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春秋既亡 賊子何懼

【明報-筆陣】中國國家主席最近提出了包括「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等的八項教條在內的「八榮八恥」，目的是要倡導「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規範，促進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和發展」。一時之間，全國上下都在學習「八榮八恥」這個最新的「中央精神」。

提出這樣的道德信條，學習這樣的「中央精神」，背景當然是因為當前中國社會的道德敗壞得可以；為官的欺上瞞下，貪污不過百萬不成新聞；經商的不信不實，偽劣仿冒幾如必然常態；至於所謂的「重大」工業意外、刑事案件和非法徵地，更是無日無之。「舊社會」的四維八德和各種傳統宗教給摔了個稀巴爛，「新中國」倡導的馬列主義價值觀則淪為口號，中國社會陷入價值真空的局面老早就不是新聞了。

美籍印裔學者杜贊奇(PrasenjitDuara)曾在其名著《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至1942年的華北農村》中提出，傳統的中國社會基層有自己的文化網絡，調節了各方的權力，維持了民間村社的自行運轉。但是進入20世紀之後，國家權力深入拓展到各個地方之後，卻出現了「政權內捲化」的現象；也就是國家政權愈是加強對地方基層的控制，地方的社會愈是破敗，政府愈是腐化。原因之一就是原有的文化網絡失效，政府的威權取代了傳統士紳族長賴以維持權力的一系列象徵符號，比如說關帝。崇拜關帝不只是民間的「迷信」，也是傳統帝國認可的行為；對種地的農民來說，關帝可保風調雨順；對皇權來講，關帝是忠君價值的終極體現。政府不只不破壞民間的祭祀結社，反而積極介入出一把力，於是一個關帝，政府民間各取所需，互相得益。

歷史人物關羽演變為神的歷程，是中國歷史發揮宗教作用的經典示範。一般不識字的百姓或許看不懂《三國志》，但是尊崇漢蜀的小說《三國演義》卻能透過戲曲等各種民俗文藝，把一套符合儒家價值觀的人物角色與是非判斷灌注到帝國全境。帝王不需要提倡任何「榮辱觀」，他只需要認可早在民間流傳的人物典型和正統的歷史觀。

最近中央電視台播出的電視劇《施琅大將軍》惹起了中國知識界和網民的激烈爭論。這部電視劇把叛明降清的施琅美化成民族英雄，因為他率軍攻克鄭成功後人治下的台灣，「維護了民族的統一，神聖領土的完整」。這樣的主調當然會引來非議。首先，除了在福建沿海的少數地區之外，施琅一直都被人稱作「漢奸」。因為他曾兩度背叛南明王室，又隨鄭成功抗擊清軍，最後又倒向滿清收拾了明朝的最後據點台灣。其次，鄭成功是兩岸共尊的「民族英雄」，如今若連施琅也是民族英雄，那麼該置鄭成功於何地呢？第三，鄭成功現在也被台獨抬作建國先祖，施琅則是他們貶損的「小人」。中央台這套劇集針鋒相對的意圖再明顯不過了。此劇最早的倡導者陳明被認為是大陸「新儒家」的代表，他直言不諱是「想喚起國人對台灣問題的關注，其次是想振作決策層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意志力和決心」。

關於施琅的歷史定位，可以牽扯到中國歷史「正統」觀的理解，和民族主義形成的問題，十分複雜，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在這裏說清楚的。但是我們可以用這件事來側擊中國社會價值真空的原因，那就是傳統史學作用的淪喪，和獨立知識分子的缺席。

我們先要了解滿清對於向自己投誠的明室舊臣並不客氣，乾隆41年甚至編纂了《貳臣傳》甲乙兩篇，列出了157個「遭際時艱，不能為其主臨危受命」，「大節有虧」的人物，其中包括了洪承疇這些大清洪業的功臣。反過來，倒是鄭成功逝世之後，康熙親書輓聯一副：「四鎮多二心，兩島屯師，敢向東南爭半壁；諸王無寸土，一陽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其間褒貶對比，一目了然。這種做法擺脫了一時的功利計較，肯定了中國歷史中永恆的忠奸觀念，其政治智慧之高，比起今天中央政府仍不願全面認同抗日國軍功績的態度，相差豈止道里？

滿清入關，面對一些儒生基於種族立場的華夷之辨，不得不追求文化上的正統。例如雍正就在《大義覺迷錄》裏說：「天下一家，萬物一體，自古迄今，萬世不易之常經，非尋常之類群聚，分鄉曲疆域之私衷淺見所可妄為同異者也。……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有時候還得加倍努力，要比前朝做得還多。比方說康熙就每日找儒臣入禁中為自己講經，他親詣曲阜孔廟的時候更是「步行升殿，跪讀祝文，行三獻禮。對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禮實為歷代帝王所不曾有」。

饒宗教授在《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一書嘗言：「正統理論之精髓，在于闡釋如何始可以承統，又如何方可謂之『正』之真理。持此論者，皆凜然有不可侵犯之態度。」清初諸帝明顯是要把自己接上正統，讓自己的統治得到毫無疑義的合法性。但是要有這個正統，其前提是獨立於王權和現實政治利害的史學，及維持這個史學道統的知識分子。饒公文說：「……對君主行為可作嚴厲而正義之道德評判，其由來甚遠，實為中國史家之優良傳統……歷史上之裁判，既為史家應有之責任。所謂moraljudgement」者，西方或決於神斷，稽之往史，古埃及倚神力為裁斷，凡人之終，必受秤之衡量以定其功罪。吾謂神斷之秤，不如歷史之秤。」

自孔子纂《春秋》以來，歷史就是中國 的宗教，歷史教育就是傳統中國的道德教育，這種想法驟聽起來很迂腐也很不科學，卻的的確確是中國「舊社會」價值維續的樞紐。所以歷代王朝都很注重歷史，希望自己的政權合乎歷史中的正統，贏得百姓的認可。但弔詭的地方就在於政權既要利用歷史，又不能過度扭曲它，尤其是貫通其中的褒貶原則，否則就會弄巧反拙，混淆是非之餘還斷送了自己的合法性。因此有「史權」的說法，表示中國史家和知識分子秉筆直書，自成一獨立系統，可以制衡皇權。以前的皇帝甚至要克制自己，不能查閱更不能更動內史書寫保存的「實錄」。

可是自從1958年的「史學革命」，中國政府發動以無產階級的立場重新評價歷史人物之後，這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傳統就被徹底顛覆了。它不只翻轉原有的褒貶原則，孔子變為不學無術滿腹禍心的「孔老二」，秦始皇成了只可頌揚不得橫抑的明君；而且還把歷史化作完全服務於眼下政治需要的奴才。且看這場革命的兩大口號：「厚今薄古」和「先紅後專」，前者指的是完全以現實的需要去了解過去的需要，後者則是要站穩黨的立場去解釋歷史。到了文革，梁效等筆桿子甚至說寫歷可以「七真三假」！華國鋒在打倒四人幫之後就說文革集團「抓史學，隨心所欲地偽造歷史。別有用心地吹捧女王，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現代大儒，變成了古為幫用的影射史學」。(見逯耀東《史學危機的呼聲》)我沒有興趣去爭論施琅的問題，只是想指出，如果一個號稱「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學者為歷史人物翻案的理由只是想配合眼下的政治需要，那就實在太可悲了。但再轉深一層，就知道這不是個別學者的問題，而是整個世代史學地位淪喪的結果，知識分子群體墮落的表現。在這樣的背景底下，政府以全能的姿態強推一套道德觀，我們又怎麼知道它明日不成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