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殘缺

【成報-秘學筆記】我借給他的書，他全還給我了，當然是用十分間接的方法。晚上給自己倒了一杯喝的，我在燈下一頁一頁慢慢檢視這幾本書，看看裏面有沒有留下任何記號，哪怕只是折起的一角。沒有。於是我重頭再翻，至少紙上有他指掌殘存的溫度吧﹖沒有，紙張保溫的能力還沒好到這個地步。

很奇怪，這些書還沒回來的時候，我反而覺得自己的藏書和自己都比較完整。它們似乎是我書房必要的缺角，在一個自閉的世界裏開了一道裂口，將我和他，以及他代表的那個更美好因而也是我不配接近的真實若斷若續地接了起來。但是現在，它們在此。我的缺陷與醜陋因此再也沒有被救贖的機會，緊緊鎖在一室的書裏。

我有一個很多人並不認同的買書習慣，同一種書要是有好幾本，我必定選擇書脊折曲，封面骯髒，內頁有水漬的那本。理由是這些條件殘缺的書我要是不買，別人也不會碰，它們最後的下場就很可憂了。

久而久之，我的家變成了一座孤兒院，我以為自己是個大慈善家，四出搜尋沒有人要的孩子。如果有人問我，我的藏書有沒有重點，答案就是殘缺。

為了一些狀況很不堪的書，我買齊了漿糊、膠水、鉗子與針線，甚至自學修復書籍必備的參考書。但我太懶了，這些工具我從未用過。不過不打緊，所有有缺陷的東西聚在一起就是完整了，沒爹沒娘的孩子湊在一塊玩就不會孤獨了。

卡洛斯·馬利亞·多明格茲《紙房子》裏發瘋的藏書家把兩萬本書做成了世界盡頭的一間房子，這間紙造的房子雖然堅固，但還是頂不過狂暴的風浪，碎裂成沙洲上的紙屑，例如布克哈特的《文藝復興》，就滿是船隻排出的黑色油污與蟲子蛀出的孔洞。

我懷疑自己的習慣其實反映了自己的遺憾，但我的拯救行動終是徒然。到了最後，我和我的書都將化成灰。

梁文道：援助失效的文化原因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很多人看來，當前世界最嚴重的問題其實不是恐怖主義與所謂「反恐戰爭」之間的惡性循環，而是滋生了各類極端思想的全球貧富懸殊。但是怎樣處理這個嚴峻的現實，則是各有說法，莫衷一是了。

比方說援助，這本是比降低富國農產品補貼，和改變全球經貿秩序都要來得及時的措施。但是最近卻有許多研究指出西方國家的援助不只幫不了不發達的第三世界，甚至造成天大的傷害。前天我在此介紹過的《白人的負擔》就是持這種觀點的論著。

後來我在《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上看到《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尼可拉斯．克里斯多夫 (Nicholas D. Kristof) 的書評，他提出了援助失效的其中一個重要理由，是我們很多人都忽略掉的，那就是文化的作用。

例如在埃塞俄比亞的一條村落裏，很多瘦弱飢餓的母親抱著營養不良的孩子，向外來的訪客抱怨乾旱如何造成了災荒，土地裏甚麼都長不出來了。可是明明在兩百呎外就有一個湖，他們為甚麼不引水灌溉呢？原來自古以來，這條村子就沒有引用湖水的傳統。就算不知水道灌溉的方法，去裝水回來總行了吧？可那些年輕力壯的男子又會說裝水是娘們才幹的活，堂堂男子漢又怎能頂著個大缸來回運水呢？

所以許多機構特別強調教育的重要，試圖改變這些地區的生活習慣和傳統觀念，使他們更能接上國際援助的軌道。因此一個致力於減少肯雅兒童寄生蟲疾病的慈善組織就大力推動衛生教育，想叫孩子們小心自己的生活環境(例如食水)是否安全。後來有經濟學家做過調查，發現比起直接派發除蟲藥，這些教育計劃的功效等於零！原因是幾百年下來的生活方式，不是你用一年工夫說變就變得了的。

我們實在不能把接受援助的人想像成一無所有的「裸人」，不能只是因為他們窮苦就得剝除一切的文化背景和社會習俗。就算到了生命受到威脅的地步，人還是人，有個別的偏好，也有集體的傳統。援助者常常把自己想像成從天而降的救主，以為只要一現身、一拋出金錢與物資，受苦受難的蒼生黎民就會一擁而上；我們怎麼給，他們就怎麼收。

援助失效，往往就是出於這種自傲，忽視了從受援者的角度來看他們的需要，忽視了他們自有的存活方式。即使是慷慨的援助，也要懂得尊重人。

梁文道：書房(3)

【成報-秘學筆記】如何活在書堆做成的房子裏，卻能完全看不到這些書呢﹖這個問題真正想問的，其實是怎樣被記憶包圍，卻又可以遺忘所有。因為書就是記憶的容器，同時也是記憶的一部分。

阿根廷作家卡洛斯．馬利亞，多明格茲（Carlos Maria Dominguez）有一本小書提供了答案，《紙房子》（Paper House）。這是本小到你用一小時就看得完的小說，但又大到你必須再三重讀鎮日思量。愛書人一定喜歡這本談書的書，何況有彼得．席斯（Peter Sis）的插畫，捷克最魔幻的插畫家配上了南美魔幻寫實的傳人，結果是個書之迷宮的入口。

這本書的中文版是台灣張淑英譯的，西語專家手筆，自然可讀。但我不喜歡她蛇足地把原著書名改成《紙房子裏的人》﹔而且比較起來，原版與英文版的設計都更精緻秀氣，一上手感覺就對。

還是說回那個答案吧，方法就是真的以書為磚，不管它是平裝版的《唐吉訶德》還是來自十三世紀的里昂的珍貴繪本，一律都用水泥密封起來，再黏上碎石與木塊，壘成支撐屋頂重量的柱子，與擋風遮雨的牆。

卡洛斯．布勞爾的唯一興趣就是讀書與藏書，他愛他的書，他的書應該也愛他。總共兩萬冊的珍藏與他朝夕相處，世界盡在其目光可及之處。然後有一天，事情發生了，他就把所有的書都運到遙遠的海邊小漁村，利用它們為自己砌了一座簡陋的房子。

此後，他再也看不見它們了，那些他花了一輩子收集回來的書，雖然他就住在它們之間。他也不可能知道某一本書的位置，不知道它在廁所的地磚底下，還是藏在煙囪的頂端。就像一個人的記憶還在，但卻沒有秩序與結構去引導他定位提取。我甚麼都記得，只是失去了辨認的能力與拆牆的決心。

梁文道：廚師與革命家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趁著毛澤東死了三十週年的日子，讀了毛澤東的傳記，發現一件有趣的小材料，原來這個一輩子最愛吃紅燒肉的老湖南，在文化大革命鬧得最凶的時候迷上了西餐，老叫一些廚師進中南海做些平民想也不用想的「西洋大菜」給他嘗嘗。為什麼最討厭出國也不喜歡和老外應酬的毛主席會突然喜歡吃西餐呢？理由是他無肉不歡，又聽說西餐主要就是吃肉，所以吃西餐對他來講就等於全肉大餐了，很爽。

同樣是共產黨的領導人，越共創始人胡志明的境界則不同。他不止懂得吃法國菜，還會自己「弄幾味」。或許我應該這樣介紹他；胡志明，現代法國菜創始人艾斯高菲耶（Anguste Esioffier）最出名的弟子。沒錯，胡志明是個廚師。他簡直是廚師界的驕傲，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廚師像他這樣，放下鑊鏟拿起機槍跑去搞革命，還要革命成功當了國父。從醫生轉業做國父的例子在所多有；但廚子變國父的，恕我孤陋寡聞，除了胡志明外，實在還沒聽過。

胡志明的手藝到底有多好，我們不知道；但是強將手下無弱兵，有艾斯高菲耶的賞識，胡志明的本事想必差不到哪裡。艾斯高菲耶是巴黎麗池酒店（Hotel Ritz）和倫敦卡爾登（Hotel Carlton）創辦人的好友兼同夥，在協助他開了這個傳奇性的豪華酒店之後，又在他精神失常時接手管理。艾斯高菲耶不止在烹飪和飾盤的技術上革新了繁複的法國廚藝，使它更貼近現代風尚；還一改整套用餐的方式。第一是從前的法國菜習慣一次過把所有東西全送上桌，（亦即所謂的「Servicea' la frangaise」），艾斯高菲耶把它變成更合理的「servicea' larusse」，菜單順序逐道上菜。第二，他在倫敦卡爾登酒店又發明了套餐以外的a'lacartemenu，也就是今天世界通行的自由點菜。
開始只是個洗碗小工

胡志明就是在20世紀法國菜革命的這個關鍵時刻來到了倫敦，還進了艾斯高菲耶的廚房。開始的時候，他只是個洗碗小工。但沒多久大師就注意到這個越南來的古怪小夥子，他發現這個下班之後忙學習左翼理論和政治新聞的亞洲人與眾不同，其他人會把宴會盤子上剩下的整條魚或半隻雞一股腦扔掉，他卻刻意將這些客人碰過但仍算乾淨的剩菜送回廚房。

有一天艾斯高菲耶忍不住問他這麼做的理由，胡志明答道：「這些東西這麼好，實在不應該浪費」。大師笑了：「年輕人，節儉是好事，但在這種情況下卻是不對的。以後除了搞革命，你也來學學認真的廚房藝術吧」。然後就把他帶到了糕點部，親手傳授法式甜品與蛋糕的奧秘。大師此番破格舉動震驚了整個酒店，大家都知道老闆是真喜歡這個小孩。而胡志明也不負所托，據聞他的技巧進步得很快，做事一絲不苟，很令艾斯高菲耶欣慰，於是又指導他最微妙的醬汁調味心法。

革命家胡志明就在廚師身份的掩飾底下四處奔走串聯，分別去過郵輪和波士頓一家大酒店工作。後來的一切，流亡、牢獄與戰爭都已成為歷史！

有人說越南共產黨之所以不學中國搞文化大革命，不徹底清洗法國殖民主義的文化影響，使得法國面包和咖啡依然是每一個越南百姓的日用食糧，就是因為這段奇異的師生緣。甚至還有些歐美國家的越南菜館煞有介事地在餐牌上將某些三文治附會為胡志明的創意，好吸引懷舊的外國食客。當然，這都只不過是美麗的傳說。法國留給越南的印記，是怎樣洗都洗不掉的。

海明威曾經形容巴黎是浮動的盛宴，只要你在那兒住過一段日子，它就會永遠跟你。其實法國美食又何嘗不是如此，只要你沉浸過，就永遠也抹不去了。當年全國第一家五星級酒店廣州白天鵝賓館開張，鄧小平親臨開幕，特意吃了好幾個西餐特製的牛角包。聽說他很感慨，那是他在法國勤工儉學時的最愛，沒想到幾十年後還能嘗到。中間那幾十年滄海桑田，數番起落，鄧可曾想念那不變的牛角包，和年輕的浪漫？

梁文道：放逐(2)

【成報-秘學筆記】寬容，是種帝國的美德。因為帝國疆域遼闊，有數不清的神祇，不同的生火方式以及雜多的睡臥姿勢。如果沒有寬大容讓的胸襟，又如何承受這一切有時甚至彼此衝突殺伐的萬民呢﹖而且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完全封閉的邊界，因征服而奪取回來的土地又早在征服以前就有人生有人死。所以，想要建立一個血緣純正的帝國，無異於癡狂的幻想。

好比我的書所構建的這座帝國，我賣力地抹除領土上殘存的前世記憶，搜尋混跡於善良百姓中的可疑外人，結果找出一張又一張書籤和書籤的替身，預備放逐它們，或者乾脆付之一炬。然而，就和羅馬的末日一樣，烽煙四起。我好不容易平定了某處的民變，才剛剛開拔往赴另一個戰場，它又再度淪陷了。不是書裏還藏夾著我看不到的角落，而是這片領土，這些書本身，就是雙重效忠的雜種。

例如一本研究環境聲響的論著，就兀自在左側書櫃的角落低鳴，使我心煩意亂。我記得它，那年初冬，我在紐約，夜裏在書店等他放學，它也是這般低鳴，於是把它帶了回來。現在，我早已失去他的信息，但迴繞這本書的殘響猶在，不知如何使它靜啞。

又如一本食譜，是一家餐廳的出品。那個晚上他喝多了，臉頰發紅，我彷彿看見自己的命運。知道他喜歡搜羅食譜，於是就在離開的時候買下這本手繪的小冊子。輾轉地，它又回到了我的手上，我的命運，應該如何割捨﹖

要不是徹底丟棄我所有的領土，就是放逐自己，否則一座帝國永遠都不會只屬於我。想起華茲華斯的一個小故事。話說來客拜訪他的書房，震懾於藏書之壯麗。主人不在，管家代他回答﹕「這裏只是主人放書的地方，平常他在花園或者野地上看書」。

梁文道：白人的負擔

【都市日報-兵器譜】最近有一本書的書名很嚇人， 叫做《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但是它談的不是老殖民帝國年代，白人如何把不信神又不文明的亞非拉看成是自己的負擔；而是分析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的大量援助為何一一落空失效。

第三世界有大量的醫院和診所貼著某某組織構建的招牌，但裏面卻空無一人。走到附近的市場，你還會發現那些組織送贈的藥物就在路邊擺賣。

非洲國家馬拉威深為瘧疾所苦，人道機構送去了大量蚊帳，最後卻都成了廢物，隨意被棄置一旁，因為蚊子叮咬而染病致死的人照樣有增無減。

印尼有些地方缺乏基建設施，於是又有人去鋪路搭橋，但那些築橋工程反而損壞了河道兩岸的土基，使得橋面遠遠高於路面，交通工具過不去，橋也成了廢橋。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由於樂隊U2主音歌手的大力鼓吹，全世界都知道了「讓貧窮成為歷史」這個響亮的口號和宏大的願景。越來越多人要求富國在減免貧國債款的同時，加大援助的幅度。八大先進工業國就算實不至，起碼也有口惠，答應會逐步提升援款金額。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許多學者指出，西方國家援助最不發達地區少說也有幾十年了，但窮的還是很窮，苦的仍是很苦，甚至還越搞越糟。這是因為援助的力度不夠大，還是援助本身根本無效呢？

《白人的負擔》一書的作者 William Easterly 抱持的就是這種觀點，他質疑大部分國際組織若不是好心做壞事，就是做了等於沒做。

在富有同情心的人看來，這種論調很無良，一下子否定了國際社會的努力，好像想勸大家以後放著全世界的苦難百姓不管，由他們自生自滅。

但是這位學者提出的一些數據又不得不叫人錯愕深思：「有22個非洲政府在1970—1974年間花去的公共投資是三千四百二十億美金；同一期間，交給這些國家的外來援助則高達一千八百七十億美金。很不幸地，按人頭算的話，相應於這些資金的生產增長卻是『零』」。

難道援助第三世界真的是種「白人負擔」，白費心機嗎？

梁文道：「不干預」的意識形態

【明報-筆陣】為什麼曾蔭權說了一句「政府從來都沒有以『積極不干預政策』作為香港經濟發展的藍圖」，大家的反應會這麼熱烈？那是因為這句話違背了中學老師教給學生的常識，違背了香港人最自豪的其中一項成就(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系)，更違背了數十年來香港最核心的意識形態。

什麼叫做「積極不干預政策」，香港政府奉行「積極不干預」的原因何在，甚至「積極不干預」到底有沒有實現過，都是值得探討的課題，而且已有許多學者做過出色的分析和研究。但我們還是可以追問，在一般市民的心目中，圍繞「積極不干預」的種種說法和修辭到底意味什麼？如果它是一套意識形態，在政治上又起到了什麼作用呢？

在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經濟起飛且被並稱「亞洲四小龍」的上個世紀80年代，它們的政制都是不民主的；除了香港之外，其他三地甚至還處在強人治下的威權體制之中。既然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成疑，自然更要注重經濟發展，以經濟的表現取代民主程序，以百姓個人生活的富足代替人民參與公共決策的欲望。這是所有後極權政府都想做的事(包括今天的中國)，而且這三個地方都還做得不錯。香港在四小龍之中變成了例外，政府不只沒有「大有為」地強推一套工業升級和發展方向的政策，甚至還擺出一副袖手旁觀的姿態。

為什麼香港會是例外？難道香港政府就沒有政權合法性的問題嗎？當然不是。比起其他三地，香港政府的危機感應該更重，因為它是四小龍中唯一的殖民政府。所以港英政府應該比誰都更憂懼自身的合法性問題，也比誰都更想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然而它卻選擇了一條與別不同的獨特途徑，不只沒有強力介入本地工業的升級轉型，甚至還很堂皇地塑造了「積極不干預」這個說法出來。

按照一般的理解，殖民地的經濟應該是種掠奪式經濟，但是在今日一般香港市民的心目中，英國不但沒有掠奪香港的經濟成果，甚至還以傑出的手法與制度建設把香港打造成了有數的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然後再連同龐大的儲備數字交給中國。

這當然不是事實，很多研究都分別指出香港的自由港地位本身就是大英帝國殖民經濟體系的一環，缺乏天然資源的小小香港不可能是原料產出地，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市場，而是環球貿易的中介站。此外，我們也不應該忘記香港放在倫敦的儲備曾經起過支持英鎊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所謂的「積極不干預」本身，就是符合了在港英商利益的恰當政策。如果港英政府真的不干預市場，大東電報局的壟斷地位又是哪來的呢？它何時「不干預」，又何時「積極」，靠的又是什麼判準？

饒是如此，如今的香港人還是以為英國是個挺仁慈的殖民者，不僅帶領香港創造了經濟奇蹟，還保障了香港市民生活的基本自由。比起其他三小龍，香港人相信自己有更多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出入境自由，甚至示威遊行自由；卻選擇性地遺忘了「公安修例」和「遊蕩罪」的險惡，以及港英政府封閉左派報館的粗暴行動。陳方安生於兩個月前仍在重提的「香港有自由，但是沒民主」，乃是港人接受了二十多三十年的神話。於是港府就擁有了一張其他三小龍強人政權所沒有的寬容嘴臉；在經濟成就之外，它還多了一項足以讓大家忍受甚至支持其統治的理由，那就是它賦予市民的自由。

正是在這一點上，「積極不干預」起到了經濟以外的政治效果。因為配合這套政策的說詞總是包括了「大市場、小政府」的隱喻，它讓大家以為港府是個遵循古典自由主義自我約束的政府。漸漸地，我們就真以為自己活在一個「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理想境地，「只是」沒有民主而已，其他一切安好。

就像許寶強於〈在後積極不干預時代重讀海耶克〉(《明報》9月25日)一文中所說的，海耶克的理論常常被本地論者引為根據，說明香港式的「積極不干預」如何符應了大師精湛的見解，造就了香港的自由市場。這些說法和比附的流行還有一個副作用，就是不知不覺地把香港「自由港」和市場自由裏的「自由」擴大至整個社會的組織，使人覺得香港人除了有做買賣的自由，還有很多別的自由，因為一個「不干預」的政府必然是小政府，而小政府必然是權力受到約束的政府。政府的權力被約束了，市民的權利當然就得到維護了。

海耶克從亞當‧史密斯的「看不見的手」推導出「自發秩序」(spontaneousorder)的理念，就是從經濟領域一腳跨入了社會組織的領域。簡言之，沒有一個高高在上的政府指導，不只市場能夠有序運作，連社會也是組織良好的。只要個人擁有自由，他們就會自然形成和諧而且不斷進步的社會。

這樣美好的「自發秩序」當然也有它的前提，在個人自由以外，海耶克還指出這種秩序不應由人統治，而是由抽象的「一般規則」來規管調節，那就是「法治」了。海耶克的自由觀講究的就是「法治下的自由」，它嚴格阻止一切來自人為有意的權力運用。

簡單說到這裏，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海耶克總被人拿來為香港經濟和社會的狀背書，因為它可以輕易地被摘引說明香港式的自由，和港人引以為傲的法治。「積極不干預」一開始或許只是個經濟政策，但它還可以成為一切政府官僚系統不願做不想做的事的推搪藉口。無論是社會政策、文化政策還是城市規劃政策，只要官員們沒有興趣，他們都能用一句「政府唔應該做咁多」去推卻，同時還能保有自由主義追隨者的美好形象。而這個信奉自由主義的政府竟然是個不用民主普選的政府。

如果「積極不干預」不是一套邏輯分明的政策，而是在「積極」與「不干預」之間既靈活又模糊的說法，它的政治效用便更巧妙了。它把政府打扮成市民心目中一個實在不想濫用權力，但又不得不盡責維持「自發秩序」運作順暢有效的善牧。被這樣的政府統治，香港人雖然沒有民主，但有的是法治下的自由。夫復何求？

梁文道：帝國(1)

【成報-秘學筆記】那個用牌算命的女人，藉著她已成植物人的母親的力量，為我預示了命運﹕「你將擁有一座帝國」。

我不明白這句話的確切含意，但也沒有多問。因為正如古希臘大哲赫拉克里底斯所說﹕「德爾斐之主（太陽神阿波羅）既不隱藏，也不明言，祂只給出一個記號」。大抵所有的卜卦皆如是，既不隱藏也不明言，有的只是一個記號。而記號，皆有待詮釋。

「你將擁有一座帝國」。我帶著這個記號回家，看到滿屋的書——唯一剩下給我的東西，於是就用了最顯淺的方法詮釋自己的命運。「坐擁百城，雖南面王不易」，這些書就是我的帝國了。

開了燈，我檢閱自己的部隊與屬民。原來書裏夾著這麼多的異物，例如一場電影門票的票根，某頓晚飯的收據。還有一張紙片，上面記錄了一個電話號碼，但沒有說明屬誰，我試著打去追查，接通之後是這樣的留言﹕「你打的號碼已經停止服務，請查清楚後再試過」。

居然還有一封信，綠色的筆跡密密麻麻。我湊近枱燈讀它，發現又是一封開了之後沒有看過的信。那陣子他在歐洲，寫了許多這樣的信給我，我沒有回，甚至沒有看。為甚麼﹖我怎能如此狠心﹖現在我才知道，幾年前他想告訴我的事。如果我現在想回答，我該去甚麼地方找他呢﹖

為了維持帝國血統的純正，我細心地把所有這些夾在書裏的外敵與異種清理出來，放在一個大紙袋裏，明早好拿去廢紙回收箱。我一向支持環保。

滿地都是書，我坐在中間，就像波赫斯筆下的那個國王，精心構築了能夠迷惑任何人與野獸的迷宮，足以抵禦任何外敵，最後卻困死了自己。

梁文道：生日(8)

【成報-秘學筆記】當所有人與動物都離開之後，一間房子就像流浪馬戲班演出過後的空地，地上猶有帳篷架子鑽出來的空洞﹔一些過時的電器保用證，就像花俏的宣傳單張，走路時帶起的風就足以令它飄動，在這凌亂而空洞的房子裏。房子大了許多，靜了許多，在張燈結綵的馬戲班離開之後。

昨天是他的生日，我本來買了演出的門票，想和他一起去看。結果門票過期了，我只好把它丟在地上，加入俗華的宣傳紙堆，和世界上頭部最小的人放在一起。然後想像在遊園裏一個人吞完火把之後吞劍，大家看得目定口呆。還有一節車廂，最裏面有張床，床上躺了一個植物人，旁邊是張小木桌，桌邊有個女人能用塔羅牌卜算我們的命運。她說﹕「我的力量來自我的母親，她甚麼都知道」，然後指一指床上的植物人。我看見她的母親雙眼無神，嘴角流了一道口水。剛從車廂出來，整個營地就有掌聲和歡呼一陣陣地爆起，抬頭一看，原來夜空裏煙火綻放。生日快樂。

我不知道他的生日是怎麼過的，不過我知道即使他不認識的人都在祝福他，甚至送禮物給他，彷彿國慶。從前我不注重任何紀念日，連家庭成員的生日也都記不住﹔可是後來才明白一句「生日快樂」實在別有深義，因為就像佛洛伊德所說，人總是向死而生，生日又怎能不快樂﹖多長一歲，我們離死亡又近了一步。不管是提醒自己珍惜餘下的日子，還是期盼終將到來的解脫，生日都是可慶祝的。「生日快樂」，是人類「死亡驅動」（death drive）由衷的呼聲。

以後我只能假裝不認識他，因為我沒有別的選擇了。但我在他生日的這天還是點起了一根蠟燭，放在窗緣。昨夜下了入秋的第一場雨，用來樹立蠟燭的碟子因此裝滿了水，我把它看作他的回應。我懂了。再見。

梁文道：可憐的香港民主化

【都市日報-兵器譜】香港的民主進程之可憐可悲，盡見於民主派推出特首候選人之難。曾幾何時，陳方安生是眾望所歸，各民主黨派都希望她能站出來，發揮她的影響力和笑容，硬撼吹口哨減壓的曾蔭權。在她仍未明確表態的過去幾個月裏，一直有人攻擊她，還不是指責她「忽然民主」，而是說她和中央對著幹。

言下之意，就是任何出來選特首的人，哪怕只是出來參選，都應該先得到北京的祝福。而這祝福是怎麼來的，為何而來，又如何表達顯現，我們一概不知。因為這個神秘的北京祝福從來都沒有一套開放透明的程序可循，我們只能靠一些要人的暗示和似是而非的風聲去摸索它。

然後也有人為陳方安生辯護，說她和任何人出來參選都是好事。因為選舉總是一種競爭，而競爭就應該有對手，一場沒有對手的特首選戰又怎算得上民主呢？這就是香港民主化的第一個可悲之處了，別說甚麼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了，我們現在的要求低到只不過是要有競爭的地步而已。只要給我們一趟有競爭可言的選舉，我們就已經向民主邁進了！

陳方安生正式宣佈不參選特首了，而且還向為此失望的市民道歉。一眾民主派中人的回應則是這不會影響他們的「部署」。「部署」？他們又何曾有過「部署」呢？

正常的選舉部署是這樣的：有意參選的人應該及早在黨派內部表態，同時提出一個執政願景和施政的大綱，讓人可以參考、研究、比較。這裏的第一個重點是要出選就要及時表明，好教選民和市民觀察你是否稱職是否有能力。第二個重點是要用具體的施政方向和策略說服大家選你的理由，就算現代民主已淪落至選形象選性格魅力的境地，政綱和願景這些東西還是不可或缺的。

回頭看幾個民主派傳出的熱門人選，除了盡快實施普選之外，陳方安生也好，梁家傑也好，湯家驊也好，他們可有任何成形的綱領？沒有，我們甚至到今天才知道其中一人是明確不會去馬的。

據說民主派在「協調」(而非內部初選)該派誰出馬的時候，主要考慮是哪一個人的勝算大。當所有人都很客氣又很謙讓地不表態，也沒有任何政綱班底的時候，我們用甚麼去估量勝算呢？最後只好又是估計誰的人脈廣，中央又比較接受誰了。

看來連民主派也只不過抱著找個人出來競爭一下的想法，而不是假戲真做的顯示魄力顯示氣派，市民又怎能不搖頭？我們的民主進程又怎能不可悲？

梁文道：同居(7)

【成報-秘學筆記】有那麼一段時間，有個女孩天天到我那裏過夜睡覺，我們甚至不時擁抱。

她總是在深夜的時候，一個人惶恐匆忙地奔下山，然後在山腳的路口坐上早就訂好的計程車，趕赴我家。日子久了，司機們都認得她，有一回還聽見司機在對講機說﹕「冇，咪又係去接嗰條女囉」。她笑著對我說﹕「他們一定以為我是出來做生意的」。

她不是，沒有人是這樣子做生意的，老是揹著一個巨大的袋子，裏面裝了各種日用品，比如說隱形眼鏡藥水。這些東西我都有，但她還是堅持自己帶來。何況她每個晚上都在，又何必那麼麻煩，東西都放我那不就行了嗎﹖

後來我們發展出一套儀式性的對答。一打開門，我必須問﹕「哇﹗為何揹那麼大的袋子」﹖然後一口氣衝上樓梯的她一定喘著氣紅著臉地回答﹕「因為我要搬過來住了」。

她當然沒有搬過來住，我也不曾要她留下。她還是照樣在睡前把衣服雜物一一取出，羅列床前，然後第二天又把它們都放回袋子裏，離開。有時候甚至一覺醒來就看不見她了，周圍乾乾淨淨，好像昨夜的事不曾發生。直到夜裏，門鐘再響，我再一次問她﹕「哇﹗為何揹那麼大的袋子」﹖她再一次回答﹕「因為我要搬過來住了」。

後來她消失了，果然甚麼東西也沒留下。但我記得好像有一隻耳環，一枚斷了帶子的手錶﹔還有一張她在泰國某處海灘拍下的照片，陽光燦爛，海水正藍，她稍稍皺眉對著鏡頭微笑，很白很亮。

這幾天收拾家中雜物，怎麼都找不到這些東西。我懷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

梁文道：台灣怎麼了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曾幾何時，台灣是所有華人的希望，因為他們一人一票選出了自己的總統，因為他們不流血地變了天，因為他們把百年老店國民黨和平攆下了台。但是在這項成就的背後，卻是幾代人的青春、汗水甚至血淚。楊照在《10年後的台灣》把當年的國民黨威權體制形容為一隻怪獸，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運動者。

「前代被拆吃入腹了，這隻怪獸想：不會再有人敢違逆我意志了吧。不，新一代的人又將站在怪獸面前，即使明知將成為下一個犧牲者，即使內心害怕得渾身發抖，也還是得挺身站在那裏」。

「我從來不曾自認是個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卻悲劇性地預見：等時機到了，我這一輩的人，會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與猶豫，去站在怪獸面前，被無所不在的極權系統監視、追捕、入獄」。

然而，楊照這位台灣中生代最優秀的評論家，最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到底沒有進「民主大學」蹲三年苦牢的機會。因為到了九十年代，還在哈佛念歷史學博士的他回到台灣的時候，威權體制已漸漸崩解，再無權威可言。幾代人等待的民主，那個他們以為終將解決一切問題的民主，即將實現，明天上演的不是悲劇，而是喜劇。

誰知道歷史帶來的竟然是場鬧劇。

台灣到底怎麼了？我們這些曾經為台灣的民主化欣喜，甚至暗暗以之為楷模的香港人看到如今的局面，看到倒扁群眾和挺扁人士之間的暴力衝突，都在心裏自問：難道民主解決不了所有問題嗎？

《10年後的台灣》是近年探討台灣政經社會問題的著作中，最具份量也最有野心的一部。野心，是楊照試圖以歷史的眼光，把當前台灣局勢放在十年的中程尺度裏衡量，為之把脈，為之探路，看看十年以後的台灣會是什麼模樣。本身也是小說家的楊照虛構了兩個十年後的景象，一個是剛剛通過「反背叛法」嚴格限制台商赴大陸投資的封閉島國，另一個是正在歡迎大陸官員考察選舉經驗的開放社會。台灣將走向何者？端看為政者的魄力與抉擇。

但是請別誤會，這本書談的不是兩岸問題。楊照認為「台灣最大的危機不在於中共武力犯台，而在於快速地從全球化世界體系中被邊緣化」。為了證明和說明這個觀點，楊照博學且雄辯地從政治制度、經濟結構、教育政策和公民社會等諸多方面下手，條分縷析地指出台灣在世界潮流中掉隊的原因。

不過這裏面的確有一條是和兩岸相關的，那就是台灣「去中國」的「本土化」浪潮正在不停刪減它本身具有的多元異質；同時相對於中國的崛起與加快進入全球結構，台灣卻因「拒中」而把自己日益趕到國際的邊陲。

何以如此？原因在於台灣的民主走上了一條歪路，民眾不問是非不論政策地成為一堆堆因省籍與族群劃分的「板塊性選民」，他們投票給誰不是看他的政策好不好執行到不到位，而是困於一個政黨的旗號。而「板塊與民主有根本的矛盾。民主預設了人民要因應各種狀況做出判斷、選擇的前提」。

每到選舉，政黨就舞動起板塊劃分的大旗，把台灣分割成「愛台灣的台灣人」與「親中國的中國人」兩大塊。除此之外，楊照精準地指出了兩大陣營的組織方式、經濟政策、福利政策和國防政策其實都很像。在議題操作技巧以外，國民黨與民進黨的面目是模糊的，選民因此只能用情緒作決定。會不會執政不重要，貪腐與否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愛台灣。

這是一個曾經任職於民進黨，曾經對民主充滿熱望的讀書人清醒但痛苦的判斷，就算對台灣沒興趣只關心香港的讀者也該聽一聽。

梁文道：真空(6)

【成報-秘學筆記】連日行走於工作與醫院之間，在家的時候其實很少。一旦有了個較穩當的晚上，才發現自己竟又回復了獨處的生活。

獨居總是安靜的。四處都聞不到硝煙的味道與故人的氣息，因為他們把屬於他們的那一份空氣也帶走了。整間屋子的記憶，整個家的歷史，不管是常態的陣痛（卻一直生不出孩子。且想像一個永遠陣痛但無子可生的婦人），還是偶而的甜蜜，一切都被抽走了。房子處於一種接近真空的狀態。

獨居是安靜的，因為它接近真空。由於真空，聲音也就沒有中介可以穿透傳遞了。

我喜歡音樂的原始原因，是因為家裏的聲音太多太雜太吵。金屬摩擦得刺耳，指甲劃過膠片的時候又總是令人坐立不安，所以我放上唱片，讓唱機播出馬勒或者齊柏林飛船。音樂可以掩蓋一切，就算它治愈不了空氣中被切割出來的口子。

當其他音源漸漸靜了下來，當空氣日益稀薄，我還是習慣一進門就放音樂。只是現在我似乎可以看到音波擴散的波紋，緩慢如微浪，撞到牆壁再反彈回來，聲納般地顯像出我的形狀與位置。只有我，一個人。

他甚至連貓也帶走了。貓本是最安靜的動物，踏步無聲，就算坐在你的腳側良久，你也意識不到。可是現在我了解，即使貓也有自己的空氣，氣若遊絲﹔貓也有牠行動的聲音，大音希聲。

當然，這間房子只是接近真空，還算不上真正的真空，因為我還在。人是一間屋一座建築的傷口，只有去掉了最後一人，建築物才是完美的。就像建築畫冊上看到的那些偉大作品，總是沒有人住的時候才最漂亮。

梁文道：台灣「亂像」不是民主的錯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把台灣於媒體上被放大了的混亂歸罪於民主體制之外，香港的保守勢力還喜歡利用陳水扁一家的舞弊案說明民主普選不一定能選出好領袖。

現在遇上了聲勢空前的倒扁運動，陳水扁依然一派好官我自為之的氣派，更是落人口實，證明普選不只容易受到文宣公關攻勢的蒙騙，選民發現自己上當之後要攆他下台還得再費九牛二虎之力，而且不一定成功。比較一下03年的七一大遊行和眼前的倒扁運動，我們很容易以為它們是同一回事，二者都是想趕跑在位的領導；只不過前者針對的是欽點的特首，後者針對的是民選的總統。於是保守派又有說法了，普選出來的政治領袖就像請上身的神靈，好玩是好玩，但易請難送，一旦罷免不了就得苦熬幾年，百姓忍不住了還不是要上街﹖所以領導人壞的時候，不論民選還是非民選，結果都是一樣的。既然如此，又何必急著實行普選呢？

反對派和民主勢力的典型回應，是指出民選領袖要是薄德寡善，不孚眾望，大家盡可以罷免他；若是一時罷免不了，也可在下一輪選舉之中換一個人或者換一個政黨。這種說法沒錯，但是它解決不了眼前迫在眉睫的當下危機，例如台灣的局勢，陳水扁的民望跌至低谷，眾多倒行逆施的手段叫人無法忍受，難道台灣民眾一定要完整吞嚥與消化自己種出來的苦果，等到2008年的大選嗎？

於是這種回應保守派的理論似乎論證了保守派幸災樂禍的觀點：民主就是自做自受。

我想兩者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民主不是一蹴而成的東西，它也並非一種有或者沒有的素質，它永遠是一個進行中的過程，有待完善有待改進。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所有政體劃分成兩類， 一類民主，一類不民主；然後台灣就是民主的，香港就不民主；即便如美國，它的民主進程也是未完成，甚或不可能有完成的一天。同樣地，我們看台灣「亂局」也不能把它簡單地解讀為民主的惡果，以為民主普選就是迎來瘟神送不走。反過來，我們應該問的是受到了這麼大的群眾壓力，台灣的司法系統會不會進一步脫離政權掌控，邁向獨立？我們應該問的是經此一役，台灣罷免領導人的措施會不會有所改進？修憲的結果會不會讓大權不再集中於總統一人之手，免去了過份集權的問題？我們更應該問的是，高舉道德旗號的倒扁風潮能不能使台灣人民走出族群矛盾的樊籠，導引出更自主更有活力的公民社會。

所以我們不能強加香港的慣性思維於台灣之上，把它當成不民主香港的反面參照，再將它所有的問題推在民主頭上。我們應該要看的，是這個社會在民主化的過程中還能走多遠。

梁文道：逃逸(5)

【成報-秘學筆記】老人終於住進了醫院，八十多歲的身軀日漸衰落。她給我的這個家，卻永遠纏在我存在的根處，才割斷一條經脈，另一頭又結成了腫脹的樹瘤。

人給丟在這個世界之上，但他並不是赤裸裸地掉了下來。在多數的情況底下，他首先生在一個家庭之中，在一間屋子裏面。這個家，這間屋子為他界定了最早的形上思考基礎，屋子裏面是「內在」，屋子外頭自然就是「外在」。內外之別不只是空間的區別，形象的區別，它還是我們所有思維活動的根本隱喻。人一生下來，首先學會的一組對立就是這內與外的差異。

美籍華裔地理學家段義孚（Yi-Fu Tuan）有本十分有趣的論著《逃逸》（Escapism），說的雖是逃逸，開頭卻由家屋說起﹕「家屋是一個將人附著於無數行為與思考習慣的地方。它變得如此親密地編織進每日的存活之中，使得它看起來就像一個人存在的本質與根源。離開家屋，那怕只是自願而且暫時的，也能感到像是逃逸出走，暫居於一個幻想的世界。」

逃逸，難道終究只是暫時的幻覺嗎﹖

老人是民國女子，這輩子歷經戰亂遷徙與流亡，見過世家的極盛而轉衰，到頭來花果飄零，只有一間斗室是安全的。怕光，任何時候她都垂下窗簾﹔怕出門，她避免外出。孤獨得不行了，她就打電話聽報時與天氣狀況，因為她沒有可以打的電話。她的口頭禪是「這個世界上誰都信不過，除了家人」。

這就是她為我準備的第一個家，百年的記憶與創痛，我用十年就體會完整。然後我用接下來的二十多年逃逸，以為可以建起一個幻想的世界，和自己。

在她的日子可以數算的今天，我才理解逃逸終究是幻想，這個世界沒有外面。

梁文道：豆腐的美學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一說到「淡」這種奇怪的味覺，很容易就會聯想到豆腐；而一提到豆腐，有朋友就開始爭論，日本人要比中國人更懂得鑽研豆腐。且看名店奧丹，三百年的歷史，傳承了十二代。一坐進去眼前是幽靜的池塘，青翠的樹蔭，食客們就以修禪的心情在茶室裏品嘗純豆腐宴。全中國有哪家餐館能像奧丹這般，專心一致地只賣豆腐呢？

再數下來，我們又會發現日本人對待豆腐的態度好像也比中國人來得嚴肅。先別說有許多也是祖傳了不知多少代的大師名匠畢恭畢敬地製造豆腐，光看豆腐弄的菜式，他們也往往以豆腐為主角；不像中國菜，豆腐通常用來擔任吸味的配角，自己卻總是無法獨當一面。

例如夏天以豆腐做的中式開胃涼菜，最普遍的大概就是皮蛋豆腐。沒有人能夠否認豆腐和皮蛋的搭配確是一絕，但是皮蛋本身的味道何其濃烈，豆腐在這道小菜裏怎樣也搶不過皮蛋的風頭。反觀日本，夏天最常見的就是一色「冷奴」，除去偶爾配著吃的番茄素菜和可下可不下的木魚絲等配料，柔滑到可順喉嚥下的冰涼「絹豆腐」就是唯一的重點了。

「冷奴」，光聽名字就誘人，簡單的涼豆腐在日本竟有這麼美妙的名字，令人不得不佩服。但只要查查書，就會發現「冷奴」的詞源並不是很雅。話說「奴」本是日本武士中最低級的階層，出巡的時候走在最前，但其實連配劍的資格都沒有。這些侍從般的武士衣袖上印有一個白色的方塊，看來像豆腐，而實際上這群「奴」也真愛吃不怎麼需要料理的涼豆腐，所以日本人乾脆把涼豆腐叫做「冷奴」。

你看，光是一個名字就能在異文化間引起美麗的誤會。所以日本人豆腐吃得比中國人精，進而以為日本人在「淡」的味覺美學追求上也要比中國人優越，也是個有待斟酌的判斷。且以兩個極端的例子對比說明。

金庸小說《射雕英雄傳》裏的黃蓉精通廚藝，她曾以一道「二十四橋明月夜」為郭靖向洪七公騙來一式降龍十八掌。這道菜就是用豆腐做的了，只是過程複雜。先把豆腐剜成一個個小球，再放進一塊挖了洞的火腿，最後吸飽了火腿香味的豆腐球就可取出奉客了。

另一個範例是日本商人發明的豆腐雪糕，雖然大家都知道它並非真以豆腐為原料，可是它仍然有一嘗即現的豆腐味。它和「二十四橋明月夜」的對比，正好說明了兩套對待豆腐和它那「淡味」特性的態度差別。日本人可以全神投入地欣賞豆腐本身那平淡的香味，乃至於能夠依照它人工地做出豆腐味的雪糕。而中國人對豆腐的關注卻是著重於它那容易浸染其他味道的素質，然後花盡心思地創作種種以豆腐為載體和配角的組合。

有趣的是，豆腐即使伴上再濃烈的汁醬或肉類，吸了再多外來的味道，它本身的豆香還是可以隱隱浮現，掩蓋不住。比如麻婆豆腐，儘管香辣，但還是吃得出豆腐的性格。又如前面提到的皮蛋豆腐，要是少了豆腐的輔佐中和，皮蛋吃起來豈不是太過單調？

豆腐的淡，在中國菜裏就像國畫的留白。沒有了這一方白，山水樹木就不能呼吸，畫面就缺了伸展進退的餘地。平淡不是單獨存在的，它總是在有餘無盡之間所有的食材和味道昇華至另一層境界。反觀日本菜裏的豆腐就像以空白的畫面為主，人物和花鳥是為了強調這塊白才勉強補上去的。兩種吃豆腐的方法其實是兩種淡的美學，一種把淡看成須臾不離此世的自然事物，另一種則執著地追求超凡脫俗的豆味。二者實在不用強分高下。

梁文道：台灣越亂香港越好

【都市日報-兵器譜】每當我們關注一樁外地新聞，其實我們都是在關注自己。透過一件發生在其他地方的事件，我們省視自己的本質；藉著談論另一個地方的缺點和不足，我們建立自己的良好感覺和形象。香港傳媒近日對台灣倒扁行動的全天候追，多多少少也是出自這種自我的需要。

自從回歸以來，台灣就成了香港獨特的參照鏡像，中央政府試圖以香港為範例，告訴台灣一國兩制可以搞得有聲有色；反對派則強調回歸以來特區施政的種種錯失，痛斥這一切必將打擊台灣人對兩岸統一的信心。反過來，民主勢力往往喜歡讚揚台灣民主政治的成功，以對照香港乃至於大陸的封閉保守；保守派則每見台灣政壇出現狀況，就說民主普選不是萬靈丹，好叫香港民主派別替人高興得太早。可見我們在嘴上談台灣的時候，我們心裡想的還是香港。台灣，在這個意義上成了香港內部論爭的另一個戰場。

所以倒扁風潮一起，保守派就抓準時機教訓香港人了。看到街頭的「肢體衝突」(也就是打架)，看到了挺扁陣營衝擊媒體記者，就說民主沒有良好的公民素質是不行的；所以香港人爭取民主之餘還要等條件成熟，不可操之過急，其實他們向來就喜歡把台灣國會歷年來的暴力場面無限放大，再作出結論：「你看台灣搞民主，如今有了民主，但社會秩序多混亂呀」。台灣近年的經濟表現不濟，也算在民主政治的頭上：「人民百姓最關心的還是經濟暢旺，大家日子過得好。光把精力放在政治上，又哪來的時間拚經濟呢」？所以香港反對派最好別再「為反對而反對」，徒費精神於「鬥爭．內耗」了。

有趣的是，包括反對派在內的主流輿論也有意無意地將台灣的形象打造成一個比較亂的地方，導致許多巿民一提起台灣政治，想到的就是街頭衝突與議堂混戰。而台式遊行的五光十色鑼鼓喧天，也成了平和安靜的港式遊行的對照。因此台灣的凌亂和粗野就被挪用為樹立港人自我形象，讓港人自我感覺良好的反面陪襯了。

抽離了一切文化傳統和社會脈絡，完全不考慮兩地的背景差異，單單從表象來比較台灣的亂與香港的穩；除了再次「證明」香港人的質素高人一等，法治健全之外，我們其實甚麼都沒學到，還讓保守派有機會由此推導出「民主等於內鬥，內鬥等於混亂」的古怪邏輯。

梁文道：身體裏的家(4)

【成報-秘學筆記】巴什拉說得真好﹕「但是在我們的記憶之外，我們誕生的家屋，銘刻進了我們身體，成為一組有機的習慣。即使過了二十年，雖然我們踏過無數不知名的階梯，我們仍然會重新想起『第一道階梯』所帶來的身體反射動作，我們不會被比較高的那個踏階絆倒。

家屋的整個存有，會忠實地向我們自己的存有開放。我們會推開門，用同樣的身體姿勢慢慢前進，我們能夠在黑暗中，走向遙遠的閣樓。即使是一道最微不足道的門栓的觸感，其實都還保留在我們的手掌上。」

故此，無論我們去到哪裏，我們住過的房子都跟著我們的身體走。我從一間屋搬到另一間屋，最早的那個家依然存在，輪迴再生，醒覺於我起床梳洗的流程之中，復活在我坐臥吃拉的動作裏面。

兩個人同居因此是兩組使用空間方法的交會，兩座記憶中家屋的拼組融合。在這個過程裏面，有些東西不見了，又有些東西留了下來。同居就其最物質的意義上說，不外乎迥異的家庭空間與器物之爭鬥與妥協，混雜與化合。每一場婚姻之前，有綿延了不知多少代的房子﹔每一場婚姻之後，又不知還有多少間房子在流徙、裂變和播散。

有些喜好賣弄小聰明的電視劇，裏頭會有一些喜好賣弄小聰明的角色，上了一個男人的家，就好像發現了甚麼驚天大陰謀似的﹕「喔，你這兒有女人住，要不就是她常來。因為你的馬桶坐板是放下來的」。

這有甚麼好奇怪的呢﹖很多獨居男子不只把馬桶的坐板放下來，還把這個習慣無意識地刻進了他的身體，即使她早已不在。直至他到了異地的酒店，他才如夢初醒地發現自己竟然坐在馬桶上發呆，但怎麼想都想不起這個姿態的源頭。

梁文道：記憶術(3)

【成報-秘學筆記】巴什拉又說﹕「家屋是記憶的住處」。這當然不是他原創的說法，而是一段歷史的總結。歐洲人很早就發明了一套圍繞著屋子的記憶術，學者把自己的見聞與學識分門別類地放進想像小屋裏不同的房間。在有需要的時候，就打開屋子的大門。經過走廊，右手邊的第一間房裏是希羅多德記錄過的所有戰場與行軍路線，殺伐之聲不斷﹔左手邊的第二間房裏是西塞羅修辭學的分類表和詳細示範，充滿語言的詭譎暗影﹔拾級而上，二樓有一間起居室種滿了一整片熱帶雨林，其中有樹懶在枝頭攀爬時摩擦出來的綿長的撕裂聲，林間穿過的光線則恰巧照出一頭豹的斑紋……

記憶術的修習者總是用自己住過的房子當模型，盛載一切需要牢記的信息。但是在開始把東西搬進去之前，他並不需要先行清空原有的記憶﹔相反地，他要巧妙利用這些老舊的記憶，哪怕它們浸滿了情感左右的印象和偏見。譬如二樓的那間起居室，本來是他第一次親眼看到蛇的地方，那年他才六歲，蛇口吐信的危險記號他記得清清楚楚。如今這裏裝進了他在南美遊歷過的河道與兩岸的叢林，誰曰不宜﹖而且當年那條小蛇或許還在林木之間遊蕩，只在他垂死之際完整現身。

記憶術的死穴在房子的屋角。一間屋子的角落，一半封閉一半開放，它是最原始的蔽蔭，有一定的安全感，但又不夠完整，甚麼也藏不住。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將任何知識封存在此，放在這裏的記憶必將流失，瀰散向整間房子的通道，彷彿揚塵。

所以他搬走之後，我就躲在屋角呆了一個下午，看空氣中飛舞的輕灰。

梁文道：搬出去(2)

【成報-秘學筆記】原來搬家是這樣的一回事，因為書櫃和衣櫥的長久沉積，地面會印出一圈痕跡。只有在東西都挪開之後，它們才以約略的輪廓顯現出那已不在者的分量與時間。就像兇殺案的現場，死者的身體早已不在，但它的形狀卻被白色的粉筆勾勒在地上，清清楚楚。

看著一個和你同住多年的人離開，你的心情實在與謀殺犯無異。罪疚之前，先有解脫的嘆息。每一個殺人犯都以為自己別無選擇，這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一了百了。然後，或許（只是或許）會感到內疚與創痛，原來自己的路也走到盡頭了。「為甚麼事情會發展到這個地步」﹖

那些家具留下的印記能夠說明甚麼呢﹖正如描畫死者身體形狀的白圈，除了大小尺寸，它並不能告訴我們死者的姓名，他生前的喜好、他愛吃的食物、他害怕的動物、他值得自豪的成就與一生最卑怯的污點。這些曾經因為承載了過多的重量而積壓出來的印痕，也無法說明那些櫃子裏的收藏。

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經典之作《空間詩學》（La Poetique de Ol'espace）有一章談到櫥櫃﹕「衣櫥與其隔板、文件格櫃與其抽屜、箱匣與其雙重底座，這些都是私密的心理活動的活器官。誠然，要是沒有了這些部件和它們收納的那惹人愛憐的小物件，我們的私密生活就將失去私密的狀態」。

並且，「櫥櫃存放著秩序，這個秩序中心守衛整座房子，以抵抗無限的混亂侵襲……這個秩序也記憶著家族的過往歷史」。

如今這些櫃子都搬走了，伴隨它曾收藏並分類的記憶一道消失。於是家裏的秩序不免缺了一角，並且由此開始崩塌的過程。兇案的現場。

梁文道：空房(1)

【成報-秘學筆記】聽說他要搬家了。其實這又和我有甚麼關係呢﹖雖然在我們最後一次見面的時候，他曾經問我﹕「是不是很新奇﹖你好奇嗎﹖」（「好奇」，他的一個口頭禪）。這個家，他招呼過無數的朋友上去坐，據說有一個整潔漂亮的廚房，夜裏能夠看見海港遠方的一片燈火。但是我從未去過，我從來不屬於被邀約的名單。所以他搬家與否，或者搬到哪裏，和我又有甚麼關係呢﹖

霍伯(Edward Hopper)畫的房子，無論內外，都是乾乾淨淨，和他的人物一樣無情。終於到了晚年，他最後的作品《空屋內的陽光》，一個人也沒有了。只剩下招牌式的光線，在地板和牆上切割出幾何的陰影塊面（但是面與面之間的線條並不硬朗，不穩定的接口正在暗暗模糊邊界）。還有一扇窗，窗外的樹蔭底下是穿不透的深沉。

即便如此，它還是叫人好奇。這間屋子為甚麼空蕩若此﹖如果早就沒有人住在這裏，它不可能這麼光潔無塵，可見這是個剛剛搬空的房子。假如這是間無人的空屋，是誰在注視這一片光景﹖是畫家本人嗎﹖垂垂老矣的霍伯畫的是不是他去了之後的家呢﹖莫非他在死前預料到了身後的空間﹖一所失去了主人的房子，合該如此，這幅《空屋內的陽光》是他對自己的預言，一篇為自己撰寫的悼詞﹕人走室空，但陽光依然灑下，我的離開並沒有改變世界的甚麼。

回到現實，一個搬空了的房子或許用不了兩天，就會住進新的房客，重新粉刷，重新裝修，還有新的家具。世界真的不會因此改變，它總是新的﹔而舊人的氣味注定要消散，不留半點蹤蹤。不變的或許只有那扇向海的窗戶，以及窗外南中國海的天空。但這又與我何干﹖反正它是永遠對我封閉的一間屋子，所以永遠在我的想像中空洞迎光。

梁文道：魔王的力量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自從有了自由行，就連書店都發了一筆小財。上二樓書店，收銀機旁最當眼的位置有時擺的竟然不是陶傑和蔡瀾，而是《紅都女皇》與《十二個春秋》，一些土生土長香港人不大感興趣，但自由行遊客特別好奇的「禁書」。相熟的書局老闆都說這類書的銷情不錯，在簡體字書刊大舉南下的今天，這情形是難得的「逆流」。看來香港在中港經濟關係上又能找到新定位了，那就是禁書零售貿易中心。

最近的暢銷禁書是終於譯成中文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大概是有史以來最具爆炸性的毛澤東傳記，內容比起當年紅極一時的《毛澤東私人醫生日記》還要激。這本新毛傳去年一面世，就引起了全球媒體的熱烈議論，有人評論道「這本書的威力就像原子彈」。但老外的激昂反應到了我們這裏應該打點折扣，因為毛澤東雖然死了三十年，但他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留下的「聲望」在海外仍有餘威，所以當外國讀者看到這本把毛比作史大林與希特拉般的魔王傳時，難免就像發現了出土文物一般，既驚且「喜」。

但是對我們中國讀者而言，說毛澤東是魔王、暴君、獨裁者，老早就司空見慣了，不足為奇。然而，我們還是要佩服著名作家張戎（前作《鴻》）與歷史學家喬．哈利戴（Jon Halliday）用了十年的功夫，查考了無數的文檔，與採訪了包括美國前總統老布殊與新加坡的李光耀等數百位人士，去證明毛澤東果然是個十惡不赦的大壞蛋。

這本書的中文版厚達六百多頁，但是看起來很有快感，可以一口氣接連不斷地把它看完。因為裏面充滿了狡詐的詭計，忘恩負義的寡情，心狠手辣的殺，彷彿人間一切可以想像的邪惡都集中在毛的身上了。而且他還和一般惡徒不同，毛澤東似乎沒有一個從小長大的過程，他彷彿從來就很罪過。在第一章〈走出韶山〉裏，毛澤東就像一個口不對心的年輕騙徒，嘴上說說種地人的勞苦，心底對他們卻沒有半點同情。到了最末一章〈最後的日子〉，毛臨死的傷感也不是因人民的痛苦而起，而是為了做不成世界的領袖。中間那些餓死了幾千萬人的大躍進，與反右文革的禍害，就更不消提了。

要支撐這麼獨特的魔鬼傳記（只有魔鬼才是生來邪惡，因此談不上有『成魔之道』），兩位作者的確需要大量的佐證。但是他們引用的許多文獻是不可查證的秘檔和未經發表的文稿，訪問的許多對象是難以復尋的不具名證人（而且中文譯本還沒有印出份量可觀的註釋）。這正是一些知名學者如黎安友（Andrew Nathan）與史景遷（Jonathan Spence）質疑此書的理由。其中很富爭議性的一個例子是關於「長征」得以成功的原因，二位作者認為這是蔣介石故意放共產黨一馬，好讓流竄的紅軍威脅依然盤據各地的軍閥。這個說法明顯與學界現有的認識不同，但本書提供的與其說是確切的實據，倒不如說是依照零散材料的推想。

可是這又能怪誰呢？連「長征」到底走了多少里路，當局至今都還不准人提出異議；這麼多的禁區，這麼多國家機密，是中國政府自己杜絕了為之嚴肅辯護的可能。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是本刺激的讀物，但我懷疑它對我們反省中國現狀能夠起到的用處。道理就像某些人批判文革一樣，說那是四人幫惹的禍；一場蔓延十年，幾乎毀了整個國家的運動怎可能只是四個人的責任呢？這本書雖然也譴責了江青，但同時也強調江青只不過是忠實執行毛主席心意的一條狗。當你把中國幾十年來的不幸都歸諸到一個人身上，那是否表示其他人乃至於一切社會政治體制都是可以原諒的呢？又是否這人死了之後，天下就會太平無事？

梁文道：有錢人的笑話

【成報-秘學筆記】醫院的角落有一堆過期的娛樂雜誌，一翻就看到逗趣的文章。難怪他們捨不得丟，對於病人和家屬來說，沒有比這些雜誌更能調解心情的東西了。

那篇文章的主角是個捲入娛樂圈緋聞的富家子，他居然對記者說﹕「我無法接受一個人愛我只是為了我的錢」。哈哈哈哈﹗他怎麼會有這麼古怪的念頭呢﹖別人怎會為了他的錢而愛上他﹖他應該反過來想，如果他這麼有錢，而竟然還有人愛他，那他的命就生得太好了。因為一個有錢人想得到愛，實在要比駱駝穿過針孔還難。

情況就和漂亮的女星喜歡說「看人不能只看外表」一樣，她以為有人會為了她的美貌愛上她。而這副天賦的容貌只不過是她的「外表」。

財富、美貌，甚至才華，都不是外在的東西，而是一個人身上無奈的限制與枷鎖。你不能說一個有錢人除了財富之外還有一個完全與此無關的內在，也不能說一個美麗的女子除了美貌之外還有一個不受外在影響的本質，不，因為這些所謂外在的條件不只深刻地改變了穿戴它們的人，甚至還扭曲了他們的人格。就像一個面具戴得太久的人，他早就失去了原來的面孔。

你很難愛上這樣的人，不是因為財富、美貌與才華會使得他們驕縱任性，而是這些外殼如此耀目，即使是擁有它們的人也不能不自覺。一旦自覺，他就疏離，甚至戒懼。他會變得小心翼翼，仔細審視每個接近自己的人，然後把自己放上判官的位置，以為有能力去判別人心的真偽。所以他們不能帶給任何人親近的安全感，也不能讓任何人親近。他連自己都和自己不親近，他總是在過濾他自己。

娛樂雜誌有很多這樣的笑話，我喜歡這種娛樂。

梁文道：誘人的寂寞

【成報-秘學筆記】霍伯（Edward Hopper）是最受美國現代文學歡迎的畫家，除了像厄普戴克這種藝評也有一手的作家，不知有多少詩人和小說家從他的畫作擷取靈感，甚至專門創作題獻給他的作品。

《夜鷹》（Nighthawk）是霍伯最為人熟知，也是他得到最多詩人迴響的一幅傑作。大城市的街角，路上無人，所有的商店也都打烊了。只剩下一家廉價的咖啡店仍然開著門，這家咖啡店就是這幅畫的主角了。可千萬別以為對比起空寂的街道，這家還亮著燈的店就會有點溫暖的人氣。

不，這間沿街有扇透明大玻璃窗的小餐館要比夜裡的馬路更孤獨，因為裡頭有人。慘白的燈光映照著慘白的牆壁，吧檯般桌旁坐著一個孤獨的男人低頭看著自己的杯子，不知道在想甚麼。另一邊還有一對男女，就和霍伯筆下的所有人物一樣，他們靜默無言。唯一的侍應看著這些客人，其實也沒甚麼特別值得看的地方。這些人被掏空了，姿態和表情不表達任何東西，就像餐館外的夜路一樣虛無。

很多人認為霍伯的作品畫出了現代生活，尤其是現代美國生活的虛無與寂寞。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生命的意義，每對夫婦與情侶都陷入了無以為繼的空白和沉默。這種寂寞是前代大師畫不出來的，因為他們不在這個時代。

可是這些表面寥落的畫卻又充滿了張力，總是在誘惑觀者想像和思索﹕為甚麼這些人不說話﹖為甚麼他們會在這裡出現﹖一定有甚麼事發生在他們身上，但那到底是甚麼呢﹖所以霍伯的畫又是戲劇性的，就好像從一部老電影的菲林裡剪出的一格畫面，引誘了無數作家去為它鋪排出前因和後果。現代的寂寞並非句號，它永遠都是一個問號。

梁文道：音樂不死

【都市日報-兵器譜】我曾說過專輯已死，單曲的好日子又要歸來。有人走得遠，乾脆宣佈音樂很快完蛋。說這些話的，主要是大型唱片公司的老闆、高層和公關，他們眼睜睜地看唱片的銷量不斷下滑，卻無計可施，於是就把手指指向網上的非法下載。

他們要不是像駝鳥般把頭埋進沙裏， 裝作甚麼都看不見；就是用雙手阻攔河堤缺口，悲哀地目睹水流不斷從指縫間滲出。音樂哪有死亡呢？歷史上從未有一刻像今天這樣，音樂變得無處不在，手機的鈴聲、遊戲的配樂、商店的背景聲音，甚至原本靜默的電梯和只有呼吸聲的地鐵車廂都有了音樂。從前大家只能在特定場合使用相應音樂，如今音樂的功能真是你想有多少就有多少。要是害怕自己像活在電影裏一樣，每走一步都被配樂包圍，何妨跳進泳池？享受水中那與世隔絕的寧靜。不幸的是，我得向大家報告，現在越來越多的泳池裝了水中喇叭。所以死的不是音樂，它不只活得很好，而且多子多孫，足跡遍全球。真正垂死的是唱片公司。

且看去年通行世界，打上英國流行歌曲榜第1位的《瘋狂青蛙》。它不是大牌歌手的傑作，更不是唱片公司苦心計算經營的結果；它只是用簡易的電腦程式衍生出來的電話鈴聲，一傳十，十傳百，成了次文化熱潮現象。唱片公司巨頭看見這樣的潮流又怎能不憂心？以後的唱片還能怎麼賣？這首曲子可沒有非法下載的問題，也沒侵犯任何廠牌的權益。

老牌IT文化雜誌《Wired》的9月號以美國西岸的音樂奇才貝克作封面人物，主題是「音樂的再生」，重點介紹貝克的新計劃。那是一張不知算不算專輯的專輯，因為它雖有傳統CD包住了一組已完成的歌曲；但最好玩的地方卻在網上，樂迷可自己把歌曲下載回來任意重組它們的編排結構，甚至直接在網上像玩遊戲般和音樂互動。貝克想幹的就是革CD的命，革專輯的命，慢慢跳進音樂解放的洪流裡。這期專題還介紹音樂行業回應現實的動向，大意說這行業不變不行。但我覺得他們還沒到一個更大的典範轉移，仍固著於音樂是職業也是工業的老觀點。眾聲喧嘩的網站音樂真正衝擊的，就是音樂可成職業甚至形成產業的這套老黃曆。

只要上網巡一遍，不難發現除下載既有音樂商品外，還有越來越多的業餘玩家免費上傳自己的作品，且質素不差，甚至比部分職業音樂人的水平還高。這裏固然不乏有才華並受過專業訓練的人。他們對音樂的想法也不一定再像上一代般抱試聽帶到處拍門博人賞識，然後夢想一鳴驚人。他們要的可能就是自娛，多人喜歡那就更妙。互聯網取代了傳統的發行網絡，對唱片業來說，最大噩夢是新一代樂迷習慣免費獲得音樂，加上那批不計金錢只為過癮的創作人，雙方再也不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關係。

職業音樂因此更見危機。難怪全球最大唱片公司也宣佈免費讓網民下載自己的音樂檔案。那麼它怎樣賺錢呢？方法就是要樂迷在網站上看客戶贊助的廣告，一邊等歌曲下載一邊接受廣告的洗禮。如此一來，整個工業的邏輯就變了。過去是唱片公司在媒體上打廣告推產品，現在則是音樂產品變成一種讓人賣廣告的媒體。可以想見，這個網站將是許多雜誌和電台的競爭對手，大家的廣告客路很接近。這是不是音樂工業的出路，還有待觀察；但音樂的前途倒是一片寬廣。

梁文道：靜物

【成報-秘學筆記】美國作家厄普戴克（John Updike）除了是個了不起的小說家，還是個挺有水平的藝評人。他的新著《The Terrorist》據說不怎麼樣﹔但他去年出的藝評集《Still Looking》，我看過，寫得真好。

這本集子談的全是美國藝術，裡頭只有一位畫家得到兩篇文章的篇幅，那就是霍伯（Edward Hopper）了。這並不奇怪，因為霍伯一向被認為是美國繪畫的代表，他不只捕捉了美式生活的根本想像，還把這想像變成了啟發無數後來者的傳統。

厄普戴克的批評內行，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霍伯的人物畫得不夠好。但是霍伯的人物又何須畫得太好﹖就像厄普戴克所說，那些人物和霍伯所有畫裡出現的房子與路燈一樣，都像日晷，它們的主要作用就是彰顯光線的存在，讓自己投射出來的影子說明時間與氣氛。

而那說不出的空寂氣氛，正是霍伯迷倒許多人的力量來源。例如1929 年畫的《雜碎》（Chop Suey），已經算是他比較熱鬧的作品了，小小的中國餐館臨街一角，坐了兩桌客人，窗外有斜陽射入，主角是兩個戴著帽子的女人。畫裡的色彩難得豐富，東西也多，有小燈、茶壺和懸在衣架上的外套。奇怪的是一向空洞寂然的霍伯即使在這麼擁擠的畫面上還是營造出了靜得憂傷的氣氛。

為甚麼﹖仔細看那兩個對桌而坐的女人，厄普戴克敏感地發現她們似乎都在傾聽些甚麼。怎麼可能呢﹖兩個人坐在一起吃飯，如何可以同時都在聽對方說話﹖起碼得有一個人說話吧﹖還是她們都在等待甚麼﹖

後人喜歡把「寂靜的詩」這個稱號冠在霍伯身上，因為他把人都畫成了靜物，似乎有所言語有所動作，卻甚麼都沒說甚麼都沒做。

梁文道：笑話

【成報-秘學筆記】讀到一個故事。從前匈牙利有位貴族叫做查洛斯特公爵，酷愛讀書，生性幽默。革命期間，他也被推上了斷頭台。押解途中，他仍一邊走路一邊看書，鎮定如常。等到脖子被架在台上，用不著看著路面了，於是他就從容地掏出一支筆來，乘刀子還沒掉下來前，在剛剛讀到的精句下畫線作記號。

這是我所知道的書癡故事中最叫人絕倒的一個。看來查洛斯特公爵還不是一般的書癡，他必然還是個極幽默極懂得自嘲藝術的人。且想像那行刑的劊子手，那旁證的法庭人員，和那些在場看熱鬧的群眾，他們當時是覺得好笑？憤怒？還是不知所措？這個革命的敵人竟然在死前還不放過開他們玩笑的機會。

通常我們會以為這樣的人是很樂觀的，無論遇到甚麼事都能笑嘻嘻地應對。其實他更像小丑，不，比小丑更甚。電影裏的小丑還能對人歡笑背人愁，而這種一輩子逗人發笑的性格不是面具不是短袍，它根深柢固地植在他存在的核心，使得他整個人就是一個玩笑，不放過他人，也不放過自己。

無論遇到甚麼事，他都是笑嘻嘻的。妻子離開他的時候，他開始擔憂搬家的時候在床底跑出來的昆蟲。至愛的朋友離開他的時候，他對自己說：「反正他不是第一次走了。」說到死亡，就算面對至親的死訊，他也要費了很大的勁才壓住自己恥笑醫生們那偽裝愁容的衝動，再轉頭也裝出一副偽裝的臉孔去安慰哭得死去活來的家人。

不知道為甚麼，他就是不能不笑，無法平抑調侃自己和調侃他人的衝動，而且他笑得那麼真誠，一點也不是為了顯示堅強。俗話說生命是個大笑話，所以查洛斯特公爵也很同情地用笑話去回應，不愧是貴族的風範。

梁文道：歸宿

【都市日報-兵器譜】傳說毛澤東並不希望自己死後是這樣的下場：經過防腐醃製的屍體停放進一個透明的水晶棺內，再讓遊人在寬大但陰冷的殿堂裏注視（卻不知他們那雙眼睛背後的真正想法）。

他曾對人表示， 自己喜歡吃魚，一輩子吃掉了那麼多魚，他日亡故若能沉入長江，也算是個償報吧。若真能如此，那就是「才游長江水，又餵武昌魚」了。可惜，主席雖擁有一切，卻不擁有自己的身體。

上個禮拜六，九月九日，「鱷魚先生」史帝夫．歐文（Steve Irwin）的家人為他舉行了告別式，不久的將來，應該就會正式下葬在他的心血—澳洲動物園了。關於這位一生為保育動物奔走的明星應該如何安葬，也有一些小爭論。在澳洲人的心目中，他是個英雄，所以昆士蘭省的總督提議以國葬的規格對待，而且還得到了澳洲首相霍華德的首肯。但是，啟蒙歐文走上野生動物保育之路的爬蟲專家波布．歐文（Bob Irwin），也就是他的父親卻說：「我的兒子不會喜歡這種虛榮，他應該寧願被當作一個『普通的伙記』（ordinary bloke）。」

史帝夫．歐文雖然是近十年來最出名的動物保育專家和動物電視節目主持人，但他永遠都有一股澳洲內陸土佬的氣質，就像他爸爸說的，是個ordinary bloke。他在鏡頭前的表現很誇張，也很專業，可就是洗不掉那股土味。然而正是這土地的氣息洩露了他的真誠，他是那麼地喜愛所見到的每一隻動物，不管是蜥蜴還是鯊魚，只要有機會，他一定要吻牠一下。那種真誠，以我做電視節目多年的經驗，我敢肯定是裝不出來的。

所以我就想像，與其放進棺材入土為安，他會不會寧願自己被隨便丟進樹林的某個角落，讓塔斯曼尼亞的袋獾先來撕裂自己的皮肉，再由喜好腐食的巨蜥啃噬黏在骨架上的血肉，接下來是螞蟻和各種昆蟲、黴菌與其他擅長分解有機體的微生物，最後一切還原。「從泥土中來，還回到泥土中去」。這本來就是我族人類的最佳歸宿，太陽系第三行星的自然法則。

梁文道：毛主席永遠活在人民的心裏

【明報-筆陣】毛澤東逝世30周年，中共中央沒有舉行特別高調特別盛大的追悼會。這個道理就和文革結束30年，也沒有什麼重要的紀念儀式一樣；一旦大舉紀念毛的忌日，難免就會令人聯想起他的最後10年，那長達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而這一切，都是當今中國領導層的忌諱。在鄧小平掌權的年代，領導層談起文革還能說它的禍害，說起毛澤東還能評說他的功過比例；但是如今的新一代不同了，他們根正苗紅，不算是文革與毛的直接受害人，所以也沒有太多的個人動力要去「清算」毛澤東的遺產。

這個情是大家20年前一定想不到的，當年外界總以為整個中國的發展態勢既然是改革開放，關於「歷史錯誤」的認知也必將日益客觀、日益澄明。假如說20多年前，毛的功過是「七三開」；20多年後的今天，這個比例應該會有所調整吧。結果出人意表，中國現政權已沒有太大的興趣去追究毛澤東的過失了。於是他這樣的人物便整個被封存在歷史記憶之中，猶如他那依然存放在紀念堂的屍身，他那依然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畫像，成為中國人始終揮之不去的影子。

例如《毛語錄》，去年終於堂堂正正地出了台灣版，而且連香港機場的書店也把它放在當眼位置，客路明顯是前赴大陸的台商。為什麼台商要看《毛語錄》呢？自然是要搞清楚「毛澤東思想」的內容。為什麼我們今天還要學習「毛澤東思想」呢？自然是因為它的影響無處不在，想和共產黨幹部打交道，想和大陸的企業做買賣，想要了解現代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就不能不摸透「毛澤東思想」。

澳洲的中國研究專家MichaelDutton去年出版了一部研究現代中國政治史的有趣專著，叫做PolicingChinesePolitics，這本書裏很準確地抓住了新中國政治變化的主軸，那就是毛澤東在1926年3月說的一句名言：「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誠然，幾乎所有中國人用來思考政治與觀察時勢的模式與術語都離不開這既簡單又粗暴的「敵我二分」軸心。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新中國政權服膺的是共產主義，倒不如說是具體實現了卡爾‧施密特(CarlSchmitt)那句話：「政治就是區分敵我」。

這種思路正是「毛主義」的精髓，「毛澤東思想」並非什麼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發展，而是以馬列術語包裹的軍事策略，它的唯一目標就是贏取勝利。為了取勝和永遠取勝，敵我之間可以有一大片灰色地帶，今天是朋友明天可以是敵人，今天的敵人明天卻可以做朋友。黨內的路線鬥爭可以激化為對敵鬥爭，而人民的內部矛盾也可以變成階級矛盾；但是只要有需要，這一切又可隨時倒轉。至於所謂的「階級」，在毛澤東思想裏面也不像經典馬克思主義那樣，是一種客觀的經濟條件構成，而是一種十分唯心由我判定的範疇。但是另一方面，現代中國政治裏的階級卻又非常實在具體，它不只是抽象的政治概念，還是攸關生死的人群種類。

毛澤東不只發明了一套敵我鬥爭的策略，還是把它玩得最活靈活現的高手。南京大學的歷史學教授高華在其煌煌巨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就以一場延安整風運動詳細說明了毛如何把黨內的對手打成不可兩立的敵人，又如何透過「自我檢討」去臣服一切潛在對手，讓他們成為不敢有二心且唯己是從的奴僕。其手段之無情，計謀之險詐，實在叫人大開眼界。而且正是在這場運動裏面，「毛澤東思想」取代了正統的馬列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導意識形態(可悲的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的劉少奇，日後也不免慘死在毛澤東思想的詭局之中)。

台灣評論家楊照在台灣版《毛語錄》的序言裏說：「《毛語錄》將一整代、甚至好幾代的中國人訓練成『策略狂』。他們不相信任何真正的原則，甚至無法理解什麼是真正的原則，只知道鬥爭的策略，他們的生命，充滿策略、充滿手段算計，卻沒有終極關懷，更沒有絕對是非價值。」

且看今天許多中國人議論毛澤東的方式，他們崇拜毛澤東對付敵人的手段，稱讚其謀略的高明；卻不深究那些敵人到底做錯了什麼，也不思考毛澤東致勝之後又會造成什麼後果。例如「反右」，有些著作竟然不顧其中是非，跑去稱譽毛那「引蛇出洞」的「陽謀」是何等高明。這不是策略狂是什麼？大陸坊間《曾國藩的謀略》一類的書籍出之不盡，長銷長有，這不是策略狂又是什麼？

還有一些幹部與企業老闆，他們喜好玩弄分化手下的技巧，動輒發布文件在下屬間傳閱學習，看起來他們的作風都依稀有點毛澤東的味道。那是因為過去幾十年來中國人除了毛澤東外，就再也找不到第二個當領袖的楷模了。所以任何人只要一有點權力在手，便不知不覺地複製毛澤東。

梁文道：淡味

【飲食男女】回想從前在台灣唸書的日子，其中最可怕的景象之一就是路過學校飯堂廚房，看見幾個廚師渾身是汗地正在炒菜，他們用雙手揮動一根泥鏟在碩大的鐵鑊裏翻來翻去，然後拿起一個紙盒，倒下整整半盒的粉末。那些粉末自然就是味精。

台灣人酷愛味精，夜市街頭的小吃攤上幾乎沒一樣東西是不用味精的（除了刨冰）。有一種說法，解釋這是因為台灣菜或福建菜的特點，它們的味道太「寡」，不用味精就根本吃不出味道。

例如「貢丸湯」，擅長煲湯喜愛喝湯的廣東人肯定覺得莫名其妙，就這麼一碗清水，放了幾許花，再有兩大顆新竹貢丸載浮載沉，能叫做湯嗎？但台灣人就是甘之如飴，用它伴食肥香的魯肉飯，或者直接拿它做一頓小點的主角。

其實傳統台灣菜本就粗野，像貢丸湯這種玩意更是貧窮飲食的代表。既無貴價食材，也沒有精巧的調味，粗樸的食物又何妨多下點味精呢？

可是坦白講，我是挺喜歡貢丸湯的；如果不用味精，那就更妙了。它那種淡寡的味道，就像我喜歡的另一種湯水——餃子湯。所謂「餃子湯」其實就是煮完餃子的開水。北方人講究「喝原湯，化原食」，意思是吃飽了餃子，得喝煮餃子的這一鍋水幫助消化。不騙你，飽嘗一頓餃子宴之後，來一碗甚麼料都不放的餃子湯真有舒膩的爽泰。

中華食制博大精深，百味紛呈，但在文人傳統裏面最受尊崇的始終是個「淡」字；而「淡」正是西方人最難理會，因此也是中國口味裏最獨特的感官現象（日本當然也很注重「淡」）。儒家經典《禮記》裏有段話：「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意思是在最莊嚴隆重的祭祀裏面，用的酒反而是未精製的，魚則是沒煮熟的，最重要的羹湯則根本味道都還沒調好。為甚麼？那是因為這種飲食才有「遺味」。

中國美學很推崇「遺」跟「餘」，音樂要注意那斷續之間幾乎稀不可聞的「餘音」，詩要留神那可堪咀嚼的「餘味」，書畫的精華則在那蕭疏簡淡的留白與「餘墨」。在味覺上，那就是能讓人回味再三的「餘味」——平淡了。

為何不是酸甜苦辣鹹，而是平淡，方為味中之至呢？法國當紅學者余蓮（Francois Jullien）在他的名著《淡之頌》（Eloge de la Fadeur）裏提出了一個非常玄妙的哲學解釋。

首先，平淡是一種幾乎吃不出來的味道，就和古琴彈奏那在一個樂句與另一個樂句之間的裊裊餘音一樣，差一點就聽不到了。這種處在感官界限邊緣的口味是最精微纖細的，不用心領會是嘗不的。既然它是如此地遼遠淡泊，對人的身心要求是如此之高，那當然是「至味」了。就和喝水類似，我們常說能喝出水味差別的人，才是味覺最敏感的人。

更重要的是平淡乃諸味之母，所有強烈的味道如麻辣鹹香都是很難和諧並存的，肯定一者必然就否定了另一者。例如說一道菜很辣，那它肯定就不是不辣的了；說一道甜品很甜，那就等於它不能不甜了。唯有平淡是所有味道的基礎，既不是甜也不算不甜，既不是酸又未必不可以酸，包含且孕育了一切。古人欣賞平淡，與其說是為了它在口舌間產生的生理反應，倒不如說是哲理上的認同。所以老子說：「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因此要是再有人說貢丸湯必須放味精，或者你遇到北方人嫌棄廣東菜太淡，我們就可以搬出這套理論，把他們唬得無話可說了。

梁文道：借用(5)

【成報-秘學筆記】如果一個人受過嚴格的文學理論訓練，對於亨利．詹姆士的小說是為了補償自己對女人的虧欠這種說法，應該是要嗤之以鼻的。因為根據理論提供的常識，作者的實際生活和他筆下的作品不可能有這麼簡單直接的關係。假如有關係的話，那也是可疑可議的。所以前兩天，當一個科班出身的文學碩士問起，我寫這些東西是不是因為失戀，不免訝異，莫非今天的理論又起我所不知的新潮？

忽然想起一位前輩詩人，他喜歡寫書信體散文，傳說那些文章抬頭的「K」、「Y」和「S」都真有其人，而且是他鍾情的人。這些文章發表出來，人所共見，大家喜歡，但是只有那些「K」、「Y」與「S」才明白真正的讀者其實是自己。詩人把他的情書藏在報紙和雜誌的一角，兩個人的秘碼隱沒於公共空間的資訊洪流，難道他就不怕誤讀，就不怕有人誤用？

大鼻子情聖希哈諾劍法卓絕，文采超群，壞就壞在樣子長得不俊。所以他愛上一名女子，卻不敢現身。恰巧他的好友也是同好，而且儀表不凡，仗義的希哈諾就拔筆相助，替胸無點墨的知交寫情書。這情書他寫得苦呀，一字一句都是真心話，但都成了代筆。果然，那女子被希哈諾的文字打動，計劃很成功。她愛上了他的好友。

我是一個甚麼事都喜歡拿來開玩笑的人，所以當年第一次聽說這故事，就為它改了一個更不堪的結局。話說那女子收到這許多情書，覺得其中的典故、意象和比喻確有動人處，甚合己意，於是一聲唔該都冇就借用在自己的信裏，給她的老情人，給她的……。結果希哈諾和他那老友只好相擁而泣。

朋友都笑罵我沒良心，說希哈諾這樣子太可憐了。怎麼會呢？要是希哈諾真愛那女子，無論她怎麼做，都應該高興的。何况他的文筆能為一位淑女効勞，豈不是騎士的榮幸？

梁文道：他不是(4)

【成報-秘學筆記】亨利．詹姆斯窮其一生以書寫證明自己不是一個少了顆心的男人，他的確不是。只是這顆心完全以潛能的狀態存在，猶如種子，本來可以抽芽茁壯，生成大樹，但他把這顆種子的所有活路一一切斷。他有愛，不過沒有愛人的能力。

所以他是一個真正享受孤獨的人，因為喜歡孤獨的人必定也喜歡愛情；因為唯獨在愛情當中，才能最圓滿最深刻地體會孤獨，而且這還必得是不可成就不會成就的愛情。就這麼閉戶獨居，你不會感到孤獨；但是在一個人的懷抱與自己的小房間之中拉鋸，且終於捨棄前者回到密室，你的孤獨才是完美的。

在這個意義上，亨利．詹姆斯和一個四處拈花惹草的人其實是一樣的；兩具面孔，同一首級。永遠尋找愛情的人並不渴求愛情。他總不滿足，那是當然的，世上根本沒有他想要的答案，也沒有能夠止住他渴慾的聖泉。他愛上一個人，然後傷害了別人或者傷害了自己，再隨環境給定的路線去尋找下一個人。他想在每一個人身上印證自己的孤獨，在每一次戀情裏細細品味寂寞的感覺。

否則我無法解釋這些所謂「浪子」的動機（『浪子』，一個被賦予了過多幻想，卻終究俗濫可笑的意像）。並且，久而久之，他開始培養出戰陣軍犬的直覺。例如我的一個朋友，他只用鉛筆寫信，為的是有朝一日對方可以輕易拭去不願看的部份，不留痕跡。在每一段關係的開頭，他已預感到終結的模樣，他永遠在投入的同時抽離，在水乳交融的時候孤寂。

「想像一個男人生來就少了一顆心，他善良，正直，彬彬有禮，但就是沒有那顆心」。回想半生，我也要否認自已是這樣的人；除非直到某曰，我終於消磨耗盡那僅餘的星火，焠鍊出了亨利．詹姆斯的那管筆。或許，這不是太難的一件事。我等待這天，猶如死之必至。春日將逝，冬天還會遠嗎？

梁文道：「九一一」是誰的事件

【都市日報-兵器譜】今天是九一一事件五周年。所有媒體應該都會用大量的篇幅去回顧這事件，以及五年來的世界。但這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事件呢？其實我們並沒有比五年前懂得更多。

社會史學大師梯利(Charles Tilly)今年出了一本叫做《為甚麼》(Why)的小書，一開始就用「九一一」做例子，說明不同背景的人會出於不同的理由和利益取向去詮釋同一件事。結果我們擁有了很多的解釋，卻不見得更能掌握這件事的本質。

在阿蓋達組織看來，這是一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霸權」鬥爭史的里程碑。在布殊政府眼中，這是對「民主價值和美國生活方式」的仇恨。還有一些人甚至認為這是美國政府自編自導自演的大陰謀。有這麼紛紜的理解，就會導出不同的回應方式和行動方案。我們只能說「九一一事件」這個名字取得很好，因為它如此中性又如此空洞，既非「屠殺」也非「勝利」，反而包容了所有的解釋可能。

已故的法國大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曾經為文懷疑「九一一事件」的重要，他甚至不敢確定它是不是一樁「事件」。為甚麼？因為整件事之所以被呈現為「重大事件」，全因為媒體不斷反覆地重現其影像與故事，全因為那兩座地標般的大樓壯觀地倒塌。「九一一」的重要離不開美國在文化和媒體工業上的優勢地位，世貿大樓早就不只是一座無名城市的普通大廈，而是世界首都的中心；美國總統的反應也不是任何一個國家元首的反應，而是世界警察首長的宣言。同樣地，美國人受到的傷痛比起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人民也要嚴重得多，即便那是精神壓力與斷肢殘廢的對比。

從死傷人數來講，「九一一」不只不比在土耳其被屠殺的庫爾德族人多，也不比還在蘇丹發生的種族仇殺嚴重，甚至美軍入侵伊拉克以來造成的平民罹難數字也要比「九一一」多出三倍以上。我不是說「九一一」受害者的生命不重要，更無意貶低它對美國人的傷害，只是想說「重要事件」並不是一個毫無疑義的概念。

英國大導演肯．洛區(Ken Loach)在一條關於「九一一」的短片裡就為我們訴說了另一個「九一一事件」的故事。那是1973年9月11日，智利民選總統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的社會主義路線激怒了向來視拉美為後院的美國，他的國有化計劃更是惹毛了許多利益相干的美國企業，於是在這一天，智利軍方在美國中情局和國務卿基辛格的策動下發起兵變。軍隊不只包圍了總統府，甚至還出動戰機轟炸。阿言德向國民發表最後一次電台演說之後，吞槍自殺。之後就是美國支持的皮諾切特將軍上台，實行了長年的獨裁統治。其間除了有大量政治活躍分子和知識分子被拘捕殺害，更有許多莫名其妙的「失蹤者」。

這就是另一樁「九一一」了，今天仍讓很多智利家庭神傷心碎。我們紀念美國的「九一一」，但我們可記得智利的「九一一」嗎？

梁文道：還債(3)

【成報-秘學筆記】亨利、詹姆斯最偉大的作品是《仕女圖》（The Portrait of a Lady），靈感來自他的表姝蜜妮（Minny Temple），一個命運悲慘的女人。

她聰明可愛，性格獨立，總想離開故鄉去看看這個世界到底有多大。但是卻活在一個對女性的要求特別嚴格的社會裏，而且家境貧寒，所有的願望都只能是幻想。更不幸的是她年紀輕輕就得了癌症。她央求表哥，在她死前帶她去歐洲，遊一趟就好。結果，亨利.詹姆斯一個人去了意大利。

詹姆斯後來卻還老拿蜜妮作擋箭牌，每當有人問他單身的理由，他都說是因為戀人早逝。戀人？他們能算是戀人嗎？在他能力範圍以內的小小請求，他都做不到。他為蜜妮做過甚麼？

他為她寫了一部傑作。在《仕女圖》裏，蜜妮以另一個身份出現，真的去了歐洲，開過眼界，圓成夢想。在小說裏，她終於自由了。

所有他不能表達的感情，所有他不能還報的債，亨利、詹姆斯都用小說完成。對於那些愛他的女人，他並非完全無動於衷，但是他壓抑，不願面對。因為他更愛孤獨。每當他動起常人的感情，想要握住一個女子的手，或者只不過是去探望傷兵暫擺一副憐憫的神態；他都會立刻想起他那溫暖的書房，有一面自己的小窗可以窺看這個世界，坐在那裏寫作是件多好的事呀。

愈是壓抑，亨利、詹姆斯的文字就愈精純。與他心目中的同代對手王爾德極為不同，王爾德不論在為人和書寫上都是一派飛揚，詹姆斯卻晦澀幽微，婉轉細膩。如果相信看書知人，讀者一定以為這個作者充滿同情心，寬容博厚。其實他是的，只是這一切都留在文字裏。

梁文道：新貧時代的阿Q哲學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窮得有品味》這本書是德國去年的暢銷書，而且在一年內就被翻譯成了日文、韓文、俄文、意大利文、波蘭文和我們現在看到的中文版。這麼紅，首先是因為書名起得好。在我們這個年代，人的慾望真真正正實現了經濟學的基本假設，無窮無盡沒有限制，所以幾乎沒有人不覺得自己窮。但是又由於那頭永遠餵不飽的慾望野獸，也幾乎沒有人不想自己活得很有品味。然而，貧窮和品味似乎是不可並存的兩種品質，怎樣才能窮得有品味，所有人都會想知道的。

但再細看這本書的內容，卻又發現裏頭盡是老生常談，無非就是叫人好好檢視自己的需要，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要買一個Hermes皮書籤或者銀製筷子套。這些道理都是老祖母的口頭禪了，誰不懂得說兩句？例如其中有一章談旅行，作者力證出門旅行其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美好，不一定值得花錢跟風幹事。他說：「不可思議的是，平常省吃儉用的人，一度起假來就揮金如土。『沒關係啦！難得度假嘛！』度完假回來之後再抱怨：怎麼玩了一趟，荷包全空了，精神沒有恢復，人也沒有休息到！」這種經驗，難道還用得民意調查才能發現是全民共識嗎？

道理是老道理，可時代是新時代。全球化的劇烈競爭讓很多發達地區的高薪階層紛紛丟了工作，外判潮流則把第一世界的軟件工程送到了印度；於是突然多了一大批往日衣食無憂甚至還可以過得很體面的中產階級，現在成了「下流階級」──向下流動的階級。討論這種社會趨勢的書不少，但教那些可憐人怎樣重新振作實際過活的卻不多。像香港這樣的地方，幾年來又是金融風暴，又是樓市泡沫爆破，有同樣問題的人肯定很多。《窮得有品味》來得格外應景了。

市面上已有許多書教導大家怎樣自強不息，怎樣積極向上自我增值，為的都是要人重投職場再戰江湖。但這本書特別的地方是雖以失業為前提，卻不試圖要讀者找份好工，反而循循善誘讀者們適應失業，甚至熱愛失業的日子。

作者亞歷山大．封．笙堡（Alexander von Schonburg）自己也是個曾經只坐頭等艙的失業漢，過來人的身份自然有說服力。更有說服力的是他姓名中那個「封」（von），這表明了他是個貴族。大家都知道德語世界裏有這「封」字的貴族繁如過江之鯽，現在多數開的士或者當侍應。我們這位作者也是個有經歷的，他的家族有五百年不斷沒落的歷史，由他提供對應生活水準下降的方法，格外生動。就像他所說的：「適應社會階級沒落是一門藝術，已經有很多先烈都把這門藝術發揮得爐火純青」。例如這門藝術的要點之一是不要太重視金錢，這句廢話由貴族演繹份外有味道。因為他們在很有錢的時候當然不注重金錢，可以慷慨大度揮金如土；在一窮二白的時候由於傳統家教，依然不拿錢當回事，所以就有股拿得起放得下的氣派了。我輩新窮階層也該學學老貴族，活得有氣派自然就有傲然的品味。

我也很喜歡台灣作家辜振豐在中文版序言說的話，他提到Gucci前設計總監Tom Ford和Giorgio Armani在每季耀目時裝秀結束亮相的時候，總是一身T恤牛仔褲；而意大利老鞋匠也永遠只穿一雙爛皮鞋。買不起Gucci，我們大可以用這番話來開解自己，同時應付想像中的他人。

還可以肯定一件事，失業在家靠打散工過活的亞歷山大．封．笙堡，現在應該大發特發了。

梁文道：成就文學的方法(2)

【成報-秘學筆記】我第一讀次亨利.詹姆斯，是將近二十年前的事了。完全不懂，那時我的英文太糟。第二次是去年看了托賓（Colm Toibin）以他為主角的《大師》（The Master），之後才開始重頭欣賞他那纖細精微的敏感。很難有第二個男作家能像他這般，無微不至地同情筆下的女性，刻劃她們的無奈和傷痛如自己親歷。可是，他卻是一個沒有能力去愛的人，「一個沒有心的男人」。

最近幾年，亨利.詹姆斯從經典中復活為潮流，他的作品是許多學者再解讀的文本；他的一生是許多作家再想像的素材。蘇友貞的《狂嘯的沙漠》談的就是那些圍繞他的新書，而且她很準確地捉住了他的根本缺陷，同時也是他的根本能力。

例如芬妮摩與他的關係，如果他完全不知道芬妮摩愛自己，他為甚麼要躲避？他替芬妮摩寫的《林中野獸》難道不是一幅自畫像嗎？在這本書裏，男主角馬喬一生為一種莫名的恐懼纏繞，這種恐懼感神秘得可笑，以致於他無法向任何人傾訴。除了巴特拉姆，她總是靜靜傾聽，默默接受。馬喬沉醉在自己的恐慌之中，渾然不覺巴特拉姆的存在，只是恍若無人地自說自話。等到她死了，他才突然明白，根本沒有甚麼可怕的災難會發生，他的人生安好無事。但是巴特拉姆已經死了，原來，她這麼深地愛著自己。馬喬後悔嗎？這個只能害怕，卻無能去愛的人。

亨利.詹姆斯並非一個登徒浪子，相反地，他極度自閉，甚至終其一生都是處子之身，連有沒有接吻的經驗都是可疑的。他把對人的愛與同情全放進了作品，現實中他不願面對芬妮摩，想像裏馬喬卻發現了巴特拉姆的深情。愛的能力與寫作的才華在他身上成了不能並存的東西。蘇友貞在文首恰當地引用了福樓拜的母親對兒子說過的話：「你的心早已枯死在對文字狂熱的執著裏」。

梁文道：沒有心的男人(1)

【成報-秘學筆記】「想像一個男人生來就少了一顆心，他善良，正直，彬彬有禮，但就是沒有那顆心」（芬妮摩Conscance Fonimore Woolson）。

今天收到一位不認識的作家寄贈的書，她是蘇友貞，她的書叫做《禁錮在德黑蘭的羅麗培》，一本很動人的文集。雖然其中不少文章都曾在《萬象》與《讀書》看過。但既已成書，遂再次翻弄它們新的容顏。突然，我就在《狂嘯的沙漠》一文看到了這句話，芬妮摩在威尼斯跳樓自殺後留下的筆記裏的一條寫作綱要。不知道為甚麼，這句話刺痛了我。一百多年前，有一個男人看了這句話之後，一直無法釋懷，他不停自問：「那個男人指的是我嗎」？終於，他替她完成了這個故事，把芬妮摩還沒開始的計劃寫成《林中野獸》。他是芬妮摩的同行，雖然他的作品在生前一直不如芬妮摩的暢銷，也不如她受重視；他是芬妮摩的摯友，雖維持了十多年的曖昧關係，但他卻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緒。他是亨利．詹姆斯，那位不世出的美國寫實主義大師。

芬妮摩死了，而我們的大師卻來到她那位處三樓的住所燒信，他急忙地毀滅任何和自己有關的痕跡，不只是怕人以為她的自殺是為了他的冷淡，而是他根本否認自己愛過芬妮摩，更害怕芬妮摩愛他。翻箱倒櫃，亨利．詹姆斯在尋找一封可能不存在的遺書，他以為這封遺書會有這樣的句子：「我不願意活下去，是因為詹姆斯不能愛我」。

然而他看到的卻是一個未展開的意念：「想像一個男人生來就少了一顆心，他善良、正直、彬彬有禮，但就是沒有那顆心」。亨利．詹姆斯此時的行動恰恰印證了這句斷言。

梁文道：全世界都向香港學習

【都市日報-兵器譜】我們時常詬病香港的報紙視野狹窄，格局不寬，例如澳洲「鱷魚先生」史帝夫．歐文的死訊竟然上了國際版的頭條；而銷量排在頭一兩位的報紙頭版，往往不是車禍、兇殺就是更細微的社會新聞。

但是抱怨歸抱怨，我們還不是照買無誤，看得不亦樂乎？而且我們再也不能隨便拿外國的情況來做對照了，因為除了《衛報》和《紐約時報》等傳統大報之外，全世界有越來越多報紙開始把主要版面貢獻給地方新聞、社會新聞和所謂「與生活更加相關的消息」。尤其是那些積極開展網絡新聞的報紙，這種趨勢就更加強烈。

原因不難想像，如果要照顧網民的需要，你會發現他們更想看的是下個月有哪些商店會大減價，自己住的地方附近又有沒有甚麼嚴重罪案；而非以色列是否百分百地遵從了停火約定，或者接下來的中國「兩會」有沒有特別的人事變動。如果一家報紙的網絡版想來點交流互動，要求網民主動提供「市民新聞」，那麼可以肯定這些新聞一定也有很強的地方色彩，而不是大家想像中的「重大事件的市民角度」。

所以美國有些城市的報紙在把資源進一步向網站傾斜的同時，也做了些基本結構的調整，那就是大幅削裁政治版和國際版的篇幅和人手。然後仿效香港報刊（這句是我說的），把資源集中到地方新聞甚至消費資訊之上。

這種轉變對傳統的新聞人來說自然十分不堪，因為他們在受專業教育的時候就被灌注了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認為自己有責任去報道最重要的大事，例如伊朗如何應付國際制裁；而非那些看來和自己很貼近，實際上卻影響不了公民生活的芝麻小事，比方說隔壁街有頭小狗給車撞死了。

對主流新聞界來講，互聯網革命帶來的這個轉變意味著真實讀者的需要第一次切實出現，他們不只用點擊率來告訴你他們想看甚麼，甚至還會主動提供自己感興趣的題材。重要資訊的界定權正從編輯和記者的手中流失，不久的將來，將是讀者來完全操縱重要新聞的定義。

梁文道：扮演上帝

【成報-秘學筆記】我們都曾經歷，面對他人的苦苦追問而默不作聲，對他身受的折磨視若無睹。在這種情況底下，我們扮演了上帝或者命運的力量，將對方拋進了被遺棄的處境。不妨抄襲並且改裝存在主義的名言﹕戀人是被投擲的存在。

被投擲於此世，一片虛無，人類遂開始探問存在的意義，卻發現回應的只有沉默。更甚的是，我們甚至搞不清楚提問的方向，以及陳構問題的方法。於是一番掙扎得回來的解答莫非皆是自己的想像。所謂人生在世的意義，其實都是假設。

只要繼續隱蔽，我們就能為戀人張開一面世界，與人生的寓言。然後看他翻滾，看他消瘦，看他衰落。而他又會生起怎麼樣的念頭來幫助他自己解釋這不可解釋的局面呢﹖

他可能會想，是自己犯了嚴重的錯誤，於是反躬自省﹔他可能會想，是我的軟弱與怯懦封閉了哪怕只是一絲憐憫的流露。他可能還有無數的想法，為的只是替我解說，為無言的他者同情地勾勒出自己可以理解的苦衷。

然而一念天堂，一念地獄。正如在沙漠中斷水辟食到了第七天的人，會產生狂暴的幻想，上一刻猶自咒罵天命之不公，下一刻卻絕望地開始靜賞沙丘移動的姿態。被棄絕的戀人也將從成熟的平靜與善意的了悟忽然轉成滿心的怨毒，他會反過來譴責我的無情，斷定此前種種皆是我鋪設的陷阱。他會指著地上的身影咀咒﹕「為甚麼之前你不讓我離開﹖為甚麼叫我不要不理你﹖你這天霎時間的卻無故消失﹗我要把你釘在泥土裡」﹗

扮演上帝是很好玩的實驗，看著戀人的反覆就像神看著我們人類在悲欣之間輾轉擺盪。這是最高級的角色扮演遊戲。

梁文道：視而不見(6)

【成報-秘學筆記】應該如何理解無效的偷窺呢？

曾經，我喜好舞弄文字，以一篇虛擬的情書當做作文，試圖讓改卷的老師也不忍落淚。如今我鄙視煽情，但是回想當年，那篇作文的基本觀察其實並沒有錯，尤其在這個城市。

香港這個城市，許多人以為是福地，其實卻是一片窮山惡水。往往在被削去一半的危險山坡旁邊，有高樓拔地而起，對著一壁山崖峙立，如此險惡，又如此傲岸。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個城市有這樣的景觀，有這麼多的高樓竟然是用來住人的。看信件上的地址，隨隨便便一個普通家庭，就是住在三十多樓的高度。

於是我們可以想像，冬夜裡有一個男人徘徊在戀人的樓下，痴痴仰望。他甚至坐車搭船，去到偏遠的角落，但依然不脫戀人視線範圍之外。因為她住得太高，視野太寬；若是港畔，更有無窮海景盡在眼底。所以理論上這個男子，只要在這個城市的疆域以內，她是看得到的。

可是我們都曉得，當這個男人站在九龍遠眺港島，或者反過來；就算他的戀人佇立窗前，就算他在她的視野以內，她還是看不見他的。或許是她沒有用上非凡的望遠鏡，也沒有聚焦搜尋，更可能是他太過細微。這是名副其實的「視而不見」，他明明就在她目睹的城景之中，但消融其間，不為對方發現。視而不見。

他卻知道她在那一棟樓，再遠也能發現，所以他站好位置，遠遠偷窺，同樣也是視而不見。無效的偷窺。

當時我寫那篇作文的時候，我並不知道，原來人真的可以在另一個人的眼中渺小若斯，恍如塵土。

梁文道：2050 報紙滅亡

【都市日報-兵器譜】早在幾十年前，電視機剛剛出現的時候，就已經有人預言報紙的日子不多了。然後每隔一段時間，同樣的預言又會再度出現。

可是只有到了今天，這種印刷在紙張上天天出版的大規模媒體才像真正走到了盡頭；因為這一回，報業的生存之道和營商模式才受到了徹底的考驗。

八月二十六號出版的《經濟學人》(一份堅稱自己是報紙的周刊)，封面專題就是「誰殺了報紙」。答案當然是互聯網，根據「美國報業協會」，全美國報業聘用員工數字從1994年到2004年下跌了百分之十八，正好就是網絡突飛猛進的時期。再看全球報業的龍頭老大《紐約時報》，股價在四年內幾乎掉了一半。有專研媒體市場的顧問公司指出，未來十年，將有四分之一的印刷廣告流向互聯網；到了2050年，我們熟知的報紙將要壽終正寢。

很邏輯地推想，報紙應該慢慢轉成網絡版，好預備將來徹底放棄紙張的那一天。話是這麼說沒錯，現在幾乎所有的香港報紙也都在自己的網站上提供內容了；可是有誰是能真憑網站賺錢的呢？問題在於點擊率並不代表一切。例如意大利《共和國》報的網站，每天雖有過百萬的訪客，但它在網站上的獲利還是遠遠不及傳統報紙。原因是上網的讀者不會有耐性看完大部分的內容，通常只是瀏覽一下自己有興趣的內容就走。因此在廣告公司眼中，一個花了六塊錢把報紙買回家可能還會慢慢刨的讀者，要比打游擊似的網民有價值得多。所以網站廣告的價格一直要比報紙廣告差很遠。

進也不是，退也不是，許多傳統大報紙就卡在這進退維谷的處境之中。明明知道傳統報紙終是死路，但要加大資源在網絡上又看不到清楚的出口，於是就各出奇謀，搞出許多古怪的生意。如今看一些報紙的網站，你會發現它們簡直快要轉型成了直銷商，不只登廣告，還自己賣商品。當初黎智英搞「蘋果直銷」，想的大概就是這回事。可惜精明如他，最後還是鎩羽而歸，後來者更有何人？

梁文道：人民一發笑，政府就思考（道德秩序的幻象‧二之二）

【明報-筆陣】大家都以為笑是種顛覆的力量，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前蘇聯和東歐的共產政權應該早在1989年之前，就垮在如海嘯般翻湧的政治笑話之下了。但是我們都知道，鐵幕並不是給笑倒的。

最近中國政府和社會上許多保守勢力紛紛出面，指摘「惡搞」的風氣敗壞了社會道德，甚至威脅到國家大本。究竟何謂「惡搞」？它又怎麼破壞了社會的善良風俗，甚至國家存續的根本呢？

請容我抄錄一段8月27日《中國青年報》的特稿〈我國將立法禁止向未成年人傳播惡搞信息〉：「從一些媒體爆炒影星懷孕生子到一個老妻少夫的無聊『新聞』炒得滿天飛；從貶損民族英雄岳飛，到把污泥濁水潑灑到魯迅、董存瑞、潘冬子和雷鋒等身上的『惡搞』；從披露各種聳人聽聞的碎屍、綁架、強姦『秘聞』，到公然大炒聳人聽聞的『性鬧劇』、『性醜劇』，一些媒體節目、版面網頁的輕浮化、低俗化、血腥化傾向日趨嚴重，有些媒體甚至不惜製造虛假新聞、泡沫新聞、黑色新聞等以吸引眼球，而且此風正蔓延到彩鈴、短信和人們的各種日常交談口語中，甚至標榜為『新的文藝形式』和『灰色文化』，流毒甚廣」。

所謂「惡搞」，就是這種「不正之風」的代表，以戲謔調侃的形式摘取主流文化的題材片段，變奏變形。例如把官方支持的巨製《無極》變成諧趣的短片，將宣傳機器認可的價值觀和相應口號扭曲為逗人的笑話。又和以往私底下口耳相傳的「段子」不同，現在有了無遠弗屆的通訊網絡和廉價方便的電腦技術，「惡搞」作品可以用視頻和手機短訊的方式在公眾領域流佈。因此有關部門就格外緊張，覺得有必要管制一下。

首先是廣電總局在9月份開始規管互聯網視頻，一方面要求所有包含戲劇內容的視頻，也要和電視電影一樣接受審查監督(請想像所有Youtube的短片都要送審的話，會是什麼狀態)；第二，把傳播視頻的資格限定在新浪和網易等幾家大型門戶網站手中，以方便管理。這對方興未艾的網絡視頻熱潮當然是個嚴重的打擊，所以激起了許多內地網民的爭議。

其次，則有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剛剛審議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重點放在「淨化青少年健康成長的輿論環境」。這項法案為此禁止「任何組織和個人製作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傳播淫穢、暴力、兇殺、恐怖和賭博等毒害未成年人的圖書、報刊、音像製品、電子娛樂、動漫產品以及網絡信息等，對此類侵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製售傳播行為依法從重處罰」。

這些動作一般被解讀為是要打擊「惡搞」，壓抑不良的社會風氣。且莫論它們實際上是否可以操作，也先別管它們會發生什麼效果；我們只專注一點，去看看打壓「惡搞」的理由。回到《中青報》那篇文章，有這樣的說法：「不以為醜，反以為美；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既暴露出當前某些引導輿論的媒體和從業人員社會責任感的缺失，也透射出在追逐市場利益中值得警惕的道德滑坡現象。如何構建與和諧社會相適應，與網絡時代相適應的新的輿論道德觀、價值觀、倫理觀和文化觀，營造有利於青少年健康成長的綠色輿論環境，是一個值得全社會共同深入探討的大課題」。

從這番話裏面，我們可以發現「醜美恥榮」等字眼是在呼應胡錦濤提出的共產黨員道德觀「八榮八恥」；而「和諧社會」這個最流行的術語則是胡溫新政的一大目標。因此我們可以推論，「惡搞」不只是和新時期的共產黨員道德觀對幹，甚至還有破壞和諧社會的可能。所以「惡搞」也就成了國家的大敵了。

由於古典自由主義的影響，現代國家通常不願太過介入道德領域，進而把國民道德上的完善剔出國家存在的目標之外。也就是說，百姓是不是君子，人民是否皆為堯舜，並非國家關心的問題。儘管政治未必可以和道德切割得一刀兩斷，但現代政府一般都不會承認甚至不敢宣布自己有一個道德的目標和相應的政策。中國的情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是十分特殊的，一直以來，道德學習就是政治動員的一環；而政治動員又是回應形勢變化，鞏固自身合法性的必要手段。所以胡錦濤才要提倡「八榮八恥」，一方面在制度建設門徑以外強調個人操守的學習進化，以回應國家機器腐敗惡化的趨勢；另一面則藉此樹立自己的主張，承接歷任中共領導人用「哲學」和「思想」宣示地位的傳統。

有些論者以美國白宮記者的周年派對為例，指出連美國總統也不顧身分，拍短片來惡搞自己，與民同樂；中國人又何必如此小器。其實這根本不是大方或小器的問題，而是政權合法性來源不同的區別。一套正面的道德觀和相呼應的領導人形象，至今仍是中共建立合法性的重要法寶，因此什麼都可以拿來開玩笑的「惡搞」，實在無異於顛覆。

可是「惡搞」真有那麼可怕嗎？表面上混亂了主流價值和社會等級秩序的笑話就真能動搖國家大本嗎？有些文化研究學者喜歡引用俄羅斯思想家巴赫汀(MikhailBakhtin)的論著，指出傳統歐洲城鎮的狂歡節是對社會秩序周期性的破壞。在這類一年一度的大型派對裏面，小丑可以臨時扮演國王，乞丐可以做一天主教，所有平時法相莊嚴的神聖象徵此時都成了嬉鬧的對象。同樣情在中國歷史上也絕不罕見，即使規矩嚴明如清初，很多城市廟會也是男著女服，女扮男裝，民演官，官做民，一片喧騰得沒了。中央縱有不滿偶有禁令，也往往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原因不難理解，這些玩笑不只無傷大雅，反而還宣泄了過度的壓力，有助於日常狀態底下固有秩序的維續。所以這種顛覆只不過像孫悟空在如來佛的掌上翻筋斗，根本無傷大雅。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在其《無權者的權力》一文裏曾經舉過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一個蔬果小販在其店舖的牆上貼了一張書有「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橫幅，但買賣蔬果其實和這張標語固然沒有一點聯繫，那個小販也不可能真心相信這句話的意涵。但是在共產黨治下的捷克，張貼展示這類沒有人會認真對待的道德口號與政治標語卻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於是我們就會看到一種非常犬儒的道德態度，政府大可以宣揚任何主張，但人民不只不會認真對待，反而懷疑它們的真實。久而久之，所有的學習，所有響應號召的行動都成了虛應故事。然後笑話和「惡搞」就來了，他們表面上心悅誠服，私底下則把種種的訓條變成笑料。

當代大哲齊杰克(SlavojZizek)形容這種狀態下的政權是個「道德淪喪的政權」。因為它期許於人民的，不是他們嚴肅領會它所頒下的教條；而是他們這種無所謂的犬儒心態。他說：「對於官方意識形態的那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正是政權真正希望的——對於該政權來說，是它的臣民要把它的意識形態太過當真，而且付諸實踐，那才是真正的大禍臨頭。」

所以廣電總局和各方保守力量不只不該對付「惡搞」，反而得歡迎它們。因為最可怕的不是人民調戲官方認可的價值觀，而是他們高舉「八榮八恥」的標準，據之嚴肅地檢驗所有國家幹部的言行。

梁文道：厭食也是一種絕食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卡夫卡寫過一篇小說，叫做《飢餓的藝人》，說的是個魔術師般的江湖藝人有一回把自己關在籠子裏面，表演絕食。既然是表演，當然得有觀眾；既然有觀眾，當然得盡力滿足他們。所以只要有人觀賞，他就絕不停止絕食，哪怕有天只剩下一個觀眾。最後，這位鐵籠中的藝人終於餓死了。

我們可以很抽離很道德地判斷：那些觀眾太殘酷了，他們怎麼能眼睜睜地看一個人絕食至死呢？只要他們不看，這場以性命為賭注的表演就不可能演得下去，那個可憐的藝人也就用不「為藝術而犧牲」了。可是退回來想得再複雜一點，這篇小說豈不正是我們社會的寓言？我們看多少想要更美的女子節食纖體到了飽遭摧殘的程度，卻只是為了讓我們好看，讓我們滿意。我們和那些殘忍的觀眾有何分別？

曾幾何時，肥胖雖是貪食這種罪惡的象徵，但女人長得胖到底也說明她生活富裕衣食無憂，而且還用不自己勞動做家務。可是自從現代資本主義興起，一股針對肥胖，尤其是針對女子之肥胖的仇恨就日漸高漲了。胖開始變成懶惰的同義詞，說一個人是「肥佬」或「肥婆」，就等於說他是條不事生產好吃懶做的大懶蟲。

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觀講究人要勤勞，還得自律。一切工作不只要盡全力做好，還要高效率地及時完成，少點自我控制的能力都不行。身材苗條是一個人勤勞的結果，更是他自控能力的明證。假如你連自己的食慾和體重都控制不了，你的同事又怎能相信你是個守紀律又合群的夥伴？你的僱主又怎麼交託重任於你？

一旦肥胖變得負面，就甚麼壞東西都能往它頭上堆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美國有醫生甚至指出「胖子是不愛國的」，因為他們妄顧前線的需要，把國家最重要的物資都吞到自己的肚子裏去了。

女人長得肥，尤其不可饒恕。英國大詩人拜倫早就說過：「一個女人永遠不能給人看見她吃吃喝喝，除非她吃的是龍蝦沙律，喝的是香檳。」女性的優美和她的飲食習慣掛上了，她們必須節制食慾，切忌暴飲暴食，否則吃相難看也就罷了，吃成了肥婆那才叫「眼冤」呢。

女性節食之風越演越盛，於今尤烈，又是服藥又是甚麼纖體療程的。自己瘦了，商人們的荷包卻腫脹了。更慘的是節食日久很容易變成厭食症，失去了食慾還不止，甚至一看見食物就想吐。最後消瘦到了皮包骨的完美纖體狀態，真的像條纖維般折斷殞命。許多研究都指出過度恐懼肥胖和脂肪是道通向厭食症的大道；又有數據顯示，患上厭食症的絕大多數都是婦女。所以，厭食症已經代替了歇斯底里，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富女性色彩的一種精神病。不過，和許多精神病一樣，它除了是個人的疾病，更是社會的病。

有些女性主義學者別出機杼地指出，女人的厭食症其實也是一種絕食抗議。一名女子為了成全男性主導的社會期望，先是節食後是斷食，甚至到達兇猛地傷害自己的境界。終於，她甚麼都不吃，連龍蝦沙律也不吃。她吃的就是自己的生命和血肉。絕食抗議至少還有一篇宣言，厭食者卻完全沉默，她以肉體的消逝來解除這個社會加諸其上的枷鎖。不錯，至少自此之後，她不用再擔心他人的目光，她不用再節食，也不用再纖體了。

梁文道：愛的理型(5)

【成報-秘學筆記】奇斯洛夫斯基為《情誡》定下了很清楚的規矩：在整部戲的前三分之二，我們都是用男主角的眼光去看這個世界。但那被愛的女人，那被偷窺的對象到底是誰呢？我們並不清楚。

偷窺者的目光是很有意思的，它非常純粹，是暗戀的理型，一種完全不需回望也不需交流的注視。或許還可以大膽推論，這才是愛情的絕對形式，只有外殼，沒有內容。

根據早期柏拉圖的形上學，人的靈魂曾經在另一個世界見過各色各樣完美的理型，那是個塵世不可能存在的絕對形式，例如最美的美，至善之善，以及符合數學定義的圓。但是人一誕生，再抽象再理想的形式有了內容，缺陷與遺憾也就隨之而來了。

由於早就失去了這份天真，世故的女子難免要嘲笑少男的傻氣：「不可能，你不可能愛上我。」可是少男面容堅定地回答：「我愛你。」仿佛前生的記憶仍然依稀存在。為了教導/訓這個男孩，女子引誘他，然後在他受不了刺激而早泄的時候冷冷地告訴他：「這就是愛情。」於是最實在具體的內容出現了，一直還活在理型世界中的少男備受傷害。飽經創痛的女人把自己的痛傳染給男孩，這就是愛情，這才是世界。

但是，難道偷窺就不算愛嗎？不了解甚至不認識一個人就不能愛上他嗎？在電影的末段，觀眾和女人一起在自殺未遂的男孩身邊發現：他未必知道原因，但他見過她哭泣，見過她受苦。隔兩座大樓之間草坪的距離，他不明就里地看到她難受，又無能為力地以目光隔空憐惜她。不問為什麼，也不顧現實，這豈非愛的理型？

梁文道：豪宅裏的「鬼妹」

【都市日報-兵器譜】想要認識香港，看樓盤廣告是其中一個最好的方法。

當年毛澤東還在搞革命的時候，養成了一個很特別的習慣，就是每到一處必先看該地方報紙上登些甚麼廣告。理由很簡單，甚麼種類的廣告最多，就表示那個地方最需要甚麼東西。

香港的樓盤廣告近日又有捲土重來、鋪天蓋地之勢。除了說明樓市果然復甦再熱，也表達了一直以來香港人最深最深的慾望，那就是擁有一間自己的安樂窩。

然而，那該是間怎樣的房子呢？它最好是間「豪宅」。那麼，豪宅又該具備些甚麼條件呢？根據最近的電視廣告，看來一棟豪宅的定義就是住滿了外籍人士的大樓。例如土瓜灣海旁最近就有一座號稱「國際級海濱豪宅」的樓盤面世，它的電視廣告裏簡直連一個華人都看不到，滿目盡是衣著考究的外籍紳士和金髮淑女，其中的主角居然還是個環球小姐冠軍！

這個樓盤正好在牛棚藝術村的對面，我天天都能看見它，在我們和土瓜灣區的居民看來，這條廣告十分怪異也十分可笑。因為這塊滿佈車房和老派士多的區一點「豪」的感覺也沒有。外人初到，說不定還會覺得這裏草根得有點窮呢。

再說「國際化」，土瓜灣的這個角落沒錯是很國際化。光是牛棚藝術村，每天傍晚就有很多印巴籍的朋友帶小孩來門口的空地乘涼，日子久了，有些小孩甚至已經懂得叫我「叔叔」。但為甚麼這個「國際級海濱豪宅」的廣告沒有他們的份呢？難道只有金髮碧眼的白種人才是真正的「國際人」，南亞次大陸或者東南亞來的都不算？

如果毛澤東活在今天，跑來香港串連革命同志，見到電視上的豪宅廣告，他一定會發現香港人最需要的就是豪宅。他可能還會向大家許諾，解放了之後人人住豪宅。但是我一定還會追問：「同志，住進豪宅有冇鬼佬鬼婆做鄰居先？如果冇條索鬼妹不時身光頸靚係度行行去，又點算豪宅呀？」其實用不著等毛主席翻生，今天買了這個樓盤的業主也大可以抗議：「D鬼婆去晒邊！」

梁文道：偷窺(4)

【成報-秘學筆記】關於暗戀，奇斯洛夫斯基的《情誡》有很獨特的詮釋。在這部傑作里(尤其是劇場加長版)，暗戀的表現形式走到了極端，變成了偷窺。這算是一種愛嗎？偷窺者真能說是愛上了那個被偷窺的對象嗎？

電影中的十九歲男孩，每天用一副偷來的望遠鏡定時窺視對面大樓的女子，看她繪畫，看她獨舞，也看她和男子相擁親熱，直到他們開始做愛，才心痛地放下鏡筒別過頭去。為了接近這個被他看得透透徹徹的陌生人，他甚至不惜偷走她的信件，又胡亂寄些信給她，還每天起個大早當兼職小工好為她送牛奶。

奇斯洛夫斯基的老拍檔普列斯納為這個小男孩譜了一首只有幾個小節的主題曲，有種孤寂的純真，總是在他看她想她的時候靜靜地奏起。偷窺是不道德的，男孩也做了許多犯法的事；但是觀眾就是同情他，因為這麼極端的單思是何等的孤獨，沒有人發現，他也不指望什麼。或者我們應該說，由於是偷窺，他甚至是不能被發現的。

暗戀之純粹，在於不求結果，完全把自己鎖閉在一個單嚮的關系里面。這麼寂寞的感情，像是只有那首小曲懂得，每一次都適時出現陪男孩。當然，這是在觀眾的立場而言，那位戲里的少年甚至不知道有一首真誠的音樂可以撫慰他。

音樂最歡快的時候，是少年終於突破了禁閉，得到一次不能想像的機會。女人問他：「你到底想怎麼樣？吻我？和我做愛？還是跟我去旅行？」十九歲少男初戀的要求竟然只是「一起去吃雪糕」，女人居然答應，她一定覺得太好玩了。小曲變得飛揚，小男孩快樂地拖一車的牛奶瓶旋轉。這時他還不知道，暗戀一旦轉明，悲劇就不可避免了。

梁文道：阿嬌的尷尬

【都市日報-兵器譜】這是作為評論人的一種很特殊的尷尬：有些社會議題很易說又很難說得清楚。

原因是這些社會事件太過黑白分明，任何一個人都很容易判斷誰是誰非，在群情洶湧下，要罵要批判都可謂毫不費力；但同時，正因為社會對這些事件的評斷太過一致，以致間中想作點另類的提問，都要格外的勇氣和智慧。例如本地歌唱組合Twins成員「阿嬌」鍾欣桐，被《壹本便利》偷拍並刊登在馬來西亞更衣照的事件，就是一例。

就今次的偷拍事件，全城繼續熱爆。廣管局接獲的投訴紀錄，每日都創新高；婦女團體的抗議行動，亦每日都有新猷；演藝團體的代表，著上「姑息養奸」、「痛心疾首」字樣的黑色T恤，到政府總部抗議；而特首曾蔭權都開腔講「感同身受」，表示將以法改會的建議為基礎，推動業界人士、立法會、傳媒及大眾深入討論，在維護合理新聞自由的大前提下，尋找一個平衡及共識方案，以杜絕同樣事情再發生。嘩！一時之間，又出現一次人神共憤、天地不容。

若果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偷拍事件說明了甚麼？又或者隱藏了甚麼？

(1)它說明了私隱權的重要但沒有說明私隱權其實是種不甚平等的權力：就算是娛樂圈中人，以娛樂大眾為己任，但都不等於可以隨時被偷影。我的身體、我的屋企、我的家人都要在我自願的情況下出鏡，否則就是侵犯、就是僭越、就是不尊重。不過，要行使這種私隱權，能夠自主地控制個人資訊的流通和放擂，在現實上就不是人人平等。顯然，偷拍竊聽一事向來有之，而且一些弱勢社群，例如性工作者亦常常被踐踏私隱，但社會都不聞不問，甚至認為「食得鹹魚抵得渴」，可見「誰的私隱權」，比「私隱權」更重要。

(2)它說明了偷窺事件的嚴重但沒有說明偷窺文化的普遍性。我們都知道今次不是個別事件，不是個別傳媒特別墮落，不是個別主事人特別病態，相反，它是種不知從何時開始已經植根在香港社會的陰暗角落的一種普遍文化。這種喜歡看別人私生活和隱密時刻，但沒有真正興趣與他們接觸、溝通的古怪現象，只是透過科技發達下，更加迅速地發展而已。我們要面對的，其實是媒體偷窺的集體現象，以及鼓勵這種現象一而再發生的社會文化。

(3)它說明了社會關心偷窺事件但沒有說明這種關心是何等膚淺。傳媒學者認為，在大量媒體訊息刺激下，可能會導致「麻醉免疫功能」的問題出現。意思是大眾在短時間接受過多傳播訊息，會使大眾對問題抱著膚淺的關心，而這種膚淺的關心則會掩蓋住他們實際的漠不關心。他們像是認識問題，但沒有察覺到他們實則沒有採取行動，沒有對問題出過力。撫心自問，我們有沒有看過這些偷窺的媒體？有沒有縱容過偷窺文化的出現呢？

尷尬歸尷尬，在香港，日子都一樣過。

梁文道：城管死於抽象的市容概念

【南方都市報-媒體思想】當幾乎所有中國城市都宣傳自己要和國際接軌，要建立既文明又現代的新城面貌時，它們大概不知道其實自己又落後了。今年去世的教母級都市學大師珍‧雅可比(JaneJacob)，在她的經典名著《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里所致力推翻的，乃一種自二十世紀初葉以來橫行全球的「現代主義城市觀」，那正是當前主導中國城市規劃和管理的理念，早已被歐美各國批判摒棄的一種意識形態。

根據雅可比所言，這種意識形態期望一個城市有四通八達的寬大馬路，光亮整潔的市容，恰到好處的公園和裝飾。整個城市的布局仿佛是為神而設，好讓它從上而下把一切看得一目了然。在這個城市里面，該工作的地方有人工作，該生活的地方有人生活，所有商業活動也都局限在劃定的區域，彼此之間分得清清楚楚，絕不混淆也因此毫不混亂。

如此完美的城市真是合應天上有，人間只在規劃展覽館；一旦變成現實，難免就會衍生無數的意外，進而腐爛破敗，成為無法管理的一連串問題。為什麼?答案很簡單，因為它雖是一種規劃師和建築師的夢想，同時也符合為政者那種高高在上控製全局的欲望；卻偏偏忽略了民眾的根本需要，又不經思考地排除了社會上可能存在可能出現的所有變化。

什麼是居民的根本需要?流動無牌小販就是答案了。他們賣的東西價廉，滿足了許多人撿便宜的心理，尤其是那些想省下更多生活開支好把錢花在醫療和教育上的低收入市民。他們總是能敏銳地掌握市場動嚮，哪一種貨物流行就賣什麼，這一陣子大家想什麼他們就給什麼。而且他們夠機動，上下班的要點他們存在，人流多的時候他們出現。可以說流動小販這種行當之所以屢禁不絕，正是因為一種市場的需要，人性的需要。

什麼又是社會的變化?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待業人口卻不斷上升；城鄉之別無法彌平，進城民工則越來越多。這就是中國社會變化的趨勢了。在這樣的趨勢底下，流動小販群體的形成不是必然的一件事嗎?當小商販豈不是千百年來無權討生活的窮苦百姓很自然就會想到的一種職業嗎?

小販本來沒有無牌有牌之分，這牌照是政府放發政府管製的。在一個相對成熟的市場經濟里面，例如香港，收緊牌照打擊無牌是為了保障那些付出高昂鋪租的商戶和大型連鎖店。但在內地，除了利益分配原則之外，許多城市考慮的還有一些說出來冠冕堂皇，實際上卻經不起推敲的理由。比方說「保障治安」，又比方說，整頓市容。說到治安，我們從來沒見過一份無牌小販和治安關系的嚴謹研究，所以也不知道小販增加和治安惡化有沒有因果聯系。但是憑常理推斷，我卻曉得你趕絕了基層謀生的活路，就會把人逼上梁山。

至於「整頓市容」，就更純粹是一個審美的問題了。我們憑什麼為了要讓城市看起來更有秩序更美觀，就斷絕部分市民自力求存的機會，就阻礙市場的自然需求，就粗暴地在表面上平抑貧富與城鄉之間差別日大的動嚮呢?

如今中國城市面對的許多問題都不是局部的城市管理所能解決的，但是我知道，利用城管隊員消滅無牌小販一定不是解決方法，反而是製造更多問題的禍根。流行於中國城市之間的「現代主義城市觀」最具體的代表，就是那些老惹起民憤，甚至還被憤民暴打刺殺的城管人員了。錯不全在這些老是處於風口浪尖的執法人員，而在於那套落伍的管理觀念。歷史上有太多城市的經驗可以借鑒了，它們從規劃開始就是錯的，直到無牌小販這類破壞了規劃和管理原則的噪音出現，直到他們幹擾塗污了規劃展覽館中渺無人煙的美麗藍圖；城市的主管人遂采用雷厲風行的手段驅離他們，好還城市本有的夢想面目。然後同樣的情形不斷循環，每一次循環，問題卻變得更大，終於鬧到一個城市失效失範的地步。

最近針對城管隊員的暴力事件接二連三，而投訴城管粗暴執法的個案更是無日無之，甚至有人因此喪命。這樣的消息叫人聽了格外傷心，因為他們或多或少是死在一個十分抽象又十分無聊的概念手上，那個概念就叫做「市容」。

梁文道：暗戀的道德(3)

【成報-秘學筆記】暗戀也不是一點好處也沒有的。湯馬斯‧曼在《魂斷威尼斯》中不無附會地引述了蘇格拉底教訓斐德若的話：「求愛的人比被愛的人更加神聖，因為神在求愛的人那一邊，而非在被愛者那頭」。然後他自己再評論道：「這也許是至今最有情味，也最可笑的念頭，七情六慾的一切詭計和狡詐和它們最隱密的樂趣皆由此誕生」。

神為甚麼會站在求愛者那一方呢？曾經有人認為，那是因為單戀不會傷害人。這種說法預設了愛情與傷害的共生關係，有關必有傷，世界上沒有不受苦不挨疼的戀愛。而單思和暗戀，受苦受傷的頂多是自己，對方卻毫不知情。就算對方知道，也不必假裝同情，更沒有回報的責任。既然這不是個雙向回饋的流程，你又怎麼可能損及對方毫髮？所以單戀是最高尚最富道德情操的一種愛戀形式。

可是別忘了單思的幻想作用。單思的人總覺得自己無所不能，願意為了對方最微小的幸福而付出最大的代價，願意犧牲一切去完成對方的心願。就算發現對方和另一個人在一起，他也以為自己那默默守護的態度才是最偉大的愛，正如凡人看不見摸不著的守護天使。甚至，他會不自量力地認為對方愛情是自己的甘心成全。當戀人受傷或者遭到拋棄，自己就會像天使一樣現身撫慰。

然而他現身了嗎？他現身過嗎？沒有。因為這是單戀，一種不採取任何行動的戀愛。由於沒有行動，所以一切行動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在腦海之中。幻想，當然是無所不能的。又由於一切行動都未曾發生，根據論理學的基本原則，也談不上善和惡，道德或不道德。只有實際的行為才配得上道德判斷，所以單戀，其實是超越善惡的愛戀。

梁文道：剝洋還是蟹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的回憶錄《剝洋》已經在德國出版了，因為他那段自爆曾是納粹黨軍的內容早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所以這本書立刻就成了暢銷書，初版十五萬本幾乎一日售清。但是原來就帶懷疑目光的評論可沒什麼好話，一般認為他對二戰期間的經歷還是太有保留，既有記憶不清的情況而且過度跳躍。看來，圍繞格拉斯的爭論絕不會隨這本自傳的出版而冷卻。

《剝洋》和格拉斯最近一部小說《蟹行》的書名，恰好是兩種對待歷史與回憶的方法。剝洋得一層層地剝，外皮之下仍有外皮，但藏在最深處的核心總有大白於天下的一刻。蟹行可就沒這麼樂觀了，一條明快的大直路並不存在，我們必須橫走，進三退一，方有接近終點的可能。

兩本書談的都是令人不堪，不知如何齒才好的往事。在《剝洋》，那是格拉斯這位「德國良心」自己的醜陋青春期；至於《蟹行》，則是蘇聯盟軍炸沉了乘載一萬二千名德國兒童與難民的「威廉．古斯特洛夫」號郵輪的歷史禁忌。我不懂德文，所以《剝洋》怎麼剝法不好說。至於《蟹行》為什麼一定要如蟹般行進，迂迴述；是真相不可逼近？還是歷史本身的性質決定了我們只能用這樣的步驟窺它呢？

如今有人事後回顧，認為格拉斯重提這件塵封舊事，隱約有為納粹翻案的傾向，和日本軍國主義老將東京大轟炸和廣島的核爆放在嘴上一樣，是想告訴大家當年的德國也是受害者。可是，難道我們就該把這段歷史放在一旁，置之不理嗎？格拉斯明顯持否定的態度，因為這等於把當年的悲慘事件送到新納粹的手上，任之詮釋。

為了避免讓新生代的極右份子拿「威廉．古斯特洛夫事件」大做文章，他不得不自己動手處理；但同時又得小心那種對待歷史的姑息心態，以為向前看就是唯一的選擇。於是格拉斯不得不左閃右躲，且進且退。

然而，悲劇還是發生了。小說的述者，當年海難事件的倖存者，花了一生的力氣想要遺忘這樁可怕的事件，努力去做一個新德國的好公民。偏偏自己的兒子，那個溫文冷靜的少年卻成為極端的新納粹，開設了一個網站，詳盡地搜羅和展示所有和那艘被紅軍擊沉的郵輪有關的資料，一方面為逝去的第三帝國之榮光招魂，另一方面則集中火力譴責猶太人的陰謀。更慘的是，這孩子最後竟開槍打死了一個自稱是猶太人的德國少年，成為謀殺犯。

整個故事，整段歷史，牽涉到當年一個紅軍潛艦艦長不被承認的榮譽，一個猶太刺客的「英雄事蹟」，與一個納粹「烈士」遇刺的經歷；以及現代新納粹的心理和德國人的自悔；篇幅雖短，但無比複雜，述者在其中猶豫迷航。唯一能把所有線索理清的，卻是那個外觀理智的少年犯。他的父親不寒而慄地發現自己的兒子在法庭上如此清醒，如此雄辯。他不但羅列證據說明德國全民紀念「威廉．古斯特格夫事件」的理由，還認為俄羅斯人不夠尊重那位用魚雷摧毀了這艘船的海軍艦長，甚至支持猶太復國主義，尊崇以色列的實力。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一個新納粹殺手竟然歌頌當年的敵人，主張以色列建國的權力，並且正面面對歷史？

或許，這就是蟹行的理由。因為那可以條理分明不懼紛雜地疏理歷史的人，反而是立場最鮮明行動最危險的人。如果歷史複雜，我們也只能用複雜的手段切入，哪怕因此隱晦吞吐。對於自己的過去，格拉斯是否也該採取同樣的態度？抑或像剝洋一樣，以為最單純最不可分解的根本真相是存在的呢？

梁文道：暗戀(2)

【成報-秘學筆記】基本上，《魂斷威尼斯》也是一個探討暗戀的故事，主角艾森巴哈不可自拔地迷上了波蘭少年塔齊歐，每天早上等待他的出現，然後追他的足跡；擔心自己被人識穿的可笑，多於害怕正在瀰漫的瘟疫。水道上傳來牡犡腐爛的惡息他不管，屋角有不正常的消毒水氣味他不顧，一門心思全寄在那位瘦削但美如希臘雕像的少年身上，終於也逃不出這座死相艷麗的城市，成為它的另一個牲品。

不記得是不是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了，曾經以那段著名的巷道跟踪為例，解釋何為「主體之消解」。在威尼斯曲折而又骯髒樓梯，隨他穿過橋底運河旁的狹窄小道，隨他拐過鐘樓大門旁的商店轉角，卻沒有和他說過一句話，即使他對自己的那一丁點注意也可能只是自我投射的幻覺。

威尼斯錯綜複雜的城市景觀是一幕踪縣疑劇的絕佳舞台，也是暗戀的形像比喻。最理性最自重的作家全然放棄了自己，以對方的腳步引領自己的腳步，以對方的意志為自己的意志。主體上所以是主體的自主自律在這樣的狀態底下徹底融化消散，就像水城流向鹹水湖的那些污水一樣，變成流動的液化狀態。水往低處流，他也不斷地沉淪墮落。

解救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和他正面相遇彼此交流，哪怕只是一兩句話也好。只要有交流，對方就承認了你也是一個可以言語能夠反應的主體，恢復了你作為一個人的身份。可是艾森巴哈卻選擇了另一條路，就是繼續自己無言的追，最後當然不免喪失自我的命運。名副其實地魂斷威尼斯。

梁文道：魂斷威尼斯(1)

【成報-秘學筆記】由水路進入威尼斯，固然可以看見聖馬可廣場的輝煌，尤其那隻長著翅膀在陽光底下無比璀璨的雄獅。但我們都知道這其實是一座由屍首堆成的城市，那個曾經雄霸整個地中海的共和國早已滅亡。它的遺民倚靠遊人的追悼度日。

相對於大海的清鮮但無情，上演絕世愛情戲劇的威尼斯是一座發出腐臭的水城。在湯馬斯‧曼的筆下，即使是遊客趨之若鶩的貢多拉也長得像是一副黑色的棺材。威尼斯，「一半是神話，一半是陷阱」。若從遠洋歸來，首先踏足的港口就是此地，你的日子也就可以數算了。

在《魂斷威尼斯》裏面，湯馬斯‧曼沉思美與死亡的關係，這座水城的嬌美殘骸是美的理型與瘟疫之陰影的象徵結合。我們的主角，那位一生理性審慎的大作家在此飽受美少年的折磨，劫數難逃，於是回憶起希臘先哲關於美感的斷言﹕

「他們說，太陽熠熠發光，炫人眼目，它使理智和記憶力迷亂，它使人的靈魂為了追求快樂而忘乎所以，而且執著地眷戀它所照射的最美的東西。是的，它只有借助於某種形體，才有可能使人們的思想上升到更高的境界。說真的，愛神像數學家一樣，為了將純粹形式性的概念傳授給不懂事的孩子，必須用圖形來幫助理解﹔上帝也是一樣，為了向我們清晰地顯示出靈性，就利用年輕人的形體和膚色，塗以各種美麗的色彩，使人們永不忘懷，而在看到它以後，又會不禁使人們滿懷傷感，同時燃起了希望之火」。

梁文道：小報統治香港

【都市日報-兵器譜】《壹本便利》偷拍Twins中阿嬌更衣的事件，變成了前《東周刊》發佈劉嘉玲裸照以來最具爆炸性的媒體醜聞，許多人據此判斷香港傳媒的質素已經惡化到無以復加，要好好整頓一番了。

我完全無意為《壹本便利》辯護，相反地，我也認為這種偷拍手法是種極度惡劣的可恥行徑。但是放大一點來看，侵犯個人私隱，販賣腥色圖文的，又豈獨是《壹本便利》？目前圍剿它的一眾傳媒，又有哪幾家完全清白？

再拉遠一點，「淫賤」、「出位」也不是香港傳媒的專利，在美國、英國、德國和意大利，要比香港同行下流的刊物多多都有，我們這點小意思恐怕還上不了人家的「大雅之堂」呢。尤其英國小報素有無腥不嗜無血不至的優良傳統，下起碧咸，上到女王，沒遭過殃的還真不算名人。

問題是美國固然有《National Enquiry》這類內容光怪陸離的低格調暢銷雜誌，但它還有像《時代》這樣的正派暢銷周刊，《紐約客》這樣的文化月刊，更不消提《紐約時報》了。

同樣地，英國有《太陽報》這等小報天天刊登肉體橫呈的美女彩照，但它還有《泰晤士報》與《衛報》這類一言足以撼天下的大報。反觀香港，周刊雖多，卻容不下半份《經濟學人》生存的空間。

香港真正的問題不是有些傳媒很卑賤，而是除此之外別無他途。我們有的是版面很大、張數很多的小報，卻沒幾份真正有格調，而且銷量與影響力相稱的大報。就算有那麼幾張恪守正道的報紙，有那麼幾份嚴肅對待文字與新聞專業的雜誌，它們佔有的市場份額也是小得可憐。

比起《壹本便利》的劣行，更讓人擔心的是香港整個傳媒環境的單一化，要黑一起黑，要黃大家黃。

梁文道：饕餮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飲食男女，人之大欲，而但凡慾望，總得放置在道德的領域裡監視、思考、調節和規管。此所以性總是離不開道德的目光，亂倫和人獸交固定有違常理，大部分人都受不了；即使稀鬆平常雙性愛與同性愛，在一些人看來也還是不能接受的敗德劣行。請仔細想想我們從小接受的倫理教育，裡頭起碼有三分之一是和性慾有關的。

於是問題就來了，既然性慾和食慾都是公認的人類根本慾望，那為什麼今天我們仍然會以一個不齒的目光看待一個性濫交的人，卻不會在道德上譴責一個貪吃無厭的人呢？難道只有性慾才和道德相關，食慾卻能自由自在地漂流在倫理的世界之外？

看過荷里活經典驚悚片《七宗罪》的，當記得其中有個胖子死狀淒慘，是給人強行喂食撐死的。據片中殺手留下的暗示，此人的罪名是「貪吃」（拉丁文為gula，也就是英文裡的gluttony），正是歐洲傳統「七大罪」（Seven Deadly Sins）之一。可見食慾過盛和性慾過盛一樣，都曾是種罪惡。甚至還是致命死罪，必須受到懲罰。其實「貪吃」這個概念指的不只是貪吃，還包括一切過度的沉溺。在基督信仰的價值觀裡，所有人欲只要不加節制地放縱。所有喜好只要不能自拔地沉溺進去，都是有罪。而這種縱慾之罪，以食慾為代表，畢竟飲食是人之大欲。

回到中國，情況豈不也是一樣？例如「饕餮」，傳說中乃是龍的九個兒子之一。龍這種神物又會飛天還能下水，是威是勢，但生下來的九個兒子卻沒一個有出息，有的喜歡蹲在屋頂的角落吃西北風，有的則喜歡有事沒事背負千斤重物。至於饕餮，則是一種惡獸，見了什麼都要一口吞下去，長得面目猙獰，還沒有動畫《IQ博士》裡的「小吉」那麼可愛，所以古人把它的樣子放在青銅器上，顯得很有煞氣，或有鎮邪之效。

我們都知道「饕餮」就是貪食無度的意思，不是件好事，但它又是怎麼變成今天我們所說的「老饕」這麼正面的呢？如今若有一人夜夜笙歌，每晚更換不同的性伴侶，我們私底下或許會有點羨慕，但公開表態肯定是否定的。可要是換作一個每晚去不同餐館進餐，試遍天下美味的傢伙，我們卻會尊稱他為「食家」，或者把「老饕」這個本來很負面的名字轉成對他的恭維。再說不定，像《飲食男女》這樣的大眾刊物還要以優渥稿酬請他寫寫心得，號稱「食經」呢。你幾時見過一個淫慾無度的浪子能夠搞出名堂，混得像蔡瀾、唯靈、李純恩這麼好？還要在報紙上寫「淫經」，替電視台主持旅遊「採花」節目？

這個轉變，變的其實不是食慾本身，也不是大家對於食慾的態度，而是道德關注的範圍。法國大哲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曾經指出，傳統的倫理學和道德哲學很愛討論「善」和「正義」這些抽象理念，也從來不乏對各種行為好壞的判斷和反思。但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卻被遺漏掉了，那就是道德覆蓋了的範圍到底有多大。比如說你跑步的快慢就與道德無關，跑得快不表示你善良，跑得慢也不表示你卑鄙。一個人的體質與能力並不在道德關注的領域之內，可是慾望就不同了，它始終是道德判斷的核心。而食慾漸漸被排出道德規管的範圍到底有多大，說明了我們這個時代不再嚴肅正視人對飲食的慾望，不再覺得有需要從這個點上裁決人之良惡。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似乎只剩下男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