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哈佛校長請辭，學術不因政治添榮

【南方都市報-媒體思想】備受爭議的美國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終於自動請辭，成為該校一百五十年來任期最短的校長。這本該是象牙塔里的風波，但卻成了美國以至於其它國家報紙國際版上的熱門新聞，原因自然是哈佛。這幾年，中國一片留學熱，上至高官下至中學生，說到留洋就言必哈佛。到底哈佛的地位是怎麼得來的呢?它的聲譽又是建立在什麼東西之上?

除了它龐大的資產、傑出的教授與知名的校友外，我還想到一兩件趣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因為哈佛違反了和美國聯邦政府關於錄取美籍非裔學生的約定，被政府告上了法庭。先不說這件事的是是非非，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哈佛面對政府時那理直氣壯寸步不讓的態度。還有一回，哈佛的畢業典禮想請時任總統里根任主講嘉賓，但後來因哈佛不肯頒授榮譽學位予里根，他推拒邀請，這所高傲學校的態度很明確：不來那就算了。

你可以說它對政府和國家領袖時能擺款，是因為它有本錢；但反過來你也可以說它的本錢就是這麼累積下來的，既不刻意疏離政治但也無需獻媚。

哈佛換個校長之所以能成新聞，是因為他的校長是個足以和美國總統三軍統帥平起平坐而不用自慚的角色。這種象徵性的地位來自哈佛在學術界中領袖群倫的地位，而又終極建立在學校本身的獨立之上。換句話說，對一個政壇領袖，他可以說他是政界的頭領，但我也是學界的頂峰，互相尊重也互不相涉。

我們時常歌頌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但很少去談學術界文化界的「界格」。「界格」說白了，就是學術文化相對的獨立地位；正因其獨立，一個學者的話才有了分量。我們願意相信他的發言他的研究，信服的是學術本身的邏輯，以真理的追求為目標，而非大量以取悅政治人物的喜好為原點。畢竟政治的邏輯和學術的邏輯是兩套不同的邏輯。政治、經濟、學術和文化等領域的分化發展是現代性的標志成就，顯然它們彼此相關，但沒有任何一個領域可以完全吞沒另一個領域，也沒有任何一個領域的邏輯可以完全取代另一套邏輯，更不可能讓一套邏輯的目標成為所有領域活動的目標。大家口中常說的「政治是政治，體育是體育」，就是這種現代意識的體現。

薩默斯個案有趣的地方是他曾經「學而優則仕」(這是傳統中國稱頌的道路)，官拜美國財政部長。但哈佛教員不會因此動搖要拉他下台的決心，正如當年他辭官回到校園出掌哈佛大學的時候，評論的說法是他「更上一層樓」了。不止哈佛，現代世界任何一所大學的校長和教授都不可能在名片上用括弧標明自己的身份「相當於正局級」，也許中國是個例外。

想起我們的北大，它最為後人景仰的校長依然是蔡元培。在那個城頭變換大王旗的年代里，今天人們最記得的不是哪個大總統，也不是哪個軍閥，而是蔡元培。

梁文道：西部

【都市日報-兵器譜】雖然《斷背山》以美國西部為背景，主角又是牛仔，但恐怕沒有人會因此認為這是西部片。一套既發生在西部又有牛仔作主角的電影怎麼不是西部片呢？如果把《斷背山》放在一大堆西部片的背景底下來看，我們就可以分別對照出西部片的特色和《斷背山》這部作品在美國西部文化中的位置了。

從電影的類型上說，所有西部片都有相當近似的公式。用鄭樹森教授新著《電影類型與類型電影》的說法，西部片的開頭背景總是「有秩序和安穩的處境」，例如一個小鎮或者新開發的殖民區，但不久就有賊黨土豪或者印第安人出現「干擾及破壞」，於是居民們就得「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可是這仍不足以撥亂反正。好在有奇連依士活或尊榮般的「獨行俠出現」，歷盡一番血戰或正反雙雄大決戰，小鎮才「重歸有序及穩定」。雖然不是所有西部片都嚴格遵從這個公式，但他的確總結了大部分西部片的劇情。

「所有的西部片都是同一部電影」，千面一色的西部片既源自也催生了全世界觀眾對美國西部的想像。那就是美國人曾經自誇的拓荒精神，面對沙塵滾滾的峽谷荒山，白人移民們無畏西進，不論是墾殖還是尋金，大家都要以陽剛雄壯的勇邁意志追出新天地。有趣的是，儘管舊金山偶而也會出現在西部片裡，但這個城巿的海岸卻極少被攝進鏡頭裡。

西部片是沒有海洋的電影。因為六十年代風起雲湧的各種反對運動，歌頌白種大男人沙文主義的西部片變得不合時宜，漸漸衰微消失。但就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國，卻同時興起了另一股西進運動。這回往西去的不再是為了尋金，而是為了「愛與和平」；移民們帶的不是槍，而是花朵。更有趣的是嚮往西部的不再是異性戀模式所歌頌的牛仔，而是新興的同志運動。「村人」一首「Go West」成為那個年代的同志戰歌；舊金山從過去的淘金夢醒來，變作自由、開放和平等的樂園。大海淹埋了荒漠。但是牛仔沒有消失，他們還活在舊金山許多同志娛樂場所裡面，穿著皮靴帶著手槍在舞台上扭動，不再只是女性的偶像，也是男性的性幻想對象。

直到今天，牛仔依然是許多同志色情電影裡面的重要角色，猶如一般主流色情電影裡的女護士，變成一種「次類型影片」。

在這樣的脈絡底下，《斷背山》作為一部主流電影的角色就格外值得注意了。它在空間上把兩個主角往東拉回不靠大海的懷俄明州內陸；而時間背景正是傳統西部片由盛轉衰，同志開始大膽西進的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早就是同志文化裡狂想對象的牛仔，身處如此時空卻要在歧視目光與死亡的威脅下偷偷苦戀，《斷背山》跨越時間的悲情就更加值得細味了。

梁文道：歸鄉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農曆年前，我們一群師兄弟妹照例給業師石元康先生祝壽。老師席上念及遠在台灣的逯耀東先生，說他有一回很煞有介事地對都是教哲學的老師和師母說：「嘿！知道嗎？中國人的飲食何只有歷史有文化，談下去簡直可以弄出一套哲學！」。有幸上過逯先生的課，知道他談到吃的時候是副什麼模樣，興高采烈起來還會一拍自己的大肚子，那饞像可真是從肚皮裏生出來的。然後，石先生一貫很酷地擺擺頭：「說文化是有的，但我看他也沒寫出什麼哲學出來嘛！」。典型的哲學與史學之爭。

如今大陸上知道逯耀東先生的，都說他是美食家。其實他首先是個長於魏晉南北朝史的歷史學家，又有過一部研究中共史學觀的大作；或者如此，內地報刊比較傾向於稱頌他研究美食的那一面。不過，逯先生大概也會喜歡人家記他是個美食家吧。看他談中國飲食文化的書，如《出門訪古早》和《肚大能容》，常見這樣的場面：一伙人結伴旅遊，吃罷晚飯他就送太太回旅館，跟自己再去逛夜市連吃他六七個攤子。又或者進了某家賣地方特色的商店，人家還在看這選那，他就一個人出了門口拆開剛買的零嘴大嚼起來，他太太出來逮了，就問：「你怎麼馬上就吃起來！」

逯先生實在不能不胖，於是被太太逼減肥。「一日飯罷。我自言道：『過幾天就是中秋。中秋一過，陽澄湖大閘蟹湧到，天下至味，當然不能不嚼。蟹去後，北風即起，南安油鴨又來了。油鴨煲仔飯是不可不吃的。吃了南安鴨，就該過年了。我看，有什麼要緊的事，過了年再說。』室內的電視機正開，我聽見有人在說：『看你怎麼瘦得下來！』」。

可惜這麼好吃的逯先生回到大陸，去不同的地方嚐不同的菜式，總是要感嘆一句：「想不到ＸＸ的美食，竟然墮落到這個地步！」那個「ＸＸ」可以是上海，可以是福州，可以是徽州，也可以是他的家鄉蘇州一帶。總結而言，是中國菜墮落了，該慢的很急，該細的很粗，連小吃都不一定做得對味了。我自小在台灣看梁實秋、唐魯孫、夏元瑜的文章長大，常見這類夾雜外省人鄉愁的「今不如昔」之慨，逯先生的散文也能歸在這「食物鄉愁」的一路。而逯先生是史家，那感慨發起來就格外地叫人神傷，炒不好一碟「金包銀」竟隱然有山河破敗的憂患。

那年頭的台北，西門町附近還有「中華商場」，吳抄手、昆華園、清真館、點心世界、小小松鶴樓及真北平等都在，南北聚洋洋大觀。照逯先生的說法，這就像「南宋渡江、遷都臨安，所謂『暖風吹得遊人醉，錯把杭州當汴京』」。一段中華路，吳音京腔，是離鄉客聊慰蓴鱸之思的地方。饒是如此，梁實秋卻道：「過去還有幾家館子有幾樣菜能吃，現在都沒有了。」逯先生是這路作家裏比較幸運的，能回老家，結果呢？就像我第一趟到北京，想找傳說中的「北平」豆汁，當地人都問：「你說的是豆漿嗎？」

過了年之後。二月十三日深夜十一時，因心臟副主動脈瘤破裂，逯耀東病逝於高雄榮民總醫院，享年七十三歲。

梁文道：誰心上的一座斷背山

【都市日報-兵器譜】喜歡取笑同性戀的人最近又多了一句口頭禪，從前他們喜歡說：「你猜這人是不是『基』」。如今，他們則說：「你的心底是否也有一座斷背山？」。《斷背山》幾乎成了同性戀的同義詞，有時我會以為他們講的是「斷神山」。

但我想只要有看過這部電影，又或者讀過安妮．普露的原著小說，他們是不是真的還笑得出。那段巨大的力量，沉重的虛空。我非常贊同林奕華、李安導演那句「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座斷背山」，說得實在太好了，好得令人擔心這句宣傳詞會否比電影還好。

結果證明，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都絕對擔得起這句話的重量。問題只是這句話太普遍又太甜美。放在電影的脈絡裡，它指的可以是兩個牛仔間不可告人的感情要隱藏在心底。延伸開來，它可以很顛覆地意味每個異性戀者都有那麼一段斷背山上的啟蒙遭遇，只是陷身在自己的家庭網絡社會壓力，回不去也不敢回去。現在最常見的理解是，任何一個人不管是甚麼性取向，都曾經歷過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戀，後來卻只能永埋心底。於是我看到有影評說，《斷背山》講的不只是同志，而且是愛情本身。如此一來，爭議就徹底蒸發了。因為這句話的意思其實是不要管兩個主角都是牛仔都是男人，也不要管美國幾個保守的州裡有人要禁止它的上映，更不要去甩內地不准它公開放映的理由；它其實與同志無關，它是一部男男女女都可不帶包袱去看的愛情悲劇。

有些影評更加露骨，作者表示自己「意外地」發現，看到兩個男人熱情廝磨竟然可以不毛骨悚然，甚至還有點感動。這種說法無非暗示，千萬別把主角當成兩個男人，就當他們是對「正常」男女好了！如此一來，發生在上世紀60年代，保守得同性戀會給人用鐵撬打死的美國西部，牛仔是傳統陽剛大男人形象象徵的背景下的一段牛仔戀愛，就得很溫和、很甜美、沒有殺傷力。原著小說是悽愴的，電影更添一層含蓄的淡泊水色，現在裹上了如此一層糖衣，就難怪低成本的冷門製作可以問鼎端莊老邁的奧斯卡了。「其實同性戀是一種戀情」是種表達包容的濫調，不是不對，只是它忽略了多少現實的磨難多少情境造成的歧異呢？更可怕的是這裡所說的「戀情」二字看似中性，其實隱含了多少異性戀傳統假設的「正常」呢？此種寬容在當今的主流傳媒最是常見，張國榮和「唐唐」比較為人接受，理由是他們符合了一般人的期望，那就是穩定長久的關係；而又脫離了一般人對男同志的想像，也就是胡天胡帝換性伴侶。同樣地，大家看《斷背山》，記得最清楚的是兩個男人的矢志不渝，其間去墨西哥找樂子的細節倒是忘了。

梁文道：不怕天天選舉 只怕沒有選舉

【明報-筆陣】無獨有偶，南方朔先生與曾鈺成先生在他們同一天發表的文章裏都分別引述了美國《時代》雜誌主筆克萊恩(JoeKlein)的觀點，指出一個政治領袖不能陷入「永久選戰」(PermanentCampaign)的局面，因為「如果政治領袖們如此溫馴，如此沒有挑戰性，大眾為什麼要理會他？如果政治之目的，只是天天在計算我們變來變去的意見，這樣的領袖要他幹什麼？」(轉引自南方朔：〈台灣的統獨民意政治學〉《明報》2006.02.20)。的確，民意是很模糊很浮動的東西，不只不同的測量方法可以得出不同的結果，不同立場也可以解讀出完全兩樣的意義；而且還會因為很多因素的更動而在瞬間生變。如果一個政治領袖的所有決策都是跟民意的尾巴走，未免就顯不出領導人的氣魄和遠見了。

不過，這番似乎放諸四海皆準的意見其實還要具體地審視：同樣的說法在美國適用，在台灣適用，但在當前的香港卻未必就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沒有人會反對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必須有民意的參與這個大道理，問題是民意的參與該有多大的分量，又該深入到什麼程度而已。這裏還能引出許多學理上的討論，例如政黨到底是收集民意然後表現民意的工具呢？還是創造願景然後領導民意支持的動力。可是無論我們怎樣討論，恐怕都無法掩蓋一個現實，那就是香港的政治制度並沒有留下多少民意參與的空間，而位居領導的高官們也缺少尊重民意的意願。此為董建華政府在過去多年來的民意調查中屢創新低，又屢次遭到社會各界此起彼伏的反對聲浪，而終於黯然下台的原因之一。

且以剛剛宣布推倒重來的西九文娛藝術區規劃案為例。這個計劃早在回歸之後就開始有了腹稿，中間經過政府部門的內部研究，又全球公開邀請發展建議，卻直到前年年尾才首次面向全港市民問問大家的意見。而市民面對的，卻是一個包含了不知造價的巨型天篷，和一家財團獨力建設並且營運管理的既定方案，大家唯一能夠選擇的，只是三個財團之中誰的建議比較可取，誰的模型比較炫目罷了。這可說是特區政府那種剛愎自用不顧民意的態度的代表作之一，它後來引致了多少爭論，以至於演變成政治風波，就不用多說了。

換句話說，特區政府過去數年來施政的最大問題，不是太過「溫馴」而是太過專橫，不是「天天在計算我們變來變去的意見」，而是天天按自己及近親團伙的意思一幹到底。及至曾蔭權登場，提出了「強政勵治」的口號，其中「強政」二字可說是叫人一聽就心驚膽跳，因為我們實在受夠了背離民意且不斷得罪所有階層的「強政」心態了。尤其現今潮流講究的是所有持份者協調共治的「良好管治」(goodgovernance)，不是「強政」(stronggov-ernance)所暗示的他權皆弱唯我獨尊的強大行政權力。

幸好政務司長許仕仁昨天公布「西九方案」推倒重來，總算矯正了多年來的錯誤，讓這個龐大計劃重歸正軌。這也是一個好的開始，表明特區政府終於認識到民意的重要，了解公民社會的參與是任何重大決策不可或缺的一環。從政治形勢上講，這一當然免去了曾蔭權競選連任的包袱，為他贏得更多民意的支持，避過和立法會再次交戰的危機。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說這正確的一步是曾蔭權「天天都在選舉」思路下的結果呢？坦白講，就算它是個人政治前途計算的產物，我們也不用計較，因為順從民意怎樣都比獨夫蠻幹要來得強。

現在的「曾班子」會不會從往日的一個極端擺向另一個極端，從事事空講理念遠景變成了尊重眼前實利呢？曾鈺成「只懂搞『政治』的人，不可能成為政治家」的警告，又是不是太過杞人憂天呢？這雖然不是當下最及時需要面對的問題，卻也值得小心。但是我們更應該注意的是香港政制的基本扭曲並沒有轉變，公民在政治決策上依然沒有多少參與機會，一時的符應民意只不過是長官個人的仁慈或機巧，而非公平的制度結果。曾蔭權和他的「執政黨」既不是根正苗紅的「自己人」，又不能和泛民主派結成策略聯盟，而一向看風駛?的工商界亦不必然是他背後的奧援。在將來的特首選戰之中，他實在是舉目無親，唯一可恃者就是高度的民意支持。

許多民主國家的政治領袖如果掌握一定民望在手，或許就敢於推動一些爭議很大但長遠有益的政策。因為他的權力本來就是選民授予，所以他敢放手一博，讓公民未來的手中一票驗證他和他的政黨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美國總統布殊就算再怎麼力求短期的掌聲，但也照樣推出延長「愛國法」效期和減稅方案等備受非議的措施，這是把將來共和黨執政的機會賭上去了。反觀曾蔭權，如果他贏得市民的支持，累積了一定的政治資本，短期內可能不敢太過造次，反而要繼續贏取民心，不斷積累民意下去。原因很吊詭地就是因為決定其政治前途的不只是民意。

想像一下，假如曾蔭權手握高度的民意支持，然後搞一些可能得罪保守勢力又或者損及既得利益階層的動作，他有多大把握能夠連任成功呢？市民的支持能夠完全抵消掉一些暗箭的攻擊，使他不會突然「腳痛」下台嗎？我們的特首要照顧的勢力實在太多太多了，所謂民意有多少成進得了8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又有多大的能耐可介入香港政治遊戲背後的潛規則。偏偏曾蔭權只能依靠民意，因此他更不敢做一些有損民望但或者有長遠好處的動作，因為只要稍有不慎，任何叫老百姓斥罵的舉措都會成為政敵攻訐的藉口、中傷的理由。民意不是唯一可以讓他連任的因素，但開罪民意就一定會帶來他連任的危機。

曾鈺成的憂心是有道理的，他對真正政治家的期許也是我們的共同願望。只是對於我們這些手中沒有選票的平民百姓來講，怕政客只顧天天選舉未免有點像提醒一群饑民不要吃得太胖。他應該和我們一起，爭取一個更合理更公正的政治制席，讓民意成為真正決定政治人物前途的工具，也讓民意成為可以懲罰短視政客的利器。

梁文道：少主

【都市日報-兵器譜】家傭會不會虐待小孩，是很多家長擔心的問題，但要是反過來，小孩子虐待家傭那又如何呢？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公佈了一項調查，在1836名小四至小六的受訪者中，只有兩成認為家長或兒童打家傭是暴力行為。

為甚麼我們都非常害怕家裡的菲傭、印傭會虐待小孩，卻不大擔憂小孩子會虐待他們呢？我在一次電視訪問裡找到了答案。那是一次家傭虐待兒童的事件曝光後，記者採訪一個家傭僱主協會的發言人，只見那發言人滿嘴地「少主」「少主」，一下子是「我們家長很擔心少主在家的情況」，一下子又是「少主不一定能清楚表達和家傭相處的情況」。

甚麼叫做「少主」？我想起民間小說或古裝電視劇裡的景象，一個十歲左右的肥胖「少主」對著低頭哈腰的「阿福」大發脾氣，一碗剛熱好的藥照頭摔了過去，「咁難飲你同我飲佢啦！」又或者一名瘦弱的女侍哭哭叫叫地東躲西藏，同時還按著自己的衣襟，「少主，你唔好咁啦！放過我啦！畀老爺知道就不得了啦！」又見剛剛發育完成的「少主」滿臉狼相，涎著笑臉步步進逼。這就是我們想像中的「少主」該有的樣子。

一個兒童是怎麼變成「少主」的呢？這要從他的父母說起。從小他就看見自己的爸媽對著「家奴」呼喝，菜太鹹了拿回去重燒，窗框有一抹塵給我用舌頭舔乾淨。偶而爹娘還要警告，萬一看見「家奴」做了甚麼不對勁的事，記得一定要報告。慢慢地「少主」還學回了找點小事把它化大，自己則躲在大人身後露出臉偷聽。

我不只一次地看到家長當著孩子的面責罵菲傭，而本該不大懂事的小孩竟然幫著嘴補上兩句。我甚至見過小孩把沉重的書包丟給接他放學的泰傭時，還趁機打她一下，怪他動作不夠爽快。有甚麼樣的環境就養出了甚麼樣的孩子。

把按照契約來家裡打工的家務助理當成二十四小時隨時候命並且可任意責罵的「家奴」，再無邪的兒童也會變成「少主」。可以肯定，小時候是「少主」，長大了就是「未來的主人翁」。我們還是趕快準備移民吧，因為香港將來或許是個不那麼講究人性尊嚴的社會。

梁文道：我愛羊/羊肉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我喜歡羊，但是我不知道該用甚麼方法簡潔又準確地表達我對羊的感情，因為我說的是中文。如果換成是英語，事情就好辦了。我可以說我很愛sheep，那麼人家就知道我喜歡的是咩咩叫、活蹦亂跳的羊兒；要是我說我是mutton，那你絕對不會搞錯，明白我想的是那鮮紅羶嫩的羊肉。

聽說某家餐廳有不錯的羊里脊，那天專門去試了一回。果然是高人的手段，平常很易燒得過熟的羊里脊落在大廚的手底，一下刀就見肉中間那粉嫩紅色，十分多汁可愛。但對我等羊癡來說，稍為美中不足的是里脊乃羊身上羶味較淡的部位，吃不到羶味就不像在吃羊了。不過，這樣也好，可以使我在咀嚼的時候不會聯想起動着嘴巴的時候聯想起青草地上可愛的但有氣味的肥羊。

小時候天真地以為只有山羊才是拿來吃的，綿羊則專供取毛。而羊毛是種多麼好的東西啊，按住一頭毛茸茸的羊，才幾分鐘就能剃下一堆軟綿綿的白花，然後人就有了禦寒的材料，羊則清爽地一邊涼快去了，沒有誰要真的受傷。後來我方知道，綿羊也能吃，且風味獨好，這真是個很大的心理創傷。直至今天，我去「小肥羊」吃羊肉火鍋（我不叫它「涮羊肉」，因為湯不對），還是拿些東西蓋住桌子上的綿羊圖案。我實在受不了自己要吃這麼可愛的動物，拜託各家餐館以後能不能別再使用卡通造型還原食物出處？例如填鴨店裏的小黃鴨筷子座，或者炸雞店牆上笑咪咪對着客人說快來吃我的母雞，真變態！

說回英文把羊肉叫做mutton、活羊叫做sheep的區分，這可是人類學家和語言學家爭議的大題目。有一派人認為mutton與 sheep的分別是一種語言結構內部的事，恰可對照出不同語言的差異。例如現代中文，不僅不區分羊活着的狀態和死了之後的狀態，也沒有pig與pork、 cattle和beef的分別。我有時候會猜想這是不是一般國人甚麼都吃，也不太熱愛動物的原因。反正，在我們的語言裏面，草地上的羊跟餐桌上的羊是同一回事，「喜歡羊」既有喜歡它活着的意思，有喜歡它死掉的意思。

但是再仔細看看，就知道很多歐洲語文有英文裏把活羊和羊肉分開的叫法，於是又有一派學者強調不能只談語言結構，還得注意歷史。從歷史的角度說，sheep是英國本土盎格魯撒克遜人本來就有的，而mutton則是法國諾曼人征服了英國後帶來的外來語。兩個詞的關係正好也是被征服者與征服者關係，是兩個民族兩種階段的關係。簡單地說，就是被征服的盎格魯撒克遜人負責放牧活生生的 sheep，而宰好的mutton就給送到征服者諾曼貴族的桌上享用；征服者有肉吃，被征服的只能供應食物。

拋開複雜的學術問題不說，sheep與mutton到了我的世界裏，就變成可愛小動物和好吃的肉的分別了，它讓我撫摸溫柔的sheep時不會想到吃，嚼着柔嫩的mutton時不會想起摸。在我的語言裏，各種動物的稱呼也依照這個原則分成兩類。比方叫小野豬，活生生的叫做「瓜仔」（因為它身上有西瓜般的條紋），烤香了的叫做「野豬肉」。至於羊，則是「羊羊」與「羊肉」。

梁文道：維權律師

【都市日報-兵器譜】曾幾何時，「人權」二字在大陸是個禁忌。誰要是一天到晚把「人權」掛在嘴上，他多半是個危險的異議分子。而一般香港人說起大陸的人權，大概立刻就會想起「中國式的人權就是生存權」這句經典名言。

但過去幾年以來，天天喊著要和國際接軌的中國起了很大變化，「人權」不只不再是不准說出口的邪咒，甚至還堂堂正正地進入了官方議題裡面。去年接任國家保密局局長的夏勇，本身就是近年大力提倡「民權」的人權法專家，他曾主編一套相當有名的「民權譯叢」，甚至還說過這樣的一番話：「民眾不享有政治權利，便沒有合法的資格和力量去表達自己的意識，維護自己的權益，尤其是去阻止別人，特別是公權者做侵害自己的事情。沒有政治權利，便不能當家作主。」

可權力從來不是恩賜，它總是一步一步爭取回來的。如今中國政府面對的一個巨大矛盾就是一方面要以開明而且現代化的政治措辭去表述自己的政策和立場，另一方面就無法拒絕別人「信以為真」。例如《冰點》周刊的主編李大同之所以敢公開反抗中宣部，就是因為政府再三強調要依法治國，於是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質疑中宣部封閉《冰點》的法律依據何在。同樣地，既然政府公開承認人權不可侵犯，而且簽署了聯合國的公約，人家就可以當真地要求人權了。然後，這幾年浩浩蕩蕩的「維權運動」就此展開。所謂「維權運動」，指的是一種依據國家憲法和法律維護人民權利的運動。它的主要旗手是一批「維權律師」，專門替老百姓打官司，常常把地方官府和既得利益集團告上法庭。

他們幫助的人包括被非法拆遷的城市居民、被趕出農地的農民、因為性別歧視和身體歧視而無法入學就職的男男女女，以及無數被地方政府無理欺壓的平民。多年下來，打贏官司未必很多，但是這些律師起碼教會了百姓們自己是有人權的，而且還是國家法律清清楚楚列明享有的。對付這些維權律師，當局居然用上了非法手段，有的出動二十四小時非法跟蹤監聽，有的乾脆動用黑社會打人恐嚇。於是北京維權律師高智晟發起了全球接力絕食運動，抗議合法的維權運動遭到非法的打壓，香港的何俊仁也參加了這場行動，每周去中聯辦前絕食一天，看來律師果然是一種值得尊重的良心事業，請為他們喝采。

梁文道：江湖香港

【南方都市報-超低音】我曾經在龍應台的文章里面讀到她第一次來香港的經驗，她的朋友在行前勸她不要自己一個人隨便在旺角亂逛，那里太危險了，一不小心就會被流彈打中。這也是很多內地及台灣友人的共同經歷。當他們首次踏足香港，贊嘆林立的高樓和整潔的秩序之余，總免不了得提心吊膽，四處張望，不知何時會在某個街角沖出一堆掄刀舞棒的惡漢，又不知那一家銀行金鋪的門口正有警匪槍戰。

在內地、香港、台灣、澳門四地之中，治安情況最好的香港，在全球華人心目之中竟然是罪惡之都，當然是拜《英雄本色》和《古惑仔》一類的江湖片所賜。有些內地朋友還煞有介事地問我，香港警方為什麼要協助這類電影的拍攝，香港政府為什麼不禁止這些片子的上映，難道就不怕它們損害了香港的形象嗎?其實別說他們了，就連我這個香港出生的本地人，少時也曾經以為電影里那些刀光劍影的場面是真的，只不過我沒碰上，它們一定在某個我所不知的角落里日夜上演。

從香港電影的黃金歲月開始，江湖就沒有離開過，沒有多少導演是從未涉足過江湖片的，也沒有幾個影評人沒試過不把江湖與黑社會當成香港的隱喻。江湖片不只是香港電影最重要的類型片之一，也是很多人解讀香港社會與歷史的媒介。

江湖片其中一個主要關懷就是秩序，往往劇情的開展，推進與高潮都是圍繞一個社團或者整個江湖的秩序之崩解和修复打轉。比如說某個社團里一個桀驁不馴的反派，因為野心擴張過度，做出了欺師滅祖、謀害龍頭的惡行，這是電影的矛盾起點。接下來則有一個守信重義的正派出面，和反派糾纏對峙，兩者之間的沖突就是電影的高潮所在了。結局則不外乎邪不勝「正」，代表黑社會傳統價值的正派主角大獲全勝，恢复了江湖道義和社團秩序。

江湖電影的秩序情結訴諸的是觀眾對一種已經淡化、失落，甚至根本從來不存在的道德觀的嚮往，它的核心無非就是傳統小說里的忠義，最能體現它的偶像人物與圖騰就是被神話化了的關公。關公的重要性，在於它是所有黑社會人物共同尊崇的行業守護神，代表所有黑社會成員必須跟從的原則及必須遵守的規矩。有了這個基礎，那些同樣要拜關公的反派才成得了反派，因為他們表面上講義氣忠信，實則卻背叛了這套終極價值。同樣是這個基礎，正派人物才成為正派，因為他們的行動擦亮了蒙塵的神像，修复了碎落的秩序。

但這套秩序的淪喪和恢复，在主流江湖電影里通常以時代的變遷為背景，反派角色是唯利是圖的新世紀人物，正派卻是傳統的守護者。因此江湖片總有一抹時不我予的悲涼，盡管老套的價值最終得到保留，但是觀眾們都知道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正派主角只不過是在挽狂瀾於既倒，所以這些主角就有了那麼一絲悲劇英雄的味道。這等公式和它蘊含的時代變化，是很多人用來解讀香港歷史和現實的透鏡。誇張一點，甚至可以說這是中國傳統在現代社會的命運。

梁文道：京都本色（窮風流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京都「俵屋」號稱世上最佳旅店，那「一泊二食」裏的早晚「二食」固然精美絕倫，建築庭園皆清幽至極，其服務更是細緻到了叫人咋舌的地步。有去過的朋友說房裏那桶浴水不知為何總是熱的，既不可能有電子恒溫裝置，也不曾聽見有誰進去換過；其侍者心思之妥貼動作之柔靜，可想而知。

然而舒國治來往京都十幾次，最愛住的卻是火車站旁廉價但不失傳統的旅館。且看他在《門外漢的京都》裏面如何形容這種旅館的妙處：「出房間，拉上紙門，穿拖鞋，走至甬道底端，進『便所』，先脫拖鞋，再穿上便所專用之拖鞋。若洗澡，常要走到樓下，也在甬道盡頭，也要先脫拖鞋，赤腳進去，在外間，把衣衫脫去，再進內間……」。換句話說，上個洗手間洗個澡都要走一趟路，而且是公用的。接下來，「當旅客洗完了澡，穿上衣服（常是店裏所供應的袍子），打開門，穿上拖鞋，又經過了甬道，再登樓，又聽到木頭因歲月蒼老而發出軋吱聲，經過了小廳，回到自己房間，開紙門，關紙門……經歷了這些繁複動作，終於在榻榻米上斟上一杯茶，慢慢盤起腿來，準備要喝；這種種進進出出，上上下下，穿穿脫脫，便才有了生活的一點一滴豐潤感受。此種住店，又豈是住西洋式大飯店銅牆鐵壁甬道陰森與要洗澡只走兩步在自己房內快速沖滌便即刻完成等過度便捷終似飄忽無痕啥也沒留心上所能比擬？」

抄這麼一大段書，一是為了展示舒國治的文字風格，二是讓他自己的文字體現他那種獨特的門外漢旅遊法。舒國治是台灣文壇的小傳奇，七十年代就憑幾篇中短篇小說一下子紅了起來，當年被認為是台灣現代文學的後起之秀。可是才一晃眼，竟然徹底消失了。直到九十年代末又突然以旅遊作家的身份回歸，至今出了三本令人另眼相看的遊記。原來中間那段日子他去了美國，開車一個州一個州地走，沒了盤纏就到某個鎮上打工，存夠了路費就再上路。數年間經歷大山曠野，文字識見都不同了。

旅遊文學在華之出版界裏漸成風氣，但讀來常常給人太胖太飽的感覺；有的感情氾濫像個沒出過門的姑娘，見了什麼都要讚嘆流淚；有的拚了老命講笑話，像中央台春節聯晚會裏扯高嗓門喊出來的相聲；更多的是有旅遊沒文字，不加思索地報告一下吃哪兒住哪兒，偶而加點奇遇就是了。

舒國治的句子長短不一，有清奇之氣。他的旅遊觀亦自成一格，表面看就是不從俗，不熱衷著名景點也不趕必走路線；準確點說是種不透明的旅遊，不把所見之物所歷之事照單全收白紙般地吸收複印，卻在在突出遊者的性格與痕跡。所以看他的東西，看的不只是某座山如何秀美某條溪如何嬌羞，而且清楚看見他這個人怎樣在山水間徘徊。正因為他的性格太鮮明，於是他遊的地方顯出了一番未曾得見的本來面目，例如日本旅館。

讀《門外漢的京都》，看舒國治寫京都的空氣，寫京都的牆，遊名剎而不入門（故為門外漢），捨懷石而就野餐；真能讀出一個奇特卻又似乎本應如此的京都。

梁文道：西方世界裏的伊斯蘭

【都市日報-兵器譜】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先實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國家，也可能是實行得最成功的一個。它總是透過語言、教育和各種各樣的反歧視法例貫徹它的主張，就是不強求各種民族的融合，反而要尊重彼此的差異，並存共榮。

終於，前年加拿大的安大略省走出了沒有任何西方民主國家走過的一步，那就是引進伊斯蘭教法「夏里亞」！當地的前總檢察官(相當於香港的律政司)Marion Boyd接受政府任命，研究怎樣在法律上更進一步地保障伊斯蘭社群，然後出了一份150頁的報告，結論是應該成立一個以伊斯蘭教法為原則的民事仲裁庭。

這個仲裁庭可以處理婚姻、財產及繼承等多種民事爭論，仲裁者則由教長和長老擔任。其實早在這個建議出爐之前，部分伊斯蘭移民已經私下採用傳統方法解決問題。比如說當地一對巴基斯坦夫婦就曾找上一個長老，因為當太太的每個月都把收入全數交給丈夫，結果自己連一杯咖啡都買不起，而丈夫又不肯給她多點零用，於是她每月扣下五百加幣當「私己」。事敗之後，長老的判決是丈夫應該停止和妻子同床。

理由是依據「夏里亞」，當太太不順從，做丈夫的應該不用與她行房，而且可以找一個「臨時夫人」解決性需要。可以想見，安大略省這個建議一出，立刻就惹來反對的聲浪。雖然不服這個仲裁庭的判決還可以向一般法庭上訴，但很多在加拿大土生土長的伊斯蘭女性還是吃不消，連番請願示威，最終使得政府讓步，撤回提議。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事件面聲音最大的，是一向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對著幹的「自由派伊斯蘭」。他們反對引入「夏里亞」的理由不只是從現代世俗社會的觀點來看，傳統的「夏里亞」有很多歧視女性的地方；而且是根本地懷疑「夏里亞」的權威。有一種意見認為除了古蘭經的規定之外，不少被當作法律的「先知言行」其實是在穆罕默德逝世兩百年後才「偽造」出來的。更何況任何古老律法都應該與時俱進地解讀，不能一板一眼地按字面應用。

他們認為，真正的伊斯蘭信徒要跟隨的，是信仰核心中平等和自由的精神，而非一千多年前定下的規矩。這個事件最有趣的地方是自由開放的安大略政府，其實和很多敵視伊斯蘭的勢力一樣，都大而化之地以為複雜多元的伊斯蘭教只有一種聲音。尊重伊斯蘭與歧視伊斯蘭，居然分享了同一個前提。

梁文道：獨食情人節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情人節，今天還有什麼節日不是情人節呢？聖誕節是一種情人節，這在香港已經是種傳統智慧了，所以二十多年前人們就已經流傳「平安夜、失身夜」這句話。新曆除夕也可以是情人節，所以有些餐廳的除夕晚餐乾脆是以兩人一份為單位的，意思清楚不過。其實秘書節也能變成情人節，如果你的秘書（不論男女）或者上司（同樣不論男女），恰巧又是你的情人的話。

在這種日子裡，單身是沒有人類地位的怪物。假如一個人獨自在家不錯的餐廳用飯，他一定是當晚最引人矚目的客人。「他人的眼光是自我的地獄」，這句存在主義的格言在情人節夜裡的餐廳，得到現實的例證。

其實不只是情人節，任何一個晚上，一個人吃飯都是可疑的。因為吃飯是種社會活動，我們總在飯桌上談天交朋友、鞏固家庭和吸引意中人，尤其在有酒伴食的情況下。十九世紀的法國美食大師Jean Anthelme Brillat-Savarin在他的《美食生理學》中曾經說過，醉酒是不懂飲食藝術的表現。因為餐桌上的藝術「是很文明的，一切講究節制，為的是更完美的人際溝通。喝酒可以放鬆神經使人健談，促進桌上的氣氛，但絕對不能讓人變成野獸。」所以一個人要是自己吃自己喝，除了只是滿足很動物的食慾之外，又還有什麼意義呢？

但是我們總有被迫要孤獨進食的時候，一個人中午趕著去快餐店和茶餐廳填飽肚子還不算問題，要是去家不錯的館子晚餐又怎麼辦呢？美國的M.F.K.Fisher是美食界教母級的作家，上個世紀的四十年代，她曾經在荷里活做編劇，常常遇上一個人在高級餐廳吃飯的尷尬。其實她長得好看，又是個知名食家，為什麼要自己孤伶伶地用餐呢？我們印象中的食客總是飯局不斷，不愁沒伴，原來事實不一定如此。Fisher的問題就是她太會吃，很多人不敢請她共餐，怕她會挑剔餐廳的東西不行，或者嘲笑自己點菜點酒的品味。

所以，費雪小姐要不是自己在家煮食，就只好去餐館挑個好位子自己躲起來偷嘗美食的愉悅。久而久之，她發展出單身女子吃飯的心得。主要就是去的地方別太多，摸熟一兩家館子，讓侍者們知道你的習慣，給你安排一張好桌子。好桌子的定義是遠離吧檯，別讓那些喝酒的男人以為你是等著上釣的獵物。而且這張桌子的位置又不能是餐廳裡的目光焦點，否則你一個人肯定會成為滿堂食客的焦點。可是你選的位子還不能太隱蔽陰暗，因為你總得有足夠的照明去看雜誌和書吧。Fisher回憶那段寂寞的夜晚，發現自己真是讀了不少東西。

費雪女士的心得我完全同意，並且深有體會，因為我也有一個人在好地方吃飯的豐富經驗。有段時間我窮得三餐不繼，但是因為嘴饞，所有總是一有錢在手就跑去把它吃掉。不找人一起去的原因很簡單，請女伴吃飯我錢不夠；找朋友一起去的話，他們肯定會說：「你上得這種餐館，又為什麼要向我借錢。」其實獨食並不可惜，除了易肥之外。假如東西真的好吃，你根本用不著看雜誌伴食，只需要專注地和食物溝通就行了。這種時候，點一瓶小酒，身心鬆弛地慢慢享受，你會發現酒菜的更多細節更多層次，它們容易在一大夥人的談笑聲中被忽略被遺忘，而現在它們只為你一個完整綻放。

如果你還是不習慣，就找家日本餐館，坐在吧檯前面吧，那是最適合單身進食的環境，還可以和師傅聊天以遣寂寥。假若你無論如何都接受不了獨食，那就說明了你一定不是個美食家；正如一定要有伴才進戲院的人，絕對不是影評人一樣。可知道《米其林指南》的「食探」總是孤身出動嗎？情人節的夜晚，何不裝一回「食探」，侍應是不敢待薄的。

梁文道：曾蔭權的執政黨

【明報-筆陣】香港人很喜歡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所有從政人物都叫做「政客」，使得這個詞的意思竟然漸漸中性起來。按「政客」二字，本義相當負面，讓人聯想到沒有理想徒具野心，並且滿肚密圈、老練圓滑(或者老奸巨猾)的一隻笑面虎。但看近日兩位政壇的重量級人物表現，不只不奸猾，而且坦白得天真可愛，令人不得不感慨香港果然「政治人才不足」，也慶幸香港政界的純白無瑕。

一個是自由黨主席田北俊，公然把坊間傳聞帶到立法會，說在專欄批評他的陶傑是特首曾蔭權的「秘密武器」。如果他真是政客，又怎會大發這種少爺脾氣，一方面像個給人罵過的小孩，不忿地公開還擊；另一面還把傳說中的陰謀認真當回事來質問特首呢？真正的政客就算回應評論，頂多就是禮貌地文字上你來我往還不忘風度。見了特首則握手一笑：「你支針文筆確係有料到，畀佢幾錢一篇呀？」然後還不忘乾笑兩聲，再補一句「講笑！講笑！」

另一個則是行政會議成員、前民建聯主席曾鈺成。他乾脆撰文猛批新任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劉細良，拿出昔日紀錄證明劉果然是「民主派打手」，經常攻擊「愛國愛港人士」；再把鋒芒指向曾蔭權，問他何以在政改一役之後仍然重用這等民主派打手，仍然不忘透過吸納前民主黨員以向民主派示好？如果真是個政客，曾鈺成一定不會自己站出來坦蕩蕩地說出這番話，只需不斷放風再放風即可，向政府表達不滿的目的一樣可以達到，又不會像現在這樣成為笑話，使大家都清清楚楚地看見你的「醋勁」。

這層天真無邪的表現底下，還有另一層天真的思想，那就是在曾蔭權「開明專政」格局已成的情下，依然用平反雪恨的老思路去要求政治酬庸。我們都知道俗稱「左派」的傳統「愛國愛港人士」在港英時期飽遭打壓，不只政治沒出路，連在求學求職這等日常生活的細節上也長期受到極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九七回歸之後，他們無不磨拳擦掌躍躍欲試，心想平反雪恨的日子終於要來了。怎知董建華執政初期，他們竟沒有分到太多好處，於是也曾發表過「董生對我們不夠好」之類的言論，同時又炮打陳方安生為首的公務員系統，認為是這伙港英舊將在慣性阻封自己介入政治的機會。

終於陳方安生走了，而董建華則在備受攻擊的情下急切渴盼政治上可依靠的盟友，於是「愛國愛港人士」在董治後期漸受重用，連同自由黨形成了「管治同盟」，好抗擊民主派的壓力。只是如此一來又輪到民主派和非「管治同盟」的人不滿了，在既不民主且處處藏伏潛規則的香港政壇裏，那些因為支持董建華而分得的權位自然被視作糖果和酬庸，也自然會惹來用人唯親的抱怨和嘲諷。

董建華搞政治，想的是怎麼樣在各種既成的政治勢力之間周旋，怎樣在各黨各派之間尋找盟友認出敵人；然後拉攏盟友排擠敵人。幾年下來，這種格局也成了大家觀察政局的框架；所以張炳良入局才會被看作是向民主派示好搭橋，而政改爭論前的種種動作也被解讀為繼續爭取民主派。如果襲用這套思路，則曾蔭權的手法無非是從董治年代的一個極端漸漸平衡過來，把民主派也慢慢納入自己的同盟範圍。因此政改的失敗是這種平衡努力的挫折，而「愛國愛港人士」當然希望故態復萌，想和政府言歸於好再締良緣。

假如這是真的，曾鈺成的埋怨就是合理的了。因為他那一派人才是力挺政改過關的那一派，而劉細良出身的民主派卻是推倒政改與政府為敵的一派；有什麼理由論功行賞下來，自己這邊得的是個小小「候補」，那一頭得的卻是「南書房行走」呢？

可惜，這其實是昧於新形勢的誤判。我們曾經說過，曾蔭權上台執政，效法的是港英治術。依據這套專政但是開明的治術，各種人士各種勢力要盡量吸納，但骨幹仍然是以AO為主的文官班子。在這種思路面前，成形的政黨重要，但卻不是最重要的，真正要爭取的對象不是立法會裏的袞袞諸公，而是廣大市民的印象與好感。猶如開明專政時期的「人民皇帝」「人民女王」，曾蔭權要做的是不經過選舉的「人民特首」。他吸納各路人才首重能力，要的是管治有效；其次想的是市民印象，希望大家有面目一新的感覺；最後才是平衡黨派力量。

換句話說，在曾蔭權的新政框架裏，他要的不是某黨某派的扶助，而是直接爭取民意的支持。所以他不止一次地公開表示立法會的監管過多，因為他不願太過踩進立法會這個黨派主導的泥沼；他要繞過各大政黨的主要平台立法會，直接動搖政黨背後的基礎——選民。以前為民主派搭橋鋪路訪問內地，不是真的要向民主派示好，而是向支持民主派的市民示好；後來狠批民主派也不是真的要和民主派割席斷袍，而是要向市民表態民主派是如何地脫離主流民意。他最近在電台表示不再天真，其實也是在市民面前再踢民主派一腳。彭定康從來不把任何黨派當作長期穩定的盟友，他只是策略性地和他們彼此利用，曾蔭權亦然。

最後我們還要考慮對曾蔭權來說，他眼下最大的目標就是連任。在民主呼聲日高的情底下，他要怎麼做才能贏得民心，擺脫800人小圈子選舉的陰影呢？方法就是把一趟小圈子選舉搞得像真的一樣，讓港人產生直選的幻覺。但是他還要考慮到屆時的對手可能包括甚孚民望的陳方安生。萬一陳安方生輸了選委會的選舉，卻在全民公投或者民調中勝出，成了「影子特首」

，曾蔭權這「人民特首」的位子如何坐得安穩？

至此方能判斷近日一連串人事任命調動的真義，那就是要組成一個可以透過高效施政、傳媒心戰和準確部署去贏得選舉的班底，儘管那是場幻覺選舉。把長於策略的劉細良與熟悉傳媒的何安達看成是分化民主派也好，是爭取民主派也好，無非都是囿於舊思路，以為日子還是董治年代。以曾俊華為首的新班底要應付的，不是民主派，而是真正能威脅的陳方安生；要拉攏的不是民主派或「愛國愛港人士」，而是全香港市民。在曾蔭權師承自港英的這套治術看來，董建華之敗就敗在太把政黨等成形政治勢力當回事，結果助長了政黨的勢力，卻斷了和各階層市民的直接連繫。所以他要撥亂反正，不是倒向任何一派，而是根本地架空他們，拋出一些像「五天工作」等沒有任何政黨主動提倡卻予市民好感的議題，去拉市民們的「票」。如果曾蔭權真的在意任何政黨，那就是他自己那一黨。

梁文道：伊斯蘭教法

【都市日報-兵器譜】那些轉載了丹麥《日耳爾郵報》爭議漫畫的西方報刊都受到了莫大壓力，有些編輯被迫去辭，有的報紙要公開道歉，更有些傳媒的老闆受到了生命威脅，但至少這還都不是來自政府的壓力。

反觀印尼、也門、馬來西亞及阿爾及利亞等四個國家，卻是開動國家機器去整頓那些膽敢轉載漫畫的傳媒，有編輯被補，也有整份報紙被勒令停印。當然，這四國各有獨特背景，例如馬來西亞，它對言論自由的箝制本來就是臭名遠播；再如阿爾及利亞，殘酷鎮壓異見分子與反對派的消息亦從未間斷。

但是在非伊斯蘭世界人士的眼中，這四國還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它們都是伊斯蘭國家。所謂「伊斯蘭國家」，指的不只是大部分國民都得是伊斯蘭教徒，而且是傳統的「夏里亞」(伊斯蘭教法)依然在國家憲制和法律中或多或少地發揮作用。所以很多人認為非常世俗化的土耳其不算是純正的伊斯蘭國家，因為它沒有把「夏里亞」納入國家的法治原則裡面。

在很多西方人的眼中，伊斯蘭國家之所以還不算充分現代化的文明國家，關鍵就在於源自可蘭經和先知言行的「夏里亞」居然還是個活生生的法律，就等於宗教裁判庭還在意大利審判科學家一樣荒謬，是十足的政教分離。但是對於伊斯蘭信徒而言，「夏里亞」卻是生活的指導，社會行為的準則，例如戒食豬肉就是「夏里亞」的規定之一。但是世界不斷變化，古老的「夏里亞」該如何應用在現代世界去應付日新月異的新情況呢？這就有個詮釋的問題了。

舉個例子，大家知道清真寺大都設有塔樓，每日有人定時登上，高聲呼喚信徒祈禱。不過可蘭經和先知在世的年代可沒有大聲公一類的擴音器，那麼今天的塔樓如果裝上喇叭，算不算違法呢？伊斯蘭教法的專家們為此還特別召開過辯論，結果是可以用擴音器材。因為先知當年也曾指示一個叫做畢拉的人專職呼喚祈禱，原因是他的嗓門夠大。以此類推，今天的電喇叭無異於古代的畢拉。

在目前的國際局勢底下，更重要的問題是「夏里亞」在國家法律中的地位。大家比較熟悉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堅持「夏里亞」是伊斯蘭國家的根本大法，而且還得儘量依字面意義嚴格地解釋應用。但還有一路，「自由派伊斯蘭」不只主張張寬鬆合時地解釋「夏里亞」，甚至還要把這套源自宗教的律法和世俗國家的憲制徹底分開。

梁文道：哪一種伊斯蘭教？

【都市日報-兵器譜】當我們說要尊重人家的信仰和文化時，我們到底要尊重些甚麼呢？刊登一幅把先知穆罕默德與恐怖分子混在一起的漫畫，當然是非常不尊重伊斯蘭教，這個不用說。

但其他的行為呢？比如說一個女子在塔利班執政時期的阿富汗穿上露背裝滿街跑，又或者去沙地阿拉伯旅遊的時候當街喝酒，這算不算不尊重伊斯蘭？反過來說，一名穆斯林又該做些甚麼和不做甚麼，才算是端正的穆斯林呢？他能不能在聖誕節的時候對基督徒說一句：「耶誕快樂」？一個東西與一種舉動本身說不上必然屬於哪一種文化哪一種信仰，正如用筷子吃飯不一定是很中國人的。同樣地，放高利貸和拍照也不必然違反伊斯蘭精神，除非你依據經典把它們解釋成是犯了教規的行為。所有的動作所有的物件，都是經過詮釋才變得或者「中國化」或者「伊斯蘭化」。就像蝙蝠這個動物本身與福氣沒有甚麼必然關係，是中文發音和中國人的解釋，才使得它成了中國文化裡「福」的象徵。於是問題就變成了該怎麼解釋經典？例如一個穆斯林對基督徒說「耶誕快樂」，若根據 Ali Imran．19「看吧！和阿拉在一起的宗教是伊斯蘭」，那麼慶賀另一宗教的神祇生日自然是不能容忍的。不過，若根據Surah Maryam．33的「以撒(耶穌)，願平安降臨在你出生、死亡以及復活的那一天」，則慶賀耶穌生日卻又變成了無傷大雅的美事了。

可見一個宗教的經典複雜多樣，以不同的角度完全可以解釋出不同的道理和規則。目前聲勢日益壯大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根據的就是一套自然為最原始最純正的教義解釋，相當於基督教中的原教旨主義(其實阿拉伯文本來沒有「原教旨主義」)這說法，現在常用的AL-asuliyyah一詞反而是從英文裡的fundamentalism譯回去的)。

當前宗教衝突危機的其中一原因就是有些像亨廷頓這樣的學者，把流派眾多的伊斯蘭簡化成一種伊斯蘭教；而許多伊斯蘭又把紛雜多元的「西方世界」簡化成了一種「西方」；然後彼此仇恨，兩極對立。並非所有西方世界的人都贊同丹麥報章《日耳爾郵報》的做法，「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也不是唯一正確的伊斯蘭詮釋方法。很多敵視伊斯蘭教的人根本還沒有搞清楚自己針對的到底是甚麼，就大談自己也有敵視伊斯蘭的自由；這好像看到一個印度工人懶惰就說所有印度人都很懶一樣，是典型的岐視根源。

反對一個宗教一種文化，是不是起碼得先理解你反對的東西呢？

梁文道：窮風流（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在我認識的人當中，玩得最精，最會過日子，也因此最能說故事的，一個是大陸的阿城，另一個是台灣的「舒哥」。

「舒哥」，我們年輕一輩都是這麼稱呼舒國治的。或許有天你會在台北的酒吧看見他，個子高瘦，總是穿乾淨但便宜的襯衫，週旋在各桌的招呼之間，來來往往喝的盡是好酒。彷彿是出來應酬賓客的老闆，其實不，因為他實在不像個殷實店東。舒國治沒有正職，若說是以寫作為業吧，又寫得不大勤快，到底他的錢都是怎麼來的呢？如何可以每晚在酒吧閒逛喝美酒，而且真是一副晃晃悠悠的閒散氣派，似乎從不擔心錢包的事，難道真是一個貴公子？

請他坐下來聊聊，就更是驚訝，這世界上的好地方大概都讓他全去了。比如說他會告訴你，有座山唐朝的時候是名勝，後來漸漸被人淡忘，以至於今天在大點的地圖上都很難找到。於是他和四五文友按唐人詩詞的線索及仔細點的地方地圖一路尋去，啊！真是個好地方，遊人不至，唯有樵夫，並且一群人於山中一座古塔之下溫酒賦詩，多少古人風流一夕盡得矣。然後你問，原來風景名勝是有時代之分的嗎？古時的熱門景點竟會隨改朝換代而湮沒？「這個自然」，接他再一一數下去。

話題轉到日本的溫室葡萄，只見舒國治一搖頭，輕輕嘆道：「這不是葡萄」。什麼！這麼貴的葡萄如何不是葡萄？舒國治對於葡萄是有堅持的：「葡萄要甜，但不能只是甜。要是沒有一絲酸味，何顯其清鮮？又如何講究口味的比例味蕾之均衡？吃這種甜如蜜的葡萄還不如乾脆吃糖」。大家聽罷恍然大悟，舉座聞之皆稱有理。接舒國治又問：「你既是香港人，可知茶餐廳為何總要用那種摺成菱形的薄紙鋪在桌上來墊刀叉嗎？要說是為了乾淨，又嫌它摺起來之後太小往往露出個叉尖碰到桌面，太不方便；如果拿來當餐巾抹嘴吧，卻又嫌它太薄」。正當他要解說，你發現酒杯乾了，很自然地就會說一句：「舒哥，且先別說，再開瓶酒要緊。你說該喝哪一瓶好呢？」

沒有人會吝嗇請舒國治喝酒吃飯，但是千萬不要誤會，以為他就是個靠說故事來謀吃喝的。相反地，說到請客，他比你還大方。他不是有錢而是有閒，有閒是因為他不愁錢。想想看，他不吃巨峰葡萄，遊覽大陸則露宿荒山廢塔，自己到香港則專跑茶餐廳大排檔，他能花多少錢？舒國治家裏頭也不裝冷氣，因為「住在台北就要和那溽暑好好呼吸，偶而有風從窗子進來，才知涼風可喜」。要清而不苦，這才叫過日子，此種精神盡見於舒國治新著《門外漢的京都》。凡是好古風的，到了京都不能不住傳統旅館（Ryokon）；要住旅館，不能不想方設法存足銀住一兩晚俵屋炭屋等頂級名店。可是舒哥覺得這些名店美則美矣，卻始終不足。因為它們經過改造，浴室和便所都在房內，所以不足。為什麼這麼方便反而不美，難道要住那種洗澡如廁都要和人分享的青年旅舍才算去了京都嗎？舒哥認為，是的。

梁文道：新中產在想些什麼？

【明報-SUNDAY 書序前言】讀這本文集，認識「三十會」，我們先要張開兩套坐標。一個是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在香港政治的角色，另一個是三十世代在香港權力分佈圈中的位置。

中產階級在香港政治的開放和民主化中有沒有貢獻，是個爭論了二十多年的老問題。傳統智慧告訴我們，中產階級如果夠壯大，不只可以在民主社會裏起到穩定的作用，甚至還可以在不民主的社會中開出新局。但香港的情似乎有點不同，我們的中產階級往往被貼上「溫和」與「理性」的印象標籤；而「溫和」在此意味妥協，不與建制做過多的爭持；「理性」則意味務實，也就是不好高騖遠，承認現實的意思。

至於專業，由於已經獲得相當不錯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更享受到政治權力的特別眷顧(例如立法會中的功能組別)，就更是溫和中的溫和，理性中的理性了。所以在一般情下，標榜中產專業形象，而又大喊「理性」者，其實只是保守，甚至反動。他們的言論不會過火，他們的要求也不過分；他們不急於改變現狀，又想小修小補；他們的教育背景使他們不反對民主理念，也不反對社會公義；但是他們更想到手的甜頭可以多嘗幾口，更想自己的特權能夠延續。

可是帶濃厚中產專業色彩的「三十會」，卻和我們印象中那些很中產很專業的論政者不同，讀這本文集，你會發現他們原來很批判，言論也可以很犀利。最主要的，是他們以中產而專業的身分，卻對過往香港中產階級與專業人士信守的主流價值，提出了非常不同的異談。這種異議大可以「文化‧視野」四字概括。套用龍應台教授的說法，如果香港社會的主流價值就是「中環價值」的話，「三十會」這個原本很「中環」的團體，彰顯出來的卻是「中環價值」以外的原則：搵到食之餘不忘民主，自己功成名就也還要社會公平，經濟發展以外不能沒有人文精神。

發掘早埋的毛病種子

為什麼「三十會」的中產專業，和我們熟悉的港式中產專業會有這麼大的分別呢？這就是牽涉到這個團體的另一項共通點了：他們都是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打從回歸以來，香港有個流傳甚廣的神話，那就是香港衰落了，香港的黃金歲月以及曾經有過的美好事物都一去不復返了。這說法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一、它無條件地肯定了香港回歸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情；二、說這些話的人有不少是自命創造了那無限美好的黃金歲月的嬰兒潮世代。

現年三十多歲的青年都經歷過那傳說中的黃金時代，或許也痛心今天的香港，但是他們對那段傳說卻不無保留。至今依然在政商各領域佔據要津的嬰兒潮世代，很喜歡把昔日香港的成就看作自己的功勞，但對於香港的「由盛轉衰」，他們卻很奇妙地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彷彿一切都是因為「一代不如一代」，又彷彿忘記了自己仍然是各個領域裏最有權勢的人。「三十會」成員所屬的這層「下一代」卻有很不一樣的解讀，他們回顧過去時不敢肯定那段黃金歲月的含金量是不是真的那麼高，他們身處當下時會問有多少毛病是以前早就埋下的種子的結果。

所以在這本文集裏面，我們看到的雖然是對時局和社會現的分析，但卻可以讀出新一代中產專業人士對上一代中產專業鼓吹的文化價值的偏離與反思(其實，「文化視野」這四個字根本就不可能出現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主流口中)。「三十會」的努力，代表的是新一代重新定義香港價值，重新勾畫中產與專業形象的企圖。我們應該看這本書，也應該繼續關注「三十會」的專欄，因為我們都在參與一場重新描述香港，重新創造香港的運動。

梁文道：因言論自由之名

【都市日報-兵器譜】如果說傳統上，「左翼」代表著進步、改革甚至激進的話，那麼「右翼」指的就是保守和傳統了。然而當代社會最奇特的一種現象就是右派往往顯得更大牌更開放，而且滿嘴都是「改革！改革！」。

比如言論自由這個理念，本來是十七世紀至法國大革命時期左派高舉的口號。

他們要求守成襲舊的皇室貴族廣開言路，不禁人民質疑他們甚至反對他們的意見；他們又要教會離開政治，不得干預其他人公開發表自己對信仰的看法。也就是說，左派是歷史上最早推動言論自由的力量，而言論自由和宗教寬容原來是對連體嬰。

但是在丹麥漫畫引起的劇烈衝突裡，我們卻看到言論自由與宗教寬容儼然成了對立的兩端；更詭異的是在這場事件裡最出力捍衛言論自由的，居然是反移民反伊斯蘭的右派。

且看第一個刊登那些「辱回」漫畫的《日耳蘭郵報》，就是丹麥的右傾報章，常常發表要把伊斯蘭移民趕回中東的言論。而很多聲援它的媒體與組織也從不掩飾自己要建立一個文化更純正單一的歐洲的立場。

這個怪象自有其背景。二次大戰之後，歐洲各國無不嚴防法西斯主義死灰復燃，種種正面褒揚納粹的言論更是沒人敢碰，有的國家乾脆立法禁止公開展示歌頌希特拉的圖像與口號。然而近年新納粹主義興起，「光頭黨」人數也開始上升，原來的禁區就屢遭突禁了。

有趣的是他們最喜用「言論自由」當招牌，指責政府和主流傳媒的抵制，阻止他們公然向希特拉致敬，反對他們散佈反猶太和反伊斯蘭移民的言論。

有點像一個電視藝員在節目裡「問候」某些觀眾的父母以致被罰，然後還要抗議：「都沒人權自由，我問候你娘親都唔得！」。

所以這幾年來，我們就看到了各式各樣詭異的「言論自由」主張，諸如歧視移民的自由、言語性騷擾的自由、歧視少數族群的自由。當然還有，侮辱人家宗教的自由。

梁文道：如何煮一頓公平晚餐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上次剛說完公平食品，就在書店裡看到《一席公平饗宴：七十個名人食譜》(A Fair Feast：To CelebrityRecipes)這本新書了。編輯Vicky Bhogal是近年相當紅的食譜作者，印度血統，英國長大，還是個美少女呢。

大家都知道流行音樂圈子從來不乏關心社會、投入慈善甚至政治活動的人，這幾年為「窮國減債行動」四處奔走的Bono還被《時代》雜誌選為2005年度風雲人物。

也是在Bono等大牌明星的鼓吹底下，去年八大工業國高峰會議在英國舉行的時候，全球的流行歌手還辦了三場《Live8》大型音樂會，一方面為「使貧窮成為歷史」這個運動造勢籌款，一方面向那些最發達國家的領袖示威。而「使貧窮成為歷史」的其中一個主題，正正就是公平貿易。

Vicky Bhogal看到音樂界的人這麼賣力，不禁自問：「我們這些舞鍋弄鏟的廚師們，又能為這個世界的公平做些什麼呢？」這真是個好問題。的確，我們常常聽到有歌手搞慈善演唱會，但一說到慈善籌款晚宴，主角好像從來都不是廚師。一個歌星可以憑歌寄意，抨擊戰爭；一個廚師又能不能用他煮的菜去控訴世界的不公呢？

於是就有了《一席公平饗宴》這本書，集合了七十個名人，一人推介一款食譜，全書收入悉數捐給「公平貿易基金會」。可是說實在的，要用一款菜式去傳達公平貿易的理念，確是有點難度。所以這些食譜強調的就是做菜的材料應該儘量利用公食品，不如說名廚Antony Worrall Thompson介紹的，就只不過是Tiramisu罷了；但他強調自己的Tiramisu不僅令人沉醉，而且公平。公平在哪裡呢？原來他要大家作這道「公平Tiramisu」時，必須使用公平咖啡豆和公平巧克力！

比較令人失望，或者也有人會因此覺得興奮的，是這本書裡的七十個名人作者除了英國頂級大廚，和電視煮食節目明星如Keith Floyd和Nigella Lawson外，還有一些食壇之外的名人，賣的當時不是廚藝，而是名氣。

Elton John和他的新婚男伴推薦的菠蘿梳乎釐，看來還算不錯，而且也不難做。時裝設計師Katherine Hamnett的生菜沙律就開始有點欺場了，主要材料就是四棵小生菜，很像從不下廚的明星在電視上表演的玩意。但設計師不愧是設計師，搞名堂是一流的，這道沙律叫做「防炭疽沙律——食物就是良藥」。最不堪的是Bridget Jones' Diary的作者Helen Fielding，她的食譜是這樣的：「一、從雪櫃裡拿芝士出來；二、把黴掉的切掉；三、食。」是不是有點麥太feel呢？

我還知道很多人最關心的，不是食物的來源公平與否，而是它的味道。味道不好，再環保再對農民有益都不行；味道要是好，管它割了魚翅的鯊魚有多疼，也管它蕉農是否都餓得昏在田裡。還好這本書最後有Jamie Oliver壓陣，說了番安慰人心的話：「印了公平貿易字頭的食物，不只生產得有尊嚴，還要好吃！」

梁文道：劫貧濟富

【都市日報-兵器譜】如今一般人想起格林斯潘，想到的是一位擔任美國聯儲局主席十八年之久的大人物，卻很少注意他在此之前的工作。事實上他自1974年就開始參與美國經濟政策的制訂，後來更主導了美國財政決策的思路。

因為他在1974年就被福特總統任命作「經濟諮詢委員會」的主席，1981年成為列根總統的經濟顧問，後來在聯儲會主席任上又經過老布殊、克林頓和小布殊等三任總統，堪稱前無古人後亦未必有來者的五朝元老。

格林斯潘向以說話模糊聞名，美國新聞界還特設了「格氏語言」一詞形容他那涵意隱晦的語言風格。他的其中一句名言就是「如果你以為你很清楚我的話，那麼肯定你還沒搞懂」。即便如此，從他三十年來的作為還是可以總結出一套經濟學思路，那就是種混淆但極端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Rari Batra將其總結如下：「1.政府應該避免插手經濟。2.最低工資不應由法律制訂。3.個人和企業所得稅應該要低。4.政府應該平衡預算，但不應透過加重所得稅的稅項。5.對於商人和銀行家規管愈少愈妙。6.貨幣成長要壓在低檔，好抑制通脹。7.應該廢止反壟斷法。」

上述原則每一條聽起來都很順耳，但是只要仔細一看就會發現問題。比如說政府預算要平衡，但又不該加重企業和個人的所得稅，那該怎麼辦才好呢？答案當然就是壓縮政府開支，可是該壓縮哪一方面的開支呢？

以布殊正要公布的新一年度預算案來看，那就是從花在醫療和社保上面的錢入手，換句話說，要減的正是大部分中下階層美國人需要的服務。此外，格老擔任列根總統經濟顧問的時候還提出預測，指出用以支付美國人退休生活的社保基金遲早會坐吃山崩，得想想解決辦法。

他提出的辦法是(1)提高所有打工仔都要交的工資稅。(2)降低社保年金，也就是所有退休人士可以申領的退休金。這麼一來，即使是嬰兒潮一代紛紛退休也不用怕了，只不過所有打工仔現在多交點稅罷了。理論上新加回來的稅應該投入社保基金，以保未來無憂，但事實上在格老和共和黨政府的操縱下，這些錢全都挪去彌補政府開支。

與此同時，企業和有錢人的所得稅又被大大壓低。因此整個方案的實質就是用社會保險金快要沒錢了當藉口，一方面減少退休年金，一方面要打工仔交多點稅；但多回來的錢卻全部拿去填充有錢人少交的稅！

梁文道：說笑話的時機

【明報-筆陣】德國的《世界報》在最近的一篇社論中問了一個很多人都覺得應該問的問題：「伊斯蘭承受得起諷刺嗎？」答案是可以，當代最愛說笑話的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杰克(SlavojZizek)就曾撰文回憶鐵托治下的前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那真是個笑話不斷的時代，波斯尼亞人愛拿馬其頓人的民族性開玩笑，基督徒則發明了一堆嘲諷伊斯蘭的下流故事。情就有點像今天的中國，連電視上都很常見取笑各省特性和方言的段子。但是大家都知道這是玩笑而已，沒有誰會真的動氣，更不會釀成大規模的暴力衝突。

那麼，為什麼丹麥《日耳蘭郵報》連載的穆罕默德漫畫會引發出一場國際風暴呢？有人指出這是因為伊斯蘭教嚴禁人物肖像和偶像崇拜，把他們的先知變成漫畫主角自然是犯了大禁。可是這種「反偶像主義」曾經發生在幾乎所有主流宗教之中，早期佛教就完全不見任何佛陀造像，中世紀的拜占庭帝國也發動過搗聖像的運動。我們熟悉的聖誕老人，尼古拉主教，一度是阿姆斯特丹的守護聖人，新教徒興起之後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把阿城裏的所有尼古拉聖像一一拆卸銷。反過來看，雖然今天主流的伊斯蘭嚴禁先知肖像，但奧圖曼土耳其帝國也曾出現過大批描繪先知的圖畫。更有意思的是大家今天隨便一查，也會發現網上原來有這麼多的先知肖像。

為什麼那麼多的穆罕默德圖像不曾惹起全球伊斯蘭的憤怒，為什麼其他嘲諷伊斯蘭的笑話不會讓一個國家的領事館慘遭火焚，偏偏是《日耳蘭郵報》這一系列漫畫出了問題？齊杰克總結那些下流笑話盛行的年代，說那是前南斯拉夫聯邦還沒分裂的時候，大家交換這些挖苦對方的段子反而顯示出彼此的「兄弟情誼」，顯示出大家同是一面國旗下的成員。到了上個世紀的90年代，同樣的笑話已經不再流行了，因為過去無傷大雅的玩笑在族群矛盾惡化、宗教衝突加劇的歲月裏變成了可以招致殺身之禍的惡毒攻擊。同樣地，我們看丹麥漫畫事件也不能抽象地辯論「伊斯蘭能不能承受諷刺」，而要把它放在現實的背景裏分析。

英國《衛報》近日的系列分析就指出了《日耳蘭郵報》本來就有右翼的傾向，常常作出反移民和反伊斯蘭的言論。在《衛報》2月6日的報道中，更爆出了《日耳蘭郵報》3年前因為不願冒犯基督徒，而拒絕刊登一位漫畫家諷刺耶穌的作品，充分顯示出這份丹麥報章的雙重標準和既定立場。這個情好比一個日本學者出版論著，指出南京大屠殺的死者數字不像中國人所說的那麼多，未必就會讓中國人立刻發毛火大；但要是一份本來就很右傾且常常攻擊中國的刊物發表了同樣言論，效果可能就大不相同了。而且我們知道《日耳蘭郵報》決定要找漫畫家來畫這一批漫畫的理由是要測試伊斯蘭的底線，本來就是非常挑釁的行動，還要發生在這最壞的時機。

這是個什麼時機？這是歐洲反移民主張日漸高漲的時候，是現代伊斯蘭主義(即俗稱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正盛的時候，是「文明衝突論」使得西方右翼與伊斯蘭世界雙方的神經繃得最緊的時候。在這種時刻，任何一點火苗都足以燃起巨大的爆炸，《日耳蘭郵報》這一系列漫畫就是這點不幸的命運星火。在這最危險的時刻，大家應該努力降溫，促進和解。西方國家的主流社會要做的不是去幫現代伊斯蘭主義一把，讓它有更壯大的理由；而是想辦法從根調和這種糅和複雜仇恨情緒的極端身分政治。

美國哲學家韋斯(CornellWest)在其近著DemocracyMatters裏十分精要地總結了現代伊斯蘭主義興起的特點：「就像美國有色人種的宗教信仰一樣，中東、非洲和亞洲被壓迫的百姓把宗教傳統當成自己的定位，用以懷疑現代西方，並且與之保持距離。在他們主要經驗裏面，西方總是那個把一隻腳踩在自己脖子上的帝國。雖然他們欣賞現代資本主義發展出來的技術，但是他們對西式資本主義的壓迫性措辭和實踐深懷疑懼，更討厭其中包含的那種非常物質的個人主義與享樂主義。這等態度不是對現代的幼稚拒絕，而是一種試圖以自己的方式進入現代世界的嘗試。」

丹麥漫畫事件可怕的地方是它十分複雜，卻又因此很容易變得簡化。複雜的是它涉及到一連串重大的學術問題，例如言論自由有沒有底線？宗教寬容有沒有上限？俗世社會和宗教價值是否必然矛盾？價值多元的和平社會又是否只是個不可能的幻想？伊斯蘭是不是一定不能與俗世的西方現代社會和平共存？簡化就是把整個事件抽離具體的社會政治脈絡，立刻上升到這種抽象層次的哲理討論。我不是反對這類討論，相反地，這些議題十分有意義而且迫切。但要小心它們也會被吸納到意識形態的戰場裏面，成為雙方各自徵召的口號與武器，最後使得整個危機擴大成不可協調的徹底對立。

在一份聲援《日耳蘭郵報》的全球網上聯署聲明裏，就處處可見這種簡化的危機趨向。通篇盡是「我們西方民主社會」與「伊斯蘭」兩種名詞的對立，無處不強調民主社會是如何珍惜言論自由，伊斯蘭的死亡威脅又是多麼可怕。這種措辭手段不止把事件描述成西方和伊斯蘭的對立，使得言論自由的民主社會與一種宗教信仰顯得誓不兩立；更把發出死亡威脅的部分激進分子擴大成了整個伊斯蘭社群。這類思路與布殊發動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時的藉口何其相似？又和新納粹主義常用言論自由作為理由辯護

他們公開展示法西斯旗幟的手法何其一致？「民主社會」、「言論自由」、「政教分離」這些概念經過操弄成了分隔兩大陣營的旗幟，真正需要時間去沉澱去深思的議題反而被一一掩蓋。

讓我們想像，一個溫和的伊斯蘭改革派組織敢不敢在這種嚴峻的情下叫大家冷靜，要伊斯蘭社會接受言論自由的價值？如《衛報》般中央傾左的西方媒體在拒絕刊登那些漫畫之後，又會不會被人譴責為「沒有勇氣的懦夫」呢(其實已經有這種評論了)？辯論言論自由有沒有底線是一回事，化解緊張的仇恨與歧視是另一回事；前者當然重要，但在當前的國際局勢裏，後者更顯迫切。就算《日耳蘭郵報》毫無惡意，只是想透過漫畫刺激辯論，可是它明顯地選錯了時機，做了件愚不可及的錯事。

梁文道：格老

【都市日報-兵器譜】做了十八年的聯邦儲備理事會的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這個號稱「除了美國總統之外，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終於退休下台了。

假如你只看香港的中文傳媒，你一定會以為這個傳媒總愛「格老」「格老」地叫的人物，是個從不犯錯的聖人，是個比所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起來還要偉大的英雄。其實格林斯潘在美國從來都是極具爭議性的，尤其在科網狂潮爆破之後，肯定他和否定他的輿論幾乎是各佔一半。

許多經濟學家都曾撰文質疑他的決定，批判他的路線。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帝格力茲(Joseph Stiglitz)比較溫和的批評，到「預測專家」巴特拉(Rari Batra)乾脆用整本書去攻擊「格林斯潘的騙局」，「格老」的論敵實在不少。拿過「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award，專門頒給美國年輕經濟學家的獎項)的紅人克魯曼(Paul Krugman)，更是老在《紐約時報》的專欄裡拿「格老」開刀。

為甚麼格林斯潘遠渡重洋來到香港之後會變得如此神聖，幾乎不見任何負面評論呢？

當然，我們都知道在他擔任聯儲局主席期間，美國錄得了有史以來低的通脹，又催生了前所未見的經濟增長，還有人說他搶救了好幾次金融危機。

但是與此同時，大家也不該忘記格林斯潘留下來的美國是個深陷失衡困境的經濟體。預算赤字和國際收支赤字都到達了從未曾有的高度；另一方面貧富差距擴大，工作機會零增長，這一切都使得今天的美國經濟愈來愈像個泡沫，而且是個必定會引發連鎖效應的泡沫。

美國人格林斯潘之所以成了香港人眼中的「格老」，主要原因就是他的主張非常符合本地流行的經濟觀點，那就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

按照這種思路，自由放任的市場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會自動解決所有問題；相反地，就最低工資和公平競爭法則等同國家干預市場，肯定會出大麻煩。這種主張在香港部分人眼中幾乎就是唯一正確的經濟學，凡是懷疑它的人不只是非主張經濟學的信徒，甚至是根本不懂得經濟學。

至於這種主張有甚麼問題，格林斯潘又怎樣依據這種主張決策，我們下回再說。

梁文道：招領記憶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和很多人一樣，我為剛買回來的書立了一個規矩，未曾翻閱淺嘗就絕不上架。結果自然是場災難，地板上一大堆書迫得家人無路可走。新年講究意頭，為了讓大家財路亨通，我趁假期收拾藏書。結果有很多意外的發現，原來有那麼多書自從帶回家那天起就被忘在角落，無人垂顧。好好一間房子，被我弄得像一個失物招領處。

齊格飛．藍茨（Siegfried Lenz）是德國最受歡迎的當代作家之一，他的《德語課》是許多人都讀過的，《失物招領處》則是他03年出版的近作。《失物招領處》的故事很簡單，完全就建立在失物招領處這個概念上。男主角亨利是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聰明可愛而且單純，他家經營一間生意不錯的陶瓷店，又有長輩在鐵路局當主管，但他既不想仰賴祖蔭也沒有什麼鴻圖大志，一心只願在火車站上的失物招領處當個小職員。

失物招領處是個迷人的工作環境嗎？在亨利的眼中，是的。原來人類真是種善忘的動物，什麼東西都能丟在火車上，於是火車站裏一個小小失物招領處就像個雜貨攤，從最常見的衣物、手袋、照相機到結婚戒指、野餐餐具和飛刀，無奇不有。這裏每一樣東西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曾在一個人的生命中佔有一個位置。如果那是一根手杖，或許它曾支撐過一位老人行走站立，與他形影不離；可是，若它真是件不可或缺的東西，為什麼又會給人忘在車上呢？是那老人有了根更好的手杖，還是老人已到了起不來走不動的地步呢？所以一個失物招領處也是個充滿謎題與失落記憶的地方，亨利喜歡猜測其中的秘密。

有人來認領失物的時候，也是亨利的另一個歡樂時光。例如一個雜耍藝人要認領他的工具箱，亨利按規矩要他證明那箱子的確是他的，於是藝人就純熟地拿出箱裏的玩具耍弄起來，失物招領處頓時變成了小舞台。結果當然是大家歡呼鼓掌，藝人心滿意足地取回自己的東西。因此亨利認識了許多人，各行各業不同年齡，這裏是個小世界。

有些東西可以忘記，例如雨傘；有些事丟不了，但最好忘記。亨利在失物招領處結識了一個從俄羅斯巴什喀爾地區來的數學教授，成為好友，齊格飛．藍茨透過這段友誼寫出記憶與遺忘更宏大的一面。現在的德國離納粹時代甚遠，大家都忘了種族主義和仇恨政治的肆虐，但那是段不該被遺忘的記憶，因為只要忘了它，它就會自己回來，變形以另一番面目重現。這是記憶的吊詭，只有記住悲劇，它才不會重演。

我喜歡亨利的嗜好；他收集書簽。要是失物招領處裏的書放了太久都沒人要，他就會拿起來翻一翻，看看它是否夾書簽。書簽這種東西很有意思，本來是樣提醒讀者書讀到哪一頁的小道具，最後卻往往連它都給忘在書裏，消失在書中間。整理書架的時候，你就會發現這些失落了的記憶。

梁文道：進一步跟進

【都市日報-兵器譜】做公關要懂說話，特別是在遇到危機的時候。所謂說話的藝術往往就是講一些說了等於沒說的話，一方面迷惑聽者，讓他們覺得你果然回應了問題；另一方面則用空洞的言語去填塞記者招待會場的空間與時間。

這種藝術是可以學的，否則就不會有人開顧問公司訓練企業和政府管理階層了。但在更多的情況下，這種藝術包含了一些套話和標準用詞是用不著學的，只要聽得多，耳濡目染，到時一張口就能不經大腦地噴薄而出。

例如「進一步跟進」這五個字，最近大家恐怕就聽過不知多少次了。從意外接連發生的九廣鐵路，到最近的埃及車禍事件，許多有關負責人就很愛把它當作口頭禪，一遇問題，答案必定包括「我會進一步跟進。」

表面上看「進一步跟進」是很負責任的話，意思是說話的人會追查事件的來龍去脈，搞清楚事故的前因後果，然後有所動作。但事實上這五個字既沒有查清事情所需時間的時間表，也沒有追索事故方向及程序的路線圖，更沒有表明接下來的動作到底是甚麼。

「進一步跟進」的妙處在「進一步」三個字其實是多餘的，既然有了「跟進」，又何需「進一步」？但加上「進一步」之後，給人的感覺就是你已經在「跟進」了，現在還要加把勁再「進一步」，於是五個字連在一起就格外有種大局在握，所有動作都是現在進行式的感覺。

不知道下頭發生甚麼事的高層分外適合說「進一步跟進」。因為坦白講，細節實在不是領導們一時三刻摸得清的，但為了顯示一切盡在股掌之中的雄渾氣魄，一句「進一步跟進」就能暫時打發很多問題了。最近有個小童的母親手持雙程證，很快就要給趕回內地，無辜小孩無依無靠不知有何著落。事情給傳媒揭出來之後，社會福利署的回應就是「進一步跟進」。

它的意思其實就是；一、我們甚麼都不知道，你現在問我，我也答不了甚麼；二、可是由於你問到我們這裡來了，我只好回應我們一定跟進；三、光是這麼說聽來很沒出息，所以還得加上「進一步跟進」以示我們早在你提問之前就已在「跟進」了。這類公關套話細聽之下當然是無聊的廢話，可是因為說得太多也聽得太多，所以我們居然聽得很順耳，久而不覺其怪，廢話是有催眠效果的。

梁文道：時代是會變的，春天不遠了

【明報-筆陣】「時代潮流，浩浩昌昌」，自從中共建政以來，這八個字就一直出現在異見分子的口中，預言中國共產黨因為違逆時代大潮，很快就要倒台。89年六四之後，每一年的六四紀念日也都有很多身在海外的民運分子把這八字真言掛在嘴邊，說共產黨明年就要完蛋了……然後每一年再重複上一年的預言。為什麼中國這樣的專制政體還不崩潰？為什麼「時代潮流」不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麼強大？這已經是個學術界熱中解謎的大難題了。很多人指出，今天的中國政府把它的統治合法性建立在高速的經濟增長之上，只要中國繼續保持它驚人的經濟成就，共產黨就不可能瓦解。

然而，正是因為如今「和平崛起」的中國要拼經濟，我們才真正看到「時代潮流」的龐大力量，它不會令中共垮台，但它一定能迫使中共改變它的統治方式，例如改變它控制媒體的程序和手段。我知道，這時候說這種話很可笑。因為《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周刊在農曆年前才被迫停刊，此前分別還有《新京報》與《南方都市報》的改組；最近又傳出了《斷背山》與《藝伎回憶錄》被禁止上映的消息，而聲稱「絕不做壞事」的Google則為了進入中國甘願自行過濾敏感字眼。這一切都在說明無論中國看起來有多開放多先進，它始終還是那個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在全球排到一百多位之後的國家。我們用不質疑由共產黨政府控制輿論與媒體的決心，但我們懷疑的是它還能控制多久，還能控制到什麼程度。我們不用再去和共產黨爭辯言論自由的理念問題，我們只需要去看它還可以怎樣扼殺言論自由。換句話說，重點不再是應不應該，而是能不能夠。

余杰在他聲援《冰點》及其主編李大同先生的文章中指出，《冰點》停刊是個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因為李大同先生和他的同事們不但不沉默，反而公開反抗，既接受境外媒體採訪，還上書中紀委投訴。或許余杰太年輕了，不知道上個世紀的80年代也曾有過一份引領潮流的報刊不甘受壓，奮起抗爭；那就是欽本立先生主持的《世界經濟導報》。89年4月，《世界經濟導報》接到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的命令，要把刊登了「耀邦同志活在我們心中」座談會摘要的439期刪節改版。但是它的一群青年編輯拒不從命，照原樣出刊。最後，這份名震一時，以擅打「擦邊球」和敢說真話聞名的刊物，終於在海內外新聞界熱烈的支持聲中被「處理」掉了。

可是李大同先生這回選擇站出來，其效果和當年終究是大不相同的，因為今年是2006年，不是1989年。

今年已經是2006年了，北京很快就要主辦奧運，上海很快就要主辦世博，「讓中國走向世界，讓世界走向中國」的美夢終要成真。讓我們想像，如果屆時再有一部《斷背山》，再有一部《藝伎回憶錄》，而且還是被禁止上映，這個世界認識到的是個怎麼樣的中國呢？花了幾十億的浩大工程所帶來的宣傳效果，只要一兩道簡單的手序一兩頁的簡單的命令，就能夠完全抵銷了。這兩年來，中國媒體和學界大力提倡JosephNye所說的「軟實力」，據說連政府也都打算把國家形象放進「和平崛起」的整體規劃之中。那麼共產黨到底懂不懂「軟實力」來自哪裏？又知不知道國家形象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壞的呢？

難道精明如胡錦濤就真的看不出當前中國形象種種「深層次」的矛盾嗎？一方面中國是最愛講「文明」的國家，滿街都是「文明商號」「文明單位」；另一面卻要龍應台教授公開叫陣和你講講文明說點道理。一方面在美國報刊大賣廣告，告訴美國百姓中國來買石油企業絕無惡意；但另一方面則在眾目睽睽之下整肅自己的報紙。難道中國政府就不知道在海外觀察家的心目中，《冰點》和《新京報》等刊物的言論尺度才是中國形象的指標嗎？它們愈是大膽敢言，人家才愈覺得你果然是個愈來愈開放愈來愈值得信任的伙伴。反過來，中宣部覺得中山大學艾曉明和袁偉時兩位教授的文章有問題，不敢出來公開辯論，卻倒行逆施地橫加封殺，這豈不等於公告天下：「我就是辯不過人家，我就是沒道理」？如此中宣部宣傳出來的是個什麼中國？

又有很多人把所有「反華」分子說成只是不認識中國，叫他們多點來中國自己親眼瞧瞧。但你想一想，他們來到中國白天參觀完各項偉大成就之後，晚上回到酒店房間上網，一大堆自己慣訪的網頁都開不了，他們得到的是怎麼樣的認識？兩岸開放探親旅遊那麼多年了，如今大陸又有這麼多的台商定居，為什麼台灣本土化的趨勢依然有去無回？這是對祖國的認識還不夠深，還是「因了解而分開」呢？

今年已經是2006年了，中國政府也跟上潮流強調知識經濟，主管教育的官員甚至豪言要辦出世界第一流的大學。但是與此同時，即使是北大和清華等重點中的重點，學生們要上境外網站也是諸多限制速度過慢。他們尋找資料的範圍要比香港的小學生還不如，花去的時間成本要比美國一所社區學院的學生還高。你叫這兩家學校去和哈佛耶魯競秀，這豈不是個笑話？

至於文化產業和創意經濟，看到近鄰的「韓流」甚猛，我們又怎能落於人後。所以中國各級政府也大力提倡文化產業，想方設法地推動影視娛樂工業。可是矛盾就在於過去全屬國有的確是全部推出了市場自負盈虧，但同時又堅持各種各樣不依法律沒有明文的審查機制，這等於迫我們的文化產業綁起一隻手在海裏和別人比賽游泳，存活尚有困難，何求勝？想要興盛文化產業，第一個必要條件不是政府給的優惠和補貼，而是自由的創作環境和開放的文化土壤。如今的中國政府卻三不五時地就下文件不准電影低俗不許電台主持有「港台腔」，中國又怎能不成為韓國和荷李活的金礦？

當然，政府可以選擇性地禁止外國文化產品進口，就像它今天禁掉《斷背山》一樣。但是你只要走到內地任何一個城市看看，《斷背山》的翻版影碟在哪裏是買不到的呢？中宣部也可以禁止「境外滲透」，但說得上是滲透，你就防也防不了。牛津大學專研人權問題的MatthewGibney，在他為「國際特赦」組織編輯的GlobalizingRights文集序言中說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一個研究中國社會的美國人類學家告訴他，今天的中國人之所以愛談「權利」，連犯人都懂得「維權」，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美國的警匪電視劇看得多。那些劇集裏的警察每回捉到犯人，都會高喊「你有權保持沉默……」，而犯人則往往回應「我要見我的律師」。如果害怕西式民主觀念透過媒體毒害國人，以後是不是應該禁止報道任何國家的大選消息呢？

今年已經是2006年了，中國的國勢愈強，經濟發展得愈好，它在媒體政策上的矛盾也就愈被迫近極限；無路可退，也不可能有比現在更好的控制手段。

1991年春節的大年初二，《世界經濟導報》的張偉國被關了20個月後，終於放了出來。他去給他的老上司欽本立先生拜年，因病臥不起的欽先生對張偉國說：「失敗不要緊，要緊的是有沒有作為。我們又在一起了，像是在這裏召開編前會，《導報》精神是不會死的。」今年是2006年，今天是丙戌年大年初四，我在這裏向李大同先生、盧躍剛兄及《冰點》周刊的所有編採人員拜年，致敬。「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時代是會變的，時代已經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