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記住三千種薯仔的名字（薯仔的故鄉之三）

【飲食男女】台灣詹宏志大哥是個奇人，除了種種外間所知的頭銜之外，他還是個出得廳堂、入得廚房的烹飪高手。從前他夫人王宣一女士還在的時候，他家便以夫婦二人四手的家宴聞名。只不過無論如何我也想像不到他居然會做秘魯菜，當他告訴我，許多年前他從秘魯旅行回台之後就在家裏頭試着做烤牛心等當地特色菜式時，我還真是嚇了一跳。要知道秘魯菜在技法上或許不太困難，比如說現今人盡皆知的「Ceviche」，大家都能在家自己調配青檸酸汁去把魚生醃「熟」； 可是材料該怎麼辦呢？你去從甚麼地方找到那許許多多古靈精怪、聞所未聞的食材？可能是我孤陋，但我真沒見過像秘魯食肆這樣的餐牌，一打開，裏頭起碼有一半我不認識的名字，比如利馬名店「Malabar」一份簡單午餐的菜單：

Conchas Selladas "Con Palta Y Fermento De Aji.
Quinoa Popeada: Eusalada De Papas Nativas Y Ollucos Huateados Y Sachatomato
Bonito En Escabeche: Con Camote Crujiente Y
Cebollas De Rabo
Colita De Cuadril: Y Rabano Picantes

就算用上Google translate，勉強搞懂了西班牙文，一個華人恐怕也還是很難完全看得通這份菜單在講甚麼。像是「Ollucos」，儘管字典會讓你知道它是類似薯仔的一種根莖類作物，不過要是沒有真的見過嘗過，光知道其品類是沒有用的。然而這已經算是秘魯最家常的一種食材了，市場裏頭堆積如山。

難怪秘魯菜現在會變得那麼有名，他們可用的東西實在是琳瑯滿目，取之不竭。這國家有海拔六千米以上的雪山，有乾旱的沙漠，有漫長的海岸線，有放牧牛羊的草原，更是亞馬遜河的上游，全球三十二種「微氣候」（microclimates），它獨佔三十，物種之多樣舉世罕見。

就說薯仔，我們都曉得這種改變了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的糧食，原產秘魯安地斯山區。可是我們知道薯仔的種類有多少嗎？根據利馬的「國際馬鈴薯中心」，只在秘魯，他們就辨認出了三千多種不同的薯仔，且絕大部分是秘魯才有的特殊品種。現在世界上流行的薯仔，滄海一粟而已。

感謝秘魯幾大古文明的開發和試驗，他們馴服了薯仔天生的「毒素」，在非常不合適耕種的安地斯高地上開拓出連山遍野的梯田，這才有了後來養活大半個地球的重要資源。他們的試驗，即使以現代目光去看，也是叫人嘆為觀止的。

印加古都庫斯科以南五十公里的高原上頭，有一片名字叫做「穆雷」（Moray）的遺址，地上大大小小好幾個層層下陷的圓形人工構築，真確用途不明，但學界一般認為它們是實驗梯田，因為其中設有精巧水利系統，似乎有灌溉疏水之效。由於座向、採光和受風等佈局的安排，在一座這樣深度三十米左右的圓形梯田裏頭，從最高那層到最底那一層，溫差竟有十五度之多。印加帝國的農業科研人員很有可能利用了這個機關，在每一層小片田土上頭試種不同作物，配以不同的澆灌水量和肥料，甚至不同的土壤，看看每一種根莖植物最適宜的生存條件，紀錄它們的長成狀況。研究出來的結果，政府會將之公佈於帝國全境，以利各地農民耕作。

所以正在走紅的那些秘魯大廚總是以他們的祖先為傲，總是想開掘更多古文明留下來的智慧。他們的自豪是有道理的。

梁文道：反對港獨不是梁振英的專利（為什麼「梁振英路線」不是對付港獨的妙方之一）

【蘋果日報】國家主席習近平「充份肯定」最後一次上京述職的行政長官梁振英，誇他「在遏制港獨，依法處置街頭暴力等重大問題上，嚴格按照基本法、全國人大的釋法及香港法律辦事，維護了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香港經濟發展及社會穩定」。看起來，這似乎完全印證了近日建制派中「梁粉」的說法：梁振英的路線是對的，就算現下沒了梁振英，這捍衛一國底線，嚴打港獨的道路也必須貫徹始終地走下去。但換個立場來想，那些反對「梁振英路線」的疑問因此也就變得更加奇異了，假如中央這麼肯定梁振英的道路和功績，覺得他幹得那麼出色，又何必在他的班子積極備選的當兒，要他用「家庭理由」去退出跑道呢？如果中央喜歡「梁振英路線」，又何苦去換一個人來執行「沒有梁振英的梁振英路線」？

其實這個看似矛盾的現象一點也不複雜，大家之所以覺得困惑，是因為我們多數人都不自覺地接受了「梁粉」的主張，等同了遏制港獨和「梁振英路線」這兩樣不同的事，以為對付港獨和激進本土主義是「梁振英路線」的獨門專利，任何其他不走這條路線的人都是在出賣一國，姑息分離勢力。但事實上就像曾鈺成所說的，反對港獨是國家核心利益，和什麼路線差異完全無關，不管誰去競選特首都不可能不守這道底線。就算泛民和非建制派主流，我相信他們也不會儍到去支持一個不覺得港獨有問題的參選人。

遏制港獨，守住國家核心利益，既是在港參選從政的根本前提，我們接下來要問的就是該用什麼方法去完成這個目標了。所謂「梁振英路線」，正如拙文〈梁振英真的走了嗎？〉所述，乃是一套「執政手法及其背後的邏輯」。放在港獨這個背景上看，梁振英政府雖然看準了問題，嚴守原則，並可能因此得到習近平讚賞；但「梁振英路線」卻未必就是解決問題的唯一答案，它甚至還是使得問題更加嚴重的原因之一。我相信這才是中央政府一方面充份肯定梁振英對付港獨的努力，另一方面又要把他換下去的原因。現在肯定梁振英，就是要肯定他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心志雖正，欲振乏力；同時釋放訊號，要各方人馬思考應對港獨的其他方案。

為什麼「梁振英路線」不只不是處理港獨的好辦法，而且還是惡化港獨趨勢的觸媒呢？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從基本情況開始思考港獨現象，再把它放在目前的國際局勢當中估量。

首先，我們香港人切莫以為港獨只是幾個頭腦發熱的青年一時口喊抗爭無底線，一時又怕被收監的遊戲；也不要把它當成一個文人一下子說要建國，一下子又說要復興華夏的狂言亂語。要知道，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保住政權，坐穩江山，無論何時都是頭等大事，半點玩笑也開不得。既然你說要暴力革命，他就一定當真，不惜以任何代價來處理你。往昔之所以一直不願香港「真普選」，不只是害怕在港失控，更是擔憂香港由此成了民主示範，井水犯過河水，波及它在整個中國的威權。比起民主普選，港獨當然更加嚴重，立刻將香港升格為國家安全鬥爭的最前線。

港獨比疆獨和藏獨還要可怕，是因為一國兩制底下，香港不受中央政府直接管轄，所以全國性法律皆不過羅湖河。於是在西藏絕無可能出現的分離輿論可以在港遍地開花，在新疆絕對難以想像的鼓吹獨立的政團能夠公然在港活動募款。請注意，香港不是台灣，港獨也不是台獨。台獨聲勢再大，台灣終究不在中共治下；而香港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唯一一個有分裂傾向，但中共政府又沒有辦法徹底壓制的地方。它甚至連把香港和內地徹底隔開都做不到。西藏情況最惡劣的時候，中央政府可以嚴格管控入藏通道；新疆暴亂之後，它更能乾脆全年截斷互聯網。請問中央政府能用類似的手段去孤立香港嗎？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對內對外一切信息和人員的流動暢通無阻。香港始終是中國對外的窗口之一，多少內地資金受惠於此地特殊條件，借此出入。香港的經濟地位越是重要，香港的國際角色越是吃緊，港獨對中共政權的威脅就越大，因為它不只不能像對付疆獨和藏獨那樣子來對付它，而且失去香港的危害可能還要比失去新疆和西藏還大。

包括練乙錚先生和沈旭暉兄在內的少數幾個評論家都指出了特朗普上台對中央治港路線的影響，王慧麟兄更獨具慧眼地提到了泛民主派在這盤國際棋局當中的尷尬位置。我完全同意他們的基本判斷，但是我想專從國安角度略談整個世界局勢的走向如何使得「梁振英路線」失效。

梁文道：使得華人必須移民的食物（薯仔的故鄉之二）

【飲食男女】我記得很多年前聽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容世誠教授說過，王晶的父親，已故導演王天林先生原來在香港拍過一些閩南語電影。只是他不懂閩南語，所以沒法直接和那些多半來自廈門的演員溝通，常常要靠翻譯。換句話說，這是些連導演自己都聽不懂的電影。更有意思的是，這批電影當年幾乎從未在港上映，因為它們的資金來源和目標市場都不是香港，香港只不過是它們的製作中心而已。幾十年後，香港電影資料館才為它們辦了個特展，讓今天的港人見識到本土複雜的身世。

忽然想到這事，是因為我想繼續談點薯仔的故事。

且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說起，當年那批香港製作的閩南語電影多由菲律賓華商出資，而它們的市場則是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等地，因為這些地方聚居了大批閩南人。直到今天，你在新加坡和檳城這幾個華裔人口密集的東南亞城市，也都還能用閩南話和當地人溝通。當然，除了閩南語之外，東南亞華人社群還流行着潮州話、客家話、廣東話以及中國南方沿海一帶的各類方言，因為這片地區本是中國海外移民的主要來源。

為甚麼東南亞會有這麼多來自中國南方沿海省份的移民呢？今天最通行的常識是除了明代開始南下的商人之外，清末還有一大批「豬仔」「苦力」，他們全是借着地利，比較容易對外開拓生路。這種講法強調了東南亞等地的吸引力，但卻忽略了移民現象除去拉力，必然還有推力，也就是說一定還有甚麼力量在背後逼着這些華人移民先祖非走不可。答案很簡單，那就是因為他們都窮。福建、潮汕，一直到廣東客家地區，山多地狹，沒有太大的平原，無法拓出良田萬畝，一旦人口增加到負荷不了的地步，就會產生壓力，使吃不飽的農民必須另謀生計。

但這些地方並非向來都是這麼多人的，直到清末才有一大批人想要離鄉背井，是因為整個中國在清朝中葉經歷了一次人口大爆炸，從乾隆六年（1741年）的一點六億人，一下子上升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四點三億人，奠下了日後中國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基礎。麻煩的是經過數千年的開墾，中國可耕面積實在無法相應增加，於是只好連東南地區那些貧瘠的丘陵地帶也都小心開發了。再開發下去，要是依然養不活這麼多人，他們當然就得到海外尋求出路。

是甚麼使得當時的中國在百年不到的時間裏頭一下子多了兩億多的人口？答案就在明朝徐光啟的《農政全書》當中：「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黃獨。蔓生葉如豆，根圓如雞卵，肉白皮黃，可灰汁煮食，亦可蒸食。」這種食物儘管吃起來沒有鮮明的味道，但究竟是舶來品，所以明代剛進中國的時候，只能出現在皇室和達官貴人的飯桌之上，圖其新鮮罕見。沒想到，再過百年，原產南美洲安第斯山的這種作物，就要徹底改變整個中國的命運。

梁文道：枱面參選，枱下造王

【蘋果日報】胡國興法官公佈他的參選政綱之後，好評似乎不多，建制派的反應固不必談，就連泛民主派的梁家傑和尹兆堅議員也都表示失望，覺得他提出的綱領太過零碎，「欠缺願景」。評論人李慧玲甚至覺得他「少了當初那一份人味」。可是胡官這份政綱真有他們說的那麼糟糕嗎？且看其中幾項要點，首先是將特首選舉委員會過渡為提名委員會；同時把功能界別的選民數字逐步從二十五萬擴大至三百多萬，恰好就是目前全港選民人數。沒錯，站在泛民主派的立場來看，你可以說這還算不上是「真普選」。可是請問包括葉劉淑儀、林鄭月娥以及曾俊華在內的潛在對手，他們有哪一個人能在中央政府沒有授意的前提底下，在迴避了人大「八三一」的框架底下給出如此明確的政改建議？

再說《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胡官直說在政改沒有共識之前，不應急於在本地落實它的立法，這難道不已足夠貼近主流泛民的共識？相反地，行政體系出身的另外三位對手就算有此念頭，恐怕也不敢如此明言。因為中央政府視港獨為國安大害，今天確立「二十三條」立法的急迫猶勝十四年前，極有可能會反過來把它當作一切政改重啟工作的條件。所以葉劉淑儀才會勇不可當地在她宣佈參選的第一天就把「二十三條」重新祭出。

另外，諸如全民退保、標準工時、強積金對沖、取消小三TSA，乃至於回購西區海底隧道等雜七雜八的項目，胡官就算說得空泛，可大方向對於泛民而言也應該是「啱聽」的。

我不知道目前已經表態的泛民選委是怎麼想的，但是我們大概可以猜得到在接下來一兩個月裏頭，當其他幾位特首參選人以及疑似參選人一一浮出水面，各自宣說政綱之後的局面走向。到時候假如葉劉淑儀是光譜的另一端，我們幾可斷定胡官就是最接近泛民的這一端（除非吳靄儀力倡的『公民提名』真能成事）。也就是說，如果不投白票，又沒有其他代表泛民的參選者，那麼胡國興法官就會是理論上泛民選委的最佳選擇了。假如屆時泛民主派三百多名選委不願提名胡官，那一定得是他們找到了比他更「民主」的人選，否則又有什麼理由連提名他都不願意呢？又如果胡官得到了一百五十個提名，正式競選，要不是另有「公民提名」產生的人選，或者大家打定主意杯葛選舉，我也想不到太多泛民不把選票投給胡官的道理。

除非泛民覺得這麼做太不實際，就像當年的司徒華和梁家傑一樣，民主是夠民主的了，然而泛民以外就別無票源，投了他們等於白投，絲毫影響不了大局。還不如把票集中給一個建制派和中央政府能夠接受，取態足夠溫和，能對泛民訴求讓一些步，最後還真能在這小圈子遊戲中勝出上台的人選。但以今日整體泛民主派四分五裂，沒有主導勢力的情形來看，到底有多少人敢犯天下之大不韙，「出賣原則」，實際到這個地步呢？

我在這裏更關心的問題是，究竟誰是那個泛民勉強可以接受，而又真有機會獲選的候選人？不用多說，大家都知道那人就是曾俊華。不只如此，贏得到泛民支持甚至被認為是曾俊華的優勢之一，若是完全無法得到泛民選委的提名，又拿不到一張半張的泛民選票，那麼曾俊華面對着林鄭月娥和葉劉淑儀的競爭，形勢就會十分不妙了。首先，所謂「唐營」和工商界對他的「力挺」根本不像很多人所以為的那麼有力，一來是商界十分實際，最後一刻才「西瓜靠大邊」的機會甚高；二來則是商界大佬習慣分散風險，絕對會讓每一個建制出身的參選人雨露均霑。其次，曾俊華的對手也不是完全搶不到地產勢力為主的商界票源，尤其林鄭月娥，她對商界的「友好」遠超一般市民印象（這一點以後有機會再談）。

因此，我們可以大膽推論，對於曾俊華而言，不管多半不可能在特首選舉當中獲勝的胡官是否真如一些論者（如劉細良兄）所說的，出來是為了「鎅票」，陪跑的他實際上也起到了「鎅票」的效果。假如工商界用心不專，沒有把票集中給曾俊華；假如林鄭月娥或葉劉淑儀真的走上「梁振英路線」，繼承了梁振英的鐵票；那麼胡官那邊多一分，就是曾俊華這裏少掉一分了。若是胡官可以出線，那就意味着曾俊華的形勢凶險了。若是胡官出不了線，那麼他的立場和政綱也能成為一個道德制高點，會對曾俊華形成壓力，讓他再靠近一些也不是，離遠一些也不是；他再靠近胡官一些會得失建制派，再遠離一些又不可能滿足得了泛民。

主張胡官是出來「鎅票」的朋友有一個很值得探討的提問，那就是向來在政界不甚活躍的胡官為什麼會下這麼大的決心「拋個身出來」？是誰在支持他，他的班底又是些什麼人呢？雖然在胡官公佈政綱的那天，何安達兄的現身肯定會讓不少圈中人有似是故人來的感覺。

可是我不想對是誰在操盤這點上多做沒有確實依據的猜測，只想在「鎅票說」之外提出另一種可能。那便是會不會有人在此扮演「play maker」的角色，透過胡官，大玩合縱連橫的政治遊戲？我這大膽聯想的靈感來源是何安達兄那句「希望曾俊華能夠取得足夠提名票」以及「胡國興和曾俊華都是他心儀的下屆特首人選」。請注意，何安達兄是胡國興競選班的成員，那有公開稱讚競爭對手也是他心儀候選人的道理呢？再往前看，胡官自己也在宣佈參選的初期說過曾俊華的好話，甚至表明如果他和曾俊華票源重疊，「會慎重考慮退選」。那麼現在梁振英不在了，曾俊華參選在即，標明反梁的胡官為什麼還要繼續選下去？他會不會選到一半又忽然宣佈退選，然後把班底和支持者轉讓給曾俊華呢？

多推一步，我們就會發現「鎅票」有可能變成「讓票」，威脅有機會成了禮物；一個目前最接近泛民主流傾向的參選人及其支持者，也許會奇特地為一個溫和的建制派參選人讓步。反過來，要是局面有變，比如說曾俊華不願或不敢收下這份大禮，又比如說有人收到明確指示，不能讓曾俊華成功。那麼胡官就可能會繼續走下去，並且走得更激，使得泛民不可以不支持他，使得曾俊華功虧一簣了。

假如形象向來正派的胡官真的不自知這個形勢，是他後面另有操盤手掌控。那人（或者那些人）可就太厲害了，不用泛民三百二十五個選委自己辯論要不要造王，他就已經在拿着他們來造王了。造出來的也許是曾俊華，更也許是林鄭月娥和葉劉淑儀。因為利用泛民造王實在太過容易，找一個他們拒絕不了的人選就是了。即便這不是造王，至少也是足以左右大局的力量。

梁文道：回家的路上（常識有幾難二之二）

【飲食男女】我是貨真價實的「堅離地」，幾乎每個星期都要去機場報到，碳排放量積累下來到了犯罪的地步。也因為這樣子的生活，使我能夠從一個類似遊客的角度去看香港，尤其是香港的服務業。仔細想想，這幾年香港在這方面的變化還真是不小，許多從前我以為是常識的東西，現在都變得可疑，甚至乾脆被人遺忘。

例如香港機場的吸煙室，自從大陸遊客多了之後，吸煙室的門就常常關不上了。倒不是裏頭人滿為患，不得不如此，而是有些大陸遊客嫌裏頭空氣不好，所以開門站在門邊，可以一邊享受比較清新的空氣，一邊對着門外呼煙好讓不吸的人也能分享菸草的芳香。奇的是我從來沒見過有人勸止他們，似乎這是大家都該接受的命運。我每次去吸煙室吞雲吐霧小歇一會兒遇到這種場面，都會把門帶上並且好言勸告那些過分大方的同好，他們也都合作，態度友好。

不過不用多久，下一批來人又會重新開門，繼續接下在那門口站崗的任務。算了，我總不能老是守衞吸煙室大門，還是看看吸煙室裏滾動播放的電視新聞吧。說起來，這也是件怪事，從前吸煙室的電視總是調校到CNN、BBC，又或者Al Jazeera那幾個英語國際新聞頻道；但大概是三年前開始，它居然變成了無綫電視互動新聞台，乃至於久違了的翡翠台。前者還好，至少是新聞；後者則總是逼迫我看一些我很不想看的電視劇和娛樂節目。不管是新聞還是大台師奶劇，請注意這是國際機場，滿室都是世界各地來的遊客，他們多半聽不懂粵語，只能儍儍盯住那不斷閃爍的畫面。這是響應本土文化熱潮，讓全世界都學廣東話嗎？該是排隊坐的士的時候了。這幾年的士司機也變了不少，以前還有不少人願意下車幫乘客搬行李，就像全世界多數發達地區那樣，對很多外地人而言這該是坐的士的常識之一。

會這麼幹的司機漸漸少了，他們多半下車之後就站在車尾廂旁休息，看着乘客自己動手，哪怕那個乘客是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家。最近幾個月 ，形勢又有新發展，有些司機甚至不下車了，讓乘客搬完行李之後自己關上行李廂蓋，再自己坐回車內，全程自助。為甚麼不乾脆叫乘客自己開車呢？那豈不是更加輕鬆。

當然我明白現在去機場是苦差，因為遠程車費比從前少了，所以有些的士大佬一聽你說要去機場。就立刻耍手擰頭，揚長而去。到了機場之後，他們還要排上半天的隊，自然受氣。於是等到客人上車報上目的地，距離短他嫌短，距離長他嫌遠，要是不想看他臉色，你只能博彩一般地報中他心目中最理想的那個地方。這類買中頭獎的機會太低，所以很多時候你都會在他開動車子的那一刻聽到他在唉聲嘆氣。我一向很能同情的士大佬的苦況，也偶爾遇過一些態度極好，曉得在客人上下車時協助料理行李的司機（有幸碰到這種機會，我一定有如遇上大赦，自動自覺交出貼士），所以我總在想這一切變化的原理，是甚麼使得他們幹這行幹得如此不情願。

香港人怨氣戾氣漸增，這是在各種場合都能感受得到的，就拿大圍某屋邨的冬菇亭打冷茶餐廳來說好了，因為離我家較近，所以儘管出品很一般，我每每在下機之後去那裏吃點東西喝杯奶茶，以解鄉愁。最近一次叫了碟經典焗豬扒飯，一口下來赫然發現豬扒半生，當然得招呼侍應質詢。不料他回報廚房之後得回來的答案竟是：「師傅叫你下次要早啲出聲，唔好咁遲先响。」事已至此，食興大敗，我起身埋單走人。這原本算是熟悉的店家，侍應在收銀時還說：「雖然碟嘢你冇食晒，但係錢都係要收足o架。」這真是太違反我在香港生活幾十年的常識了，還是我近年太過離地，變得跟不上香港的新常識呢？於是聽到這話，我也一肚子怨氣，成了個正宗香港人了。

梁文道：梁振英真的走了嗎？

【蘋果日報】政治是這樣玩的。中央政府再次給大家上了一課，展示高超的手段，在選舉委員會選舉的前兩天，讓梁振英「被不參選」，好回去照顧他的家庭。令人措手不及的這一步棋，至少起到了三個鮮明的效果。一是藉着拔去共同敵人，瞬間瓦解「ABC」的聲勢，減弱非建制派的動員力量，鞏固建制派既有的席位。二是重新一統在過去四年多被鬧得分崩離析的建制派，讓香港政治回到簡單二元的「建制VS泛民」的常軌。第三，也是一時間還沒引起太多人注意的，則是透過除掉至今為止民望最低的特首，奪回香港的民心。也許很難重演董建華時代那種港人信任中央政府多於特區政府的現象，但起碼這算是「為民除害」，怎麼樣都能稍微慰解主流香港社會那種容易滿足的情緒。

然而梁振英雖走，卻不代表「梁振英路線」的徹底消失，今天預備要去投票的選民不可不察。

什麼叫做「梁振英路線」？我指的可不是梁振英當年競選特首時提出的意見和政綱，現在說句不合時宜要挨人罵的話，我始終以為當年他對香港社會和經濟問題的判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對的，而且那時他還有不少引人遐想的承諾（例如研究推出《檔案法》）。所謂「梁振英路線」，當然不是那些從來沒有兌現過的支票，也不是他擺在書面上的政綱和「願景」，而是一套執政的具體手法及其背後的邏輯。

「梁振英路線」的第一特點體現在用人。想當初，他延攬張炳良和陸恭蕙，甚至一度想請黃英琦出任籌設中的文化局局長，不可說沒有廣開政府大門，盡量向非建制力量伸手的用心。不過後來不知怎的，這個政府不只沒有突破原有局限，反而還倒行逆施，從根處動搖百年來的香港政治慣習。我們都曉得港英那套「吸納政治」的玩法，藉着廣泛的委任制度籠絡香港各界各階層的「精英」，使他們成為管治者的盟友，將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意見變成屋子裏的談判與交易，好穩固政府的基礎。這套招術縱有百般不是，但許多雀屏中選的「精英」至少不負精英之名，若非才幹超群，至少是界內領袖一方的人物；若非識見不凡，至少也是人脈深廣的老江湖。但自從梁振英上台之後，由他眾多任命看來，我們可以發現這整個遊戲被倒轉過來了，再也不是因為你是精英，所以我要委任你；而是我委任了你，於是你自動成了精英。

這類俗稱「梁粉」的「新精英」往往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很好的人脈根基，根本發揮不到「吸納政治」的精義。他們有的就是忠誠，並且恰恰由於他們什麼都沒有，一旦上位就必須更加對上效忠，上頭的支持是他們出來行走江湖的唯一靠背。尤其有趣的是這種特點不僅體現於政府任命的一些官員（吳克儉最著）和諮詢架構成員身上，還延伸到了部份建制黨派那裏，比如說連「記者會」是什麼都不知道的新民黨容海恩議員。

這整套人事變化的要點就是換血，它不是設法吸納民間潛在反對力量，更不是要加速原有建制力量的新陳代謝，卻是要以一脈除了忠於自己之外就樣樣都缺的新血去徹底代替本來的建制同盟。且看與梁振英斷帛的傳統建制精英曾鈺成和曾德成兄弟，再比較一下芸芸新貴，其間人品、歷練和能力上的差異豈以道里能計？

一些老朋友今日以「白票」為參選宗旨，政治道德上頭毫無可議之處，因為光是那種老式吸納遊戲就已經違反了理想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的本質。身為泛民，更怎能輕易認同小圈子的選舉呢？但看過去四年多政府捧上台的這一批「巨鯨幫」幫眾，你就會發現特首權力之大；看過去四年政府諸多不得人心的措施，你便會發現一個權力極大的特首究竟可以幹出多少難以逆轉的事情。所以若是不談有趣的創意，但是如何實施如何生效暫且不明的「公民提名」，光提「白票」，我在現實上是很難接受的。不過如今梁振英既去，再也用不着「ABC」了，所以投「白票」也好像很無害了是吧？

必須小心的是枱面上的幫主不在，並不表示整個幫派的潰敗。很多人以為現在的「梁粉」必將樹倒猢猻散，卻忘了失意喪志的他們依然還在既有的位置上頭，初步成形的系統也暫時沒有動搖。少了姓梁的幫主，做不成統「梁粉」，並不意味着不能來個姓「×」的接收梁振英餘部，使他們在一夕之間轉成「×粉」。

換句話說，只要「梁振英路線」健在，另找一個新當家，換血行動就大可以一個更聰明的方法繼續下去。大家只見白韞六主持下的廉政公署，有沒有想過終審法院好幾位常任法官年屆退休，而負責建議他們接班人選的司法人員敍用委員會當中至少有7名是行政長官委任？再這麼換血下去，五年後的香港又會是什麼模樣？

「梁振英路線」的第二大特點就不必多說了，路人皆知，那便是沿襲了大陸新近維穩政治特色的鬥爭為綱，無中生有，小事化大，直至社會撕裂，達到危害國家安全的地步。利用種種外緣條件的變化，內外人鬼，一樁又一樁的案件，一個又一個的危機，然後就可以替自己樹立英勇忠義的形象，藉大義之名博取政治地位，甚至乎維穩成本，這原是內地部份地方官員的伎倆，不料近年卻也隱隱出現在香港了。在香港施行這種招術的另一個好處是可以把打擊面擴大，一棍子打死原有的反建制陣營。何韻詩的遭遇，就說明了以要求真普選為出發點的佔中如何被變換成了萬惡不赦的港獨；「DQ」議員數目從辱華反中的梁游二人增加到根本和港獨無關的四個本土派上，只是最新的例子而已。既然這一招能夠挾全國民意和政治上的根本底線來逐步壓毀非建制勢力，同時鎮懾所有建制派中蠢蠢欲動的對手，誰能擔保梁振英之後不會有人再用？而這招屢見奇效的手法又要香港和整個中國的民間為它付出多少彼此誤會、懷疑和仇視的代價呢？

故此，今天不論是預備去最後要投白票的朋友（我建議他們最好不要把『白票』當成原則，頂多視之為候選人產生之後的策略選項），還是建制派內一心要「ABC」的朋友，切莫輕忽「梁振英路線」還魂的可能。

梁文道：只不過是常識（常識有幾難二之一）

【飲食男女】本該接續上周談點薯仔的故事，但是最近一次遭遇卻如骨鯁在喉，令我不吐不好。且先從一件其實和我沒有多大關係的事說起，大概有不少人聽過以介紹日本文化知名的博客劍心前陣子在日本被斥作是「香港之恥」 的消息吧。東京一家食肆在臉書上公佈了劍心訂座的名字，批評他和朋友到店之後只點了一杯酒，兩個小時之內不停拍照，甚至還順手把在別處買的外賣吃完之後留下來「當手信」。隨着劍心第二天帶着和菓子上人家店裏登門道歉，這件事算是結局得不錯。劍心的表現怎麼樣都要比另一個日本旅遊達人杜如風強多了，一向以「真性情」（在我看來往往是放肆）著稱的她前陣子在節目中介紹日本一家麵店，竟然不顧當地禮俗，把三根筷子插在碗裏作勢參拜。網民罵她，她的回應則是「Why so serious！」，她認為觀眾應以「輕鬆啲嘅心情去睇」節目。按照這個邏輯，一天到晚罵大陸遊客不規矩的香港人也應該不要那麼serious，大可以「輕鬆啲嘅心態」去睇那些不符本地規範的行為才是。

不是為港人護短，正如《立場新聞》專欄作家安騏所言，其實劍心拜訪的那家日本食肆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參見她的《又關公災難？——「香港人之恥」事件是一次更深層次文化交流的契機》）。首先它的店主就可能是個很容易類型化外人的民族主義者，否則便不會把一個客人的不當行為上升到整個香港代表的層次；老實說，就算劍心真的不對，那也只是他一個人的事而已，和我這個香港人又有甚麼關係呢？更何況平常一家日本食肆就算遇到再詭異的事情，世絕少如此公開抨擊它的客人。

不過話說回來，為甚麼向來讓人覺得十分熟悉日本社會的劍心，居然也會惹出這次奇特的小風波呢？由此我想到了近年在外地一些地方碰到香港遊客的尷尬。例如某次在一家不錯的餐廳晚飯，正好鄰桌就坐了一個香港人，看得出來他是個食家，因為每倒一杯新酒，他都要像在酒莊試酒似地把酒倒進嘴裏弄得呼呼作響；每上一道菜，他都要和侍應探討碟中每一樣材料的出處細節。我怎麼知道？因為他的聲音比較大，所以其實連整家餐廳的其他客人都知道他內行。他當然還得拍照，用一部單反拍下每一碟菜的不同細節。這是家安靜的館子，於是他顯得格外搶眼，直到人家快要打烊，我們所有人結賬出門，他都還在裏頭繼續內行下去。這類巧遇「達人」事件，我不只見過一次，他們或許真的懂吃懂喝懂遊玩，並且還懂得圖文並茂地把經歷分享出來，可惜的只是少了一點點常識。

甚麼是常識？簡單地講，就是在恰當的時候做恰當的事，遇到各種情況能有恰當的反應。如果人家店面不大，店內聲量不高，那你就得小心自己發出的聲音，這叫做恰當。你到了人家店裏，而人家又不是酒吧，兩小時內恐怕就不好意思只是要一杯酒，同時還要不斷拍照，留下垃圾，這就是恰當。相反地，你如果是去大牌檔吃飯，也許就不用在乎音量了，正如到大家樂鋸扒不必堅持法式table manner一樣。這和你熟不熟悉日本文化無關，也和你是不是資深食家無關，這點常識是走到哪裏都不會差太遠的。

然而，今天的香港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漸漸在很多不同領域浮現了一種常識淪喪的狀態。比方說我最近在一家街坊菜館的遭遇。

梁文道：狂人的理智（狂人之二）

【蘋果日報】「瘋狂傑克」被俘的那一天，他原本率領了一支合共四十人的突擊隊打他擅長的登岸上坡戰，慣常地在衝鋒時刻齊聲高喊「Commando！」，意在擾敵視聽。可是這天沒有濃霧，天朗氣清，德軍根本不受影響，於是一行人傷的傷，死的死。到得山頂，他發現身邊只剩四人，其中兩人還要重傷。終於彈盡，眼看大勢已去，他便抬出了隨身攜帶的蘇格蘭風笛，不知是否要悼念隊友和將逝的自己，他吹奏了一首「Will ye no come back again」。一顆手榴彈爆炸，傑克終於暈倒。

他這種喜歡在彈如雨下的戰場上吹奏風笛的習慣，常被後人歌頌為無敵的英勇，很容易讓人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場上另一個有名的風笛手Bill Millin（又稱Piper Bill）。我第一次知道這個人的存在，當然也和其他人一樣，是看了老電影《碧血長天》（The Longest Day）。片子裏頭的他在諾曼地戰線上不畏槍火，異常勇敢，人家拿武器自衛，他就抱着風笛奏樂，遠處被困待援的英軍一聽這熟悉的樂聲莫不士氣高振，同樣被困的美國大兵則搖頭大嘆其瘋狂。後來我才曉得這不是劇情需要的創造，而是真人真事。原來真實的Bill Millin是受了長官命令，一開始他也覺得不妥，因為英軍指揮部當時早已下令不可在戰事中玩奏樂器，哪怕是用來打氣也不行。不過他的上司就說：「去他的，那是他們英格蘭人的事，我們是蘇格蘭好漢，打仗怎能沒有風笛？」於是Piper Bill就一心奏樂，幾乎進入忘我境界。

問題是為什麼當天Bill Millin多個同袍中槍，偏偏就他一個人安然無恙呢？後來負責開火狙擊他們這個連隊的德國士兵接受訪問，答道：「因為我們以為他是個瘋子」。

以為他是個瘋子，我想這就是「瘋狂傑克」一直死不掉的原因之一。想想看，在二十世紀的戰爭裏頭，有這麼一人手持中古闊劍衝鋒，背後一把長弓，要不就一邊吹着風笛一邊穩穩地踏步前行，你看了會不會也覺得他是個瘋子呢？戰爭本來就是毫無意義的瘋狂，但是作戰中的人卻是非常理智，要在瞬間計算一切能夠影響下一刻形勢的條件，即便單兵開槍，也得極端精準地瞄正目標，容不下一絲意外衝動。在最瘋狂的事情裏頭做一個理性到冰冷的人，這就是戰爭的荒謬原則。所以一遇上像「瘋狂傑克」和Bill Millin這樣的人物，原來那工具般運算的理性就會反應不過來，有點像棋手碰到了不按牌理的棋步，一時陷入停頓當機的狀態。然後該按下去的按鈕沒按，該殺的人不殺，這是被蒙上理性面紗的戰爭之荒誕被揭穿的一剎那，因為一個本來被調校成逢敵便殺的戰爭機器忽然問了自己一個只有正常人才會問的問題：「我應該殺這個人嗎」？而那個能使得他短暫恢復常性的人，卻是個在戰爭當中最超乎常理的狂人。

戰爭的可怕，在於它總是被包裝得那麼有意義有道理，而軍隊又是一具那麼合乎理性的機械，裏頭沒有人會問為什麼，只會問怎麼做。好比近日我在北京地鐵看到的一段徵兵廣告，那配合短片的歌曲氣勢奔騰，其中一句尤其刺耳，它熱烈地呼喚「殺！殺！殺！」原來當兵的重點始終離不開殺，可是要殺誰呢？為什麼要殺？殺人道德嗎？這恐怕是軍隊裏頭最不該問的問題，也是徵兵者和一心想要去參軍的人最不願問的問題。然而，你的對面卻來了一個完全不像是該在戰場上出現的人，他太不合乎你的預期你的慣性，於是你猜他可能是個瘋子，你猶豫不決，居然想起他們不願你去想的事，所以他就活下去了。那個活下去的狂人奇詭地拆穿了戰爭的本來面目，讓人一下子在瘋狂中因遭遇瘋狂，而發現了實質的、有目的、有意義的理性之存在。

「瘋狂傑克」活下來了，因為他姓「邱吉爾」，捉到他的德軍以為他和那個邱吉爾有關係，便把他送到柏林。但他們很快就發現這個會在運送他的飛機上偷偷點火，打算人機俱焚的家伙，實在不是英國首相的什麼人，接着便把他運到著名的「薩克森豪集中營」（Sachsen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他就是有本事，居然逃了出去，往北海方向前進，打算弄艘船回英國。就在離海岸只有幾里路的地方，他再次被捕，這回去了奧地利接壤德國邊境的另一個戰俘營。不久，他再度越獄，趁着停電摸黑爬到附近田野，然後一路向南，跨越阿爾卑斯山，走了八天一百五十英里的路，抵達意大利。在那裏他碰到一列路過的美軍，儘管衣衫襤褸，可他一記標準的英式軍禮立刻就截下了車隊。獲救的「瘋狂傑克」不是很高興，因為他聽說歐洲戰事快要結束，自己居然錯過了那麼多。想了一會兒，他又振奮起來，對着那些美國大兵問：「However, there are still the Nips, aren't there?」（「Nips」是英軍流行的日本人貶稱，和美軍口中的「Jap」是一個意思）。等到他真的如願以償，去到緬甸，預備在那裏大幹一場，卻發現兩顆原子彈已經摧毀了廣島和長崎，便憤憤不平地說：「If it hadn't been for those damned Yanks, we could have kept the war going for another10 years.」

他真是那麼嗜血，還是就像唐吉訶德，總是幻想着更多的冒險？無論如何，他沒有仗可打了，只好在其他地方表演自己的冒險家角色。例如以四十歲的年齡通過傘兵考試。又如他在澳洲訓練士兵海空作戰的技巧，同時在當地迷上衝浪，回到英國之後不只設計了自己的衝浪板，還成為在塞文河（River Severn）第一個趁着那有名大潮衝浪的人。等他轉任文職，狂性依然不減，每每在乘火車回家的路上打開車窗，把公事包丟到外頭的夜色之中，嚇儍其他乘客，後來他解釋，他是提前把東西扔到家裏的後院，那就不必下了車還要拎着包那麼麻煩。晚年，他和他的妻子喜歡開一艘小蒸汽船行駛在泰晤士河流經牛津的那一段，他夫人扮演將軍發號施令，他就控制自製的無綫電軍艦模型巡航。

他一生最後一次冒着生命危險幹事，是在英國快要撤出巴勒斯坦託管地的時候。當時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彼此仇殺，衝突劇烈，他負責維安。有一次他奉命到希伯來大學救出被困的人，一共救了七百人出來，目擊者說他站在吉普車上，無視四處伏兵，舉起手杖對天打圈，「彷彿是在倫敦街頭勝利遊行」。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嗎？有一天，他一個人走過交火地帶，衣裝整齊，安步當車，對着拿槍指着他的阿拉伯士兵一路微笑。他後來跟人家解釋：「阿拉伯人很有幽默感，你對他們笑，他們又怎麼會開槍呢？」

梁文道：他們為甚麼不吃薯仔？（薯仔的故鄉之一）

【飲食男女】瑪麗．安東妮（Marie Antoinette）皇后是不幸的，雖然死在斷頭台上已經兩百多年了，可是她的聲名始終離不開各種謠言的纏擾，直到今天。舉個例子，你就算一時想不起來她是誰，但你肯定聽過以下這個故事。話說法國大革命前夜，着急的大臣向她報告：「天下大亂，百姓們因為吃不到麵包，都快要餓死了。」她卻大惑不解，天真無邪地反問：「那他們為甚麼不吃蛋糕呢？」

其實這是一則謠傳，正如大部分關於她的消息一樣，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她真的說過這種話，多半是憤怒群眾的編造。但可以肯定，瑪麗．安東妮確實喜歡打扮玩樂，不只奢侈，而且還有非常獨特的品味，曾經是上流社會貴族仕女的潮流風向標。比如說有一回，她在頭上別了一朵淡紫色的可愛花朵，那是種大家都沒有見過的花，非常罕有，十分搶眼。後來貴族圈子才搞清楚那是甚麼花，發現它原來不難取得，於是開始流行，甚至男士都會將它扣在胸前，蔚為風潮。這種花，其實只不過是薯仔開的花，一種當年在法國沒有人瞧得起的作物。

十六世紀西班牙人征服「新大陸」，那個時候他們眼中的瑰寶是堆積如山的金銀，沒有人在意美洲人栽培種植的東西。後來我們都曉得，薯仔、粟米、南瓜、番茄、辣椒、花生、菸草和可可，這一大堆看起來不如黃金寶冠奪目的植物，才是他們真正帶回「舊世界」的寶貝，徹底改變了人類歷史的走向。其實當年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帶着他的小股人馬入侵印加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這絕對不可能是一個他們口中落後原始的野蠻部落，儘管他們不願公開承認；因為他們不只看到了比任何一座歐洲教堂和宮殿還要宏大的石造建築，也不只看到極盡精巧的金雕工藝，他們還看見了一望無際，沿着整座安地斯山脈鋪展開去的梯田，那是一個完全被人類改造過的自然環境。而那些梯田，主要的作用就是種植薯仔。

換句話說，西班牙人很早就曉得薯仔可以是種主食，它繁殖迅速，耗水不多，可以在各種嚴酷的氣候條件下順利成長。不過就像歐洲其他地方的人常開的那句玩笑一樣，「西班牙人甚麼都不懂」。他們堅持這是種只適合美洲原住民的食物，低賤可鄙，高貴的歐洲人還是吃麵包最好。所以西班牙人最早發現薯仔，但他們幾乎是最後一個把它納進日常主糧的歐洲國家。

別的歐洲人也不是一開始就懂得薯仔的好處。比如後來絕對少不了薯仔的荷蘭，上周我們不是說過保守的荷蘭新教牧師譴責亞洲香料，說那是邪惡的誘惑嗎？對於美洲來的植物，他們一樣懷疑，因為它們同樣不曾出現在聖經裏頭。而任何聖經裏面沒有寫到的植物，最純正的教徒都認為是不該吃的。更何況薯仔長在地下，而且不用播種，它自己會長芽蔓生，顯得格外可疑，與地獄有空間上的關係。又像許多美洲帶回來的植物（例如番茄），薯仔居然也被認為是種有催情效果的東西，所以正當善良的好人家就更不該碰它了。它唯一的好處，大概就是花朵可以拿來裝飾頭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