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是會有點傷感。就像我那一代香港人都曾經歷過的那樣，每個學期至少都會去一趟啟德機場送行，臨別前把自己喜歡的張國榮譚詠麟梅艷芳灌進卡帶，當作珍重的祝福。許多年後，當年的一時愁緒早已變成了臉書上的活絡（『你下星期來溫哥華嗎？我去機場接你』），所以往昔那一點點眼淚盡皆成了回憶中讓人微笑的溫情。
要是把目光往前拉遠，便會發現我這一代人的移動實在太不正常，不正常到了令我時時懷疑自己是不是正在做夢的地步。要是從過去一百五十年整體華人的歷史來看，其實只有一種移動算是正常，那就是逃亡，以及接受逃亡。就拿我自己的家庭來講好了，我的外婆生在太原，為了躲避日軍，舉家西遷西安，半途喪失掉一半成員。我的母親生在西安，為了國共內戰，遂一路吃着奶一路輾轉南下香港。這種移動也很輕盈，甚至比我們今天的跨洋長途旅行更輕，因為要走的時候往往來不及收拾行李，聽到警報就半夜從床上跳起來奪門而去。在我母親與我之間，還有一些年紀比我稍大的人游泳過來，他們唯一帶下來的東西就是可以權充救生圈的氣球，以及同伴沉入漆黑大海前最後那一聲呼喊的印象；輕如無物。
我說的幸運，就是我們居然可以把旅行（再加上移民），看成是人世間最正常的移動。當然我們聽說過流亡與逃難，而且還曉得別的地方（也就是些不正常的地方）確實發生着這類新聞。但它們的存在，只是暗影，有點像Lomo照片的邊角，恰可以突顯正常旅行情境之絢爛。於是便有餘裕去計較旅行之真偽。據說，跟隨旅行團，或者制式化的旅行指南，跑去採集景點的人，全都叫做「遊客」，他們的旅行比較虛假。而揹起背包便走，沒有固定目的地，也沒有準確行程，自由散漫，隨遇而安的，則稱為「旅者」，是真真正正懂得旅行的人。
旅者當中，又有一些比真實還真實的旅者，他們不止看到了夕陽下吳哥廢墟那種老歷史片般的淒美，還看到了古寺外邊纏着人買明信片的小孩。所以他們會在當地醫院捐血，甚或去孤兒學校教三天英文，走的時候還要留下一筆數目不大但以背包客而言也不算少的錢。我又聽說，這種「慈善旅行」蔚為潮流，就連專門接待豪客的「水晶郵輪」也在每個抵岸港口的行程中加插了「責任旅行」的項目（例如去了雅典，早就看膩了衞城的有教養的客人，可以選擇拜訪海龜保育中心，捐錢之餘，親身瞭解生態平衡的重要）。
最近讀到友人林輝新著《移動的人們》，恰巧可以用來說明旅行這種移動的潛質。
以一般意義而言，林輝的旅行當是「真實」的，因為他是個漫遊背包客。他甚至還做過義工，很有「慈善旅行」的經驗。為甚麼要在旅程當中撥出一段不短的時間，出錢出力？他的回答是「那時候的我，已出門數月，走了不少路，卻反而覺得不清楚自己在做甚麼。長時間的旅行其實容易令人迷失，我問自己：我的旅行對這個世界，有沒有意義？風光看遍了，自己開心了、長見識了，但這世界有沒有人會因為我的旅行而得益？除了消費，我的旅行還有甚麼剩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