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她的丈夫也打過她，但她說，那個男人不打女人呢？於是也心滿意足的並不以為那是缺陷了」。
表面上看，這句話平平無奇，沒什麼太了不起的地方；為什麼它竟然令我頓了下來，閤上書及想了老半天呢？也許恰恰是因為它太過尋常，其中邏輯，至今我還能常在各種場合遇上，尤其是在談論國情的時候。例如我們談人權，總會有人告訴你，世界上還有很多地方都出現過人權不彰的情況。說警察執法犯錯，於是有人就要提醒，美國警察還會隨便開槍打死黑人呢。說個人私隱受到侵犯，他們肯定就得舉出斯諾登事件，告訴你全世界的政權都會侵犯私隱。我時時遇見類似的說法，於是我時時反駁。駁斥這類講話，十分容易，因為它的邏輯錯誤太過明顯。但我總在駁斥，又總是重複聽說同樣的謬論，不得不開始好奇，這背後是否還有些什麼，使得這麼多人相信「其他人都會犯同樣的錯，所以我的問題就不是問題了」的道理，乃至於它一再出現，並且每回都表述得那麼振振有詞。
然後我讀到了蕭紅這一句話，「那個男人不打女人呢？於是也心滿意足的並不以為那是缺陷了」。簡單地講，這就是認命。並不是儒家士大夫階層弘揚的那種知曉天命的自覺，而是更庶民更草根的生存之道。並非真的算過了命，明白自己此生原該如是；而是活在蒼天之下，大地之上，本就有些人人都逃避不了，人人都必須承受的運命。身為女子，挨丈夫的打，就像春夏秋冬時節變遷，乃勢之必至，甚至理所當然，所以這當然不算缺陷。
其他地方也有XXX，所以我們的XXX也就不是個特殊問題了。由於XXX不是特殊問題，所以XXX就不需急着解決，變得比較可以忍受了。這是不是也係一種認命呢？
我忽然發現蕭紅這句話背後認命的意思，是因為這次重讀《呼蘭河傳》，我才看到她寫了這麼多令人必須認命的背景，特別是第一章，那一大片北大荒：「嚴冬一封鎖了大地的時候，則大地滿地裂着口。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幾尺長的，一丈長的，還有好幾丈長的，它們毫無方向的，便隨時隨地，只要嚴冬一到，大地就裂開口了」。地都凍裂了，更何況人？於是在這有名的第一句話之後，蕭紅接着寫了好幾種人物的頹倒，寫她老家呼蘭小城「西二道街」上那個巨大的泥坑。這個泥坑是個死亡陷阱，不下雨的時候稠糊好比一口泥煤洞，昆蟲小狗掉了進去會被黏陷溺死。下雨的時候則宛如泥河，人馬盡懼，因為馬一陷進去就多半再也站不起來，人一踩進那六尺深的坑口也很可以滅頂。然而，小城裏的居民卻從沒想過乾脆拿沙土把這泥坑填平，他們寧願天天提心吊膽沿着街上兩側房屋的牆根踮腳緩行。有人還建議把兩邊每戶房子的院牆往裏頭拆出一塊，好令街道更寬敞更好走，行人車馬避得開這街心的大坑。可是，「一年之中抬車抬馬，在這泥坑子上不知抬了多少次，可沒有一個人說把泥坑子用土填起來不就好了嗎？沒有一個」。對待城裏小街上的泥坑，他們就像對待那能令大地凍裂的寒冬一樣，只能順受，而且只想到順受。
在這充滿宿命感的第一章末尾，蕭紅結論：「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來回循環的走，那是自古也就這樣的了。風霜雨雪，受得住的就過去了，受不住的，就尋求着自然的結果。那自然的結果不大好，把一個人默默的一聲不響的就拉着離開了這人間的世界了。至於那還沒有被拉去的，就風霜雨雪，仍舊在人間被吹打着」。
一部值得重讀的作品，必注定每讀皆有新得。能有新得，則多半是讀者自己在年月中長了些見識。所以有時候我再讀好些以前看過的書而有不同以前的了悟，全是靠了我在中間那段時間又看了些其他的書。此次重讀《呼蘭河傳》之所以會特別注意到這種認命的生存態度，是因為幾年前讀過波蘭作家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的《帝國》（Imperium）。
蘇聯崩潰之後，卡普欽斯基繞着它的故土走上一圈，想要瞭解曾經支配過他的國家和他一生的這個「帝國」。其中談到搭乘西伯利亞鐵道列車的那一章格外叫人難忘，景像大概就像蕭紅筆下的東北，隆冬盛雪，一眼看去是直抵地平線的白色，白得鋪天蓋地，叫人不辨方向。所有可以讓人掌握方位和空間大小的尺度都消失了，所有的山丘、河流和林木都被掩蓋在一大片令人目盲的白色之中，於是賦予事物具體存在的形狀和份量消失了，人也消失了。他說：「在這裏，白色是接受的顏色，是同意的顏色，是向命運屈服的顏色」（此書有台灣中譯，正好手邊不存，我只好拙劣地翻譯英文，難存原著文句力量，請諒）。
那種重複的白，在太陽升起和落下之處的白，會使人產生錯覺。列車明明行進，你卻覺得自己從來沒有移動過半分。明明已經走了好幾天，但這至廣大的西伯利亞凍原卻毀滅了你對時間的感知，叫你弄不清今天究竟是旅程的第幾天。「……它的殘暴、無垠，海洋般的無限。大地沒有盡頭，世界沒有盡頭。人之受造，非為此無量」。「關於變化的感受萎縮了，對於變化的需要也同樣萎縮了。人生於此，就好像活在一種崩潰的狀態之中，麻木，且由內而外地癱瘓」。所以，一路上遇見的人無論說什麼，都很平淡，比如：「『看着辦吧』，『嗯，是的』，『誰曉得呢？』……。但每當人們在說這些話的時候，似乎都表示出他們對一切事物皆已了然，他們似乎早就深入到真理最核心處。他們會說：『嗯，這就是人生』」。在卡普欽斯基看來，這就是「帝國」的本質，一種幾乎是環境決定論的「帝國」觀察。
儘管生在這樣的北方，但蕭紅是不認命的，她不接受「那個男人不打女人」的道理。故此，她書寫，並且一生顛沛，最後死在香港。可多數人是沒法像她這樣活的，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逃得過天嗎？我總在農村見到農夫蹲在田埂或家門外頭午飯，他們常常一個人低着頭默默扒飯，因為疲累，所以說不出話來。那種蹲坐低頭的姿態，是我心目中最典型的傳統農人姿態。偶而，他們抬頭看天，沒什麼表情。天或者晴朗，或者暗淡，或有不測風雲，可你什麼都做不到，做了什麼也改變不了多少。所以看天吃飯是必要的，但天又有什麼好看的呢？根本沒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