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主導三十年來香港政局的議題是政制發展民主化的問題。從港英時代三級議會應該開放多少直選席位的紛爭，到彭定康時期的中英角力，再到董建華與曾蔭權時代的政改日程及路線圖之辯，民主化的問題都是我們理解香港政治的核心焦點。憑着對這個問題的取態，我們區分保守與進步，建制與泛民，保皇及反對。藉着這個核心議程，泛民內部又可以分辨出保守和更加激進的路線區別，各自爭奪高地，看誰是「真民主」，誰是「出賣民主」的叛徒……。直到最近兩年，身份政治才異軍突起，變成了另一個足以和民主化問題分庭抗禮的政治議題。
今天有些人甚至會認為身份的問題不只要比民主問題重要，而且還比它優先。因為要是沒先弄好香港人的定義，不先「守住香港」，任由大陸移民「混血」，那麼再「真」的民主也都沒有太大意思了。他們害怕一個人口「赤化」了的香港，會乾脆「民主決定」黨委治港。且先跳出這些很容易令人爭得面紅耳赤的話題，倒撥一下時鐘，假想三年之前我們要是聽到這些言論，會有什麼反應？再看今天局面，乃知身份議題之重，早已動搖了沿着民主問題展開的原有局勢。
這正是民主黨現在對着熱血公民不知該如何應對才好的根本原因。你過去面對的黃毓民和梁國雄，頂多是些比你站得更前，因此可以拿着比你還要「真民主」的旗幟來鬥你的力量。他們和你玩的遊戲，到底還在同一個平台之上，你多少懂得應對。可現在的黃毓民與熱血公民，他們舉出來的招牌卻是你立黨至今都沒有想過的事，他們手上拿着的議題根本和你不在同一個平台之上。你大可以批評他們的言行不利於民主化進程，但你該如何回應「大中華膠」和「出賣港人」這類批評呢？這是兩套議題申發出來的兩種評價標準，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
同樣地，對於中央政府和傳統建制派而言，身份政治的議題也是一個大家過去沒有想過的事。從前反對派和你爭的是民主步伐的快慢，是香港是否成熟到了可以普選之類的老黃曆。如今，竟有人站出來大聲告訴你「香港要獨立」。三十年前要是有人向鄧小平預言，香港有一天要出現類似於西藏和新疆的麻煩事，我猜他一定會嗤之以鼻。
為什麼香港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如何理解身份政治這個新議題所帶來的變化？要談這些之前，我們還得退回過去，先想想民主化那個老議題設定時的背景。
「一國兩制」和「五十年不變」這兩組詞彙儘管在憲制上有着完全不同的地位，但它們從前過渡期開始就常常搭配聯用，幾乎是有你就有我的雙生兒。長年累月下來，大家聽得太過熟悉，乃至於很容易就會忘了其中暗含的矛盾。首先，根據《基本法》，香港「最終可以」經過普選產生特首及立法會，這是兩制精神的體現。然而，「五十年不變」這個在法律之外的原則承諾卻又為兩制設下了時限。想想看，要是香港好不容易在2047年前實現了雙普選（也先別管那『普選』的真假），那麼過了2047兩制實行的這個限期又該怎麼辦呢？難道要把立法會改成人大，特首變成市長？到時候又要不要有市委書記？民選的市長和他又是什麼關係？這些顯而易見的問題，「總設計師」鄧小平當初又怎麼會想不到呢？
要瞭解「一國兩制」和「五十年不變」這些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產物，就必須回顧那個年代的氣氛和心態。改革開放當年還是個剛學走路的新生兒，偶有跌撞（比方說『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大部人都還是覺得眼前只有直路一條。大家理所當然地相信這條路先易後難，遲早得由經改轉入政改，而所謂的「政改」，似乎也就是普世公認的民主化了。那年頭沒有人想過政治不必大變但經濟照樣發達的「中國模式」，也沒有人會很認真地把所謂西方那一套「普世價值觀」當成臨門大敵。從今天的角度來看，當時整個國家在政改問題上走的簡直就是不折不扣的「歪路」：「體改所」成立了，農村基層選舉鋪開了，報刊和出版的管理鬆動了，甚至連「黨政分家」這樣大不逆的說法也公然出現在廟堂之上了。如今抱怨改革開放帶來貪腐，時時回憶文革清廉好時光的朋友可能也都忘了，那時候想要入黨想要考公務員的青年遠不如近年那麼多；相反地，倒是官場和公務員體系中掀起了「下海潮」，因為正經從商才是真正的致富之道，在衙門上班是賺不到錢出不了頭的。
放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向來懷疑「五十年不變」這個時限當初並不是拿來給香港用的，而是設定給大陸自己的政改進度錶。在這個意義上，一國兩制則是一個暫時隔開兩地，讓它們各自進展但又不致於越界影響的安全閥與防火牆。試想，上世紀八十年代大陸就已經有了農村基層選舉，農村居民都可以選村長了，如此由下而上（不要忘了前總理溫家寶也還屢次強調中國的民主改革是從下往上走的），難道到了2047，還沒走到選市長和市人大甚至省長省人大那一步嗎？假如到時候大陸都已經實現或接近實現了大範圍的地方民主，那麼一國兩制取消又有什麼問題呢？屆時香港有了雙普選，水到渠成，正是兩邊匯流的時機。至於共產黨的領導權，具體制度上的安排等諸多疑難，按照鄧小平的實用主義精神，那就「摸着石頭過河吧」。假如這番解讀太過離奇，不妨參考鄧小平自己的話：「我向一位外國客人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220）。
只不過，八九六四中斷了這一切遐想的空間，曾經火熱的政改實驗遭受重挫，而香港的民主化問題就此真的成了香港自己的問題。試從中央政府的角度思考，香港民主化的麻煩大概不過兩點：一、香港會不會失控？二、香港的政制改革會不會在內地引發連鎖效應？這兩個問題一日未得善解，就只好一路拖延，拖到建制派的民建聯不得不改黨綱，好等「條件成熟」，直到民主化議程在港觸發的爭端尖銳得不可再拖為止。這時候，香港正好也點燃了身份認同政治這道新議程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