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回想去日本買電器的日子（日本人例外三之三）

【飲食男女】之前一連寫了兩篇東西批評日本的種族歧視，我猜很多人都不會認同我的想法，因為平常大家去日本旅行，頂多就只會感到一點語言溝通上的不便，並不會真的碰上甚麼排外的情況。沒錯，單從遊客的角度而言，這個世界上還真難找到比日本更理想的目的地。它的治安良善，使人用不着像在巴黎甚或墨西哥那樣擔驚受怕。它秩序整潔，令人放心，火車準時得可以用來校準手錶，廁所也比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的飯館乾淨。它的人民有禮和善，你不用提防他們藉故親近，可以信任他們對陌生人主動提出的協助。更不要說風光、飲食和消費上等種種佳美趣味。再加上如今日圓廉宜，我實在想不到有任何不去日本旅遊的理由；除非你仇日。

我不仇日，相反地，我對這個國家一直有份尊敬，以及莫名的親近。親近，是因為它在許多方面都能被我們當成中國的鏡子。由於相似與差異兩端的拉鋸，這面鏡子時常可以折射出一組複雜的鏡像，提醒我們或許可以學習的東西，以及應該避免的問題。

比方說它的種族歧視。

今年年初，柬埔寨司法當局起訴一家日本人開設的酒店，指它違法。它的防火安全設備很健全，它的飲食衞生標準也遠遠高出了當地平均水準，它不欺客不搞怪，幾乎挑不出甚麼毛病。它唯一的問題就只在於這是一家「Japanese Only」的酒店，把日本國內那套「外國人不可」的習慣直接搬到外國去了，就連柬埔寨本地人也不許入住。同類例子，別的地方也有，只是柬埔寨當地的人權組織實在看不過眼，決定訴諸法律。

我想這家酒店的老闆大概從沒想過這叫歧視，正如鼓吹學習前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曾野綾子也沒料到她的言論有多過分一樣。對他們而言，對許多哈日的朋友而言，這只不過是為了生活習慣的便利，是種出自文化特性的考慮而已。幾乎所有人都會告訴你，日本是特殊的，它與眾不同。尤其日本人自己，最最沉迷這林林總總的「日本人論」，關心自己的獨特文化，甚至自己的生理結構特點。我還記得，十年前有一本叫做《國家的品格》的暢銷書，又一本典型的「日本人論」，作者是東京一家大學的數學教授。他認為日本人一直學不好英文的原因是他們根本不應該學——他們有一套與眾不同的大腦運作方式，所以日本的學校應該全面廢止外語學習。

客觀地講，這當然不是全日本的共識。抨擊日本最猛烈的炮火，往往也來自日本。最愛談日本「加拉帕哥化」問題的，正是日本經濟學家。他們發現日本的手機要比iPhone早了十年就能上網和拍照，而Sony十多年前的地位就和今天的「蘋果」類似，有型新潮；但日本到底出了甚麼毛病？怎樣會出一批只能在日本使用的最佳產品？回想我小的時候，很多人去東京秋葉原會抱一大堆電器回來，因為那些東西外頭買不到，品質特別好。今天再想，這豈不可笑？蘋果會出一些只在美國發售的高級手機嗎？你會不會特地跑到加州買一些香港沒見過的iPad呢？

如果只是消費，這絕非問題。我們在日本買一些日本獨有的好物件，是用不着替他們的經濟擔心的。正如我們觀光旅遊，是用不着害怕種族歧視的；只要你不打算住下來甚至移民，他們依然是那麼地彬彬有禮，客氣周到。但是看到他們，我很難不想到中國。如今的中國，凡事都愛標榜「中國特色」，就連一些違反普世價值的觀念，以及不符國際行為標準的事情，也都能用我們自己的文化特色解釋過去。

其實這個世界上有太多太多可以用文化解釋的東西了，只不過可以解釋、可以理解，與可不可以接受是兩碼子完全不同的事。殺人犯之所以殺人，也總是有原因的，不是嗎？日本的種族歧視問題、日本的文化內向，背後或許有很深層次很複雜的文化原因。中國各種制度與社會上的現象，或許也有不少「中國特色」的理由。但這一切原因與理由，都不會使問題變得不是問題。

梁文道：矛盾的發生（香港巨變之二）

【蘋果日報】為什麼香港會在過去兩、三年裏頭突然冒出一套前所未聞的身份政治議題，而且逐漸茁壯，甚至打亂了整個建立在民主化議題上的老局面呢？這套東西背後的本土基礎，早有不少人談過，暫且不輟，我們現在不妨換個角度，把它放在大陸和香港的互動關係上頭，稍稍疏理一下它近年以來的走向和影響。

自從雨傘運動爆發之後，大陸一些平常不太留意香港政局的普通人也開始關心這座城市的情況了，其中對政治格外不敏感的一群最常提出的問題是：「香港到底怎麼了？為什麼你們想分裂？為什麼要搞顏色革命」？最初遇到年輕朋友這類問題，我是很錯愕的，因為在我的認識裏頭，大部份參加雨傘運動的人似乎都沒有要獨立的意思，更不會想到要藉此發動大規模的顏色革命。就連反對這場運動的本地傳統左派大佬如吳康民與曾鈺成，也都曾公開表示這類講法言過其實。但在我的接觸範圍內，有這種想法的大陸百姓數不在少。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若從民主化這個香港政治的老議題來看，雨傘運動可說是三十年來港人爭取民主的能量大爆發。而所謂的香港民主化，在全國範圍而言，也就只不過是香港人想要普選自己的特首與議會罷了。一個地方的市民想選擇自己的市長就是要分裂嗎？那麼去年台灣的「五都選舉」豈不就是要把早有統獨問題的台灣再分裂出五個政治實體？如果一般大陸人對香港民主運動的理解真的和我一樣，那問題就簡單得多了，對於香港普選問題，他們就算不是樂觀其成，至少也不會那麼反感，反正我們只不過是要全民投票選市長罷了。更何況這是兩制，全中國人民都曉得兩制之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不同的，香港人依照基本法享有最終實現雙普選的機制。

然而，經過媒體審查、網絡防火牆的訊息屏障、部份現像的扭曲與放大，以及香港身份政治的崛起，整件事情就有了不一樣的結局。

仔細回想過去幾年的兩地矛盾，我們可以發現不少不合常理，或者至少是不合往時常規的情況。例如兩年前在媒體上吵得很嚴重的陸客小孩在旺角街頭便溺的那件事，要是放在過去，內地官媒通常會試着擺出一副以和為貴的態度，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強調「血濃於水」，要大家各讓一步。但當時以《環球時報》為代表的媒體卻一連發出好幾篇評論，與網絡上來勢洶洶的發言（是不是五毛水軍所為，我還不敢確定），共同推動出一股針對港人「傲慢心態」的輿論反擊。假如不是刻意為之，相關部門至少也沒有全力遏止（可能是一時疏忽，也可能是放任自流。）於是一件小事就成了兩地民眾互相指罵，互相仇恨的導火索了。自此之後，這種兩地民間撕裂，漸行漸遠的局面便大致定型，再也回不了頭。

與此同時，高舉身份政治的本地知識份子和政治組織則不斷地發掘類似案例，其中固有不少真事，但也不乏以訛傳訛的謠言，並且把它們全部上升成族群本質分別的證據，強化「中國人和香港人是兩種人」的印象。除此之外，更別忘了自由行對香港社會造成的壓力、雙非子女就學、大陸孕婦產子、本地傳統商舖結業、大陸研究生比例、中聯辦勢力的膨脹，以及香港政府的諸種失誤，這一切也全都可以納進「中港矛盾」的範疇，全都能用身份政治的語言去解釋（恰好這些現象和問題又是老一套民主化議題解釋不了的）。於是身份認同就正式成為站得住腳的香港政局新議程了。

巧的是這些出自身份政治的仇恨言論，大陸人幾乎全都看得到，它們順利無礙地滲過了防火牆，進入一般民眾的視野。有些標榜本土立場的網站，甚至一度不受干擾，比左傾的《獨立媒體》還要容易拜訪。聽見這些聲音又看見了針對內地遊客的行動屢屢爆發，大陸百姓自然會很不舒服。而他們對這種情況的認知，當然就是「香港人都很討厭大陸人」，再加上「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支那狗滾出去」這類言詞的佐證，他們最容易推出的結論便是「香港人已經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了」。

香港人要普選自己的地方行政長官與議會，這本來不是問題；但香港人要是同時還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否認自己和國家的關係，那加起來當然就只能形成香港人想要分裂祖國，想要脫離中國的感知。正是這種感知，促成了許多大陸人對雨傘運動的負面印象。正是身份認同與民主化新老兩套政治議程的合流，扭轉了兩地的關係，以及香港政局的走向。

對於中央政府內部比較保守的力量而言，此等意外局面的出現，其實不是一點好處也沒有的。因為香港民主化的問題確實已經到了不可再拖的地步，而「港獨」則恰好給出了解套的關鍵。從前若想壓制港人普選訴求，靠的只能是「條件不成熟」、「循序漸進」等拖延戰術。現在要否定一個染上了「港獨」色彩的真普選，那就叫做師出有名，它既合民族大義，關涉到國家主權等神聖不可侵的原則；又符應了大陸民心的需要。同時它還是個對付內地自由派的好工具，任何同情和希冀香港普選甚至民主政治的內地知識份子與媒體都不得不在「大是大非」的主權問題面前閉嘴。否則就像我們已經看到的許多案例一樣，遭到種種不測厄運。接下來，在香港重推《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與國民教育，更是勢所必至，不在話下。

我不以為眼下情況是什麼高層陰謀部署的結果，儘管因為兩地撕裂的壞處要遠遠大於任何短暫的「好處」。但從形勢推論，我只能說身份政治的抬頭就會演變出這等局面，而且後頭還有更多的麻煩。

梁文道：日本人的日本（日本例外之二）

【飲食男女】《Monocle》雜誌的創辦人兼主編Tyler Brule是個有名的哈日族，曾經破紀錄地在他這本國際時尚及時事雜誌以英語連載日本漫畫。最近他乾脆以一整期專題來談日本，封面是全亞洲人都會覺得很親切的叮噹；誠然，要說明日本的魅力和軟實力，再也沒有比叮噹更好的象徵了，它真不愧是2020東京奧運的代言人。Tyler Brule的意思是要介紹這個國家的創新能力，讓大家看看全球第三大經濟體是否已做好迎接奧運的準備，以及再一次的復蘇（上回東京奧運，正是日本自戰後崛起的標誌）。

可惜的是，《Monocle》仍然是老樣子，一貫地表面和膚淺（它剛創刊時，我曾追捧過一段日子。我現在卻只會拿它打發飛機起降時的無聊時光，那大概就是它的主要功能）。除了幾篇短小但不精幹的評論，絕大部分報道都還是圍繞着我們遊客最熟悉的那個日本——一個尊重傳統、不懈鑽研、彬彬有禮、高效整潔、不斷在美學上精益求精的日本。

然而，真正會對2020東京奧運造成挑戰的那些阻礙，它要不是輕輕掠過（例如日本和鄰國的緊張關係），就是根本不提（例如仍在肆虐百姓日常生活的福島核輻射問題）。最有意思的是一篇關於日裔巴西人的報道，陳腔濫調地把他們說成是日本和拉丁美洲的橋樑，東西文化的融合云云；可這群人在祖家面對的最大困難，卻全部消失在一幀幀乾淨漂亮的照片背後。那種困難，正是日本這整個國家要走下一步的頭號關口的縮影。

日本社會的高齡化，舉世知名，所以它的勞動力不足也就成了人所共知的麻煩。為此，它曾經設法吸引移民巴西的日本人回流，讓他們承擔一般日本青年幹不了或者不願幹的粗活。這些外貌血統皆很純正的「日本人」來了之後，卻始終受到排擠，不被接受為「真正的日本人」。前幾年，日本政府又開始擔心這些不夠日本的日本人賴着不走，於是推出方案，替巴西把他們再吸引回去。為甚麼？因為許多日本人最害怕的就是活在一個夾雜了陌生人的國度，不管那是個能說流利日語的入籍老外，還是個身體很日本但行為太巴西的青年。所以在日那數以十萬計的韓裔移民就算已經到了二代三代，還是被他們在統計上歸入外國人的範疇，只有孫正義這樣的成功人士才能當上光榮的日本人。

故此，我們應該不會為曾野綾子（安倍晉三首相的前顧問）上個月的言論感到驚訝，她在曼德拉獲釋二十五周年那天，於《產經新聞》發表的評論如是說：「當年南非實行白人、黑人隔離居住的做法很好，值得日本借鑑。……日本應該建立一種制度，讓移民嚴格遵守法律身份……自從20多年前得知南非的情況以來，我開始認為，單就居住區域來講，應該讓白人、亞洲人、黑人分開居住」。

這篇文章的背景是日本正在討論放寬移民，以濟勞動力不足以及人口老化的危機；不過日本人又實在受不了一大群外人的忽然湧入，進退維谷。於是曾野女士想當然地提出了她的建議，順便慶祝曼德拉重得自由的周年紀念。它當然成了國際事件，南非駐日大使立刻去信抗議，因為這簡直違反了今天我們全人類的道德共識。可是一個在社會和政壇上有影響力的名人，又怎能毫無顧忌地當眾說出這麼不合情理不合時宜的言論？並且發表它的刊物也不是甚麼極右小報，而是日本三大報之一的《產經新聞》。是甚麼樣的環境才能醞釀出如此古怪的可笑醜聞？這真是《Monocle》所稱美的那個要藉着東京奧運重新征服世界的同一個國家嗎？

梁文道：「本土」之前（香港巨變之一）

【蘋果日報】過去兩年，香港政治生態的最大轉折，並非梁振英執政以來的諸種爭端，也不是原有建制派與民主派的各自裂解，而是貫串在這一切變化中間的議題重設。直接點講，那就是身份認同政治的抬頭。所謂的中港矛盾，所謂的本土主義，以及各種各樣關於香港人到底認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討論，這些現象和課題在兩三年前幾乎都是不存在的。就算它們存在，也是無足輕重的旁枝末節而已，不管是一般市民，還是兩地政壇枱面上的人物，都不太會把它們當回事，更不要說被它們牽着鼻子走，或者利用它們行事。因為一直以來，香港還有一個更重要更巨大的政治議題。

真正主導三十年來香港政局的議題是政制發展民主化的問題。從港英時代三級議會應該開放多少直選席位的紛爭，到彭定康時期的中英角力，再到董建華與曾蔭權時代的政改日程及路線圖之辯，民主化的問題都是我們理解香港政治的核心焦點。憑着對這個問題的取態，我們區分保守與進步，建制與泛民，保皇及反對。藉着這個核心議程，泛民內部又可以分辨出保守和更加激進的路線區別，各自爭奪高地，看誰是「真民主」，誰是「出賣民主」的叛徒……。直到最近兩年，身份政治才異軍突起，變成了另一個足以和民主化問題分庭抗禮的政治議題。

今天有些人甚至會認為身份的問題不只要比民主問題重要，而且還比它優先。因為要是沒先弄好香港人的定義，不先「守住香港」，任由大陸移民「混血」，那麼再「真」的民主也都沒有太大意思了。他們害怕一個人口「赤化」了的香港，會乾脆「民主決定」黨委治港。且先跳出這些很容易令人爭得面紅耳赤的話題，倒撥一下時鐘，假想三年之前我們要是聽到這些言論，會有什麼反應？再看今天局面，乃知身份議題之重，早已動搖了沿着民主問題展開的原有局勢。

這正是民主黨現在對着熱血公民不知該如何應對才好的根本原因。你過去面對的黃毓民和梁國雄，頂多是些比你站得更前，因此可以拿着比你還要「真民主」的旗幟來鬥你的力量。他們和你玩的遊戲，到底還在同一個平台之上，你多少懂得應對。可現在的黃毓民與熱血公民，他們舉出來的招牌卻是你立黨至今都沒有想過的事，他們手上拿着的議題根本和你不在同一個平台之上。你大可以批評他們的言行不利於民主化進程，但你該如何回應「大中華膠」和「出賣港人」這類批評呢？這是兩套議題申發出來的兩種評價標準，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

同樣地，對於中央政府和傳統建制派而言，身份政治的議題也是一個大家過去沒有想過的事。從前反對派和你爭的是民主步伐的快慢，是香港是否成熟到了可以普選之類的老黃曆。如今，竟有人站出來大聲告訴你「香港要獨立」。三十年前要是有人向鄧小平預言，香港有一天要出現類似於西藏和新疆的麻煩事，我猜他一定會嗤之以鼻。

為什麼香港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如何理解身份政治這個新議題所帶來的變化？要談這些之前，我們還得退回過去，先想想民主化那個老議題設定時的背景。

「一國兩制」和「五十年不變」這兩組詞彙儘管在憲制上有着完全不同的地位，但它們從前過渡期開始就常常搭配聯用，幾乎是有你就有我的雙生兒。長年累月下來，大家聽得太過熟悉，乃至於很容易就會忘了其中暗含的矛盾。首先，根據《基本法》，香港「最終可以」經過普選產生特首及立法會，這是兩制精神的體現。然而，「五十年不變」這個在法律之外的原則承諾卻又為兩制設下了時限。想想看，要是香港好不容易在2047年前實現了雙普選（也先別管那『普選』的真假），那麼過了2047兩制實行的這個限期又該怎麼辦呢？難道要把立法會改成人大，特首變成市長？到時候又要不要有市委書記？民選的市長和他又是什麼關係？這些顯而易見的問題，「總設計師」鄧小平當初又怎麼會想不到呢？

要瞭解「一國兩制」和「五十年不變」這些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產物，就必須回顧那個年代的氣氛和心態。改革開放當年還是個剛學走路的新生兒，偶有跌撞（比方說『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大部人都還是覺得眼前只有直路一條。大家理所當然地相信這條路先易後難，遲早得由經改轉入政改，而所謂的「政改」，似乎也就是普世公認的民主化了。那年頭沒有人想過政治不必大變但經濟照樣發達的「中國模式」，也沒有人會很認真地把所謂西方那一套「普世價值觀」當成臨門大敵。從今天的角度來看，當時整個國家在政改問題上走的簡直就是不折不扣的「歪路」：「體改所」成立了，農村基層選舉鋪開了，報刊和出版的管理鬆動了，甚至連「黨政分家」這樣大不逆的說法也公然出現在廟堂之上了。如今抱怨改革開放帶來貪腐，時時回憶文革清廉好時光的朋友可能也都忘了，那時候想要入黨想要考公務員的青年遠不如近年那麼多；相反地，倒是官場和公務員體系中掀起了「下海潮」，因為正經從商才是真正的致富之道，在衙門上班是賺不到錢出不了頭的。

放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向來懷疑「五十年不變」這個時限當初並不是拿來給香港用的，而是設定給大陸自己的政改進度錶。在這個意義上，一國兩制則是一個暫時隔開兩地，讓它們各自進展但又不致於越界影響的安全閥與防火牆。試想，上世紀八十年代大陸就已經有了農村基層選舉，農村居民都可以選村長了，如此由下而上（不要忘了前總理溫家寶也還屢次強調中國的民主改革是從下往上走的），難道到了2047，還沒走到選市長和市人大甚至省長省人大那一步嗎？假如到時候大陸都已經實現或接近實現了大範圍的地方民主，那麼一國兩制取消又有什麼問題呢？屆時香港有了雙普選，水到渠成，正是兩邊匯流的時機。至於共產黨的領導權，具體制度上的安排等諸多疑難，按照鄧小平的實用主義精神，那就「摸着石頭過河吧」。假如這番解讀太過離奇，不妨參考鄧小平自己的話：「我向一位外國客人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220）。

只不過，八九六四中斷了這一切遐想的空間，曾經火熱的政改實驗遭受重挫，而香港的民主化問題就此真的成了香港自己的問題。試從中央政府的角度思考，香港民主化的麻煩大概不過兩點：一、香港會不會失控？二、香港的政制改革會不會在內地引發連鎖效應？這兩個問題一日未得善解，就只好一路拖延，拖到建制派的民建聯不得不改黨綱，好等「條件成熟」，直到民主化議程在港觸發的爭端尖銳得不可再拖為止。這時候，香港正好也點燃了身份認同政治這道新議程的火焰。

梁文道：外國人不可（日本例外之一）

【飲食男女】大陸遊客席捲全球，不只香港，便連日本也能明顯地感覺到這股熱流了。據說當地媒體開始把它當成一種現象報導，其中自然少不了要說部分遊客的喧鬧與失態；可回頭再探，又不免要嘆一句「沒辦法」，誰叫日本今天真得吃觀光客這口飯，就算遇上不如意，也只好啞忍，並且盼望來者多些尊重日本社會的禮儀與規矩。

說到尊重日本規矩，我就忍不住想要逆流說點反話了。因為我一直以為日本最大的問題之一，恰恰在於外人太過尊重這個國家的規矩，以及支撐這許多規矩的假設；那個假設就是「日本例外」。

不要搞錯，我絕對不是要替在日本搞得人家烏煙瘴氣的遊客說話，更不是要為「強國人」辯白。其實，大鬧日本的，又何止「強國人」。東京地鐵上無視週遭環境大講手機的，就有不少是我們香港人；我也曾在機場等公眾場合見過一群群台灣團客大吼大叫，聲浪直達百米開外。又由於我們華人「以客為先」的心態，所以好些餐廳旅館在知道訂位者來自中港台後，會特別嚴肅地叮囑，訂了位一定得準時出現，千萬別忽然爽約，因為華人顧客時常會幹出這種臨時消失的怪事——反正老子今天改了主意，不去就不去，你有甚麼不高興？

日本很多上佳食肆不接受海外訂座，是因為他們準備食材準備得很辛苦，害怕外國人不像日本人那麼守信，說來又不來，豈不白費工夫？又有些餐廳，乾脆不接待非日本人或者至少是不會日文的人，理由一般是大師傅不懂外文，無法向外國客人解釋食材和菜式，食客若是因此不解廚房心意，那也不好。

這些規矩，幾乎日本獨有。高竇如法國三星名店，也不會拒客於千里之外；街頭小館的侍應就算只說法文，也沒有不讓不懂法文的人入內的情形。即便如此，關於這種日本例外的解釋，我也都能接受。就像無數哈日族所說的那樣，這是日本人認真態度與待客誠意的體現，材料是特地為客人千挑細選的，他當然怕你失約；他有心要和你好好溝通，所以你當然該懂日文。

但「只接待日本人」又是怎麼回事呢？我們曉得，頗有一些餐館酒吧真的只收日本客，就連日文流利的外國客人也不許入內。我見過不少外人替之辯解，搬出來的理由還是前述那些「認真」「誠意」之類的說詞；可它真能說得通嗎？有一個叫做David Christopher Schofill的老美，長年任教於「北海道情報大學」，並且歸化日籍，取了個日本名字，喚做「有道出人」（入日籍要改名換姓，這大概也是日本特色之一）。他有一年帶著外國朋友去泡溫泉，被店家拒絕，人家說只能接待日本人，於是他一邊說著利落的日語一邊拿出證件，證明自己是個如假包換的日本人。結果呢？對方搬出一套在這種情況下相當常見的日式藉口：「我們客滿了」（另一個流行的藉口是『我們只招待會員或熟客』）。一氣之下，有道君把對方告上法庭，並且自此成為「維權鬥士」，開設網站「Debito.org」，專門收集類似案例，抨擊日本的種族歧視。

這是種族歧視嗎？當然。且想像一下同樣的情況要是發生在其他地方會有甚麼後果？香港要是有一家酒店在網頁上聲明「外國人不可」，這大概會是頭條新聞。如果德國某間酒吧不讓土耳其裔進入，甚至在你表明自己真是德國人之後，還堅持不准你踏進大門半步；那就會是CNN的爆炸報導了。然而日本，從北到南，皆不乏此類「外國人不可」的標示，日本人卻對此熟視無睹。便連外國人，也都帶著一種「尊重人家」的心理去寬容諒解，似乎無論內外，大家都覺得日本的文化使之不能不例外於一套普世奉行的價值。於是「有道出人」就成了一個日本人眼中的「麻煩友」，外地的哈日族也同樣不把他當回事，照常把他指出的現象消解於一種很玄妙的文化解釋咒語之中。

梁文道：酒吧夜話二十年

【飲食男女】竟然我也有過一段天天泡酒吧的日子，二十年前了，現在回憶起來真是難以想像。那間吧就在當時住處的對面，每晚報到倒也方便。吧裏頭除了學生，最常見的是少數幾個不願走的前朝英警，以及退休或半退休的江湖人。好玩的是，這些人的背景儘管黑白殊異，但卻彼此熟悉，常見他們英粵語交匯地又鬧又笑，是緬懷過去的日子嗎？

和我最聊得來的，是個人稱W叔的華人老差骨，可同時他又是地方某大幫的老叔父，真真正正是那黑白不分年代的活見證，也是「無間道」確實存在的依據。我聽他說過不少那年頭的風光，例如差館逼供的手法，剃掉「疑犯」的頭髮，再將髮碎丟進一大碗水裏，逼他喝下，然後痛捶其胸背。這有甚麼好處呢？「咁樣每次一打到佢咳，嗰啲髮碎就會喺肺裏面刺到佢死，事後照X光都查唔出」。他說。

這招管不管用？我半信半疑，但至少讓我認識了那個傳說中的時代。放眼望去，吧枱上這一排華人和老外，原來盡是江湖打滾過來的人。最好笑的是，W叔偶爾還會提醒，要是我遇上甚麼麻煩，可以放心找他。我會遇上甚麼麻煩呢？被偷被搶算不算？我鎖在樓下的單車被偷過好幾輛了，這也能找他嗎？不知是醉了還是甚麼，他居然豪氣地拍着我肩膀說：「梗係得啦，下次第一時間call我」！

我當然不會找他，這都甚麼年頭了，有事我報警，畢竟香港是個法治社會。

是的，香港已經是個文明的法治社會了，差人全都變成了警員，文明禮貌，再也不會回頭。我曾如此相信。

二十年來，香港的變化很大，從某方面講，的確是「文明」了「法治」了。比方說街頭的小販，當年我家樓下街上就有，滷味油炸鬼，喝完酒出來還能站在路邊吃幾串。現在，就算去到當年常去的通宵小巴站，也都不可能見着那一排燈火通明熱氣蒸騰的景象了。夜路變得很安靜很荒寂，據說這叫秩序。

二十年來，我寫了不知多少東西，討論香港的小販政策，寫到「小販管理隊」的名字變成了「食環署人員」，但它還是照樣秩序下去，而且愈來愈秩序，秩序到了新年那幾天領匯旗下的商場乾脆在戶外容易擺檔的地方架起重重鐵欄的地步，使你以為這條屋邨是不是有被「不法分子」佔領的危險。那時候，我常跟一些區議員和市政局議員爭辯，談小販跟社區的關係，小販跟經濟的關係，小販跟階級的關係，小販跟文化的關係；而他們則總是用「秩序」、「衞生」、「滋擾」、「阻塞交通」這些字詞回應。如今我累了，不想一再重複自己；但他們還是議員，並且繼續說着同樣的道理，繼續收到「街坊的投訴」。於是「文明」大獲全勝，香港滿街都是護欄，所有公園都有一長串禁止這個禁止那個的名單，秩序得像個警察國家。然後我聽說財政司司長看了一部荷李活電影，很受感動，覺得香港應該有小販熟食車。

二十年前，我還從W叔和他一票舊同袍那裏聽說過他們對付「暴動」的日子，街上有很多煙霧，他們揮舞手上警棍，幹得如此燦爛，乃至於他們在回憶起來的時候一臉興奮。當時我真的以為時代變了，現在在電視上看到警察在商場使用胡椒噴霧驅趕示威市民，我才明白變的是甚麼。那就是警棍和胡椒噴霧漸漸成了應對示威的基本工具，不再是值得上新聞的大事了。但另一方面，香港也有不變的東西，那就是「文明」的動力，先是除掉小販，再來就是鋪滿整座城市的秩序。準確點說，街頭常見的小販景象是變了，但使它變化的那股意志卻是不變的。

我們好像活得更安全了，就像特首說的，可以預備去當一群乖乖的羔羊了。但是我想，要是今天我再度重遇W叔，而他又再次叫我有事找他（包括被偷被搶），說不定我就真會有事找他了。因為二十年過去，我開始模糊了文明與野蠻的界線，秩序和暴力的分別，就像他們那幾個天天坐在一起喝酒的朋友，差人與黑社會的不同，實在沒有我以為的那麼大。

梁文道：口碑是怎麼來的？

【飲食男女】首先聲明，這不是一篇廣告，也不是一篇鱔稿；我幾乎從不和任何酒店與餐廳的公關打交道，甚至根本不認識他們；更重要的，是我絕少評價任何一間食肆與酒店。可是在這過年的日子，在世界各大旅遊媒體都已推出新年度最佳酒店榜的時刻，我想在此鄭重述說一個叫我難忘的故事。

在路上行走，要有機會，陌生的旅人必定會彼此推介一些做客他鄉的體驗與心得，同時交換來處的情報，好讓對方也有機會欣賞自己深愛的家鄉。但在這種場合裏頭，卻有一種我最不曉得該怎樣回答，也不能理解其他人如何可能答得出來的問題；那就是「要是去香港，你有甚麼可以介紹的酒店」？

既然我就住在香港，我又怎能知道哪家酒店好呢？除非是重度的旅館酒店上癮者，我們大部分人都不會有事沒事在自己的城市裏頭找家酒店住住吧。所以本地人對自家附近酒店的認識一定有局限，通常只來自酒店內設的餐廳（又或者健身設施和會議中心），住宿這最要的一環反而我們難以體會。於是一般香港人關於香港酒店的印象，往往就只是形象宣傳與長年口碑的作用了。而這口碑，主要靠的竟然還是外地人說回給我們聽的故事。

例如文華東方酒店，全香港人都知道它是我們最好的酒店之一，可它到底好在哪裏呢？有一個台灣人和我說過他的經驗。那次他入住，其中一晚正好碰上當中一部電梯壞了，只剩另外幾部可以正常運作。本來這也沒甚麼大不了，因為文華東方就算住滿了客也不嫌擁擠，多等個幾十秒便是。沒想到他一出梯口，正打算回房，就看見一個酒店員工守在該樓層的小廳，給他送上一杯香檳，禮貌周周地為「酒店設施故障帶來的不便致上衷誠歉意」。這位台灣來客也是個見過世面的，住過不知多少名牌酒店，但像這樣的事，他也還是頭一回遇見（而且這回他住的還是普通客房，可見當晚文華每一層都佈置了一位香檳道歉員）。這個故事，他以後一定還會反覆述說，將它帶到其足迹所至的每一個角落。我們香港人對文華東方的瞭解，大抵也是這麼來的，一段段出口轉內銷的體驗，流傳成Urban legend。

Ritz-Carlton是我最近常向外地人介紹的酒店，假如我知道對方口袋夠深的話。我沒有住過這家香港最高的酒店，只在那裏吃過飯喝過茶，但它留給我的印象實在太深。不為了餐飲水準有多高，也不為了它內裝的富麗，卻是為了它大門的接待。

那一回我剛下飛機，便要趕到「圓方」其中一座高樓會客。不巧遇上一個脾氣毛躁的的士司機，說也說不清，就將我丟到 Ritz-Carlton的門外，好在該處接上下一輪等車的客人。見我一時無措呆站，酒店大門的阿叔很自然地走上來接過行李，以為我要入住。解釋之後，他們明白原委，一個就走過去和的士司機交涉，另一個則向我解釋應該怎樣前往我要去的那座大廈。後來交涉不果，那個不耐煩的司機被他們打發走了，我正預備自己推着沉重的行李找路。想不到替我拿着箱的那位叔叔主動提出帶路，而且我怎麼推也推不掉，於是我倆就一路進門出門、上坡下坡，等電梯入電梯，直到近十分鐘後，我在另一座大樓的電梯出口碰上了過來接我的友人為止。

請注意，第一，這位先生並不認識我（當然我也不是甚麼了不起的名人）。第二，我根本不是他們酒店的客人。通常，一家酒店或任何一個商家的好服務，指的是customer service；對於不是他們Customer的人，他們實在沒有額外服務的必要。然而，Ritz-Carlton這位先生卻能如此對待一個和他們酒店毫無關係的路人甲，這已經超出我們平常所瞭解的「服務」太多，我只能形容他是一個好人。一家酒店的大門有這樣一位好人，你對這家酒店會有怎樣的看法？換了是你，你會不會向人介紹這家酒店？

梁文道：本土裏的中國

【蘋果日報】功夫電影是華語電影最獨特的類型電影，正如武俠小說是華語流行文學獨樹一幟的類型小說。也許我們的間諜小說比不上英國悠久，推理小說也不如日本豐感，奇幻文學及奇幻電影更加拼不過其他地區；可我們還有自己的武俠和功夫，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而功夫電影和武俠小說，正正是香港流行文化曾經紅遍整個華人世界的本錢之一。假如我們今天真的要像部份右翼本土論者所說的那樣，告別中國，同時清算香港本土裏頭的「大中華遺毒」的話；我們是否也要一併清算幾十年來的港產武俠小說和電影呢？

這麼講，是因為整部香港武俠小說和功夫片的歷史幾乎就是一段「大中華膠」的煉成史，而且膠得沒完沒了，越演越烈。就只以一般大陸人熟悉的香港功夫影視英雄人物來說好了，黃飛鴻、李小龍、霍元甲、陳真，乃至於近幾年「走紅」的葉問，這些人的最大共通點就是全都打過老外，以德服人不敢說，武壓遠夷倒是真的。

被上述這些人物用我中華健兒傳統武術制服過的共有：俄羅斯拳王、意大利西洋劍客、日本浪人以及柔道高手、英國槍隊，甚至東南亞土族中的流氓……，族繁不及備舉。幾十年來，不同演員飾演上述人物，不同導演借題發揮，但其中顯露的種族意識和民族熱情則始終如一，為的就是要踢掉那塊辱華木板，證明中國人也可以進公園。還有比這更「膠」的大中華意識嗎？

再說遠點，這股我武維揚的氣概甚至還可以往前推到胡漢不兩立的古代。例如金庸，波斯聖火令功夫固然了得，可還是得有中土九陽真經的底子才能真箇使開。金輪法王固然厲害，但究竟抵不過我漢正道。蒙古鐵騎是破了襄陽城，西域的歐陽鋒也是五大高手之一：不過，他們全是反派，不足為訓。

到底是什麼心態，什麼背景，使得香港不只能不斷生產這類在想像中讓中國（或者至少是漢人）蓋過了全世界的作品，而且還要深深地愛上他們，引以為豪？這大概是個有趣的題目，但我不打算深究，因為我只是想要藉着它來說明，某種中華情結與民族情緒從來都是香港本土的一部份。要是真正全面地審視香港歷史，就會發現「中國」始終內在於香港的文化意識，難以割離。只不過這個「中國」並不完全等同今日政治意義上的中國；它複雜，它多變，在歷史中不斷和現實政治角力、協商，隨局勢演化出不同的關係。正如金庸曾經被禁於兩岸，後來卻又奇異地成為兩岸首腦的座上賓一樣。

之前我們說過，在英殖年代，香港有過一段國家機器不主動型塑政治認同的罕見經歷，它既不想讓港人把自己當成（政治上的）中國人，也不想讓港人以為自己是正宗英國人，只願我們維持一個非政治的香港市民身份。雖說國家機器不介入，但這並不表示香港沒有一個民間的、未經國家機器教化的身份認同。有些論者如徐承恩便由此構造一段「香港前現代的族群史」，試着指出香港人在成為香港人以前，早就有了一種「前香港人」的身份意識養份（參見徐承恩〈香港人千年史：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本土論述2013-2014》）。此說的根據來自研究民族主義的名家Anthony Smith，他反駁蓋爾納、霍布斯邦與安德森等前輩學者，認為現代民族主義出現之前，一種人我有別的族群認同就已經存在了，並且構成前者的基礎。

沒錯，要是站在「香港民族」是一個有待實現的大計的立場來看，你的確可以把從前港人有過的身份意識歸納成一組「前香港人」認同。可是換個角度，我們同樣也可以把那些龐雜含混的東西說成是種「前民族國家」的華人身份意識（或者是徐先生和我都比較偏好的『南方海洋華人』身份）。也就是說香港人在近年以前對於認同中國人這一點上幾乎是沒有異議的，只不過那個認同的內涵千奇百怪、極不穩定，和兩岸經過國家機器構造的中國身份都不一樣，既包含了現代民族國家成立之前的殘留，也和現代民族國家交流對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香港出現過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渴望北歸的傳統左派「中國人」；也出現過認同中華民國，希冀「自由世界」打贏冷戰的右派「中國人」。有些人會在這「並非吾土」的殖民地上盼想一個純而又純的「文化中國」；又有些人則秉持着南洋華人務實的買辦傳統，把中國當成一個營利網絡的背景和道具（開拓全球華人市場可能就是港產武打片不專注『本土題材』，反而高舉中華意識的原因之一。最明顯的莫過於黃飛鴻電影的變化，早期關德興主演的系列幾乎沒有多少拳打老外的情結，可能是那時候的黃飛鴻電影還是單以本土粵語觀眾為對象）。

香港有過這麼多種中國人，這麼混亂而又彼此矛盾的中國意識，它們全都是具體存在過的本土記憶，「中國」則是它們最抽象的公約數。好比我們的武打影視，打敗洋人日本鬼，這是左派右派都不會有意見的好題材。

梁文道：無愛也記（身份的霸權之六）

【蘋果日報】我還記得，當年剛從台灣回到香港就學時的震撼。學校大門上頭沒有「禮義廉恥」四個大字（那曾是全台每間學校都必須謹從的『共同校訓』），校園裏頭看不到國旗（甚至連英國國旗都沒有，最多就是校旗而已），當然大家也不唱國歌（更不會有什麼官方的『港歌』，所以後來的《獅子山下》和《海闊天空》才會變成了民間港歌）。換句話說，「國家」不見了，一切國家體制全都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從一個「忠黨愛國」的華人社會，一下子跳進了一個把國家存在的痕跡抹得乾乾淨淨的另一個華人社會。這的確是歷史上可能再也不會出現的特例，因為我所知道的華人社會，全都不可避免地老早捲進了現代民族國家建造的工程之中。兩岸自不待言，彼時的新加坡也正朝向它建國大業的終點；而馬來西亞和印尼，它們的華人社會則步履艱辛地適應着各自的環境，學着當好馬來西亞與印度尼西亞的國民。

香港？至少表面上卻是一片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景象。沒錯，它是英國的殖民地，從馬會到警察也全都冠上了「皇家」的名號。但到底什麼叫做「皇家」呀？我猜在我那一代人裏，沒有幾個人說得出現在的英國王室屬於那一個王朝。是的，每天晚上電視節目放完，是會有一段英國國歌；可我們大部份人對它的記憶卻是「個個揸住個兜」。英國的愛國歌曲《Rule, Britannia》，我們固然不懂；甚至「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這個國名的確切涵義，我們也都不一定搞得明白──它怎麼又會簡稱「英國」呢？所以當年我們這些英甲球迷總會時不時地埋怨，點解蘇格蘭、英格蘭同埋威爾士唔合組一隊出戰世界杯？

後來我們都曉得，英國人一直都在有意無意地培育一套本土意識，一套獨屬港人的身份認同。可事實上，它從來不敢搞得太過囂張。哪怕是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人人公認的「香港意識」萌芽期，它也還是不能放開手腳，公然將它變成一種建制化的國民身份。只要對比一下新加坡，我們就知道真正的政治身份認同締建是怎麼回事了。

我甚且懷疑全世界都很難找到幾個類似香港的例子。一座族群高度同質化、經濟發達、活力充沛的七百萬人大城，竟然過了幾十年乃至於一百五十年「國家」失蹤的日子，直到二十世紀末。要知道這一世紀可是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發展到最高峰的一百年呀。學理上的「國家」（State）當然存在，而且這部機器一直在精密地運轉；但它卻無意於讓我們投向任何一個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的懷抱。出於利益以及政治實際的計算，它不能讓我們認同一個政治社群意義上的中國，但又不想及不能令我們徹底否定意蘊更加廣闊的中國認同；它要保證我們不抗拒英國的管治，但又不要我們真的愛上英國，把它當成自家的祖國；它試着給我們一套與別不同的香港身份，可絕對不能冒上任其出軌獨立的風險。

當年十幾歲的我，自不曉得這整套管制策略的技藝與由來，可我還是被震動了。被它型塑的環境，為它手法末段的枝節震動。怎麼講呢？今天高談愛港和愛國的人或許是不知道，或許是忘了，那時候我們根本什麼都不愛，至少是可以什麼都不愛。不要誤會，你自然可以愛中國，可以愛香港，又或者很另類地愛上英國；但那種愛絕不是一種政治乃至於道德上的義務。那時候，一個公眾人物可能比較敢大聲宣佈「我不愛香港」又或者「我不愛中國」，人家頂多白眼，但不會想到要磚瓦齊丟地把你砸死。相反地，你敢在大陸和台灣幹同樣的事嗎？過去不能，現在一樣不能。因為愛，原是現代民族國家身份認同的核心，國家不只想方設法地要讓你愛上它，而且還要把這份愛變成社群成員的最高義務。愛的對象容或隨局勢有變，但那種愛的地位，以及它和社群中每一個成員的關係，則是始終如一。所以台灣才能從三十年前的「愛中國」輕輕巧巧地滑移到現在的「愛台灣」，他們愛的東西好像不一樣了，但那股愛卻日見熾烈。

我還記得，在台灣上小學的時候，偶爾我們會在課堂上談到一些「忠孝兩難全」的故事。然後我們會被鼓勵思考，究竟忠和孝誰比較大。面對關鍵時刻，例如鄭成功收到了滿清恐嚇，是要投降歸順，還是看着他爹鄭芝龍受死；換了是我，我該怎樣抉擇？通常老師不一定會逼着我們選忠，但我們都感受到了大環境大氛圍的作用，知道鄭成功之所以是英烈之所以是古今之完人，恰恰是因為他最後走上了較為正確的那條道路。國家喜歡這類故事，因為它們能迫使我們漸漸接受一套價值的序列，一套愛的序列。在一切價值當中，唯忠至上；在一切的愛裏頭，愛國是最大的大愛。所以民族國家便和宗教一樣，樂於宣揚烈士犧牲的故事。唯一的分別僅在於宗教會預許一個彼世的樂園，而為國家犧牲則換得了此世同胞的幸福與尊崇。正是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愛國故，兩者皆可拋。

愛的序列，其實也就是身份的價值序列。忠孝之辯，就是國民身份和子女身份那一個排得更高的問題。這類故事本身無害，甚至還很有哲學意義，頗能促進我人思考的能力。可是它們太過「離地」，沒有多少常識上的意義，因為我們大部份正常人都不會碰上鄭成功的處境，所以這類故事過去往往只為士子所備，不及於百姓。就像那個經典難題：你的太太和母親都不會游泳，兩個人同時掉進海裏，你是先救老婆呢？還是先救老媽？到底是丈夫這個身份要緊，還是兒子的身份可貴？這個問題我們誰都聽過，但有誰真的在現實中遇見過呢？我想說的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處在各式各樣的關係當中，也都擁有各種不同的身份，它們全都各有不同的意義與價值。在日常生活裏頭，要是這些關係和身份的要求與責任發生衝突，我們往往得靠着實踐智慧在其中巧妙調協，挪移衡沖。沒有多少人會先抽象地想像所有可能，再硬生生地為自己所擁有的一切身份與角色之間分個高下，然後將思考結果付諸應用。

如果你的情人一天到晚纏着你，硬是要你為這個墜海選擇題表態；請容我坦白，我懷疑他多半有些不尋常。同樣地，假如一個國家總是讓國民陷進要不是出賣朋友、出賣家人、出賣伴侶，否則就是出賣國家和人民的困境的話，那麼這個局面也一定不是個正常的政治局面。僅管如此，國家卻還是願意我們在正常狀態下慢慢接受一套不正常的價值與身份的序列；而在這套序列當中它總是排在最前面。

又由於這種愛總是優先，所以就會出現一些你從其他角度很難理解的情況。再以我曾深深愛過的台灣為例，近年着實出了不少叫好叫座的電影，可當中有些作品受歡迎的程度，卻真是令我納悶。明明有着嚴重缺陷，但論者幾乎視而不見，照樣拍手點讚。這是為什麼呢？在我看來，那就只是為了愛。因為它們對台灣「念真情」，看起來它們真的很愛台灣。正如台灣學者郭力昕在〈台灣符號、政治維穩、與國族性格──如此《看見台灣》〉一文裏所說的「『濫情』是台灣民眾終於能超越藍綠政治的最大公約數和救贖……；台灣認同的符號，甚至可以是那些令人『哀愁』的，被破壞了的土地。無論美麗、哀愁或醜陋，都可一體擁抱，認同。愛。」有趣的是，那幾部電影在香港得到的評論也都很正面。會不會是因為我們最近流行愛香港，乃至於愛屋及烏，也很愛台灣人那麼地愛台灣呢？近年的哈台熱，我猜，其中是否也包含了如此一種羨慕，羨慕台灣人對本土的那陣情熱？

扯遠了，說回我那年回到香港的感受吧。那就是種一下子被免去了重重義務枷鎖，卻也同時被抽走了你曾十分寶貴的熱情的狀態；不再被人要求去愛，但同時又沒有東西可愛──沒有一個必須接受的政治認同。我覺得自由了，被解放了，但也自由得十分漂浮。這就是我所經歷過的香港，一個國家不現身，身份不排隊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