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列文來講，椰菜湯和麥粥不只是食物，它們還是簡單生活方式的象徵，是俄羅斯農民大眾文化的體現；用今天的話講，它們很「本土」很「在地」。相反地，奧布朗斯基公爵點的菜（尤其是生蠔、香檳，和Chablis），則代表了他的身份和作派，西化崇洋，是當年俄羅斯顯貴階層的化身。
這是托爾斯泰《安娜•卡列麗娜》中的一段場景，寫在將近一百五十年之前。它的象徵意義，沒想到直至今日依然有效。
不過兩、三年前，莫斯科新開了一間餐廳，名字是英文名，叫做「Oyster Bar」。一年之後，它的名字就改成「No Oyster Bar」了。原因很簡單，它不賣生蠔了，並非生蠔不受歡迎；恰恰相反；生蠔對這個首都城市的新興中產階級和富裕人口很有吸引力，近十幾年來銷路一直上升。它之所以不再販蠔，是因為它根本買不到貨。
自從烏克蘭分裂危機爆發，西方國家就和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展開一連串的角力，先是美國帶頭經濟制裁俄羅斯，然後俄羅斯報復，禁止美國和歐盟等「敵對勢力」的食品入口。被禁的東西，恰好包括了一百多年前奧布朗斯基在莫斯科的洋派餐廳點的好東西：北海鱒魚、巴瑪芝士、香檳、Chablis，以及生蠔。
忽然之間，幾乎這個國家所有新派的，時髦的外國餐館都不知道該怎麼繼續把生意做下去。希臘館子沒有希臘 feta和葡萄葉，意大利餐廳沒有阿爾巴松露和巴瑪火腿，西班牙餐廳沒有伊比利亞豬肉與地中海魷魚，法國餐廳沒有鵝肝、蝸牛，以及它的三百多種芝士。甚至一般國際酒店的餐廳也受到打擊，因為美國牛肉本來就是他們餐牌上必備的基本要素。還有日本餐廳，壽司和魚生是過去十年最受新一代俄羅斯人歡迎的外國菜，現在少了大量進口魚貨海產，你叫他們如何經營？
這其實是個很有趣的實驗，一場經濟戰正好讓我們看到了當今世界全球化的側面。剛才數算過的那林林總總的國際餐飲，如今遍佈全球，從利馬到羅馬，從馬爾代夫到夏威夷，同類型的餐廳和菜式，你在任何地方都見得到。在背後支撑這幅圖景的，一是廣泛的貿易與密集的物流網；二是一大批口味多元化的新時代消費者，他們太過習慣這種生活方式——這種能在吃喝上自由選擇、不問國界的生活方式。當你抽掉了前面那股根本動力，中斷貿易，他們還適應得來嗎？他們會不會非常不滿？
政府控制的官方媒體做好準備，在意識形態上把這場紛爭定性為大是大非的愛國問題。先是呼籲大家忍耐，接受現實，為了國家尊嚴犧牲一己的口腹之慾。再下來便是強調本土和外來者的鬥爭了，彷彿就像重演托翁小說情景以及它的象徵似的，將不少高價的，標誌地位和品味的外來食材暗暗形容為「非俄羅斯」食品。比如生蠔，誰要是沒有這樣東西就活不下去，誰就有不愛祖國不愛本土的嫌疑。
「No Oyster Bar」改名之後，轉型為專賣漢堡等大眾化西式食物的普通餐廳，用的牛肉自是俄羅斯土產。幾個月前，它終於關門結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