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730-觀念】關於汶川地震最可怕的意見不是批評救災工作，也不是「過早」出現的重建監督，更不是對懷疑防震的程序有缺漏；而是那林林總總的「分化言論」。比方說日本救援隊只懂得向死者致敬，卻救不出一個活人；又比如說某些藝人商人捐錢捐得夠不夠多。很多人都已正確地指出，天災面前，我們不需要更多的對立、分化與偏見了。可是在這些涉及人群的比較和分類的各種言論裏面，有一種格外值得大家注意，那就是幾條事後終被證明無根據的謠傳了。例如姚明這回獻出的款項是不是還不如他捐給美國新奧爾良風災災民的多呢？幾乎在災後的第三天，這個故事就開始在網上流傳了，許多人一時氣不過，紛紛大罵姚明不是中國人，向美國球迷獻媚，渾然忘了祖國的苦難。直到有人認真核查過資料，發現這是沒有憑據的「誤傳」之後，這個故事才止於智者，爭論也漸漸平息下來。
我想起多年前反日浪潮方興未艾之際，也有一個流傳甚廣的神奇的故事。話說某城某夜，一間酒吧裏來了一位面貌甚斯文的男子，他主動坐到一桌客人身旁，和他們攀談。然後他挑起了一個敏感的話題，那就是比較日本人與中國人的國民性。
他一直笑咪咪地提問，總想引導大家承認日本人比中國人優秀。大伙越談越覺得不對勁，漸漸發現這個普通話說得字正腔圓的青年原來根本是個日本人，而他的言論也極盡辱華的能事。故事一上網，自然激起公憤，很多人覺得這鬼子太過放肆，撒野撒到中國的土地上來了。
雖然這個故事看起來很不真實，也有不少人懷疑它的真假，但大部分參與討論的網民還是覺得它反映了日本人的心聲，是以成為反日的堅實證據。這個故事有趣的地方在它的流傳過程和演變，有人說那個城市是武漢，也有人說是北京，還有人說是上海，總之在哪裏的可能性都有。它的內容也越來越詳細，那名日本青年一開始只是談到兩國人民行為生活的差別，後來則主張日本的統治有利於中國人的進步，最終甚至還說出了中國女孩應該會愛上日本男人的話……。
假如這是真箇虛構的民間傳說，第一個創作它出來的人到底在想甚麼？後來為它加油添醋的人又有甚麼動機呢？從效果上看，這個故事可以刺激起大家對日本人的怒火，所以它是為了證明日本人有多壞，替反日找理由。也就是說，參與創作的這些人似乎覺得大家對日本的仇恨還不足夠，應該要再加把火才行。
就和姚明的那個傳說一樣，它不是先有一個確切的理由，再合情地生起大家的不滿；而是先有不滿，才回頭為自己的情緒製造一個說得過去的基礎。
2008年5月30日星期五
梁文道：災難時期的自虐（上）
梁文道：地震讓我們重新肯定自我
【人民日報市場版-理財隨筆】改革開放30年，人們的日子是比以前好了，可不少人又同時認為人們的社會道德滑坡了，精神空虛了。然而，汶川地震讓人們對此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大家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搶捐款捐物。
我們看到，一位殘疾人用手爬行到募捐站，讓工作人員下來幫他捐款；河南「艾滋村」病患者打電話給義工說：「我們‘老艾’不能獻血，我們只能捐錢，要捐出一個月的收入。」他們是如此可愛。
公民社會的建立需要公民道德，而公民道德的核心是信任。抗震鬥爭中捨己救人的英勇故事，大家都已聽得太多。這些故事最感人的地方是呈現了一種集體特徵。與曆年「感動中國」的人物評選不同，有許多英雄不是個人，而是集體。
四川地震確實讓大家有機會重新肯定自我，肯定群體的相互信任，相互協助。
我國由南至北自發起來賑災的民間力量令人鼓舞，我希望這會成為一個新時代開始的契機。
2008年5月26日星期一
梁文道：有哀悼，才有真正的死亡
【am730-觀念】有人說這是高等哺乳類動物的本能。例如象群，當牠們在東非逐水草而遷徙的漫漫長路中，遇見同類留下來的骨骸，就會沉默地、緩慢地，圍成一圈，然後伸出鼻子，溫柔地撫觸那些未能抵達終點的同類，那些不知年月的殘骨。
在漫天黃沙的曠野上目睹這一幕，動物學家只能說這是哀悼，幾乎就和人類一樣。無論牠們多累多渴，也不管下一個綠洲還有多遠，象群始終停了下來，舉行這種神秘的，違反求生本能的「儀式」。良久，牠們才再組成隊型，繼續前進。
儘管如此，還是有考古學家堅稱哀悼亡者是人類獨有的異行。最早可能是十三萬年前，最晚則是三萬五千年前，史前的人類就有了儀式性的埋葬活動。他們不只發明了葬禮，甚至還發明了死亡。萬物皆有生滅，但並不是所有生命都看得見死亡；唯有人類(或者其他高等生命)為此震驚，困惑，然後他們把死亡從一個平常的自然現像變成一種值得認真對待的大事，並且思考其中的含義。因此人類才會很不自然地埋葬死者，並且創造了一連串的程序和禮儀。
彷彿只有經過這些儀式，我們才能處理好生者與死者的關係，才能讓死亡產生意義，不致於一片虛空。然後死者才算真真正正地死了，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安息」。不得安息就是放不下，生者放不下傷痛，於是感到死者也會和自己一樣放不下離開的失落。所以要安息的不只是死者，還是生者和死者相互間的關係。
一場大災，不只帶走了幾萬人，還同時創造了十幾億與此相關的生者。再簡單點說吧，四川震災，我們全都是心理上的災民。所以就有了三天的全國哀悼日，讓往生者安息，讓倖存的所有災民得到處理情緒的機會，讓往生者和在生者發生神奇的交會。更重要的是死者因而有了聲；透過這類儀式，有人全神貫注於死難者身上，彷彿想聽到些甚麼訊息。「發明死亡」就是這個意思，走了的人已經走了，但我們聽見他的腳步聲漸行漸遠，然後主動為他們構想死亡的價值；掩埋火化了的軀體，卻生出了物質以外的另一些東西。我想起了數十年無數大劫中的死者，他們是否也透露過甚麼信息？我聽不清楚。我們自己的心安息了嗎？我把它忘在意識深處了。未經悼亡，沒有儀式，這世上還有很多未死的死者。
梁文道：在反華浪潮與狂熱民族主義之間
「大家不抵制咖啡吧？呵呵，我喜歡邊講邊喝咖啡。」著名文化人，鳳凰衛視時勢評論員梁文道一出場，就給了大家一個激起全場笑聲的開場白。
4月26日下午2點半，梁文道將鳳凰衛視的名牌欄目《文道非常道》搬到華中大管理學院學術報告廳內。他以自己幽默的語言，為在座的學子帶來一場名為「在反華浪潮與狂熱民族主義之間」的講座。
離講座開始還不到一個小時，會場內就已經座無虛席，甚至在過道上都站滿了人。校長李培根，黨委副書記歐陽康也來到現場聽梁文道精彩的講座。
中國青年需要憤怒
面對台下密密麻麻的學生，梁文道一開始借用南方週末著名評論家焉烈山講的話，延續往常的敢言：「人人都會有『青年』， 卻不一定有『青春』。只有那些富於青春激情的創造者，為推動這個時代的進步而有所建樹的人，才會在『時代』的年輪上留下印記，不算枉度了青春。」
梁文道談到，最近的中國有著很多的問題，許多人必然會有相應的情緒反應以至於憤怒，這其實是一種非常可貴的情操。中國現在有著太多太多的問題讓國人憤怒，當各種不合理的現象出現的時候，比如釘子戶現象，比如農民工現象，「這個時候，我們需要憤怒，而年輕人的憤怒總是能夠會改變我們社會，所以，這個時候，需要一種『憤青』。」梁文道是這樣認為的。
「什麼叫真正的憤青呢？當我們看到這些不公平的現象，我們擁有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我們會去思考什麼叫公義，什麼叫正義，為了這些事情而憤怒，難道不是一個年輕人一個年輕學子一個年輕的大學生該有的高貴的情操嗎？」梁文道表情嚴肅，甚至有些激動。
如何將這樣一種憤怒轉化為實質性的力量？他聯想到一個故事：在抗戰時期，曾經有個抗日名將孫立人將軍，去緬甸打完日軍侵略者後，將陣亡的烈士安葬在廣州的一塊福地。然而這塊福地，到現在卻成了廣州某菜市場公共廁所的一部分。
「每次我去敬拜的時候，都會覺得非常地難過，如果我們能把當時的反日情緒拿出一點來關心就在我們這塊土地上的事，我們管得著的事，結果會怎麼樣？我們難道能讓這些為國捐軀的烈士，埋在廁所地下嗎？」梁文道反問道。此時的會場，異常地肅穆。
反華浪潮問題在於偏見
「其實，問題也沒有這麼嚴重，」梁文道笑著緩和一下會場嚴肅的氣氛，開始說下去，「再過幾天，就是我們駐南聯盟大使館被誤炸十週年的日子了。這十年時間，我們曾經反過美，反過日，反過法。若是按照這樣每三年反一個國家繼續下去的時候，我們是否要把一百多個國家一直反下去？」梁文道還笑道：「以後我們遇到朋友，大可以問他們是反那個國家的，來確定他們的成長時期。」
他反思著現今社會，指出，現在的西方媒體，列如CNN、BBC等，是不會聯合一起，弄一個陰謀來扭曲中國。真正扭曲中國的，其實是現在的西方，對我們國家的偏見。
梁文道分析說道，西方對我們國家有著這樣一種固定的偏見：1.西藏原本是獨立的國家，卻被我國暴力侵佔。2.中國政府，是暴力的政府。
於是當西藏問題出現，只有中國的中央媒體才能報導西藏事件，所有的外圍媒體都被控制在外面的時候，境外媒體越來越不相信我們國家，與我們國家之間的誤會變得越大，以至於產生更大的偏見。這並非是陰謀，而是媒體本能的一種懷疑。
而在此時，提倡新聞自由的南方都市報，還有梁文道，還有長平，都被成為「反華」的一部分。為什麼會成為反華呢？梁文道無奈地說道，在建國時期，毛主席曾經認為國民黨不給老百姓新聞自由，不給知情權。而這些革命先烈所要求過的新聞自由，卻突然間成為成為西方反華勢力的要求。他不理解。「西方的價值觀，比如民主，自由，新聞的客觀，這些卻統統成為西方的陰謀。要是按照這樣的一個邏輯的話，那我是不是就不能穿西裝了？」
「是不是所有西方的東西我們都不准用了？用了就會成為『反華』？」梁文道再次用自己幽默的言語征服了在場的聽眾。
「中國人」的憂慮感
「這幾年，我們曾經抵制過日貨、韓貨，到現在抵製法國貨。而這樣抵制洋貨的行為最早是在上個世紀的20年代出現的。」梁文道解釋，當時發起抵制行為是因為入超的問題，我們國家沒有關稅上的自主權，所以只能號召大家去抵制洋貨，提倡國貨。
如何去鑑定洋貨和國貨，他提出四點鑑定要求：一是資本，二是經營者，三是原料，四是勞工。而中國人的國性，民族主義，民族認同感，就是從「抵制洋貨，提倡國貨」的過程培養出來。
他回想起人們常說的一句話，「你這樣，你還是中國人嗎？」梁文道認為，「中國人」這個詞已經成為一個做人的最高標準，如何做中國人已經成為道德上追求的理想目標。「但是做了壞事的中國人，就不是中國人了嗎？」他指出其中很大原因是在於，中國人一直有著很大的憂慮，這種憂慮來自於對自己的不理解。
「其實在這樣一個十年間，當最憂慮的我們，面對世界的改變，面對其他國家對我們的重視對我們的不理解，面對現在國際大環境的不協調，產生了極大的不適應。這些不適應都集中在現在這個時期。」
我們要學會當一個大國
梁文道覺得中國人有種強烈的想法，就是不能被欺負。
他分析道，西方之所以出現反華的念頭，是因為中國變得太大，太強，而且速度發展得太快。這樣的一種變化自然就成為西方大國的壓力。「現在的問題在於，我們不是受害者，不是在於被動而無力抵抗的局面，而是人家太怕你了，你這個國家的發展給他們帶來了極大的危機感。」
中國人口太多，耗費資源太多，別的國家肯定有意見。而且在現在的西方國家看來，中國是個壓迫人權的國家。西方遊行的大多數人，也是帶著「解放中國人民」「幫中國人爭取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去的。結果卻遭遇到中國人民的強烈抵抗。於是他們開始認為中國人的世界觀和他們的完全不一樣，「並非同個世界，同個夢想」。跟著這樣一群不瞭解卻實力強大的人在一起，害怕是必然的。
他希望北京奧運能夠成為一個大家彼此瞭解溝通的機會，讓西方的人們知道我們是沒有惡意的，我們是朋友。而並非是將北京奧運成為一個偏見的引爆點。
他還表示我們中國要習慣成為一個大國，學會如何去做一個大國。「當別人用看暴徒的眼神害怕地瞧著你的時候，你不能用暴徒的方法去恐嚇他們。而應該對他們說：『乖乖，不怕不怕。』」梁文道用機智幽默的語言讓全場的聽眾從一種嚴肅的沉思狀態頓時輕鬆下來，而他爽朗的笑聲，也早已被突然爆發的激烈笑聲給掩蓋了。
「其實我們現在面臨的局面，就如同走鋼絲一般，只是憑著一股血性是走不好鋼絲的，要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冷靜地走，理智地走，才能度過這段時期。
2008年5月25日星期日
梁文道：推己及人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很多年前看過一則花邊新聞，墨西哥某城貪污橫行，沒人知道警察與黑社會的分別是什麼。於是當局推出一個警隊讀書計劃，由上至下，每人每月都得交一篇讀書報告。一年之後，原來嗜錢如命視法律如無物的有牌爛仔全成了斯文執法者，說話的口氣有點像帕斯（Octavio Paz）的詩句，審問的時候會引用塞萬提斯和馬奎斯。當局宣稱，經過一年的苦讀，整個城市的治安都好了。我不大敢相信這麼美麗的故事，因為我們都曉得讀書實在不會讓人變得更良善。相比之下，我更相信一個有關美軍皇牌特種部隊「三角洲」的傳說。據聞，他們的訓練課程裏有一項特別艱難的任務，那就是要在十八小時內啃完一本經典，然後交出閱讀心得，目的是考驗他們的專注力。後來我在影射「三角洲」部隊的電視劇《The Unit》裏又看到一段相關的場面，士兵們正在模擬進攻一座滿是恐怖份子的房舍，教官卻冷不防地在他們背後吟誦了一段話，並且要其中一人回答那段話是誰說的。當士兵甲正確地說出了「馬基雅維里」五個字之後，教官又轉向士兵乙：「馬基雅維里是誰？」。士兵乙一邊瞄準兩百碼外的目標開火，一邊氣也不喘地答道：「他是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斯的政治哲學家，有意仕途，終不得志。著作包括《君王論》、《李維羅馬史疏義》……」。
讀書好，讀經典更好；這真是誤人子弟的話。讀書或許可以讓你變成一個一心多用同時毫不手軟的殺人機器，但它實在不一定會讓你變成好人。因為重點不是讀什麼，而是怎麼讀。顧炎武在《日知錄》裏說過：「秦以焚書而五經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經亡」，真係讀又死，唔讀又死。為什麼用五經取士，逼得天下讀書人都要把五經摸個爛熟，反而會把五經讀死了呢？道理一字咁淺，因為他們死讀書。而讀書本來是為了讓人自由，為了讓人從自己的囚籠裏解放出來，知道以前不知道的事，領略從來沒經過的生活。這種自由與解放，不只是知識層面的事，更是人格的發展和擴大。西方思想傳統相信書會讓人變得更好，指的就是經過這種特殊的解放之後，人會產生同理心，感受其他人的苦難；同時還學懂了謙卑，因為這個世界有這麼多我不知道的事，而每一個人的面孔背後皆有我所不解的深洞。曾經在這裏介紹過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後來它成了今年的全國暢銷書。當然不是大伙看了我的介紹之後都跑去書店搶要，是溫家寶總理公開透露過《沉思錄》乃他的枕邊愛書，每晚重溫必有所得。《沉思錄》的精粹之一正是奧勒留的解放態度，身為統治者，他深深瞭解幅員廣闊的帝國上住了多少種不一樣的人，說多少種不同的語言，崇拜多少種彼此見面會打架的神祇，所以他注重同情。要在多元的事實之外培育自己寬容的心，不要輕易下判斷。這位皇帝深為自己的優越地位苦惱，他怕自己會因此失去看待常人的能力，於是在這本紀錄個人思考過程以警惕自己的小冊子裏，他說：「不要讓自己沉浸在對其他人不夠敏感的習慣之中，而要盡可能地進入其他人的心靈裏面」。又崇拜總理又愛國的青年可能不知道，馬可．奧勒留繼承的是希羅思想中「世界主義」的傳統，這幫人最理想的人生成就是做一個超越國界的世界公民。「世界主義」有兩種，一種硬一種軟。硬的可真是不把國家放在眼裏，軟的則會在強調忠誠與歸屬的先後次序的同時，不忘天下人類之間的大愛。如果你真的讀過《沉思錄》，而且沒有把它讀死成管窺溫總理為人風格行事方略的熱門書的話，你當不可能一方面為四川災民心痛落淚，另一方面對緬甸風災的慘況無動於衷。至於那些為緬甸軍頭「敢向西方說不」而拍掌叫好的極端憤青，溫總理趕快上《百家講壇》給他們講講《沉思錄》吧。
2008年5月23日星期五
梁文道：救災餅乾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四川震災發生之後，有些熱心的朋友終於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帶自己籌集的善款前赴災區。他們不是訓練有素的專業救災人員，也不是任何非政府組織的成員或義工，他們只不過是和你我一樣的普通人。直到抵達前線，他們才想起一個很根本的問題：那筆錢該怎麼用？當然要買些食物吧，可是要買哪一類型的食物才適合呢？三年前南亞大海嘯發生之後，全世界的救援物資源源不絕地送到災區，打開箱子，才發現面竟然有大量薯片及口香糖之類的零嘴，使得許多工作人員啼笑皆非；難道口香糖能夠餵飽災民嗎？
朋友曾經想過要不要買些即食麵，但很快就知道這個念頭雖然直接，但卻很荒謬，災民要到哪去找熱水？水不夠，能源也非常短缺，怎還有餘裕用來煮麵吃呢？我忽然想起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賑災食品，那就是粥了。王朝時期，每逢水旱天災，政府就會在各地要津設立「粥廠」，用有限的米煮出一大鍋稀粥，一天派發一次，讓饑民自己過來吃，通常一人只能分一碗。施粥賑災的「粥廠」不一定是在室內，遇上特殊情況，它就乾脆開在道旁，有點像路邊小攤。那畢竟是屬於柴火的年代，我們現在習慣了瓦斯和電，再也做不到這種生火煮粥的古方了。
災前兩天，我還在成都，被朋友帶去一家標榜古菜新做的高級飯館。飯館老總很自豪地介紹了幾道完全不辣的失傳名菜，他說川菜並不是非辣不可。其中一樣是雞湯，色清如水，幾近透明。原來是用了老雞雲腿，文火細燉達竟日之久。然後先隔掉粗渣；又把雞胸肉打成泥，搓成肉丸似的一團放進湯再煮，它就有吸收一切肥油的效果。最後取出肉團棄而不用，就剩下一盅怎麼看都不像雞湯的香濃雞湯了。師傅還要以駭人的刀功把一磚豆腐切成一朵花瓣層層疊疊的菊花，配上幾枚野菌，一一放在白瓷小湯碗之中，美其名曰「清水白菊花」！
生好美食，我常常忘了食物的本質。有朋友當過解放軍，直到現在還很懷念野戰訓練中的果腹粗糧，老是說它的味道多香多甜。有一天，他託人帶了一個小鐵盒過來，鄭重宣佈這就是買也買不到的軍用糧食了，原來是很厚很粗糙的餅乾，一小袋有三塊，剛吃第一口，只覺得它比一般餅乾油膩，味道偏甜。大家邊吃邊聊，一不留神，我很快就吃光了一小袋。朋友帶詭異的笑容，叫我喝點水。然後他說：「今晚我就用不請你吃飯了，我保證你會從現在開始一直撐到明天」，果然，一經吸水，這三塊貌不驚人的餅乾居然脹滿了我的肚子。趕快看看鐵盒上的標示，原來它的脂肪含量遠遠高於一般餅乾，其他所有成分似乎都是以撐壞人為目的。朋友解釋：「狙擊手身上只要有一塊這種餅，就能趴在點上守候目標一整天。它也是最標準的救災食品，儲存空間佔得小，填飽人的本事卻很大。想想看，餓了一兩天之後，這是何等的美味，何等的滿足呀！」。
2008年5月22日星期四
梁文道：來了嗎？我們也來了。
【明報-筆陣】或許，過了2008 年之後，中國將永遠地被改變了。
2008 年5 月19 日下午2 點28 分，13 億人同時靜默。我們上一次看到這種全國共哀的景象，已經是毛澤東逝世時的事了，不同的地方在於這回大家是為了最普通的百姓，如你如我的一般國民而哀。3 分鐘之後，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開始激動起來，沒有組織，也不需組織地高喊「四川挺住！中國加油！」；他們揮拳頭，與電視機前的觀眾同時流淚。
縱然有一些仍待商榷檢討的細節，中國政府在救災工作中展現的驚人能力得到了證明；雖然後來難免出現了救災大於災的傳統事手法，但中國媒體在報道災難上的透明與開放到底是史無前例的。這兩者加起來，換回的便是國人的空前團結，而這份團結也許是辦10 次奧運都得不到的。只要看過第一天全國哀悼日的場面，我們就知道中國政府已經在這一刻贏取了人民的認受，鞏固了統治的合法性。
然而，那10 多億人的眼淚又不只代表了愛國的熱情；更準確地說，那是愛國，但還不僅止於對在上位者的擁護，更是愛自己的同胞。
改革開放30 年，我們聽過太多太多中國人醜陋的故事。經過傳媒的報道，很多人幾乎以為中國沒有食品是安全的，沒有商家是可信的，沒有官員是不貪的。
這30 年來，人民的日子是比以前好了，可是大家又同時認為整個社會的道德淪喪了，整個國家的精神空虛了。
突然之間，我們發現一個殘疾人士用手爬行到募捐站前，要工作人員下來幫他捐款；備受漠視甚至歧視的河南「愛滋村」病患打電話給協助他們的志工說：「我們『老艾』不能獻自己的『髒血』，我們只能捐錢」，他們想捐的數目是他們一整個月的收入。不要看少數財主的吝嗇，也先別管某些靠煤礦致富的幹部何其小器，要看這些最平凡也最被主流賤視的中國人。中國人，竟然如此可愛。
公民社會的建立需要「公民道德」（civicvirtue），而公民道德的核心是信任。捨己救人的英勇故事，大家都已聽得太多。這些故事最感人的地方，是它們呈現了一種集體的特徵。與歷年「感動中國」的人物評選不同，這裏有的不是個案，而是集體。這種集體特徵忽然讓我們感到信任原來是存在的，孩子始終是可以交託給老師的，鄉親始終是可以看顧老人的。因為那些多得數不清的故事說明了，在危機來臨的關頭，你會守護我的姐妹兄弟；所以，我也將守護你的姐妹兄弟。
我不想太過誇大，但是四川震災確實讓大家有機會重新肯定自我，肯定群體的相互信任、相互協助，肯定自己的良知與能力。在公民道德的啟發上，這場不能以悲劇二字去形容的悲劇，意外地起到了比任何官方推導的美德運動還要大的作用。探討公民道德的典籍論著浩瀚繁多，其基本框架仍不脫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定下的格局。亞氏認為，一個理想的公民必須同時是好的統治者與好的被統治者。過往強調的守法守秩序其實只是在教人怎樣做一個好的被統治者，這一回的震災卻讓人領略到了自信自主的魅力；自信，正是好的統治者的必要條件。從這個角度看，那些聚集在廣場上高叫「中國加油」的群眾不單單是為政府所代表的中國加油，更是為自己構成的中國而加油。
國家固然展示了它的能力，武警、消防員和解放軍的將士用命不畏艱苦固然叫人印象深刻；但是更不應該忘記無數志願者的熱心。坦白講，那些沒有專業技能未經充分準備就自己開車跑進災區的人，有點傻也有點亂；不過他們卻釋放了很巨大的潛能。
可能有人會覺得，政府既然如此高效，又何必需要民間志願人士和非政府組織的協助呢？答案其實很簡單，在大型的災害之中，爭分奪秒，我們不能把籌碼全押在一個巨型機構上。美國政府在新奧爾良風災救援上的反應是很遲緩，但是它們還有許多民間團體和「沃爾馬」與「聯邦快遞」等商業機構，甚至比政府更快速地開入前線。
以民間團體為代表的公民社會最擅長的，還不是第一時間的救災，而是災後的重建。根據過往的國際經驗，在災區重建的過程裏，大型的跨國非政府組織又不一定比地方上小型的草根團體有效。因為所謂的重建不只是房屋校舍等硬體上的建設，還是經濟活動、心理健康與社會紐帶的恢復，這一切都有賴於熟悉地方環境的民間力量。他們要重建的不是物質環境，更是包括物質環境在內的社群。舉個簡單的例子，政府現在可以迅速地為災區搭建臨時房屋，但這畢竟是臨時的應急之作。長遠地看，災區人民還要和專業人士合作，找出一套符合特殊自然條件，又能謀取生計的可持續發展方案。他們或許要考慮植被鋪設和水土保持的關係，還要考慮能夠建立在這種關係上的經濟生活是什麼。沒有民間自主力量的參與，任何由上而下的外在方案恐怕都是不現實的。
可是中國民間組織長期以來面對許多困難，比如說捐款。平常懷有善心的人或許很多，但是他們不大確定捐款的對象是否可信。一來，我們都知道以前類似「希望工程」中善款被挪用甚至被貪取的種種現象；二來，在沒有競爭的情下，一些半官方的民間團體架構臃腫，效率成疑。與此同時，其他純民間團體的籌款又要面對犯法的威脅。再加上稅務優惠等激勵機制的欠缺，自然就形成了有心人欲助無門，有心團體欲行無財的困局。
在這次全國動員的救災行動之中，有些亂象就是來自民間團體的不成熟。長期處於半地下狀態的他們一時間籌募不到充分的資源，也不擁有一大批早經徵集訓練的志願人員可以調動（在國際救援行動裏面，大部分志願者都是平時就登記在冊，而且經過專門訓練，一旦有事瞬即開拔），更沒有成熟的協調機制讓大家互通信息分配工作。
另一方面，政府和半官方的大型機構也適應不了這種新的發展。例如台灣的「慈濟」義工抵達四川之後，當地政府人員就好像不知道該怎麼應對這類民間救援團隊，只好按慣例請來宗教局的幹部先接待一下這批佛教徒。再如「網易」公司向中國紅十字總會捐出了500 萬元人民幣，條件是要知道該筆款項的處置方式。本來這是現代社會的常規，但礙於既有方針，紅十字會表示無法答應，於是「網易」只能轉覓其他合作伙伴。
改革開放，是一個政府不斷後退並且尋找自己新定位的歷程。從前，中國是一個人民無所逃於天地間的「全能國家」，從個人私生活開始，直到經濟活動與政治參與，皆在政府的領導規劃之下。然後，政府開始逐步讓出了市場這塊領域，使得中國邁入前所未見的繁榮階段。可是有時候它又退得太遠太快，像教育、醫療和社會服務這些重要的民生範疇一下子陷入不是政府負責就是市場競爭的處境，於是有了過去10年的「左右」之爭。每次看到這些爭論，我都很想問
「民間在哪裏？」
溫家寶總理親臨災區，成為媒體的焦點之一，可是大家更應該看到由南至北自發起來的民間力量。這會不會是一個新時代的契機呢？在政府和市場之間，中國是不是也要開始培育「第三部門」的土壤呢？我希望這不幸的一年可以是改革開放歷程的轉折點，讓人民變成自信自主的公民，讓國家進入一個「強政府、大社會」的雙贏時代。
2008年5月19日星期一
梁文道：救災的管理困難
【am730-觀念】四川賑災不只是場浩劫，同時也觸發了空前全國慈善總動員。從北到南，不只處處有人籌款募捐，更有大批的熱心人士預備親自動身，前赴災區。這等慈悲胸懷當然是非常偉大，可是它也構成了十分嚴峻的挑戰。
首先，大家要知道所謂的「捐贈物資」到底應該包括甚麼，會不會有些該要的東西帶不夠，不太急需的物品反而送得過多。根據以往大型天災的國際救援經驗，很多抵達機場港口的包裹貨箱拆開之後，裏頭往往有不少相當高級的衣物和需要複雜烹煮過程的食品，這些物品不只滿足不了災區的實際要求，反而還平白浪費寶貴的貨運空間。所有有心人(尤其是企業)一定要記住，捐贈物資不該著眼於自己能捐甚麼，而是要看災區需要甚麼。其次，因為大量自發的救援隊伍已經抵達四川，由都江堰前往山區的幹道竟然出現了人滿為患的狀況，許多地方也有人員出現不知從何著手的混亂場面。此外，包括我的許多朋友在內的熱心義工親自攜款前往災區，打算就地購買物資，這又會不會導致物品供應更加緊張甚至價格上升的情況呢？與此同時，十幾萬官兵武警的精神和體能又到達極限，確實要有更多增援。
最後，也可能最令人擔憂的是，包括義工與許多解放軍在內的救援人員都沒有專業的救援技能和知識，他們甚至欠缺鏟子等基本裝備，憑著一腔熱血和一雙赤手不一定能產生理想的效果。
綜合以上三點，我們可以說救災工作或許正面對著巨大的人流物流的管理困難。原因之一，在於這回或許是中國第一次官民合作救災的經驗。所以無論在政府方面，還是在民間方面，大家都還沒有做好準備。我懷疑政府早前不願讓海外救援隊伍全部投入現場的理由，除了災區的特殊地形之外，就是一下子無法完全調配好大家的角色與分工。
其實國際紅十字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樂施會、宣明會與無國界醫生等多個組織早已在歷次的大型救災經驗中發展出了彼此協作的默契甚至模式。
以南亞大海嘯為例，這些機構抵達現場之後，在當地人員及政府的協調之下，通常很快就找到了自己負責的崗位，分工合作。如果有人願意報名擔任義工，也是透過這些組織招募到點，效率和我們這裏看見的小股人馬各自為政的情形頗有不同。我的意思不是要政府一力扛起重責，徹底拒絕民間人士與國際社會的支援。恰恰相反，政府不僅不能打擊大家的熱情，它還真的非常需要這些官方編制以外的力量。所以在直接救災之外，我覺得救災總部應該主動出面，與各地湧至的熱心人士構建一個資訊溝通平台，讓大家及時掌握最新的情報，協調彼此的行動和崗位。
這可能是中國民間社會第一次自發組織，投入救災；但它肯定不是最後一次。我們未來肯定要仔細思考民間組織和官民互動等種種環節的問題。
2008年5月18日星期日
梁文道：讀出慈悲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曾經以為自己不可一日不讀書；然而，在過去的這個禮拜裏，除了誦讀佛經，就幾乎什麼都看不下了。唯一能夠入眼的文字，只有關於四川震災的一切報道和評論，於是我看到了李怡先生那惹起爭議的「天譴論」。天有災異，執政者要躬省其過，下詔罪己，乃係王朝傳統。畢竟，只有皇天才是制衡絕對王權的唯一力量。李先生以此提醒當局，胡佳要放，人權很重要，民主不可不實行……；在國難當頭的這一刻，這些話當然很讓人受不了。
李先生後來辯解，就算事態再怎麼緊急，異見也是必要的。他又引了內地報刊種種關於救災和測震的質疑為例，說明言論自由可以帶來進步。恰巧我也在他所說的「牛博網」和《南方都市報》等媒體上供稿，那些異見我無一略過，所以我能夠大膽地說，他們和「天譴論」還是很不一樣。無論是抨擊當局封鎖震前預測的言論，痛罵學校建築的豆腐渣工程，還是批評政府不讓外援早一步到場，大家想的都是這場浩劫下的無助災民，想的是如何可以預防悲劇，如何可以救出更多的人。而李先生的異議則是要政府在這時候好好反省它的人權問題，政治閉塞，甚至效法以前的皇帝，尚德緩刑，重斷獄。
李怡先生一向關懷中國的政治自由與民主，背後自當有一份強烈的愛國熱忱，於是漸漸走上了當局眼中反對派的路。怪的是，許多人會就此以民主鬥士自居，似乎除了民主二字，別無它事可議，國家也再無它事可做。再發展下來，遂以阻礙政治自由的執政者為仇讎，而且它的所有過失以至於所有天災人禍都能歸咎到它不民主的病根上頭。我想，李先生這番言論本來也自有道理，只不過在一剎那間，他對當局的憤懣嗔怒蓋過了他對百姓蒼生的慈悲。故此即便震災來了，我們也還是得先關注一下政府在政治改革上的過失，以死難者為其警訊。因愛國生起的執，扭轉成另一種反向的執，也是人性慣見之無奈。
這幾天我一直想起歐洲思想史上那個著名的譬喻，「殺一個中國人」（Killing a Mandarin）。最早是狄德羅，他提出一個問題，假設一個殺人犯跑到了中國，歐洲人會不會擔心他在那裏大開殺戒呢？應該不會，因為長江不如塞納河，太遠的地方我們顧不。到了夏多布里昂（Francois-Ren de Chateaubriand，順帶一提，老式西餐裏的『七打牛柳』就是得名自他）手上，故事開始有趣的變形。他的問題是：假如你能夠透過某種神秘的力量，神不知鬼不覺地害死一個遠在中國的富翁，然後在你法國的戶口上多了一筆驚人財富，你幹不幹？後來的作家如巴爾札克，也再三拿這個故事來做文章，因為它刺中了道德心理學的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人類有關懷陌生人的能力嗎？我們都知道這世上有共享的價值通行的律則，但是感情上，我們會不會因為時空的遼闊而阻斷了對遠方同類的切身感受呢？
更切時也更為人所知的版本來自亞當．史密斯的《道德情感論》，他先把「殺一個中國人」變成中國出了場大地震，然後他一如既往地指陳了人性的現實：一個歐洲人聽到這消息之後或許會難過會沉思，但第二天就立刻回復正常的生活與工作了。亞當．史密斯不是要大家繼續自私的本性（其實他從來都不欣賞人的自私），他希望每個人都能培育自己同情共感的能力，消減偏見與距離的障礙，不只能想像自己身邊貧苦大眾的困厄，還要能設身處地的領會遠方陌生人的痛苦。簡單地講，人應該有配得上理性道德律的同情心。
這種同情心該怎麼發展呢？讀書。我們總是活在自己有限的生活之中，不可能瞭解每一種人生的可能。但是透過閱讀（尤其文學），我們就能從可憐的囚籠裏解放出來，切身體會其他人的遭遇，其他人的悲喜。所以，有富豪因為閱讀而立志投餘生於第三世界貧民生計的改善，有異性戀者因閱讀而徹底扭轉自己固有的定見。書讀多了，應該有一份寬容博大的同情與慈悲；願與諸先進共勉。
2008年5月17日星期六
梁文道：浩劫中見希望 傷痛裏有慈悲
【明報-筆陣】國難當前，奧運火炬的傳送要不要中止呢？很多人都覺得是要的。哀矜勿喜，有那麼多人喪命，那麼多人失蹤，那麼多人陷入了精神崩潰的邊緣，當局又何忍一片喜氣，繼續大辦盛事呢？
汶川震災的前兩天，我剛從成都回港。心裏還在回味當地友人所說的段子時，噩耗忽然傳來，我連夜打了好幾十次電話，卻沒有一個接得通。尤其令我掛心的，是一個住在都江堰的友人，不知她是否無恙？後來我又想起，這麼猛打電話其實是不對的，因為會增大線路的負荷，阻礙了其他必要的緊急通訊。直到一位朋友開始更新博客，即時向大家報訊，我才稍稍寬心。
守電視，我看見一個5年前SARS時期仍然不能想像的政府。除了少數關於震災預測的小道消息之外，它開放了一切的渠道，幾乎沒有禁區地任由媒體採訪，負責救災的解放軍甚至還特地安排了媒體聯絡人。如此開放透明的信息處理並沒有帶來往日擔心的社會不穩；相反地，它掀起了一股席捲全國的救災熱潮。沒有媒體想在這種時刻潑冷水；相反地，不須指示，它們自動地匯合成了一道主流。經過這次悲哀但卻可貴的經驗，政府一定能夠學懂，天災並不是天譴，毋須羞恥也毋須遮掩。
我又看見幾個月前雪災為禍時還看不見的一個政府，其行動之迅速固然遠勝新奧爾良風災下的美國政府；它學習的速度更是令人咋舌，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裏，舉國動員的救災體制竟然就已發展到了如此靈動的地步。我從來不相信寫評論要服膺「在官方做得對的時候稱讚它，在它做錯的時候批評它」之類的訓條，因為政府不是小孩，它不需要掌聲呵護；而批判與質疑卻是評論者的天職。但是，在這一刻，我實在不能不佩服中國政府在抗災中的表現。
然後，我看見了我心愛的成都，以百萬計的市民露宿街頭，令人神傷。可是我要說，這次災劫中最叫人感動的還不是雖然負傷流血卻仍趕赴災區的士兵武警，甚至也不是親臨前線的溫家寶總理，而是這些可愛的成都人。這麼大的一座城市，不只沒有發生災後常見的趁火打劫，更沒有商舖乘機抬價，幾百萬人就這樣秩序井然地守在街頭，照樣過自己的日子。有人譴責部分市民在這當頭仍不忘露天打麻將是幸災樂禍。我卻想起伊朗導演基阿魯斯達米在《春風吹又生》中那最動人的一幕﹕強烈的地震摧了無數人的家園，但那些災民在野地上架搭帳篷時仍不忘豎好天線，因為世界盃就快開鑼了，逃難固然要緊，但並不表示世界盃就不重要了！這不只是苦中作樂，這更是人在浩劫中奪回自己尊嚴的努力。天災可以帶走我們的財產、親人以及生命，但不一定帶得走人之為人的起碼生趣。
我還看見更多的成都人走到血站，捲起袖子。當地的著名作家冉雲飛在聯絡恢復之後告訴我，他們一家連續3天去排隊捐血，竟然都還輪不上！何只成都，四川好幾個災區的居民這一刻才從鬼門關前拾回性命，下一刻就已自發地組成救援隊伍，要往山裏進發……這就是今天的中國人嗎？天不亡我，中國還是有希望的。
然而，這又不只是一種愛國愛同胞的情懷，它還是人皆有之的惻隱之心。在「反華」的CNN網站上面，我看見它們連上了救災捐助的鏈接，還有許多美國人的留言，有的在呼籲大家捐款，有的在為中國祈禱，還有人譴責美國政府出手太小器沒有良心。著名博客羅永浩則刻意摘譯了部分美日新聞網站上的留言﹕一些美國網民不太清楚四川的位置，還特地搜尋材料，當發現四川原來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之後，其他人立刻開始憂慮，一位留言者如此回應﹕「多謝（你提供的信息）。很快就有地區救援……我今晚要停下所有的事情，祈禱上帝立刻去幫那些受災的人。」日本網站公布震災消息之後，很多人也即時送上祝禱，其中一個網民說﹕「阪神大地震，新潟大地震的經驗，日本的救助技術，應該可以在這類災害中發揮作用。不管政治局勢怎樣，中國又是我們的鄰國，時間緊迫，不要再說他們反日什麼的了。日本政府應該盡早派遣救援隊伍。」
是什麼在瞬間消弭了那曾經不可越過的偏見與敵意？當然是慈悲的力量，那種使得解放軍不眠不休，消防員奮不顧身，以及平民百姓忘己救人的同一種力量。
我不能不想起亞當．史密斯在《道德情感論》中的那個著名譬喻，他說﹕「一個有人性的歐洲人要是知道中華帝國發生了一場大地震」，或許會感到傷慟，並且沉思當中的悲劇意義；可是過不了多久，他就會回到日常的生活。亞當．史密斯的意思是人類在理性上會接受一套普世的價值，但是在感情上卻會受限於具體時空的制約，所以我們應該學習發展自己感情上的道德想像力，要能同情共感地體會他人面對的處境。
今天的世界已經不再是18世紀的蘇格蘭了，拜媒體所賜，我們現在更有資源去培育自己遠程的道德想像力。除了感情人更易被陌生人的痛苦觸動，我們甚至還可以透過跨政府的連繫和世界性的非政府組織去實際踐行自己的道德良知。換句話說，比起200年前，人類現在更有本錢去履行自己的道德義務，做一個真正的世界公民。
我們都不忍再看到迎送奧運火炬的歡慶場面，因為我們有難以言喻的哀傷需要宣泄。所以在傾全力救災之餘，政府也不能不顧慮13億人的心理需要，它應該下令全國降半旗致哀，它應該在稍後的日子裏於各地舉辦集體的紀念集會，讓日日夜夜沉浸在悲劇消息中的國民有一個治療自己的機會。至於那一把火炬，我們卻不一定要按既有的模式去傳送它。何謂奧運精神？難道不就是一種對於跨越藩籬的和平的夢想，對於人性中種種美善的肯定嗎？所以當局不一定要中斷火炬的傳送，而是要讓這把奧運精神的象徵重回正軌，於浩劫中發掘出它的真正意義；換一種方法，換一種儀式，為了一切在生者，更為了一切往生者，將整個過程轉化成一種祭悼，甚至升華。只要我們還活，我們就不該放棄對理想的堅持，對人性的肯定。即便是死去的同胞，我相信，他們也希望我們好好活下去，把他們留在我們身上好好活下去。
梁文道：靠海吃海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每次在內陸城市工作，朋友請吃飯的時候都會特別體貼地避免了種種海鮮菜式，因為我來自香港。在山頭請海邊來的人吃龍蝦，他們說：「就像擔心住在江邊的人沒水喝」。
這讓我想起最近一次在香港吃海鮮的經驗。著名的鮨久，剛開幕的時候特別從東京請來久兵？的今田洋輔大師主持過三場萬元富豪宴，讓很多人以為它是久兵?的分店。即使它不是，鮨久仍然是家很有特色的壽司店，店面很小，只容十人入座。巧的是那天晚上的十個客人竟然全是彼此認識的朋友，於是大伙邊吃邊聊，一個晚上甚是愉快。
大師傅佐藤有點眼熟，原來是日航嵯峨野的第一代掌廚，後來見媒體說他曾在雲海工作，實是誤會。在他的率領之下，整家店經營得很傳統，一套Omakase完全沒有雜七雜八的熟食，在包括了左口魚等一系列白身魚的刺身之後，就是一款又一款鬆緊合度，米飯調味得恰到好處的壽司了，因此保存了食客味覺的統一與純正（其實我很不喜歡在魚生與壽司之間加上太多天婦羅之類的熟食，它們會破壞了由刺身進入壽司時的漸變節奏）。
重點在魚。雖然有一些難見的進口白身魚，但當晚最叫大家讚嘆的還是來自日本的大拖羅，我實在不能不用已經被人用濫了的「入口即化」一詞去形容。再看面的原木板塊，店內設計的高雅，店家位置的隱蔽低調，我幾乎覺得自己就在銀座。
銀座？等一下，我怎麼可能在銀座呢？沒錯，從魚到米，甚至煮飯用的水，他們全都是從日本引進，為的就是要讓我們以為自己不在香港。日本師傅在我們面前切魚取飯，是世上極特殊的進食經驗，使我們覺得自己吃得真「鮮」，還有哪一種料理能像壽司這樣，把原料變成食物的整個過程攤在你的眼前？然而，正是如此原始如此傳統的親密體驗，正是那塊日本原產的大拖羅，遮蔽了現代壽司乃至於所有飲食背後的真相。
真相就是網羅全球各地的現代工業以及物流體系。坊間號稱日日自東京築地市場取貨的餐廳無數，可是大家又曉不曉得築地的魚貨多半不是日本產的呢？比如說一條吞拿，它可能是西班牙漁夫在外海捕獲，經過冷藏和包裝的技術處理之後，隔了半天送回港口，再搭車去馬德里，趕上第二天最早的一班波音七四七，抵達曼谷，最後才在築地現身。從一條魚離開水面直到送進你的口中，這經過了海陸空三種交通工具，經過了複雜的科技手段，經過了多重的市場交易，最少也要四天的時間。築地不是一個海邊的漁港，它是全世界海鮮交易的中轉站，魚貨買賣的倫敦。
我們在香港「正宗」壽司店感受到的「新鮮」只不過是種高度人工化的表演罷了。除去少數如鮨久這類的頂級餐廳，大部分的「日本飛機貨」其實都是「全球飛機貨」，而非真正的日本土產。香港旅客喜歡去清晨的築地參觀，他們看見的與其說是傳統漁港那種海水味十足的混亂，倒不如說是華爾街證券交易所般的亂中有序。所以東京市政府打算把築地市場搬到成田機場附近，是件很有道理的事。看起來破壞了傳統風味，卻更接近真實，說不定也更能保鮮。
使得鮨久看起來很正統很有日本風味也很「鮮」的真正力量，是全球化的成就。我們去西貢和鯉魚門吃海鮮，以為那的東西一定比市區的餐館更「鮮」，同樣也是種幻覺。你以為那的帶子、石斑、瀨尿蝦會是附近水域剛撈上來的嗎？許多只吃大路貨的客人一餐下來，真正吃到的西貢水產或許只有小魷魚罷了。所謂「漁港風情」就和高級壽司店一樣，皆是表演，皆是一種感覺上的東西。就像淺水灣和赤柱附近的西式餐廳，你不能因為自己看見大海，吃到海產，就相信它們之間必然有最真實的因果關係。
「靠海吃海」，只不過是種不復存在的傳說。所以我會告訴那些好心的內陸朋友：「吃海鮮？沒關係，反正我平常在香港吃到的不比你們鮮多少。」
2008年5月16日星期五
梁文道：萬眾一心，表達不同（下）
【am730-觀念】上篇談到，有說救災未成便大談當局沒有做好地震預警工作，我亦同意在基礎事實沒弄清就開始「大搞策劃」，實有違媒體的根本操守，但此乃市場化時代的機制式冷酷，也迫於要找到一個獨特的角度，我深信編輯與記者何嘗不傷懷急切如你我。至於那些現在就把焦點放在反思和問責的論者，我就實在不敢苛責了。我相信他們的意見實在不是源自涼薄的心態，而是另一種關懷的表現。受到這麼大的震動，除了默哀、祈禱與捐助，他們一定還想找到更多的表達途徑。
思量下來，你很自然地就要問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悲劇是不是真的不可避免；你也很自然地會想這一切又該如何防止，是不是還有更多更好的預備工作呢？
沒有人只想「空談」，問題是除了為救災工作打氣，除了以言語表達哀思之外，絕大部分的人還可以說些甚麼呢？人的思維廣闊，幾至無限；而言論的表述則是此無限思維的直接產物。要他們不在這時候說出他們想說的話，某程度上就是要求大家只能用一種思維方式去體現「萬眾一心」的崇高。
我們常常強調「萬眾一心」，不一定是否認差異存在的事實，只是總想界定差異存在與不存在的最佳時機。所以在奧運火炬惹起對立的時刻，有人就要再三強調「一致對外」，停止批評自己人。
在西藏發生暴亂的時候，就應該團結起來譴責暴徒，不要來甚麼反省。然而，誰去界定萬眾一心暫停差異的合理時刻呢？基於甚麼標準？所謂的「萬眾一心」又該怎麼個「一心」法呢？
同樣地，對於那些即時批評防震救災工作做得不夠好的朋友，你也不能用「萬眾一心」的布條去暫時塞住他們的嘴。如果他們有任何問題，那頂多是不顧大家的感受，不懂方便善巧的法門，所以說出來的話不只令人聽不進去，還徒惹反感。
不過，不只差異畢竟是不容抹煞的，連另類意見與言論出現的時機也不知道萬眾一心究竟是甚麼意思有甚麼效果(假如一切的聲音都是哀悼與同情，災況就會好轉嗎？)更何況大家或確實享有同一種心情，只是思考的路向不同罷了。
2008年5月15日星期四
梁文道：萬眾一心，表達不同（上）
【am730-觀念】四川震災發生之後，我和許多人一樣，無法入睡，只能日夜守在電視和電腦旁邊，一邊等著最新的消息，一邊憂心如焚地思忖著自己到底可以做甚麼。除了捐款與誦經，我們這些身在遠方而且沒有專門技能的人，到底還能幫上些甚麼忙呢？
然後我看到有人開始質疑震災前的預警工作。據說早在5月3日晚上就有群眾致電四川阿壩州防震減災局，查詢將要發生大地震的消息；可是當局視為謠傳，於是開始了「闢謠工作」，並在四川省人民政府的官方網頁上發布在有關當局的主動解釋，解除了村民的恐慌情緒的消息。再來則有人批評災區的學校建築有問題，其中極可能發生了偷工減料的情況，否則倒塌的怎麼多是學校呢？
這種種反思言論發出之後，自然會引起一些網民的不滿。他們會想，這都是甚麼時候了，大家應該一心救災，而不是坐在一邊批評這個譏諷那個，與其空談，不如行動。
我一向仰慕敬重的錢鋼先生也在《現在是解民於倒懸的關鍵三天》(《南方都市報》2008年5月14日)一文中指出：「有的傳媒朋友，現在就把注視的焦點集中在問責和反思。我想對你們說，你們想做的這一切都應該做，但現在不是時候。至於有的傳媒，震中信息尚且朦朧難辨，就已經主題先行，搞策劃，玩深沉，就更不合時宜」。
我完全同意錢先生所言，在基礎事實都還沒辦法弄清楚之前就開始大搞策劃，確實有違媒體的根本操守。然而我又明白此乃市場化時代的機制式冷酷，那些媒體的編輯與記者何嘗不傷懷息切如你我，說不定他們私下還捐贈了許多現金與物資。只不過為了在劇烈的競爭之下脫穎而出，找到自己獨特的角度，於是想方設法地建構與別人不同的主題，試圖在一片震災的報道中獨樹一幟。
2008年5月11日星期日
梁文道：柏楊的誘惑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靜看近來有關奧運的種種爭論，很難不想起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序言裏說的一個小故事：
醫生：「對不起，我恐怕要報告你一個壞消息，化驗的結果就在這裏，恐怕是三期肺病，第一個是咳嗽……」病人：「怪了，你說我咳嗽，你剛才還不是咳嗽，為什麼不是肺病？」醫生：「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樣。」病人：「有什麼不一樣？你有錢、有學問，上過大學堂，喝過亞馬遜河的水，血統高人一等，是不是？」醫生：「不能這麼說，還有半夜發燒……」病人：「不能這麼說，要怎麼說才能稱你的心，如你的意？半夜發燒，我家那個電扇，用到半夜能把手燙出泡，難道它得了三期肺病！」如此這般，繼續夾纏，最後醫生終於急了，他說：「不要胡扯，不要躲避，不要用鬥臭代替說理，我過去的事和主題有什麼關係？我們的主題是『你有沒有肺病』。」那病人則如此回應：「看你這個『醜陋的中國人』模樣，嗓門這麼大，從你的歷史背景，可看出你的惡毒心腸，怎麼說沒有關係？中國人就壞在你們這種人手上，讓外國人認為中國人全害了三期肺病，因而看不起我們。對你這種吃裏扒外的頭號漢奸，天理不容！」
我感到一種誘惑，幾乎忍不住就要把這個故事套在某些人身上，然後慨歎一番：「中國人的劣根性」。這就是柏楊的誘惑，這就是「民族性」論述的誘惑了。
在兩蔣治下的台灣成長，我受的是「忠黨愛國」的教育，初次接觸《醜陋的中國人》，自然看得一腔怒火，覺得這傢伙怎能如此不公正，盡說中國的不好。再讀下去，遂意識到自己的無知，批判一個對象又何必先為它說好話呢？更何況好話老早都給別人說盡了。後來我漸漸地從完全拒絕變成徹底接受，認為柏楊所言一字不虛，中國人這個民族確實醜陋不堪，確實得好好改造一番。
年歲再大一點，書也讀多了一點，才曉得柏楊如此猛烈的批判絕非橫空出世。早從梁啟超的《新民說》開始，再經過魯迅《阿Q正傳》和陳獨秀等《新青年》的密集炮火，分析和攻擊中國「民族性」的論述已有上百年的歷史了。在這一百年的歷史裏，同樣的問題不斷地提出，同樣的判斷不停地落下，柏楊原來沒有說過太多前人所沒說過的話。
這裏的問題正如旅美學者劉禾在〈國民性理論質疑〉一文中所說的，有太多人把目光集中在如何給中國的國民性定調，卻幾乎沒有人去問「國民性」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知識範疇？它的神話在中國的現代性理論中負載了怎樣的歷史意義。
包括柏楊在內的大部份「民族性」問題作者都採取了一套本質論的進路，將部分中國人那很難看很不堪的言行表現視為文化裏深深埋藏的疾病，而且是種不可避免的病。然而它的病因如何，它怎樣具體作用在每一個人身上，卻又是文學家之筆所無力顧及的課題了。往往東從歷史裏擷取吉光片羽，西在日常偶然的一樁事件裏抽出模型，再類推出一個很宏大很普遍的原則出來，基本上沒有什麼嚴密的方法可言。
我們也知道「民族性」的相關討論其實是殖民帝國高峰期的產物。它的基本作用是以近乎偏見的典型去分類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群，大而化之地概括出所謂的「特性」與「本質」；如此一來，殖民帝國方可明確分辨人群間的優次，樹立自己無上的權威，並且找到處理殖民地屬民的正確方法。難怪第一個研究中國民族性問題的不是中國人，而是傳教士明恩溥。
「民族性」論述最大的問題是它其實解決不了什麼。假如我看不慣某個人討論事情的時候動不動就要猜測對手「不可告人的邪惡動機」，因此總結出他這是中國人劣根性的話；這是不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循環論證呢？我是不是也犯了邏輯跳躍推理粗暴的毛病呢？與其如此，何不直接明快地告訴他，個人的動機不一定總是和事情的真假對錯有關？局部的問題，應該局部地處理；凡事上升到「民族性」的層次，很容易會造成說了等於沒說的無效結局。
坦白講，當我看到有人在奧運火炬傳遞過程的事端中指斥韓國人「全是一群高麗棒子，老早就和中國人有仇；他們心胸狹隘，性情粗暴」時，我也忍不住想說「你們這群憤青還是擺脫不了淺陋的民族性格，總是喜歡把一個民族看成一個整體，以偏概全，犯了典型化的毛病」。但我要是這麼說的話，我豈不是這個民族性的產物嗎？民族性理論總是無法恰當地說明為什麼有些人能夠跳出「民族性」的囚籠。
「民族性」論述的誘惑，在於它的輕省方便。我依然尊重柏楊的勇氣，感念他的啟蒙，但是我必須逃離他的誘惑。
2008年5月10日星期六
梁文道：再說日本菜的種族問題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如果你仔細看新聞，你會發現每一屆新登場的日本內閣在拍集體照的時候，都會穿上整整齊齊的燕尾服，而且褲子還是直紋花樣的。這幾乎是上個世紀英國的老照片裡才看得見的行頭，如今卻完整地保存在這些日本人的身上。當然，這些部長大臣不是小丑，他們平常絕對不會這麼穿，只有在上台的第一天才格外隆重其事。即使如此，這也夠奇怪了，因為現在的英國首相初次謁見女皇也只不過是一件西裝了事，日本人怎麼會堅守這等失傳的古老禮儀呢？
這件事給我們的啟示不是日本人多麼善於維護傳統（那怕是人家的傳統），而是不要隨便相信來自某一個國家的人就一定懂得他們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習慣。基於這樣的懷疑精神，我從不相信日本人開的餐廳一定比非日本人開的正宗，甚至也不敢相信日本師傅一定要比非日本師傅保守。更何況我還有實際經驗為證。
某家著名的日本餐廳在內地不少大酒店開了分店，全都掛上日籍老闆兼主廚的名號，你很有理由懷疑那位大師是否具有分身和瞬間移動的神通，但你至少可以以為那些分店的水準不能次於本家太多。錯了。前幾個月我才湊巧拜訪過其中一家，一坐上吧枱，心裡立刻後悔，因為我看到一個廚師滿手還是水珠就馬上去抓飯取魚扭捏壽司了。更離譜的是結尾那碗味噌湯竟然還是涼的！這晚我花的錢足夠在街上吃一個禮拜快餐了，有點職業道德好不好？埋單的時候我問那位行跡可疑的廚師：「老闆多久沒來過？」，他爽快回答：「兩年」。
美國總統大選前的民主黨候選人初選正是殺得難分難解，我想起上一屆初選的笑話一則。有個極端保守的團體攻擊民主黨的熱門人選迪恩（HowardDean），說他的競選團隊是群「愛喝拿鐵，愛吃壽司，愛看荷里活電影的怪胎」（latte-drinking,sushi-eating,Hollywood-lovingfreakshow）。言下之意是這班開放的家伙又低俗又媚外，不算吃牛扒去教堂的純正美國人。問題是新一代的美國年輕人有誰不愛吃壽司呢？
當年我家住在加州，「加州卷」的原產地，日本餐館開得滿街都是，站在壽司吧台後的人更是五顏六色，台灣人、韓國人、菲律賓人、墨西哥人……，簡直像個聯合國。我想當然矣地狐疑鄙視，老挑日本人坐鎮的地方才去，結果十分慘淡。印象最深的是個日本帥小伙主廚的名店，他滿臉堆笑，下刀快似閃電，活像個日本版的「Yancancook」，逗得客人們笑靨如花。問題是他連最基本的要求都做不到，不只每一片魚肉都比你的舌頭還厚兩倍，而且他的工作枱就和一個龍捲風摧殘過的小鎮一樣，完全沒有壽司流理枱該有的整齊潔淨。
又有一回，經某海濱城市，隨意在家小店前停車果腹，見師傅是個金髮老美，也就不存幻想。沒想到他端出來的東西有板有眼。再看他的動作，手法毫不炫技，但也迅速準確，揑出來的壽司皆呈中空扇形，叫人大跌眼鏡。
後來我才曉得不少移居海外搵食的日本師傅最初根本沒想過要幹這行，他們只是想出外流浪，離開沉悶的日本到異地呼吸一下新鮮空氣。等到盤纏耗盡，就以日本人的臉孔應徵入廚房。說不定他在侍候你的時候，才第一天穿上廚師的制服；請小心確定碟子裡沒有他指頭流出來的血。有一個後來成了名人的大師傅也是這種出身，他的功夫全是用眼睛從人家店裡偷回來的。
如果有一天，一個美國人成了世界知名的壽司大師，我們完全不該驚訝，反正美國人早就出過好幾個橫綱級的相樸手。也別忘了，發明「加州卷」的不是白人，而是日本人。
2008年5月6日星期二
梁文道：馬英九任用賴幸媛，不是大膽而是小心
【南方都市報-媒體思想】馬英九上台之初，很多人都覺得春天快要來了。尤其台灣藍營的支持者，更是深深地呼了口氣，以為日後總算可以免去島內省籍意識主導的惡鬥，島外兩岸間的壁壘深鎖。可是好景不常，正當蕭萬長和胡錦濤見過面才沒多久，江丙坤還在大陸感謝台商力挺「馬蕭配」的時候，馬英九竟然找來曾經緊隨李登輝深綠路的「台聯」健將賴幸媛出掌「陸委會」，成了江丙坤的上司。一時間罵聲四起，不只人在大陸的江丙坤錯愕不滿，就連曹興誠和郭台銘等商界巨頭都公開反對，國民黨內的憤慨就更是不在話下了。
單從策略而言，這招人事棋本來是下得很漂亮的。一來可以在兩岸氣氛和緩(有人甚至會認為局勢正在「趨統」)的情態下為自己留一手「硬」的，以備日後形勢有變。二來它又起到了籠絡綠營那500萬「基本盤」的作用，使他們對國民黨的兩岸政策稍稍寬心。三來它則有美好馬蕭政府的作用，再次顯示他們不獨不統的超然，用人不問背景出身的大度；雖手握行政立法大權，完全執政，但仍不忘做個「全民總統」。
可是這麼巧的高招打了出來，為什麼還會惹來如此巨大的責難聲呢?乃至於馬英九連位子都還沒坐上，就先已遭到「他到底懂不懂執政」的質疑呢?
馬英九現在面對的困局其實反映了民主政製的一些難題。我們知道經過選舉上台的政黨，除非遇上得票不過半數之類的情況，否則是用不找外人組織聯合政府的。尤其以國民黨這回勝選幅度之大，馬英九大可在「內閣」人選上全面起用己營人馬，讓台灣政壇一片藍天。但是在一個存在嚴重政治分歧的社會里面，一個勝選的執政黨卻又必須小心在意反對派的感受，特別是在反對派雖死不僵余威猶在的情形底下。一方面，勝選者大可自稱代表了主流民意，要完全依照民意的授權行事；另一方面，民主的基本精神又告訴我們要防止大多數的專政，要尊重少數派的意願。賴幸媛任命事件所引起的風風雨雨，正好突顯了這個兩難的處境。假如馬英九很剛硬地挺賴到底，反而會被他的選民認為不夠魄力；但他若受壓軟化，綠營的支持者則會覺得他不是個能夠包容異己的領導人了。
要解決這種局面沒有多少原則理論可言，通常靠的就是政治人物的智慧與手段。不過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地追問那個令到馬英九進退維谷的「政治分歧」到底是什麼；它當然就是人所共知的藍綠之別、「統獨」之爭了。馬英九找深綠背景的賴幸媛主管兩岸事務，他的前設就是這條割裂台灣的分野仍然存在，國民黨的大勝沒有根本轉移台灣政壇光譜的軸，所以他才要以這一步怪招表明自己不統不獨的中立態度，儘量讓一切保持原狀。
我覺得賴幸媛任命事件的根本問題正出在馬英九的這個判斷之上。他以為經過一輪強弱懸殊的選舉之後，傳統的政治分歧依然沒變。這個判斷太過保守了，完全忽略了政局動態演化的可能。不是說綠營全部蒸發掉了，更不是說台灣人選出了國民黨就表示人心盼統，而是國民黨的勝利多少說明瞭選民期望看到第三條道路的出現。在大陸提出的「一國兩制」與深綠堅守的「獨立建國」之間，台灣人想要見到的未必是不統不獨的無所作為，而是兩個極端間更廣闊空間的存在。面對統一和「台獨」這兩種立場，馬英九本來可以構造出全新的方向，推出有國民黨特色的新選擇，不只給對岸多一種參考，也消滅了深綠原教旨主義主導議題的能量。可惜他沒有，他這一步貌似均衡藍綠的人事任命反映的不是大膽，而是過分的保守和小心；人家想你畫出新的顏色，結果你只是在一片藍彩中抹上幾許綠點；藍還是藍，綠還是綠。
梁文道：原來如此
第一次接觸佛法，還在唸書，當時只覺得它是一套自成體系的龐大知識系統，雖然我讀哲學，也覺得不易應付，只想日後再花點時間認真去看就是了。直到近年從事傳媒，身在名利場中，才發現自己書讀了不少，卻忘了追求真正的智慧，荒廢了做人的學問。此時方知佛法不只是書本上的文字，還是要費力實修的解脫之道，於是去「居士林」隨法護法師習南傳坐禪的法門。雖初窺門徑，但就好像發現了一塊應許之地似的，覺得未來做人的希望就在這裏了。所以當我聽說法護師的師尊，達摩．灑甘露尊者將從馬來西亞來港弘法，並主持甘露禪修營時，我也顧不上自己根基淺薄，跑去報名，試試短朝出家的滋味了。
想來我是一個生活在高度緊張狀態的人，總想把一切事情牢牢管理在自己的手上。於是這一週竟成了我多年來第一次不看書，不寫作，不思考，不大說話，與外界斷絕連繫，也不再看手錶的空白時光，純粹的空白。
在大嶼山蓮池寺的第一夜，我太大意了，忘了自己去的不是酒店。毛巾没帶，睡袋也没帶，偏偏一週間天氣變幻了幾輪。尤其山上，夜裏風大，我只好洗完澡之後讓身子自己風乾。睡覺時有幾位師兄鼻鼾聲極大，竟夜不能成眠，起來走走，外頭狂風大作，彼時還不知風球業已掛起。想點一根煙，才意識到我出家了，有十戒要守。回到床上，還是睡不著，先是本能地著惱，後來才慢慢想像鼻鼾聲很大的師兄的痛苦，想他的睡眠質量一定很低，他的呼吸窒息，他的家人，甚至想像他的難堪甚或自責，而這一切都是他不能自制的……。第二天向尊者提起，他居然半開玩笑地說這聲音也可拿來觀察！巧的是，其中一位鼻鼾聲很大的師兄恰要在次日領受袈裟的儀式中臨時擔當我的義父；我感謝他。
我曾想像披袈裟前的心情或許像快要披婚紗的女子。太浪漫了，真要穿的時候，其實手忙腳亂。没有扣結，全憑布塊的披搭，我老是要其他師兄幫忙，直到最後兩天才稍稍可以自理，就像小孩重學穿衣似的。頭一兩天夜裏，我還總是換上日常衣物就寢，甚至就此下樓方便。後來得尊者教誨，方知出家人不可讓袈裟離身，我的作為實在不成體統。同樣地，缽具也是出家人僅有的物品之一，珍重異常，我卻在飯畢洗完它之後，任其曝曬，夜裏將它忘夲風雨之中，不知珍惜，結果要去觀音堂懺悔，活該。
一日兩餐，過午不食，原來一點也不會餓。專心吃飯，一口口靜默地吃；再專心聽尊者開示，指導觀食的方法，一字字地聽；我從來不知齋菜米糧的滋味竟能如此感人，縱豪宴盛饌亦不能奪其真味之美。而這一切，都只不過是為了維續色身的存在罷了，不比這更多，也不比這更少。
坦白講，坐禪真的很疼，我老是忍不住在一刻香的時間裏按摩兼換腿。後來兩天天氣熱了，蚊子也多，我又不時搔癢，極不精進。但很奇怪，原來腰肢挺直，不適自會減弱。當坐禪的功夫略有長進，心志全在呼吸吐納，痕癢依舊，酸痛仍在，卻皆已不成困擾。最奇妙的，是坐到最後一天，我能清楚知道蚊虫的欺近，知道它的口器插入皮膚，感受比平日不知敏銳了多少，痛是痛，癢是癢，卻與我隔了一層似的，根本用不著去抓，只要好好覺受這一切就行了。
至於行禪，我這次也總算稍稍體會到它的妙處了。天天赤腳，就算林間行走，雖有尖石和玻璃，亦不傷人；唯腳版底下泥地的鬆軟濕滑，碎石路的粗糙堅硬，皆能分明。一天與特別投契的師兄Sinaga(這是他的法號)外出行禪，回寺途中偶遇犬群狂吠撲上，二人如常緩步前行，全神集中在双腳之上，說也奇怪，群犬不知怎的就散去得無影無踪，牠們是什麼時候走的呢？
坐禪和行禪除了修定，原來更是修觀。得尊耆點撥，我也能約略覺察呼吸的過程，與行走間識色的交互作用了，那種活在當下的滋味，真非言語可形容。回家之後，母親問我這兩可有想到些什麼。我就告訴她：我什麼都没想，没有未來，也没有過去，我要學的就是活在當下。
我們的老師達摩灑甘露尊者來自大馬吉隆坡，是廣東人，初習漢傳，後承南傳，曾從學於泰國一代聖僧佛使尊者(Buddhadasa Bhikkhu)等諸位大德。他在小參時總是能夠給出最精到的提示，在每夜的開示裏更把一部《沙門果經》裏種種複雜的哲學知識論與修道次第說得分明透徹，實在是位學養深湛，智慧圓熟的尊者。回想起來也真有意思，我們短期出家當沙彌，晚上就聽經裏說做沙門的好處。更令我嘆服的，是尊者講這部經竟然和我們每日的修行相應相關，每多聽一晚，就對坐禪和行禪多了一分暸解；學問與修行到底是合一的。
尊者言談舉止間威儀自顯，令人敬畏；卻又慈悲幽默，讓人不自主地想要親近；他雙眼看著你時總有一股莫測高深的笑意，彷彿能把人看透。尊者省了我們許多應有的禮數，縱有錯失，亦不苛責。我最記得和幾位師兄有一天夜間出寺說要上山林間行禪，向他請示，他不阻止。到了次日早齋，他才說起離開道場心就會野的壞處。我心頭一震，覺得昨夜路上種種散漫直如郊遊，方知尊者當時不禁我們出寺，是要我們自己撞了頭再學乖！我們後來自然又是在觀音堂向尊者懺悔謝過。
走的那天，Sinaga師兄與我協助尊者收拾行李，護法下山。在東涌車站之外，等到尊者一坐上來迎的驕車，二人下跪正要行三頂禮，尊者立刻揮手命我等平身，再祝二人平安，然後把門關上。老師就這樣走了。跟隨尊者較久的Sinaga說尊者為人低調，又知道香港人的生活風格，怕我們在公共場合尷尬，所以不用我們依例在外頂禮。但是我怕什麽呢？且不論怕人奇異目光背後的我慢之不可取，這位老師教給我的乃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向他頂禮實在還不能表達我心中謝意的萬一呢。直到執筆這一刻，他那聲韻跌宕的巴利文誦經聲仍在我的腦海中盤旋徘徊……
入山之前，有法友知我在禪修中有一日要出山赴外演講，很替我擔心，尤其我身具袈裟，恐怕太過高調。聽了她的提醒，我也覺得不妙，真不想張揚得過份，讓人人都知我在修行，以為我又在做什麼了不起的事，這可能會令我不自覺地驕傲起來，殊為有害。結果那天與引我入門的法護法師同行，一路上老是有人指指點點，有認得我的人還過來問我是不是在拍戲呢。這又讓我想起那天外出「行禪」，途經昂坪市集，幾名泰國女遊客一見我們就興奮大喊：「Bhante Bhante（尊者、尊者）」！還跑過來要合照，我們完全呆住了，什麼Bhante，我們不過是出家幾天的沙彌罷了！罪過。還是法護法師說得好，一日不捨戒還俗就要全天穿上袈裟。他說：「你現在是出家人，要學習時刻正念，怎能為他人的看法及它可能帶來的未知影響而憂慮呢？這般不瀟灑。」的確，困在自己想像中的低調修行，何嘗又不是我執。
尊者雖不知我們的出身背景，但我覺得他為我們取的法號莫不切中要害，直指每人問題根處，令人循此發願邁進。他每次叫到我的法名就同時看著我的雙眼，十分深入。我的法名是Visuddha，本意清淨，似有淨化慾望的意思；而慾望，不正是困擾我的難題嗎？
整整六天没想過抽煙，捨戒回家的第一天晚上，我試著點了一根煙，奇怪，味道竟然不同了。我未必就此絕手不碰煙草，但我知道它再也控制不了我了。
2008年5月5日星期一
梁文道：處理示威的心戰
【am730／南方周末】奧運火炬抵達香港，世界必將靜觀。一來這是奧運火炬傳送歷程在華首站，二來大家會很想知道在一國兩制底下一向寬容各種示威活動的香港將以何種手法應對抗議的聲浪。結果香港政府做出的第一件事是把打算前來示威的丹麥藝術家高志華（Jens Galschiot）遣返出境。這項罕見的行動或許會得到不少內地同胞的掌聲，覺得特區政府站穩了民族大義的立場,處理異見分子(或曰「反華分子」）毫不手軟。但許多香港人則感到十分錯愕——不是他們全都支持高志華的行動，全都贊成藉著火炬傳送歷程所發出的不同意見；而是他們早已習慣了反對派的存在，一時間不能理解不讓人專程來示威的原因。至於外國傳媒的意見，那就更是可以預料，一定是大聲嘆息香港的失色和一國兩制的消亡了。
香港特區政府這次決定確實不尋常，因為它不符合港府近年處理示威的慣常模式。那麼它的慣常模式是什麼呢？
我們知道，盛行於西方國家的「政治化藝術」和「政治心戰」近年也開始在港流行，尤其自從曾蔭權上台之後，對於這套英美等國政府擅用的技巧，更是玩得得心應手。許多「憤青」在所謂的「西方反華浪潮」裡感到的是一套由上而下，從政客到傳媒的陰謀和計劃。他們大概以為那些平日貌似中立客觀的媒體其實都是受到政治勢力支配的，而且還是上頭有命令下面就執行的那種硬性支配模式。沒錯，這些媒體是會受到政客的擺佈，但其中的機制和過程卻絕對不簡單，發揮效用的就是當今世界政壇最為崇尚的「政治化藝術」了。
就以香港政府應對每年一度「七一大遊行」的手法為例，它知道香港市民有示威遊行的權利，絕對不可硬性阻擋，否則只會激起更大的憤怒甚至一場公關災難。它一方面要保持自己開明的形象，另一方面則要確保這些遊行不會造成太大的衝擊，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為它定調，淡化它的份量。第一步是鼓勵親政府的團體上街——不是高舉支持政府的旗幟，否則只會強化雙方的衝突，讓反對派的身影顯得更高大；相反地，它是要平素親己的組織也出來抗議，抗議一些無關痛癢的小問題，最好還是些政府遲早也要處理的缺漏；如此一來，事後方顯政府順應民情之大度。
第二，媒體再怎麼獨立自主，也總有立場貼近政府的時候或者一向與官方友好的朋友吧，這時就是他們發揮作用的好時機了。辦法不是要他們大力抨擊反政府的聲浪，也不是要他們干脆什麼都不報，而是暗示他們要「平衡報導」。所謂「平衡報導」，就是把篇幅和時段平均分配給支持政府的隊伍，小罵大幫忙的親政府團體的「抗議活動」，以及真正的反對派活動。這還不止，懂行的媒體還會自行再分割反對派，讓它們成不了一股「反動大氣候」。舉個例子，假如是抗議火炬傳遞的遊行，就讓記者分別採訪「藏獨派」、「人權派」、「達爾富爾危機派」以及有其他訴求的主張者，好讓原來看似完整的「反華勢力」分裂呈現為截然不同的小股人馬。
如此一來，整場抗議遊行就變成一趟五顏六色的嘉年華了。最後再由政府發言人甚至特首本人發言，說些什麼「多元社會有不同聲音很正常」之類的話，一錘定音。若換了是奧運火炬的傳送遭到示威，那就來段「每一屆的奧運都會有人發出不同的意見，也都會有人藉機表達政治主張，這是很正常的事」。於是原來搶盡風頭激起矛盾的事就變成了四年一度的家常便飯，而政府則可擺出一副開明自由的樣子，不只模糊了對手的焦點，說不定還能贏得掌聲。
遇到反對自己的聲浪，每一個政府都會頭疼；然而在不同的社會體制底下，政府卻要懂得使用不同的處理手法。以香港的情況而言，媒體相對自由，人人皆可上街，使用這套西式的「政治心戰」術本是不二之選。可是奧運火炬一事全國關注，特區政府當然明白它的觀眾不只是香港市民與國際傳媒，所以也只好改弦易轍，不讓示威者入境了。
梁文道：生物尚求多樣，況乎文化?
說起民族文化，原來還有人相信粗糙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以為各個民族間的關係也一定是彼此競爭優勝劣汰。再加上斯大林式的民族消亡論的影響，於是就有人主張漢人的「中華文化」硬是了得，其他各族不得不服，早早漢化方為上策。
這讓我想起幾年前拜讀人類學者蔡華教授《一個無父無夫的社會》時的震撼經驗。雖然納西摩梭人的故事早已名聞遐邇，「走婚」的傳說也令許多人浮想聯翩，但卻是這部著作令我第一次發現摩梭人社會結構之獨特，沒想到就在中國，我們終於找到了可以改寫整個人類學的無婚姻社會的存在證據，它讓我發現，自己習以為常的社會生活，原來沒有我所想的那麼自然那麼標準。
假如我有一個孩子，我一定也要讓他知道摩梭人的故事。讓他曉得，我們習慣的正常其實不是惟一。
如果孩子稍微懂事了，開始和我一起聽我心愛的爵士樂唱片，我一定要告訴他，我當年第一次見識到新疆「木卡姆」的感受。那是上個世紀80年代的事了，我還在讀中學，「香港大會堂」有幾場「十二木卡姆」的演出。音樂會結束之際，那幾位樂手突然來了一大段即興演出，在場的資深樂迷一下子全熱起來了。孩子，你或許不知道，中國也有這麼一種音樂，它的即興火花完全不下於歷史上第一流的爵士大師。
孩子或許會開始翻我的書，覺得幾本禪宗漫畫入門真有意思，裡頭的公案怎麼會如此古怪。然後，我會告訴他一則伊斯蘭蘇非派的聖哲傳說。
有一天，老師正在閉門靜修，一個冒失的弟子跑去敲門。老師問：「是誰？」小徒弟想也不想便答：「是我呀，師父。」於是老師把他打發走了。隔了一陣子，徒弟略有所悟，又去敲門。老師就問：「是誰？」這回小徒弟福至心靈地答道：「是你。」老師很高興，然後告訴門外的弟子：「進來吧，因為這間房子容不下兩個我。」
怎麼樣？孩子，想不到伊斯蘭也有這麼「禪」的東西吧？你知道蘇非派曾經在新疆顯赫一時嗎？
如果孩子長大了，居然和我一樣迷上了哲學，他或許也會和我年輕的時候一樣，嫌中國哲學不夠理論化，邏輯的成分不足。這時，我將向他介紹藏傳佛教格魯派開宗祖師宗喀巴的著作，讓他瞭解藏傳金剛乘的知識論是何等地複雜何等地嚴密，然後他將明白為什麼西方學者會把宗喀巴稱作「東方的康德」。
當然，身為漢人，我也會掌握機會教他一點儒家的道理，雖然我可不敢要他走我幼時走過的路，天天吃力地背誦四書。但是，我一定會盡力告訴他什麼叫做「和而不同」。陸象山說得好，「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而焦循解釋「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時把「攻」訓為治學的「治」，也就是要告訴我們面對異端的說法時不要執一，於是衝突之害自然就能避免了。
假如你問：「什麼是中國？」孩子，這就是中國了。你我何其幸運，生在這樣的一個國度，同時擁有儒家、道家、伊斯蘭和藏傳佛教等深厚的傳統可以學習，有幾十個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可以繼承，有大陸的本土左翼思想脈絡，有香港的英式法治文化，有台灣的民主實驗……這一切一切都是中國。想像一下，它們的交流衝撞，會爆發出何等巨大的能量呢？我們為什麼熱愛中國？那是因為它的多元是如此地美麗。
2008年5月4日星期日
梁文道：愛國就是愛國貨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一直很喜歡大熊貓，覺得牠是當之無愧的國寶，於是心裏頭就總是在大熊貓和國寶中間畫上等號。凡聽到有人說某某國寶，腦海必定首先浮出一個大熊貓低頭啃竹子的意像，然後才迅速將它轉換成別人所講的那些珍貴寶貝。比如去年轟動一時的〈國之重寶〉展覽，明明大家排隊去看的是《清明上河圖》，我偏偏想起了一頭很肥也很重的大熊貓。再前幾年，前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和伏明霞結婚，每聽人說他娶了國寶，我腦子裏那頭不理世事猛嚼竹葉的大熊貓身旁就多了一個笑咪咪的禮服男子，十分詭異。
熊貓本無國籍，穿行山野之間，不知有漢，何況魏晉，我們怎麼會給了牠一個身份證呢？美國歷史學家葛凱在《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裏點出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大規模國族化運動的特色：「通過在名字前加上『民族』或者『國』的字樣，中國人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在被民族化，並且被賦與了民族化的名字，包括『國藥』、『國語』、『國父』和『國劇』以及『國旗』和『國歌』」。這也正是長期困擾我的問題，從飛禽走獸、花鳥蟲魚和長河高山等自然萬物，一直到日常飲食、家具服飾以及藝術文學，這一切一切是怎麼和「國家」拉上關係的呢？一百年前可還沒有這些「國X」什麼的觀念吧？更妙的是，喜愛這些「國X」竟然也是愛國的表現，比如說「愛用國貨」。
一群愛國青年最近正在杯葛法國百貨公司「家樂福」，盛況不減前兩年抵制日貨的風潮。其實中國人抵制外貨也有八十多年的歷史了，只不過近年的抵制運動少了一個前輩們最關心的元素和口號，那就是愛用國貨了。原因可能是全世界的人現今都在使用國貨，就算「家樂福」裏賣的也是國貨，再談「愛用國貨」那就什麼都抵制不了了。但當年的情況很不一樣，中國從往昔的貿易出超變成入超國，再加上「半殖民地」的狀態，政府連關稅自主權也沒有，要挽救被打得抬不起頭來的本國產業，還真得愛用國貨不可。
《製造中國》講的就是那段抵制外貨愛用國貨的歷史，從政府的動員，商界的投機，一直到民間學子的熱情，各種角色一一登場，合演了一台民族產品博覽的大戲。在一般史書裏面，它本來真的只是一齣戲，無足輕重，表現的是大家的愛國熱情，頂多再加上當年經濟結構的問題。但是在葛凱的筆下，這一幕卻是現代中國國族主義形成的關鍵，因為對大部份平民百姓而言，所謂民族，所謂民族精神，皆是很抽象很形而上的東西，只有透過日常生活中可見可觸的物品，大家才能學懂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或者可以這麼說，就像演戲，要演好中國人，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從他穿的衣服使的道具下手了。當人人都能一眼辨明什麼東西是中國的，國家就不再只是個觀念而已；當人人都時常操演中國人這種角色，大家就會自然而然地變成中國人了。
說來容易，做起來可不簡單。首先，該怎麼定義國貨呢？一件西裝本來絕不能算做國貨，只有堅守傳統唐裝或者改較現代的中山裝才比較像樣；但萬一一件西裝是國產的，而一襲旗袍用的是日本料，那又該怎麼辦呢？依據葛凱的記述，當年的「愛國商人」或者「民族資本家」想出了資本、經營者、生產者與原料等鑑別國貨的四大標準。按照這套標準，「家樂福」賣的東西起碼是一半甚或四分之三的國貨，抵制或不抵制，大家可以自己計算一下。
好玩的插曲還有很多，我最喜歡一個寄宿小男生的故事。天涼了，小男生的媽媽寄來一件自己打的毛衣，但那毛料卻是日本貨。小男孩一方面怕冷，更要珍惜母親的心意，另一方面又不願穿日本毛料。忠孝難全，如何是好？結果有志氣的男孩天天挨冷風在學校操場跑步禦寒，日子有功，成了該縣賽跑冠軍！不用說，這是商會辦的愛國刊物上登的故事。
2008年5月3日星期六
梁文道：如果你愛國，你會做出這樣的事嗎？
【明報-筆陣】且讓我們平心靜氣地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經過一圈奧運火炬的傳送歷程之後，中國的形象是變得更好？還是更差了呢？如果答案是後者的話，責任又該歸於誰呢？無論火炬傳到那裏，示威就走到那裏，而批評中國的聲音也必定隨後出現在該地的媒體之上；莫非這都是其他人的錯，莫非全世界都要和中國作對了嗎（朝鮮除外，因此內地有一些網民稱讚朝鮮，覺得始終是金正日夠朋友。照此看來，我們還是全面學習朝鮮比較好，起碼社會很「和諧」）？
在一片對外的抗議聲浪之中，是不是也該冷靜問問自己到底出了什麼毛病呢（包括技術上的錯誤）？就以海外華僑和留學生的愛國行動來說吧，假如他們舉的不是五星紅旗，而是奧運的五環旗，情會不會有所不同呢？假如淹沒日本長野與韓國首爾的不是一片紅海，而是一片象徵奧運的白色旗陣，當你說起「運動歸運動，政治歸政治」的辯解時，會不會更理直氣壯一些呢？很可惜，我們知道最後的局面並非如此。那是因為大家都抱了一種「以我為主」的思考方式，覺得只要自覺有理，則做什麼事就都是對的，我愛國就當然要舉國旗了。
外交部不應為打人者護短
且以首爾街頭發生的暴力衝突為例，就算內地各個針對外國傳媒的網站糾出了再多的問題，發現了再多的造假嫌疑，中國留學生在韓國首都打韓國人（包括記者）的事實始終是人所共見，不容否認的。將心比心，若是一群韓國人在北京對中國人公開上演全武行，然後辯稱是對方先動的手，大部分中國人會不會覺得這只是枝微末節的狡辯呢？在這種情底下，外交部發言人竟然還說得出學生們的愛國熱情值得肯定之類的話。只要你愛國，就算「情緒稍為激動」地在人家的土地上揍了人家的國民，你畢竟還是愛國的。那些動手動腳的留學生有沒有想過，就算受到別人再多的挑撥，只要你忍不住使用了暴力，你就證明了「中國人全是暴徒」的說法，難道就不能換個角度考慮自己的行動嗎？
特區政府一錯再錯
然後火炬來到了香港。大家都知道這幾年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宣揚愛國教育不遺餘力，力求增加香港市民對國家的認同，改善港人對中央政府的觀感。然而，正是這把燒壞了中國國際形象的火把，足以讓他們多年來的努力付之一炬。
首先是特區政府向全世界表明，香港或許是個對外開放的國際城市，但只要到了事關愛國大是大非的節骨眼上，什麼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就都要讓路了。不只來過香港好幾次的藝術家這時候進不來，就連只不過來參加座談會的作家都不准入境。這些動作對許多香港人來說是寶貴的一課，在愛國大義面前，你平素享有的一切都是可以暫時懸置的，哪怕它們其實既不顛覆，更不會傷及國家安全。
再來就是那份令人憤怒齒冷的火炬手名單了。奧運火炬抵華首站，我們交出的竟然是如此陣容！素來與香港奧委會主席霍震霆不和的香港首位亞運會金牌得主車菊紅自然不在其中， 「單車王子」洪松蔭也不在裏頭；港人熱愛足球，偏偏我們引以為豪的球壇名宿胡國雄與李健和等人紛紛失蹤。代表香港的卻是一位來過香港兩次的選美冠軍，老早就在自我宣傳要練跑步的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坐輪椅去傳火炬的不是勇奪傷殘奧運會4面金牌的劍擊名將張偉良，而是人大前常委曾憲梓，再加上一堆商界名流和名不見經傳的親中區議員。我真的很想知道，要是有人去搶曾憲梓手中的火把，他會不會譴責人家「把奧運政治化」了。
四川做得比香港漂亮
不要辯稱三藩市火炬傳送隊伍的運動員比例還不如香港，他們有35 個名額是全市徵文比賽的得獎者。連內地亦有大量平民自動報名入選，四川省更把高達八成的名額留給了勞工階層，其中不乏平日跑遍山區的郵差、老老實實的低級公務員和見義勇為的平民英雄。假如那些忙於自薦爭光的人稍稍有點公關常識稍稍有點大局觀，假如那個組合很神秘運作很黑箱的「火炬手遴選委員會」稍為有點政治智慧，出來的名單應該會有被大家「消費」得不亦樂乎的天水圍街坊、SARS 疫潮的康復者，以及殉職公務員的家屬。
可惜沒有。霍震霆竟然認為這份滿佈親中權貴，酬庸氣味濃得中人欲嘔的名單是「香港社會的縮影」。其實他也沒說錯，某程度上，這正是香港社會權力結構的縮影。我們知道，北京奧運是國家大事，支持京奧就是愛國的表現；而一說到愛國，一說到國家大事，則無論其詮釋權與操辦權都向來不屬於全港700 萬人。愛國是某一圈人的招牌，是某一圈人的專利；和中央溝通等種種國家大事更是他們的禁臠，旁人插手不得。既然奧運是國家大事，傳送火炬是愛國的表現，一向愛國愛港的這圈人又怎能落於人後呢？
與普通人所想像的不同，這個小圈子不以為傳送聖火是個面向社會面向全民的表演，他們把它看作是個人榮譽，猶如紫荊獎章；他們更把它當成是種政治身價的寒暑表，可以反映自己在圈子裏的排名與行情。所以一份本來屬於全香港的名單變成了他們自己人的兵家必爭之地，在「以我為主」的思路蒙蔽下，什麼代表性什麼主流民意全都可以放在一邊涼快去。接下來，最吊詭的情就發生了，本來是要鼓動社會一片紅心向太陽的盛事再次讓一般市民發現原來愛國是這樣子愛的，所謂「愛國陣營」原來都是這種貨色。除了受到個別上游組織發動的群眾，和聽命於民政事務局的公務員必定要上街歡呼造勢，本來會不會有更多普通市民願意主動去為這幫人打氣呢？原來也想親身目睹火炬的人，這時會不會怕自己成了黃金池與李澤鉅的fans？原來對火炬不感興趣的人或許會想為鍾尚志醫生等SARS 英雄喊加油（如果他們是火炬手的話），這時會不會坐在家裏冷眼旁觀呢？
一把火炬，不只燒紅了海內外華人的民族主義，也燒紅了世界的眼睛。同樣一把火炬還照亮了香港，讓人看見我們不單不如其他國際城市，也不如港人慣常俯視的內地城市。
梁文道：人車爭食的年代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很多不用靠罐頭過日子的人最近突然發現，原來一罐最普通不過的豆豉鯪魚竟然已成了奢侈品。還好，豆豉鯪魚不是我們的主食，穀物才是。然而，正因穀物是全人類的主食，我們才更該恐懼一場「沉默海嘯」的來臨（『沉默海嘯』是《經濟學人》形容近日全球糧荒的用語）。
眼下的災難完全不像我們過去所理解的饑荒，首先它不是甚麼天災造成的，既沒有大規模的乾旱，也沒有瘋狂的冰雪，農作物根本沒有失收的跡象。換句話說，它不是在供應上出了問題，而是需求一下子增加了許多。第二，它不是局部的。這回不是某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的困境而已，而是好幾個國家同時陷入全面暴亂的邊緣。從拉丁美洲的海地，到亞洲的巴基斯坦，再到非洲的布基亞法索，大家都在喊著「政府下台」。
過去兩年，玉米和大米的價格狂升兩倍。結果就是聯合國世界食物計劃的負責人席仁（JosetteSheeran）所說的：「對中產階級來講，它意味著醫療支出的減少。對每天收入有兩塊美金的人而言，它意味著沒有肉吃以及孩子要退學。對每天只有一美金收入的人而言，肉和菜都得完全放棄了，以求還有穀物果腹。至於那些收入不到五毛美金的，這就是徹底的災難了。」為了生存，最窮的人開始出賣自己維生的工具，拆下房頂的鋁片。以後他們還能靠甚麼過活呢？
到底是誰吃掉了大家的糧食呢？請回想一下兩年前還能常在電視上看到的那些石油公司廣告吧。為了顯示他們對地球環境的承擔，那些廣告裡看不見一絲黑色的油跡，也看不見半點汽車排出的廢氣，更不會讓你想起這些廢氣對大氣層的嚴重影響。相反地，我們看見的竟然是一幅藍天白雲，滿地鮮綠植物的美好景觀。他們販賣的就是生物能源了，有那一大片的玉米和棕櫚，自然就不會再被污染。由植物提煉出來的乙醇是石油的最佳代替品，它保證了人類的未來。
為甚麼這些漂亮和諧的廣告突然在過去一年消失得無影無蹤？為甚麼石油商不敢再標榜生物能源的好處？這是因為今天我們全都知道了，那一大片整齊乾淨的玉米田正是大家要勒緊褲帶做人的元兇。
沒錯，生物能源可以解決石油帶來的嚴重後果，更可以幫助富裕的先進國家早日達到碳減排的目標。可是為了滿足美國這些有錢佬的能源渴求，巴西、印尼和阿根廷等傳統農業出口大國紛紛把原來種植糧食的農地闢成能源田，改種專門提煉生物能源的油棕，又或者把本來賣給人吃的大豆、小麥與玉米拿去餵車。不幸的是，汽車的胃口是很大的。裝滿五十公升的汽車油箱所需的作物夠讓一個人吃足一年，也就是說你入一次「油」就已經幹掉了一個人一年的食物。
人類已經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才不過兩年以前，我們以為自己便利的生活方式可以完全不變，車照開，氣候還不受影響，只要用田地代替油井就好。沒想到今天的局面竟然成了人車爭食，如果大家照樣以擁有一部汽車為榮，這個世界上因此餓死的人就會愈來愈多。
不要以為罐頭加價和大米供應緊張只是一時波動，不，不是的。幾乎所有學者都同意，貴價食物年代業已重臨，已經變質的田地是改不回去了，或許能夠解決問題的新技術則沒有十年都還推不出來。
2008年5月2日星期五
梁文道：為甚麼柏楊也是漢奸（「反法」反甚麼？二之二）
【am730-觀念】當法國有人試圖搶奪奧運火炬的時候，很多人就會自動覺得這不是一部分人的意見，而是准許這些事件發生的法國有錯。當巴黎市政府打算把榮譽市民的銜頭頒發給達賴喇嘛時，這也不只是一個市政府的錯，而是全法國人的責任。當法國媒體修理中國政府個別政策，也就順理成章地變成了是法國的全面對決了。
照這樣的邏輯，反法自然是正常不過的結果。憤怒的網民們針對的不再是持某種政治主張的團體，也不再是一個城市的政府，更不再是幾篇媒體的報道，而是整個法國和它所涵蓋的一切。因為任何一個擁有法國國籍的人，任何一件來自法國的事物，都能神秘地代表了法國。反對法國就是反對那些我們所不滿的個體和單元，而反對那些個體與單元就是反對法國全體。
經過反美、反日、反法甚至是反韓的風潮洗禮，大陸不少青年學到的就是這種一代表多，多代表一的民族主義邏輯了。當然這絕非中國的獨有產物，還是種普世的現象。美國人和韓國人也會反過來以為海外僑胞和留學生就代表了全中國，看見部分情緒激動的留學生痛扁了自己的記者一頓，就覺得這是全體中國人要入侵國土了。
只不過我們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不到短短十年，就已經歷了數次「反X」運動。這些運動就像一種集體的社會儀式，參與者在裏頭透過言詞和行動的反覆操演，可以從實際中習得這種極度簡化的思考方式與想像力，把個別的東西和意見迅速地無限上綱成玄而又玄的「國家」或者「民族」的代表。
而且這還是一種必將反向操作的實踐，也就是說，越是以這種方式看待對立面，就越會以同樣的態度為自己尋根，盡量尋求和肯定屬於自己國家的東西。再簡單點講，就是反對對手的有，同時肯定自己的全部。
到了這個地步，所謂愛國就是要愛自己國家的一切，不只多嬌的江山可愛，深厚的文化傳統可愛，竟連自己的一切社會習俗與政治體制都是非常可愛的了。
所以柏楊先生逝世的消息傳出之後，有人為「死了一個漢奸」而鼓掌，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柏楊寫過《醜陋的中國人》，說自己國家有問題的人，又怎能不是漢奸呢？
2008年5月1日星期四
在網絡上砍出一片歷史天空 與「十年砍柴」筆談
最早知道「十年砍柴」，是看他在博客和網絡論壇裡發表的評論。以大陸網絡界裡時事評論的百花齊放，萬家爭鳴看來，「十年砍柴」的走紅很不容易，卻又理所當 然。因為他一方面顯示出了對政府架構、政策內容以及官場秩序的熟識；另一方面則筆帶鋒芒，針貶人物時局毫不留情；實在是全中國最優秀的評論家之一。後來我 才曉得他還在別的媒體上開設專欄評述明史，結成《皇帝、文臣和太監─明朝政局的『三角戀』》與《晚明七十年─1573-1644，從中興到覆亡》二卷。尤 其後者不只在連載時就備受關注，出書後更即時登上暢銷書榜，和「當年明月」等其他著名博客共同把過去一年變成媒體所說的「明年」( 意即「屬於明朝的年份」)。我特擬定十條問題，請「砍柴」兄筆談，說說他那獨特的「民間史學」。
十年砍柴
本名李勇，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生於湖南中部一個鄉村，砍柴放牛讀書中長大。一九八九年考入蘭州大學中文系，才第一次離鄉。畢業後進京，先後在某國有企業、某 國務院機關和法制日報供職。出版有《閑看水滸─字縫裏的梁山規則與江湖世界》、《皇帝、文臣和太監─明朝政局的「三角戀」》、《晚明七十年 ─1573-1644，從中興到覆亡》。並在多家媒體寫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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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砍柴生於湖南一個閉塞農村，從六歲到十六歲近十年來， 經常以砍柴過活，故長大後也以 此筆名紀念童年生活。 | 他成長地方的人目不識丁，基本教育源於祖宗崇拜和家族史教育，故教授歷史常用淺白故 事的方法。 |
梁文道（梁） 十年砍柴（十）
十：我最初在自己供職的媒體上寫作，完全是職務行為，幾乎說的不是自己的話，在此之前在政府機關給領導寫講話，更是捉刀。網絡的寫作全是個人化的寫作。我從供職
的官方媒體到網絡，這是第一次轉變；後來一些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紙媒約我寫時評和文化類專欄，算是從網絡再回到傳統媒體。當然，這次眼裏的山水，和第一階段眼裏的山水不一樣了。是網絡解放了我的寫作狀態，沒有網絡，恐怕終此一生在寫奉旨文章。
梁：我最初以為你寫的多是時事評論，後來才曉得你有這麼多不同類型的創作。你覺得時事評論和你的歷史書寫有什麼關係嗎？
十：余英時先生說過：「史學和時代 有一種很明確的動態的關係。而這個關係的建立，就要看史學家對於他的時代有沒有感受，有沒有深入進去，是不是時時注意現實人生上的問題。」雖然不敢稱史 家，作為一個歷史愛好者，對照這個標準，我雖不能至，心向往之。西人所謂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中國古人認為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意思庶幾相近。歷史決 不是一具擺在實驗室供解剖的屍體，它不是靜止的。所以真正有歷史感的人，一定會強烈地關注現實問題，即司馬遷所追求的那樣：「通古今之變」，試圖聯繫現 實，給歷史一個合適的解釋。
我對歷史的產生強烈興趣，和生長的環境和成長的經歷有關係。我所生長的村莊聚族而居，李氏宗族宋代就播遷到湘中那個縣，繁衍至今。在沒有現代宗教氛圍的故 鄉，祖宗崇拜和家族史教育是長輩給我們最基本的教育，不識字的農民對族譜和郡號格外看重，一生沒離開南方的先祖父常給我說我們李家是隴西來的，而先外祖父 給我說他們王家是太原來的，這兩個湖南老農至死也不知道隴西和太原在何處。我後來考上了蘭州大學，蘭州古代屬於隴西郡，算是回到祖先發源的地方。
後來現實的境遇，讓我更有一種觀史察今的慾望。對一個愛好歷史的人來說，身歷時代的大變遷是一種幸運。十一歲那年，目睹了人民公社散夥，可前幾天到處還在 宣傳人民公社萬萬年。官方遮遮掩掩地說這不是單幹，而是「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直白地說就是「分田到戶」。少書本知識的農民往往能撇開意識形態的煙幕， 用更精確的歷史語言描述，比如對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故鄉的農民從來不順着官方的意思說成「三年自然災害」，而是說「過苦日子」，非常精確中性。大學畢業 後分配到北京東北郊的國營七四四廠，這是五六年由蘇聯援建的大型軍工企業，和現在成為藝術家樂土的798廠毗鄰，一去就碰上國有企業改革，工人大批下崗， 企業負債纍纍，只得搞債轉股，上市後用股民的錢救活了那匹快死的老馬。兩年後考公務員進入司法部，幹了近四年碰上了九八年朱鎔基主導的國務院機構大改革， 然後當了記者，看到了中國更多的情況。個人的歷史和自己一直關注的國家的歷史一碰撞，對現實的認識可能會深一些，就會不由得思考，為甚麼會有這樣的大變 化？為甚麼變成這個樣子？歷史，顯然是觀察分析這些問題很好的資源。所以我看黃仁宇、余英時、唐德剛、秦暉、吳思等先生的著作，常有醍醐灌頂之感，心裏很 多鬱結的東西被撞開了。我常說自己半舊半新，是一個活在古代的時政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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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在官方媒體當政府口舌的他，在網絡上發現屬於自己的空間，自此成為了他的寫作平台。 | 他平時看歷史和社會學的書，同時做 點讀書筆記，也在報章撰寫約千字的 時評或隨筆。 |
十：沒有純客觀的歷史，史家著書一 定有主觀性。孔子著《春秋》，就有強烈的價值取捨，所謂「筆削」，因此才有「亂臣賊子懼」，司馬光著《資治通鑒》亦秉承這種歷史觀。到了清末民初，新史學 的開山者梁任公提出要尋求歷史因緣，這些人都有強烈的現實關注度。但是如果先預設一種政治觀念，然後生拉硬拽地從歷史中找事例證明，這就是庸俗的歷史為現 實服務，是影射史學，必須警惕。余英時先生認為這樣的做法也有其危險性，「因為抱着這種想法而撰史的人，如果不受嚴格的科學方法的限制，則很容易走上曲解 史實以勉強求通的路子。」這是對我們這些「歷史票友」極為中肯的忠告。所謂科學方法，我的理解是一要在史料佔有和取捨上嚴謹公允；其次在分析論證中有嚴密 的邏輯性。當然，這個標準很高，稍不留意就滑入生硬庸俗的影射。
梁：接連寫了兩部談明史的書，為甚麼會對明朝那麼感興趣呢？近年大陸好像掀起了一股明朝熱，你怎麼看這陣風潮？你和其他同樣知名的作者最主要的分別在哪裏呢？
就很能說明問題。
梁：你似乎很受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的影響，很多人批評他的書太像小說，你有甚麼看法？你的第一本書談的是《水滸傳》，你覺得史學與小說的分別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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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歷史小說流行日本，這兩幅是日本江戶末期葛飾戴鬥繪畫的《繪本通俗三國志》插圖。 | |
十：當然有關，電視劇是強勢文化傳媒， 它的影響，報紙和書籍是不能比的，借這個東風很正常。因此可以說易中天和于丹的影響巨大，固然和他們本人的修為有關，但央視在傳播方面的強勢作用更大。在 古代也是這樣，那時候沒有電視電影，但有說書和戲曲。明末清初的張岱在《陶庵夢憶》中記載，魏忠賢剛剛被崇禎剪除，各地就湧現反映這個事件的戲曲和話本， 這顯然是商業化因素起了重要作用。晚明的湯顯祖和阮大鋮等才華橫溢的士大夫熱衷於寫戲曲，和戲曲的影響分不開，柳敬亭這個說書者很受文人尊重，也是這個道 理。「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做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盡說蔡中郎。」歷史，從來都是流行文化的重要素材。
梁：除了你之外，還有不少在博客上寫史的作者，這是否代表了專業學者不能再壟斷歷史的詮解呢？
十：以職業身份劃分史家本身是計畫 經濟時代的產物，因為公權力希望計畫一切，控制一切，因此強化它的認定權威。沒有官辦機構承認你是歷史學者或者作家，好像就理不直氣不壯。其實我覺得鑒別 史家也罷歷史愛好者也罷，應該對文不對人，也只能有一個通行標準：學術標準。以此來劃分是作品是學術文章還是歷史小說或通俗歷史讀物。而且一個人完全可以 既寫學術論文，又寫通俗歷史讀物。
專業學者或官方認可的學者從來就沒能壟斷歷史詮釋，只是有些時期他們希望如此。把歷史的解釋權拿到手往往不是一種學術追求，而是一種政治意圖。
梁：你喜歡看歷史小說嗎？有沒有甚麼特別推薦？
十：我們這個年齡段的大陸知識人，很多人對歷史感興趣，恐怕是從讀歷史小說和評書開始的。比如小時候影響我甚深的是蔡東藩的歷史演義。此外，我喜歡黎東方、高陽的歷史小說，還有日籍華人陳舜臣的歷史小說。
十：沒有甚麼明確的目標，主要是在看歷史和社會學方面的書，做點讀書筆記。平時報章上能看到的，和老兄你差不多，多是千字左右的時評或隨筆。
 | 閑看水滸—字縫里的梁山規則與江湖世界 作者：十年砍柴 出版社：問心（北京） 定價：¥22 描述《水滸傳》的梁山英雄，雖然被迫為寇，但他們的組織結構和朝廷相類，行事原則和官場作風無異。 |
 | 明朝政局的「三角戀」—皇帝、文臣和太監 作者：十年砍柴 出版社：廣西人民（南寧） 定價：¥22 以明朝中晚期的皇帝、文臣、太監為角色， 分析他們相互依存卻又彼此防範和互相傷害的微妙關係，揭示出大明的一種三角恩怨。 |
 | 晚明七十年—1573-1644 作者：十年砍柴 出版社：陝西師範大學（西安） 定價：¥24.8 描述晚清皇帝和文臣的爭吵賭氣，有皇帝躲進深宮，有些對文官濫用重刑；有文官恃道德為英勇，有些中飽私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