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靜看近來有關奧運的種種爭論，很難不想起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序言裏說的一個小故事：
醫生：「對不起，我恐怕要報告你一個壞消息，化驗的結果就在這裏，恐怕是三期肺病，第一個是咳嗽……」病人：「怪了，你說我咳嗽，你剛才還不是咳嗽，為什麼不是肺病？」醫生：「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樣。」病人：「有什麼不一樣？你有錢、有學問，上過大學堂，喝過亞馬遜河的水，血統高人一等，是不是？」醫生：「不能這麼說，還有半夜發燒……」病人：「不能這麼說，要怎麼說才能稱你的心，如你的意？半夜發燒，我家那個電扇，用到半夜能把手燙出泡，難道它得了三期肺病！」如此這般，繼續夾纏，最後醫生終於急了，他說：「不要胡扯，不要躲避，不要用鬥臭代替說理，我過去的事和主題有什麼關係？我們的主題是『你有沒有肺病』。」那病人則如此回應：「看你這個『醜陋的中國人』模樣，嗓門這麼大，從你的歷史背景，可看出你的惡毒心腸，怎麼說沒有關係？中國人就壞在你們這種人手上，讓外國人認為中國人全害了三期肺病，因而看不起我們。對你這種吃裏扒外的頭號漢奸，天理不容！」
我感到一種誘惑，幾乎忍不住就要把這個故事套在某些人身上，然後慨歎一番：「中國人的劣根性」。這就是柏楊的誘惑，這就是「民族性」論述的誘惑了。
在兩蔣治下的台灣成長，我受的是「忠黨愛國」的教育，初次接觸《醜陋的中國人》，自然看得一腔怒火，覺得這傢伙怎能如此不公正，盡說中國的不好。再讀下去，遂意識到自己的無知，批判一個對象又何必先為它說好話呢？更何況好話老早都給別人說盡了。後來我漸漸地從完全拒絕變成徹底接受，認為柏楊所言一字不虛，中國人這個民族確實醜陋不堪，確實得好好改造一番。
年歲再大一點，書也讀多了一點，才曉得柏楊如此猛烈的批判絕非橫空出世。早從梁啟超的《新民說》開始，再經過魯迅《阿Q正傳》和陳獨秀等《新青年》的密集炮火，分析和攻擊中國「民族性」的論述已有上百年的歷史了。在這一百年的歷史裏，同樣的問題不斷地提出，同樣的判斷不停地落下，柏楊原來沒有說過太多前人所沒說過的話。
這裏的問題正如旅美學者劉禾在〈國民性理論質疑〉一文中所說的，有太多人把目光集中在如何給中國的國民性定調，卻幾乎沒有人去問「國民性」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知識範疇？它的神話在中國的現代性理論中負載了怎樣的歷史意義。
包括柏楊在內的大部份「民族性」問題作者都採取了一套本質論的進路，將部分中國人那很難看很不堪的言行表現視為文化裏深深埋藏的疾病，而且是種不可避免的病。然而它的病因如何，它怎樣具體作用在每一個人身上，卻又是文學家之筆所無力顧及的課題了。往往東從歷史裏擷取吉光片羽，西在日常偶然的一樁事件裏抽出模型，再類推出一個很宏大很普遍的原則出來，基本上沒有什麼嚴密的方法可言。
我們也知道「民族性」的相關討論其實是殖民帝國高峰期的產物。它的基本作用是以近乎偏見的典型去分類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群，大而化之地概括出所謂的「特性」與「本質」；如此一來，殖民帝國方可明確分辨人群間的優次，樹立自己無上的權威，並且找到處理殖民地屬民的正確方法。難怪第一個研究中國民族性問題的不是中國人，而是傳教士明恩溥。
「民族性」論述最大的問題是它其實解決不了什麼。假如我看不慣某個人討論事情的時候動不動就要猜測對手「不可告人的邪惡動機」，因此總結出他這是中國人劣根性的話；這是不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循環論證呢？我是不是也犯了邏輯跳躍推理粗暴的毛病呢？與其如此，何不直接明快地告訴他，個人的動機不一定總是和事情的真假對錯有關？局部的問題，應該局部地處理；凡事上升到「民族性」的層次，很容易會造成說了等於沒說的無效結局。
坦白講，當我看到有人在奧運火炬傳遞過程的事端中指斥韓國人「全是一群高麗棒子，老早就和中國人有仇；他們心胸狹隘，性情粗暴」時，我也忍不住想說「你們這群憤青還是擺脫不了淺陋的民族性格，總是喜歡把一個民族看成一個整體，以偏概全，犯了典型化的毛病」。但我要是這麼說的話，我豈不是這個民族性的產物嗎？民族性理論總是無法恰當地說明為什麼有些人能夠跳出「民族性」的囚籠。
「民族性」論述的誘惑，在於它的輕省方便。我依然尊重柏楊的勇氣，感念他的啟蒙，但是我必須逃離他的誘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