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書展的沮喪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不只一次了，書店店員告訴我，有些客人會跑去問他們：「請問有沒有梁文道的書？」也不只一次，有些訪問我的記者會談起：「你的作品好像很難買。」這些情況當然令我尷尬，因為他們的問題不在於我是不是一個「作者」，而是假設了我既然被當成「作者」，那肯定是出過書的。出書這個問題，困擾多年。出版社的朋友找過我，我也找過他們，但總是到了最後關頭就停了下來，總是到了一個時候就再也提不起勁。

比如說書展的時候。聽說今年的香港書展有點不同，不再只是個大型墟市，多了些文化。但只有今年，我是匆匆進門之後轉身就逃。多年逛書展的難受經驗累積到如今這一刻，實在再也承受不起。不是人多得難受，而是書多得難受。

墨西哥作家賽伊德（Gabriel Zaid）有本非常風趣迷人的小書，就叫做《So Many Books》。他做了一個小統計，發現古滕堡發明活字印刷術的年代，一年只有一百本書出版；到了電視出現的1950年代，每年推出市場的書是25萬種；過了兩千年，寶貝，全球一年平均有一百萬種新書！根據這個數字，賽伊德把蘇格拉底的名言「我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我的無知」改造成「我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讀書萬卷之後，我甚麼都沒讀過。」

道理很簡單，賽伊德說：「如果一個人一天讀一本書，那麼他將遺漏了同日出版的其他四千本書。換句話講，他沒讀過的書將以每日四千倍的速度不斷超出他所讀過的書，而他的無知也以四千倍的速度超過他所知的事情」。引用約翰遜（Samuel Johnson）的說法，挫折一個作家的最好方法就是把他丟進圖書館，因為裏頭有那麼多你從未聽聞的作者和書。在我的情況下，書展代替了圖書館。因為書展展出的是正在流通的書，其中有多少能夠被揀選保存在圖書館裏呢？

何況我們家裏就有一個小圖書館。不論你藏書多少，那都是一個圖書館，因為我對圖書館的定義很簡單：它是一堆你看不完的書。賽伊德引述一名西班牙哲學家的說法，「所有的圖書館都是一個閱讀計劃」，說得實在太好了，所有計劃都是不會完成的。不過如果你只收藏字典一類的工具書，情況會好很多，至少你的朋友不會抽出某冊大英百科全書，然後問你「讀過這本書嗎？你對它有甚麼看法？」

書架上從未讀過的書是種道德負擔，敗德如我也不免感到它的重量，書架的沉重我完全體會。更沉重的壓力來自朋友的書。不知是我認識的作家愈來愈多，還是朋友中成了作家的愈來愈多，近年收到的贈書不斷增加。我很擔心萬一路上遇到朋友，問起我怎麼看他的作品，這該怎麼辦才好？難道要像我被追稿時跟編輯說：「咦？我Send了喎，乜你重未收到？」一樣，告訴我的朋友：「咦？乜你Send了咩？我未收到喎。」

梁文道或黃世澤：播客

【都市日報-兵器譜】直到目前為止，大概還沒有甚麼主流媒體認真看待網上電台，但局勢發展之快，恐怕在他們醒覺過來的時候，就要遭到沒頂之災了。

中國網民數目突破了一億，雖然有官方的強力網絡規管，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各種突破限制的網民游擊戰還是層出不窮，闢出一片小小的新戰場。

最新的例子是繼「博客」之後的「播客」。甚麼是「播客」﹖其實就是英文「podcaster」的中譯，指的是一批玩「podcasting」的網友。「podcasting」顧名思義，是蘋果的ipod和廣播(broadcasting)的結合，是一種把廣播節目下載在ipod上的玩意。

實際上它當然不是只能在ipod上播放，所有的MP3和電腦都能用作下載節目的工具，只不過podcasting去年興起之時，主要是由一批ipod發燒友首先發動，而且蘋果公司已經宣佈它的iTunes會支援podcasting的發放和發展。

看起來它和傳統的網上電台很相似，都是一種網絡上的音像廣播。但podcasting和傳統網上電台最大的不同在於它使用了RSS2.0的功能，只要你把器材接上iTunes一類的程式，就可以即時下載最新的節目，然後帶著它到處聽。

換句話說，這有點像玩PDA的人愛用的Avant Go，不用在網上四處搜尋自己喜歡的頻道，只要簡簡單單地連接器材，你想聽想看的頻道上的最新節目就會傳到你的MP3或PMP上了。

而且podcasting是非常個人化的，就像博客一樣，你不需聯群結隊大費周章地搞網上電台，只需最簡單的器材和個人電腦，你就擁有了自己的一個電台節目或者電視節目。

已有大陸網民開設了自己的播客頻道，言論內容十分大膽，絕非一般主流廣播媒體可見。

看來黃毓民離開商台之後用不著太難受，也用不著急著籌款去搞個大型網上電台，他大可以加入播客潮流，當個新時代的名嘴。

梁文道或黃世澤：元氣玉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香港家傳戶曉的日本漫畫《龍珠》中，有一招絕招中的絕招，非到全人類生死關頭也不會用，這招叫元氣玉(或元氣彈)。

元氣彈是當悟空一類超級撒亞人，施盡渾身解數仍然未能擊敗對手，就會施展由界王所教的「元氣彈」絕招，請求全地球的人捐獻一點「氣」給拯救地球命運的悟空，然後將力量集腋成裘，最後得以克服自身力量不足，能夠擊敗對手完成任務。雖然像悟空一類的超級外星戰士，未曾在地球出現過，但在現實上，確實有類似元氣彈的絕招，這招的名堂叫「群眾路線」，在菲律賓，就叫做「人民力量」。

通常反對派在畸形政制或不公平選舉下，無法透過正常建制內的途徑，更換政府，或達致某些目的，只要可以肯定軍方不會隨便出手，反對派就可以試圖號召人民上街，持續抗議製造政治僵局，直至當政者礙於強大民眾壓力，不得不宣布下台為止。這種政治元氣彈最經典的例子，那就是菲律賓多次人民力量展現，反對派發動民眾湧上街頭，就令前獨裁者馬可斯，以及被指貪污舞弊的民選總統埃斯達拉達下台。而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顏色革命」，都是反對派發動大批民眾抗議選舉無效，製造僵局，然後政府在軍警宣布中立，甚至倒戈下被迫下台求去。在《龍珠》的世界裡，並非人人都可以令地球人響應元氣彈的號召，像比達要號召全人類捐獻「氣」給他的難度，就遠大於形象很好的孫悟空。在政治上，道理也一樣。

近年成功結集人民力量的領袖，像菲律賓民主化功臣科拉桑（Corazon Aquino）、烏克蘭總統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都是當中表表者。尤先科在中二噁英毒前，更曾被譽為烏克蘭首席美男子，以樣貌俊俏聞名。因此，缺乏民眾魅力的領袖，不要不自量力學人隨便發動人民力量，否則只會製造笑柄。不過由於「人民力量」這種政治元氣彈力量相當強大，一旦使用這招的人心術不正，對國家帶來的災難是空前。毛澤東為了鬥臭當權的劉少奇，不惜以他的獨有魅力，號召年青一代投身文化大革命，為中國帶來空前災難。如果由心術不正的人，擁有號召萬民的力量，可算極為危險。

當然，只有政制畸形不公的情況，才值得發動人民力量。而發動人民力量的目標，是為了追求更好的制度。如果一個國家可以一而再，再而三需要人民力量這種元氣彈，這個國家的政治，都明顯大有問題。

梁文道或黃世澤：正藍旗

【都市日報-兵器譜】百年老店國民黨在台灣有「老K」之稱，K者乃取自「國民黨」三字英譯的第一個字母。所以它們搞起黨主席選舉又可以叫做「K主大賽」，勝選的馬英九則是「老K」的新任「K主」。

從一個在過去台灣島內人人都要退讓三分的威權體制執政黨，到今天媒體公然以「老K」相稱的國民黨，其歷盡的滄桑變化，不問可知。

大家又知道台灣政壇光譜有藍綠之分。綠本是民進黨的顏色，但今天它頂多算是淺綠，因為還有李登輝那個深綠的台聯在背後。至於藍則來自於國民黨那青天白日黨徽的一片青藍色，加上脫離出去的新黨和親民黨之後合稱「冷藍」。如果說台灣的冷綠陣營誰淺綠誰深綠與誰更急於台獨有關，那麼冷藍陣營有沒有誰比較藍的區分呢？

說到這，就要從李登輝執掌國民黨時代開始的一連串分裂史談起。當年蔣經國死後，李登輝為了獨攬大權，在宋楚瑜的輔佐之下迫走一批黨內元老。出走的國民黨老臣加上不滿李登輝本土路的少壯派另立「新黨」，有趣的是，比起正在變質越來越靠台獨方向進發的國民黨，這個新黨其實一點也不新。他們完全沒有另外發明一套嶄新的黨綱和政治意識形態，反而處處強調自己才是國民黨創黨人孫中山的正統承繼者。一時之間，新黨國民黨之分變成了真假國民黨之別。

直到李登輝更進一步彰顯出根本改變國民黨的野心，宋楚瑜也在此時與他反目成仇，挾著自己的超強人氣分離出去，成立了親民黨。比起國民黨的上一回分裂，這次的派系鬥爭色彩更濃，私人權爭的味道更烈，但宋楚瑜同樣強調自己和老國民黨的血統連繫。他一樣尊崇國父孫中山，而且拼命暗示自己和蔣經國親切的私人關係。

可以說十年來冷藍陣營面一直有股正統之爭，包括最近國民黨主席的「王馬選戰」，也被人看成誰才是「正藍旗」法定繼承人的鬥爭。到底甚麼是「正藍旗」？甚麼是冷藍的正統呢？綠營正確地指出那就是「中國情結」。但有趣的是在台獨意識高漲的今天，雖然誰都想奪那面正藍旗，可誰也不敢太過強調自己的中國色彩。到底國民黨為甚麼會走到今天這一步？所謂的正統和中國情結又有什麼關係？請待下回分解。

梁文道：文明的幻象

【明報-筆陣】「文明」，是很多西方政治人物回應恐怖主義的常用語。比如說「他們是野蠻的，我們是文明的」，又或者「這是對整個文明世界的攻擊」。英國首相貝理雅在倫敦地鐵站第一次遇到自殺式襲擊之後說：「他們痛恨我們的生活方式」，也可以看成是這條思路的一種演繹。這類措辭的根據之一是不加區分地攻擊平民和軍人乃一種未開化前現代的野蠻行為，而現代文明的一大勝利就是在軍事行動中嚴格區別平民和武裝人員。

在倫敦爆炸案發生之後，長年定居英國，支持「聖戰」的知名敘利亞教長AbuBasiral-Tartusi於7月9日發出一通「教喻」(Fatwa)，指摘這次行動傷及平民，是「可恥、沒有男子氣概，缺乏勇氣及不道德的」。才不到幾天，就有另一通署名「Al-Tartusi」的「反教喻」開始流傳在英國網上的「聖戰論壇」反駁前者，提出攻擊英國百姓的合法基礎。在這份文件裏面，作者指出所有的穆斯林都不應該同情異教徒。因為恐怖主義是聖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依據伊斯蘭律法，聖戰的對象是沒有平民和武裝人員之別的。

如此看來，伊斯蘭律法果然很不符合現代文明標準。如果不想說伊斯蘭教很野蠻的話，那麼或許可以說它至少是一種依照現代西方標準來說很野蠻的文明。也就是說伊斯蘭或許是一種文明，但它卻是一種極為不同的文明。對很多西方學者和觀察家而言，事實就是如此，伊斯蘭與脫胎自基督教傳統的現代西方文明是非常不同的，不同到沒有任何溝通餘地，只有衝突的地步。最出名的例子是美國的中東史專家路易士(BernardLewis)和政治學者亨廷頓(SammuelHuntington)，後者的《文明的衝突》更成為這種思路的理論基礎。根據亨廷頓的說法，整個世界的版圖可以大致分成幾個文明區塊，如伊斯蘭、儒家和佛教等不同的意識形態宰制這幾大文明，它們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是冷戰結束之後世界動亂的來源。

九一一事件至今的一連串恐怖襲擊，看似不斷驗證了這套理論。無數的評論和報道都在重複這種文明衝突的論調，把恐怖主義的根源從全球化影響下的貧富差距，和美國長期以來的外交軍事政策錯誤，轉移到一種很抽象很單純的文明論述之上。可惜的是，這種理論的普及會使它有自我證實的能力，你愈是用「我們文明，他們野蠻」的框框去看待眼前發生的事件，它們就愈會依循這種邏輯惡化下去。在倫敦接連遇襲之後，英國的右翼分子又有了活躍起來的理由，去清真寺前示威。如果我上次在此所說的多元文化政策真的被收縮調整，如果右翼真的挑起了族群間的衝突，那就只會誘使更多本來與極端分子無關的穆斯林把問題看成不可迴避的文明衝突。

法國哲學家克黑朋(MarcCr晹pon)在他批判「文明衝突論」的《製造敵人的文化》一書中指出，恐怖主義是一種邀請大家以「文明衝突論」參與其遊戲的可怕思想，因為它試圖把一個文明簡化成一組頑固的教條，拒絕任何文明對話和溝通的可能。比方說同樣是支持聖戰，AbuBasiral-Tartusi不贊成傷及平民，模仿地化名作「Al-Tartusi」的那一位作者卻以自己對伊斯蘭律法的「正確」解釋提出更為極端的主張；我們當然還要注意有更多的穆斯林根本不支持這種或那種的聖戰呼籲。但恐怖主義卻騎劫了伊斯蘭的名義，粗暴地抹煞了伊斯蘭文明的複雜多元。假如我們也相信「文明衝突論」，認為伊斯蘭律法就像「Al-Tartusi」那通「反教喻」所說的一樣，豈不正正陷入了恐怖主義循環復仇的陷阱？所以恐怖主義可怕的地方不只是它對人命的殺傷，它就像吸血鬼一樣，透過攻擊受害者，注入自己的血液，使它也變成了恐怖分子，用施襲者的眼光看世界，以施襲者的頭腦思考。

其實我們所有人都知道貝理雅的「反恐政策」不代表所有英國人的意向，正如發動自殺式襲擊的人不代表所有穆斯林；但是包括許多中國人在內，我們卻常常很直覺地把反對英美政府的對外政策變成反美，把少數的恐怖分子變成伊斯蘭文明的具體代表，正如反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擴大成反日一樣。這就是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杰克(Slavoj脧i舁ek)所說的「意識形態幻覺」(fantasyofideology)，不是被蒙住了雙眼所以看不到現實，而是明明知道現實情卻仍然樂意相信一個不正確的幻覺。因為相信一個人代表了一個文明是那麼容易那麼舒服的一件事，很輕易地就說明了本來複雜難解的世界。齊杰克論說歐洲人反猶太主義的例子同樣可以運用在恐怖主義和文明衝突兩種思想的循環往復之上：「在排猶主義者的視野中，猶太人是這樣的一種人：人們從來都搞不清他們想要的是什麼。所以人們總是可以懷疑猶太人背後的動機和陰謀。」其實恐怖主義的源起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但是有人總是選擇不知道，寧願猜測他們背後包藏了更大的陰謀，那就是滅西方文明，滅「我們的生活方式」。

梁文道或黃世澤：正確的政策，錯誤的方法

【都市日報-兵器譜】香港電台最後決定下一個馬季不再播賽馬，將資源和節目時段留給其他節目，這本來是正確的政策。但港台在今年四月決定取消賽馬節目，並無事前諮詢公眾，政府又搶在港台之先，公布有關決定，就令公眾質疑政府有否運用行政指令，干預港台的編採自主權。正確的政策，演化成一場政治危機。

對曾蔭權爵士，他肯定想不到港台播賽馬問題，演化成一場政治風暴。但他應要問自己的問題是，為何港台播馬問題，最後竟然讓他陷入漩渦。不論政策本身方向正確，還是充滿歪理也好，若要政策成功得到公眾認受，首先要知道公眾的一些底線。這些底線包括公眾對那些手法認為不可容忍，以及公眾認為那一些價值必須捍衛。所謂的「政治正確」，其實也是迴避一些政治禁忌的手法。不論近年來港台內部管理有什麼問題也好，自港英政府決定讓港台以半獨立形式運作，享有類似英國廣播公司的編採自主權後。港台節目叫好叫座，亦被認為是言論自由其中一座重要堡壘，必須珍而重之。對香港人而言，任何有侵犯港台自主權之嫌的做法，都會遭到嚴重的反擊，以至焦頭爛額收場。而曾俊華在處理港台播馬問題上，正犯了從政不問禁忌的嚴重錯誤。港台高層在處理播放賽馬節目問題上，如何拖泥帶水都好，有關決定都一定要由港台高層自行公布，有關政治效果由他們自行負責。

一旦由曾俊華搶在港台之先公布有關決定，外界就可以振振有詞指政府有意整頓港台。加上近日商台管理層，完全忽視聽眾要求下，不單未將黃毓民的節目時段增加，還解僱了黃毓民，公眾對言論自由問題極為敏感。

在如此政治時勢下，港台不播馬的問題更應暫時打退堂鼓，等待黃毓民被炒事件解決後再作打算。在不適合的政治時機，做一項直闖公眾政治禁忌的決定，天時地利都不佳，難怪港台不播馬事件觸怒了公眾。

另一方面，港台以至政府當局，在決定播馬與否的決定時，只考慮公營電台應否播馬這個問題，就算連筆者，也是這樣去看港台應否播馬的問題。但由馬迷反映的意見，就反映了另一個問題。不少馬迷近年轉聽港台賽馬直播，因為港台重金禮聘了董驃擔任賽馬評述員，而董驃一向以敢言著稱，批評馬會以至騎練都絕不手軟。相反，商台還要顧慮來自馬會的波馬推廣廣告額，未必敢請董驃這類名嘴級評馬人。對馬迷而言，只有商台播馬，那就剝奪了他們於投注前聽取較為獨立意見的權利，那他們當然會反對政府的決定。如果政府事前做好諮詢，知道不少馬迷為了聽董驃而聽賽馬的箇中因由，政府在處理港台取消播馬問題上，處理會更為合理，而不會出現現時民意傾向支持播馬決定的傾向。

在天時地利不佳下，政府這次肯定要付出沉重代價，港台停播賽馬這項決定帶來的後遺症，需要一段時間去清理。但如果曾蔭權爵士的政府，不吸取這次教訓，採取任何行動前仔細思考當中的後果，以及民眾的禁忌，日後類似的政治災難只會陸續有來，沒完沒了，誰也救不了曾蔭權爵士，而親政府的派系，這次冷眼旁觀，他們對政府有多支持亦有目共睹。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這次事件反映是曾蔭權爵士的施政風格，筆者對未來兩年的香港政治，實在不寄厚望。

梁文道：希特勒的食相要比他的演說更真實？

【南方都市報-超低音】我們都心知肚明，如所有創作，電影不是真實的；但是，我們都想在電影里找到真實。《希特勒的最後十二夜》(Downfall)被認為是一部很「寫實」的電影，甚至真實到了有把希魔還原成人的嫌疑。但我們為什麼會覺得它很真實呢?的確除了它的美術十分精湛，看過的人都大概以為當年希特勒藏身柏林的地堡，應該就是片子里那般模樣。可是，已經有親歷納粹指揮部最後歲月的工作人員出來指證：我們那時候躲藏的地下中心哪有這麼大?真正的地堡要比電影里的佈景狹小得多了!

我又想起伍迪‧艾倫的《安妮荷爾》的經典一幕，戴安‧姬頓飾演的女主角瘋狂崇拜其時如日中天的鮑勃‧迪倫(BobDylan)，認為他簡直是神。結果在一個演唱會進口處，伍迪‧艾倫看到鮑勃‧迪倫離開廁所，於是對戴安‧姬頓說：「瞧!上帝剛從洗手間出來了」。就是如此，我們心目中的大人物，不論是聖人英雄，還是狂徒暴君，都是不吃不喝不拉不撒的；盡管我們都曉得他們也是人，不可能沒有動物應有的消化排泄。人所共知的大人物，正因為他們都是在公共領域活動的人物，才得以成為大人物。因此我們對他們的印象無一不是來自大眾媒體。在公共領域里，有權有勢的人可以憑自己的權勢不斷操弄媒體，生產自己最想看到的自己，恍如白雪公主中的魔鏡，對著天天照鏡子的惡毒皇后說：「你最美。」一旦有人把多於這種鏡像的東西也拍到公共空間裡面，尤其是私人領域里不可告人見不著光的事時，這面鏡子就會崩解碎裂。希特勒在納粹的宣傳機器中是最英明最有遠見的首領，在盟軍和戰後的記錄里則是壞到骨子裡的人魔。拍他抖著手吃飯的《希特勒的最後十二夜》又怎能不被看做是一塊丟向魔鏡的石子呢?(有朋友還是看了這部電影才知道希特勒是素食者。真個是「食素食魔」)。

近年流行為歷史上早有定論的人物翻案，李鴻章不是賣國賊，袁世凱其實最反日，亞歷山大大帝只愛男人……名單還可以一直開下去。替巨人翻案，其中一種步驟就是把我們習慣的瑰麗鏡像揭穿，為他們裝上嘴巴好吃飯，給他們廁所拉撒。也或許從他們身邊的小人物著手，目的都是還他們以人性，拉近觀者和他們的距離。所謂「人性」指的其實就是一些常人也會做的事。仿佛加上這種人性，大人物就會一一「走下神壇」，也就更顯真實。

不過，假如經過包裝神化的公眾形象不真實的話，為什麼這種平庸不過的日常就一定是真實?或者更真實呢?我們覺得《希特勒的最後十二夜》里的希特勒真實，是因為我們假設了過去關於他的描述都太過典型；但何以見得一個女秘書的眼睛就能照出實相呢?如果這種做法就是顯露真實的話，那麼寫實豈非太容易了?如果影片里舞台上的鮑勃‧迪倫很像神，小便就能輕易摧毀他的神格嗎?

所以我一直不敢對朋友說《希特勒的最後十二夜》很真實，更不能說它是部翻案片，因為電影里的那種人性不一定比傳說中的魔鬼更真，也不一定有衝突。藝術的寫實如果也是一種做作，只是一種意識形態，那麼如今流行的「人性還原風」一樣是種意識形態。它建立在我們對真實和人性的假設之上，而這些假設不無可疑之處。我寧願以為《希特勒的最後十二夜》不是更真，只是不同。

梁文道：殖民地不只是一個香港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今年香港書展有一本書的熱賣程度叫我們一眾朋友通通跌破了眼鏡，那就是王慧麟的《閱讀殖民地》。這是本連作者都自認一定會滯銷的書，他在序言裏清清楚楚地把它定位成「孤芳自賞型」的作品，只會趕客，而且趕走的客人一定不回頭。但是在書展現場上，我目睹一些被懷疑是平常痛罵「港英餘孽」、狠批民主派不愛國的「維園阿伯」狀的人物排隊買這本書。這就更叫人奇怪了，因為王慧麟的政治立場，我們都很清楚，他做過民主黨的助理，捐過錢給「長毛」參選。

或許是因為《閱讀殖民地》裏有一批剛剛解封的前英國殖民地部份檔案原件複印，王慧麟分別據之分析了港英如何跟蹤前左翼青年、如今的豐大班鄭海泉；又拿一個叫做馮飛鳳的人做例子，說明當年的港英政權怎樣打壓在大陸學成歸來的青年教師和左派學校。看這些如山鐵證，怎能不叫人熱血沸騰，更為自己當年理所當然的「反英抗暴」義舉感到自豪？

九七前後，學界一度風行「後殖民主義」，但往往側重在電影裏看到香港的模糊身影，於文學中讀到香港那叫人難以啟齒的身世故事。說來說去都是中英兩國夾縫間的香港文化身份，怎樣游離在民族和國家的?事之外。但是對於前港英時期的政治經濟分析，卻幾乎交了白卷，就算有，也絲毫沒有進入主流媒體，似乎還不如七十年代左翼知識青年的火力規模。

主流社會裏關於殖民地的說法，要不是懷念當年英國人的本事樣樣都好，就是憤恨英國人的奸狡埋下地雷如今一一引爆。《閱讀殖民地》的特點就是跳出了這兩個極端，承認港英治道的聰明但不盲目歌頌殖民政權，指出了殖民政府的詭計卻不帶強烈民族情緒。王慧麟做的，是精要把握英式殖民地管治這種獨特的統治類型，而且眼界超出了香港，遠達馬來西亞和非洲。

初識王慧麟，我還以為他在倫敦亞非學院念的博士是專攻非洲殖民史，因為說起那一塊塊的前歐洲殖民地，他總有不斷的故事。《閱讀殖民地》裏講到其他殖民地的篇幅，可能比講香港的還要多。唯其如此，我們才看到原來港大創辦人、前港督盧押爵士（Lord Lugard）把在港的經驗總結成「間接管治」（indirect rule）理論，然後通行大英帝國所有殖民地，教懂各地總督聯合當地的土豪劣紳一起控制百姓。反過來，肯尼亞土著的暴亂則使得英國人反省管殖民地一定不能來硬的，要善用心戰，於是有了麥理浩在香港的大規模福利擴張。可見要搞懂香港的殖民統治，一定要把它上升到英國全球戰略的高度，甚至和其他殖民帝國的手法做個比較。

話說回來，以王慧麟法學博士的學術根底，這本書本來可以很難啃；但做過報紙主筆電視新聞編輯的他，卻能用最精簡明暢的文字寫作。說這本書一定滯銷，是他過慮了。

梁文道：我的AV歲月

【明報-世紀?新書】就像上次替湯禎兆寫的序一樣，我要再次強調日本次文化對我們的影響，不是一種透明並且直接的植入，而是越淮為枳地被我們積極改造，成了香港年輕人自己的文化加工產品。

這是我的第二回為湯禎兆的書寫序了。讀書稿，我發現原來這是一種整理自己記憶的探索體驗。因為阿湯寫的，都是我成長經驗中不可或缺不可磨滅的一部分；而且在反日氣溫正在升高的這刻，我必須說，那一部分全部來自日本。這是已經發生的事實，如何愛國也無法否認。阿湯是我這一輩友儕之中，對日本文化研究用力最深，著述最多的；這也是我們這些吃日本次文化奶中長大的「小漢奸」們不能否認的。

坦白招認，我們這班年過三十的傢伙 (男性 )，有誰沒看過日本AV呢？幾年前，我參與一本文化雜誌的編務，向仍在某暢銷周刊工作的劉細良邀稿談六四回憶。好傢伙他用的筆名竟然是「加騰鷹」。還記得在編輯室裏，我和拍檔胡恩威臉上都掛一絲略顯淫邪的笑意，罵劉細良自大得不知廉恥。如果你不懂我在說什麼，如果你不知道誰是加騰鷹，那你一定不是「自己人」。

就像上次替湯禎兆寫的序一樣，我要再次強調日本次文化對我們的影響，不是一種透明並且直接的植入，而是越淮為枳地被我們積極改造，成了香港年輕人自己的文化加工產品。例如「大丈夫」這三個字，看過日本AV和色情漫畫的，一定見過這個常用語。對我們這些不懂日語的人而言，這三個字大概就像它在漢字字面上的意思一樣，指的是威武不屈的雄性氣概。所以看那些男角對正在嬌喘連連的女優說一句「大丈夫？」時，我們多半以為他或許是在問：「點呀？係唔係好勁呢？」

當然，後來我們知道自己會錯了意，「大丈夫？」其實是「不要緊吧？」或者「沒關係嗎？」的意思。這是一個例子，想說明的是包括語言在內，看日本AV其實是一連串的誤讀和文化翻譯。AV作為一種影像語言產品，同樣有它自己的文法和詞彙。和大部分人的常識相反，色情電影並不只是赤裸的性場面紀實，也不只是直接訴諸什麼人類最原始的慾望，這麼簡單。人的慾望再怎樣原始，到底也要經過文化的調節和塑造；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慾望形式甚至慾望對象，你看了大有反應的東西可能只是我們的催眠劑。因此，日本AV的情節、埸面和角色其實也是建立在一組固定的符碼之上的，日本人如何欣賞它們，與我們的觀感一定不大相同。比如說日本AV在進入「打真軍」的動作之前，常見漫長的「震蛋」之類的玩具操弄過程。這就不一定很對我們的胃口了，尤其是看慣了很快就「埋牙」的美國色情片的觀眾，一定覺得這群日本人真無聊。

與一般的電影電視不同，色情片對觀眾有更高的要求，它不只希望你坐欣賞，還要引誘你以動作參與，比方說自慰。我曾經聽說，日本AV的情節推進速度和日本表年男子自慰的速度相關，不是片子考慮了每個人的「爆發點」，而是每個人在單獨觀賞的時候都會把自慰變成一種儀式，任由影片的事去規約自己的動作節奏和心理狀態。如果看AV自慰是種普遍的現象，那我們大致可以猜到，它一定需要一個可以獨處的觀影空間。湯禎兆在本書裏就指出日本年輕人開始在房裏擁有個人電視機，與AV興盛的相互關係。但在香港，有多少年輕小伙子可以享受這種奢華，有自己的房間還要有自己的電視？所以看日本AV，對很多人來講更有種偷偷摸摸的快感，要趁家裏沒人的時候小心翼翼提心吊膽地看。難怪當年大學剛畢業，我到一些獨居的男性同學家中作客，會見到櫃子裏有一片片日本AV，而主人則面帶驕傲的微笑。他長大了，他有自己的房間。

關於性別剝削與物化女性的問題，我自然不敢或忘，這也是我過去看色情電影和漫畫一直看得於心不安的原因。最早接觸女性主義的影像批評，我覺得自己簡直就像揹上了原罪。我看那些「顏射」場面看得那麼爽，原來是種邪惡的大男人主義作祟，這麼多年來我都把女人當成了什麼「東西」了？後來看了回帕索里尼的電影，又讀了點薩德侯爵的小說，再研讀過巴塔耶等左手寫色情小說右手寫色慾史的思想大師，才開始釋然：「鹹濕」都可以搞成理論，「大丈夫」！再後來，我又知道了更「進步」的女性主義學說，更是能夠坦蕩蕩地喊一聲「色情無罪，睇碟有理」。其實，事情當然不是一條直線往前進這麼簡單。關於色情文化產品的政治和道德評價，至今沒有定論，例如女性主義法學家 CatharineMacK- innon就從未在論戰中認過輸，堅決反對色情電影，堅持那是一種剝削。

無論你怎去判斷色情電影的道德價值，我覺得你不能不先去了解它。我看過許多分析色情影片的文章，不能說不仔細，每一個鏡頭的角度都算得清清楚楚，就像文學作品一樣，一副「文本細讀」 ( close reading )的作派。但正如不少「文化研究」毛病，它們對文化工業的成品關注得過多，對於那產品的生產方式和過程卻了解得太少，一不小心就會淪為自說自話。湯禎兆這本《AV現場》難得之處，在於它可能是中文世界裏第一本進入AV工業的作品，從它的導演、男優、女優、配角、星探到製作和發行的過程，每個環節都照顧到了。篇幅不大，但卻面面俱全地剖析了日本AV工業的內幕和運作方式。想研究色情文化，這是本基礎材料；想要幫助香港發展創意工業，這是塊有趣的他山之石 (原來鹹戲都可以搞到這麼有系統 )。你也可以像我一樣，人家只是藉這本書，回首自己的青春歲月，解開往日困擾心頭的迷題，例如：「點解加騰鷹咁勁？」

最後，對於那些又愛日本又愛國的朋友，我想你們得弄清楚市面上的日本AV幾乎無一不是老翻。所以大家盡可放心大力打擊日本人的知識產權，振興我民族翻版工業。

梁文道或黃世澤：學術自由

【都市日報-兵器譜】抗炎英雄之一，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副教授管軼，最近因在中國內地研究H5N1流感病毒，觸怒某些官員，被中國農業部官員下令汕頭大學與香港大學合作的聯合流感研究中心關閉。這次事件，令人關注中國政府有否在沙士一役中吸取任何教訓。

管軼教授對國家的赤子之心，毋庸置疑，雖然他是一名港大教授，但他一直以華南地區各類奇怪病毒為研究對象，並且一次又一次以他的自然科學知識，對國家作出貢獻。為何管軼教授作出任何與政治無關的研究，卻被人強行干預？

社會科學的研究不見容於當權者，並不奇怪，因為社會科學研究是社會運作。一旦當權者作出一些有悖於常規的決定，這些人最先會看得出來，因此獨裁國家的當權者，無一不對研究社會科學的忠直之士除之而後快。像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前校長馬寅初，早在五十年代就知道毛澤東的人口政策有問題，屢次發表論文反對，但反而被迫害。在文革十年後，中國政府才知道後果嚴重，結果要推出有違人權一胎政策，以及現在已成怪物的計劃生育委員會。

自然科學的研究，由於不涉及政策得失，甚至有助當權者鞏固軍事實力，因此不少獨裁國家，都是著重理工方面的研究，而故意輕視社會科學。不過，如果自然科學的理論，有可能挑戰當權者的權力基礎，那研究自然現象都可能是一種罪。像波蘭的哥白尼神父，他所提倡的「日心說」，現時大家都認為是常識，但在當時，他的理論是直接挑戰當時教會所提出的「地心說」，這會危害教會的絕對權威。結果支持哥白尼的數學教授伽里略，因此被天主教會迫害。這次管軼的實驗室，之所以被勒令關閉，並非管軼的研究不夠水平，實驗室設備不合標準，而是管軼對各類病毒的研究，對那些瘋狂追求經濟增長的地方官員是一大威脅。在沙士期間，官員如何千方百計隱暪疫情，都知道這些報喜不報憂的官員，根本不可能會歡迎像管軼這類的科學家，警告世人在華南地區流行各類病毒的危險性。

因此，不要以為專心一意研究自然科學，就可以不用走在捍衛學術自由的前線。作為科學家，不論研究的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應為了有爭辯真理的權利，為了學術自由而奮鬥到底！

梁文道或黃世澤：學術自由

【都市日報-兵器譜】抗炎英雄之一，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副教授管軼，最近因在中國內地研究H5N1流感病毒，觸怒某些官員，被中國農業部官員下令汕頭大學與香港大學合作的聯合流感研究中心關閉。這次事件，令人關注中國政府有否在沙士一役中吸取任何教訓。

管軼教授對國家的赤子之心，毋庸置疑，雖然他是一名港大教授，但他一直以華南地區各類奇怪病毒為研究對象，並且一次又一次以他的自然科學知識，對國家作出貢獻。為何管軼教授作出任何與政治無關的研究，卻被人強行干預？

社會科學的研究不見容於當權者，並不奇怪，因為社會科學研究是社會運作。一旦當權者作出一些有悖於常規的決定，這些人最先會看得出來，因此獨裁國家的當權者，無一不對研究社會科學的忠直之士除之而後快。像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前校長馬寅初，早在五十年代就知道毛澤東的人口政策有問題，屢次發表論文反對，但反而被迫害。在文革十年後，中國政府才知道後果嚴重，結果要推出有違人權一胎政策，以及現在已成怪物的計劃生育委員會。

自然科學的研究，由於不涉及政策得失，甚至有助當權者鞏固軍事實力，因此不少獨裁國家，都是著重理工方面的研究，而故意輕視社會科學。不過，如果自然科學的理論，有可能挑戰當權者的權力基礎，那研究自然現象都可能是一種罪。像波蘭的哥白尼神父，他所提倡的「日心說」，現時大家都認為是常識，但在當時，他的理論是直接挑戰當時教會所提出的「地心說」，這會危害教會的絕對權威。結果支持哥白尼的數學教授伽里略，因此被天主教會迫害。這次管軼的實驗室，之所以被勒令關閉，並非管軼的研究不夠水平，實驗室設備不合標準，而是管軼對各類病毒的研究，對那些瘋狂追求經濟增長的地方官員是一大威脅。在沙士期間，官員如何千方百計隱暪疫情，都知道這些報喜不報憂的官員，根本不可能會歡迎像管軼這類的科學家，警告世人在華南地區流行各類病毒的危險性。

因此，不要以為專心一意研究自然科學，就可以不用走在捍衛學術自由的前線。作為科學家，不論研究的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應為了有爭辯真理的權利，為了學術自由而奮鬥到底！

梁文道：他們炸出了什麼東西？

【明報-筆陣】面對倫敦受到的恐怖襲擊，中國的輿論民情再度呈現出它過度簡化的世界觀。要不是指斥布殊主義愈反恐愈恐怖，就是抨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派野蠻兇殘，彷彿整件事就是英美的鷹派和蓋達組織兩大陣營之間的再次交鋒。攻擊英美為首的新帝國主義被認為是「左派」路線，同情倫敦支持反恐的則被稱為「自由派」。大陸網民言論有的站穩「左派」立場，禁不住要「為倫敦遇襲鼓掌叫好」；有的則堅守英美政府路線，大喊「民主國家必將勝利」。其背後假設是但凡同情英美的就等於同意美國霸權，就等於忘記民族立場獻媚洋人；另一方面是支持美國就等於支持自由民主，攻擊美國及其盟友的就是反民主反自由。在這樣的視野底下，任何國際時事來到了中國，都只能淪為我們自己意識形態口水戰的談資，變成內部政論的扭曲延伸。

其實在這個時機發生這樣一場恐怖襲擊，除了分析美英政府反恐政策的成敗之外，還可以有更多的切入方式。因為它不只是美英反恐政策的試金石，也是歐洲統一這場歷史性運動的一個轉折點。原因是這次襲擊正好發生在歐盟憲法瀕臨出局的關口，而且施襲者不是什麼來自阿富汗的聖戰士，卻是在英國土生土長的青年人。歐洲統一的其中一個難題是怎樣處理那麼多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平等共存，這裏所指的不同民族不只是傳統的強勢民族，並且包括了像德國境內的土耳其人這等數量日益增長的「新移民」。所以歐盟特別強調多元化政策的重要，試圖在一個超民族的憲政國家格局底下，保存不同文化傳統的身分認同。且莫論多元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如何困難，光是這種政策的定義定性就已歧義枝生莫衷一是了。

偏巧在這個節骨眼上，一個在英國長大，接受英國教育，甚至想要加入英國板球代表隊的第二代移民，居然成了英國史上第一個發動自殺式襲擊的恐怖分子。自從這4個年輕人的身分先後曝光，英國媒體的焦點已經轉移到「為什麼英國人要殺自己的同胞」之上了。這個問題牽扯下來，還會引出一連串疑問：什麼是英國人？移民算不算英國人？是否不管到了多少代，伊斯蘭世界的移民也永遠不可能成為真正「愛國」的英國人？英國的移民政策是不是出了問題？它的關口太開闊？英國對待移民族群的文化是否太寬容？這一堆問題的核心正好呼應了整個歐盟面對的困境：什麼是多元文化政策？它有效可行嗎？

在倫敦連環爆炸案發生前出版的《外交事務》期刊7月號上，美國尼克遜中心「移民和國家安全計劃」主任RobertLeiken發表了一篇相當引人矚目的文章Europe'sAngryMuslims。在這篇算是有「先見之明」的分析裏面，作者以去年謀殺荷蘭導演凡高的兇手MohammedBouyeri為例，說明即使是生在歐洲長在歐洲的青年，一樣可以忽然變成激進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派。原因之一是他們雖然住在歐洲，但實際上卻把自己隔離在一個由移民同鄉組成的小社區裏，不只無法融入主流社會，而且很容易心生被排斥的感覺，進而變成痛恨「同胞」的異鄉人。RobertLeiken還很聳動地拿當年穆罕默德先知從麥加到麥地那的「大遷徙」對比今天伊斯蘭信徒移民歐洲，就像先知去麥地那建軍然後奪回麥加一樣，如今的伊斯蘭也正在歐洲茁壯好重返伊拉克。換句話說，歐洲是伊斯蘭世界的殖民據點，英國人的倫敦是巴基斯坦人的「倫敦斯坦」。

這種論調並不新鮮，另一位學者史萊辛格(ArthurSchlesingerJr.)早在上個世紀的90年代初，就警告過美國的多元文化政策正把「全國分裂成一小片一小片爭論不休的同族聚居地和部落，鼓勵而且讚揚文化及語言的種族隔離」。

面對移民和少數族群，西方國家在過去數十年來有一個政策上的重大範式轉移，那就是從過去的「吸收同化」變成現在的「多元共存」。所謂的多元共存在政策上的實現就是「多元文化政策」，當然各個國家各有不同的演繹，最早實施此類政策的加拿大走得最遠，它甚至容許講法語的魁北克有獨立選擇移民的權力。西班牙在加泰羅尼亞地區的做法亦很接近加拿大。德國則准許土耳其人聚居區的中學以母語教學，但它的目的在於把土耳其人隔開，當作遲早要回家的外人。法國往往給人掛羊頭賣狗肉的感覺，口說尊重各種文化傳統，實際上走的還是同化的老路。近日法國政府禁止穆斯林女生戴頭巾上學，就惹起了國際伊斯蘭社會的爭議。至於英國，則被一些觀察家標舉為歐盟的模範生之一，既不像加拿大式的國中有國，又不急於歸化移民。它的作法是由政府介入，協助各個族群成立自己的代表性機構，一方面資助它們搞一些保存和發展獨特文化的活動；另一方面透過它們間接掌握各族群的動態，同時維持各族群間的平等均衝。

然而，正是一向標榜多元的英國出了事。左翼會認為這固有的作法不夠徹底，徒有裝點門面式的文化多元外觀，但欠缺足夠的語言和就業政策配套，使得少數伊斯蘭族群受到歧視。右翼則會認為多元文化政策已經太過火了，忽略了怎樣把移民變成正統英國人，使得少數伊斯蘭教徒對拉丹的忠誠勝於對鄰居的同情。

倫敦恐怖襲擊不只把種族間的矛盾挑了起來，還把過去幾十年來的多元文化政策擺上了擂台。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與此相關的歐洲統一進程也將受到挑戰。歐盟諸國各有移民政策，但國民彼此之間的出入境卻毫無困難，這意味

一些被某國排拒的移民可以透過加入另一國籍，輕易地拿「乾淨護照」走進來。有鑑於此，一直是歐洲統一火車頭的法國已經暫停執行《神根條約》。但你也可以反過來看，歐洲的激進伊斯蘭現象更加證明了歐洲各國合作的必要，各國情治機關需要更緊密的聯繫。同樣被放在十字路口上的，還有歐盟自身的多元文化政策，到底是該進一步追求一個理論上可以容納所有宗教所有文化的超民族國家，還是尋找和鞏個一個以白人和傳統西方文明為基礎的老歐洲？4個年輕人和4包炸藥，突然搖擺了本來就在疑雲之中的政治實驗。究竟，風將往何方吹動呢？

梁文道或黃世澤：怎樣對待移民

【都市日報-兵器譜】直到目前為止，倫敦自殺式恐怖襲擊事件的主謀之中，已有兩人被確定是第二代移民。這兩個年青人雖是移民之後，但生在英國長在英國，接受一般英國小孩都要接受的教育，玩一般英國小孩都會玩的遊戲，其中還有一個更立志要成為英國國家足球隊的成員。為什麼？

很多英國人都不懂為什麼他們要去炸自己的「同胞」，而且還是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英國不算是一個對待移民非常友善的國家，但也不算是歐盟最排外的國家。

雖然有像部份阿仙奴球迷這樣的群流氓，平日就反移民，現在更聲稱要摧毀清真寺，但種族主義卻從未成為其政壇上一股明目張膽的勢力。不像法國，有勒龐領導的「國民陣」，公開聲稱要把老外趕回家。法國政府有明確的國家文化政策，想把各方外來文化吸收整合起來，而且嚴拒伊斯蘭女子戴頭巾上學，惹起伊斯蘭世界的不滿。

「但英國不同呀」，英國人大概會有這樣的疑問。英國政府倡導多元文化政策，鼓勵各個族群維持自己的特色，准許不同宗教團體自辦學校而且傳授宗教教義。

為什麼那麼尊重多元化文化的英國，還會有這麼一批第二代移民響應極端主義的號召，攻擊自己的「袓國」呢？所以有人提出必須彷效法國，採取更嚴厲的移民政策和文化歸化路。但法國的路子真的走得通嗎？雖然法國官方沒有加入「攻伊聯盟」，可是法國卻也是歐洲的一塊種族主義溫床，種族糾紛不斷，是其社會秩序的病灶。真正的問題在於面對移民和外來文化時，大家似乎都只有兩種選項:要不是走法國的吸收整合路線，把外來者馴化成純正法蘭西;就是走英國的多元路線，讓各族群各有安身立命之地，然後期待他們互不干擾相安無事。英國的方式看似平等，尊重了伊斯蘭、印度和華人等不同族群的文化主張;其實它極端起來卻容易走向另一種歪路，那就是讓各種族群相互隔離，猶如同一片土地上的不同國族殖民地，就像一個世界民族文化村，過一條街是小印度，再多走幾步就是小巴基斯坦。這讓我想起近年一些學者提倡的主張，就是各種文化固然要得到平等對待的權利，但同時也要創造環境鼓勵他們溝通交流甚至批判地對話。真正自由的國家文化政策不只是讓小女孩可以戴頭巾上學，而且還要給她反省頭巾意義的機會。

一個在印度教徒家庭生長的孩子不必然要認「同」印度教，他也該有認同伊斯蘭的可能。

梁文道或黃世澤：恐怖主義（下）

【都市日報-兵器譜】如上文所述，恐怖主義的精要在於以小博大，而要做到以小博大，要求成員犧牲性命是在所難免。因此，任何恐怖組織，背後都需要精神力量支持，才能驅使參與者失去自己的性命，成就恐怖事業。

而支持恐怖主義的精神力量主要是民族主義和宗教，在以巴開始和談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一度以恐怖主義手法，爭取巴勒斯坦獨立，而巴解組織的力量源於巴勒斯坦人與猶太人的多年仇恨。不過，巴勒斯坦人建立自治政府後，巴勒組織除了一些很難控制的激進派系，大致上都不愛以恐怖主義手法抗爭。

有時候亦有民族主義問題與宗教糾纏不清的時候，如愛爾蘭共和軍除了反映英國人與愛爾蘭人的矛盾，亦代表了天主教徒與新教徒在當地的恩恩怨怨。不過，《聖經》並未有任何地方，容許恐怖分子自行詮釋，支持他們殺害平民的行為。因此，在宗教上，愛爾蘭共和軍的所作所為開始站不住腳，而他們近日都傾向以和談，逐步解決英愛之間歷史遺留的種種問題。

回教《可蘭經》本來是一本主張寬容的經典，並非如外界想像般，鼓吹暴力。在十字軍東征期間，回教國家對宗教的寬容程度遠比仍在黑暗時代的歐洲來得強，當時的回教文明也是最金碧輝煌。但《可蘭經》當中的「聖戰」（Jihad）概念，被個別原教旨主義分子曲解，不幸成為了恐怖分子的理論基礎。

「聖戰」本來是捍衛伊斯蘭教的終極手段，聖戰亦分小聖戰和大聖戰，小聖戰就是刀劍之爭，大聖戰是個人對私欲的對抗，目的都是維護整個回教信仰，為聖戰而死的人可以上天堂。但本來《可蘭經》對發動聖戰有極嚴格的要求，亦不容許有人用聖戰作為傷害無辜的藉口，有人曲解聖戰的意義，就指回教愛用暴力傳教，這未免太過份。

不過，自十八世紀回教原教旨主義興起後，那些意圖建立神權國家的狂熱教士，對《可蘭經》中對聖戰的諸多限制拋諸腦後，只是斷章取義地指為恐怖襲擊而死會上天堂，而西方的異教徒都是壓迫回教，都是該死的。加上回教徒可能在社會受到的一些壓迫，極端分子便源源不絕，生生不息。

如果世人對宗教經典繼續作出斷章取義的解釋，任何宗教都可以是恐怖主義的根源。

梁文道或黃世澤：恐怖主義（上）

【都市日報-兵器譜】今年7月7日，對全體英國國民是永誌難忘的日子，恐怖分子在無事前預警下，於繁忙時間，在首都倫敦的地鐵站和雙層巴士，同一時間發動多次炸彈襲擊，造成大量平民傷亡。

提到恐怖主義，由於九一一的印象太深，大家自不然聯想到拉登，以及由他領導的阿蓋達組織。但恐怖主義本身，又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現時並無一個公認的恐怖主義定義，不過由策略來看，恐怖主義與游擊戰術的分別在於，一般以推翻政府為目的的游擊戰爭，會盡量避過平民目標爭取民心。恐怖主義恰好相反，恐怖分子愛以平民為目標，平民死傷越多，所達致的政治恐嚇效果越大。

像西班牙火車炸彈案，就令支持西班牙出兵伊拉克的人民黨大選中失利，由反對出兵的社會黨取而代之。

因此，恐怖分子為了他們的目的，肯定是視人命如草芥。其實以恐怖主義，試圖以最小的力量，達致最大的殺傷力，迫使對手答應某些政治訴求的做法，早在公元前一世紀已經出現。

當時反抗羅馬對以色列統治的猶太人，下毒毒死與羅馬友好的猶太貴族，可視為恐怖主義的開端。

而恐怖主義這個字本身，源自法國大革命時的雅賓各派（Jacobin），當時的公共安全委員會表明，以一切恐怖手段對付異已，英文因此出現恐怖主義（Terrorism）這個詞語，而雅賓各派當權時期亦稱為恐怖時代。不過，由針對平民目標，以小博大的特徵著眼，雅賓各搞的是恐怖統治，而非恐怖主義。

在二次大戰前，恐怖分子很難像今天般，動輒發動死傷過千的襲擊。但在大戰後，大殺傷力的槍械以至炸藥變得普及，現代都市的人口遠比昔日密集。

加上冷戰期間，不論美蘇雙方，為求打贏「代理人戰爭」，都訓練了不少反政府民兵，正規軍事知識迅速流入民間，令恐怖分子有能力運用軍事裝備，來進行針對民用目標的襲擊。

因此，由戰後開始，恐怖分子開始有能力持械劫機，後來發展至汽車自殺式炸彈襲擊。

之後有奧姆真理教以化學武器沙林毒氣攻擊地鐵站，最後拉登甚至訓練懂得駕駛民航機的死士，於九一一當日襲擊紐約世貿中心。

科技很難走回頭路，只要有人仍然相信恐怖襲擊是解決政治問題的有效手段，恐怖襲擊的陰影就永伴隨現代都市人。

梁文道或黃世澤：公共廣播機構

【都市日報-兵器譜】全世界的公營廣播機構都不會否認「滿足公眾利益」是他們的使命；但甚麼叫做公眾利益，如何衡量他們有沒有滿足公眾利益，卻各有不同的詮釋。

比如香港電台，你說播賽馬和流行歌曲叫不叫符合公眾利益呢？如果只是因為市民大眾喜歡就算是符合公眾利益，那港台是不是該變身成《蘋果日報》和《東方日報》的電子版呢？

如果反過來說質素高、有文化水平和容納另類觀點的時事節目才叫做推動公眾利益，但又沒有多少人收看收聽，那該怎麼辦呢？

在衡量公眾利益這一點上，港台一直擺不脫的困惑是不能像一般民營傳播機構那樣，只看收聽率收視率，更不可能依靠牟利能力來判斷其成敗。因此香港電台電視部才會發展出「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這種質性指標。用以客觀衡量它的節目質素。

此外，另一種方法就是依靠輿論，由大眾輿論告訴大家港台辦得怎麼樣。可是甚麼叫做大眾輿論呢？

在過去二十年裹，報刊雜誌上經常出現的一批專欄作家，出書受歡迎，官商常巴結，或許就是引導輿論的意見領袖。於是港台就開始系統地透過飯局、聘任顧問，甚至請他們做節目主持等方法，和他們建立友好關係。日子有功，我們不難發現每逢港台有事，都必有一批名人作家挺身而出大力護航，尤其是在張敏儀仍然出掌港台的那段日子裹。

但長此以往也不免走上一條歪路，就是這些意見領袖的意見竟成了衡量節目質素的最明顯準則。於是出現了某些節目明明十分出色，但因為不入這批名家法眼，沒有專欄響應，就被內部評價為不具影響力，打落冷宮。

一群意見領袖的意見成了港台評價其滿足公眾利益與否的指標，久而久之，追求公眾利益的另類意義就是追求公關上的成功。更糟的是為了一方抗拒政治壓力，另一方面為了抗衡商業媒體在閱聽人數上的競爭，港台日漸傾向與各方社會賢達結盟。

每有高官離職，每有名人驟紅，港台就會拉他們助陣一陣子。比如說請前官員權充DJ，播歌訴心聲；但他們是不是特別擅長做DJ呢？不是。結果除了和名人建立了聯繫，滿足了一部分人的八卦心理外，這類節目可有達致任何公眾利益嗎？

身為公營廣播機構，港台沒有氣魄利用自己的資源去把另類意見納入主流，不敢捧紅不為大眾所知的有才之士，只是循環再用其它商業媒體製造出來的名人文化，還請經營公關公司的人物當主持。它自己終於也就變成了一個公關廣播機構。

梁文道：啟功死了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啟功先生不只是大書法家，而且可能是產量最高的書法家。你看，就算到了翻版天堂羅湖商業城，居然也有商店的牌匾是啟功題字。於是有人拿市面上買回來的啟功作品請他老人家親自鑑定，老先生看一眼然後笑咪咪地說：「這不是我寫的，我寫的沒那麼好。」

啟功先生去世前一周，我正在看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的《啟功口述歷史》。董橋在〈敬悼啟功先生〉一文裏提到的那場「張溥會」，就是出自本書。話說啟功年少時候，常去溥心畬先生那兒學習，自然見到不少文人雅士出入，親歷了早輩中國讀書人的風雅遊戲。其中最令他難忘的就是有一回，與溥心畬並稱「南張北溥」的張大千來了，二位泰斗當眾人面前筆會。「只見大堂中間擺一張大案子，二位面對面各坐一邊，這邊拿起畫紙畫兩筆，即丟給對方，對方也同樣。接過對方丟來的畫稿，這方就根據原意再加幾筆，然後再丟回去。沒有事先的商定，也沒有臨時的交談，完全根據對對方的理解，如此穿梭接力幾回，一幅，不，應是一批精美的作品便產生了，而且張張都是神完氣足，渾融一體，看不出有任何拼湊的痕跡。」

啟功一生，沒落皇冑看遍了民國新生的北平風華，經過數十年山河破敗幾朝興衰，到現在得大名於天下，連羅湖商業城也要掛上冒牌字畫，清貴之氣竟被拿來妝點俗市。他是怎麼活過來的呢？我想，答案就在他的遺照裏。總是笑咪咪的，好一個能容萬事的寬厚長者。我尤其喜歡他抱維尼熊兔寶寶的模樣，可愛透了，冒犯地說一句，就像一個大玩偶抱一個小玩偶。可惜《啟功口述歷史》沒說他是怎麼喜歡上毛公仔的，解不開我的八卦問題：一代國學大家，書畫大師居然愛好收藏毛公仔？

曾有傳言，說啟功自稱「大熊貓」，書裏澄清了。原來改革開放之後，來他家求墨寶的人無日無之，從清晨六點排隊排到晚上九點。但凡大書家而人又和善可親，都少不了這苦。像啟功輔仁大學的老同事臺靜農，當年在台灣也飽經仰慕者折磨，要友人出主意相助。啟功先生的辦法是在門上貼條子：「啟功因病謝客」，但想不到連這條子也給人揭了去，如獲至寶。後來又有朋友說他像熊貓，才誤傳那些條子上寫的是「大熊貓因病謝客」。

大家都知道啟功是滿清皇室之後，雍正的第九代孫。世局變了，愛新覺羅這個姓從封建餘孽成了現代藍血，所以有些求字的信愛寫「愛新覺羅‧啟功收」。但老人堅持自己上啟下功，就是不用愛新覺羅，更討厭被稱作「金啟功」，於是在來信上標明「查無此人，請退回」。這是啟功先生的堅持，就像他的另一個老師齊白石，在日軍佔據華北時，收到偽國立藝專的教授聘書，就寫上「齊白石死了」五個字，原件退回。不侍寇敵，不以血統顯貴，都是老人的氣節。而老人們，都真的死了。

梁文道或黃世澤：公營廣播（下）

【都市日報-兵器譜】上文提及公營廣播與國營廣播宗旨上的分別，讀者不難明白，為何左派提出要香港電台成為政府喉舌，與香港普羅大眾的想法，有多大的分歧。但香港電台作為公營廣播機構，播賽馬，搞金曲頒獎禮，又合不合理？

對公營廣播應否去製作小眾節目，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一種看法認為，公營廣播機構製作節目的方針，一方面要堅持高質素，但另一方面，亦都要面向公眾，只有面向公眾，才能維持公營廣播機構的影響力。因此，商營廣播機構不會去製作的節目，公營廣播機構同樣不應沾手。而英國，正是這種看法的表表者。英國廣播公司現時有一個體育專用頻道，亦都製作了像《一筆Out消》(The weakest link)一類娛樂性豐富的節目。

但另一種看法就認為，如果公營廣播機構都去製作以普羅大眾為目標的節目，一方面造成與民爭利，另一方面，亦都影響了一些小眾聲音發聲的機會。而德國和美國，在公營廣播的看法上，都傾向要求公營廣播機構要多做小眾為主的節目。

德國不少公營廣播機構，更是由不同社會團體共同管理。美國享負盛名的NPR(National Public Radio)所製作的節目風格，更與商營電台截然不同。由於公營廣播始終要面向大眾，有些國家亦採取兩者兼容的做法。既有面向大眾的公營廣播機構，亦有容納小眾訴求的公眾頻道。兩者節目製作理念不同，經費來源亦有分別。

希望同時能夠平衡到公眾的期望，以及能夠令小眾聲音，能夠在大氣電波中，得到公平的看待。

如果香港人真的希望香港電台作為代表香港的公營廣播機構，香港電台應否播賽馬，應否搞金曲頒獎禮，很大程度看香港民眾，到底希望香港的公營廣播發展，是走向英、日的方向，還是美、德的方向，定尋找一個中間落墨的方向。不過，由於市民對政府的不信任，以及香港電台有公營電台之靈魂，但有國營電台之軀殼的尷尬境況，加上左派對香港設立中國式國營電台的渴望，香港電台前途問題，並未得到應有的認真討論。

香港電台應否播放賽馬節目這個好課題，淹沒在長官意志，以至一堆政治的口水之中。公營廣播應往何處去，依然是混沌不清。大家猶如在濃霧中比試日本劍道，除了傳說中的盲俠座頭市，都沒有人能夠在這個局面中，找到出路。

梁文道或黃世澤：公營廣播（上）

【都市日報-兵器譜】曾蔭權爵士參選時，高調批評香港電台不應播賽馬，亦不應搞十大中文金曲，令香港人對香港電台的前景爭論不休，而且這場爭論，有可能持續下去。

傳統左派，希望香港電台成為政府的宣傳喉舌。而有不少人，對香港電台作為一個公營廣播機構，花費大量公帑去播賽馬，搞流行曲頒獎禮抱有相當大的質疑。其實這一切爭論，都應先回歸一個基本問題，到底公營廣播，與國營廣播機構，有什麼分別？

在中國、北韓這些地方，從屬於政府的國營廣播機構，成立宗旨相當清楚，那就是作為行政機關的一部分，要為行政機關宣傳政策，甚至為當權者歌功頌德。由於在共產黨眼中，黨是控制著國家，因此國營廣播機構雖然由公帑維持，但要負起為共產黨宣傳的任務。

但公營廣播機構，成立的宗旨截然不同。公營廣播機構成立的信念，在於同時對商營廣播機構和政府的不信任。單靠市場的競爭，可能令整個廣播業生態傾向一面倒。更何況電台的營運成本，以及在硬件上所需的投資頗高，大氣電波也屬有限資源，永遠不可能達致完全競爭的境界。

另一方面，如果由政府直接控制，就有可能令節目內容受到官僚的干擾，難以為公眾利益服務。

因此，一個真正的公營廣播機構，不會是政府行政架構的一部分，只會向民選的議會負責，而員工亦不屬於公務員編制。而公營廣播機構為了維持獨立自主性，在經費來源上，亦盡量少依賴公帑，而由一筆不受政府干預，但同時不受商業環境影響的經費支持。像英國廣播公司和日本放送協會（NHK）的經費，靠的是每家每戶為電視機和收音機所繳納的牌照費。近年來，公營廣播機構某程度上接受商業贊助，或出售一些高增值內容，也是維持公營廣播自主性的辦法。

香港人一直都希望香港電台扮演公營廣播機構的角色，但香港電台在架構上，卻與一個國營廣播機構無異，這亦解釋了，何故曾蔭權爵士可以如此「公開」地發表一些干預香港電台編輯自主性的言論。如果不讓香港電台於架構和財政來源上，與其他公營廣播機構看齊，要以國營廣播機構的身軀，去做公營廣播機構做的事，恐怕這並不容易。

梁文道或黃世澤：歐洲的極端伊斯蘭

【都市日報-兵器譜】倫敦受到恐怖襲擊，普遍被當做歐洲版的「九一一」。但大家可別忘了去年還有馬德里的火車大爆炸案，死傷人數遠此次倫敦地鐵站和雙層巴士遭到的政擊，也曾被媒體稱為「歐洲的九一一」。

再拉遠一點眼界，今年還有一位荷蘭電影導演，大畫家梵高的後裔，因為作品冒犯了伊斯蘭教，不幸遇害。歐洲到底出了什麼事？留意國際時事的讀者，或許還記得九一一事件中的一批劫機者，並非美國本地居民，而是來自德國漢堡。

大家都知道拉登和基地組織的網絡無遠弗屆、覆蓋全球，但一般人都不清楚國際上最活躍的伊斯蘭極端分子既不來自美國，也不都聚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而是在歐洲串聯起來的。

在最近一期的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裡，有一篇由美國保守派學者Robert S.Leiken撰寫的文章，介紹了少人為知的歐洲伊斯蘭極端分子的活動狀況。按照一般人的分類，歐洲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可以分成兩類，一類叫做「外來者」，主要身份是從伊斯蘭世界前來的新移民，若不是尋求政治庇護，就是低下階層的勞工農民。比較可怕的是第二類人，即所謂的「自己人」(insiders)。這批人在歐洲土生土長，是移民的第二代子女，不只在歐洲各國的文化環境中成長，還接受了高等教育，但還是被極端組織在大學和中學校園裡吸收，甚至成為他們的骨幹成員。

例如謀殺荷蘭導演凡高(Theo Van Gogh)的布耶利(Ｍohammed Bouyeri)，他在阿姆斯特丹出生長大，在大學唸過統計和資訊科技，在殺人時還在領取荷蘭的失業救濟金。套一句荷蘭學者的話，「為什麼他會那麼恨我們呢？」。照Robert S.Leiken的說法，這是因為歐洲太自由了。不只門戶大開，讓伊斯蘭教徒大批湧入；而且相信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鼓勵多元文化，強調不同族群應該保持他們的生活方式和信仰社群，卻不著意把他們吸收進自己的國家文化裡面。

布耶利在阿姆斯特丹住的地方被戲稱為「衛星城」，因為該區住滿了伊斯蘭教徒，家家戶戶都裝上衛星訊號接收器，好收看半島電視台的節目。這批人自我隔絕於歐洲主流文化，把在異地經歷到的不公平對待和不如意轉化成對白人社會的仇恨，遂成為恐怖主義和基要派教義散佈的最佳溫床。但事實真的如此簡單嗎？

梁文道：再論公務員的政治中立

【明報-筆陣】社會學奠基者韋伯(MaxWeber)曾經毫不客氣地批評他的德國同胞沒有「政治教養」，原因在於當時的德國缺乏政治家和政治家生存的制度環境。他說俾斯麥時期的德國缺了「一個政治家來領導國家，而所謂的政治家既非百年難得一見的天才，也不是什麼非凡的奇葩。他應該，就只是一個政治家」。政治家這種人應該在國會上為政府的決策負責，國民則為他們選出的國會負責。可是其時的「帝國議會」搞的只是不通過政府法案或拒絕預算案等「消極政治」。德國皇帝呢，卻堅持不從議會裏尋找內閣成員，他只要效忠於他和辦事能力高的官吏。結果出現的是官員掌握權力但自詡「超黨派」而不負責任，議員沒有實權卻要向國民負責的奇怪狀。於是德國縱有一時風光，終也免不了輸掉第一次世界大戰，並且政治淪喪直至二戰結束。這段歷史，我們香港人看來是否有似曾相識的奇怪感受呢？

拙作《公務員何曾中立‧AO黨豈能服眾》一文在上周刊出後，蒙公務員事務局長王永平先生於翌日發表《公務員維持政治中立配合香港政制發展》回應，意圖澄清港式公務員政治中立的意義。我現在謹就「政治中立」這一點再向王先生求教，好弄清楚香港的公務員到底如何中立。

現代文官體系雖發仞於英國，但最早闡明其精髓且說得最精到的，卻是韋伯。在韋伯看來，政治家和執行官吏等公務員之間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搞的是政治，後者做的則是管理。政治牽涉到政策的制定，管理牽涉到政策的執行。制定政策永遠有價值評斷的問題，比方說取消遺產稅與否，政治家就得在富裕階層和勞工階層之間的利益作出選擇，要在吸引未知的外來資金和保障固有的庫房收入之間下個判斷。甚至興建一條道路，也是政治判斷，因為不同的路線規劃會涉及不同區域間的利益分配。反過來，如何收稅，如何保證道路的質素，則是管理的問題。政治問題永遠帶來政治風險，因為沒有一個決定可以真正滿足所有人的需求，所有決定都得在不同的價值和利益中間排出優次順序，定出目標，決定方向。所以處理政治問題面對政治風險的人，也要負上政治責任。這種人就是韋伯口中的「政治家」，在他們而言，根本沒有「中立」可言，一切都是立場的決斷。

回到香港，自殖民地年代開始，政策的形成和制定一向就掌握在公務員手中。王永平先生雖然指出了港英時期的公務員要效忠於港督和行政會議，但各個政策部門的首長卻依然由公務員中的精英---「AO」出任，掌握了擬定政策的大權，而且可以透過文件影響行政會議的取向。研究香港公務員體制的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系講座教授JohnBurns，就在其近著GovernmentCapacityandtheHongKongCivilService指出：「香港的『AO』不只是政策制定裏的一把聲音：在2002年7月以前，他們還決定政策，為之爭取支持，並且主要是由他們監督政策的落實。自從2002年7月引進了高官問責制之後，雖然『AO』的影響力是下降了。然而，欠缺了公眾支持和建立此等支持度的機制，問責官員仍要依靠常任秘書長和眾『AO』在各個關鍵領域上的教導，確認政策選項，提供資訊和推銷政策。」這段話很精要地說出了「AO」的政治角色。

既有制定政策的權力，涉及政治判斷，就是一個應該負上政治責任的角色。至於王先生所說的「效忠政府」，根本無關宏旨。難道港督、特首和問責官員就用不「效忠政府」嗎？王先生又認為現下甚囂塵上的「AO黨」一說，純屬子虛烏有。因為「一如其他公務員，他們沒有統一的政治理念，亦不以某政治立場聯群結黨」。所以雖然「現時行政長官及某些司長、局長是AO出身，但不能說這就等於重返回歸前殖民地港英管治模式」。

「AO」不可能做到政治中立，相信前面的論述說得已夠清楚。至於他們有沒有共同的意識形態，有沒有聯群結黨，我自會另文再議。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猜疑由來已久，時任立法會議員的司徒華早在1992年就公開宣稱有一個「政府黨」的存在，「黨鞭」就是當年的布政司霍德。不過，就算沒有一個界限明確成員可數的「AO黨」，我們也必須小心文官權力容易擴大並且形成一股勢力集團的趨向，這種趨向是很多學者非常關注的問題。在很多民主國家裏面，未經民選的文官享有愈來愈大的「自由裁量權」(dis-cretion)，已是人盡皆知的事實。香港縱有王永平先生所說的各類諮詢機構和委員會，表面上可以起到反映各個界別普羅大眾的意見的作用。但在各種意見之間作出最後裁量的，主導議程方向的，到了最後往往還是全職受薪的公務員。

立法會針對西九文娛藝術區成立的小組委員會，在其近日公布的調查報告裏，詳細地說明了在高官問責制實施前後的5年裏，一小撮高級公務員和AO出身的官員，如何把一個最初只是個大劇院的項目，演變成一個龐大的文娛藝術區計劃；卻繞開了行政會議、立法會和廣大市民的監督，以及既定的程序。他們到底如何運作？怎樣集體決策？你我不得而知。「AO黨」也者，不必有明文的黨綱黨紀，它是公眾心中的一塊疑雲一種印象。立法會公布的這份報告，在這個時機出現自然只會加深公眾的這種疑慮和印象。脫離了公務員隊伍的王永平先生，不知還要奮筆疾書多少篇文章，才能洗去大家對「AO黨」的種種猜測呢？

梁文道或黃世澤：不得人心

【都市日報-兵器譜】負責香港事務的國務委員唐家璇，在哈薩克聲稱引用香港報章資料，指今年七一遊行只有兩萬一千人參與，不得人心。香港市民聽到「不得人心」這四個字，卻有點反感。

唐家璇這位主責香港事務的官員，或許不知道「不得人心」這四個字，被中共的宣傳機器搞得很不得人心。

香港傳媒甚少用不得人心來批評對方的政見，但在中共的宣傳機器，就經常用來抹黑對手。最常見的講法有「台獨不得人心」、「達賴喇嘛在西藏不得人心」、「反華活動不得人心」。有時候，作為中共的反對者，有時不知不覺間亦學了這套語言壞習慣，除了在中共的宣傳刊物，見得最多「不得人心」四字，就是法輪功的刊物。

不論中共的宣傳機器，以至反對中共的宣傳機器，用「不得人心」攻擊對方時，都並非以嚴謹的民意調查做基礎。

這次唐家璇已經比較好，至少願意表明立論根據來自香港報章。但中共的宣傳機器，在指責對方不得人心時，根本提不出任何數據，只是憑一些現象，加上「中共定必代表民意」的基本假定，在中共意識形態文宣中，反對中共就是不得人心，無需任何嚴謹的驗證，亦不需要任何民意調查。

正因為中共，甚至部分反對中共的人，經常在無數據支持下，就隨便指責對手不得人心，成長於資訊自由社會的香港人，很容易發現不得人心是一個已經被政治文宣搞手濫用的字，漸漸成為黨八股的一部分。

由香港人對「心繫家國」一類「愛國」宣傳片的冷淡反應，都可以看到香港人對硬銷成分極高的政治宣傳何其反感，更遑論「不得人心」一類的黨八股標準文字。內地官員指責七一遊行不得人心，結果成為了香港人茶餘飯後的笑料。

「不得人心」這四個字，本來是很客觀的詞語，不過被政黨濫用，作為無理攻擊政敵的用語後，任何詞語如何客觀都好，都很容易染上了主觀色彩，甚至成為了一件不單缺乏殺傷力，而且更可能自招麻煩的爛兵器。內地的官員，經常對著香港人使用過期兵器，難怪港人對中央政府的印象時好時壞。

似乎中央政府要在香港凝聚支持，可能先要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戒掉使用這些黨八股。

梁文道或黃世澤：港台的平庸

【都市日報-兵器譜】香港電台每次遇到爭論，就會有兩派不同意見出現。一方認為它應該堅守獨立編輯原則，為全港巿民服務，另一方則認為它既然是政府機構，理所當然要替政府宣傳政策。

但最近由曾蔭權發動的這一輪爭議，焦點卻落在港台應該大眾化得又評馬又頒流行音樂獎，還是要走不那麼商業化的小眾路線上。且先撇開曾先生以特首之身份公然批評港台恰不恰當的問題，也先放下政府干預公營廣播機構的疑慮，我覺得曾蔭權這番言論未必完全無理。每一回港台的獨立性遭到挑戰，就有人跳出來拿BBC作例子說明公營廣播機構可以不隨政府起舞。

但問題是港台是BBC嗎﹖它的節目有哪一點像BBC呢﹖BBC有一個電台節目叫做《Four Corners》每天請不同背景的人士談文化科學，程度尤勝商台那標榜理性和知識的《光明頂》。

比如說在本篤十六世上台的時候，他們就深入淺出地介紹了新教宗的神學思想。港台有這樣的節目嗎﹖他們暑假的重頭戲叫做《發酵的男人》，據說剛剛找過嘟嘟姐暢論城中型男。

BBC也有音樂頒獎禮，但它特別注重專業造詣而非流行程度，其頒獎範圍也絕不只限於流行音樂。如果港台每年不只把獎項給十大中文金曲，也鼓勵一下獨立音樂，古典音樂和爵士樂，比如說弄個全年最出色古典音樂手獎；今天遇到質疑，它會不會理直氣壯得多呢？

其實港台不是沒有好節目，更不是沒有好人才，只是整體而言太過mediocre，高不成低不就。

例如「十本好書」，推動閱讀確是公營傳媒的本份之一，可是找不一定好讀書的名人介紹他一生中看過的好書，十多年前民智未開或許行得通，今天還這樣搞豈不是貽笑大方？反觀兩岸，許多民間媒體就有十分專業的書獎，由專業人士送出年度最佳著作，既能推動閱讀，又能鼓勵作者和出版界。中國時報的「開卷」獎已成台灣閱讀市場指標，就是上佳例子。如果我們批評港台不重文化和小眾，它就用「十本好書」作擋箭牌，說明他們也十分有文化。

如果我們懷疑為甚麼老要找名人推介，而且那些書種上至《紅樓夢》下至幾米，全無年限和種類；我想他們則會辯解那是為了普羅大眾。這就是我所謂的mediocre，中文叫做「平庸」。

梁文道或黃世澤：和古老的屍體對話

【都市日報-兵器譜】灣仔有過這麼一條老街，叫做李節街，有很多的戰前唐樓，樓外有典型街招，門頂是華南風的牌匾。如今你去李節街，看到的則是一排沒有樓房的門面，單薄而空洞，恍如內地某些號稱民俗村的三流樂園裝設，又像電影廠的道具街景。更可悲的，是這一堵門牆居然不是原建築的遺址，而是重新用水泥砌起來的贗品。

這是市區重建局的傑作，毫不留情地拆了老街之後，再惺惺作態地「重建」很有風情的這段仿古老街立面，還要立碑題記，告訴遊人這種老街多麼有味道多麼可貴。既然難得，既然可貴，又何必要拆？最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老房子安全堪憂衛生不佳，為了居民好，還是拆了再蓋新樓的好。

不能說不是進步，市區重建局今年把茂羅街和巴路士街的一些戰前樓宇保存改造，作為文化及創意產業用地。但這個舉動更是惹人懷疑，為什麼這些老房子經過修整之後，可以再為人使用又不失舊貌，但過去的李節街和正要拆遷的利東街(即大家熟知的『喜帖街』)卻又不行呢﹖其實聚落保存和古蹟保存的最大分別正在於前者要求的，不只是安全無缺地保留舊建築，而且還要讓它成為可以繼續生長的有機房屋。

最近市區重建局旳行政總監林中麟跑到上海的一個舊區重建研討會上，發表了一篇叫做「添生氣，放光芒——香港市區重建局知行合一的路」的報告，大肆宣揚他們的「保育計劃」，重點就放在茂羅街的重建項目上。不知就的上海朋友還以為我們香港挺先進，一個半官方機構「為了保存灣仔特性」作了那麼多的「社會投資」。林中麟又沒有提到過去這麼多年來，市區重建局破壞了多少老區，整出土地交給發展商，同時將居民驅離原區；更沒有提到李節街的可笑仿製品，與正計劃摧毀的喜帖街。

其實細看林總監的報告和市區重建局近日的作為，就知道雖然在存留有特色的建築上，他們要比往日進步。但他們的焦點卻從未放在人的身上，還是停留在物的階段。且以喜帖街為例，如果老唐樓留了下來，可以開餐館酒吧甚至畫廊劇場，但沒有了原有的喜帖經營業者，那又算哪門子的「特色保留」呢？沒有了原來的聚落社區，空餘的建築只不過是堆疊屍體罷了。

梁文道或黃世澤：南亞裔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七一遊行舉行前，由南亞裔人士組成的南方民主聯盟，不滿主辦七一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不讓同樣在香港受到歧視，但未受到法律保障的南亞裔人士帶領隊伍前進，引起不少關注少數族裔權益的人注意。

所謂南亞裔人，就是擁有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爾血統的人，有個別政黨如民建聯，就連菲律賓、印尼、越南、泰國和馬來西亞血統的都計入，但嚴格而言，南亞裔一般都泛指來自印度次大陸的人。

在香港未被英國統治前，中國極少來自印度次大陸的人居住，直至英國人佔領香港，英國人就將來自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爾的人帶來香港。印度和巴基斯坦人主要負責維持治安，不少警察都是印度錫克教徒。而生於高地的尼泊爾人，由於他們驍勇善戰，便成為了英國僱傭兵。

由於不少被英國人調來遠東的印度人，在印度的種姓制度下，屬於賤民階級，在當地不受尊重，他們回家亦無意思，就漸漸落地生根，成為香港的一員。隨後，巴基斯坦人和尼泊爾人亦習慣了香港的生活，尼泊爾人並未有隨英國人離開，反而留下來，漸漸形成香港的南亞裔社群。

南亞裔人，當然有一些社會地位顯赫，馬會主席夏佳理就有一半印度血統。但有更多南亞裔人，雖然能講能聽粵語，但由於並非華裔，始終不為香港主流社會接納，不單要在低下層浮浮沉沉，更要在教育、社會福利等方面受盡不公平待遇。而香港人一些言語歧視，更是司空見慣。香港常叫南亞裔人士是「阿差」，就有種族歧視意味。

由於華人在香港佔人口的絕對多數，因此香港人對少數族裔問題的警覺性非常低。民政事務局較早前推出的種族和諧宣傳片，只出現了中國各種方言，但遺漏了香港最主要的少數族裔南亞裔人士，就引起不少關注少數族裔問題的人非議。

民陣作為香港推廣人權的其中一個主要機構，於南亞裔人的問題如斯缺乏警覺性，證明香港社會對少數族裔權益漠視的普遍性。如果香港人只在電視《殘酷一叮》節目中，才知道同樣有一群操流利粵語，聽天王天后們的流行曲，但種族與主流不同的社群，但不去了解他們要面對的問題。香港離成為一個國際大都會的路，仍然很遠。

梁文道或黃世澤：聚落保存

【都市日報-兵器譜】早在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開始，意大利的古蹟保存工作就已經進入了「聚落保存」的階段，把一片古村連人帶屋一塊保存。時至今日，香港卻還在為保留中環警署而奮鬥。

何謂「聚落保存」？其實這是一種把古蹟保留從建築物擴展到人身上的一種思路。一座有歷史意義和審美價值的建築物應該被保存下來，已是現代人的共識了。但一座房子的歷史意義決不在於它的一磚一瓦，一木一石之上，而是來自於使用過它的人和圍繞著它的社區。這就牽涉古建築物為誰而存的問題了。

上海的「新天地」是很多香港遊客趨之若鶩的景點，覺得它既存下了老上海石庫門建築的外形，又有趕上了最新中產品味的商店和酒吧食肆。但先不說它到底保住了多少石庫門的特色(狹窄幽靜的巷陌成了南加州式的小廣場形商街，就已經不算忠於原味)，它那高消費的名聲就已先嚇怕了許多原來住在這裏長在這裏的上海小市民了。

為了社會和文化共同財富的名義保留的建築，卻成為又有城市新貴與外來遊客才會駐足的消費場所，它的「歷史意義」還剩幾分？此等保存又是否公平呢？

假設有一天政府決定要保留整片大澳棚屋，但要遷走所有居民，然後把它們變成宋城一般的旅遊景點，放置蠟像示範漁民的起居飲食，請演員表演補網造船，再請售貨員穿古裝向遊客兜售蝦醬。你覺得這算保留嗎？

並非所有的建築群都適合發展為聚落保存，故宮不能總留給愛新覺羅後人，中環警署也不一定永遠都是警署。但像大澳棚屋這樣至今依然有整個社群居住使用的地方，就必定要連人帶屋一同存留。灣仔的利東街和其他仍有傳統唐樓商住混合體的街頭，亦是應該採取聚落保存的地方。

像老灣仔這些區域，有很多建築的特色其實是離不開它的使用者的。比方說中國人喜歡的前舖後居或者下舖上居，商業零售，小型工業與生活居住連成一體，不分彼此。

又例如許多商舖兼營作坊，店面之中還有一層矮小的閣樓用作貨倉或辦公室。這都是越來越少見的建築形式和使用建築的方法，又留下死的房屋但趕走活的居民，還有何歷史意義可言？

梁文道：公務員何曾中立AO黨豈能服眾

【明報-筆陣】曾蔭權上台，許仕仁回朝，被認為是「AO黨」執政，民主政治的倒退，政黨發展的延滯，殖民管治方式的回歸。是耶非耶，大可爭論。但在解殖工作根本仍未完成的香港，雖先後有董建華出任特首和高官問責制的推出，但是我們到底有沒有真正脫離過殖民地特色的公務員治港模式，卻十分可疑。也許現在是個好時機，讓我們重新檢討什麼叫做有殖民地特色的公務員治港模式，同時看看它到底還適不適用於今天的香港。

回歸前後，香港社會能不能平穩在兩個政權手上過渡的焦點之一，就是我們的公務員隊伍和制度保不保得住。大家曾經堅信香港的公務員效率高、能力優秀而且廉潔，其成功端賴幾種英式文官體系的原則和精神，比如說常常被我們掛在嘴邊的「政治中立」。可是，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在香港從來就只是一個神話、一個迷思，而非事實。

公務人員在政治上必須中立，是英國文官體系首創的一種原則。雖有部分的規定制約高級公務員的政治活動，但大體上它被當成一種古老的習慣和規矩，不一定有什麼嚴格的法例體系配合。為什麼英國會首創這個原則？道理很簡單，因為它也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民主國家。在18世紀以前，每逢新首相和他的內閣官員上台，整個政府可能就得來一趟大洗底大換班。如果政府規模不大，寡國小民，或許還算不上太大的問題。但隨現代國家職權範圍擴大，政府人員日益膨脹，難題就來了。總不能換個新首相，連郵差都要跟舊老闆失業吧。所以英國的公務員在18世紀初的時候，開始提出「永業」(permanence)的要求，意思就是公職人員得是種一幹就是一輩子的職業，不能隨政府上下出入。

如此一來，公務員(尤其是高級公務員)就必得遵循「政治中立」的原則了。因為既要「永業」，他們就不能太有政黨色彩，無論誰上台執政都得不存偏見地奉命效勞，執行政治領袖的政策方針，此之謂「中立」(impartiality)。順這個原則再往下推，就會得出英式文官體制的第三特色，即「匿名」(anonymity)，意思是他們只需按政治任命的長官要求埋頭苦幹，如非必要不用上議會面對質詢，對付議員的工作是政治人物的本分。

由此可見，香港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原則雖說沿襲自英國，其實卻是越淮為枳，有名無實。因為香港從來沒有直接全面的民主普選，沒有政黨輪替執政，全部公務員效勞的對象唯有港督一人。港督雖然會隨英國政壇本身的變化起落，但他到底和一整套有政黨背景的執政班子不同。所以一直以來，香港高級公務員幹的事都要遠遠超出英國公務員的工作範圍。他們既要參與政治決定和政治的制訂，也要親身赴議會解釋政策面對議員。那麼在香港講政治中立，可有任何實質意義？

有的，那就是偽裝。政治中立在香港指的不是哪股勢力上台就聽誰的，而是公務員自己就是最高權威，以一個大公無私的法官姿態高高在上，聽取各方的怨言意見，平衡各方的衝突角力。面對商界的不同利益，面對各階層的交錯張力，香港的實質統治階層---公務員，擺出一副不偏不倚的中立姿態，大玩其平衡利益的遊戲，行金耀基所說的「吸納政治」(也就是曾蔭權口中的「港式民主」)。

換句話說，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在英國，是一種當各方政治力量形式化正式化為政黨之後，為了維持政府如常運作的一種設計；但在香港，它卻是一種在政治力量沒有正式形成政黨的情下調節不同利益的工具；更甚者，它還要輔以各種諮詢架構和委員會去吸收它們分化它們，消弭它們結盟壯大的機會，以防它們成了可以威壓殖民體制的勢力。這就是有殖民地特色的文官制度。

問題在於今時不同往日，不只香港的公民社會日趨成熟，追求民主的意識日益普遍；代表不同階層不同利益取向的政黨也存在了好一段日子。掌握大權但號稱是公僕的「AO黨」還可以偽裝下去嗎？他們還有可能做出看起來很中立的決定嗎？尤其是香港的階級分化愈來愈嚴重，政治上不同意見的對立未見平息，曾蔭權和許仕仁如果想重返港英文官治港的模式，在重大政治爭論上不偏不倚，超脫其上，根本是癡人說夢。

梁文道或黃世澤：塔利班

【都市日報-兵器譜】自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被推翻後，塔利班這三個字一度銷聲匿跡，但最近塔利班這三個字再度活躍於香港傳媒。不過塔利班這稱號不再用作形容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而成為了香港個別衛道之士，甚至原教旨主義分子的別稱。

到底，為何塔利班最後用作形容極端的衛道之士？這要由塔利班的歷史談起。

塔利班（Taliban）在波斯語的原意是指回教學生，在一九九二年，蘇聯已經瓦解，在俄國人自顧不暇下，由蘇聯扶植的親蘇政權倒台，阿富汗進入權力真空狀態，出現軍閥割據局面。以奧瑪爾為首一群回教學者，決心結束國家的混亂局面，就組織了民兵掃平各方軍閥，終於在一九九六年控制阿富汗大部分地區，只有北方聯盟在俄國人支持下，有能力與塔利班抗衡。

由於塔利班傳統上，相當重視對宗教的虔誠，因此相比起那些軍紀不嚴的軍閥，當時相當受民眾歡迎。不過，塔利班不單日常生活上過著清教徒般的生活，更希望全國人民都過清教徒的生活。

塔利班上台執政後，並非搞好阿富汗經濟，而是在全國實施他們心目中的回教教規。因此，塔利班禁止人民看電視，亦不容許人民聽音樂。由於他們賤視女性的權利，塔利班政權甚至曾禁止婦女在醫院接受治療，避免女性有更多機會與男性接觸，更不要說讓婦女受教育，以及出任政府高官。

塔利班全方位干預人民的私人生活，連一些無傷大雅的娛樂都接受不了，更談不上普及而平等地尊重人權，只要在宗教上塔利班所賤視的人，都不可享受教育、醫療等基本人權。在塔利班的概念中，並沒有任何反歧視法規。

塔利班不尊重他人的程度，令世人留下深刻印象。世界各國都反對炸毀巴米揚大佛，塔利班政府決定照炸可也。由於塔利班以宗教之名不尊重他人的程度過於極端，當美軍揮軍推翻塔利班政權時，塔利班並未得到太多的同情，阿富汗國內不少長老都站在美軍的一方。

雖然伊朗也是走原教旨主義路線，但伊朗尚知何謂尊重民主，還有投票選舉，還容得下反對黨，面對國際社會亦知退讓，而塔利班就漠視他人，眼中只有他們才堅持的清規戒律。當有不少人形容個別宗教團體和衛道之士為塔利班時，這表明有關宗教團體的極端主張，已經引起社會反感。若有關人士不知反省的話，只會淪為社會公敵。

梁文道或黃世澤：遊行人數之謎

【都市日報-兵器譜】香港每有遊行，所有媒體的焦點都是放在遊行人數上面。不是說遊行的訴求不重要，也不是遊行的手段和氣氛不重要，而是主流傳媒是把這些元素的重要程度和遊行的人數掛上了。愈多人參與的遊行，它的主題和訴求就會被認為是更值得關注的。

換句話說，香港的遊行往往被看成是一種走出來的民意調查。所以計算遊行人數這個問題的嚴肅性，就和民意調查做得夠不夠科學一樣重要，大家總是爭論不休。

由於很多人預感今年七一遊行的人數不多，因此近日輿論話題之一就是經過了兩次人多勢眾的七一大遊行，為何市民的熱情會冷卻下來？

大部分論者都是直接從參與遊行與否的理由入手，例如說當前的政治氣氛緩和；或者說董建華下了台，大家的目的已達；也有人認為經濟轉好，減低了港人政治參與的與趣云云…。

其實除了這等大家意識得到，可以明確歸納的理由之外，我們也應該注意遊行這種群眾活動的集體心理作用。

研究人類集體行動的學者發現去不去遊行，其實也有「搭便車」(free rider) 和「信任賽局」(assurance game) 的現象。

參加一趟遊行的群眾多種多樣，雖然最後呈現出來的目的如一，但還是各有不同的心理動機。有些人是鐵桿的遊行參與者，誓要透過示威來表達自我，任你狂風雨打也阻不住他的決心。還有人是抱著搭便車的態度，反正不太反對遊行目的，知道去的人又夠多，故此不去自不去，還是湊熱鬧的好。

撇開最堅定和最機會主義的這兩種極端的遊行參加者，大部分人在考慮去不去遊行的時候，其實都會推斷其他人的反應。

你越是覺得有很多人知道一次遊行即將爆發，而且知道的人也很願意參與，你自己加入的機會就更高。這就是所謂的「信任賽局」，考驗的是每一個人對其他人的判斷和信任程度。

零三年的七一之所以人數眾多，是因為大家都覺得會有很多人去，所以自己也不得落人後。今年的七一如果人丁單薄，可能就是因為大家以為不會有太多人去，所以自己去了也於事無補。

故此一次規模龐大的遊行，不只是反映了甚麼洶湧的民情，也顯示出組織者如何善於傳播一種「會有很多人參加」的印象；反之亦然。所以遊行這種集體行動必有它的心理邏輯，不能簡單地當成民意調查。

比如今年，如果遊行的人數不多，決不能就此判定香港人已經放棄民主理想。

梁文道：漢學家的追憶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誰是宇文所安？請看他的自我介紹：「……其人也，性樂煙酒，心好詩歌。簡脫不持儀形，喜俳諧。自言其父嘗憂其業中國詩無以謀生，而後竟得自立，實屬僥倖爾。」我頭一回知道宇文所安，大概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吧，那時看過一本他寫的書，叫做《追憶》，有個副題，是「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只是，那時候他的名字應該是史帝芬．歐溫（Stephen Owen）。

《回憶》本來是英文書，原名《Remembrances》，而史帝芬．歐溫則是現任哈佛大學東亞系的講座教授，宇文所安乃他為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回憶》一書當年中譯出版，震撼了不少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學生，想不到中國詩詞還可以這樣子談，更想不到北美漢學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而且一個老美可以比我們還要「中國」。絕版多年之後，這本書聯同宇文所安的其他著作，一起由北京三聯再版。書的印製裝幀漂亮了，作者的名字也換上了他本人更喜歡的中文姓名，還加上一段他自己用中文寫的作者簡介，更是拉近了這位漢學家的中國聯繫。

所謂「追憶」，是宇文所安眼中中國古典文學的根本特質。西方文學一直存在一道鴻溝，就是作品和它所要表現的真實之間的那條界限。文學是否要反映真實？那真實又是甚麼樣的真實呢？是社會的還是心理的？作品本身是透明的嗎？還是猶如衣裳一般掩蓋了真實？而中國文學，照宇文所安的說法，它的鴻溝則發生在時間之中，關乎記憶。文學往往是一種往事回憶，它能記得住多少舊事？往昔的世界能夠被存留在文字之中嗎？

說是文學，但宇文所安由回憶這一個視點出發，卻穿越了中國文化的各種元素和面向，例如中國各大名山上的碑銘石刻。西方人不作興搞這套，他們喜歡保留自然風光的原始風貌。但中國文人除了想把自己對山水的感觀留在山水之中，與後人分享之外，還想透過刻在石上的文字表示自己也曾到此一遊。這是中國人企盼不朽的方式，他們想被後人記住。一想到人生在世最終灰飛煙滅，難免叫人悲從中來。「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是這麼一種面對時間變幻席捲一切的力量時感到的寂寞，難怪就會「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所以這麼多碑記記的也是昔人往事，因為念及古人就這麼一代代地消散在今人的記憶之中，就會感到有責任要把他們的名字事跡留給後世。前人的永在，全靠吾輩的追念。而我們這一整代的人，終究也會整代地消失。有意思的，是寫懷古文章，收集古代器物與勒石刻碑此等懷舊行為，卻把自己也都留在後人的記憶中了。上泰山，看見這麼多古代文士王公的痕跡，那可是一代代中國人抗拒朽壞和遺忘的悲涼記錄。

《追憶》這本小書迷人優美，因為它不是系統的現代理論，也不是傳統的考證註釋。用獨特的觀點，隨興遊走，宇文所安把很多被前人稱頌備至，但我們不知所以的名作一一詮解得叫人感動。或許就像這位站在一段距離外觀察中國的作者所言，他用了一種英語essay和中國散文傳統的書寫方式，反而重現了中國文學評論的高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