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做個正常人（海龜二之二）

【蘋果日報】就在夏霖被帶走的前幾天，我們還在一起，為一位朋友慶生。那晚的雪白小蛋糕意外地好吃，質地柔軟，但又不至於鬆垮；有些甜味，但又不算過份，正合我們的口味。壽星告訴我們，這是正被軟禁的一位友人特地託人訂製的。難怪，她的品味一向很好。

是吹蠟燭許願的時候了，壽星輕聲說出他的心願：「希望一切還在裏頭的朋友平安，也希望所有在外頭的朋友無事……」。我們沉默，心裏也暗自真誠地祈求。燭光已滅，大家一邊分着蛋糕，我一邊說：

「剛才聽到XX的願望，一回想，才發現過去十多年來在大陸認識的朋友，幾乎竟有一半蒙難。不是坐過牢，就是正在坐牢；不是失去了工作，就是接近失業的邊緣；不是流亡，就是處在一種不能回國或者不敢回國的尷尬狀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是大家變得激進了嗎？不，其實做的事情還是一樣的事情，說的話也還是沿着同樣的路子，和幾年前根本沒有什麼分別。重看我從前在專欄裏寫的東西，要是以今天的口徑估算，大概都出版不了。浦志強他們幹的事情，一年前還能上雜誌封面，維權運動在幾年前也還是官方媒體正面報道的題材，現在呢？在這種情況底下，溫和與激進的分別根本沒有意義，那條線的定義從來不是客觀的，因此也從來都不是我們把握得了的。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是安全的。」

莫非一語成讖，不到幾天，夏霖就被帶走了。我說「帶走」，是因為我們很難斷定一個人這樣子莫名其妙地消失算不算是被捕。走的時候沒有正式拘條，他們的家庭往往過了許久也得不到通知；律師可以去找他嗎？就連律師也都被「帶走」了，你還找律師？這就像我那些回不了國的朋友，從來沒有正式放逐的命令，只是透過各種管道傳來威脅的信息，讓你不敢重踏國門。所以這一切都是含糊的，不算被捕，不算流亡，只是靜悄悄地消失。

咎由自取，有人如是指責。例如維權律師，我曾見過官方媒體評論，指他們到處尋找中國社會的黑暗面，無限放大局部的問題，根本不合大多數人的利益，也漠視了主流的發展方向。但是，當聽說一個洗浴女子被人強姦，因為自衞而殺了人的時候，你首先想到的是要弄清楚事實，還是覺得這是個暴露中國社會黑暗面的好機會呢？當一個盲人受到非法軟禁，你去幫他，這是出於仗義，還是想要放大局部的問題。有誰能告訴我，在單純的同情心與樸素的正義感，以及「刻意破壞大多人的利益與主流發展方向」之間，是否有一道清楚而穩定的標準？

所以這是一個嗅覺的問題。既然你永遠都不會知道「好人好事」與「尋釁滋事」的差異，既然你永遠都不能判定一件事情該談還是不該談，那你就只好持續地靈敏，在最平凡最日常的狀態下保持警覺，於無異處聞出可怕的氣味，然後閃躲。又或者乾脆關掉自己天生的部份機能，冷漠、世故、不憤怒、不傷心，於是就能免去一切消失的危險。

就像服下令人快樂的藥丸（不由得又想起陳冠中在《盛世》中的預言），讓自己充滿「正能量」。對身邊的不平無感，因此頭一回成了受到鼓勵的人間美德。當然，這不是叫你徹底忘卻正義感。只不過這個正義感不能由你自主，它是需要「引導」的。比方說你見到一位患有肺塵病的工人久病乏治，在中央電視台的號召底下，你和大伙捐款協助，這就是好的正義。要是你帶頭追究當初聘用這些工人的部門不負責任，那就是居心不良地搞事了。同理，地方上有貪官作威作福，你自己跑去上訪投訴，這是不對的。等到上頭訪查出了結果，打貪成功，此時你再燒鞭炮慶祝，做被大快的人心中的一份子，這就正確了。所以正義感和同情心不是一種天然的感情，更不可能人皆有之；相反地，它應該是一種配合時勢的情緒表演，講究的是對局面的掌握，以及情況演變的精密計算。

要是做不到這點，你或許可以像高耀潔醫生，因為不受「引導」的正義與愛心，贏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評選的「關心下一代先進個人」，甚至成為中央電視台「感動中國十大年度人物」。然後呢？然後她在幾年後去國出走。

咎由自取，我想我這些朋友的麻煩確實是自找的。因為大街外頭就是一個正常的世界，你看那裏有很多人都活得很快樂，很「正能量」，從來不必擔心「帶走」和「消失」。那種正常，就像米沃什（Czeslaw Milosz）在《被禁錮的心靈》裏所說的：

「人們常常把生活的秩序理解為自然秩序。在上班途中，人們看到的房子，似乎更像是從土壤裏鑽出的岩石，而不是人類用雙手和思想所創造出來的產物。人們認為，他們在辦公室或工廠所做的工作對世界的和諧運轉至關重要。……他曾認為國家的部長或銀行經理都是重要人物，並且羨慕他們；與此同時，他認為擁有大筆錢財是和平與安全的保障。他不相信，有一天在他所熟悉的，貓咪睡覺、孩子玩耍的街道上會出現一個帶着套馬索的騎士，而這位騎士會抓住路邊的行人，將他們拖到屠宰場後立刻殺死或吊死。他習慣以最謹慎、能避開人們注意力的隱秘方式來滿足生理需求，而不管是否所有人都有這樣的習慣」。

然而，正常人並非真的不相信異常的存在。他知道，甚至親眼見過，路上確實有人被騎士抓走。只是正常世界的居民自有消解意外的心理技巧，他有着健康的世界觀。米沃什遂接着說：「以前，如果傍晚有人在街上被屍體絆倒，那位公民會立刻跑去打電話，之後很快就會有一群人圍攏過來，開始嘰嘰喳喳地議論或評論一番。現在他知道，必須迅速躲開躺在烏黑泥濘裏的屍體，不要提任何沒有必要的問題。開槍的人總會有自己的道理，而地下審判從來不會聽取被告的申訴」。

我的朋友，我真覺得我們就像香港南丫島出生的海龜（請原諒我這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偶而會成為媒體上的奇觀，讓人亢奮一陣；大部份時候卻潛行在另一個不為人知的世界之中。在繁忙的海域中被船槳撞死，被漁民的拖網纏繞窒息，在剛從沙堆冒出頭來的時候被海鷗叼走，於是數目越來越少，也越來越難以被人察覺，默生默死。依然溯游回航，依然在滿月的時候產卵，依然在破殼之後艱辛緊張地爬向大海，沒有理由，至少沒有說服得了任何人的理由；只不過是照着自然本能罷了，低頭前進，無有退路。這種狀況，本來可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形容。可我向來悲觀微小，不願使用這麼壯闊的說法，更何況我們註定消亡，滅絕在這個跡近隱形的另一重現實。以後，剩下的就是正常世界，與更快樂、更明智的大多數正常人。

（註：在寫這篇雜碎的時候，忽然收到《今天》創刊編輯徐曉大姐被帶走的消息。她是我所遇過的最好的編輯，多年來蒙她細心關照，上個月還曾勸我要當心時局自加保重。一個好幾年不公開發言，總是默默助人的溫和好人，怎麼就背上了「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一時心焦如焚，語無倫次，還祈讀者海涵是幸。）

梁文道：他們也吃炸薯條（特色飲食的消失之一）

【飲食男女】今天的遊客往往把吃看得很重要，覺得食物是認識一個地方一種文化的最佳中介，也是異域最令人愉悅最容易親近的入口。所以我們無論到了那裏，都會想嘗嘗當地風味，冒上最低程度的風險去換取一個或許十分美好的體驗與衝擊。

說到衝擊，一個經驗豐富的遊客，可能會意外地發現，他旅行生涯中最大的衝擊還不是某個地方的人生吃螞蟻，某個地方的人油炸蝙蝠；而是世界上竟然有一些文化會沒有自己的「特色飲食」。我所謂的「特色飲食」，指的是一套稍為講究的烹調程序與風格；一種從該種文化長年來的生活方式、所在的地理環境，以及周遭物產之中孕育出來，幾近獨門的Cuisine。

這怎麼可能？任何文化任何國家都該有自己飲食上的獨特之處，不是嗎？印尼有印尼菜，斯里蘭卡有斯里蘭卡菜，加勒比海諸島也有他們混雜出來的特殊風味；有的地方像印度和中國，甚至一國之內都包藏了千千萬萬的變化。這個世上不會有一個地方沒有自己的特色飲食，對不對？我原來也是這麼以為。直到我在北美洲碰到一些原住民，才曉得世界之大，歷史之殘酷奇詭，要遠遠逾過我們的想像範圍。

「歐及布威族」（Ojibwe，也有人譯做『齊佩瓦族』）和「蘇族」（Sioux）都是北美原住民中的大族，歷史悠久，盛時曾經遍佈密西西比河沿岸及五大湖區周邊，當年他們的人口密度甚至超越工業革命前的歐洲大陸。這片土地如此豐饒，他們在此生活的日子又如此長遠，但今天他們就是拿不出可以讓遊客滿意的「特色飲食」（至少以我所知）。就算在他們保留區內的文化觀光中心，食堂端出來的東西也還是那些美國和加拿大滿街都是的快餐類食品。你以為這只是對付遊客用的，他們平常家裏頭會吃些不一樣的玩意嗎？不，聽他們說，這就是他們的日常飲食，和一般美加百姓沒甚麼不同。

後來我讀到一個歐及布威族作家的回憶，說他小時候族人吃的食物確實和現在不一樣，那時候他們幾乎甚麼材料都拿去煎炸，例如炸麵包和炸豬肉。難道油炸就是歐及布威人的飲食傳統？不太可能，因為金屬油鍋及煎鑊是在他們接觸白人之後才有的新物事。在此之前，歐及布威人不會只吃煎炸食品。更何況這些煎炸食物一點也不特別，在北美殖民史上，它一度是所有人的主要烹調方式，從白人主子到非洲黑奴，莫不以煎鑊及油鍋為廚房中心。直到今天，油炸類食物也還被某些人認為是北美黑人的「傳統」。

出於好奇，我回想自己的旅行經驗，同時開始查閱資料，遂瞭解到這種沒有特色飲食的現象，並不只限於幾個北美原住民部落，它其實還是個相當普遍的情形。不分東西南北，全球各地但凡有過被帝國殖民，或者一度隔絕卻又終於被「外界發現」的部落社會（尤其是沒有自行發展出文字的社會），都有可能會出現這類特色飲食匱乏的現況。

梁文道：在旅行中遇上催淚彈﹙不去會死二之二﹚

【飲食男女】和路邊的小狗玩耍過，在印度被人騙過，在異鄉被語言不通的陌生人幫助過，我在林輝的新書《旅行在希望與苦難之間》裏看到許多這類背包客遊記常見的故事。

此外，他還有一些我從來沒看過沒想過的體會。例如可樂，他提到自己在路上走過一段時日之後，便開始愛上了這種在家鄉的時候根本不會想喝、最尋常最卑微的氣泡飲料。那他為何會在旅途之中才養成了喝可樂的習慣呢？原來竟是為了獲取一種難得的熟悉。就像華人到了異國會偶爾想吃中菜一樣，那是口腔裏的原鄉。如果真的找不到中菜，但又實在忍無可忍，那就和世界各地的遊人一起去排隊光顧麥當勞吧。畢竟麥當勞也算是我們這個時代一切鄉土的「本土味」了，人人都是吃它長大。

可是萬一，有時候真連麥當勞都沒有，去了一塊離全球化市鎮生活最遠最遠的地方，那又該怎麼辦呢？這就只好買一瓶可樂了。因為可樂，既是全球資本主義物質文明中延伸得最廣最深的毛細血管，無處不在，也幾乎是地球上大多數人都曾試過並且還都熟悉的味道。換句話說，背包中一瓶可樂能夠起到安定旅者林輝的效用。

然而，《旅行在希望與苦難之間》又絕不只是市面上任何一本背包客的遊記。在那些旅者生活不確定的小小浪漫之外，在認真負責的慈善旅行之外，林輝真正的用心是在人類移動的另一番面目。我要說，那才是這個世界上大多數人的移動，比旅遊更古老也更真實的移動，我祖輩的移動。

加德滿都有一大批從西藏「移動」過來的人，現在的尼泊爾毛派政府傾向北京，所以不再能讓他們明目張膽地支持達賴喇嘛，就連遊客區塔美（Thamel）的店鋪櫥窗也少了許多法王（達賴喇嘛）肖像。

孟買南部有成片的百年英式巨廈，壯闊精緻，它們是當年英國人「移動」的遺產──「印度友人提醒，眼前宏偉漂亮的英國建築，其實都是在當時仍然相當貧窮的印度社會中榨取出來的──孟買巿中心一幢大樓的建成，可能得以數百條農村村民集體受苦作代價」。

吉隆坡有十萬緬甸人，其中一個被林輝簡稱為「K」。他本來在老家販賣光碟，也在教會義教小孩。當時K為了軍隊強徵孩子勞役的事出頭理論，被人囚禁毒打，於是逃走。後來接上仰光蛇頭，變賣身家，由陸路經過泰國「移動」，最後在馬來西亞過起了「無國籍者」的生活。

「N」是個伊拉克人，曾在大學修讀法律，育有五名子女，生活美滿。有一天，她的丈夫遭人綁架，她自己則收到警告，不走就要被殺。所以她帶着孩子徒步走到敍利亞。三年後，內戰爆發，火器差點炸死她的幼子，在聯合國難民公署的建議下，她再度起身，逃到約旦。如今的「N」不能工作，孩子不能上學，因為她們是難民，只有依靠救濟，以及等待另一個國家的最後接收。在約旦和黎巴嫩，像「N」這樣子由全中東地區「移動」過來的人，數逾百萬。

除了這形形色色的移動，林輝還見過不少不能移動的人。比如說一個斯文安靜，永遠面帶微笑的藏族僧人，儘管護照簽證齊備，但在西藏尼泊爾關口人員的反覆查問和細密搜身之後，還是被擋了回去，不得出境。又有一種移動的禁止是抽象的，意思是把你定在社會當中的某個位置，使你動彈不得。像「E」這樣的庫爾德青年，正在土耳其南部上大學，未來的理想是當個老師。可他恐怕難以如願，因為他是庫爾德人，這是個限制了他人生未來發展的身份，他們是個在土耳其不應該存在的民族（至少他們不能在公開場合說庫爾德語，就更不必說其他類型的文化抹滅和同化了）。「E」甚至還在年幼的時候，目睹親叔被土耳其軍方處決。

有時候我甚至懷疑林輝是否更像一個前線記者，乃至於戰地記者，為甚麼那麼多我們近年在新聞上看到的大事竟然全都給他巧合遇上？在印度，他碰到了由女子被姦殺的事件所觸發的大規模示威，吃過一回催淚彈。

伊斯坦堡青年反對政府改建舊區，正在全球媒體鏡頭下轟烈抗爭的當兒，他又在場，而且又吃了一回催淚彈。一個背包客在國外旅遊，莫名其妙地遭遇到催淚彈的威力，這難道是正常的嗎？他到底是專門挑在人家發出旅遊警告的時候趕去冒險，還是藉着遊客的身份跑去採訪呢？你看，我執筆的這刻，他本該在南美繼續未完的旅程，結果我們老家「雨傘運動」一爆發，聽說警察放了幾十枚催淚彈之後，他就急急忙忙地兼程回港，如今天天睡在街上。

幾年前的某個夜晚，我在歐洲一座城市光顧一家街頭賣可麗餅的小店，門面遠看十分法國，走進才知從大廚到侍應原來都是南亞裔人。聊了幾句，發現他們全都來自斯里蘭卡，我便興奮地誇讚他們祖家的淳厚與風光，他們也高興地向我介紹故園的美好。後來我更大談自己和斯里蘭卡的緣分，好和他們親近。我告訴他們我學的是南傳佛法，師父曾在斯里蘭卡修行，師公則是首都可倫坡一位受人尊敬的大長老。

說着說着，我覺得不對勁了──他們忽然變得很安靜。客氣，但是冷淡，與一開始的熱烈截然兩樣。直到離店，門外涼風一吹，我才恍然醒悟，他們應該是泰米爾難民，因戰禍遠走此地。我卻如此遲鈍，不自覺地以為全斯里蘭卡人都該學佛，渾然忘卻了泰米爾人與多數信仰佛教的僧伽羅人之間的仇怨。無意間，我挑起了人家心頭的刺痛，因為我那遊客的輕佻遮住了我對正常世界之沉重的感知。

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任何一個遊客本來也都可以是記者，只是我們選擇了單純的旅人角色。身為移動中的旅者，林輝卻努力地拉近兩種移動之間的距離，在漫遊中遭遇逃亡，在一種正常之下發掘那其實埋得並不深的另一種正常。坊間早有太多太多誇張宣稱「不去會死」的旅遊書；而林輝提醒我們，這個世界果真有一些遠行，名副其實，不去會死。

梁文道：記一位剛剛認識的律師（海龜之一）

【蘋果日報】當飛機接近香港上空，能隔着機艙小窗的玻璃看見底下的大海時，偶爾我會想到在那看不透的水面底下，可能正有一隻海龜，舒緩，但是穩定地潛航。牠避開了遠洋貨輪的尾舷，但未必逃得到私人遊艇的衝撞。或許高速駛過的遊艇只是堪堪擦過牠的背甲，留下一道刮痕，然後牠就再度依循既有的航線，在塑膠袋、啤酒罐、破單車，以及廢棄了的漁網之間費力穿行。從空中千呎下眺，是一片綠色的海水，水裏則有這麼一隻海龜正在振臂，一步又一步地巡航於油污絲散的水域當中，航向南丫島深灣。

深灣的海龜已經不多了，但牠們仍舊歸來，定期產卵，定期孵化。剛出生的小海龜就像上了發條似地，不管前方有甚麼飛禽正從空中接近，可能也不知道下水之後的命運，在沙灘上奮力地爬向海潮。許多年後，或有幾百分之一的機會，牠活過來了，然後走上祖輩的道路，回到深灣。

不知道為甚麼我會想起這些海龜，其實那天我在北京只是去看朋友而已。到了老友開的書店，才曉得當晚有一個小小的生日聚會，會上還認識了兩個新朋友，一個多年前曾經受冤入獄，另一個就是律師夏霖了。

儘管新識，但我當然知道夏霖是誰，他做過冉雲飛的律師，現在則替郭玉閃辯護。一見面，他就先多謝我幾年前「在雲飛的事情上頭出力」，令我十分尷尬，因為說過幾句話，寫了一點東西，這所謂的「出力」全是口惠而已，根本沒有太大的作用。反倒是我要感謝他這麼多年來做過的事情，感謝他為我的朋友奔走。

夏霖本來不是人家口中的維權律師，他還在貴州執業的時候曾有過一段相當安逸的日子，家小幸福，閒來喝酒打麻將，大可以就這樣子生活下去。據說是因為看到了余世存的文章〈八九一代人是醜陋的〉，才「覺得現在的自己對不起曾經的沸騰熱血」（見王和岩〈我的朋友夏霖〉），於是到了北京，成了後來的夏霖。現在的這個夏霖，名氣要比從前大，但經濟情況卻比從前糟，因為接了太多義務案子，所以只能住在一間三百多呎的房子。

我知道他，除了他是我朋友的辯護律師之外，主要是在媒體上見過他激動的情緒，為了那些活得遠比他艱困的普通人。比如說鄧玉嬌，這名女子意外刺死了想要強姦自己的地方土霸，夏霖替她上陣，有一回竟當眾情急痛哭，使很多人看儍了眼。友人翟明磊在〈我無法克制自己的惡心〉裏頭為他解釋：「在夏霖進看守所去和鄧玉嬌見面後，當地野三關派出所將鄧玉嬌母親叫走，加以控制，並竊聽了夏霖與鄧玉嬌的對話。然後讓鄧母緊急洗掉關鍵證據內褲。夏霖又得知鄧玉嬌告訴他精神病院毆打她並故意不給她吃藥試圖逼瘋她。所以一出看守所，得知鄧母被警方控制，而弱女子鄧玉嬌的悲慘命運湧上心頭，一時悲憤交集，而與友人抱頭痛哭」。

又有一回，他替殺死城管李志強的街頭小販崔英杰辯護，希望法庭不要判他死刑。他那篇辯護辭非常有名，其中論點是現在大陸很多學法律的學生都讀過的，一般人注意的則是其結語：

「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檢察官：販夫走卒、引車賣漿，是古已有之的正當職業。我的當事人來到城市，被生活所迫，從事這樣一份卑微貧賤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終善良純樸，無論這個社會怎樣傷害他，他沒有偷盜、沒有搶劫，沒有以傷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莊嚴地向各位發問，當一個人賴以謀生的飯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無路的絕境，將心比心，你們會不會比我的當事人更加冷靜和忍耐？

我的當事人崔英杰，一直是孝順的孩子，守法的良民，在部隊是優秀的軍人。他和他的戰友們一直在為我們的國家默默付出；當他脫下軍裝走出軍營，未被安置工作時也沒有抱怨過這個社會對他的不公。這個國家像崔英杰一樣在默默討生活的復員軍人何止千萬，他們同樣在關注崔英杰的命運，關注着本案的結果。

法諺有云：立良法於天下者，則天下治。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檢察官：我們的法律、我們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們的公民更幸福還是要使他們更困苦？我們作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這個社會更和諧還是要使它更慘烈？我們已經失去了李志強，是否還要失去崔英杰？」

在說着這番話的時候，夏霖哽咽，幾乎難以自已。他老是這麼容易動情嗎？

那天晚上，話不多，可是爽快直接的他居然問我有沒有娛樂圈的朋友想打官司，最好是離婚一類的案子，有的話能不能介紹給他。其實夏霖一直不喜歡被人標籤做「維權律師」，那不只嚇怕了某些潛在的客戶，也使他的處境不妙，真要是遇上了甚麼政治敏感的大案，就會四處碰壁，施展不開。他大概以為有機會上上娛樂新聞，能夠起到點漂白的效果吧。同時我也知道，他的激動也只不過是外界印象的標籤罷了，在那個圈子裏頭，他其實是以技術著稱，總能在法條中冷靜地找出有利於當事人的依據。

後來我們當然得說回郭玉閃的情況，但這又有甚麼好說的呢？身為他的律師，人都進去三十多天了，可一面都沒見着。還是去喝酒吧，夏霖建議。我推說夜深，起身告辭，他有點失望，「那就下回吧」。北京這時開始冷了，我鑽進的士之前，他又再囑咐：「記得替我找一些娛樂圈朋友的事呀」。臨關車門，他拉住我低聲說道：「還有玉閃，過一陣子要是需要，可能又得請你寫些文章」。我當然答應；可是我真的不曉得可以寫甚麼了，同類的事情再三發生，而且寫出來又會不會反而對他不利呢？這分寸太難把握。

一個星期之後，夏霖也被帶走了，至今不聞音訊。

梁文道：真正旅行（不去會死二之一）

【飲食男女】我總是覺得，並且總愛告訴人家，像我這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也包括台灣人），以及我的同代夥伴，是多麼多麼地幸運。因為對我們來講，所謂的遠程移動，無非就是旅行，或者移民。旅行，就是搭一程飛機，或者坐上一列長途火車，沒有負擔，甚至還要強調放下負擔地輕盈上路，一瞬間就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吃網站上力推的食物，住就住進「旅遊達人」推薦過的精緻旅館，然後假裝自己已經在另一個社會裏見到了人類最真實最該有的生活，並且以為自己回家之後的日子也將因此多了一重甘美的領悟。直到我們再次嫌棄日常的沉悶、疲倦，以及虛無。

移民，是會有點傷感。就像我那一代香港人都曾經歷過的那樣，每個學期至少都會去一趟啟德機場送行，臨別前把自己喜歡的張國榮譚詠麟梅艷芳灌進卡帶，當作珍重的祝福。許多年後，當年的一時愁緒早已變成了臉書上的活絡（『你下星期來溫哥華嗎？我去機場接你』），所以往昔那一點點眼淚盡皆成了回憶中讓人微笑的溫情。

要是把目光往前拉遠，便會發現我這一代人的移動實在太不正常，不正常到了令我時時懷疑自己是不是正在做夢的地步。要是從過去一百五十年整體華人的歷史來看，其實只有一種移動算是正常，那就是逃亡，以及接受逃亡。就拿我自己的家庭來講好了，我的外婆生在太原，為了躲避日軍，舉家西遷西安，半途喪失掉一半成員。我的母親生在西安，為了國共內戰，遂一路吃着奶一路輾轉南下香港。這種移動也很輕盈，甚至比我們今天的跨洋長途旅行更輕，因為要走的時候往往來不及收拾行李，聽到警報就半夜從床上跳起來奪門而去。在我母親與我之間，還有一些年紀比我稍大的人游泳過來，他們唯一帶下來的東西就是可以權充救生圈的氣球，以及同伴沉入漆黑大海前最後那一聲呼喊的印象；輕如無物。

我說的幸運，就是我們居然可以把旅行（再加上移民），看成是人世間最正常的移動。當然我們聽說過流亡與逃難，而且還曉得別的地方（也就是些不正常的地方）確實發生着這類新聞。但它們的存在，只是暗影，有點像Lomo照片的邊角，恰可以突顯正常旅行情境之絢爛。於是便有餘裕去計較旅行之真偽。據說，跟隨旅行團，或者制式化的旅行指南，跑去採集景點的人，全都叫做「遊客」，他們的旅行比較虛假。而揹起背包便走，沒有固定目的地，也沒有準確行程，自由散漫，隨遇而安的，則稱為「旅者」，是真真正正懂得旅行的人。

旅者當中，又有一些比真實還真實的旅者，他們不止看到了夕陽下吳哥廢墟那種老歷史片般的淒美，還看到了古寺外邊纏着人買明信片的小孩。所以他們會在當地醫院捐血，甚或去孤兒學校教三天英文，走的時候還要留下一筆數目不大但以背包客而言也不算少的錢。我又聽說，這種「慈善旅行」蔚為潮流，就連專門接待豪客的「水晶郵輪」也在每個抵岸港口的行程中加插了「責任旅行」的項目（例如去了雅典，早就看膩了衞城的有教養的客人，可以選擇拜訪海龜保育中心，捐錢之餘，親身瞭解生態平衡的重要）。

最近讀到友人林輝新著《移動的人們》，恰巧可以用來說明旅行這種移動的潛質。

以一般意義而言，林輝的旅行當是「真實」的，因為他是個漫遊背包客。他甚至還做過義工，很有「慈善旅行」的經驗。為甚麼要在旅程當中撥出一段不短的時間，出錢出力？他的回答是「那時候的我，已出門數月，走了不少路，卻反而覺得不清楚自己在做甚麼。長時間的旅行其實容易令人迷失，我問自己：我的旅行對這個世界，有沒有意義？風光看遍了，自己開心了、長見識了，但這世界有沒有人會因為我的旅行而得益？除了消費，我的旅行還有甚麼剩下來」？

梁文道：我要當個「大多數」（幸運的大多數二之二）

【蘋果日報】真是太巧，同樣一番話，十天之內竟然聽過兩回。第一回，是朋友轉述，說內地一位媒體人和他在社交媒體激辯關於「佔中」的事情，一時激動，那位媒體人坦白宣告：「二十多年前，我也曾經支持過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但我現在明白了，原來那只不過是少數人的訴求，根本不是大多數人的意願。同樣地，現在香港這幾百萬人再怎麼鬧，也都只是少數人而已。我再也不會犯錯，一定要堅持站在大多數人那邊」。第二回，我親身耳聞，內地一個聚會上頭的新識急着要跟我這個香港來客表態，痛斥「佔中」。他說：「當年我也參與過學潮，上過街鬧過事。但那又能怎樣？沒用的，時代前進的方向不會因為少數人而改變。香港彈丸之地，區區幾百萬人，應該認清時勢，跟上大局，別再繼續瞎鬧，顧及大多數人的利益」。

這些話並不叫人意外，但還是讓我咀嚼良久，接下來一個多禮拜都還會在入睡前省思其中的涵義。不，它們不深奧，很好理解，而且許多人都說過類似的話。我也沒打算去和說這些話的人深談「佔中」的是非曲直，反正大家所得訊息不等，很難有個客觀的共同起點。讓我在意的，是這些言語中的喻詞，例如「形勢」，例如「少數」和「多數」。

單從說理的角度而言，你要批評「佔中」，甚至回頭譴責六四民運，其實都能找到不少論點，甚至還是些不錯的論點。為甚麼有必要把形勢和數量也搬出來呢？尤其數量。難道就因為對方人數較少，所以對方的立場就一定是錯的嗎？一種意見的合理與否，一種取態的黑白對錯，難道和相信他們的人數相關？如果真講推理，我們都曉得這種思路的缺陷，因為真理不由數量而定。但是在我們大部份人的日常思維當中，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係並不總是邏輯的，而且精確的概念也並不總是最重要的。真正引導我們日常未經反省的思維活動的，往往是一些很感性的隱喻。在那番言語之中，數量便是這樣的關鍵隱喻。當一個人在批評對立方只是「少數人」時，他並不是在邏輯地否定對方立場；他只是想加上「多數等於正確，少數等於錯誤」這個隱喻等式，以增加其說服力罷了。有些時候，一個人甚至還可以放棄任何推理的努力，只消使出這招等式，似乎就足以判明是非。

比方說一些因為房產被拆遷而上訪的百姓，他們跪在政府部門前面的廣場上哭訴；你可以說他們只是少數人而已。少數人受到影響，但地方發展上去了，大部份人會得到好處。又比方三峽水庫工程，動遷人數幾達千萬，至今仍有未了後患；但你還是可以說他們是少數人，因為半片中國都會得到好處。再近一點，為了確保APEC期間北京空氣清明，少數華北農村雖逢降溫，但也還是不准在炕下燒柴取暖。這少數人的一時寒冷（也許這真是少數人了），換來了國家的面子，這豈不也是使多數人蒙利的美事？

這套思路如此流行，乃至於在一些非常極端的時刻，我們會看到它非常極端的表達。譬如前陣子令人神經緊張的連串恐怖襲擊，惹起不少怒火，有些人就在激烈的情緒底下留言網上：「那區區幾百萬維族人，應該全部抓回來徹底漢化。把他們滅了，消融了，我們十幾億人才能得到安定」。它背後的預設仍然是個數量關係；幾十個維吾爾人犯罪，憑甚麼可以牽連整個族群？因為他們到底人少，就算全族加起來，也比不上漢人壯大。多數人有好日子過，一小撮人滅族也就無所謂了。

我明白這是氣話，但為甚麼一個人一生氣，就能衝口而出地吐出一堆如此駭人的言語呢？在某些國家，再怎麼憤怒，一句「黑鬼」恐怕也是個天大的錯誤吧。

能夠順利搬用這套等式的人，想必是站在多數人那邊的吧。也就是說，他恰好不是一個第二天醒來，房子被拆了一半的人；他恰好不是一個長在四川，住在大壩庫區的居民；他恰好不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奶奶，寒風初起，於是打算在APEC那幾天燒炕過夜；他又恰好不是個生在喀什的維吾爾青年，不用到內地大城討生活，在找地方落腳的時候受盡白眼。他恰好不是「少數人」，他真幸運。

我們之所以要討論公正的問題，起點正是因為不可能每一個人的運氣都是這麼好，每一個人的一生當中都有機會變成那「為大多數人而犧牲的少數人」。念及諸種人間不幸境遇，念及任何個體不必要的受苦，因此我們關心社會制度的公正，不使一人遭難犧牲。為甚麼我們這個國家走到今天，會如此輕易地放言他人的犧牲，如此方便地漠視他人的處境？莫非我們都有把握自己不會變成少數人？

是的，重點就在於不要掉隊，不要讓自己淪為少數。比起追求制度之公正，個人的奮鬥上爬要來得容易得多，也有把握得多。不想房子被拆遷影響，那就努力使自己住進一個不可能被拆遷的房子。不想自己被犧牲，那就設法令自己成為一個永遠不會被犧牲的「多數人」。

政治上則更不容許犯下這種投向少數人的錯。好比那兩位因當年支持六四民運而悔悟的朋友，他們的反悔並不在於那場運動的原則有錯（至少這不是他們現在這番言論的要點）；而在於他們錯判形勢，對多數人走向的估計有誤。可是，我們又該在瞬息萬變的形勢當中如何明辨政治上的「大多數」，那個等同於正確，等同於「主流」，等同於官方路線的「大多數」呢？不過兩年之前，薄熙來在重慶推動的「唱紅打黑」也曾一度被人以為是「大多數」。六十多年來，還有數不清的「正確」最後被人發現是錯的，還有數不清的「大多數」成了值得追悔的少數。就算六四，當初也有些人以為自己跟上了形勢，最後認錯閉嘴，絕口不提往昔的誤判。在這種情形底下，你有一直當個多數的自信嗎？

套句內地網絡紅人周小平的話，「請不要辜負這個時代」，若想好運到頭，你不能只是不辜負這個時代，你還得不辜負任何一個時代。就像「國學大師」范曾那樣，從文革到今天都幾乎全部正確了，緊緊掌握住了「大多數」的動向。

這就像是小孩玩的那些遊戲，要是不想被「鬼」抓出去，就得靈敏迅捷地跟上大隊，躲進人堆當中。落單掉隊者，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這種遊戲考驗的不是推理和邏輯，更不是價值；而是聰明。所以「我再也不會犯錯，一定要堅持站在大多數人那邊」，這句話指的不是我終於看清了是非，我終於懂得了曲直；它的意思就是我「成熟」了，學乖了，我比從前聰明了；如此而已，沒有更多。

梁文道：大多數好人（幸運的大多數二之一）

【蘋果日報】「少數服從多數」，這可能是我最初所知的民主定義。大概小學三、四年級，老師在向我們介紹台灣為甚麼屬於「自由世界」，而「萬惡的共匪」又為甚麼不在民主陣營之內時，好像就是用這麼一句最淺顯最簡單的話來教導我們民主的真諦。不只言教，我們還有實踐，比如說選班長、選「風紀」，選各種各樣的學生幹事，我們全都投票，一人一票，少數服從多數。漸漸地，這句話就成了真理和常識，幾乎不容置疑，就如說謊是壞事，孝順是好事一樣，全在小孩最早的價值認知之內，利落分明。再大一點，上了中學，我們就懂得用這項自小學到的真理去問一些老師難以回答的問題了：「既然我們可以選班長，那為甚麼我們不能一人一票選總統」？「為甚麼台灣和美國都是『自由世界』的成員，但我們的總統卻不像人家那樣，要站出來讓大家選呢」？

我不記得老師當時是怎麼答的了，大概的意思就和今天在大陸看見的《環球時報》社論差不多，無非是現實很複雜，不可簡單理解；而各國具體國情又都很不一樣，不得一概而論，這一類的東西。

現實確實是複雜的。我後來才曉得至少在少數和多數的問題上，大陸與當年的台灣其實並沒有那麼大的差別。「少數服從多數」他們一樣認同，小學班長他們也一樣是選出來的，他們甚至比當時的我們更加肯定「多數」，乃至於到了一個把數量等同於是非，將有關數量的形容詞變成關於價值的形容詞的地步。

例如「佔中」這種事情，由於它是壞事，所以就該強調它是「一小撮」人煽動出來的結果，而「大多數」市民是不贊成的。如果參與者眾，實在不能說它是「一小撮」了；那就不妨說它是「別有用心的『一小撮』人，利用了不明真相的『多數』群眾。」要是萬一真有很多很多群眾打從心底認同「佔中」理念，甚且接近香港市民半數，那又該怎麼辦呢？沒關係，我們還可以說「部份香港市民的過激行為和錯誤認識，十三億中國人民是無法同意的」。

簡單地講，「多數」永遠應該和正面的價值綑綁在一起，「少數」則必然要搭配負面事物。美國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很多年前就發現了這種現代大陸中文的奧秘，他曾以「黨中央」為例說明：「讓我們緊密團結在代表大多數人民群眾利益的黨中央周圍」，這句話理直氣壯，聽慣了官方語言的人一定不覺得有甚麼問題。但要是換個說法：「讓我們緊密團結在黨中央那極少數領導同志的周圍」，那立刻就變得非常刺耳，而且還很政治不正確了；儘管嚴格來講，這句話並沒有錯，因為黨中央確實是極少數人構成的（七個政治局常委對比於十三億人民，這難道不是極少數？）。可是話不能這麼說，因為「極少數」往往是用來形容壞份子的，所以我們應該只談黨中央代表了「大多數人民群眾」的那一面，不能指出它只有極少數人這個事實。

為甚麼多數一定是好的，而少數就一定要壞呢？這自然是因為不論喜歡與否，「民主」──那個我小時候真以為就是「少數服從多數」這麼簡單的東西，確確實實已經成了普世價值。即便北韓，祖孫三代世襲統治，但它的國號也還是不可去掉「民主」二字。而共產黨，身具左翼血脈，以平等為終極價值取向（這裏所說的『平等』必然也包括了政治權利的平等），當也不能否定民主這個好東西。問題只不過是如何詮釋民主，如何說明執政者代表了大多數人，它又怎樣由大多數人當中獲得權力而已。所以怎麼講也好，「大多數人」是絕對不會錯的，任何時候，我們都應該牢牢站在大多數人那一邊。

由於在日常生活的語言使用當中，「多數」無可置疑地等同了「正面」，因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主流」為甚麼會成為近年流行的新詞彙了。我最初注意到這個詞，大概也是常看《環球時報》的緣故。一開始在它的評論上見到「主流價值」、「主流媒體」和「主流意見」這些字眼，我是有點不習慣的。因為「主流」明顯是個外來語，對應了英文裏頭的「mainstream」，而它的原意本該是指一些大眾化的、通俗的，在市場上受歡迎的，在社會上廣被接受的東西和觀念。例如前兩年在大陸紅過的選秀節目和「歷史穿越」電視劇，那就是主流娛樂的好例子，很媚俗、不高雅（通常高雅就不可能主流），可大多數人就是喜歡，它們的收視率就是好，於是各家電視台一窩蜂地趕製趕播。

這股風潮後來被政府部門制止，他們覺得這類很受主流愛戴的節目有問題，不高雅、太媚俗，並且還有歪曲歷史常識與正確價值觀之嫌。政府在這種事上出手，民間一時的不滿難免。這時我就讀到替政府護航的評論，說他們的命令是「為了捍衛主流價值觀」。很奇怪，是不是？明明這類歡鬧俗氣的東西就是主流所好，怎麼抵制它們卻反而倒維護了主流呢？再後來我又看到零售上相當不濟的《人民日報》被他們形容為「主流媒體」，大部份老百姓都記不全的各種宣傳口號被稱做是「主流意見」，於是便我明白「主流」在此指的原來竟是官方。官方認可的原則是「主流價值」，代表官方的媒體就是「主流媒體」。我看不慣，是因為我老把它想成「mainstream」，而英文裏頭幾乎沒有人會在官方和主流之間搭上關聯，至少我從未聽過有人會說「美國之音」是主流媒體。

我喜歡看《環球時報》評論的理由之一，是它寫得這樣聰明，策略上的聰明。在「大多數人民群眾」顯得陳舊、老氣，甚至開始被人拿來當笑話的時候；它非常適時地推出了「主流」，洋派的語言，中式的內涵，擷取了「主流」原來那代表大多數人趣向的意思，又植入了正確的官方色彩。這種意義上的「主流」通行之後，大家就會漸漸開始覺得百姓喜愛的娛樂節目不能再叫做「主流」了；反而有些沉悶，但是「弘揚正氣」的宣傳片才是「主流」代表。

再說下去，一定會有人指責我這套分析出錯。憑甚麼你要強把官方和多數人的愛好對立起來？難道一部電視劇就不能既得到官方的認可，又深受人民百姓的喜歡嗎？「美國之音」之所以不算美國主流媒體，那是因為它只承擔外宣任務；而且它還不能代表美國多數人的聲音，只代表了西方假民主之名，行資產階級掌政之實的政府的聲音。沒錯，這種反駁是有道理的，因為歸根究柢，中國的官方由始至終都站在大多數人民群眾這邊，所以它的主張絕對「主流」。

政府的取態，就是大多數人的立場；政府的發言，就是大多數人的心聲。換做從前，我一定會笑話這是過時的黨八股；可是這兩年，我逐步發現它原來還真是實況，尤其那天在聽完一位朋友告白他二十年來的心路歷程之後。

梁文道：「一致」更是種手工（「不一致」的神話二之二）

【飲食男女】曾幾何時，一致和標準乃是飲食業的最高追求。看到Tim Hayward那個日本拉麵湯底的故事（有人覺得一家麵館的東西更新鮮更講究手工，是因為它的湯底有時候會不如平常那麼好），我想起了前陣子許多愛吃愛喝的朋友們都在談的一本書——日本「德島青柳」的老闆小山裕久所寫的《日本料理神髓》，因為這本書恰好花了不少篇幅在談日本高湯的製作。儘管這種高湯和拉麵的豬骨湯底不是一回事，但小山裕久在熬製它時的態度就和許多優秀拉麵館子的追求一樣，那便是極力保持出品的一致。

日式高湯並不難做，無非三樣材料而已，昆布（海帶）、鰹節（木魚）和清水。但它卻是日本清湯和絕大部分日本料理的基礎，能夠決定各種煮物的成敗。一家餐廳的好壞，往往能從這高湯的優劣來判斷。而每一家餐廳的高湯，又都能表現出大廚的口味和性格，同樣是這三種原料，不同的人就是會做出不同的味道，猶如簽名。既是簽名，於是不可起伏變化，每回你光顧都該吃出一樣的味道才對。然而，就像小山裕久所說的，為了維持這高湯的一致，廚師卻得花上大量的心力來適應每日溫度和濕度的不同。水該煮到多開才把昆布撈起來？鰹節片又該甚麼時候下好？下多少？這都不是溫度計和一套規定了的標準可以告訴你的，你必須憑經驗摸索，日日微調，因為每一天的氣候變化都會影響到這個過程。

小山裕久談的只是他在廚房煮湯這一環節。其實在此之前，還有太多一般消費者看不見，而他也沒有明說的艱辛步驟。例如製作木魚片用的鰹節，它最後一道工序是在陽光之下曝曬，曬乾之後再放進木盒存放，直到表面生滿青黴，然後又再回頭拿去曬太陽，好把黴菌曬落。這個工序該做多少遍呢？有人說是五次，也有人說是六次；但真實的情況是要隨機應變，一方面看天氣決定，另一面則憑職人經驗判斷，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店家，自有不同的心法。因為那些青黴會為鰹節帶來它獨有的香氣，每家老店都要盡量克服環境的挑戰，好維持它家鰹節香氣的一貫。鰹節費事，難道昆布就比它簡單嗎（事實上，昆布不只是曬乾就好，它也要陳放『熟成』，而且至少兩年）？可以說從頭到尾，整個日式高湯的烹製過程就是一個不斷在變化中追求不變的歷程，為的就是讓客人永遠覺得那口湯還是原來的味道。

可是，我們今天這個時代卻把不一致當成「手工」、「天然」和「新鮮」的同義辭。儘管不能算錯，但一般人往往大而化之，忽略了許多一流匠人的心血（正是他們的手工使得出品一致，那和機器生產完全是兩回事）。更糟的是，這種「不一致崇拜」還會讓我們日日花錢，徒然中了營銷手段的伎倆而不自知。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這幾年開始流行的單一年份純麥芽威士忌，我說的還不是「Single Malt」，而是像葡萄酒那樣標明入瓶年份的威士忌。葡萄酒本身是很有「不一致崇拜」營銷的潛能，因為它的「風土」的確會使得同一個酒莊的出品年年有變，相當刺激。但威士忌這種蒸餾過的烈酒，根本就不太會受到麥芽出產的年份所影響（同理，和葡萄酒一樣是來自葡萄的白蘭地卻不太會有年份的差異），真正起作用的反而是陳放的年期。今天那些標榜入瓶年份的威士忌除了能說明它的歲數之外，又有多大意義呢？

進而言之，一般「single malt」上頭就算註明陳年年數，例如 20年威士忌，也並不意味着整瓶酒都是二十年那麼老，因為那「二十年」指的只是瓶內最年輕的原酒，它還是得混合其他歲數更老的原酒，才能調配出特殊的口味。而這「混合」，正是一切威士忌酒廠的靈魂所在，是見匠人真功夫的看點。所以才會有些老派酒客堅持不隨大潮，照喝他的「約翰走路」，因為這些非單一麥芽酒廠賣的，既非各地單一麥芽原酒的獨特風味，更非生產年份等花招，而是混酒師的判斷力。就是這些混酒師，保持了一家老字號數十年不變的格調。

梁文道：偶爾犯錯才是好餐廳（「不一致」的神話二之一）

【飲食男女】英國劍橋有家老字號麵包店，叫做「Fitzbillies」，近百年來以售賣「Chelsea bun」聞名（『Chelesa bun』是一種放了果乾的甜麵包卷，中文譯名不詳）。前幾年因為經營不善而倒閉，很多老劍橋人都覺得十分可惜，比作國家的損失。好在知名飲食專欄作家Tim Hayward出手，把它接了過來，幾年下來，竟然做得有聲有色，當地人與遊客甚至認為它的包點小吃和咖啡要比從前還好，漸漸成了遊覽劍橋的餘興景點。

但它真比從前還好嗎？難說。至少有一個客人嫌它的Chelsea bun縮水，不如從前那般大塊。於是Tim Hayward笑咪咪地領着這個客人走進店後的爐房，讓他看看麵包師傅工作的情況，向他解釋麵糰每天發酵膨脹的程度，都會因氣候、溫度，以及牛奶季節等各種細微的差異而變化；換句話說，這是手工製品，不像工業產物，大小當然天天不同。看完這番景象，聽過這番解釋，客人也就滿意了；Tim Hayward說：「自此他也成了『不一致崇拜』（the cult of inconsistency）的信徒」。

「不一致崇拜」，是近日Tim Hayward在他《金融時報》專欄一篇文章的主題。除了剛才那個故事，他還給了一個更奇怪的例子來說明「不一致崇拜」。話說在他那群熱愛日本拉麵的網友裏頭，某天大家正在爭論A麵館和B麵館的優劣，其中一個人宣稱還是A麵館較為出色，因為「在某些日子裏頭，它的湯底不夠好味，可見它必然是每天新鮮烹煮」。這個說法真讓Tim Hayward嚇了一跳；甚麼？一間餐廳比較好，居然是因為它的出品偶爾較糟！

這確實是後工業化時代的新神話。小時候，我們都曾經喜歡菜葉完整的蔬食，後來我們才知道那是化學農藥的效果，於是開始愛上了穿洞的菜，因為它代表「小規模傳統有機種植」。從前，大家覺得超市的水果就該又圓又亮。現在我們發現這只是大眾化超市的批量貨物，真正高檔果鋪的水果該有「果農的氣息」，意思是它長相醜陋殘缺。曾經被奉為商品金科玉律的「完整」、「一致」與「標準」，如今都和廉價畫上等號（至少在飲食產業上）。好比麥當勞和可樂，它們的味道和模樣就該全球一致，因為它們不是「匠人用愛心做出來」的東西，它們是無情冰冷的工業科技，吃起來就和塑膠似的。上佳的葡萄酒就不同了，它是「大地的恩賜」，自然得有年份的差異；正因其不同，我們才會說它是「有生命」、「有性格」的。

巴黎的新派小館熱已經熱了十來二十年，名店層出不窮。但很多食客往往會抱怨某些被人家誇到天上去的小館，怎麼他們吃起來就是覺得不行。除了個人品味的不同，另一個原因就是這許多小館的表現並不平均。侍應是人，情緒難免起伏，所以每天的態度都不一致。難道廚師不是人嗎？他們做出來的東西有變化，豈不理所當然。因此，馳名巴黎小館Paul Bert的老闆還特地在他的食譜裏頭請求讀者明白，小館的特點之一就是有人性，你不要期望每回滿意，至少不能期望上回叫過的菜這回還是一個味。

我不反對這類推理，我只是懷疑它會不會變成一套神話，真成了Tim Hayward所說的「Cult」，是市場營銷的新手法。

梁文道：幸運曲奇的誕生

【飲食男女】我很小的時候就聽說美國中餐館有樣奇怪的東西叫做「幸運曲奇」（ fortune cookie），後來真的見着，即使早有準備，也還...

為什麼中餐一到北美，就變出這麼奇怪的玩意呢？從前我只把它當成是「炒雜碎」一般的物事，文化翻譯中的典型案例，直到最近看到Dan Jurafsky書裡引用的材料，才曉得這又是「飲食文法」的結果。

Jennifer&Lee在《The Fortune Cooikes Chronicle》裡考證出幸運曲奇的源流，說它原是19世紀日本人的一款小點（它的確像是日本人的點心，和「八橋」之類的東西相似），直到20世紀初，才在加州的日本餐飲與中國餐廳被人當作甜點，然後再漸漸成了整個北美地區中國菜的必備標記。

Dan Jurafsky以他的「飲食文法」假說解釋這種情況，認為這恰恰是傳統中國菜（和日本菜）的飲食順序沒有甜品這一項環節的結果。當時的北美華人在一個有甜品習慣的地區做餐飲買賣，但一下子又拿不出甚麼東西來滿足當地食客的要求，於是就從先已適應了這個地方的日本餐廳那裡借來這種奇特的小餅乾，權充飯後甜品，自此一發不可收拾，變做中式餐飲的特色甜點。

類似的情形，我們今天在很多地方都能見到。越南菜、泰國菜與印度菜，本也沒有明確的頭盤、主菜與甜品這種三段式的上菜順序。我們去到原產國家本地人光顧的場所，一定會注意到他們自己的一套文法，頭盤和主菜常常可以同時上桌，互換身份。但在比較洋派，比較國際化的新式餐廳裡頭，他們的傳統菜式就會被重新分類，一一歸化到現今通行的三段結構，好讓不熟悉它們的食客也能找到一個不太陌生的入口。好比英文成了國際語言，可以使我們和世界各地的非英語族群溝通；經過美國改選過的西式飲食文法，也成了我們不同食制得以彼此接近的橋樑。

沒錯，頭盤———主菜———甜品這種三段式的飲食文法確實是由美國人普及的，比起意大利和法國，這是一種比較簡單的吃飯結構。而這幾個地區的人大可不斷爭論誰是源頭正宗，例如「Entrée」，今天的法國人說它是頭盤，但大部分的美式西餐都會在餐牌上用它來標明主菜的部分（其實從字源上講，「Entrée」是「進入」的意思）。可有誰會真的在乎這些爭論呢？同樣地，很有民族自尊心，很提防「文化帝國主義」的人，也一定會討厭這種「英語霸權」式的飲食霸權，覺得必須抵制。然而，語言與文化的傳播、混合，以及演變，又豈能任憑人意操縱？久而久之，它自會生出一番出人意表的新景象。

就像三藩市，這個文化熔爐般的城市，Dan Jurafsky身為當地居民，就在它街上的餐廳發現了一股新趨勢。一方面是許多非西式食肆開始不理美國飲食的三段結構，按著原有文法該怎麼上菜就怎麼上菜。另一方面則是新派的西餐，模糊了頭盤和主菜的區別，或者任人挑選組合以兩三道頭盤完成一餐；或者把每一種菜式分成大小兩種份量，你愛當它是頭盤也好，愛當它做主菜也好。在他看來，這種正在全球悄悄流傳的新潮，乃是亞洲飲食「逆襲」美式飲食文化的表現，習慣了三段順序的美國人也要開始放大胸懷，在吃喝上頭發現人類文化的多樣與彈性。

梁文道：瓶中信

【蘋果日報】大陸三不五時就會有禁書的消息，今年夏天我就聽過一則傳聞，關於一部很受歡迎的史學著作（不是余英時先生的書，請勿誤會），他們說那部書快下架了，要買得趕快買。起因是一封告狀信，大意是控訴這部書扭曲國史，詆毀光輝悠久的五千年華夏文明。根據傳聞，這封信寫得很「左」，看得出是外行人手筆，許多內容都和當今史學界的認知相去甚遠。例如中國信史的開端，那部書說夏朝的存在與否，仍有爭議；這封信的作者就很不高興了，覺得這些話非常惡毒，用心叵測。

有意思的是一封尋常告狀信又怎能有那麼大的威力呢，居然可以惹出這番小小風波？原來作者的身份不尋常，他是一個有身份有地位的老科學家。朋友們說到這裏，也就明白了，「就是老頭嘛，頭腦頑固」。但我卻一直放不下這則消息，回頭反覆地想，一個有名望的長輩學者又怎麼會寫這樣的信呢？這再也不是一個需要用告狀來自保的年代了，所以揭發他人論著的「問題」並不會為自己帶來任何好處。可見他是真的很生氣，真的很看不慣那部史著，真的感到自己必需做點什麼。在他而言，那或許還是義憤吧。

然而，看完一本書之後，你發現自己完全不能同意作者的見解，跟着寫一封信給政府部門，要求他們禁止這本書的出版，這難道是正常的嗎？一直以來，我都以為正常的情況是寫一篇書評，想辦法找個地方發表（就算自己貼到網上也好），好把你的看法公諸於世，讓讀者自己評理，不是嗎？你不贊同一種意見，究竟是該反駁它，還是乾脆委託權力去徹底消除它的存在呢（即便你認為那種意見是政治的，是『大是大非』的決斷問題）？

這則朋友們拿來在飯桌上當笑話的消息，讓我難過良久。因為那位老人相信告狀信是對付異見的方法，就算不是唯一，至少也是有效的方法。是什麼樣的環境和氣氛使他覺得這是個好方法？身在香港，我們或許很難想像，會有一個能接這種信的政府部門，它不只能接到這類告狀信，而且還有資格據此評斷一本書的價值，更可以決定它還能不能繼續在市面上流通。也就是說，因為先有這麼一個部門，並且真有這樣的渠道，所以那位老先生才能肯定那封信可以起到消除「邪說」的作用，於是他就不用寫書評了。他放棄了對公眾說話，也放棄了向那些已經看過這本書的讀者們講理的機會；他的選擇是對少數人說話，然後防止更多人成為該書的讀者。末了，他還要覺得自己站在了正義那一邊。

設法封堵自己不同意的異見，當然要比辯論有效，因為辯論和對話總是預設了自己會輸，而對手不被說服的可能。所以我們才會老是形容一個不容異見的政府「不自信」，因為他們不願把自己拖進一個交談的情境，不願接受自己可能會在道理上說不過人家的結局。但是對於這位非常憤怒又非常有正義感的老學者而言，他就恐怕不是在害怕自己無理了；恰恰相反，他是極有自信，認為自己知道了真理，並且認為告狀和禁書也是真理運作的正常方式。他是對的，他討厭的那本書是邪說；而真理壓倒邪說，自然也是對的，不管你用什麼方法來壓倒邪說。

前一陣子，禁書的傳聞終於也傳到我頭上來了，於是有記者採訪我的感受。但說實在的，我又能有什麼感受呢？除了和余英時先生並列一張名單，是我這輩子都沒想過的事之外。最大的問題在於假如這是真事的話，我也不會知道拙作在大陸被禁的確切理由；就像許多被「敏感」的人似的，你永遠無法得知自己為什麼「敏感」了，是你說錯了什麼，做錯了什麼嗎？你不知道，你只能自己領會，也讓別人猜測其中的玄妙。既然不曉得自己寫錯了什麼，感受也就無從說起了。

我真正在意的，卻是好些歡欣鼓舞的網民，他們看到了傳說中的禁書名單之後，很是暢快。有的說：「這堆垃圾早就該拿去燒了」，有的認為「那些廢物留在這裏一點用都沒有，禁得好」。看來他們也和那位老科學家一樣，十分自信，十分同意禁書是證明真理的途徑。但為什麼他們會這麼肯定自己，又如此肯定禁書是個比交談更有利於通向真理的道路呢？我難以理解，因為我幾乎從未擁有過這份信心。每次寫了些什麼說了些什麼，我總會後悔，生怕自己見識不夠，思慮不周，言不盡意。我想，我和他們的最大分別，就是我時常暗自懷疑自己其實錯了。

故此，我愛看批評我的文字，近乎自虐般地愛。就算發現它們並不總能叫我心服，但也一定能啟發我想得更多。例如一位常常斥責我「賣港求榮」的博客，我就跟隨了他好一段日子，甚至想過好好回應。只是這位博客也是個有自信的人，他的首頁銘言是要叫「君子笑，小人哭」，可見他不只正確，而且還是道德上的正確；笑着贊同他的人都是君子，哭着臭罵他的人則都是小人。你該如何與一個這麼正確、永遠正確的人對話呢？或者是有辦法的，起碼他不會贊成禁書；只不過我累。看見那些歡迎禁書的網民，想起那位寫信向政府告狀的學者，我的感受就是疲憊。

文革結束之後，中國上演的第一齣外國話劇是布萊希特的《伽利略傳》。根據導演黃佐臨的回憶，曾經在學術界「又紅又專」的氣氛底下備受折磨的大數學家華羅庚，當時正好就坐在他身邊，在看到最後一場戲時，華先生終於忍不住哭了。為什麼以「疏離效果」著稱，反對引動觀眾情緒的布萊希特竟能令華先生哭了起來呢？那是因為這次演出的改動相當大，把原著裏比較複雜的伽利略變回一個大家熟悉的科學英雄。他被人告上宗教法庭，迫着為自己的「邪說」認錯屈服，埋沒良心，原來就是想要換回一點時間，好完成自己的論著，留諸後人評判。那最後一場戲是他的懺悔，雖然一時忍辱是為了更遠大的目標，但他究竟出賣過自己的信念，想來還是難過。華先生就是看到這裏，感同身受。當年，看過這戲的知識份子又有多少人能不聯想到自己的遭遇？他們大概都會悲哀過去幾十年的遭遇，同時又不免長嘆，那段靠權力來判定學術真理的日子終於完了，以後大概不會再臨。今天寫下那封告狀信的老科學家，當時是否也曾如此想過？

後來有人闢謠，說包括余英時先生在內的那張禁書名單不實，便有朋友替我鬆了一口氣，同時勸我這兩年最好避避風頭，少談政治。但是一個做評論的人，活在當下，又該如何寫一些可避風頭的事呢？除非我能知道天體運行的原則，或者類似的真理；可我不能，我只有一點極可能是錯的觀察和意見，說給同代人聽。

加拿大作家艾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最近寫成一部小說，要直到一百年後才能公開。那是個蘇格蘭藝術家的主意，叫做「未來圖書館」，設在挪威首都奧斯陸近郊一塊種了一千棵樹的小林裏，就像個書的時間錦囊，此後每年邀請一位作家提供一部新著封存，直至2114。2114，那時候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挪威仍然存在？這個計劃還在執行？還有書嗎？還有一種叫做讀者的人嗎？這真是作者與讀者之關係的終極挑戰，名副其實的「讓時間來證明一本書的價值」。忘了在哪兒讀到這句十九世紀某位法國作家的話：「憑什麼相信時間能夠淬煉出經典？憑什麼相信後人的眼光？我們怎麼曉得以後的人不會像我們一樣愚蠢」？再說，你又怎樣去為一些百年後的讀者寫作呢？你知道他們是誰嗎？

艾特伍德闊達，她不覺得這是個問題，反正一個作者「不會知道誰在讀她的書，也不知道讀者的性別、年齡、職業、種族、國籍和身份。寫作，本來就像瓶中信。」如果不能說話給同代人聽，那就把自己這番關於今日的造像留給後人罷。他們或許會笑話我錯得離譜，發現我們這一代人並不比他們聰明，看見我愚蠢地生活在其中的這個昔日世界；又或許，有極大的可能，他們根本沒有機會收到我的留言，因為大海表面早已被玻璃瓶子填滿，浪潮碰撞出一片片碎裂殘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