除了我，每個《時代》雜誌的讀者都能理解上世紀七十年代石油危機的來龍去脈;除了我，每個《新科學人》的讀者都懂什麼叫做統一場;除了我，每個《南方週末》的讀者都對中國的戶籍制度了然於胸……

據說這都是些很有影響力的刊物，也都不算是特別艱深的專業期刊，那麼我為什麼會不知道那些好像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呢?最令我介懷的，不是那些文章那些報導的主題有多深奧(恰恰相反，它們一般都寫得很淺顯)，而是它們的作者總是很輕鬆地東引一句話西摘一個名字，然後也不多加說明，彷彿這是圈裡人全都明白的常識。我努力閱讀，原動力就是想獲得這份常識而已。假如連這點常識都沒有，我怎麼能站在媒體的平台上和人家平起平坐呢?

後來有人告訴我，隔行如隔山，說不定一個《讀書》的作者連一份《新科學人》都看不下去，你又何必苦苦追求那種幻覺般的常識呢?可是我又不服氣了，《新科學人》明明是科學界的流行讀物，怎麼能輕易容許自己看不懂呢?再說，《讀書》作者群不乏資深的老學者，他們自己可以說自己「隔行如隔山」，不必知道物理學的新一進展;但我們幹媒體的本來就要什麼領域都淺嚐一番，這種話是不該隨便講的。

也有人說，《衛報》和《紐約時報》裡有國際級的大評論家，勸我不要痴心妄想能夠企及他們的成就;而何況這裡是香港，不需要那種程度。坦白講，我從來沒敢奢望什麼「國際級」的成就，大師級的評論家如雷蒙?阿隆(RaymondAron)和蘇珊?桑塔格(SusanSontag)，靠的都不只是學歷，還有我所不及的非凡洞見與才氣。不過，我依然以為，那最根本的基礎學問還是要有的。我們這種平凡的評論人和他們的分別就像庸廚與食神的差異，高下全在他處，大家用的材料卻是差不多的。

於是我就這樣子透過每日翻閱的報刊來激勵自己，試圖令自己不要在隊伍中落後得太遠。說這番話，絲毫沒有要刻意顯得很有志氣的樣子，更絕對不是炫學。我是很真心地想要成為一個正常的讀者，再準確點說，是想做個正常的媒體人、正常的評論人。我不一定寫得出好東西，做得出好節目，但起碼我算是盡到了責任。

經過這許多年，我現在算不算是一個正常的讀者呢?這麼講吧，我開始能夠體會浮士德的悲劇，也開始明白知識、禁果與傲慢的關聯了，你愈是以為自己謙卑低下，就愈容易犯上驕傲的罪，愈容易陷入文字障所導致的我慢。

於是你現在看到的這本集子，全是我的副業，一種心態稍遲漸緩之下的產物。但我不敢說我已經遠離了那股推動過我的誘惑，也不願全然放棄正常讀者的幻像。

上一本書話集《弱水三千》出版之後，有些年輕朋友期盼我能出一部更像「書」的書，正如香港董啟章當年對我說過的一樣：「你應該寫一本專著。」嘿!你又忘了嗎?我不是學者，我只是一個正常的讀者。

梁文道：國宴的藝術（二之一）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全球暖化、油價高漲與糧食危機是剛結束的八大工業國高峰會最重要的課題。開了幾天的會，這群世界領袖沒有提出任何一項完滿的解決方案。油價為甚麼那麼高？沒共識，糧食分配不均怎麼辦？要重視。全球暖化要如何應付，大家必須合作。到了最後，我只記得這幾位世界領袖吃了一頓很豐盛的晚餐。

主廚是第一位獲得米芝蓮星級評價的日本大廚Katsuhiro Nakamura，他設計的這頓晚宴還有個主題，叫做「北海道、大地與海洋的祝福」。整餐飯共有十八道菜，包括了魚子醬、馬糞海膽、蘇格蘭煙燻三文魚、毛蟹湯、頂級和牛，以及黑松露配小乳羊，可謂極盡奢華之能事。從照片所見，十幾位與會者坐在一間和式宴會廳里，舉着小清酒杯彼此祝酒，顯得十分愉快。

這餐國宴成了一次公關災難。全世界還有數以億計的人正在捱餓過日子，等着這幾位富國首腦想出辦法伸出援手；孰料他們雖然無能解決全球的饑荒問題，卻很願意用各式各樣昂貴罕見的珍品去餵飽自己。這條小花邊不只迅速蓋過了那些平淡無味的會議內容，成了許多人對這趟高峰會的印象總結，甚至還被兇狠的英國傳媒拿來當頭條新聞。誇張點說，日本政府花了幾億搞的盛會幾乎就毀在這餐飯上了。

我又想起另一個極端。在馬英九宣誓就任總統的那一天，他也推出了一次別開生面的國宴，請世界各地趕來祝賀的使節與貴賓一起吃便當！雖然那是有名的濁水溪稻米做的便當，但是要國賓吃便當也未免太誇張了吧。馬英九的意圖彰彰明甚，他要藉此表現他的儉樸清廉，好和陳水扁的貪腐聚斂劃清界限。可是台灣傳媒並不賣賬，大部分人都覺得這個舉動太過離譜，有辱台灣人的面子。

國宴實在不是一頓普通的晚飯，它是種表演，表演主人的政治形象。如果說一個人吃甚麼，他就是甚麼人的話；我們則可以從一個政壇領袖如何吃去判斷他是哪一類型的政治人。本來這是一點道理也沒有的事，八大工業國領袖再怎麼吃，也吃不窮這個世界；馬英九在國就任當天請外賓吃便當，也不表示他就一定是個節約非必要開支的好領袖。問題是我們雖然都很清楚這點，雖然都很明白國家元首的生活風格不該和他的政績混為一談；但我們還是很本能地把國宴之類的公關表演當作是個Statement。於是，國宴就變成一種藝術了。

梁文道：全世界無產者是怎樣消失的？（上）

【am730-觀念】雖然中國人曾經喜歡說，「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但我們對世界人民其實是不大感興趣的。例如三年前在香港舉行的世貿部長級會議，明明來了那麼多世界各地的工人和農民，明明有那麼多代表弱勢來自草根的團體；但當我提議某大傳媒機構的新聞主管去採訪一下他們時，他卻不置可否。直到一群韓國農民和香港警方發生了激烈衝突，這家傳媒的記者才亢奮地跑到「第一」上，把港島街頭當做戰地，務求捕得最刺激的畫面。

自從九九年「西雅圖起義」開始，俗稱的「反全球化運動」就從來沒有退潮過。只要那裏有富裕大國召開高會，那裏有跨國財團大型論壇，挾著「我們到處都是」(We are everywhere)口號的示威者就會跟到那裏。無論是世界經濟論壇，世貿組織會議，還是八大工業國高會；這群反對派幾乎無役不與，力圖爭取曝光機會，甚至直接舉行破壞會議的遊行。他們的背景複雜，議題不同，但一般學者皆以為這是冷戰結束之後的國際左翼大結合，是挑戰新自由主義霸權，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以及美國主導的新帝國的最新力量。

中國不只是世上最後一個由共產黨執政的大國，而且有著豐富的反帝統以及第三世界連結合作的經驗；可是十年以來，這等國際級反帝資盛會卻從來不見中國人的身影(少數香港代表例外)。不只如此，我們甚至連人家到底是誰都搞不清楚。因為中國的主流傳媒和受眾都不是很有興趣，我們大可在國內反精英反權貴，但只要一到了國際場合，我們卻變得比誰都精英，只關心最傳統的大國政治和最保守的外交戰略。

例如剛剛在日本洞爺湖落幕的08年度「八大工業國高會」，主流傳媒最注意的問題是中國能不能加入其中，似乎都把這趟混水當成了國家地位提升的證明，絲毫沒有想過這個會議的虛偽和霸道。至於那些示威者，我檢索了一下中文網頁，全是他們如何遊行的花邊，幾乎沒有人深入介紹他們的議題，分析他們反抗的理由。如此「精英」如此偏頗的報道會帶來甚麼問題呢？且以今年熱門的糧食危機為例，但版位有限，下次再續。

梁文道：委任官員原來也是一種AO？

【明報-筆陣】從小我就聽說過不少香港政務主任（即俗稱的AO）的傳奇故事，其中一則是這樣的：在經歷了磨人心志的漫長筆試之後，一位萬中選一的候選者得到了面試機會。幾位現任官員叫他假想自己是一群示威者的大腦，正要針對某項政策提出文宣攻勢，讓他即時說出一番無懈可擊的論據。候選人滔滔不絕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大有氣吞山河之勢。然後考官們笑了一笑，對他說：「好，現在假設你是負責那項政策的官員，你會怎麼回應？」。

我不知道這個故事的真假，也不知道真正的AO 面試會不會出現這麼刁鑽的難題，但是我以為這則傳說很能表明許多人對AO 這群治港骨幹的看法。這群人是公務員，按照英式文官傳統的理念，他們不應該把自己的政治取向和立場帶進工作；他們要做的，就是忠實執行上級既定的政策，以及為之護航；不管他自己贊不贊成。

所以要這批精英具有黑白易位的應變能力，是一點也不出奇的。

「問責制」或者「政治委任制度」縱有千般不是（關於這兩個名詞的區別，練乙錚先生曾有精闢的梳解，見其< 闡而釋之質而疑之>， 《信報》2008 年6 月28日），起碼有一點好處，那就是揭開了殖民體制內公務員以行政之名僭用政治之權的面紗，把政治權力集中到要負政治責任的任命官員手中。自此之後，特區政府任何重大決策再也不能輕易以行政的程序理性開脫，而要實實在在的表露它的政治立場。因為理論上公務員只是負責執行，而制定大政方向的卻是被委任的局長（這也是王永平先生贊成『問責制』精神的理由）。

紛擾了個多月的「擴大政治委任」風波現在已漸漸平息；然而，回顧其間的爭論，除了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等新貴的薪酬及國籍問題外，有一個重點卻被大家忽略了，而這一點是到了今天再說也不嫌遲的。

政府為什麼委任他們？

在大家比較熟悉的英美等國，政治委任制度有一個很大的特色，那就是受委任者的政治背景和立場也是要公開的。例如一些著名的學者、研究員和評論家，他們曾經發表過不少研究報告和評論文章，假如他們受邀加入政府，社會大眾就可以從他們那些公開的意見裏推測他們未來的取向。當權者若是委任這種人，要不是覺得他們的理念和自己很接近，就是想吸收他們帶進來的新觀點新刺激。公眾有理由相信，這些人由學入官，從論政到執政，其中有條清晰可循的軌。例如現任美國國務卿賴斯，入仕之前就是著名的俄羅斯專家，布殊總統委任她當是看中了她的想法和一向的立論，而大家也不會輕易懷疑她在任官前後有驚人的變化。假如有人發生了180 度的大轉彎，那麼不僅政府需要面對何以委任此人的懷疑，他自己也要處理好自己的誠信問題，以便執政團隊散伙之後重歸學界。難怪許多當過官的學者都要弄點回憶錄之類的東西，好開脫自己前後差異的尷尬。

在政府新近委任的一批官員之中，潘潔、莫宜端和陳智遠都是這類具有學院背景或者評論資歷的人物，3 位分別出身自「新力量網絡」、「三十會」與「Roundtable」等3 個風頭甚勁的智庫或論政組織，他們也都曾發表過不少中肯到位又不失尖銳鋒芒的評論。

那麼，特區政府是不是很賞識他們的說法，和他們一貫的態度，所以才延聘他們入閣呢？如果是的話，這是否表示我們應該期盼他們為政府注入新風，在實際的政務操作上延續過往的看法呢？

很可惜，無論是在政府的解說裏，還是在他們面對記者提問的時候，我們都找不到答案。在「要貢獻香港社會」等空大的套話之外，我們聽不見任何理念的闡述。

我們不知道到底是政府打算接納他們一貫的意見，還是他們很認同現政權的路向。我們甚至有理由懷疑他們可能要放棄自己往日堅持過的主張，好去配合當局的取徑。例如莫宜端就在傳媒注視之下，主動刪去了自己博客上的一些文章（我們也不知道這到底是她自願的，還是受命而為）。

加入政府就要斬斷歷史？

有些人看見這3 位著名的知識分子一下子成了政壇「新貴」，或許出於慣性，甚至可能是同行相輕的眼紅所致，不分青紅皂白地罵他們被建制收編，自動繳械。

我自己是認識這3 個人的，我信任這3 位朋友的誠信、理想和獻身的熱情。不要看那薪資好像很高，在今天的環境底下，接受這份工作是需要勇氣和擔當的。我只是擔心特區執政核心聘用他們的原因。

從過去這一個多月的表現看來，我們可以發現政府要的極有可能不是他們的理念，而是技巧。香港社會隱隱約約有一種共識，那就是一個人加入政府之後不只要謹言慎行，還要避談自己過往與當局相悖的言行，彷彿一個有學養有看法的人加入政府的前提就是斬斷自己的過去。這個世界上有哪一種工作是僱主先憑你的經歷聘用你，然後要你在就職之後必須否定它的呢？有的，就是香港特區政府的委任官員了。

這就叫我想起那個面試AO 的小故事了。看來我們政府的是研究政策和文宣表述的能力，而非一個憑藉研究得出獨立判斷的人。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從政府委任的官員的過去，去邏輯地推斷出他們未來的作為。也就是說，這批委任官員在某個意義上其實是另一種AO，只是錄用的方法不同罷了。此所以某些現任AO 要心存不滿，不全是因為新人們從天而降，薪酬又不錯，而是他們看不出彼此本質上的區別。此所以這批官員不用講究自己的專業背景與現在的職責範圍是否配合，可以完全由一個「聘用委員會」統一錄取再分派到各個政策局，因為他們是另一種「通才型」的AO。

假如「政治委任制度」的目的之一是培養香港的政治人才，政府為什麼要費那麼大的工夫去培養其實要求和AO 差不多的人呢？假如「政治委任制度」是要從根本上解決往昔由負責行政的公務員去做政治決策的困境，那麼現政府的政治理念是什麼？意識形態的傾向是什麼？同時，我們也應該要知道新任官員自己的理念和意識形態傾向，要知道他們和當權者的步調是否一致；如果不是，理由又是什麼。

其實，潘潔、莫宜端與陳智遠等3 人還算是好的了，至少他們的過去是坦蕩的，人所共見。葉根銓、邱誠武等傳媒人也是大家熟悉的，不難了解。還有幾位，對大部分市民來講簡直是個謎。

梁文道：真正混凝土

【am730-觀念】有人說，無論是甚麼房子，遇到了八級地震也非垮不可；又有人說，那些失去子女的家長應該理性向前看，因為在天災之前，人力根本不可阻擋。四川的災民到底信不信這一套呢？我們可以從樓盤廣告裏找到答案。

前幾天，在從都江堰返回成都的路上，我發現還有新建的待售樓盤，它們打出的廣告標語竟然是「保證混凝土」，甚至標榜自己的鋼筋數量足、質量高。看了一輩子的房地產廣告，我也從未見過要表明自己用的混凝土是真正混凝土，而鋼筋是真鋼筋的廣告。為甚麼？自然是因為有些建築物用了偽裝的混凝土與鋼筋，例如著名的巨源中學。

巨源中學已成禁區，家長和傳媒皆不得進入原址範圍，但我還是有朋友在外頭拍到了荒謬的照片。照片裏的學校已成廢墟，它旁邊的一座豬檻卻完好無缺。原來學校的防震程度要比豬圈還不如！還有「專家」說，那是因為地震震波呈波狀起伏，巨源中學恰巧位處一股震波的頂端，它附近的房子則恰巧在震波的低谷上頭。這個地震也真怪，其波動似乎專門對準學校而來，不是學校它還不抬頭。

為甚麼那些學校不是一般地坍垮，而是粉碎性地崩潰？凡是見過遺址照片的人都知道，那些牆壁用的混凝土根本就沒混好，其中一半全是沙。以沙子砌成的牆又怎能不倒？更不用提鋼筋了，有的是鉛條，有的像鐵絲，還有些地方根本甚麼都沒放。

好吧，就算大家聽話，為了奧運的順利進行，為了防止「反華傳媒」的趁機炒作，放下了洗冤雪仇的願望，「理性向前看」；誰又能保證他日新建的校園不出事呢？

成都的著名建築師劉家琨說得好，從他們專業的角度看來，學校建築的最大問題是用家不清楚。一般房子在興建過程和蓋好之後，用家或者他的代表要檢查驗收。可是學校的「用家」，包括校長在內的校方，往往是在一切都搞定之後才被請進來，監察工程和檢視房屋根本不在他們的權責範圍之內。那些不實際使用這些建築物的政府部門才有權有能，可是他們做了甚麼？

這些學校的悲劇是系統的結構的，如果沿用同樣的體制和流程去規劃去設計去興建，就沒有人能寫保單同樣的結果不會再次發生，同樣的貪腐虧空不會再出現。除非有人良心發現，又或者你能用錢先餵飽他們。據說已經有人向四方而來的善長仁翁開價了，一所造價標準本來很難超過五百萬的校園，現在得花上千萬以上。他們說這是為了安全，為了混凝土是真的，鋼筋是存在的。

梁文道：電影的死亡與復活

【am730-觀念】2008年一月，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電影資料來了一位新館長。剛剛上任，當然要見一見館中各部門人員，瞭解情況。館裏頭有個觀眾自發組成的影迷會，定期聚會觀賞館中珍藏，它的負責人漫不經意地對新館長說起一件奇怪的小事；不知道為甚麼，他們看過的《大都會》好像特別長。

1927 年面世的《大都會》(Metrppolis)是德國導演弗茲朗(Fritz Lang)的名作，公認是科幻電影史上的經典。那些高到足以遮天蔽日的巨廈像原始森林一樣佔滿了整座城市，無數的高架路軌來往於樓群之間。弗茲朗以表現主義手法呈現的這座未來都會，巨大得叫人窒息，強烈的陰影投射在城中的每一個角落。自此，未來城市的面目就幾乎被定型，再也沒有一部科幻電影可以逃得出《大都會》的籠罩。有意思的是，不管左右，那一種政治立場的人都能找到這部電影的優點。左派欣賞它描繪了貪婪資本家主宰低下階層，視之為地面螻蟻的殘酷；極右如納粹則看到了進步的力量，科技可以構築出一個秩序井然的理想社會。

那時候的弗茲朗還不是今天教科書上的大師，他拍成的210分鐘足本被片商剪得七零八落，為的是遷就市場口味。後來，經過專家的努力，這部電影被修復過好幾次，每一次都號稱是最接近原貌的版本；可是那210分鐘的原版卻始終未見天日，彷彿是段永遠失落了的傳說。

布宜諾斯艾利斯那份「特別長」的《大都會》自然就是消失了八十年的原始版本。可是，到底甚麼叫做電影的「原版」呢？我們時常以為電影是種不會死亡的藝術，一部八十年前的作品到了今天還是可以再看的。它或許會過時，或許會因其不合口味而引人發笑，但是那部電影還是看得到的。真相卻是，任何一部電影的底片都只能播放三百次左右，因為它的磨損，它的物理限制，這種曾經被認為是可以永久保存人類記憶的其實也是有壽命的。專研早期電影媒介的史學家保羅謝奇烏塞 (Paul Cherchi Usai)曾經在《電影之死》(The Death of Cinema)很形象化地敍說，電影底片的「每張圖片大約出現的長度是十五分之一秒的三分之二。相對地，由於電影底片通過快門時會產生的齒孔扣合動作，使得每部影片大約放映三百遍就要報廢。因此，每格影像的生命大約是一又三分之一秒。」換句話說，電影是種不斷衰退，不斷邁向死亡的藝術，就算那210分鐘的《大都會》修復完成，重見天日，它也不再是當年弗茲朗手下的「原版」了。然而，還好這是《大都會》，其它名不見經傳的老電影恐怕更是死無葬身之處。

梁文道：我愛可以行走的城市

【新聞晨報-文化】「行街」，這個廣東話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在街上行走，實際指的則是漫無目的地逛街，消費。

香港是個很小的城市，它的市區面積比不上北京和上海的一個區，可偏偏人人都說它是座國際大都會。它怎可能同時既小且大呢?關鍵就在它的密度了。

從旺角開始，你若沿彌敦道向海前行，一路上都能看到海港對面的「中環廣場」，那棟位處灣仔的高樓看起來如此之近，幾乎就像天安門廣場的最南端到故宮以北的景山那麼近。不過這條彌敦道要是仔細走下來，一天絕對走不完，因為它的兩旁隱伏了太多街巷，靠右可以走到鼴蘭街看夜場燈招的五光十色，靠左是西洋菜街附近數不清數目的電器行與波鞋店。再往下走，還有上海街的廚具、廟街的小販、佐敦的「助聽器」唱片行、加連威老道的本土時裝……香港就像一具古人珍愛的多寶盒，尺寸雖小，然拉開一層又是一層，人在其中，竟然很容易就忘了這本是一片多麼狹窄的地面。

由於空間的密度如此之高，香港人全都成了最擅于計算效益的設計師。在家，主婦懂得怎樣把一切雜物不露痕跡地收納在假天花板和組合櫃里；在街，商人曉得如何將招牌懸在五樓的窗台外引人注目。

如此密集，如此緊湊，於是在香港逛街就是一種很花時間很花工夫的運動了。

家里太狹小，香港人都愛往街上跑，而上街靠的多半不會是私家車，所以香港人的運動量其實很大。或者這就是香港人均壽命長度名列世界前茅的原因了。明明生活得這麼緊張，壓力這麼大，但我們卻比舒散悠閑的西班牙人還長命，你說奇不奇怪?

然而，擁有優秀「行街」條件的香港，在過去二十年裡卻走上了消滅街道的歧路。有多少地方，被整片整片地收回再規劃，變身為樓房加商場?於是「行街」幾乎變成了「逛商場」的同義詞。

大部分到過香港的遊客，都會去過港島金鐘的「太古商場」和蘭桂坊一帶的街區，這是兩個多麼不同的地方啊。「太古商場」是全港最受歡迎的高檔商場之一，集聚了各種名牌商品，叫人目不暇接。但是只要走到外頭，就會碰上整個港島北岸最無趣最枯燥的街景了：除了汽車和電車，就是寸草不生的道路與呆板的櫥窗。

從灣仔走到中環，金鐘這個小小的中轉站是個令人尷尬的斷裂。地方雖小，卻給人一種孤寂無邊的感覺，因為它沒有那種我們熟悉的、變化多端的、充滿生機的街道。夾在繁華現代的中環與市井庶民的灣仔之間，「太古廣場」就像一架由天而降的大型宇宙飛船，硬生生地切斷了原有的聯繫與生命。

比起街道的外散，商場是一種內聚的空間，它對內發展，卻對外封閉。二十年來，一座又一座的商場取代了一條又一條的街道，讓看似包含一切的超級市場覆蓋了傳統的街市。商場之內，有空氣調節和開放時限，往往是被過度管理的人工環境；商場以外，是毫無人趣的冰冷外牆和交通軌道。而香港，本是一座用腳丈量的城市。

可以行走的城市是開放的，容忍驚喜甚至意外，這一條街人聲鼎沸比肩繼踵，下一條街則清靜幽暗到了令人忍不住歎一口氣的地步，它們構成了起伏跌宕的節奏，使行人不自覺地走出了韻律。

如果說這兩年的香港有什麼能夠叫人驚喜的話，那一定不是越來越多的國際級名廚餐廳分店，也不是新興的年輕設計力量，而是街道的覺醒。首先是四、五年前的灣仔利東街，這條街以出售婚嫁用品聞名，因此又稱為「喜帖街」，它是一片對外人來講很有情調、對居民而言社區網絡健全的街區。在重建的壓力面前，街坊們聯合起來，推出了香港歷史上第一個居民參與的規劃案，要用更新過的老街風貌對抗空洞的樓房和商場。

最近的例子是深水的住戶，他們以路邊畫展的方式呈現自己的營生方式，那是典型老派的「前鋪後居」或「上居下鋪」的建築規劃，一種不分居住和商業，也不分生產和銷售的混雜空間。一個小孩要是生在這種地方，縱是街童，也能從街上學到不少東西。他能看見醬油的釀造過程，看見汽車底盤的複雜構造，更能在街角的報攤學到認知世界的分類範疇。

雖然這兩塊地方最終可能還是敵不過推土機與資本的巨輪，但居民們的創意已經喚起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識。請注意，這絕非懷舊，他們分別使用了極具創意的手段去對抗過去二十年來的發展逆流，因此才會得到大家的注意，產生了磁石效應，引來一批又一批文化人、藝術家、建築師、大學生乃至於一般市民的關注和參與。

雖然他們可能扭轉不了局面，但到底提出了信號，使龐大的機器在其它原來也要拆除的傳統街市面前急速剎車。

香港是一個能夠行走的城市，街道是她的根本元素，「街坊」則是香港市民的別稱。重新發現這一點基本特質，就是香港市民這兩年來最大的成就了。每一回我從一些城市回來，我就更肯定這一點，更愛我這個仍然走得的小城。

梁文道：貴族下台，庶民抬頭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現在的飲食指南明顯分成了兩個市場，以書出版的，多走高級路線；在網上存在的，則是大眾化的論壇。http://Openrice.com可能是現在全港最多人使用的飲食指南，有點像大陸的「大眾點評網」，每個人都能當食家，每個人都可以為食肆打分數。結果它成了香港最成功的網站生意，老闆也被譽為IT界的商業奇才。可是有不少傳統的傳媒美食家都覺得它不夠「準確」，許多寫手在他們看來甚至連基本資格都沒有，比如說吃魚生一定要叫三文魚，吃pizza卻欣賞不了傳統的拿坡里風味。

平心而論，這種情況不是沒有，那些對美食不內行和不習慣「高級服務」的意見確實拉低了一些好餐廳的評分。不過你也不能一竹篙打翻一船人，在我看來，http://Openrice.com這類網站其實是臥虎藏龍的，有幾個經常發表文章的作者完全不下於市面常見的美食家，具經驗夠敏感；而且不為名也不為利，寫作純粹出自興趣，反而比餐飲界的熟臉孔更能試出一間館子的正常水準。

許多高級食家瞧不起這類網站，是因為它的受歡迎食肆排行榜上竟然有不少大眾化的快餐店茶餐廳。一個老朋友就曾寫過，他很驚訝地發現一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連鎖店居然也能廣受好評。然而，這正是飲食網站了不起的地方。想想看，從前那些餐廳根本是不會有人評論的，它們到底做得怎麼樣，全靠大眾自己的體驗與口碑。可這類食肆才是大多數人日常光顧的地方，每天有多少人要在三大快餐集團解決他們的早餐和午餐？憑甚麼它們可以不需要評論呢？

在一般市民的消費水平之內，討論大家最有機會接觸的食肆，只會促進餐飲業的整體質素，完全是件好事。情況就像電影和影評的關係，你看美國的影評是很多元化的，絕對不會一面倒地狂踩荷里活商業片，更絕對不會只把注意力放在「藝術」上頭。所以再商業化的電影，也能得到恰如其份的評論。既然你拍了一部瘋狂鬧劇，我就來好好分析一下你夠不夠「鬧」；而不是一棍子打死地罵你庸俗，或者乾脆當你不存在。有些老牌名店在網上確實是得不到一片掌聲，但我覺得這是他們咎由自取，很多人都在那裡吃過一肚子氣，包括我。很多很多年前，自從在一家老字號吃過A貨禮雲子之後，我就發誓絕對不再自己掏腰包去吃了，儘管後來我也有幸認識到它的老闆。做得好的時候，他們的出品絕對是第一流的；問題在於你是誰。假如你不是誰，要排隊等位坐進大堂的話，你吃到的東西就和那些有名有姓直接上樓的貴客不一樣了。有一回和葉一南兄談起，發現大家都有類似的經驗，結果越說越火大。如果我們只是撞過板，那也罷了，頂多當你是名氣雖大不過爾爾；可是我們也都試過被大人物請去吃飯，吃出了天堂與地獄的分別，這就叫做歧視大眾欺負百姓了。

這種做法實在是中餐館的一大陋習。沒錯，你去歐洲名店也會遇上差別待遇，普通遊客訂位就是要比達官貴人困難。可是只要你一入座，絕大部分的餐館還是會用它最平均最正常的表現來對待你。我們這幾家名店最可惡的地方是它還居然收你一樣的價錢，同樣花了這麼多錢，叫了同樣的菜式，憑甚麼要一般街客吃次級的東西呢？

說著說著，葉一南兄又發現米芝蓮指南的好處了。它僱用的職業食評家貌不驚人擅於偽裝，和你我一樣訂位，和你我一樣點菜，和你我一樣埋單；你覺得那幾家名店能在他們手上拿到幾顆星呢？我實在期盼。

梁文道：奧運最美的那一刻

【am730-觀念】我一直很好奇，當古羅馬人控制了整個希臘地區，帶著霸主的自信第一次走進奧林匹克時，他們到底看到了甚麼？又懷著甚麼樣的心情？據說他們當時簡直嚇傻了。看見那運動員赤身露體地在場上行走，到處接受群眾的歡呼，不禁懷疑，這就是傳說中很高尚的希臘文明嗎？怎麼一堆不穿衣服的人會受到如此的愛戴呢？

那幾位羅馬來客也不明白幾個男人在沙地上跑步到底有甚麼意思。希臘奧運會中最崇高的「五項全能」：鐵餅、標槍、跳遠、跑步和摔角，在羅馬人看來簡直一點道理也沒有。羅馬人喜歡面對面的流血格鬥，除了摔角之外，那種一群人要不一齊朝著一個方向狂奔，要不各自丟個東西出去的行為簡直太傻，太不入流了。這些希臘人還煞有介事地拿著繩尺仔細量度沙地上的足跡，說他們還為此發明了不少算數的方法，彷彿這種叫做「田徑」的古怪行為真的很值得認真對待，他們又看到那些獲勝者興高采烈，大有一副贏得天下的感覺；然而他們獲得的獎品竟然是一項用橄欖枝編成的冠！場上的觀眾還要亢奮地跳起來大叫。這情景像不丹第一部電影《小喇嘛看世界盃》裏頭的老住持看不懂足球，問道：「這兩個國家的人搶來搶去，勝出者最後到底能夠贏到甚麼呢？」一個年輕的僧人回答：「是一個杯子，住持，是一個杯子。」我覺得這是個神奇的時刻，當時文明程度還遠遠不及希臘的羅馬人遇上了傳說中的奧運會，居然完全看不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根據一些學者的說法，人之有異於動物者，在於我們不只懂得遊戲，而且遊戲得特別認真。最認真的遊戲莫過於那種不是為了練習求生方法和獵食技巧的純粹遊戲，為了遊戲的遊戲。

按照這種說法，當時的羅馬人無異於較高等的野獸，初次見識到人類最純正的遊戲，難免要吃驚納悶。他們見到的，其實就是「美」。後來的美學曾經把藝術定義為不具任何實利的也不帶任何功能的活動，它唯一的目標則是別無它求的「美」。對古希臘人而言，奧運的競技是人往神的階序進發，成為半神的途徑；是止息干戈，促進和平的時機；但它更是一種純粹的遊戲與美的誇耀。為了徹底展示運動中人體的美感，他們的運動員祼身赤體，讓肌肉的條和肢體的運轉完全透明。

今天常聽人說「純粹的奧運」，其實它早就消失了，在那靈光乍現的最後一刻以後，希臘人的純美運動就不復存在。現在的奧運追求的，是一種失落的典型與理念，總是被更多的具體目的遮蓋。那種典型，只能片段地凝固在希臘人留下來大理石雕之上，健美而純淨，永遠封存在鐵餅將要擲出前的一剎那。

梁文道：警察－政府威望的指標

【am730-觀念】警察是甚麼？警察就是在街上行走的國家，是公權力最具體的化身，是最可見的政府形象。

其近年最叫俄羅斯困擾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莫斯科的警員形象不大好。許多到當地旅遊經商的外國人曾經試過警察攔截盤問，如果沒有隨身攜帶護照的話，就要被他們乘機敲詐勒索。情況已經嚴重到了連旅遊指南都要讀者別在莫斯科街上隨便向警察問路的地步。可以想像，有過這種遭遇的外國人一定會覺得這個國家貪腐橫行，法治不彰；哪怕他們只是在自己有限的經驗裏碰見了俄羅斯的局部，但這小小的一部分也就很足夠了。

不只對外，對一般國民而言，警隊更是他們日常生活中最容易看見最容易接觸得到的政府機制。雖然只是執法，但他們比檢查官和法官更能代表這個國家的法律尊嚴。如果借用韋伯的經典定義「國家就是在特定領土內享有武力專斷權的主權」－警察甚至還是所有公權力的代表，因為他們是合法的武力，而且是百姓平時最能見的合法武力。如果警員的形象敗壞，那麼政府的形像也一定會被拖下水。反過來說，如果人民不信任政府，不信任現存法律體制，那麼警察也多半會跟著遭殃。很多年前，香港曾經有黑社會成員在午夜的街頭與巡警發生衝突，公然叫囂：「過了十二點，這裏就歸我管」，結果引起輿論一片譁然。那時正值經濟低迷，特區政府的民望調查節節下滑；這件事的發生實非偶然。

極端點說，其實全世界的警力都是不足夠的，如果真有甚麼大規模暴亂，警方的人卻根本佔不上絕對優勢。就算在一個平凡的城市裏頭，黑社會或者犯罪分子的數目恐怕也要比警察多。罪犯之所以想恐嚇警方，黑社會之所以害怕巡警，不是害怕眼前的一兩個人，而是怕那套制服所代表的龐大機制，怕它後面的公權力。所以警察若要順利執行工作，除了靠他們自己的能力，還要靠大家對他們的看法。而警察是否能讓罪犯恐懼，是否能讓人民尊重，除了靠他們自己積累的威望，更要依賴所有人對整套政府機制的信任。

最近兩年，中國不時傳出警方的不利消息，公安部發言人武和平更曾公布，中國警員殉職的數字名列前茅。為甚麼河北省河間市的歹徒竟敢開車反過來追打警察？為甚麼一個普通的上海市民夠膽衝進警局大開殺戒？為甚麼貴州甕安的群眾全跑去包圍公安局，並且試圖衝擊進去呢？每一件事的發生或許都有個別因素，但是加起來看，它們卻呈現出一幅整體的畫面。

在繼續抱怨中國警力不足之外，在繼續譴責有人「煽動」之外，在繼續批評中國「刁民」不尊重法治之外，恐怕這幅畫面還象徵了更危險的警號。

梁文道：走進森林（下）

【am730-觀念】上回提到回答問題也有技巧。那種吸引我們的問題，多半不是試卷上既定的問題，而是自己發現的。最能考驗人，最有魅力的問題一定是別人看不見也沒想過的。所以，比解題能力更重要的，其實是發問的能力。它是一切創意的基礎，是一切啟示的來源，在所有人都覺得很自然的世界裏，在沒有人懷疑過的社會常規裏，一個看到問題的人與先知無異。

於是我們可以回到通識教育的源頭了，Liberal education之所以liberal的，在於它解放了我們，使我們獲得自由。這裡的解放和自由不是一種問題消解之後的輕鬆，而是逾越了常識日常生活界限的境地。當所有人都覺得男尊女卑很正常的時候，第一個懂得問為甚麼的人就是一個被解放了的人，他跳出了社會的習慣與制度，不受綑綁束縛，他的精神由此變得自由。這種人很危險，不只對社會來說危險，他自己也很容易變成犧牲者；可是，真正改變歷史，讓人類演變的，也往往是這種問了不該問的問題的人。最低限度，他至少改變了他自己；透過提問，他覺醒了。

已故美國建築大師路易康(Louis Kahn)喜歡做學校的設計，他曾說過一個很迷人的寓言：最早的學校是一棵樹。有一個人坐在樹下思考、說話，其他人很喜歡聽他說的神奇事物，於是圍住了他，靜心聆聽。他是最早的老師，儘管他自己不知道；周圍那些人是最早的學生，但他們也不知道。

誠然，人類史上有多少智者的故事裏有樹的存在呢？悉達多在菩提樹下證悟，耶穌在橄欖園裏祈禱，孔子則在杏壇傳道授業解惑。森林使人迷路，但真正的智慧則在林中深處，沒有迷惑就沒有解脫。古希臘大哲赫拉克里特喜歡隱居於密林中(他的名言是『人不能踏進同一條河兩次』)，傳說求學者必須在夜裏走進樹林，直到看見遠處的一點火光。那在黑暗中對著火燄沉思的，就是他了，就是智慧的所在。

梁文道：陳智德的記憶書評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晉書‧羊祜傳》）。

法國前代文學批評家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名噪一時，其《批評生理學》（中譯為《六說文學批評》）曾經很有影響，他那「自我的批評」、「大師的批評」和「職業的批評」三分法更是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界熟悉的概念。可是，今天還有多少人聽過他的名字，甚至讀他的書呢？想來也是報應。話說上世紀中葉，一位作家把自己的新著寄贈給蒂博代，盼他能說上兩句好話。過了幾天，這個作家正好和蒂博代同乘一班由日內瓦開往巴黎的火車，蒂博代不認識他，他也樂得坐在一旁觀察這位大批評家。只見蒂博代打開一個重甸甸的大箱子，裏頭全是新書。蒂博代從口袋裏拿出一把裁紙刀，然後一本本地取出書來，邊裁邊讀。嚇人的是每本書他都只讀個幾頁，然後就一甩手從車窗扔出去，十小時的車程裏他總共丟了二十多本書！那位作家看得目瞪口呆，生怕下一本就要輪到自己；好在沒有。後來，這個作家回憶道：「寫書評寫到被職業扭曲成這個樣子，真是太可怕了」。

寫作的寂寞，大抵就是這個樣子吧，辛辛苦苦地花了幾年功夫，結果在不到半小時的時間裏就被解決掉，然後拋到窗外，終於成為鐵道旁滋養草木的材料；而那些草木，是不識字的。

我讀陳智德的《愔齋讀書錄》，會讀出他的形象：一個人沿路軌低頭漫步，在草叢裏，甚至在泥灘裏搜索那些不入大評論家法眼的書本，以及它們在疾風中飛散出來的紙頁。他細心撣去上面的灰塵，拭乾它們沾上的水珠，然後放進肩上的大包，再慢慢地走回家。夜裏，他扭開了書桌前的燈，把紙堆攤平開來，逐頁整理，還原成書的模樣。然後，他開始讀書，並且筆記，在這間叫做「愔齋」的屋子裏。

據說時間就是最大的評論家，可以淘洗盡一切渣滓，留下的全是經典。然而他的眼睛真有那麼公正嗎？難道他就不會有看走眼的時候？有些書有些作者，就和蒂博代一樣，曾經那麼有名那麼重要，每個人都在看每個人都在談。等到那些人全都老去死光，他們讀過喜歡過的書也就被遺忘了。我們不知道我們忘了什麼，並不一定是時間這位評論家明智地刪去了一時耀目終歸平淡的記憶，更因為我們不是前人，不知道專屬前人那一代的理智與感性，前人那一代的困惑和希望。但這一切不是不重要的，或許那些為人忘卻的作者還有話要向我們說，那些書裏還埋藏了有待開的時間囊。

陳智德總是喜歡打開一個又一個的封包，向我們抖落出裏頭的訊息。他研究劉以鬯，於是搜求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成報》和《快報》，只為了那些未曾結集的小說專欄。我們這些在報端謀生的香港寫作人呀，有多少曾像劉先生這般，迫天天交稿，就算其中有過一時的巧思慧心，終於付諸流水；連自己都不存了，更何況他人？但是就有陳智德這樣的讀者，願意傾囊購下一整年的舊報紙，好為後來者解出藏在裏面的秘密。

大評論家下手越來越狠，現在的書太多了，所以他已經到了幾乎不用看書的地步。再好的作品，只要一時兩刻停不住人的眼球，轉眼即要下架，在書店的櫃子上越退越遠，半年不到就摔出了窗外。這些作者本是我們的同代人，他們的書明明是我們的書，讀者陳智德卻要在暴風來臨的前夕爭分奪秒，把它們一一搶回，真是殘酷。於是他也寫這個年代的書。

例如馬若和鄧阿藍合著的詩集《兩種習作在交流》，是一部在幽暗中靜泛微光的好書，是一首屬於工人、失業者和社會邊緣的民歌，最適合我們今天這種不再能夠掩飾敗象的虛榮時代；可是它卻平凡無聲地過去了。再一次，是陳智德記住了它，藉之訴說生命的道理：「生命具有許多可能，連失敗或沉落也是」。

陳智德他念舊，但不是懷舊，懷舊和念舊是不同的。懷舊是感懷一種失落的氣氛，比如說海面上偶而駛過的老帆船；懷舊是轉移對現實的種種不安，比方說雜誌裏做不完的老香港故事。念舊卻是一種深沉得多的感情，甚至責任。他感念來處，如思一衣一飯之得來不易。他知道包括我包括你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人，都是要被遺忘的，他知道這種寂寞。雖然前不見古人，但其實曉得「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於是他能體會「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的感覺。於是他有一種責任感，要為過去招魂，那怕有些「過去」走的其實不遠。這種責任，實是不忍，不忍「如我與卿者」「湮滅無聞」。後不見來者，更不知來者如何視我，陳智德只知道自己要念舊。

梁文道：鬼佬點中菜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我有一個北京朋友，江湖人稱「羅老六」，據說那是因為他對「六」這個數字很迷信。大家去吃飯，最怕他點菜，因為他點菜的方法是從菜牌上的第一道菜數到六，然後點那第六道；接著再數六項，挑出第十二項，如此類推……。五個人吃飯，他叫六樣菜；兩個人吃飯，他還是叫六樣菜，要是客人坐滿一桌，他就點十二道，剛好一人一款，而且十二還是六的倍數。於是和他吃飯，實在是對一家餐館的莫大考驗，因為很少有地方的水準會那麼整齊，每道菜都做得那麼好，恰巧讓他這種點菜法能點得樣樣都好人人都滿意。好在他是個豪客，又據說有些館子為了遷就他，刻意把特色推薦排在菜牌上第六位以及六的倍數。

有些人天生不會點菜，或許是不懂吃，或許是無法想像合理的菜式組合（例如上海的名編輯陸灝，好吃豬肉，總是叫來一整桌東坡肉、櫻桃肉、醬方、蜜汁火腿、紅燒肘子……）；更有些時候，是根本看不懂菜牌。

中華美食博大精深，連菜牌都分外深奧，如果沒有一點常識，恐怕連最基本的「美點雙輝」都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更不要說「佛跳牆」了。所以，很多年前我就開始留意菜牌的翻譯問題。已成近代翻譯史上經典之作的「fxxkfrycowriver」（乾炒牛河）我沒碰過，但是「buddhajumpwall」（佛跳牆）倒是親眼見過。

我覺得美國人來到中國，一定會嚇個半死，看到「cowboyleg」（牛仔骨）這樣的菜名，他們會不會以為這是家專宰他們西部牛仔的黑店呢？還好，中國人吃東西的態度很寬容，絕對不搞種族歧視，肚子餓起來連自己的皇帝都不放過，所以有這一道「Thefarmerissmalltofryking」（農家小炒皇）。大陸菜館的菜牌英譯，套一句近年用濫了的俗話，那真叫做「一道獨特的風景線」。老外在中國用餐於是成了包含幽默、懸疑、血腥和驚喜於一體的特殊體驗。

請不要誤會，我無意譏諷，而是真心覺得這是件很有趣的事，讓不懂中文的鬼佬如墮五里霧中，讓懂英文的同胞哈哈大笑，如此菜牌實在是世上一絕。可惜為了配合奧運，北京市政府最近終於推出了菜名英譯標準，要求全市餐館跟隨。本來這種事大可交給市場自決，如果店家覺得有需要，自會請人代筆修理，不勞政府出手。這麼多年以來，這類菜牌仍然健在，表明外國遊客都很能接受，甚至甘之如飴，實在不用急著改變。

這份標準菜名英譯，我還是把它當成教材的好，要知道很多誤譯錯譯的來源根本是連中文都沒搞懂。例如「乾炒牛河」之所以成了「fxxkfrycowriver」，是因為「乾」的簡體與「幹」字一樣。除此之外，它還能教育大家不要太依賴電腦，因為絕大部分的問題是翻譯軟件導致的，所以不少錯譯幾乎是全國通行，比如說「木須肉」變成了「woodmustmeat」，「京都骨」變成了「ribinkyoto」；無論大江南北，你都看得見這些名字。有了這份教材，我們起碼能對語言和它的翻譯長點見識。

說回菜單，我還是相信有點謎團是好事，而且正常。記得小時候上日本菜館，我也以為「松板牛肉」是種放在松板上的牛肉。人總要長大，總要學習，就讓老外漸漸習慣「cowboyleg」也沒甚麼不好，他們不也是如此學懂「tofu」的嗎？

梁文道：走進森林（上）

【am730-觀念】馮振超這本文集叫做《通識森林》，不用看他自己的解釋，讀者當能體會其中那種林中迷路，舉目不見出口的惘惑。記得政府剛剛宣布要把通識教育引入中學的時候，學校、學生、老師和家長的感受大概也是如此。

大家根本摸不清這門學科的目的到底是甚麼，是一種時事討論嗎？還是常識的傳授？沒有可供參考的既有教程，也沒有現成的教科書，老師要怎麼教？學生又要怎麼學呢？最大的問題是考試和評分的方法，在我們現存的教育體制之內，一門不知該怎麼打分的學科根本不算是學科。

然後，漸漸地，一切似乎都有了答案，制度的需要收窄了新生學科的不確定，縱然還有些許的猶豫與空洞，但通識教育畢竟常態化了，可以教，可以考，可以打分論高低。然後，我們聽說通識教育原來是種把魚魚絲交給學生的東西，讓他們懂得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解決問題，並且終身如是。也就是說，通識教育能夠在學生身上植入一種能力，就算他們離開校園，以後也懂得在遇到問題的時候分析它，解決它。

我不知道現在的通識教育是否真有這種成效，我只是很好奇，有甚麼東西是能跟著人一輩子，不只不丟失不淡忘，而且還會每日俱增。在擁有這種能力之前，一個人肯定要先有情感上的動力吧，為它鋪下基礎，培育它的成長。

這種感情，我以為，就是發現問題的迷惑了。解決問題的能力當然很重要，但要是你根本不知道問題的存在，所謂「解題」又該從何談起呢？回答任何問題的能力都需要訓練，要經過反覆的琢磨；而那使得我們對困難不退縮，反而被它吸引得抽身不得的，正是問題的魅力。問題吸引我們，我們才會想方設法地處理它，它不能只是一個任務，一項工作，而且還是令人心醉令人全神投入的對象。這種吸引力才是任何技巧任何能力的根本。那種吸引我們的問題，多半不是試卷上既定的問題，而是自己發現的。最能考驗人，最有魅力的問題一定是別人看不見也沒想過的。所以，比解題能力更重要的，其實是發問的能力。它是一切創意的基礎，是一切啟示的來源，在所有人都覺得很自然的世界裏，在沒有人懷疑過的社會常規裏，一個看到問題的人與先知無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