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反法」反甚麼？（二之一）

【am730-觀念】時間過得真快，再過兩個禮拜就是美國「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十周年的日子了。想當年，也曾有群熱血青年上街示威，在美國駐華使館外慷慨激昂。那批年輕人現在在哪裏呢？那位剃光了頭，在頂門上畫了炸彈標靶，人群中格外顯眼的學生如今到了哪裏？回首那段日子，這群熱血過的年輕人不知又有何感想？

十年以來，中國的年輕人經歷過兩次反美浪潮，一趟反日大遊行，以及最近抵制家樂福的反法運動。或許將來的某一天，這些運動將會成為幾代學生的集體記憶甚至身份界標，於是當大伙聚在一塊初次見面，不用自報年歲，又需說一句「我是反日那一撥的，你是反法的吧？」便知彼此長幼有序了。

也就是說，反「X」(「X」為某一個國家)成了十年間許多年輕人的共同背景。問題是，這是個甚麼樣的共同背景呢？所謂「反X」指的又是甚麼？這兩天，中央政府遞出了橄欖枝，願和達賴喇嘛的特使會面；法國總統又派出了政壇元老拉法蘭當媒人，前來中國修好。這一切和緩緊張局勢的象正好能讓我們有點呼吸的空間，好好問一些基本的問題。

現代民族主義的一大特色就是它無限擴展國家範圍的能力，不只往日發生在現今國土範圍內的歷史是國史，所有的人民是國民，即使是大自然中與世無爭的景觀和物種也能一一納入國家的範圍，和民族拉上了神秘的聯繫。例如朝鮮的金剛山，它不單是座雄偉的高山，還「象徵」了朝鮮人的民族精神。又如四川的大熊貓，大家都知道牠是「國寶」。從一個個別的人到花草魚蟲，莫不共享了一種人人皆能感受到又不容易解釋得清的「國族精神」。這股超越個體的「國族精神」不只貫穿一切，反過來，那些被其涵蓋的個體也能隨時代表「國族精神」的整體。

在這抽象的「國族精神」與無數個體之間的關係，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與多的狀態。

梁文道：丟掉別人的最後一口飯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小時候要是吃不完盤子裡的東西，是一定要給人教訓的，外婆通常都會說：「想想看電視上那些非洲饑民，人家想吃都沒得吃，你還不好好珍惜自己的食物」。雖然我也知道點惜福感恩的道理，也明白甚麼叫做「須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但我就是不懂我浪費了食物和非洲的饑民有甚麼關係。難道我把飯菜吃完了，地球另一邊上挨餓的人就能吃飽了嗎？

再長大一點，我才曉得祖父母那一輩都是經過戰亂的人，就算自己沒有餓過肚子，也見識過災荒。如今我們不僅吃得飽，且猶有餘裕看美食雜誌，尋找最新最奇的飲食資訊，恐怕很難想到我們這幾代香港人是何其幸運。讀一點歷史，就知道幾十年沒戰亂沒災荒，大體上沒人餓死的時候和地方實在不多；而你和我恰好就正好活在這樣的年代和地點了。

直到糧食漲價之後。

全球糧食價格在去年上漲了百分之二十，中國的豆類和肉類產品更是升了百分之四十。凡是做餐館的人和每天逛市場的主婦，也一定明白這些數字的真實效應。漸漸地，我們開始發現平常光顧的茶餐廳也有點不同了，天天都點的早餐C突然貴了一元五角，而老闆還要大嘆虧本。最後，連白米的供應也傳出了緊張的消息，使得官員要趕到超市對著頭宣佈：大家不要怕。

終於那種維持了數十年，始終被我們相信是自然而且正常的狀態，開始有點不自然，也有點不正常了。其實吃飽實在不是正常的，現在這一刻，世界上有十億人正在挨餓，也就是說差不多六個人裡面就有一個是饑民。

可是大家都知道全球糧食短缺問題的主要原因不是我們吃得太浪費。我吃不吃得完自己的食物，始終和那些忍受飢餓的人無關。不是嗎？

其實不是的。包括近日衝突消息頻傳的海地在內的所有貧窮國家，他們之所以為了缺糧而暴動，甚至死亡，主要原因在於他們買不起食物。為甚麼食物的價格會這麼貴，貴到一個那麼多人負擔不起的地步呢？根據市場的基本原理，當一樣貨物的供應有限，而需求甚多時，它的價格自然就要颷升，這時誰出得起高價誰就能夠得到它。糧食也是如此，全球糧缺，大家都搶，那些人均收入每天一美金的貧民又怎會是我們香港人的對手？

問題是我們以高價得回的食物都去了哪裡呢？假如買回來的東西恰巧是我們都能消耗得掉，都剛好是我們需要的，那還叫情有可原，可惜不是。每一餐我們吃不下的食物，每一天廚房裡過期的菜肉，每一晚超市丟棄的賣剩的貨品，全是我們用十億貧民和許多國際救援組織付不起的價錢搶回來的。如果我們只買自己需要的分量，食物或許不會這麼貴，那些瀕臨死亡的災民或許就能多活幾天……

情況就像一個穿著皮衣的富人和一個赤身露體的窮人在爭購一匹布，富人買下了那塊布，卻在冷得全身顫抖的窮人面前好整以暇地放一把火將它燒成灰燼。

梁文道：為食是萬惡之首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我有一個同事，長得相當高大肥壯。他的收入不算太高，職位也還夠不上級別，但每次出行，他都要自己貼錢換上商務艙的座位。在他看來，這不又是坐得舒服與否的問題，還是個道德責任的問題。為甚麼？我想很多人大概都有過這種經驗：擠在經濟艙裡，隔壁還坐了體形超大的人，活像狹小的牢房搬進來了一個肥胖霸道的獄友。當他用餐的時候，手肘猛地一下子撞了過來，差點把你那弱不禁風的小餐盤整個掀起。他很歉意，你也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但是天呀，小時候對肥仔同學的那種偏見硬是不能自控地升起。然後你開始留意他會不會吃得不夠飽，和空姐要求多一個杯麵甚麼的；結果你發現情況恰恰相反，他連一份正常的飛機餐都吃不完；是怕不好意思嗎？

從古至今，貪吃都是一種罪，尤其西方的基督信仰傳統，更把貪吃列為「七宗罪」之一。有人甚至認為「貪吃為萬惡之首」，拍得住我們中國人講的「萬惡淫為首」。

理由是這樣的。人的原罪是甚麼？是亞當和夏娃吃了禁果，所以被驅逐出伊甸園。換句話說，假如亞當和夏娃不是「衰為食」，他們就不會忽然感到淫慾的羞恥，進而對上帝說謊了。

而且縱慾總是罪惡的，表面上看，貪吃算不了甚麼。可是你一旦吃得太好，慾望受到過分的縱容，正所謂「飽暖思淫慾」，其他一切淫邪的罪也就會跟著而來了。一開始是從食慾的失控轉到性慾的失控，接著可能會幹下「淫人妻女笑呵呵」的無恥惡行，最後說不定還會演變出強盜、殺人等種種不可思議的結局。所以你說，貪吃是不是「很大鑊」？

最近看了一本叫做《貪吃》（《Gluttony》）的小書，作者弗朗辛．珀絲（Francine Prose）的邏輯不算太清晰，可是裡頭有很多有趣的資料，例如著名的早期神學家德爾圖良（Tertullian）以下這段話：「和貪吃無關的淫慾當然會被認為是一個讓人難以置信的現象；既然這兩者是如此的渾然一體，密不可分，如果有任何分開它們的可能，那就是讓生殖器不與腹部相連……罪惡的順序與器官的順序是一致的。首先，是腹部；然後緊接著所有其他淫蕩的器官被放在美味之後，通過對它的喜好，對淫蕩的喜好找到其他通道。」這麼說來，只要性器官長在別的地方，例如手臂上；食慾的可怕程度就會減少一點吧。

其實基督信仰最不滿食慾的地方在於它使人過分崇拜自己的身體。為了滿足口腹之慾，花了大量的時間心力在烹調和進餐的過程上，絞盡心思地研究怎樣炮製一根雞爪，一顆番茄，彷彿從嘴唇到胃部之間的器官才是最聖潔的神殿。因此長得胖不是一種罪，而是罪證，它證明了一個人過度貪吃，以肉體代替了上帝，崇拜偶像（也就是自己的肚子）多於天主，這是何等瀆神的重罪呀！難怪在但丁的《神曲》裡面，貪吃的人要被打下第三層地獄，永遠承受惡臭泥沼和狂風暴雪對身體的折磨。

有趣的是，我們今天卻把肥胖本身變成了罪。一個人長得胖不只代表他懶惰不節制，他的胖才是最大的錯誤。所以我們才會發明五花八門的瘦身方法，讓人可以懶懶地不做運動，放懷地大嚼美食，偏偏還不會長胖，似乎懶散縱慾都沒有錯，胖才是問題。同樣是歧視肥胖，古人和現代人的理由是不同的，古代基督徒認為肥胖表示一個人崇拜肉體，現代人則覺得它是對身體的不重視。由此可見，我們現在最崇拜的神就是我們自己的身體。每天報紙電視上的瘦身廣告，無處不在因此可以讓人隨時檢查自己的鏡子，在在地提醒我們，人類是多麼地迷戀自己的身體。

所以我安慰那位很自責的同事，不要怕，萬一飛機失事，你旁邊那位不敢吃任何紅肉的苗條女郎一定比你先下地獄，因為她犯了瀆神的重罪。

梁文道：大國的溫柔與世界的夢想

【南方都市報-媒體思想】運動和政治到底有沒有關係呢?答案是沒有。然而，正因為大家都相信運動和政治沒有關係，運動的政治效應才能發揮到最大程度。情況就和藝術一樣。

當紐約愛樂樂團破天荒往赴平壤演出時，它的指揮馬捷爾也是如此回答記者的問題：「我不想談美朝關係，我們是來演奏音樂的。」可是大家都曉得這次旅程不簡單，效果一如昔年的乒乓外交，要是把音樂家和運動員換成了外交官，不只成效截然不同，甚至根本不可能會有這些人人稱道的美事。

中國再三強調奧運和政治無關，人家偏偏就越是要利用它來為難甚至羞辱中國，因為他們看見中國確是以舉國之力來承辦奧運，確實想藉北京奧運展現國家新貌。英文的「torch」本來只是火炬的意思，在中文里則變成了「聖火」，於是有人就覺得搶奪「聖火」果然可以掉中國人的面子了。其實，美國總統從來沒有參加過國境外的奧運開幕式，但布什既然受邀出席北京奧運開幕典禮，於是三位總統候選人就都要拿住這點做文章了，好像布什來不來真的很重要似的。

我的意思不是要中國人都帶點阿Q的心態，一起不把奧運當回事；我只是想指出一點很簡單的現實，那就是你越緊張什麼，別人就越會把它當成目標。

過去短短幾年之間，中國崛起突然從科幻式的預言變作現實，不僅許多西方人一時接受不了，連不少國人好像也適應不及。沒錯，我們好久沒做過「大國」了，所以還不大明白當大國的代價與心理準備。做一個大國，必備的心理條件之一就是要明白別人會怕你，會因為你的體積龐大而加倍注視你，會因為你的影響深廣而格外提防你。十年之前，英美等地的報刊還只是偶爾報一報中國來的消息；到了今天，任何一份有點自尊的國際大報都不能忍受一天沒有中國新聞。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我們老是在電視上看見美國的一樁槍擊案甚至微不足道的小花邊呢?如果不是現在，至少也是不久的將來，中國境內的治安事件也將會得到這等級別的對待。同樣地，美國大概是這個世界上最被人針對的國家了，從年頭到年尾，從東半球到西半球，全球的反美示威加起來大概能夠組成一條全年無休太陽不落的鏈條。終於，在最近的反北京奧運示威浪潮之中，我們總算也感到了身為世界第二強國的滋味。

所以，當大家不滿西方的反華示威，憤恨於部分西方傳媒的偏頗報道時，千萬不要以為我們還是那個八國聯軍兵臨城下的羸弱小國；恰恰相反，中國已經是個令人畏懼的世界強國了。又由於中國躍升的速度如此之快如此之猛，別人的疑懼就更是深重。瞭解到這一點，我們的心態方能恰當轉換，方能更好地應對當前處境。

看近日的西方媒體，從獨立的網站到主流大報，雖然批評中國人權問題與西藏政策的仍占多數，但另類的聲音也開始漸漸出現了。例如英國《泰晤士報》著名的專欄作家西蒙·伯恩斯就指出，反北京奧運的浪潮其實隱含了種族主義的邏輯。我覺得這個判斷是有道理的，事實上，從關注西藏問題開始上升到針對整個中國人權狀況的氛圍里面，我們的確可以發現一種非常簡化的傾向。最初只是批判中國政府，後來則仇視一切在海外聲援聖火傳遞的華人，以為他們全是受到洗腦的官方傳聲筒，最後更鬧出了CNN主持人卡佛說中國人是「一群五十年不變的呆子和暴徒」的事件。伯恩斯反問他的英國讀者：假如有外國人跑來揍你一頓，說你們英國人有份侵略伊拉克，你會有什麼感受?

由關注中國人權狀況變質為反華情緒，從批判中國政府的集權跳躍至仇視所有中國人的集權性格，這裡頭潛伏的正是對中國崛起的恐慌。以前有人害怕中國這座世界工廠會搶走大家的飯碗，現在則無法接受這座工廠背後的價值觀和自己的不同。他們怕的不只是個一般的大國；還是一個陌生的、不一樣的大國。

面對這種情緒，應該如何回應呢?我以為與其用強悍的防衛姿態去刺激出更大的反應，倒不如學學獅子的步伐，輕緩一點。不是說抗議不對，而是平心靜氣的柔性態度可能更合身份，更有效果。假如別人冤枉你是暴徒，你會用暴力恐嚇他的方法去叫他認錯嗎(例如某些網站上聲稱要痛打外國駐華記者的帖子)?

北京奧運是一次消除偏見緩和對立的絕佳機會，靠的不是宏大的新機場，也不是驚世的奧運場館，而是真正的大國風範：寬容、開放和自由。中國的經濟成就已經用不再誇耀，那是人盡皆知甚至因此憂慮的現實；現在要宣揚的該是中國的政治開明、思想解放和民情理性。畢竟世界的同一個夢想不是人人都能說英文，而是公認的普世價值。

梁文道：特務失靈的時候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介紹：「邦，占士邦，叫我阿邦就行了」。可是間諜電影和小說看得太多，我難免也會以為真正的特務機構一定無所不能，尤其是大名鼎鼎的摩薩德、克格勃（KGB）、軍情六處與中央情報局，總是在迷霧中伸出無盡的指爪，暗暗地操控一切。後來我才明白，說不定這種印像本身就是情報機構設下的陷阱。例如麥卡錫主義當道時的美國，動不動就有人揭發誰誰誰是「反美勢力」的棋子，一時間人心惶惶，似乎KGB已經滲透到每一個角落去了。

KGB其實沒有這麼厲害，但他們很滿意麥卡錫那幫白癡的恭維，因為這太有助於他們回去領功了。最近幾年出了好幾本書，一一掀開那些大牌情報機構的底牌，讓我們發現原來他們犯的錯遠比幹成的事要多，其中最猛的當屬兩冊「米特羅欽檔案」。米特羅欽（Vasili Mitrokhin）是原KGB資深檔案管理員，曾經主管KGB檔案庫的搬運工作。他用了二十年的時間私自抄錄秘檔，然後在冷戰結束之後乘亂投奔英國，帶去了六大貨櫃的寶貝。幾年之後，消息傳出，有記者問俄羅斯安全局的發言人：「聽說最近有人洩漏了幾百名駐海外特務的名字，這是真的嗎？」發言人即時回答：「太荒謬了！任何叛徒最多只能取得幾個特務的資料，怎可能有幾百個呢？」

小姐，不只幾百，任何讀者現在都能在這兩巨冊已出版的檔案整裏找到過千名KGB特務的活動狀況。它是史上最大規模的情報外洩案，連軍情六處和中情局都嚇呆了。

我尤其喜歡它的第二冊《克格勃和世界》（The KGB and the world），因為裏頭談到了中國。雖然KGB和中情局都曾發揮過一般人想像中的那種作用，促成了許多大事的發生，乃致於不談這兩大特務機構就根本不可能完整地認識二十世紀的歷史。可是KGB在蘇聯的地位舉足輕重，美國中情局完全無法相比，前者甚至成了制定蘇聯外交政策的主要力量，正是KGB讓蘇共政治局相信第三世界是打贏冷戰的主戰場。既然如此，它又怎能放過第三世界裏人口最多幅員最廣的中國呢？

然而，就是中國讓名震全球的KGB完全動彈不得。在中蘇關係好得如膠似漆的年代，史達林甚至把一切駐華人員的資料都交給了中方。當老毛和赫魯曉夫翻臉之後，這幫人的下場可想而知。KGB再想派人進去就難如登天了，他們發現中國簡直是特工的地獄。尤其文革十年，人人彼此監視，任何小小的風吹草動都是反革命的跡象。幾乎所有去過蘇聯的人都被打成特務，去過其他國家的人可能也是特務，他們的孩子、親戚、朋友和學生還是特務。在一個有上百萬老百姓被懷疑為特務的國度裏，你說真正的特務還能有活動的空間嗎？除了朝鮮大使館裏的一個聯絡人和新疆週邊的疆獨勢力之外，KGB的情報來源乏善可陳。最後他們沒出息到了一個地步，主要是靠香港的報紙來掌握中國國情（和米特羅欽合作本書的史學家克里斯杜化．安德魯還補充了一點，批評KGB居然忽略了《明報》）。

看來國家安全和人權果然誓不兩立，如果想要徹底消滅國土上的反華勢力，不只二十三條立法要立得夠嚴，我們還很應該再來一趟文化大革命。但是也別以為越是集權專政，國家就一定更安全。米特羅欽這批材料一出來，大家赫然發現KGB特工搜集情報的本事確實一流，但他們分析情報的能力卻是九流。因為在蘇聯的體制內，大伙都要報喜不報憂，明明阿富汗的情形一塌糊塗，他們偏偏上報形勢一片大好，使得老頂相信阿富汗戰爭大有可為。最荒謬的莫過於在傳媒監控的狀況之下，連總書記也只看《真理報》；沒有真相，又怎打得贏冷戰呢？難怪有人說普京當政是好事了，起碼他是特務治國，知道點真理。

梁文道：吃一片橘子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以烹調精進料理聞名的日本禪僧藤井宗哲曾經在一趟新幹線的火車旅次上遇見一位青年，這個年輕的上班族把公事包放在膝上當小桌，一邊喝啤酒一邊看雜誌，還拿了個便當出來吃。宗哲和尚注意到這位青年「是以看雜誌為主，順便吃便當。」他的行為「不過是把『進食』當作機能性動作；也就是將食物放入口中，機械地咀嚼後，經過喉嚨，最後儲存在胃袋。我好整以暇地瞥看過這位上班族，發現他的目光始終盯著雜誌，一點也感覺不到便當的存在。此後，我不知又遇到過多少這樣的人。這類人的飲食生活，可稱之為『機器人進食』。」

說來慚愧，我也是個進食機器人，常常一個人吃飯，而吃的時候也是丟不開書本雜誌，生怕浪費了吃飯的時間。再推想下去，平日的工作、午餐或飯局，豈不也是如此？為甚麼很多飯局明明叫了一桌子菜，走的時候總是剩下許多未盡的菜餚，偏偏回到家裡還會餓著肚子呢？那是因為在飯局裡頭我們往往掛著交談忘了食物。沒錯，食物不是主角。我很少聽到有人會說：「喂，有家餐廳很不錯，我們約xxx一起去吃吧，」絕大部分的情況是反過來，先想好要約哪些人吃甚麼，才去找個飯館成全大家的聚會。

無論是一個人吃飯的時候看書報電視，還是一堆人找個吃飯的地方開會談生意，都是我們不想浪費時間的表現。真是諷刺，這可是個美食膨脹的年代，幾乎人人都是美食家，偏偏我們還會覺得吃飯是件浪費時間的事情。大概心裡有個標準，覺得日常三餐又是必要的營生手續，可以隨便打發，任意填上其他活動；而美食，則是一種很特別很不日常的東西，必須嚴陣以待。

不過，要是我們用對待美食的態度去對待最簡單不過的食物，又會產生甚麼效果呢？去年，譽滿天下的越南高僧一行禪師訪港。在他主持的禪修營裡，他教大家用很慢很慢的速度吃飯，吃的時候不要交談，全神貫注於眼前的菜餚，這就是所謂的「正念飲食」了。一行禪師曾以「橘子禪」說明正念飲食的方法：不要像平常那樣一邊剝橘子一邊吃，而要專心地剝開橘子的皮，感受它剎那間射出的汁液，聞它散發於空氣中的清香。然後取出一瓣橘肉，放進口中緩慢地嚼，全神貫注地體驗門牙咬斷它，臼齒磨碎它，舌頭攪動它等每一個動作，直到它幾近液化，通過食道吞嚥下去為止。

如果你這麼做，你會對一片最普通的橘子產生前所未有的全新感受；你會發現自己還用不著去買一枚昂貴的意大利血橘，因為你從來不曾知道甚麼叫做吃橘子。最美妙的，是這種修行還會引導你注意吃的過程，彷彿你不曾吃過。

比一行禪師的橘子禪更誇張的，是美國佛學導師康菲爾德（JackCornfield）的葡萄乾修行法，他教導學生們用十分鐘去吃一顆葡萄乾，很多人吃完之後竟然覺得太飽了！

我們不可能每一頓飯都這麼吃，但至少可以每天花一點時間練習心無旁騖的正念飲食。你也不用覺得它是個宗教色彩很濃的儀式，你只需要把它當成認識美食的基本練習就行了。正如飲酒，若連水的味道都分辨不出來，又怎談得上欣賞酒的複雜呢？

梁文道：不要忘了中國也是多民族國家

【南方周末-放言四海】假如美國總統對外公開宣稱，他不能理解阿米緒人為何還要堅持原始落後的生活方式，你猜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呢？假如一位孟加拉的知識分子在報刊暢談伊斯蘭的保守愚昧，你猜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呢？假如一個芬蘭網民在論壇裡公開呼籲因紐特人放棄自己的遊獵傳統，接受現代文明的洗禮，你猜接下來又會發生什麼事呢？有意思的是，這一切看似不可思議的情況，其實都曾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面目出現在中國的土地上，而我們看似什麼都沒有發生。

馬丁·路德·金博士逝世四十年了，美國民權運動原來已經是五十年前的往事。在那一場震撼人心的大潮裡面，有一句口號令我久久難忘：「白色也是一種顏色」。這句話針對的是白人那種盲目的種族世界觀，總是把世界一分為二，主流是白人，而任何其他膚色的種族皆可簡單納入「有色人種」的類別，彷彿白色不算一種顏色，白人是一種超乎任何色譜之外的中性人種。這句話提醒了大家，原來白人也是有其特殊性的種族。不管他們在美國的人口比例裡佔了多少，也不管他們如何界定了美國的主流價值，白人始終也只不過是一個族群罷了；相比起美籍非裔的說話腔調，白人的言談風格不是標準，它只是另一種族群的方式而已。

全國「兩會」期間，我們總是能看到少數民族代表穿上了「民族服裝」，問題是為什麼絕大部分的漢人代表不穿「漢服」呢？除了服裝與歌舞表演之外，少數民族對大部分漢人到底意味著什麼呢？

曾幾何時，很多人預言到了21世紀，民族主義和族群政治都會自動消失。然而放眼全球，我們今天不僅看不見族群政治稍有緩解的跡象，甚至還越演越烈，到底族群之間的問題應該如何處理呢？回顧美國民權運動的遺產，它的最大貢獻之一是把美國從一個「大熔爐」漸漸轉成了一大幅五彩繽紛的「鑲磚畫」；從強調各個族群逐漸融入白人為主的主流社會，轉而重視各族群間的平等共存。在這個背景之下，近三十年來甚囂塵上的「多元文化主義」於焉成形。

把多元文化主義路線走得最徹底的，大概就是加拿大了。為了留住離心甚深的魁北克，加拿大聯邦政府不只把法語列為官方語言，還要求魁北克以外各個說英語的州一樣要在中學教授法語。雖然多元文化主義在學理和實踐上也遭遇了不少困難，但贊成魁北克獨立的人確實日益減少，而且它也確實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那點啟示就是要主流族群發現我們也是一個族群。不要以為只有少數民族才有獨特的社會特性和生活方式；相對於他們，主流族群的社會特性和生活方式其實也是獨特的，而非無色無味的客觀標準。

坦白講，我們常常忘記中國原來是個多民族國家，往往以為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只不過是種由服裝、歌舞和飲食構成的「風情」。今年是藏歷和回曆的什麼年份，有多少漢人知道呢？當每一個少數民族的中學生都用「普通話」（「普通」這個中性的說法很容易使大家忘了它其實是現代漢語）記熟了唐宋元明清的王朝世系時，又有多少漢人知道吐番王國應該放在這段「正統」裡的那一個位置呢？化外番邦嗎？

所謂民族政策，不只是單向地對少數民族做工作，給予他們更多的優惠和權益，而且還要把占人口多數的漢人也當成一個民族，讓大家彼此認識互相尊重。我想，身為一個漢人，多元文化主義教給我的或許就是更謙卑地自省，更開放地學習，把其他族群的文化也當作是自己也要繼承的寶貴遺產。畢竟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只屬於漢人的，我們團結的基礎在於公民的身份，多於族裔的血緣。

梁文道：也談西方傳媒的偏見

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是我最敬仰的知識份子之一。他數十年如一日地揭發美帝國主義的真面目，對抗美國歷屆政府和主流傳媒的霸權，使他的政論著作只能透過小型出版社獨立出版，更令他長期遭《紐約時報》等主流傳媒刻意漠視(至少在九一一事件以前。)所以當我知道他的著作陸續中譯出版，而且粉絲眾多，我真的是非常高興。可是漸漸地，我又覺得好像有點不大對勁了。

原來喬姆斯基的許多中國追隨者只看見他狠批美國的那一面，卻忘記了他也是個美國人這一點啟示。同樣不大對勁的感覺也出在內地一些朋友對我的看法上。

本來嘛，我從馬克思齊傑克，思想上一直自認是左翼份子，香港還有人批評我想復活共產主義呢。偏偏內地卻有人見我老講民主，於是將我歸類為右派，甚至推測我一定是英帝走狗。查左派一詞本來就源自於法國「三級會議」裡坐在國王左側的激進民主派，左派不講民主難道還要讓右派講嗎？至於美帝走狗一說，那就更是天可憐見了，美軍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時，我不止參加了兩次反戰遊行更是其中一些活動的策劃人之一。到了香港主辦世貿部長級會議，我也參加了反對歐美主導的全球化的示威運動。假如這也是走狗所為，我就不大懂得走狗的意思了。

近日不少西方主流傳媒在報導西藏騷亂的時候頻頻犯錯造假，結果一群中國網民和海外留學生聯合了「anti-cnn」網來糾錯打假，我也覺得異常興奮，因為大家終於認識到一向標榜客觀中立的西方主流傳媒其實也不乏壞種，而且還自發地搞起了獨立媒體式的行動。可是再細看下去，那股熟悉的不勁的感筧又慢慢浮現了。有些似乎把一切問題都歸結為很含糊的「西方反華勢力」，以為西方主流媒體一定也是聽命於政壇的反華派甚至政府本身，然後再聯手搞臭中國。

其實那些出問題的媒體與其說是「西方反華勢力」的一部分，倒不如說它表現出來的是深植的偏見和意識型態機器的共識運作。首先，我們要知道國情的不同，那些西方主流傳媒實在不是政府可以直接管控，就算是國營的「BBC」也有相對於政府的一定獨立性。根據喬姆斯基等人的長期觀察，西方主流傳媒、大企業和政治勢力等三者之間固然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和公關網絡，但有時更要命的或許是媒體人那種未經反省卻又自命正確的價值觀。

照他們的價值觀形成的潛在共識，中國政府是個壓迫人權的政府，中國傳媒也是不可信的宣傳機器，所以中國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省自覺(因此才會有人誣衊anti-cnn有官方在背後做手腳)。於是在西藏和人權等手段扭曲真相，好持續控訴中國，並且獲得政治正確的自我滿足。

事實上，西方也有不少專門和主流媒體對著幹的獨立媒體，常常揭發前者係統化的偏見，尤其針對梅鐸這類強行把自己的政治立場與利益取向灌入旗下媒體的大亨；當然，這些網上的獨立媒體通常也是左翼的。

關於西方主流媒體製造共識的複雜內情和獨立媒體的概況，以後還可以再向大家介紹。我現在只想再次提醒大家，那些獨立媒體的確很少批評中國的傳媒，看它有沒有自我審查甚至造假。有時候我會想像，假如喬姆斯基是中國人，除了持續批判西方主流傳媒的種種過濾行為，他也一定會用同樣嚴格的標準來要求自己的國家。

梁文道：來一點多元文化主義

【am730-觀念】假如美國總統對外公開宣稱，他不能理解阿米許人為何還要堅持原始落後的生活方式；假如一位孟加拉的知識分子在報刊暢談伊斯蘭的保守愚昧；假如一個芬蘭網民在論壇公開呼籲因紐特人放棄自己的遊獵傳統，接受現代文明的洗禮；你猜接下來又會發生甚麼事呢？有意思的是，這一切看似不可思議的情況，其實都曾以不同形式不同面目出現在中國的土地上，而我們看似甚麼都沒有發生。

馬丁．路德金博士逝世四十年了，美國民權運動原來已經是五十年前的往事。在那一場震撼人心的大潮裏面，有一句口號令我久久難忘：「白色也是一種顏色」。這句話針對白人那種盲目種族世界觀，總是把世界一分為二，主流是白人，而任何其他膚色的種族皆可簡單納入「有色人種」類別，彷彿白色不算一種顏色，白人是一種超乎任何色譜之外的中性人種。這句話提醒了大家，原來白人也是有其特殊性的種族。不管他們在美國的人口比例裏佔了多少，也不管他們如何界定美國的主流價值，白人始終也只不過是一個族群罷了；相比起美籍非裔的說話腔調，白人的言語風格不是標準，它只是另一種族群的方式而已。

人大政協兩會期間，總是能看到少數民族代表穿上「民族服裝」，問題是為甚麼絕大部分漢人代表不穿「漢服」呢？除了服裝與歌舞表演，少數民族對大部分漢人到底意味著甚麼呢？曾幾何時，很多人預言到了二十一世紀，民族主義和族群政治都會自動消失。然而放眼全球，我們今天不僅看不見族群政治稍有緩解的跡象，甚至還越演越烈，到底族群之間的問題應該如何處理？回顧美國民權運動的遺產，它的最大貢獻之一是把美國從一個「大熔爐」漸漸轉成一大幅五彩繽紛的「鑲磚畫」；從強調各個族群遂漸融入白人為主的主流社會，轉而重視各族群間的平等共存。在這個背景之下，近三十年來甚囂塵上的多元文化主義於焉成形。

把多元文化主義路綫走得最徹底的，大概就是加拿大了。為了留住離心甚深的魁北克，加拿大聯邦政府不只把法語列為官方語言，還要求魁北克以外各個說英語的州份一樣要在中學教授法語。雖然多元化主義在學理和實驗上也遭遇了不少困難，但贊成魁北克獨立的人確實日益減少，而且它也的確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就是要主流族群發現我們也是個族群。

不要以為只有少數民族才有獨特的社會特性和生活方式；相對於他們，主流族群的社會特性和生活方式其實也是獨特的，而非無色無氣味的客觀標準。坦白講，我們常常忘記中國原來是個多民族國家，往往以為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只不過是種由服裝、歌舞和飲食構成的「風情」。

今年是藏曆和回曆的甚麼年份，有多少漢人知道呢？每當一個少數民族的中學生都用「普通話」(『普通話』這個中性的說法很容易使大家忘了它其實是個現代漢語) 記熟了唐宋元明清的王朝世系時，又有多少漢人知道吐番王國應該放在這段「正統」裏的那一個位置呢？化外番邦嗎？身為漢人，多元文化主義使我能夠更感謙卑地認識自己的局限，學習其他族群的可貴遺產。

梁文道：殺貓人萊辛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萊辛的書從來都不容易讀，文字看上去很簡樸，但卻埋藏了很多的概念，總是要人反覆進退地思考。如果想選一本書，能夠比較輕鬆、愉快地進入萊辛的世界的話，我想一定就是《特別的貓》了。喜歡貓的作家太多了，一愛起來就特別癡狂，難免就要為它作詩立傳了。很多人以為萊辛也是如此。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新聞拍到她家裏面有一隻很漂亮的黑白大肥貓，就窩在她旁邊，像一對姐妹（很有可能萊辛才是妹妹）。

萊辛一輩子都在養貓，但是她這本貓書卻很不一般。她沒有毫不知恥地放縱自己對貓的感情，像許多貓迷作家那麼忘乎所以，令人難堪。你要是對同好大談貓經，把自己養的貓「寶寶」來「甜心」去的，那還無所謂，反正「寶寶」和「甜心」是每一隻家貓的小名。但要是換了不上道的讀者，他們若是給你面子，或許還會一臉尷尬地陪笑，否則就得捂嘴忍惡心了。《特別的貓》一開首就不同凡響，萊辛講的不是怎麼樣愛上貓，而是當年怎麼殺貓。她小時候在非洲長大，家裏經營農場，老鼠特多，所以要養貓治鼠。但問題是那時候不只非州，大概全世界也沒有給貓做結紮的，於是貓兒越生越多，一多就野，叫春煩人，屎尿熏天，反而成了另一個困擾。所以她們就要學以前的歐洲人了，定時來次大屠殺。萊辛小時候也拿過槍獵貓，算是家務，她也曾目睹父親如何大規模地「處理」掉一些貓寶寶。由於幼承庭訓，甚至到了中年，離開非洲很多年之後，一見家裏貓兒生得太多，她就習慣地拿瓶威士忌出來，捉一隻隻眼睛還沒張開的小貓，一隻一隻地灌，把它們灌死為止。坦白講，我也是個貓迷，很難明白萊辛這種手段的動機，我們一般都拿多了的小貓送人，幾乎沒聽過要殺絕斷後的。萊辛畢竟不是尋常人物。

可是，這大概就是一個人跟貓相遇的自然狀態了，不只人與人為敵，動物與人更是不容易，用得你是寶，狡兔一死走狗自然是得烹了的。說到自然，萊辛家裏養的貓原來有時候還會被野貓威脅，那些野貓可能從前有人養過，逃亡之後野化，然後回來老家附近對新一代的家貓怪叫。這些家貓第一次發現原來有些同類不像自己這樣在家裏頭過日子。這或許是種誘惑，所以有時候家貓會被野貓誘離家園。就像傑克·倫敦《野性的呼喚》，一隻人養的狗被野狼引誘，終於從狗回到狼的狀態。

可是這本書的敘事者卻是反過來，從野蠻漸漸進入了文明。萊辛本是個殺貓好手，但是到了最後，日久生情，她卻越來越愛貓，越來越迷貓，活像個打算娶死刑犯回家的劊子手。儘管她儘量冷靜，不像其他貓迷作家那樣陷溺地肉麻，但她還是忍不住從俗，把貓擬人化了 。比如將一隻漂亮的小貓「灰咪」形容成一個美麗的女人，在年紀很小的時候已經知道自己可愛，就像是一個除了美貌以外毫無特色的漂亮女孩，驕傲地隨時注意自己的一舉一動，彷彿總是對某個隱形的鏡頭來調整她的姿態。而我們曉得，一個美得驕傲的女子，結局通常也是很淒涼的。正如Bob Dylan唱過的，「 Once upon a time you dressed so fine 」，終於有一天要Like a rolling stone。

貓跟人相處，最奇妙的地方就在於我們常常把它擬人化了。原來是個野生物種，到了家裏之後，我們寵愛它，讓它成為我們的寵物，我們的友伴，甚至把它當成人，跟它說話，對它傾訴。可是總有一刻，你將發現它到底不是人，它是另一個世界的生物。你跟一個人四目相投，這叫做眼神的交流。但當你盯一條狗或者一隻貓，而它也盯回你的時候，你能說這叫交流嗎？你們交流了什麼？

和很多熟悉貓的人一樣，萊辛也注意了貓的特性，那就是老對一個地方發呆。它到底在想些什麼呢？她常常思考這些問題：「就在一個多禮拜前，我家的黑貓帶它的兩隻小貓坐在地板中央，興致勃勃看我剪布，它們仔細觀察那個不停的剪刀，我雙手的動作，但在我看來，它們所看到的東西，其實跟我們人類想的並不一樣。我這麼說是有理由的，舉例來說，每當灰咪咪一連花上半個鐘頭，望在陽光中飛舞的塵埃時，它究竟看到了什麼呢？」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們總是被我們所不知道的世界引誘。動物的吸引力，是否就是因為它如此地接近，甚至於有相似於我們的地方，讓我們能夠放心也把它當人看；然而，它始終是在另一個世界，我們透過它黑不見底的眼珠能夠進入另一個世界嗎？那是不是一個接近死亡的世界？誰知道？

梁文道：專心吃飯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我曾經在別處介紹過一個我最喜歡的書癡故事，關於匈牙利革命時期的一位貴族，他嗜書如狂到了一個程度，即使是在被推上斷頭台之際，仍然不忘用筆在書上劃線做筆記。假如一個人愛書愛到了連死之將至也不為所動的地步，那書癡這個稱號他就實在是當之無愧了。

我再和大家介紹一位真正的美食家。他是一位二十世紀的日本大禪師，日日修行也沒甚麼別的嗜好，唯獨喜歡甜食。在他病重的時候，弟子們從全國各地趕來探望，當然也不忘帶一些和菓子送給恩師，好讓他在圓寂前嘗一嘗。終於到了快要坐化的那一刻了，老禪師一如任何道行高深的修行者，端坐席上，相貌平和。然後，他竟然再拿起了一塊甜餅，放進口中，有點艱難地慢慢咀嚼。吃罷，他微微啟唇，好像要說點甚麼，於是弟子們統統緊張地緊聚過去，心想師傅要做他人生中最後一次開示了，非得好好聽清楚不可。老禪師終於說話了，他只說了兩個字，「好吃！」。然後他就斷了氣。

一個人走到了死前的最後一刻，心中想的竟然還是適才甜品的滋味，留下的遺言竟然還是對那塊甜品的讚美，沒有任何告別，更沒有不捨與恐懼，他還不算最厲害的美食家嗎？所謂的美食家難道不就該是這般模樣嗎？一心一意地對待眼前的食物，別無旁騖，甚至置生死於度外。

後來大家都說這位禪師真是高，已經到達覺悟的境界了，理由是佛學的修行最講究一個人是否時刻「正念」。「正念」指的就是非常專注地活在當下，走路時專心走路，睡覺時專心睡覺，腦子裡既不執著過去發生的快事，也不憂慮未來的煩惱。這種狀態自然是快樂的，同時也是無我的，因為它完全切斷了我的過去與未來，不把過去發生的事情當做自己的事，也不把將來的我看成是現在這個我的延續。要在平常達到這種狀態已經很難，要在死的那一剎那仍然保持它就更難。所以很多人都認定這位甜品禪師是真正的湼槃了。

其實我們天天進食，又何曾試過每一餐每一口都專心地吃呢？吃早餐的時候看報紙，吃午飯的時間變成一場工作會議，吃晚餐的時候用電視汁撈飯；我們有多久沒試過好好地，一心一意地對待眼前的食物？如果我們專心地吃，食物的味道會不會變得和平常不一樣呢？

我們常常為一些吃齋的人感到可惜，為一些飲食上諸多禁忌的人扼腕，覺得他們失去了人生的樂趣。可是回頭細想，我平常囫圇吞棗地吃東西，甚至吃著這一頓的同時就念著下一頓，難道這就真的享受了人生，懂得飲食的樂趣了嗎？看來美食家起碼可以分成兩類，絕大多數都是心思敏捷，想像力豐富，吃著一塊肉的時候，會回味起從前遠方某家菜館的手段是如何地高明，又或者明天的一頓盛宴。少數像甜品禪師這樣的，則全神貫注於眼前所見嘴中所言。對這種人來講，或許連一口白飯都是人間至味。

梁文道：期待真正的多民族國家（和解的必要．三之三）

【明報-筆陣】中國政府處理西藏問題的大方向很簡單，就是把一切責任都往達賴喇嘛身上推。近日公布的許多騷亂新證據其實還是不能明確指向達賴本人，但官方硬是要不斷強調「達賴集團」這個說法，完全忽視西藏流亡政府裏人盡皆知的裂痕。其目的無非就是要在達賴在世的時候把他塑造成最大對手，以後就更能充分地矮化或許會成為暴力組織的其他激進派系了。

於是各級官員才會把話說得一個比一個還狠，例如公安部長孟建柱上周入藏視察時就曾放言「達賴不配做一個佛教徒」。從戰術邏輯看來，這番話是有的放矢；但是聽在藏人和藏傳佛教徒耳中，它無異於對一群天主教徒指斥教宗不配當天主教徒，你猜他們會做何感想呢？要知道許多藏人在家私藏達賴玉照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如果真心追求西藏問題的順利解決，維護國家領土的完整，政府豈能如此漠視藏人的感受，為了一時戰術上的功效犧牲全盤戰略的佈局，屢屢辱罵藏人的精神領袖呢？難道他們不知道這種做法只會迫使許多藏人更加陽奉陰違，甚至增加他們的離心嗎？

1998 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曾經公開對來訪的美國總統克林頓說過這樣的話： 「我去年訪美的時候，也包括到歐洲的一些國家，我發現許多人教育水平很高，知識水平都很高，可是他們還是很相信喇嘛教的教義」。他的意思再明顯不過： 「喇嘛教」如此愚昧落後，你們這些文明開化的西方人怎麼還要信它呢？無論從任何標準來看，這都是番令人震驚的言論。一位國家元首怎能如此公開侮辱國內一支主要少數民族的信仰呢？我們可以想像克林頓會說猶他州州民教育水平這麼高，還要相信摩門教真奇怪嗎？

如果連整個國家的領導人也是如此，其餘更是思過半矣。直到近年為止，隨便翻翻《西藏日報》，我們還會看見如下觀點： 「西藏由於受到歷史地理等諸多因素的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還相對落後，從封建農奴社會遺留下來的迷信、愚昧、非科學的東西至今還禁錮廣大農牧民群眾的思想」。令人感慨的是，除了政府和官方媒體之外，就連一些知識分子也就最近的事件中動輒放言「藏人的民族性天真淳樸，很容易受人迷惑」。即便對西藏問題一向開明中肯的民間學者王力雄也有他的盲點，在其著名的〈西藏問題的文化反思〉一文中，除了用「喇嘛教」這個充滿漢地佛教偏見的稱謂指稱藏傳佛教或藏人喜用的「金剛乘」之外，也不能免俗地以簡單的環境決定論去說明藏人對宗教的渴求（原文見《New Left Review》March-April 2002，中譯請參見唯色的《西藏記憶》附錄。

要認識並尊重少數民族民情文化走筆至此，我們不難發現所謂西藏問題其實有一半是漢人自己的問題。從在上位者一直到民間百姓，不只對西藏的民情文化沒有起碼的認識和尊重，更對複雜纖細的民族問題毫不敏感。進而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雖說是多民族國家，但我們的少數民族政策卻從來都是不完整的，一是因為我們只是單向地把它看成是對少數民族做工作，卻從未反省漢人為主的主要族群該如何與其他民族共存；二是這些政策的範圍相當狹隘，沒有把民族視野恰當地貫注在其他政策之內。

先說民族視野如何進入其他領域的政策，且以文革遺產的清理為例。根據班禪喇嘛早在文革爆發前4 年向中央委員會遞交的「七萬言意見書」： 「民改前的西藏有大、中、小寺廟2500 餘座，而民改後由政府留下來的僅只有70 多座，減少了97%多，由於大部分寺廟沒人居住，所以大經堂等神殿僧舍無人管，人為的和非人為的損害，破壞巨大，淪於已倒塌和正在倒塌的境地」。到了文革那十年，僧人被迫還俗，佛寺遭到洗劫的慘就更是變本加厲了。有些論者承認這種種做為對西藏造成的災害確實很巨大，但轉頭卻說不只西藏， 「那十年裏全國各地一樣受害」，言下之意是大伙過去都遭殃了，你們藏人不該老拿這些往事出來說三道四。這就是對民族問題不敏感的絕佳例子了，他們似乎完全不明白同樣是文革，對漢人而言或許是自己人鬥自己人，但到了西藏卻是你們漢人來搞我們西藏人了。所以在處理這些歷史傷痕的時候，政府應該格外小心，不能只是出錢修復廟宇，甚至還要採取比在漢地更徹地的解決方案（例如查明歷史真相），方能締造民族和解的基礎。

再談民族政策的片面。比起雖有魁北克問題但大體上和平的加拿大，中國其實一直沒有認真實行過多元文化的路線。首先，我們要知道所謂的「普通話」其實就是現代漢語。當許多官員誇誇其談西藏的教育普及做得如何之好的時候，大概沒有想過對藏族青少年來講，他們正在學掌握一種非母語，且要用它為工具和來自漢地的同齡人競逐大學的入學機會，以及政府公職，其間的差異足以造成重點大學藏人入學率偏低的情形。

假如准許用藏文考高考的想法太過不切實際，讓各地中學開設藏語和維吾爾語選修班也十分異想天開的話，我們能不能審視一下現有的教材內容呢？翻翻歷史課本，身為多民族共存的現代國家，我們念的卻還是唐宋元明的王朝世系，那你要置吐蕃王國於何地呢？番邦嗎？同樣地，農曆新年是法定假期，那麼藏曆新年呢？

就算不用全國放假，漢人學子也該學點藏曆和回曆的基本紀年知識吧。

民族政策有待完善

真正完整的民族政策，不可能只是保障各少數民族在自己居住地內的傳統文化和權益，更不可以只是讓他們學融入漢人定義的「中華文化」；而是要讓人口佔多數的漢人也學懂其他民族的文化傳統，平等地對待其他民族。

我在電視上看見一些僧人也參與了近月的事件，甚至還拿起了石塊和棍棒……他們的憤怒我只能盡量體會。

現謹摘抄13 世紀偉大的成就者嘉瑟．戊初．東美〈菩薩行三十七頌〉片段如下，祈願藏漢的真正和解：「即使有人用各種難聽的話貶損我，並且在千萬個世界中到處張揚，出於慈悲，我讚美這個人的功德，乃是菩薩的修行。」「在大型集會之中，某人用侮辱的語言揭露我隱藏的缺陷，恭敬地向他行禮，視其為法友，乃是菩薩的修行。」「被我視如己出地來關愛的人待我為仇敵，如母親愛生病的孩子一般更加愛他，乃是菩薩的修行。」「如果有人即將斬下我的頭，即使我沒有絲毫過錯，透過悲心的力量，擔負他所有的惡業，乃是菩薩的修行。」

報答流行文化的奶水 訪問吳俊雄

梁款要比吳俊雄有名。十餘年來，梁款不懈地在報刊上發表評論，尤其是有關於流行文化的評論。這個人的文筆很有特色， 從不喜歡平鋪直敘，看得出每一篇都是花了工夫「扭盡六壬」才寫出來的。明明有理論功底，但又不拋書包，反而喜歡賣弄自己對周星馳電影之熟悉、模仿張學友 「震音」之內行。更奇妙的是他不只透過流行文化織寫香港的身份故事，表達自己的愛鄉情切；還隱隱接上了左翼的批判傳統，一腔為理想而奮鬥的熱血躍然紙上。

難怪有些人（包括我自己）一度以為梁款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文化評論的香港遺腹子，相信一條破牛仔褲也是反抗大型製 衣業的利器，逛商場而不消費就是在抵抗資本主義。但是只要你認識了「梁款」這個筆名背後的吳俊雄──香港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你就知道他既不是虛無也不無 聊；相反地，他是個認真治學別有堅持的學者，例如堅持用英語教課（教的還是香港普及文化）。

吳俊雄只是坦白地面對自己──一個喝港式流行文化奶水長大，大了之後還要繼續浸泡在裏頭的人。他不可能不喜歡陪伴自 己的粵語流行曲，不熱愛和自己休戚與共的港產電影。身為一個學者，若要認真對待自己的經驗，也許就會像他這樣，把留在身上的東西變成研究對象了。於是吳俊 雄以自己的原名寫了一本《許冠傑──此時此刻》。

梁文道（梁）

吳俊雄（吳）

梁：你為甚麼會想到要寫這本書呢？

吳：因為我是他的fans。

梁：就是這樣？

吳：話說回頭，我在九七年時開辦流行文化研究課程，你也 曉得那時的香港社會學界，一說到流行文化就沒有甚麼現成的東西了，參考資料就更少，索性自己來做好了，於是就開始認真地研究創意工業。最初是研究整個行 業，繼而再研究行頭裏的個案人物。整個研究過程就像流行音樂工業一樣，只得兩首歌就想出碟嗎？還是多凑八首歌吧！當時許焯權（香港大學文化研究中心總監） 正好要組班研究創意產業，知道我研究流行文化，於是就向我招手了。

第一個個案本來是黃霑，由於要消化太多資料，結果就花了兩、三年。霑叔那時在港大攻讀博士學位，跟隨劉靖之及梁啟平 研究普及文化，偶而也來我的課堂。他當時正在研究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批判是否適用於香港流行曲，他的感覺是不行；而我第一堂課講的正是法蘭克福學派的 局限，於是就很投緣了。霑叔去世之後，他的太太想將他以前的書信、唱片、創作紀錄都送給港大。我跑去一看才發現她太太口中的「少少嘢」，原來多得可以辦展 覽。後來我們還就真的辦了一個展覽。

梁：結果你的黃霑研究還沒完成，談許冠傑的書就先出來了。

吳：這也是機緣巧合。許冠傑去年十二月開演唱會，他的班 底志不在賺錢，只想做些有趣的事，所以就想到要出書，偏偏又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後來他們在書局看見一本書，覺得它很精美，就聯絡那本書的出版社。雙方一拍 即合，唯一欠缺的是作者，剛好出版社的一個設計師曾幫我設計黃霑的書房展覽，於是介紹我去找那群組織許冠傑演唱會的人。從去年九月到十二月出版，前後只寫 了三個月。

這本許冠傑研究除問參與唱片製 作的人，還有香港房屋政策、教 育製度，成為社會學範野。

梁：太誇張了吧！

吳：而且一開始我就知道我寫的不只是許冠傑，我向來研究 文化工業，知道許冠傑成功的背後必定有很多人助陣，我要寫的是他和背後這群人的故事。於是我安排了廿多個訪問，除了訪問Sam本人外，也要訪問他的朋友、 家人、工作夥伴，單是訪問就花了個半月時間。然後再看了很多相關文獻，最後瘋狂地寫了兩星期。

梁：其實文化研究這門學科本來就是從研究流行文化起家的，香港也有不少做文化研究的人，你和他們有甚麼不同呢？

吳：很多做文化研究的人的背景是比較文學，他們或許會研 究歌詞，但未必會研究流行文化工業的機制本身，至於音樂部份就更少了。真實我這本書也沒碰到音樂，我不是音樂科班出身，我覺得許冠傑的音樂好聽，但卻不懂 為甚麼好聽，這真是個缺陷。我常聽爵士樂和古典樂，作為用家，經驗算豐富，但要分析起來就缺乏語言和工具。我寫這本書時，特意翻看音樂學家如何看流行音 樂，過去半年還去學不同種類的音樂。我先是跟一個玩音樂的親戚學潮州音樂學，潮樂沒有曲譜，講究演奏時的神韻，音樂結構跟流行音樂相似，學潮樂就是學如何 將不能言傳的東西以言傳達。我也學唱了一堂南音，學了一點西洋音樂，尤其聲樂部份。

	吳俊雄參考了許多外國的流行文化著作， 才寫得出這本許冠傑研究

梁：但電影方面的情况好像不是如此。

吳：的確，相比之下，電影的文化研究算是做得最好，不單 是文本的東西，電影技巧、電影工業都有人在研究。而電視的工業研究更幾乎是零，馬傑偉的《網中人》在文本意義上的分析做得很好，但較為深入工業的還是吳 昊。原因之一是電視的部門複雜，節目的類型又多，要紀錄的事多不勝數。加上兩個商業電視都不對學界開放，我們做文化產業研究時跑去拍門，但接待我們的是外 事處而非研究部或圖書館。對他們而言，這只是公關行動。要真正研究電視工業，必須由古代做起，即六七年無線電視開台，第一集《歡樂今宵》是怎麼做的，現在 訪問不了沈殿霞了，就訪問其他剛剛離開無線的人，要做地氈式的口術歷史。

梁：但我的印象是早在八十年代，你和呂大樂他們就已經對流行文化很感興趣了，而且還寫了不少東西。

吳：我們當年做的其實是流行文化評論，那時流行法蘭克福 學派之類的新左翼思潮，大家將流行工業當成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機器的一部份，要批判它的歌詞怎樣教壞人、怎樣表達霸權思想。但其實左翼也有盲點，例如流行 文化的運作模式、它的明星制度等等，他們其實只看到十分之一的面貌。到九七後才漸漸有了當代意義上的文化研究。而香港的娛樂事業不斷輸出到台灣和大陸，相 當強勢；也因為回歸前本土意識濃烈，它的成長壯大總是離不開大眾傳媒，於是研究流行文化的風氣就興起了。

然而，流行文化研究在學院的分佈很不平衡。比較文學系、英文系對流行文化敬而遠之，結果只得嶺南大學陳清僑的文化研 究系很厲害。社會學系向來研究嚴肅的課題如工業社會、階級活動、社會運動等，不擅長研究流行文化，只有我、馬傑偉、馮應謙做這方面的研究。但我們算是遲入 行，例如我自己最初其實是研究英國工人階級的。現在跟我做流行文化工業的研究生很多，但到最後畢業的論文卻很少，唯一的例外是黃志淙（前商業二台台長）， 好在他本身是行內人。因為要進入這個行業內部很困難，坐着研究梅艷芳的歌詞容易，但要研究她背後的華星唱片公司就不同了。九七後學界氣氛是捨難取易，你明 知這篇文章一年之後未必完成就索性不寫。我現在對流行文化工業的研究，不能算是合乎大學要求的學術研究工作，於是我只好盡量平衡，也做些正統學術上要求的 家庭研究、社會指標研究等等。

吳俊雄在港大的辦公室，除有厚厚的學術書藉外， 還有許多流行文化界的海報傳單。

梁：為甚麼香港的流行文化工業都已經衰落了，你們才開始研究它呢？

吳：人總是後知後覺的，你要經常搬屋才會緬懷舊居，沒有清拆皇后碼頭，大家就不會討論歷史建築。從電影出產數量和唱片銷量，都可清楚看見香港流行文化已死，所以我們更要研究香港流行文化。即使是後知後覺，至少起步了，紀錄一些已成為歷史的，或者屬於現在進行式的東西。

梁：那麼業界的人歡迎你們嗎？

吳：不，他們對我們的研究未必很有反應，除非是很有用的 東西，例如行業策略和創意產業個案調查等，或者像我正跟陳雲做香港電影支援政策報告書。這種研究一定要直接訪問行內人，跟他們商討，那麼學院和業界就有接 觸了。至於文化紀錄式的學術研究，像許冠傑研究這種抽象的東西，行內人很難應用，我只能希望這些成果也能慢慢滲透到行業內。

梁：從學者的角度來看，你覺得香港流行文化工業現在的處境是甚麼狀況呢？

吳：它正面對兩種轉型。一是「媒體接軌」，例如出碟是為 了保持定期曝光、有曝光才能爭取廣告收入、去紅館開演唱會、在內地接表演騷等等，總之是為了其他賺錢渠道才出唱片。另一個情形是「地域轉型」，以前香港的 流行文化工業很內向，一張唱片八成都是內銷，無線電視的九成收入都在香港賺取；現在則必須顧及大中華、大亞洲，甚至世界性的。

他涉獵極廣，從艱深的學術書、枯燥的統計數字、明星歌星的流行文化
研究到中日漫畫，都成為他的學術研究功具。

梁：有不少人都覺得香港流行文化的出路是更成熟的工業化，你同意嗎？

吳：不過這種工業化對創作未必很有益處。以前港產片粗製濫造、快工出粗貨，粗得全球獨有，才夠有趣，有時亂打亂撞才會出現火花。反而太着意、太計算的話，像一個笑話plan了三十次就不好笑了。周星馳的電影沒以前般好看，也因為要照顧新媒體和地域市場的轉變，多了計算。

其實以前做粗貨的都是很有本事的人，像飽讀詩書的黃霑，雖然不是讀音樂的，但十幾歲已替李香蘭伴奏，以前那種做粗貨 的環境有這些文化人在，結果造就了盛世的流行文化工業，真是機緣巧合。今天我們要工業化，不許再胡亂搞粗貨，但又沒有裝備廣泛的文化人。我們現在有的是荷 里活的形式，卻沒有荷里活的功架，他們的戲拍得好專業，即使沒有靈魂，但看上去仍覺得很美觀，這是不容易的，是累積了多年的手藝。

香港現在處於尷尬的位置，最大的本土流行文化機構叫英皇娛樂。我叫學生繪製一個講述英皇結構的圖表，它包括了 vertical integration，即從製作到發行都一手包辦；以及lateral integration，音樂之外還做出版、電視、電影等不同媒體，橫向地互補不足。學生畫完，覺得英皇好厲害。但你再跟外國其他娛樂機構如新力及迪士尼 比較的話，才明白它們根本不能相提並論。原來放在國際層面上，英皇是這般不外如是的，沒有一個部門是成熟的工業運作架構。韓國的三星，不單有行業上的合 併，甚至包辦博物館。搞流行文化工業要講策略講結構，香港在這方面是一定輸的。

梁：你既研究明星，又認識不少明星；我想問你一個簡單得愚蠢的問題，甚麼是明星？

吳：就是平凡中又有不平凡的人，他有些特質跟我們相通， 但他的工作又不是我們能接觸的。流行文化工業中的明星，與宣傳工夫不可分割，是個人素質加商業策略產生的效果。即使許冠傑有很多獨特素質，但若非大量嘉禾 的電影，還有當時深入民心的無線電視節目，他亦不會脫穎而出。但今天不同的傳媒已經接軌，以往只要你唱歌了得就成為巨星，如今還要懂得演戲等一大堆別的東 西。許多人覺得陳奕迅很不錯，他的素質當然有，但只要某一方面不突出就很難冒升到天皇巨星的地步了。

他是香港學術界中首批研究流行文化的人，卻笑稱自己太遲入行，最期
望與其他學術界的人一齊研究。

梁：明星的素質到底是甚麼？

吳：明星的素質很講究文化裝備。黃霑不是唸音樂的，但他 讀了莊子、聽完Beatles就跑入錄音室，結果他無論創作廣告還是寫歌都很有成就。許多人說那是個群星燦爛的年代，不像現在誰是誰都認不出來，原因就在 於那年代每個人的背景不同，文化裝備也不同。你不一定要像黃霑讀詩詞，就算玩band的飛仔也自有一格，也有自己的文化裝備。呂大樂曾說過，「放生」的小 孩比溫室長大的小孩優勝，他們接受十幾年免費教育，讀的是一樣的東西，平時接觸相同的事，這種mass education、mass media，很難令人有獨特氣質，沒有獨特氣質就難以成為明星。

先天沒有性格，那麼你要不要裝備自己呢？吳雨（前華星娛樂總經理，現任英皇娛樂行政總裁）在這行做了三十年，他清楚 所有新人必須像許冠傑一樣，練好聲底才去見人，他跟我說現在的明星，莫說技藝，就是安排了兩個小時綵排，他們也根本不出現，沒有對紀律最基本的尊重。上一 代的人知道要當紅只得一條路，於是就做好所有份內事。何况今天造星與被造的星都沒了蠻力，沒有一種「唔知明天點樣，不如去試下」的實驗精神，一切依循既定 規則。

當然，傳媒對待明星亦差了，以前傳媒跟明星相敬如賓，尊敬你的工作；現在的傳媒將你捧上天後，又踩到地上，淫照風波只是將這種情況集中表現而已。許冠傑九二年開演唱會，《明報》寫的是哪個環節最感動；最近何韻詩開演唱會，傳媒報道的是她走光。

他向《讀書好》讀者推介這幾本流行文化研究著作。

梁：這是份讀書雜誌，總得講點書的事情，和我們談談近年明星出書的現象吧。

吳：有三種情況，一來是為宣傳聲勢，多是有新戲上演，這 本書就可當成公關方法。第二種是他有自己想說的東西，像古天樂寫自己喜歡的玩具，我的印象頗深，他真的展示自己所有的玩具藏品，這不是公關，也不為賺錢， 而是他對玩具有感覺。不是所有玩玩具的人都投入得來又有深度的，鄭伊健也喜歡玩遊戲機，但王晶在《志雲飯局》形容他是「四十歲人只得廿歲智商，不知道跟他 討論甚麼好」。當然，這些書大多內容簡單，文筆普通。我最喜歡的是第三種，人都退休了、與世無爭的明星，要紀錄自己以往做的事情，他們積累了很多經驗，那 本書才會可讀，像顧媚的回憶錄就很好看了。港台的《不死傳奇》節目，講六個去世的巨星，其實這些本是他們在生就該紀錄的事。香港正步入中年，中年人喜歡盤 點過去發生的事，明星都不例外，特別是已上岸的明星，他們應該好好為自己留個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