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或馮振超：九九機

【都市日報-兵器譜】上周警務處長李明逵出席報業公會午宴，席間談到警方將於12月更換通訊系統，警員身上俗稱「小露寶」的通訊器將會退出江湖，而多年來，記者賴以截聽警方資訊的「九九機」通訊器材亦將成為歷史文物。

九九機截聽警方消息這做法，被李明逵處長指責為「習非成是」，但從傳媒角度而言，九九機卻把不少新聞真相活現於讀者眼前，不知可有學者會把九九機文化記入香港傳媒發展史上，為九九機作出公道評價﹖

現時香港傳媒在採訪突發新聞時，經常會透過俗稱九九機的電訊器材，從警方的通訊系統中聽取資訊，在現行法例下，屬於刑事罪行，但警方一直容忍傳媒這種做法。成為傳媒界內一種「不見天」的運作模式。

由於九九機能同步接收警方出動、案情等訊息，一直以來都是各傳媒的突發新聞資訊來源，多年來更屢見奇功，常常出現記者較警方還早到現場的情況。

最經典例子是2002年1月《蘋果日報》在尖沙咀彌敦道鬧市近距離拍得綁架案匪徒與警方槍戰場面，賊匪在攝影記者鏡頭下的一舉一動，就好像成龍警匪片一樣，對讀者來說，一幅現場影象絕對比較千言萬語來得更有震撼力。

當時《蘋果》以「綁架富豪警匪駁火18響 《蘋果》貼身影槍匪」為大題，證明報館也視此役為省招牌之作。

911後，美、加等先進國家對傳媒截聽案件消息的做法也開始出現轉變，政府更改資訊系統以令傳媒不能再截聽警方消息，並主動向傳媒報料，以支援正常採訪突發新聞運作，但美、加政府的想法並非針對傳媒，主要是防止恐怖分子偷聽警方消息而進行恐怖活動。

在香港，九九機雖然能聽到大量突發消息，但亦非萬能。

更弔詭的，是一些富豪貴冑在了解傳媒運作後已懂得見招拆招，每每在發生突發事件時，懂得如何繞過警方正常的報案程序，令傳媒無法得知當中就裡。最常見的，如名人遇急病需送院救治，他們會選擇直接致電醫療單位如聖約翰救傷隊的求助熱線，這便可避過被傳媒知悉事件經過及狗仔隊的耳目。

使用九九機截聽確實有違法紀，不應鼓勵。

但警方在處理這個關乎改變資訊流通方法與新聞自由的大課題上，絕不能以「官府自有操消息流通之生殺大權」這種自我中心思維辦事，避免再成為特區政府與傳媒的一個新爭拗點，徒添董先生的煩惱！

梁文道：學點中國詩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曾經以為如今這世代，還會對詩詞有興趣的，就只剩下黑社會了。因為社團中人路上相見，不知彼此底細，就得吟句外人聽來莫名其妙，行內人一聽便曉的切口，比如說「天下桃花本一家」。若同為道上的兄弟，就曉得該怎樣接下去，回他一句。這種摸底亮身份的行動，叫做「拋詩」。你別管這些黑話的「詩意」有多少份量，它們到底是似模似樣的韻文。

你看，咱中國人真是愛詩的民族，就連當個黑社會小混混，都要背上幾首詩，才夠格出來行走江湖。其實這還是古風呢，孔子他老人家不就曾教訓弟子「不學詩，無以言」嗎。古人日常生活往往需要「拋詩」，所謂「言語」就是以詩句對答的一種文人基礎教育。二人談話，先說話的那人說的話叫做「言」，答話者的話就做「語」。朋友之間往來應酬固然常常以詩贈答，春秋時代諸國使節之間更是要引《詩經》言語一番，相當迂迴也相當有詩意。明明意思是「你不聽老子的，我就滅了你」，偏偏還要怕不好意思，誦詩傳情一番。

後來我才知道，現在原來連黑社會都不「拋詩」了。詩國傳人如今讀詩愛詩的，實在是鳳毛麟角，不只不欣賞現代詩，更不讀古典詩詞。數千年的詩詞傳統，現在只是學生背書考試的苦差。再過兩年大家都強調教育是學思考，詩詞恐怕更無必要，香港人很快就怕連一首李白都背不出來了。

要學中國古典詩詞，有一個好老師實在很重要，葉嘉瑩教授大概就是當今世上最好的詩詞老師了。研究詩詞要鑽得深，成為一門專學還不算難；能夠在深厚的學問根底上開出門徑，聲情並茂地接引學者同登詩境，那就厲害了。數十年來，葉教授在兩岸三地和歐洲北美四處講詩教詩，她的課已經成為傳說，講課的記錄結集成書如《唐宋詩十七講》更是部部暢銷。最近她在加拿大甚至講到幼稚園裏去了，深入淺出，就是這回事。

《風景舊曾諳》是葉嘉瑩去年在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講座的結集，很能見到她講課的特點，在一個題目之下往往隨興所至地講了開去，像散步般地穿進小巷岐路，卻是花蔭道上美不勝收。在她的講解下，很多現代人覺得困難的篇章都變得親近，一般人以為很無味的都顯得情深款款。想學中國古詩詞，這真是不錯的入門。

梁文道或馮振超：當MK仔遇上朗豪坊

【都市日報-兵器譜】MK文化(MK即旺角之英文簡稱)，近日受到史無前例的衝擊，區內昔日最具色情文化研究價值的砵蘭街，近日被新開張的朗豪坊所蠶食，不過當我走進朗豪坊一看，發覺原來在朗豪坊雄偉的建築背後，蘊含著的又是另一股MK文化氣息。

從彌敦道雅蘭商場地鐵站出口看著朗豪坊，由於兩邊大廈林立，從遠景望過去，蠻有點東京銀座的現代感。而一路上插針難入的人潮營造出一股熱鬧氣氛。

走進朗豪坊，頓然感受到這幢建築物的特色—三尖八角，加上電梯布局縱橫交錯，從地下大堂向上望混亂的感覺，油然已生。情況有點像祖國的自由行同胞首次於夜間踏足旺角一樣，四周霓虹招牌太多，亮晶晶兼人潮密麻麻，認路甚為困難。商場的另一個建築特色為大堂外側及內牆均由巨型石柱支撐，當我乘坐扶手電梯由地下上一樓時，發覺石柱牆身就好像一把中式菜刀，斜斜向著電梯人流，老實說，這個設計令我想起澳門金沙賭場的布局，一樣有氣勢兼殺氣十足。旺角區內一眾有牌賭檔(麻雀館)，其實大可到此取經，看看這幢現代感十足的高樓如何滲透這點點風水哲學。

打從商場內部環境，MK文化更加彰顯，以二、三樓為例，走廊貫徹旺角街道的「窄窄地」特色，星期六下午人流情況已見「不大暢順」。租客組合(Tenant Mixture)也相當旺角化，同一樓層可以出現不同檔次的女裝、金飾、內衣與男裝各式各樣的店舖，這種在大型高檔商場中少有的混合式租客組合，正正是不理好醜、租金為上的旺角街道實況。

最叫人欣慰的，是MK人與朗豪坊並沒有出現排斥現象，在朗豪坊落成初期，曾聽到有聲音指朗豪坊要改變固有的旺角文化，把旺角搞得高檔優雅一點。但究竟MK文化出了甚麼問題，誓要改變不可呢﹖在朗豪坊商場內，長髮金毛MK仔、Cutie Look、七彩打扮的MK妹比比皆是，再加上西武百貨位於地下的化妝品部內充斥著的自由行同胞們，在朗豪坊熙來攘往，好不熱鬧。

從人流角度看，朗豪坊是成功的，但不知一眾高檔商戶心目中又有甚麼感受。現實一點，朗豪坊坐落旺角這個香港最具市井文化的大笪地上，自然要入鄉隨俗，反過來應該實地學習一下MK文化的精髓，為MK的偉大未來作出貢獻。

梁文道：黃霑時代的結束

【蘋果日報-黃霑逝世專版】說起黃霑，這個土生土長的香港創作人，我卻總是聯想起戰後來港的那一批南來文人。這些人底子厚，見識高，到了香港只覺這是蠻荒無文之地，沒有人欣賞他們的才華，而他們肚子裏的書袋也不能給他們掙得一點體面的生活。他們住在窄小陰暗的房間，各自謀算生路。有的就到了報館，不少更執筆寫起俗氣的小說雜文。那個年頭，武俠小說是普羅大眾的消遣，上不了面，更何況色情故事。偏偏這才是市場真正需要的東西，無可奈何，自視再高的文人也得捲起衣袖弄點離奇香豔驚心動魄的小方塊，天天生產。

很多道學家批今天的報紙俗，他們一定太年輕，沒見過當年的報紙，那可真是要多黃有多黃。「案中好多景轟，婦報下體流血，因遭撩陰腿搞鬼」，這是當年某大報港聞版的標題，已經這麼出位，副刊如何可想而知。文化人下海招生意，那種又自傲又自憐的難堪心情，我們隔了幾代依然體會得到。但中國文字訓練的功底到底還是進了他們的血液，洗不清放不掉，所以即使在寫鹹濕黃飛鴻盤腸大戰十三姨的時候，他們偶而也會不小心地漏出一句柳永秦觀。

黃霑的中文很好，了解古典文學，這是今天娛樂圈傳媒界的共識。他常在專欄裏提到他的老師饒宗頤，但他最暢銷的書叫做《不文集》。

據說閒暇的時候，他喜歡讀古人筆記，但他常常訓斥讀書人遠離大眾，成了孤芳自賞的酸秀才。和上一輩的南來文人一樣，他的創作為香港的普及文化打下了基礎，成為香港人集體經驗中不可抹滅的一部份。但和老人們不同，他寫黃色笑話寫得全無愧色。他對自己的筆有信心有傲氣，大眾的掌聲他也照單全收。黃霑從不說自己是君子，他倒很樂意承認自己是「真鹹濕」。

黃霑的歌詞廣告固然影響極大，但他的人格形象更加是香港普及文化創作人的模型。另一個已故填詞人林振強的名句「不扮高深，只求傳真」，我覺得用來形容黃霑要比形容《壹週刊》還貼切。寧為真小人，不做假道學，黃霑整個人既表達也模塑出了香港人的這種價值觀。所謂「鬼才」，就是以同樣的功夫才華，可以寫歌諷刺鄧小平，也可以口若懸河地捧起葉劉淑儀，而大家都一樣接受。因為我們都很像他。

只是再怎麼不求高深，他當年膾炙人口的作品如「萬水千山縱橫，豈懼風急雨翻；豪氣吞吐風雷，飲下霜杯雪盞」，今天拿給小夥子看，他們也以為是古詩十九首了。你愛大眾，大眾卻不一定永遠愛你，在大眾文化中打滾一生的黃霑當然明白。所以，早在黃霑去世之前，他的時代就已經結束了。

梁文道：外判文化，我們準備好了嗎？

【明報-港聞】關於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爭論，有一點是很多人視而不見略過不談的，那就是政府職能與企業責任的分配問題。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拆成兩方面來談，一方面是文化藝術的提供和援助，是否屬於政府的職能範圍；另一方面是私人企業在牟利以外，還要不要講社會和文化責任。

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政策，粗略來看可以歸納成兩大典型。

一者以美國為代表，其政府的工作，就是鋪設健全的法制保障創作和發表的自由；同時以稅項寬免的方式，鼓勵私人對文藝活動的贊助，聯邦政府直接資助文藝的金錢可謂相當稀少。這是自由主義的傳統，認為文化藝術和個人生命的目的與幸福相關，國家不宜過分介入。

另一者則以法國為代表，政府相當關心文藝的發展，不只耗用相當多的公帑興建設施，也投入許多資源贊助藝術創作者的工作。這是因為文化對他們而言是建設和鞏固國家的重要工程；也因為部分很精緻或很前衛的文化類型，不易在市場上獨立存活，所以被視為國家需要保護扶助的對象。

至於香港，殖民地時代的政府官員總愛強調我們沒有特定的文化政策，以示意識形態立場上的清白。這麼說來，香港應該很像美國模式，強調政府在文藝範圍上不該太過積極，以保自由開放和多元。但怪的是，香港絕大部分的文藝設施都是由政府一手興建營運，而且還動用公帑資助藝團，或者向民間購買節目。從這個角度看，香港又有點走法國模式的味道。所以殖民時期的香港，就出現了政府負責供養絕大部分文藝活動的職能，卻又聲稱沒有文化政策的奇怪狀態。

既然沒有清晰的文化政策，那又為什麼要把文藝重擔攬上身，一年花去二十多億港幣？如果那每年二十多億元的錢，都是在沒有明確目標和優次排序的情下付出的，又算不算是毫無章法地亂花錢呢？生而復來死也匆匆的「文化委員會」，原意就是要為政府設計一套指導性的文化政策，但如今人去樓空，一切又回到原狀。

在這個背景下看西九文娛藝術區，就會發現這個計劃是一次多麼重大的實驗，因為它根本改變了過去的習慣，預示了政府職能轉變的新傾向，是香港頭一回大規模地把文藝活動的供應，從政府身上轉到私人企業。

我們反對西九計劃不是因為我們反對文化「外判」，恰恰相反，過去十年以來我們一群文化人，就一直要求政府把文藝場館和藝團的經營及管理權適當地「外判」。直至近年方有「香港國際電影節」及「香港話劇團」等單位的獨立化、公司化。可是場地的經營權，政府是一直不肯釋出的。要注意的是，這裏所指的「外判」，並非只是單純地從公家手上交給私人企業負責，而是在公帑的部分支持下，以非牟利非政府的獨立法團形式經營，目的是脫離官僚系統的僵固運作，促進有個性且多元的文化景觀。

現在政府以一步到位的方法，直接完成這場職能轉移，我們社會有這個經驗？有這個準備嗎？另一方面，我們要問的是，企業也準備好要接下西九這個重擔了嗎？說到財團營辦文化，主要的問題是香港的私人企業以牟利為天職，如果不是有利可圖，它們怎會投資文藝項目？過去數十年來，幾家主要的華人地產商在文藝贊助上的次數和金額寥寥可數，就是因為藝術在香港做不成生意，頂多只是一種地位遠遜醫療和教育的福利罷了。如今幾大財團突然看中西九計劃，志在必得，可見這回搞藝術能夠賺錢。於是關鍵就落在它們的財務安排上，到底它們可以賺取多少利潤？在那裏面，又有多少成會真真正正用在文藝項目上呢？西九計劃成敗，重點在此，但政府居然說不便公布，那麼稍後舉辦的各財團計劃展覽豈非只是場沒有靈魂的選美會？這叫公眾諮詢要從何處諮詢起呢？

文化藝術的發展，事關公共利益，政府把它交給私人企業，除了要看清楚它們在盈利之後是不是還有餘力注入文藝投資，也同時考驗它們的社會責任感有多大。雖然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資本家的首要任務就是贏取最大的利潤。但是隨企業規模日益龐大，財富積累漸增，它們的影響力已經到了要小心評估甚至小心限制的地步了。如今全球百大經濟體之中，有五十一個是企業，其餘四十九個才是國家。商業早就不是一個人自己私下搞點買賣賺點錢的事了，而是一種會產生許多長遠後果且影響範圍廣大的社會活動。因此，企業其實是一種社會角色，它單純以牟利為目的做出來的事，往往可以造成許多意想不到的後果。一個在牟利之外充分考慮到這種遠大影響和自身社會角色的企業，我們就叫它做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

特別是在承擔了政府原有職能，接下外判工作的企業，更應該講究社會責任，而非單談牟利。在過去30年來全球性的「政府改造」運動之中，我們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說明一心要得到利潤最大化的企業，如何在不承擔社會責任不把公眾利益放在心上的情下，搞砸了外判服務。為了降低經營成本，疏於維修和更新設備，有私人供水商供應了含菌量超標百倍的食水，更有鐵路公司釀成了嚴重脫軌意外。

因此我們強烈要求政府在審批西九計劃的三份建議時，必須把有關財團的社會責任表現列入評審標準。舉個例子，有份競標的「活力星國際有限公司」其中一個合伙人，就是紅灣半島的其中一個發展商新鴻基地產。新鴻基地產至今不肯承諾不拆紅灣半島，早

就激起了許多環保團體和民間社會的憤怒。拆掉新簇簇的紅灣半島，估計會製造出二十萬噸的建築廢料，破壞環境違背了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這樣的企業，真有承擔未來香港重要文化項目30年的能力和價值觀嗎？

梁文道：中國足球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世界盃外圍賽上，中國隊以七比零大勝香港隊，卻依然拿不到2006年德國決賽周的入場券。這場賽事在香港的關注焦點是民族榮譽：香港隊該不該為了國家隊而放水呢﹖也就是說做不做假，會不會做假對我們香港人而言還是件要考慮的事。

儘管大家對這賽果可能都有點懷疑，但到底不好宣之於口，主流傳媒也都用很正面沒陰謀的角度去評論。

反倒是內地球迷，在網上鬧起一片丟白「板磚」(攻擊性留言)的轟然巨響，而且十有八九都言之鑿鑿地說這是場假球。正當有本地傳媒指港隊門將范俊業表現過份神勇，害國家隊出不了線時；內地網民則反過來替香港人叫冤，說香港同胞「委屈」了，居然讓了那麼多球，還是無法叫扶不起的國足隊出線。為甚麼在不需要證據的情形下，內地球迷可以一口咬定場波放水﹖更怪的是，中國足協竟然真有官員暗斥「范俊業太拼了」。言下之意是港隊的確該留力放水，渾不把做假當回事。

在中國球壇，弄虛作假已經成為常態。早兩年裁判被買通亂吹罰的「黑哨」事件陰影仍在，今年的10月2日就又發生了一次爆炸性事件。話說當日北京國安隊在中超聯的賽事上對一球十二碼非常不滿，認為又有黑哨嫌疑，遂憤而發動了罕見的罷踢行動。後來事件搞大了，中國球壇班霸大連實德也響應罷踢，還串聯了一共七家球會，矛頭直指中國足協。其實早在中超聯還是甲A的年代，就有過球隊隊長不值隊友「出賣靈魂」憤而退場的事。

球員、裁判甚至球會管理層為了牟利，配合賭盤操作賽果也早就不是新聞。有一陣子澳門莊家開出的賭盤，竟然絲毫不差地連中多月，更是傳為一時「佳話」，為甲A聯賽博得「假A」美稱。

所以內地球迷如此肯定中港大戰是假球賽，一點也不奇怪。也因為這種假球風潮，和球員們在市場炒作下身價日高，表現卻不濟的情形下，使得中超聯賽事如今居然出現過一場門票只售出八張的局面；想當年甲A賽事一場觀眾過萬根本是家常便飯。香港人很難明白大陸媒體為何用那麼多的篇幅關注中國足球，其實並非神州十億盡球迷，而是中國足球根本就是當前中國社會的縮影。

認識中國足球，也就等於認識了中國。

梁文道：從西九出發 學政策民主

【蘋果日報-蘋果論壇】在香港談民主，過去一直集中在立法會的民意代表和行政長官的普選問題上。彷彿香港人能愈早透過普及的直接選舉選出特首和議員，香港就愈早進入現代民主體制。

在部份民主派眼裏，香港諸多問題都可以藉雙普選的實現迎刃而解。反過來，保守派或表示支持民主化，但常常指出香港實施雙普選的條件未成熟。他們認為香港目前面對的問題並非民不民主，而是管治水平太差。究竟誰是誰非？我們可以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規劃和決策一事說明。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從政府初步宣布計劃以來，歷經多次爭論，每次幾乎都在政府單邊的強烈意向下，強行挺進，迅速過關。一開始是九九年，政府宣布要把西九龍那塊面積有兩個尖沙嘴的新填海區建成一個文娛區。其根據是幾項顧問報告和內部研究，但這些基礎調查從沒有全面向公眾公布，也沒有經過社會輿論的反覆辯證。接下來就有一場規劃比賽，定下了一點八的地積比率和天幕設計的方案。當時就有很多爭論，例如諾門．福斯特爵士設計的天幕究竟是一個規劃概念，還是一個偷了步的建築方案。如果規劃比賽的目的是對整個區域的使用和運作提出一個可行方案的話，怎能把一個明明是建築硬件的設計也加進去？可惜，這個爭論也是在政府沒有明確答覆的情況下被匆匆略過。

去年，新一輪討論的焦點是整片西九填海區應該交由單一財團發展，還是分拆給不同的企業分別興建。政府提出了幾個理由說明單一財團發展的好處，但沒有一項是必然成立的。例如用蘭桂坊為模範，說由一個企業規劃一片區域較有整體感，卻明顯忘記了區區兩三條街的蘭桂坊，和有兩個尖沙嘴那麼大的西九在規模上的差別。更嚴重的是政府也無法說服大家，為甚麼不把西九分區拍賣，以所得收益去營運興建西九半島尖端的文藝設施。最荒謬的理由是拿一個本來就帶問號的天幕當盾牌，說分拆興建怕天幕最後合不攏！

如今政府以不合規劃概念要有天幕為由，踢走了太古；卻把同樣違反規劃比賽定下的地積比率的三個財團請進門來。而且政府不要求三個入圍財團公布財務安排，就要公眾在不知道未來那些文娛設施如何可能有足夠經費運作的情形下，在三個月裏去給意見（而非最初宣布的六個月），這豈不是強人所難？

簡單看過整個西九文娛藝術區的決策經過，我們不難發現政府前言不對後語，又沒有合理的解釋（例如公眾諮詢期的伸縮）。在提出一個方案時，不多構思幾個不同方案讓大家選擇（例如在私人營運文娛區外，可否考慮法定基金會的形式）。有時為了行政效率，犧牲掉必要的政策研究（例如曾蔭權反覆強調香港需要一個新地標，愈快愈好，卻無法說明原因）。又有時為了方便行政協調，把公眾知情權甩到一邊（例如不公布三大財團的財務安排，而這卻是整項計劃是否可行的關鍵）。

這樣的決策過程自然惹來爭論，其以我為主由上而下的長官心態十分明顯，難怪會讓人聯想起官商勾結利益輸送這等嚴重指控，也難怪會令立法會出現了不論政治立場為何都表示保留的罕見情況。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香港真有雙普選，同樣情況就不會出現嗎？恐怕未必。最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地的民主政體都出現了立法機構日益勢弱，行政機構中非民選官僚權力擴大的現象。不受民意歡迎的政策，在立法機構和民意代表無力阻止的情形下，強行實施的情形，比比皆是。如果連英美等所謂「成熟」的民主國家都如此，奉行「行政主導」原則的香港可能更糟。但我們是否因此就要同意民主解決不了香港的困難，轉而把注意力放在民主政治外的管治水平問題上？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決策錯失，當然是管治水平低下的明證。要避免類似錯誤，我們不應把管治能力視為單純的行政程序議題，而要擴大對民主政治的理解。所謂民主，不只是行政長官和立法議員的普選，更包括了政策制訂和實施的民主化。

西方民主政體近年面對的問題，不是太多民主，而是還不夠民主。如果用一個民主的態度和原則去執行西九計劃，政府應在每個步驟提供數個可選擇方案，及其背後的理據，並鼓勵公民提出想法甚至替代方案。每個步驟的通過都該有充份的辯論過程，我們當然不能強求一個毫無爭議的共識，但至少要讓不同觀點有足夠的表達機會。政府應讓公民得到所有相關資訊和材料，讓他們有足夠的裝備去參與討論。

理性的討論，公開的資訊，和包容最多公民的合理決策程序，就是提高管治水平的最佳方法，也是政策研訂和施行的民主態度。這樣做當然會增加行政負擔，但卻可以避免付出重大的社會成本，曾蔭權也就不用背上「別有用心」的惡名了。

梁文道：電影音樂給誰聽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以前我不懂，為甚麼有那麼多人喜歡買電影的原聲唱片（Soundtrack），使得稍有規模的唱片行都要開設專櫃，去滿足那些看了電影還要屍骸的迷哥迷姐。屍骸，就是電影音樂在我腦子裏的過去印象。那些唱片猶如親友骸骨，讓悼亡人帶回家去沉思想念，彷彿死者音容宛在。

其實我也買這種唱片，可是我從不敢正面面對自己買它們的理由，因為我總搞不懂應該如何看待這些唱片：它們到底是可以獨立地聽的音樂？或者只不過是一部電影的「配樂」呢？其中當然有聆聽價值極高的作品，但在欣賞的時候又總是無法排除記憶裏的那些動人畫面，這又會不會不夠純粹？如果有些音樂極好，甚至遠勝它原來要陪襯的影片，這是否說明了作曲者和導演的合作有問題？

於是我讀羅展鳳的《映畫×音樂》，一本中文世界裏難得專談電影音樂的書。她寫寇比力克與哥普拉實在寫得好，這兩人用古典音樂也實在用得出神入化。例如《2001太空漫遊》，誰會想過圓舞曲大王約翰．史特勞斯的《藍色多瑙河》竟然可以如此脫俗，在一部科幻電影裏面，為星球和飛行器如此伴舞，演出一場太空華爾滋？羅展鳳很詳細地交代了寇比力克一直以來對音樂的看法，又把《藍色多瑙河》在《2001太空漫遊》中出現三次的場面一一分析。她的?述清楚又引人入勝，讀了之後使影迷更佩服寇比力克的大師手筆，他對這曲子的深刻認識，令他可以更瀟灑地使用它。難怪有人是從看寇比力克的電影開始，才愛上古典音樂。

羅展鳳這本書叫我驚訝的是，竟有一章專談小津安二郎的電影音樂。或許是我遲鈍，在我的回憶中，小津的電影似乎總是沒有音樂的。一段段平穩細瑣的對話和平常生活，靜靜的鏡頭，怎還容得下多餘的吵耳樂聲？但羅展鳳卻說：「細聽小津電影中的音樂，往往發現其低調簡單的調子見精緻細膩，平淡中充滿了一股懾人的生命力，單獨聽來，更有一種舒緩的淨化之感……」這麼說來，小津不是不愛用音樂，而是用得太好，以致於我聽過卻不覺其在。那麼寫作那些獨單聽來也十分美好的曲子作者又是誰？原來叫做齊藤高順。看來我得訂回來聽聽了。

梁文道或馮振超：中國超級聯賽

【都市日報-兵器譜】國家隊以7比0大炒港隊，為電視機前的中、港球迷們帶來一場「神奇球賽」，可惜仍然出局。勝負不是問題，但國內球壇一片亂像，才令人憂心。

中國經濟近年「大發財」，足球運動的普及性為資本家帶來商機，但同時也衍生打假波、黑哨、禁藥、罷踢。金錢魔力已開始蠶食國家足球事業。

中超聯賽今年首度登場，但卻同時進入前所未有的黑暗期，先有遼寧中譽隊隊長肇俊哲在對深圳健力寶時，傳出因不滿隊友故意輸波而怒擲隊長臂章拒絕作賽。

另一方面，又發生北京現代對戰瀋陽全德時，現代不滿球證在完場前數分鐘被罰十二碼而拉大隊離場罷踢，同時期大連實德罷踢被罰款30萬元人民幣及前國腳龍門安琦被罰停賽。種種事件即引發七支中超球隊，向中國足協要脅罷踢。

中國人一向以和為貴，萬不得已也不會翻面敵視，但從國內中超聯賽的爭吵表面化，球隊與足協勢成水火，可知足壇的混亂景象與做假程度已達至連在圈內「搵食」者也看不過眼，要知道若在足運成熟國家，罷踢可以令球隊損失慘重，少則罰錢、停賽，重則可令球會降級，甚至被逐出聯賽。對一家商業營運的球會而言，罷踢絕對不可為之。

可憾在社會主義的祖國聯賽，出現了「走資派」的賭波劣行，國家明明推出了球賽彩票，也敵不過地下足球大賭局，有說地下賭局彩池以億元計，在小康社會的足球壇，頓然成為萬惡大染缸，球證吹的是黑哨，球員踢的是「黑球」。

中國足運另一與世界足運發展的大異，是資金來源，歐洲球會雖然有商業贊助，但球會的主要收入仍是球會本業(門票、賽事獎金及球員轉會收入等一眾財源)，這正是外國專業球會正常運作的不二法門。

但中超球隊的主要財政資金則來自背後的球會老闆，簡單而言，球會經營模式並不靠本業，只是老闆的一種副業嗜好而已。

在中國大環境富起來的影響下，球圈也雜染了財大氣粗之風，部分具名氣的球員身價可達百萬，能晉身國家隊者更可叫高至千萬，老闆們為著臉上貼金，惟有照付如儀。

但足球運動在國內的商業價值卻追不上球員們的身價，加上造假鬧劇漸漸令球迷生厭，至使中國足運跌入墮落深淵，與祖國對運動事業的發展期望越走越遠。

梁文道或馮振超：靖國神社

【都市日報-兵器譜】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近日在日本眾議院外務委員會上明言，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已成為中、日外交上的大難題，除令兩國元首未能進行正常的互訪活動外，連安排在本月20、21日在智利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APEC)期間進行會談也有困難。參拜靖國神社引來外國強烈反感已是不爭事實，但另一方面卻顯出靖國神社在日本政治上的特殊地置。

靖國神社位於東京千代田區九段北，建於明治二年(1869年)，原意是安放在明治維新時期因內戰死去的數千軍人，原名「東京招魂社」，後來改名靖國神社，有安定國家的意思，在日本參與甲午戰爭(1894-95)、日俄戰爭(1904-05)及二次世界大戰時，靖國神社開始擺放一眾對外戰事陣亡軍士的牌位，成為日本軍事對外擴張的紀念象徵。在二次大戰期間，日本空軍神風特攻隊更在靖國神社舉行誓師儀式，說明軍國主義與靖國神社的關係。

最令外界非議的，是靖國神社在1978年透過舉行秋祭，以「昭和殉難者」名義，把14名二次大戰甲級戰犯(包括首相東條英機、垣征四郎等)的牌位秘密地安放在靖國神社內。事件最後在1979年4月被傳媒揭發，其後政府卻沒有禁止戰犯牌位正式「落戶」，不難令人理解日本政府尊崇戰犯們的心態。

小泉純一郎明顯希望以參拜神社來顯示他的愛國抗外情懷，也是敢於向外國說不的肯定表達，以此振作日本國民情緒。自任首相後，曾先後四次到神社參拜，也懶理外國反對聲音。在國際事務上，日本一直要求拓展國際政治空間，參拜靖國神社正好是小泉的政治Show，算是為日本上一代曾經歷戰敗及右翼分子的一種心靈慰藉。若從政治角度解讀，小泉的「以不可為而為之」的心態，多少亦能反映日本朝野所想，正如今年10月，便有79名國會議員及81名議員代表齊齊參拜，可見參拜靖國神社在國外與國內的反應可以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自二次大戰戰敗後，日本在國際政治層面的角色是戰敗國，與經濟強勁起飛的發展步伐不相配，這種有財無勢的政治現實，對日本人而言並不好受(右翼分子尤甚)。

多次派遣自衛隊出國及要求加入聯合國成為常任理事國等舉動，已反映出日本政府的政治野心。絕對是國際社會一大隱患。

梁文道：先天不足後天堪憂

【明報-筆陣】「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從構思開始，直至如今「邀請」發展商提出建議，可謂錯失重重，漏洞處處。但政府不只不思改進，還有要加快上馬的勢頭。政府原來表示待發展商的建議書經初步篩選之後，可有六個月的諮詢期，現在卻又突然縮短為六個星期。到底政府在趕什麼呢？

正常而言，要規劃和興建一個文化區域，首先該檢視香港文化基礎和機制的現。它至少要包括硬體設施的使用狀研究，看看香港目前各種文藝場館是否不敷應用，是否不夠齊備，是否過於落後，是否在種類上還有所欠缺。然後要分析香港的文藝市場有多大，看看經常去劇院和博物館的人有多少，他們都是些什麼樣的人，他們喜歡哪種類型的文藝活動，這批人的數目在未來是會增長還是減少。

接下來就要為香港未來的城市定位和文化藍圖作一番勾勒了。香港將來要做一個怎麼樣的城市，它的發展前景又在哪裏，這些課題將決定香港文化政策的制定目標及方向。現在我們看到有發展商注重國際合作，邀了不少外國知名文藝機構來港或辦分館或者當顧問。有的則比較注重與內地的交流，強調中國文化因素。以西九文娛區這麼大的規模而言，這些傾向至少部分地決定了未來香港的文化政策定位。請問一下，這樣的事能全盤交予地產商去代港人決定嗎？難道在規劃這麼一個全球最大的文娛區時，香港市民不需要先有一個長程的文化遠景構思嗎？

只有解決了上述兩項課題，對目前香港文化設施和基礎條件有了掌握之後，對未來香港的文化發展有了方向之後，我們才能回答這個問題：「香港到底需不需要一個大型且集中的文娛藝術區？」可惜目前為止，我們看不到社會各界對前兩項基本課題有任何共識，政府就把議程推進到該決定由哪一個財團來發展文藝區了。這不算偷步，又是什麼？

關於香港的文化基礎和設施使用現，有政府官員強調內部已經做過多次研究，包括規劃署在1999年委託羅祖添顧問公司做的報告。當時我也是該項研究的諮詢對象之一，報告出來之後，我們許多曾經接受諮詢的文化界朋友看了都覺得尚有不足，不可百分百無條件地接受。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從未將此類研究拿出來公開討論，讓大家有機會明辨其中的是非真假。一個最簡單的問題是，前兩周香港管弦樂團的新任藝術總監加上知名鋼琴家的傑出合作，一個容納不過數千人的場館也坐不足六成，將來西九那總數一萬席的演出場地又找誰去填滿它呢？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馮浩賢上周在一電台節目回答這個問題時，用郭富城開演唱會為例，說現在紅磡體育館很不夠用，演唱會加場總是有困難。到底西九文娛藝術區的主要針對對象是誰？它的定位是什麼？何以一下子有人把它描繪成一個掛畢加索的地方，一下子又有人說它是個給郭富城做演唱會的地方呢？

於是，這又連繫到長遠文化規劃的問題了。政務司長曾蔭權去年會見一批文化界人士時曾經指出，政府來不及先訂好未來的文化政策方向，西九工程不得延誤。但曾司長從來沒有令人滿意地回答，告訴大家為什麼趕不及，有什麼趕不及。同時，也有發展商和政府官員表示，文化政策的制訂和西九工程可以同時進行，這才叫做有效率。如此荒謬的邏輯，就像有投資者要開家工廠，但在還沒搞清楚這家工廠要生產什麼的時候，就先大手買進生產設備。這是哪門子效率？作為香港文化界一員，身為香港市民，我當然希望香港將來有一群足以傲視全球的文藝場館。但是在目前的環境底下，我寧願西九填海區繼續丟空，也不可貿然浪費了香港珍貴的土地資源。

梁文道或馮振超：中東詞典之一—猶太復國主義

【都市日報-兵器譜】阿拉法特的死，一下子又令以巴問題成了熱點。連一些平日不大瞭解中東問題的朋友，在飯桌上也說起了阿拉法特葬禮上鳴槍推撞的「盛況」。中東局勢和以色問題對很多香港人來講就是一團亂局，看電視報紙片片斷斷的報道，被一大堆人名地名和組織搞得頭腦昏亂，打不清誰是誰。同一個阿拉法特，一下子說是恐怖分子，一下子又說是拿過諾貝爾和平獎的民族英雄，到底是怎麼回事﹖

其實，這一切都得從「猶太復國主義」講起。約略知道點聖經故事的人都曉得，猶太人原居以色列這塊地方，是耶和華許給他們的「允諾之地」。你今天去以色列旅遊，也會在官方派發的資料上看到古猶太王國的輝煌過去。奇怪的是那些材料從公元前兩千年談起，直到現代的以色列國，卻偏偏漏去了阿拉伯人控制這塊地方的千多年歷史。那一千多年裡發生了甚麼事呢﹖

話說猶太人真是一支命運坎坷的民族，紀元前去過埃及和巴比倫當奴隸，紀元後在羅馬統治時又被打壓得七零八落，結果四處流徙，大部分去了歐洲各地聚居。來自中東的猶太人到了歐洲，儘管出了不少人才，又以擅於經商聞名，但到底還是受人歧視。平時被指定住在窄小的聚居區，動不動還偶有一場大屠殺，二戰的納粹滅絕計劃就是這段傷痛之旅的最高點了。

1890年，「猶太復國主義」在這樣的背景下正式登場，定名為Zionism，意即「錫安主義」。因為錫安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山，曾是猶太人第一聖殿建立的地方，所以成了上帝「允諾之地」的象徵。顧名思義，這場運動的目的就是為了回到以色列，建立屬於猶太人自己的國家。一來是因為千多年的流亡史實在太慘；二來是當時正值民族主義席捲全球，大家都相信每一個民族都該有自己的國家。

可是「猶太復國主義」又不如表面看來那麼簡單，因為猶太人之中有不少專情宗教的正統派，他們覺得用這麼世俗的政治手法去爭取神國的建立是種褻瀆。又有一些人住慣了歐洲，覺得猶太人早就是歐洲各國的一分子，不該自己隔離自己。更有人主張猶太國不一定要在以色列，因為猶太人的本質是文化而非土地，所以也有些運動領袖爭取到阿根廷或塞浦路斯建國！當然，更大的問題還是來自以色列這地方在伊斯蘭統治下，早就有了另一支民族和文化發展千年，那就是巴勒斯坦人。

梁文道或馮振超：歐洲統一

【都市日報-兵器譜】美國人為了贏得反恐戰爭，選擇讓喬治布殊繼續執政；歐洲人為了防止戰禍再臨歐洲，選擇了和平統一。

說起歐洲，也真是命運多桀的一塊大陸。今天香港人眼中的歐洲，是個充滿了色彩的浪漫古域。

但在表面的風光底下，它的古老卻意味著纍纍傷痕和人類罪惡的見證。這塊土地孕育了最偉大的文明，卻也發生過現代史上最非理性的大屠殺。這塊土地曾經擁有世界上最顯赫的帝國，但也造成了人類史上最慘痛的殖民苦難。

這塊土地有世界上最優美華麗的城市，但也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戰場，留下滿目瘡痍。這塊土地是人類現代化成就的源頭，但現代化卻形成了如今的全球性貧富懸殊和生態破壞。

現代世界最重要的觀念之一—主權國家，即一個國家應該有一個中央政府管轄它明確的疆域—就是來自歐洲。雖然看來是不證自明的道理，卻也是歷史的產物。以前的世界，中央政府不一定有很大權力，領土觀念也不十分明確；國中另有封建小國自是不足為奇，還有更多的三不管地帶遍布各地。歐洲以前也是這個模樣，結果發生了一場各個皇族和地方強權彼此混戰的所謂「三十年戰爭」。

戰爭結束，為免再有類似禍端，遂有1648年的「西發里亞和約」，正式規定了國家主權這回事。

現在的歐洲統一，則來自二戰之後的歐洲人發現主權國家和民族國家是很可怕的事，不止掀起了兩次世界大戰，見諸如今以巴的紛爭亦為明證。

於是由1950年開始，慢慢從建立共同經濟區起步，逐步建立一個沒有國界但包容多元民族、語言和文化的歐洲聯盟。在歷史上，不經戰爭而主動放棄主權去搞統一，這還是第一遭。

雖然這部憲法還得經過各國內部認可，但很多人都期盼這場由深刻反省而生的偉大實驗能夠成功。

對比起窮兵贖武的「新」美國，古老的歐洲似乎更懂得歷史的教訓。

梁文道：聖王書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看今天的中國高層政治，最令我迷惑的是「思想」與「哲學」。還有哪個國家這麼強調思想的重要性？從毛澤東開始，經過鄧小平，直到江澤民，掌權之時總要推出一道中心思想，建立一個所謂的「哲學理論」。然後全國上下得展開轟轟烈烈的學習運動，讀一兩篇據說貫注了領導人睿智的講話文稿和研究附加了詳細註解說及數百道答問題的厚厚教材。「白貓黑貓」、「三個代表」、「新三民主義」等等，到底是哪門子哲學，哪類型學理？我天性魯鈍，在家自習了老半天也搞不清楚其中大義。

中國大概是世界上至今依然相信聖王，期盼聖王的國度。但聖王一說，最系統的卻來自古希臘大哲柏拉圖，他認為最好的統治者必定是哲學家。因為哲人理性，所以懂得下最好的判斷；因為哲人有思想，所以能提出領導國家的方向綱領；因為哲人品格高尚，所以能垂範天下。但歷史上真有這樣的「哲人王」嗎？

據說是有的，那就是古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了。這位皇帝其實很多人都見過，早兩年荷李活鉅製《帝國驕雄》裏那被忤逆子勒死篡位的老王就是了。從戲中可見，他一生戎馬，四出征戰平亂，實在說不上成了甚麼堯舜治世。但他可是西方歷史上唯一身為國主，又被公認為是大哲學家的人物。其書《沉思錄》是羅馬時代的哲學經典，在天主教盛行的日子裏埋沒了千年，後來才被重新發掘認識。這一發現不得了，大文豪如歌德都列其為最愛讀物。領袖人物像腓德烈大帝、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克林頓都把它當作枕邊書。是它提出了甚麼治國大道領導哲學嗎？

不然，這本小書採易讀的格言體，洞悉人性但樸實無華，講的主要是修身之道。讀它，你會看到叱一時的帝國之首卻是個追求內心平靜極度節制的聖人。比如他說：「那對身後的名聲有一強烈慾望的人，沒有想到那些回憶他的人自己很快也都要死去，然後他們的子孫也要死去，直到全部的記憶都通過那愚蠢的崇拜和死去的人們而終歸湮沒無聞。」這種話，你肯定不能在毛澤東和入憲的「江澤民思想」那裏找到。

梁文道或馮振超：澳門概念股

【都市日報-兵器譜】香港股票市場誕生了一個新名詞—澳門概念股，只要被認定公司業務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便會被財經界及傳媒認定為澳門概念股，如此一來股價便會拾級而上，懶理這些公司過去的業績表現，股東背景及盈利前景。

澳門概念股在香港股市的「火」，雖然只牽涉數家公司，但足見香港股市的「非理性」常態，「概念成金，炒作要快」。澳門概念股熱潮的始作俑者，並非上市公司的主事人，澳門特首何厚鏵才是核心人物。

一場分拆賭業經營權的好戲，令絕對壟斷的澳門賭業一分為三，變成寡頭壟斷。由於賭業經歷超過半世紀的壟斷局面，在營運技術、經營策略以至投資規模皆落後於世界大環境，也形成了澳門整體發展也像停留於40至50年代的時空中。賭權開放直接效果自然是把如天文數字的外來資金瘋狂地引到澳門來，在經濟循環底下，百業暢旺、人工飆升變得理所當然。

怪現象還有勞動市場畸形發展，到賭場當荷官只需中學畢業，人工可達12,000至14,000元，比一個完成大學商科課程的畢業生投身銀行界的薪酬還要高。

家庭主婦也成為賭場目標，澳門女性的就業年齡中位數不斷上升，01年時，為35.8歲，但去年已上升至37.3歲，彷彿僱主們完全不介意聘請中年女性，我有一位澳門朋友的妻子，約30多歲，育有兩名小朋友，她到賭場見工，由於沒有工作經驗，故只希望當個找換服務員，但見工時卻被主管要求擔任派牌荷官，人工12,000元，與她最初預計當找換服務員的5,000至6,000元比較，高出近一倍。活現一幕見工奇遇記。若情況在香港發生，相信政府也不用在電視上大賣「中年就業計劃」的廣告吧。

面積只及香港四十分一的澳門，過去3年失業率不斷下跌，由01年的6.4%下跌至03年的6%，就業人口收入中位數亦由4,655元上升至去年4,801元。

但一片歌舞昇平背後也非完全樂觀，澳門的好景可能只是一下間追回過去幾十年落後世界常規發展的「虛火」，以入境旅客數字分析，02年總體數字是1,153萬，03年只是輕微上升到1,187萬，升幅不足3％。

這情況與投資氣氛及澳門概念股展示的美好前景不成正比。澳門概念股的將來是否如昔日的科網股，很快便有分曉。

梁文道：我不相信——西九文娛區

【明報-筆陣】在過去幾十年來，大部分的香港商界對文化藝術都沒有太大興趣。尤其是長實、新地、恒基和信置等財雄勢大的華人地產商，對藝術的贊助次數和金額可說是寥寥可數。這個秋天，他們卻都突然「文藝」了起來。過去幾十年，除了藝術中心等極少數的例子，文藝場地設施的興建營運大都由政府一手包辦。民間人士和文化界爭取多年，希望把政府公務員管理的場館開放給民間管理；1999年時政府殺局，也曾在諮詢文件允諾研究民間參與文藝場館管理的可能，結果幾年研究下來全無動靜。這個年度，政府卻突然對私人搞文化充滿了無窮信心。

一個從來沒有商人參與文藝設施經營的城市，一搞就要搞大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是人類有史以來由單一財團營運的最大的文化區域。所以一般市民面對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一個「信」字。

縱觀兩岸，許多企業財團都有支持文化藝術的長期資歷，甚至直接出手營辦硬體設施。例如北京有保利集團的「保利劇院」，台灣則有豪門辜家出資的「新劇場」。香港呢？恒基地產這麼多年來做過什麼？他們在這個月贊助了春天話劇團的3場演出。而龍頭長實則連本地重要藝術建制藝穗會的贊助申請也拒之門外。反觀被摒出局的太古地產則自80年代開始年年資助香港藝術節。如今卻有地產商出資邀請傳媒記者周遊列國博物館，希望一向牙堅嘴利的香港傳媒明白商人想搞好文化的「苦心」和「國際視野」。也有財團領導在記者會上公開承認過往對文藝沒有多大興趣，但自從看過畢加索的《巡遊》之後，就「深受藝術的感染」了。

所謂「資本家」，是一種特殊的身分概念，源起於法國大革命時的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的人唯恐被沒落的貴族嘲諷，所以用各種方法把自己包裝得很有文化。於是奠定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裏資本家的概念傳統，那就是一個人若稱得上是資本家，不能只是擁有硬性的財富資本，還得有軟性的文化資本。此所以連世界首富比爾‧蓋茨也要在發之後大手筆地購入達文西手稿，以彰地位。此外，西方資本家也投入許多金錢辦基金會，支持學術研究和各種公民社會行動，一方面幫助人類文明的長遠發展，另一方面則可彌補社會市場化帶來的問題。其中縈縈大者如「福特基金會」，雖然是美國背景，但也願意資助第三世界一些相當激進的另類研究和社會發展計劃。反觀香港，許多資本家雖然耗巨資捐助社福醫療和教育計劃，卻不脫華人富豪「做善事，積陰德」的傳統，或者以冠名硬體建築「揚名聲顯父母」。更甚者，有少數人以上娛樂版為增加文化資本之道。把企業定位為向公民社會負責，成為公民社會一員的理念，在華人圈子裏仍不普及。

另一方面，許多國際上辦得有聲有色的文藝機構或許是公帑支持，或許是私人贊助為主，但都是由一個獨立的董事局或者監管機構負責監督，另聘專業人士出任藝術總監計劃發展，策劃活動。而我們香港，文化中心、大會堂、香港藝術館、歷史博物館等九成以上的文藝設施，數十年來都是由政府操作。其中縱有部分有才華有識見之士，也都陷身於公務員架構的重重制約之中，無法盡展所能。康文署等公務員系統長期管理文化設施，固然功不可沒；但各場地千人一面性格模糊的缺點，亦是人可共見。最近因為地產商和民政局的公關活動，而漸為港人認識的古根漢博物館和龐比度中心等知名藝術機構，有哪一個是全由公務員架構管理的呢？愈是邀請這些組織參與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運作，愈是誇耀它們的成就，豈非愈是吊詭地突顯了本地文藝管理工作的長期盲點？

文化藝術的基礎建設是一種涓涓滴滴、細水長流的長遠工程。倫敦西岸被認為是文娛區域規劃的典範，但它是由多個私人機構分頭組建，彼此競秀，歷經數十年實驗才成就出來的。香港沒有私人機構管理文藝場地的經驗，政府又堅持不放手中大量的文藝場館獨立運作，卻突然之間要從天而降一個巨大的文化天幕，就算有多少公關表演，也無法令市民真心信服。

梁文道：美國國王

【都市日報-兵器譜】話說兩百年前，大洋彼岸有一個新興大國家叫阿美利堅合眾國，曾經令到當時的清代國人大感困惑。當時清朝對外交涉的官員，和對外界感到好奇的學子士人們，在與外國人談話的時候，最喜歡的話題就是彼此政制的差異，他們想知道人家的皇帝是個怎樣的人，樣貌如何、年歲等等。

知道了英國王位居然是女子也可繼承的時候，他們非常震驚，深替英國人擔心：「長女得嫡，豈不亂了統﹖」。

而新國家美利堅合眾國更是古怪，他們的「皇帝」居然是老百姓選出來的。沒錯，最早接觸到美國政制的中國人曾把美國總統叫做「國王」。

因為在中國人根深蒂固的觀念中，一國之王自然是皇帝國王，而且他該是個男子，血統純正世代相傳，承襲天命號令萬民。

由於美國國王不叫「國王」而叫President，又由於他可男可女，既由萬民選舉出來以繼大寶，所以最好有不同的譯法。「總統」二字就這樣出現了。

百多年來，中國人對總統這個職銜的認識可說是相當清楚了，甚至還有過自己的總統。

但下意識裡還是把總統當成一國之主，覺得他的產出辦法雖然是選舉，但只要一經選出，有了民意基礎，就可以當萬人至上的大王了。

日本人也有類似的觀念，所以他們把美國的「總統」譯做「大統領」。

經過二百多年來的演變，美國總統在美國的政治制度裡的確權力大增，成為最有權有勢的美國人。

不過他們還是很清楚三權分立的原理，會把Government和Administration分開，所以當他們「布殊為首的行政分支」時會用Bush Administration一詞，而非Bush Government，因為「政府」Government還包含了司法和立法兩大分支，而它們都不屬於總統統領的範圍。

反觀中文傳媒，一概把Clinton Administration和Bush Administration譯成「克林頓政府」及「布殊政府」。政府與行政分支的分別，從未在中國人的語言上分清楚過。

是否我們依然矇矇矓矓地把美國總統當成了一種很特別的國王呢﹖

梁文道或馮振超：西九龍

【都市日報-兵器譜】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七百萬平方呎的發展空間，整個項目涉及投資金額達四百億元。是政府繼數碼港後，另一個以概念為先的「傑作」。簡言之，政府今次學精了，拋出藝術為主旨，大定由世界級建築師Norman Foster的巨型天幕設計為中心思想。誓要建構出香港新地標，就如悉尼歌劇院、紐約自由神像、倫敦大笨鐘。

富豪看在眼裡，在政府加冕下，西九龍由一片爛地變成無價寶，參與地標建設可名留青史，對身家達天文數字的富豪而言，無尚光榮，絕非虛銜，這種連金錢也難買得的快感，過去在銅臭滿溢的香港是罕有的。

觀乎各富豪的陣上功夫，可謂花盡心思，這與他們過去簡單地進行地產發展，有天淵之別。

先是法國政府把畢加索名作《巡遊》帶到香港作展覽，作為爭取在西九龍項目上分一杯羹的前頭戲，最厲害是連法國總統也來坐鎮。其後有發展商再利用藝術營商周及亞洲文化合作論壇，把世界頂尖文化、藝術、建築界的殿堂級人物請到香港。扎克克德(Zaha Hadid)、安藤忠雄、蓋瑞(Frank Owen Gehry)等大師級人馬，無厘頭匯聚香江，藝術盛事忽然變為商戰競技場。

為爭取本地藝術界支援，富豪們又大搞文化聚會、工作坊。把過去窮風流、餓快活的藝術文化人奉為上賓，共商大計。文化藝術工作者的心智，大多與拜金主義難以扯上關係，但在西九龍的魔力下，最富有的一群，反要向藝術工作者討教，當然還希望得到藝術家們的支持函件，作為日後爭奪西九龍的籌碼。

戰幔才剛剛拉開，接著香港政府會選出入圍作品和再作公眾諮詢，但公關戰鼓已隆隆響起，發展商的公關大員們近日已四出進行游說，由傳媒阿頭、藝術家以至政界全部一網打盡。

傳言未獲港府垂青者已作好部署，一但落選，便會反客為主。有政客已提議全港性展出落選作品及籌辦公開論壇，大有公道自在人心之意，好戲在後頭。

但不管結果如何，政府今次能真正操控全局，在經常被揶揄弱勢管治的客觀環境下，實難能可貴。

梁文道：反智競選法

【都市日報-兵器譜】冷戰時期有一個流傳甚廣的笑話，說一個蘇聯人跑到克里姆林宮前大叫：「布里茲涅夫是個大笨蛋(按：布里茲涅夫是前蘇聯共產黨總畫記)！」這人當然被抓，提去法庭審訊。他的罪名不是侮辱國家領導人，也不是破壞社會秩序，而是洩露國家機密。

如果獨裁政權的領袖是個蠢貨，必須嚴守機密不得外洩的話。那麼民主與獨裁的最大分別，就是民主國家元首可以毫不羞愧地展示他的愚笨。因為傻不傻不重要，重要的是百姓們喜歡。例如布殊，其蠢世人知，已到了有專書分析讓小孩引以為戒的地步。但不打緊，美國人照給他成功連任。

布殊有一回出訪墨西哥，和墨西哥總統會面之後出來見記者，他自誇地說：「大家可以隨便發問，我能用英文和法文回答問題，意大利與西班牙文就普普通通了。如果你們堅持要用墨西哥文，很抱歉，我不太懂」。結果記者們都傻了，那有甚麼墨西哥文呢﹖墨西哥不就是講西班牙文的嗎﹖又有一次他向朋友誇張讚自己的弟弟是個好州長，把德州打理得頭頭是道。講了半天，他才想起他的弟弟是佛羅里達州州長，管德州的其實是他自己。

有朋友從美國探訪大選歸來，見過共和黨的競選總部智囊。他說原來布殊並不是真的那麼笨，很多時候他都是裝的。無論是在對著口若懸河引經據典的戈爾，還是長篇大論滔滔不絕的克里，他都會在辯論時故意結結巴巴，表演他那傳說中的「語言能力缺陷」，例如深吸一口氣才慢慢地唸出globalisation一字，彷彿這個字母太多不好記似的。

為甚麼﹖原來是為了討好選民，讓一般老百姓覺得這人跟自己一樣，都是會唸錯字的平常人。反過來，戈爾和克里就顯得太過精英，遠離群眾。換句話說，這是「反智競選法」。其實早在百多年前，大思想家托克維爾就在他的經典《民主在美國》中指出，美式民主的缺陷之一是平等至上，大家會因為妒嫉能力超群的精英，因而想辦法阻止他的上位。

說得也是，布殊出身耶魯，在哈佛拿MBA，怎可能連globalisation都不會呢﹖難怪我們的政壇中人有時候也蠢得不像話，原來他們都是裝的，為了親民。

梁文道或馮振超：形像政治

【都市日報-兵器譜】這回布殊贏克里，算是有點差距。看到這情況，不禁令人想起四年前戈爾與布殊叮噹馬頭，要法庭定賽果的緊張態勢。當年戈爾總是有意無意地在演說和辯論的中途脫下西裝外套，聽說是智囊們的建議，因為這個動作有性感的暗示，格外能在潛意識裡打動女性選民。

其實現代民主政治因為電子傳媒的關係，已經變成一種形象政治了。政治領袖如果外形討好，選情就格外看俏。例如俄羅斯總統普京，聽說就奪得不少選民的心，他們認為他和大部分俄羅斯男人不同，不喝酒又喜歡運動，而且眼神迷人，充滿活力。

2002年的時候甚至有首歌紅遍俄羅斯，叫做《嫁人就嫁普京這樣的人》。

歌詞的最後一段是這樣的：「......使我下定決心想要，一個像普京的人，一個像普京強而有力的人，一個像普京不酗酒的人，一個像普京不使我傷心的人，一個像普京不會捨我而去的人」。

如果不是靚仔靚女，沒關係，只要有錢就行了。選舉基本上是種特殊的市場行銷，民主制度越悠久，這種市場的行銷方法就越專業。專業選戰隊伍一般而言，要有民調專家、公關專家、心理學家、廣告大師、形象指導、市場顧問和文膽。最優秀的選戰組合可以玩出最迷惑人心的魔術，把候選人包裝成最完美的商品，而最完美的商品，我們知道就是它未出現之前你從不覺得必須擁有的商品。

所以有人說，美國總統大選的關鍵不在於那一方的政策更紮實，政績更驕人，而在於誰找的專業顧問更有本事。這些顧問能夠網羅一流人才組成團隊。他們的政治傾向不礙事，反正都是待價而沽。

公民們頭腦迷糊，又只聽感情言語，不用理性分析政綱，實在是民主政治的最大隱患。

《華盛頓郵報》為了提醒大家注意這個情形，曾經做過一個調查訪問選民，問題是「某某又要提出1975年就提出過的《公共事務法》，你認為這是件好事還是壞事﹖」。

結果大部分的受訪者都發表了意見，卻沒有多少人知道根本沒有這條法案存在！更要命的是，連一些國會議員在受訪時也沒意會到這是個陷阱，就對著記者侃侃而談，乘機發表偉論。

梁文道：造神運動

【南方都市報-超低音】自卡洛斯‧克萊伯(CorlosKleiber)在今年7月13日逝世的消息傳出後，我就一直想寫點東西談談這位指揮家。但問題是我一直搞不懂，究竟誰是克萊伯。

男高音多明戈曾經說過：「毫無疑問，在與我合作過的指揮家之中，克萊伯是最偉大的一位。」大指揮家海汀克與賽門‧拉圖曾雙雙結伴去參觀克萊伯和樂團的排練，之後海汀克向拉圖表示：「我不知道你有什麼想法，但我覺得自己剛剛開始學習指揮這門藝術了。」倫敦高芬花園的一位樂手比較了許多前輩級的大師之後這麼說：「他們每個人都有這種或那種優點，但只有克萊伯擁有了全部優點，他是指揮家中的指揮家。」另一位曾經和他合作過的女高音則說：「他對音樂的知識和理解超過所有人，你跟他談起任何一部那怕是再冷門的作品，他都有透徹獨到的見解。」

這麼說來，克萊伯是位不折不扣的大師礙?但他又很不符合一般人對於大師的印象，因為我們通常以為指揮大師定是曲目廣泛，而且每張唱片必為佳作；克萊伯留下的錄音固然是頂級傑作，但它們的數目卻少得可憐，而且他本已罕見的音樂會總是來來去去玩那幾首曲子。大音樂家固然不能以量衡度，但一個高考生若是作文公認全國第一，偏偏缺考了其他所有科目，那又該如何呢?

1973年以後，克萊伯就再也沒有一份全職工作。甚至連甚少稱讚同行的「皇帝」卡拉揚也說他是天才，要把他請到柏林愛樂當常任指揮，他也一口回絕。這可是沒有第二個指揮會花第二秒思考的邀請。卡拉揚死後，柏林愛樂再度隆重地邀請隱居中的克萊伯出山，繼任之後，做這個世界極峰樂團的總監，他還是沉醉在自己的書房和跑車里，讓其他人去奪嗣。他討厭錄音，所以留下的作品不多。至於音樂會，得滿足他開出的天價和沒人能負擔得了的排練次數，當然還要看時機，看請他的時機他的經濟狀況好不好。卡拉揚說克萊伯「只有在冰箱空了的時候才指揮」。就算他答應了，也先別高興。因為他會因為一個樂手的小錯誤，丟下呆了的整隊樂團自己上飛機回家。

如此說來，克萊伯是個脾氣古怪的怪人礙?可是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首席大提琴手在悼念他的文章中卻說他仁慈，「從不忍心傷害任何人。」就算被他在排練中拋棄過的維也納愛樂也在自家網頁上懷念他，說他對樂手的身心狀況都關懷備至，充滿同情心。而這個從不接受訪問，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克萊伯，居然也有人說他風趣健談，關心社會時事，愛看電視。

就是這樣，一個造神運動就此展開。克萊伯過去二十年來在古典樂壇中最神秘的風清揚，以一套只有九招的劍法舞得全球樂迷團團轉。大家等待他那幾乎不會出現的新唱片，而他越來越少的音樂會每一次都成為傳說。他的演出總在開場前兩天開始，有人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地等待生命中未必出現的高潮，入場之後被一股緊繃的奇異氣氛籠罩，不用聽第一個音符你就知道這是你一生中最偉大的音樂體驗。看他指揮的歌劇，觀眾用望遠鏡瞧的不是演員，而是在樂池里站著的克萊伯。

克萊伯死了之後，國內紀念他的樂評文章只有兩種。一種是看過他的現場演出而大呼三生有幸，另一種是沒看過他的演出而抱憾終身。這兩種文章的共同之處，是不斷地延續克萊伯的神話，因為它們都長篇累牘地重複我前面說過的那些故事，那些不知被轉述過多少回的故事。

梁文道：放假領錢去投票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由於克里的個子要比布殊高出許多，據說他的顧問因此建議在電視辯論開始之前，雙方握手時他得握布殊的手三秒不放，而且要擺出一副高高在上俯視對手的樣子。原因很簡單，這可以在電視觀眾面前彰顯自己的身高，而人總是對兩個人之中高個子的那個更有信心。

結果克里還是輸給了布殊。不是他的火熱形象戰碰上了理性的選民就盡化飛煙，也不是布殊的政綱見解與政績成就更紮實，而是因為布殊的形象戰打得更在行。比起克里的長篇大論，布殊更懂得平實精簡的短句的效果。在電視上閃快的畫面上，一句五秒內聽得完的句子最致命。現代政治是形象政治，而形象政治就幾乎等於「sound bite」政治。

所以很多學者批評美國民主政治徹底墮落，廣告和市場行銷代替了深入理性的政治思考。被畫面和sound bite餵飽的選民根本摸不清候選人的政綱有何分別，候選人也就不用急選前政綱的完備，和選後承諾的兌現了。學者如Bruce Ackerman和James S.Fishkin因此提出了「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誓要把開放深入的政治討論帶回現代民主世界，讓選民變成真正對公共事務有知識有理解的公民。

他們的新著《審議日》（Deliberation Day）針對各式大選，想了個新招。他們認為政府應該在大選之前放一天公眾假期，讓選民們到附近的學校和圖書館等公共設施聚會，選民們分成多個小組，由早到晚地討論大選議題，完了之後每人可領150美金以為釣餌。如此一來，選民們就可以更理性自覺，經過充份考慮之後才去投票。美國政治有得救了！

雖然兩個學者做過實驗，證明這種小組討論參加者的確會因此改變原初盲目的傾向，但整套計劃聽來還是太像烏托邦。不過不打緊，在腐化的世界裏不做夢又還有甚麼好做？

梁文道：時代巡遊到了香港

【蘋果日報-Always on Sunday】編者按：

法國國寶、畢加索真跡《巡遊》帷幕，自10月13日至10月31日在香港展覽了19天，吸引了200萬人次觀賞。《巡遊》來港展出，全城哄動，是本地一次文化盛事。

對這次活動，本港文化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大多數香港人不會欣賞，只是一窩蜂的心理去趁熱鬧，但也有人覺得這個活動，為香港製造了一陣藝術熱潮。文化人梁文道這篇〈時代巡遊到了香港〉就認為這個秋天香港很有文化。

站在垂掛於商場中庭的《巡遊》面前，我們看到的不只是畢加索的畫，還是一整個時代。它離開巴黎龐比度中心的倉庫，千里而來，在一個屬於商場的年頭靜靜地承受遊客目光，然後再回到倉庫裏面封存，等待另一段二十年。

1917年，那的確是一個成為傳說的時代。看看這幅巨畫就知道了，裏面有許多畢加索的朋友：撰寫《巡遊》這部舞劇歌詞的高克多（Jean Cocteau），一個集詩人、小說家、劇作家、畫家、電影導演和電台主持人於一身的絕代天才。配樂的沙提（Erik Satie），當年音樂界「六人小組」的領袖，現代前音樂的祖師爺。跳舞的狄亞基列夫（Serge de Diaghilev），俄羅斯芭蕾舞黃金年代的代表人物。也就是說，與《巡遊》這齣芭蕾舞劇有關的人物，都被畢加索畫進這幅劇場帷幕裏，而這批人物個個都是傑出的藝術家，留在畢加索的畫裏玩奏音樂，飲宴作樂，一直青春到現在。

且說這個在畫裏彈吉他的沙提，一直是現代藝術創作的靈感泉源。幾年以前的香港國際藝術節，就找過黃仁逵等本地藝術家一起合作，向這位百年前的法國人致敬。沙提是個性格怪誕的人物，曾有兩年，每天早上離開住所按固定路線，散步穿行大半個巴黎，然後循原路回家，到家的時候剛好是晚上。他還有搜集癖，家裏頭堆滿各式「藏品」。1925年他死了之後，朋友們到他那灰塵滿布、四處結網的家裏收拾遺物。一開門，就像打開埃及法老圖唐卡門的墓室一樣，把大夥們看呆了。原來這位老友收藏了過千把雨傘，不用說，其中絕大部份是從未用過的。

在沙提的遺物之中，朋友們還解穿了巴黎文化圈中的一個小秘密。他們看到一大堆畫古怪建築的小畫片，那些建築的式樣有中古風格，但看來都像是用金屬搭建的。有人突然想起過去這麼多年來，不時有人在報上登廣告，說有整棟城堡招租或售賣，那些廣告裏的建築畫像型制古怪，不似真有其物。有人按廣告指示去信查詢，但總是石沉大海，毫無回音。後來大家都覺得這可能是惡作劇，不過這類廣告還是不斷出現。看沙提這批藏品，一切都真相大白，原來登那些售樓廣告的就是他。沙提透過圖畫想像自己收藏了一堆建築物，為了玩得更認真，他就想到把它們當成真正的產業拿去租售……。

至於高克多，有人說他是第一個現代意義下的跨媒體藝術家，有人說他是最完整的才子；也有人說他只是個生活作風浮誇，追求虛名的浪子。雖然他喜歡別人把他看作一個不折不扣的詩人，但他的創作範圍實在太廣闊，所以還是令很多有分類癖的歷史學家感到為難。他拍過《詩人之血》和《美女與野獸》等驚世之作，但由於作品數量實在太少，所以電影史家覺得他只是個很厲害的票友。雖然有令普魯斯特激賞的長詩《阿拉丁神燈》，但文學史家又嫌他的文字作品太零散，多數是筆記和散文，沒有一兩部真正足以傳世的核心巨著。他的畫也很有特色，尤其是用筆大膽的速寫。但今天要找他的畫冊並不容易，想看他的畫，你去書店裏找西方春宮圖史，一定有他畫的男子自慰像。

更成問題的是高克多喜交際善應酬，最擅長促合互不認識的有才之士，不搞派對的話就一起搞藝術。芭蕾舞劇《巡遊》的創作班底就是他組織起來的。這種人物最是尷尬，你會在所有關於那個年代的記?裏看到他的名字，但他卻又不是甚麼開宗立派的人物，頂多像個交際花。清高的文人更不喜歡他在主流社會廝混，不只在電台開咪，還出任過康城電影節主席。高克多喜歡鎂光燈下的生活，與時裝界關係尤佳，香奈兒（CoCo Chanel）是他的好朋友，皮爾卡登（Pierre Cardin）有一個西裝系列以他命名。順帶一提，《巡遊》的服裝設計正是香奈兒負責的。

可是到了去年，高克多逝世的四十周年，法國掀起了一陣高克多風。又是龐比度中心，為他舉辦了盛大的回顧展。學術界開始發現以前談藝術史注意的總是蕭邦和德拉克洛瓦這類閃亮的巨星，卻忽略了主持沙龍把大夥湊在一塊的女主人。沒有那些「交際花」，根本沒有「時代」可言。因為一個時代不可能只有幾顆互不相關的孤懸星星；一個時代之所以為一個時代，得有一座像巴黎這樣的城市，幾間咖啡館，和把所有人吸引過來聚成太陽的接合劑。高克多就是這樣的接合劑，他交際手腕的背後，有洞悉時代的先知能力，為來自不同地方不同背景的人指出未來的思想方向。何況高克多多才多藝，他每一種才華都足以令他載入史冊。儘管他自己說：「友誼佔據了我所有的時間，如果作品妨礙了友誼，我會為友誼犧牲作品」。

回到《巡遊》，本地傳媒在介紹這部作品時，往往忽略了「超現實主義」這個名堂就是自它而來。也是他們的同代人，大詩人阿波里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形容他這班老友們合作的舞劇時，發明了「超現實主義」一詞，七年之後布列東（Andr? Breton）糾集同道宣布「超現實主義宣言」，才正式發起了一場文化革命。說起來，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藝術文化史總是革不完的命，一場又一場。讀書得來的印象是，那時以巴黎為核心的文化圈，盡是一票無所事事的傢伙，除了創作就是在酒吧和咖啡店裏吞雲吐霧、喝酒吹水，閒極無聊就一起搞個組織，弄份宣言，煞有介事地宣布自己的藝術主張和文化使命。年輕人或某大團夥的邊緣派若是要上位想出位，就再糾集一個圈子再出份宣言。甚麼「立體主義」、「超現實主義」、「表現主義」、「達達運動」，莫不是如此搞出來的。

如今看來，當年各路人馬的競相爭逐，無非都是為了奪取文化場裏的更高地位。每當有人出來宣稱「我們是新一代」，就表示有一批人要過氣了。所謂同一個「時代」，有時候並非真有甚麼共同的東西和理念；往往是反過來，為了發明另一個時代以取代在位的大人物，它的發明人才想方設法弄張鮮明旗幟，造出長江後浪推前浪的聲勢。高克多和畢加索厲害的地方，是他們能經歷多個時代而不倒。你說可見高克多心機高明，他偏不承認。在描寫十多個那年頭藝壇大腕的《我的同代人》裏，高克多說他們那批在巴黎蒙馬特和蒙巴維斯「喪蒲」的文友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雖然我們的確在藝術、文學、繪畫和雕塑裏引發了一場真正的革命」、「我們只是幸運，有一座空城等待我們攫取」。「很多人並沒警覺到事情的發生，等到天下大變要反擊就已經太遲了」。

時代變化，勝者確實可能飛黃騰達。高克多和畢加索自不待言，《巡遊》的同代巴黎人也有不少戲劇性的例子。西西最喜歡的畫家莫迪里安尼（Modigliani）曾為高克多畫肖像，那時兩人都窮得瘋，莫迪里安尼就用友情價五法郎把畫賣給高克多，算是歸本。但高克多給了錢之後才發現身上沒錢打的把畫帶回家。另一名畫家吉斯林（Kisling）與莫迪里安尼分租同一個畫室，因為沒錢故以畫代資交給飯館老闆。飯館老闆收下的這筆「用餐費」，後來遠渡重洋到了美國，售價一千七百萬法郎。而莫迪里安尼，現在更是有價無市了。

那個時代真是太過遙遠，很多事都是我們今天想像不到的。比方劇場觀眾，照理說都是衣冠楚楚的紳士淑女，但總是把一個鋪上紅地氈掛水晶大吊燈的劇院弄成台灣國會。畢加索他們在巴黎的另一個老友，俄羅斯大作曲家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就有幾部作品因為太過前，引起觀眾騷亂，差點還鬧出火警，情形猶勝旺角午夜場的觀眾「割凳」。今天我們香港觀眾再沒規矩也懂得音樂會裏要關手機，遇上再不堪的演出也會客氣鼓掌。難道時代真的進步了，我們比起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巴黎人要文明得多。

《巡遊》1917年的首演也幾乎出事。當時編舞的馬辛（L?onide Massine），配樂的沙提，撰詞的高克多，設計服裝的香奈兒和畫帷幕的畢加索坐在一起，自信滿滿，以為觀眾一定會為他們這班曠世天才的傑作瘋狂。結果觀眾確實氣得瘋狂。高克多回憶當年好在阿波里奈爾剛從戰場負傷歸來，身軍服頭紮?帶，贏得觀眾起碼的尊重；「我們得跟他離開劇場，否則要不是被撕開，就是被觀眾處以私刑」。只是他們不知道，在劇場裏喧鬧的時候，德軍已經逼近巴黎兩百里之地了。

《巡遊》和它的時代已經遠去，商場卸下黑幕，回復一塵不染的光潔透明，逛街的遊人很快就會忘記這裏曾有一件城中盛事：藝術居然上了電視新聞。這個秋天的香港很有文化，從來和藝術搭不上邊的地產商一下子都成了最熱心文化事業的贊助人。他們說等西九龍的天幕蓋好，我們就會有屬於我們的時代了。

梁文道或馮振超：政治風度

【都市日報-兵器譜】風度，是從行為、舉止、態度中表達的，具風度者可見得體表現。

政治風度能決定政治人物命運。美國總統選舉出乎意料地安然落幕，勝負雙方以君子姿態為這次世紀選戰劃上句號，布殊勝券在握，顯然不急於如獅子撲兔般、像上屆那樣匆匆忙忙的走上演講台發表勝利宣言。對手克里亦以大局為重，在選戰結束後不足半天便甘心拜服，輸了選舉卻贏得尊重，體現出政治人物面對挫敗時的應變能力與風度。今屆美國大選製造了一個近半世紀以來少見的民意分裂局面，共和、民主兩黨的支持者對治國、經濟、軍事睇法南轅北轍，布殊與克里在整個選舉工程中針鋒相對，把兩派民意推至反向極端，對美國主義及美國人的國家觀念造成衝擊，選舉結束後，一切回到現實，政治風度成為修補缺口的手段。布殊在選後先讓白宮幕僚長卡德向外公布勝利，強調給予克里更多時間消化選舉結果，以示尊重。他其後勝利宣言的前段部分，也多次提到克里，顯示對對手的關顧，「克里參議員來電向我祝賀勝選......他十分親切，克里參議員發動了充滿活力的競選工程，他與他的支持者可以感到自豪......」。

克里的風度，在於他能短時間內，站出來承認失敗。對於一個在過去一年走遍全國疲於競選旅程的61歲老律師而言，克里其實可再用上屆民主黨戈爾的一招以法律程序換取時間，再籌謀後著，但克里果斷的表現，顯見政治風範。

本地政壇中，甚具貴族氣質的李國寶，言行得體大方，紳士風度是卓著的。

雖然面對狗仔隊追蹤，但李國寶從不失態，罵記者、搶菲林從來不是李氏作風，他永遠不會惡形惡相「兇」傳媒，在面對是非緋聞的壓力下，李國寶不慍不火的表現，可作為一眾政壇新發財的學習對象。

另一位深具政冶風度學問的，應是前港督彭定康，這名前英國保守黨主席、畢業於牛津大學的政治家，在管治香港的五年間，與中方官員周旋在政治風暴，多次遇上一些激烈言詞攻擊，如被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稱作「千古罪人」，並遭中方官員拒絕握手。彭定康卻處之泰然，在突發情況下仍能控制情緒，「忍功」比較講求禮儀的中華民族也不遜色。

顯然肥彭不計較口舌之爭，遇上言語暴力也可自制，不會以牙還牙，反過來卻常以「陰陰嘴」笑容把尷尬政治場面輕輕帶過，活現政治滑頭本色，叫人嘆服。

梁文道或馮振超：美國總統

【都市日報-兵器譜】「美國總統是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已經是很多人的共識了。但又有多少人知道，美國總統曾經不是那麼有權的人物。而且在美國獨立初期，還出現過沒有人願意做總統的窘況。話說1776年7月4日，美國發表《獨立宣言》的這一天，如今當作是美國國慶的日子，其時八年的獨立戰爭才剛開打一年。換句話說，當時的美國不只沒有像樣的政府，更根本沒有真正獨立，有的只是一紙宣布獨立的聲音罷了。

到了1783年場仗打完，美國真真正正地獨立了，你猜怎麼樣﹖以總司令華盛頓為首的一眾「開國功臣」居然一哄而散，和他們率領的士兵一樣，個個急著回家，該幹甚麼就幹甚麼。例如華盛頓，他早在打仗的時候就老寫信回家催促家人記得田園收成的日子，又從各地郵購植物種子。

現下可好，終於用不著當甚麼「總司令」，他還不趕緊回去家鄉田裡研究改良品種的方法。又過了四年，美國各州代表和一些開國群英才又再聚在一起，發覺原來沒有總統，沒有統一稅收，沒有中央政府的情形「真係好唔掂」，於是撰寫憲法，把德高望重的華盛頓請出來當第一任總統。

華盛頓初時還百般不情願，直到聽說做總統原來有人工，念及以後有錢或許可以擴大田莊，才勉強赴任。這在我們中國人看來實在太不像話了。

既然不想當皇帝總統，那當初造反來幹嘛﹖因為按照我們的傳統智慧，反抗英國就是造反，造反就是為了得天下，造反成功那天當然就是老子的了。那有人大事成了居然回家種田那麼沒出息！

這又得說回十八世紀，當時北美殖民地各州的領袖要造反的理由不是為了另建一個皇室統治的「國家」，而是真正的自由。

在他們眼中，政府必然是邪惡的自由之敵，因為它又會用各種各樣的方法限制百姓，約束人民的生活。

故此打跑了英國人，沒了政府得到自由，那還要總統幹嗎﹖就算到了後來認清現實，發現沒有政府沒有領袖還是不行，他們也要想方設法限制國家的規模和權力，把它當做真正的「必要之惡」。

至於後來怎麼會變成今天這樣，兩夥人出大錢使盡吃奶的力，來搶這世上最有權力的職位﹖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梁文道：今天贏的是保守主義

【明報-港聞】請猜猜看以下這些話是誰說的：「我們需要更強大的美國軍事力量，我們要為備受壓力和過度繃緊的海外駐軍增多四萬人。我們還要加倍我們的反恐特種部隊人數。我們將把最新的科技和武器交給部隊，然後贏得這場戰爭。」「在對付不法國家時，美國有需要採取單邊行動去保護她的公民、利益和誠信。我們能夠而且應該懲罰像緬甸和尼日利亞這樣的國家，因為她們拒絕保護我們的國民，而且贊助罪行。」「我相信婚姻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之間的事，我反對同性婚姻。這是人所共知的立場。」「我反對墮胎。我個人很不喜歡墮胎，我相信生命始於精子與卵子的結合。」「《京都議定書》對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太少了，這些國家將製造更多的污染排放，所以我反對簽署它。」

你以為說這些話的人是被世人認為不負責任，大搞單邊主義，窮兵黷武的保守派布殊嗎？錯了，是克里，是這位民主黨候選人說過這樣子的話。

很多開放的自由派批評布殊主政的美國日趨保守，在九一一之後推出惡名昭彰的《愛國法》，加緊限制美國人的表達自由。但是參議員克里支持這條法案，而且毫無保留沒有修訂。全球環保組織抨擊布殊為了照顧大型石油企業的利益，犧牲野生生態的保存。但克里也不見得更好，他曾對「全美天然氣協會」(AmericanGasAssociation)提出應該自北極開拓一條穿越阿拉斯加與加拿大的輸送管道。他還說：「我會史無前例地挖掘開採所有的地方。」很多荷李活圈子裏的人不喜歡共和黨，覺得他們在文化上過於保守，總愛挑剔創意工業產品的「不雅」之處。而克里，這個自命文化保守派的人物不只經常挑剔年輕人喜歡的衣著、音樂和電影，他甚至還支持過一條叫做《合宜溝通法》(CommunicationDecencyAct)的法案，還好美國最高法院認為這條法案違反了保護人民言論自由的憲法第一條修正案。

面對這樣的情，我們的問題是為什麼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言行，會這麼像大家印象中的共和黨人呢？說來話長，但我們不妨長話短說。今年美國總統選戰之中最有污蔑意味的一個字眼，大概就是「自由派」了。所以當布殊說他的對手是個「自由派」時，克里要連忙否認。可是想當年，20世紀初的大蕭條時代，「保守派」才是個侮辱性的字眼。那時的民主黨人為了攻擊敵手，發明「保守派」一詞，而共和黨總統胡佛拚命否認自己是「保守派」，反過來還堅稱自己是個「真正的自由派」。其實從新政時期開始，直到70年代初，美國政治的思想動力一直把握在民主黨的自由派手中，傳統新英格蘭保守派控制的共和黨如果不想捱打，就只好照跟民主黨路線。以至於到了因戰功勝選的艾森豪威爾在就職演說之後，當時出任參院少數派領袖的民主黨人詹森居然說：「好極了，這是對我們民主黨過去20年來的政策的出色總結！」

可是風水輪流轉，自從列根出場，把保守派前輩高華德的思想發揚光大，加以懾人的個人魅力，共和黨人就不再懼怕「保守」一詞了。主張「政府的最大問題就是政府本身」的列根，把「保守」二字弔詭地重新詮釋成最激進的政治綱領：打壓工會，大力放寬市場限制，縮小聯邦政府的規模和福利開支，大幅減稅以「還富於民」，以擴大州權的表面主張去包裝南方反對《平權法案》各州的特殊利益。隨列根與他的英國盟友戴卓爾夫人的左右開弓，以及冷戰的結束，這套歌頌小政府的新保守主義席捲全球，甚至成了今日香港政府的金科玉律。

列根的影響有多大？從他今年逝世一事就可看出。不只布殊順理成章地要把自己複製成列根第二，就連民主黨人也不作惡聲，甚至想爭奪他的政治遺產，以收別子為宗之效。當年老布殊輸給了克林頓，並不是保守派的挫敗，而是克林頓在繼承列根路線上做得更出色。「不再加稅」是當年老布殊的死穴，克林頓對他的主要攻擊就是他言而無信地在當選之後違諾加稅。反觀克林頓的兩屆任期，居然比列根更成功地控制了政府規模，收縮了福利預算，甚至還為聯邦政府留下盈餘。可見克林頓改造過的「新民主黨」其實已經變成比共和黨更優秀的共和黨。

到了小布殊，由於手上可打的牌不多，只好在保守路線上更進一步，跑去迎合聲勢日益浩大的南方基督教福音派勢力，為政治經濟政策上的右翼主張加多一張文化牌。美國政治文化的全面右傾到了這個地步已經「冇彎轉」。列根的保守只限於針對政府和市場，但多少還尊重個人生活的自由，貫徹了美式自由主義立場。所以他在出任加州州長時還簽署過容許墮胎的法案。可是布殊則要「替天行道」，反對墮胎反對同性婚姻，把出兵伊拉克描述成宗教式的「聖戰」。

受到這種極右勢力的刺激，民主黨沒有選出最強烈反戰，意識形態上較左傾的「自由派」迪安；而是選擇了投票反對過加入《京都議定書》，原則上支持單邊主義，強調財政紀律，反對墮胎和在同性婚姻問題上模稜兩可的克里。可見由高華德首創的保守主義，已經是今天美國最受市場歡迎的意識形態，無論誰贏了大選，都不會有太大改變。所以布殊與克里的競爭，對很多自由派而言只不過是一次「較次邪惡」的選擇(voteforlesserevil)。二者之間的差別，只是雙方與媒體們在接受了更基本的共識底下，努力挖掘出來的微末細節罷了。全球政經文化秩序不變，美國繼續主宰

世界，這場所謂「有史以來最重要的美國總統選舉」，再次見證了保守派的大獲全勝。世界並沒有改變。

梁文道：萬聖節

【都市日報-兵器譜】萬聖節到了香港之後就變得很有香港特色了。十月三十一這天晚上，人群會聚集到酒吧、餐廳和卡拉OK裡，八點五十九分五十秒開始倒數，十秒之後再齊聲大叫一聲：「Happy Halloween!」。但萬聖節真是個值得快樂慶賀的日子嗎﹖

看來是的。美國的小孩子會在這天玩他們的Trick-or-treat，扮鬼扮馬，聯群結隊地逐家逐戶拍門，等戶主開門派送糖果。拿了糖之後，古靈精怪的小孩又興高采烈地跑到下一家目標。這個傳統習俗看來就像中國兒童到處拜年逗利是，儘管有的大人不高興，但總體上還是種開心的活動。

但仔細想想，Trick-or-treat的真實意思其實是賄賂，你如果不準備好糖果去招待(Treat)，打扮成恐怖鬼怪的小子們，他們就要整蠱(Trick)你。這個傳統的來由不是出於純粹的歡樂，而是以人代鬼。

萬聖節的鬼怪打扮，來自愛爾蘭的古代異教傳統。傳說十月三十一日這天是他們的新年除夕與豐年節慶，該天晚上要舉行盛大慶典，告別過去的一年。

在迎接新年的同時，也要小心迎接死者亡魂的歸來。因為這天也是生死兩界之間關門大開的日子，平日不可見的幽魂妖異均會紛紛來到人世。

為了矇騙鬼怪，人們會假裝成鬼，好混在他們之間。而Trick-or-treat說白了，本是招待鬼怪免遭不測的伎倆。只是到了北美殖民地，裝鬼和服侍鬼兩種習俗合而為一，成了兒童趁機胡鬧的一天。

所謂「萬聖節」，原名「All Hallow's Eve」也叫「All Saint's Eve」，是天主教信仰傳遍歐洲之後才有的名字。正如很多其他基督信仰中的節慶一樣，它也是把古代異教習俗吸納轉化的結果，將北歐和愛爾蘭鬼氣森林的新年變成了紀念祭祀一切聖人的日子。

這種做法一方面使異教徒更容易接受新信仰，也使得新信仰可以完全掩蓋古代異教痕跡。

因此節日總是在文化和時間的旅行之中改變它的面目和意義。

所有節目到了香港也要適應香港人，變成飲酒作樂與消費的藉口，還是滿足我們對倒數的特殊偏好。

不久之後，我們會在中秋節和端午節前夕倒數。

梁文道：九龍皇帝

【都市日報-來函】九龍皇帝曾灶財的墨寶，昨在蘇富比秋季拍賣會以高出底價四倍半成交。

九龍皇帝數十年來在香港各處留字，每每被視為有礙市容而被清洗，亦曾被政府控告罰款，今日墨寶在24次競價爭逐下高價成交，證明香港第一代街頭塗鴉大師的藝術地位，「曾灶財所得，正是香港政府所失。」

蘇富比今次把墨寶歸列於「中國當代藝術」拍賣環節，安排具象徵意義，過去部分藝術界人士認為九龍皇帝的行筆書法不入流，不能視為中國書法，這些大論正是不合時宜的八股思想。九龍皇帝的筆觸，一早已在商業社會裡遊走，多番用於時裝設計、汽車、廣告及家具用品，普及程度只有畫家阿虫及麥嘜作者麥家碧可媲美。但本港藝壇對塗鴉藝術的認知，卻停留在幼稚生階段。

塗鴉(Graffiti)文化起源於60年代的美國紐約，屬於黑人年輕一代控訴社會的一種藝術表達行為，以噴漆在街上隨意寫畫，涉及內容如粗口、性愛、種族、品牌及名稱等等，塗鴉地點並無明確規限，地鐵車廂也經常成為塗鴉一族的流動畫板，當時紐約市政府對塗鴉行為甚為反感，嚴令禁制。可是這反而令塗鴉青年更感刺激，藉著進行塗鴉得到以身犯險的快感。

Keith Haring(基思．哈林)及Jean-Michel Basquiat(尚米歇爾．巴斯奇亞)兩位均是塗鴉藝術經典人物，Keith的畫作由粗線條出發，建構一種獨有生物形態風格，曾在紐約視覺藝術學院進修的Keith，作品多次獲邀出國(如意大利、比利時)參展，亦曾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宣傳上被選中。Keith在1990年2月18日死於愛滋病，但他的作品仍然在不同文化領域中出現，對塗鴉文化影響深遠。

Jean-Michel Basquiat(尚米歇爾．巴斯奇亞)1960年生於紐約布魯克林區，這位天才藝術家，未受過正統美術訓練，擅長以粗線條畫面表達深層意義，內容多元化，如黑人問題、生活壓力、反資本主義等。其作品受到廣泛認同，曾在巴黎龐比度中心、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等作個人畫展。

香港第一代塗鴉大師曾灶財，有字而無畫的創作風格，經過歲月洗禮及市政署清潔工人不斷大肆清洗後，逐漸成為地道香港人心裡的藝術資產。

在講求創意文化的年代，九龍皇帝卻仍被擱在政府藝術官僚架構之外，不知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先生，在曾灶財墨寶揚威國際拍賣場後，有否興趣跟我們的塗鴉大師談談特區藝術發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