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正常讀者（《讀者》自序）

英國評論雜誌《Prospect》在2008年初的時候做過一個特輯，找來一批人評選去年最被高估和最被低估的事物，其中當然包括了書。一位記者選了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Taylor)的《世俗年代》(ASecularAge)，他認為一般媒體都忽視了這本書的價值。查爾斯?泰勒是最重要的在世哲學家之一，而這部厚達九百頁的煌煌巨著則被譽為他一生中的最高成就。或許大眾媒體忽視了它，但學術圈可沒走漏眼，此書一出，不只得到許多專業期刊的評論讚揚，還拿下了一座人文學界的大獎。

有意思的地方不是為什麼主流媒體忽視了這本份量奇重的大書，而是那位記者，一個本身就是替《金融時報》、《衛報》和《TimeOut》等主流媒體供稿的傳媒人，為什麼會看上這麼難啃的學術專著?

《經濟學人》、《新聞週刊》和《時代》雜誌在香港擁有不少訂戶，它們的長期讀者應該知道這些英語主流刊物的記者和作者皆非泛泛之輩，平日一篇報導固然看得出功底，偶而出一本專題書也是文字可讀，內容紮實，明顯下過一番工夫。難怪市面上許多暢銷的「非虛構」(non-fiction)書籍都是記者手筆。無論是談全球暖化，還是印度的崛起，它們都跟得上學界的最新成果，同時還照顧到了一般讀者的程度。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麼想，但在看過這麼多的示範之後，我起碼學懂了一件事:原來這就是正常的水平，原來國際水平的傳媒人是這樣子的。

最近兩年常在大陸活動，其中一件最叫我尷尬的事就是老有人稱我為「學者」。所以當我看到有人在博客上留言給我，說「你算哪門子學者，你只不過是個『偽學者』，是個傳媒人罷了」，我就大大鬆了一口氣。對極了，我連碩士都沒讀完，又怎能僭用「學者」之名?我只不過是個傳媒人，在報刊發稿，在電視台做節目，如此而已。

和那位喜歡查爾斯·泰勒的記者一樣，我也會花時間和精力去研讀學術論著;但我絕對寫不出那種書，甚至也不夠格去為它們寫一篇專業的書評，因為我是一個傳媒人。做一個以評論為主業的傳媒人，在大眾媒體上發表意見，應該要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瞭解自己正在談的話題。不用太深入，但至少要讀過一些有關的書以及學術研究;假如連我們都不看這些東西，那麼學者們的苦心又有何意義呢?我不專業，不能在所有課題上投下長年的心血;我只能泛泛而讀，什麼東西都得摸一摸。然而，這是個基本責任，如果我根本沒讀過任何討論民主化問題的材料和書籍，我又怎麼能去評論香港的民主進程?讀者又憑什麼要看我的文章?

讀書首先是我的嗜好，然後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它讓我知道一點社會的脈動，瞭解身邊的人和事，使我在面對鏡頭和稿紙的時候覺得比較踏實。既然是工作，自當全力以赴，所以我每天都花不少時間看書看雜誌。這麼多年下來，竟然被一些朋友誤會為「讀書專家」，別人找我去辦講座談心得也就罷了，自己竟然也當仁不讓地弄起了讀書節目與讀書雜誌，好像還真是回事。可是我打從心底知道，我只不過想努力做好一個達到正常水平的讀者罷了。

或許根本沒有所謂的「正常水平」，可我自己有把簡單的尺子，那就是看不看得懂人家在講什麼。二十多年前看台灣的《當代》雜誌，裡頭有一半的東西是我不知道的。那種感覺很難受，為什麼那些人老是說什麼「眾所周知，解構主義的初次登場正好是在結構主義的高潮時期」，「有名的韋伯論題到底能不能適用於東亞的情況呢?」……似乎除了我之外，每個人都曉得解構主義與韋伯論題是什麼。類似的智性屈辱，我後來還一再地在其他報刊上領會得到。除了我，每個《信報》的讀者好像都能理解高斯怎樣分析公司的出現;除了我，每個《百姓》的讀者都對遵義會議瞭如指掌;除了我，每個《讀書》的讀者都曉得陳垣的史學成就;除了我，每個《紐約書評》的讀者都爛熟《在路上》的一字一句;除了我，每個《電影雙週刊》的讀者都看遍了高達的電影;除了我，每個《時代》雜誌的讀者都能理解上世紀七十年代石油危機的來龍去脈;除了我，每個《新科學人》的讀者都懂什麼叫做統一場;除了我，每個《南方週末》的讀者都對中國的戶籍制度了然於胸……

據說這都是些很有影響力的刊物，也都不算是特別艱深的專業期刊，那麼我為什麼會不知道那些好像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呢?最令我介懷的，不是那些文章那些報導的主題有多深奧(恰恰相反，它們一般都寫得很淺顯)，而是它們的作者總是很輕鬆地東引一句話西摘一個名字，然後也不多加說明，彷彿這是圈裡人全都明白的常識。我努力閱讀，原動力就是想獲得這份常識而已。假如連這點常識都沒有，我怎麼能站在媒體的平台上和人家平起平坐呢?

後來有人告訴我，隔行如隔山，說不定一個《讀書》的作者連一份《新科學人》都看不下去，你又何必苦苦追求那種幻覺般的常識呢?可是我又不服氣了，《新科學人》明明是科學界的流行讀物，怎麼能輕易容許自己看不懂呢?再說，《讀書》作者群不乏資深的老學者，他們自己可以說自己「隔行如隔山」，不必知道物理學的新一進展;但我們幹媒體的本來就要什麼領域都淺嚐一番，這種話是不該隨便講的。

也有人說，《衛報》和《紐約時報》裡有國際級的大評論家，勸我不要痴心妄想能夠企及他們的成就;而何況這裡是香港，不需要那種程度。坦白講，我從來沒敢奢望什麼「國際級」的成就，大師級的評論家如雷蒙?阿隆(RaymondAron)和蘇珊?桑塔格(SusanSontag)，靠的都不只是學歷，還有我所不及的非凡洞見與才氣。不過，我依然以為，那最根本的基礎學問還是要有的。我們這種平凡的評論人和他們的分別就像庸廚與食神的差異，高下全在他處，大家用的材料卻是差不多的。

於是我就這樣子透過每日翻閱的報刊來激勵自己，試圖令自己不要在隊伍中落後得太遠。說這番話，絲毫沒有要刻意顯得很有志氣的樣子，更絕對不是炫學。我是很真心地想要成為一個正常的讀者，再準確點說，是想做個正常的媒體人、正常的評論人。我不一定寫得出好東西，做得出好節目，但起碼我算是盡到了責任。

經過這許多年，我現在算不算是一個正常的讀者呢?這麼講吧，我開始能夠體會浮士德的悲劇，也開始明白知識、禁果與傲慢的關聯了，你愈是以為自己謙卑低下，就愈容易犯上驕傲的罪，愈容易陷入文字障所導致的我慢。

於是你現在看到的這本集子，全是我的副業，一種心態稍遲漸緩之下的產物。但我不敢說我已經遠離了那股推動過我的誘惑，也不願全然放棄正常讀者的幻像。

上一本書話集《弱水三千》出版之後，有些年輕朋友期盼我能出一部更像「書」的書，正如香港董啟章當年對我說過的一樣：「你應該寫一本專著。」嘿!你又忘了嗎?我不是學者，我只是一個正常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