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茜訪梁文道：在香港我很不受歡迎

【博客天下】本刊記者/王茜

《博客天下》：不久前一張指控你「港獨」的照片在內地被熱烈討論，現場到底是怎麼回事？

梁文道：有一個組織叫「香港獨立媒體」，2003年創辦，想要辦一個真正獨立的媒體，不受任何財團跟政治勢力的干擾，大家無酬地做新聞。我是他們第一代的執行委員會成員之一。7月1號我去幫他們募款，後面的旗子寫的是「多多捐款，支持香港獨立媒體」。我當天到了之後，有人發一條紅色毛巾，看著像五星紅旗，後來有人走過叫我拍張照，拍完就變成「梁文道支持香港獨立」了，其實是被截圖了。

《博客天下》：香港和內地之間的對立情緒似乎越來越激烈了，在你看來根源何在？

梁文道：事實上，我因為談這些問題，常在香港被罵。我在香港已經變成一個很不受歡迎的人了。香港近年在這些矛盾中，體現出一種非常極端的族群主義的態度，出現了很多古怪的口號，比如「香港人優先」。憑什麼香港人優先？香港人並不應該是任何時候都優先的。而香港這個地方，在我看來向來珍貴的是——它從來不強調地方優先、族群優先。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教你一堆愛國主義、族群主義。香港是不教這個的。因此香港反而不會陷入這種思考的陷阱。但是今天出現了，難道不是一個很可悲的事？

去年，香港政府要推行國民教育——內地講的愛國主義，香港人看了就火大，覺得孩子學這個東西幹嗎。所以就反對、反抗，因此滋生出一種本土主義。但問題在於，你反對的東西跟你主張的東西是同一種東西。我反對的是任何具有這種結構的東西，我不是說不應該愛中國，不應該愛香港，你應該愛，但老說愛國，不應該變成主義。

《博客天下》：香港很多年輕人，稱自己是本土意識崛起的一代，捍衛本土價值觀。這種本土價值觀準確點講究竟是什麼？

梁文道：本土不一定是壞事，我反對的是當本土意識發展成本土主義，任何東西都要本地優先，甚至（發展成）一種政治主張，那才是危險的。我所認知的香港價值觀，恰恰跟今天主張香港本土主義的人不一樣。香港是一個從來不喜歡公開說大話的地方，所謂的大話就是宏大趨勢。你要一個香港人公開說我愛香港愛得要死，或者我愛中國愛得要命，天哪，這會很肉麻。

香港是一個拒絕相信任何意識形態的地方，感情表達非常實際。（相比）內地天天講各種各樣的愛國教育、品格教育，我們向來是喜歡干，不要說。這是我心中香港的核心價值。我們有時候會變得過於犬儒，但是也因此我們的腦袋不會被沖昏。我喜歡這樣的香港，但今天這樣的香港也正在變。

《博客天下》：有人說「鳳凰衛視是小三，央視是正室」，你怎麼看這種關係？

梁文道：我不知道這種講法背後的意思是什麼。我不太明白。其實所有能夠在境內落地的媒體，哪一個不是小三？

《博客天下》：你在鳳凰衛視主持的《開卷八分鐘》，曾因被陝西法門寺冠名而被一些藝術家呼籲取消，你當時知道這件事嗎？

梁文道：我隔了很久才知道，因為我從來不看自己做的節目，像一個人照鏡子，老照很有病。我不關心它冠不冠名，我就負責做節目。但就法門寺來講，我本來也不是很喜歡，它的規劃方式基本上是一個旅遊景點、主題公園，而不是一個寺廟。甚至讓我更難過的是，有一次我帶著家人去參觀，發現有一個地方搭了一個蓮座，讓遊客坐上去扮演佛陀來拍照。這能是一個寺廟做的事嗎？

《博客天下》：韓寒和郭敬明執導的兩部電影這個月都上映了，你怎麼看待這兩位內地80後中的領袖人物？

梁文道：郭敬明有段話讓我印象特別深。記者問他，你怎麼看待自己跟韓寒的分別，貪圖物慾如何如何。郭敬明說，其實我跟他沒有分別，我們兩個都成功了，只是成功的方式不一樣而已。在郭敬明看來，唯一重要的是他們都成功了。這很危險，「我只要成功了，就什麼都可以了」，這是一種非常真空虛無的價值觀，對於要出名、要大家關注我、要發財的慾望已經到了一個荒謬的地步。所以那些有錢人可以公然地炫富，我們的雜誌翻開都是奢侈品的廣告。你一塊錢買的報紙裡面居然有廣告在告訴你，應該去買一個一百多萬的手錶，這是什麼狀態？

我不是說成功不好，但問題是：用什麼樣的方法成功？成功之後該幹什麼？一個成功的人與失敗之間是什麼關係？一個運作良好的社會，對於這些問題，是有一個解釋系統的。但我們中國欠缺一個有效的、可以彌合社會矛盾、解釋社會問題的意識形態。

《博客天下》：我們雜誌即將再次啟動「向理想致敬」活動，你的理想是什麼？

梁文道：我說出來會很噁心的。我的理想是成佛。就等於，一個基督徒的理想應該是要上天堂一樣，我身為佛教徒，當然以成佛為目標。

梁文道：飯局黨

【飲食男女】曾經有一陣子，和一些內地朋友吃飯會吃得我相當不安。因為他們喜歡一邊吃飯一邊在微博等社交媒體上頭實況轉播整頓飯的過程，不只公告天下你適才吃了甚麼說了甚麼，甚至還要拍照存證。我不是害怕自己在飯桌上幹了些見不得人的事；而是摸不清楚這究竟是友人自己飯敘，還是大家一起在做《名人飯局》之類的清談節目。後來這個情況漸漸好轉，大抵是失卻了剛開始使用社交媒體時的熱情，同時也逐步回歸到現代社會的常軌。

所謂「現代社會的常軌」，我的意思是公私兩大領域的清晰界分；儘管互聯網已經嚴重侵蝕了其中邊界，但我們還是會把公共與私人看成是兩塊不該相干的範疇。就說吃飯，和愛侶撑枱腳當然是私生活的一部分，參加籌款慈善晚宴可能就是一種公開活動了。只不過吃飯這回事十分曖昧，有些時候你真的很難分明一餐飯究竟是甚麼性質。比如國宴，這確實是國與國之間的外交行為，但政治領袖也是人，他們會不會在飯桌上不自覺地帶進了平日私下吃飯的慣性，透露出些許個人的情懷與性格呢？也就是說，飯局可以分得出公私，但吃飯的人卻不一定時刻意識得到此中的界限。再如喜宴，明顯是雙方親友的私事；但一些人脈資本特別雄厚的，如去年結婚的國際關係才子沈旭輝，則可能有意無意地將之變成一場實力的展演，大宴群豪，以證其左右逢源的能耐。

忽然想起這些問題，是因為看了老朋友蔡子強的新著《餐桌上的領袖》。他這本書圖文並茂地介紹了從慈禧到蔣經國等「歷史偉人」的日常飲食習慣，很能滿足我等小民的八卦心理。但最「八卦」也最可能會勾起港人興趣的，還是我們自己政壇名人的飯局內幕。例如2012年特首選戰期前，一位參選人邀請了謝偉俊和白韻琹到新晉政圈飯堂「浙江軒」吃飯，不只訂了貴賓房，而且還點了一桌好菜，目的當然是要他倆提名自己參選。豈料這個請人飯敘的參選者居然告訴謝、白二人：「這賬單由你付，因為我要你提名我參選特首，所以不能付賬，免得變成賄選」！這世上竟有這種人物，請人吃飯來幫自己的忙，最後還要人家埋單，真不知是說他太過守法，還是說他太過無賴才好。這人是誰呢？原來是葉劉淑儀。

蔡子強兄消息靈通，也有豐富的飯局經驗，但他不是那種口不擇言甚麼事都往外抖的人。他談的飯局，多是具有公務性質的宴會；而他公佈出來的，則是浮沉於公私之間的飯局菜單，既有一點內幕的感覺，但也不傷大雅。難得他竟能找到這麼多菜單，中南海國宴與禮賓府家宴一概不缺。更難得的是他還能從這林林總總的菜單和消息裏分析出一眾政治人物的性格，比方說林鄭月娥，她請晚飯，你要預咗之後仲要消夜頂肚；又如形象很「鬼佬」的曾俊華，老愛和人家在西餐廳午飯的他，原來也有一顆腸胃裏的中國心。

不要以為此事無聊，飯局往往才是重大政治決定誕生的地方，只是有關訊息太少，我們很難知道政治人物到底在飯局裏幹過甚麼說過甚麼。可是，蔡子強提供的背景材料，卻有助於我們瞭解各派勢力的底蘊。就像建制派愛國陣營的飯局多在「中華總商會」和「上海總會」，把它們當成主場；傳統的「港英餘孽」則固守「香港會」和「馬會」；民主黨平日密斟，喜歡去何俊仁弟弟當老闆的「碗屋」，宴請要人的時候就去鯉魚門的「海皇園林酒家」。這一幅飯局地圖，是否多少說明了他們的出身階層，與他們在權力金字塔上的位置呢？

梁文道：不諱直言（民主與勇氣之二）

【蘋果日報】曾經有段日子，我迷上了古代希臘的一切，甚至到了自修古希臘文的地步。可是，花在那些典籍的時間上越多，我就越是覺得迷惑，那些遠古異邦人的世界就和他們留下來的文字一樣，晶瑩如一只在陽光下折射出重重虹彩的稜鏡，只是我找不到任何可以穿透進去的入口。便說民主，雅典的驕傲，從那時到現在都有人在無窮地記述與論說，表面上看早已講得清清楚楚，但仔細再想卻又總是令我捉摸不定，感受不到那些言語對應的現實。例如雅典人喜歡在談論政治的時候強調勇氣的重要，但這勇氣又不是從軍上陣的勇武，而是與民主相關的「公民勇氣」（或可譯做『平民勇氣』）。幾個世紀之後，西塞羅更乾脆把勇氣界定為一種「公民美德」，認為這是良序共和不可或缺的元素。但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民主為什麼會和勇氣有關？又為什麼今天的政治學者和哲學家在分析民主的時候都不大把勇氣當成要緊的概念，而古希臘人卻要再三申說它在民主政治當中的角色呢？

以今人角度臆想，大概會以為勇氣主要是爭取民主過程裏的要素，即所謂雞蛋面對高牆時的勇氣，又或者對權力道出真相的勇氣。沒錯，雅典人確實是將勇氣與言論自由連在一起談的。就像傅柯在《無畏的言談》裏所說的，講真話總是要冒險的，甚至是生命的危險；在希臘人看來，沒有風險的言說根本就不夠格叫做「真話」（parrhesia）。放在政治背景底下，一個人說真話竟要背負這麼大的風險，可見這個社會大概不是個民主社會。

好比「犬儒」狄奧根尼（Diogenes）與亞歷山大大帝的著名對話。面對着不可一世的帝王，坐在地上曬太陽的哲人竟然不起身不抬頭，好整以暇地譏諷道：一個人自稱國王，就好比一個小孩贏了遊戲，然後替自己頭上戴冠一樣，幼稚可笑。看見亞歷山大一身發亮的盔甲，哲學家又比之為懦夫，說這是心有畏懼的表現，一個心懷怖畏的人又怎能稱孤道寡呢？不只傅柯把這番交談當成無畏真言的範例，古典世界一樣普遍歌頌狄奧根尼的勇氣，認為他既勇敢又機智地擊倒了世界的王者。

這是一個帝國裏的故事。在帝國之內，自由自在地以言辭挑戰帝王，自然需要勇氣。但在一個像雅典這樣實行民主政制，公民享有言論自由的城邦裏頭，為什麼他們還要念茲在茲地大談民主、言論自由，以及勇敢等三者之間的關聯呢？

我知道，那是因為自由的公民可能還是會害怕真話將起其他公民的反感。例如先天口吃，卻以口含石子誦詩苦練雄辯術的大演說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s）便曾說過：「我覺得自己要比你們那些魯莽的政客勇敢得多了。……他們做那一大堆事情，並非出於勇敢，反而只是想為了自己的安全而贏取大眾的歡心罷了。但一個人要是敢於反對你們的偏好，從不為了討巧而發言，純粹想推動城邦整體的利益的話──這人才是真正的勇者，而且他還是一個有用的公民。」

也就是說，即便是在民主的雅典，無畏的言談也還是危險的，因為它或許會令人不快。尤其是違逆大眾意思的話，雖然你以為那是你的真心誠意，可人家卻會因為你的真誠而排拒你、鄙視你、辱駡你。最極端的程度，甚至可以為你帶來殺身之禍，就像蘇格拉底那樣。

不過，蘇格拉底之死畢竟是個不尋常的案例。一般公民平日在一個月四次的公民集會上頭發言，是用不着擔心生命安全的，他們唯一需要掛慮的，頂多就是惹人嫌棄和排斥罷了。既然如此，雅典人又何必那麼嚴重地把這種憂慮上升到「冒險」的程度，將不諱直言類比於戰場上的無懼犧牲，煞有介事地大談勇敢與自由言論之間的關連呢？

讓我們回到當代瑞士內亞本塞州的州民大會，看看Diccon Bewes在《Swiss Watching: Inside the land of Milk and Money》裏頭說的一個故事。有一年，全歐洲的媒體都跑來採訪這個著名的州民大會，因為當年會議上頭有一項能夠給他們帶回去填充國際花邊新聞的辯論，主題是天體健行。原來這麼保守的州也有人喜歡上了裸身於山野之間的爽快，人家穿戴齊全裝備登山，他們則一絲不掛地享受樹林裏的清風，兩者遭遇得多，難免就要生起衝突。於是有人就提出立案，禁止遊人赤裸行山。這場辯論為時甚短，投票結果也和大多數人所料想的一樣，大比數地否定了天體健行的自由。

但這事最有趣的地方不在於是次投票的主題，而是那少數幾個主張天體健行權利的州民。就在鏡頭之下，就在全州公民的注視之下，那幾個人舉起了手，公然表明自己的立場。在他們身邊的，可能是自己的親戚，可能是鄰居，是工作上的同事，是教會裏的弟兄姐妹。這一下子，他們的特殊愛好表露無遺。他們會不會自此遇到異樣的眼光呢？在社區大多數人都站在自己對立面的時候，他們怕不怕引來閒話，甚或遭到歧視呢？不要忘記，這是全瑞士人口最少的州，全部人口不過一萬多人，所有人認識所有人，所有人看着所有人長大變老，乃徹徹底底的熟人社會。在你認識你熟悉的絕大多數人都反對天體健行，都覺得這種行為很傷風敗俗很變態的情況底下，你敢不敢當眾舉手，讓他們知道你的愛好，讓他們發現你真正的立場和本色？

這或許就是民主雅典的必要元素──「公民勇氣」了。雅典的公民人數只佔它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三權不分，人權觀念也不如現代健全。如此一座城邦，直接民主往往也就意味着全部公民都可以管治全部公民，個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拿來讓大家投票決定。於是許多公共決策都會涉及到一個個體的偏好，趣向，以及真正關乎「我是誰」這個重大問題的神聖領域。很多時候，一個人真得有莫大勇氣，才敢公然反對那些你熟知的伙伴，使他們得見你的真容。

難怪漢娜．阿倫特在談古希臘的公共領域時要這麼強調勇敢：「勇氣，甚至是膽識，已經表現於一個人離開個人私密的場所，彰顯與暴露個人之自我，展現自己是誰的特質。……公民離開家庭，目的便是踏入險境，以成就榮耀之事業，而較單純的目的則是奉獻自己生命於公共事務……任何人一踏入公共領域，首先得有冒險的準備。所以勇氣乃是政治美德的表現。」

在公共領域之中發言，在她看來，「等於能夠展現自己，被他們看到，聽到。對希臘人而言這是一種依附於公共生活的特權，在自家私人範圍內就沒有這種特權，不會被人看到或聽到」。而行使這項特權，你是需要勇氣的。

從前我讀這些論述，總以為他們談的是一種概念的、抽象的東西。如今我才明白，他們所謂的「公民勇氣」原來是這麼地具體，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現實。

梁文道：酒吧與球場的情敵往事

【飲食男女】就算不是曼聯球迷，也應該聽過舉世知名的「奧脫福球場」（Old Trafford）。在二十世紀初期，它曾經是全世界設施最完善最先進的球場。但曼聯最早的主場並不在奧脫福，它是 1909年才搬到這個地方的。當年它有財力搬家，靠的是一個叫做 J.H.Daro的大股東，那時候曼徹斯特市最大的啤酒商。相比之下，曼聯的同市死敵曼城，它董事局裏的啤酒商人可就沒有這麼雄厚的資本了，所以他們無法阻止球會離開他們擁有的場地，眼睜睜看着曼城搬到一個他們控制範圍之外的地方。

這就是早年的英格蘭足球史，一個啤酒、足球，與球迷的三角愛情故事。常看英超的觀眾一定見過「Carling」這個名字，它是英超最大的贊助商，也是英國最受歡迎的 lager啤酒（雖然它來自加拿大），每個月要在英超身上花掉一百萬鎊以上的鉅資。啤酒與足球的關係如此緊密，仿如天作之合，很難讓人相信它們居然曾是情敵，要費足力氣地競相爭奪球迷芳心。但事實的確如此，當時總在周六下午開賽的聯賽乃是反酒精運動的利器，總是能把酒客勾引到球場，讓他們變心成了球迷，使周末的酒吧門可羅雀。所以酒吧業者和釀酒商人紛紛入股球會，想從根上下手，讓球迷在迷惑於球場的激情之餘，也能回頭當個酒客，欣賞一下元配的美好。

一開始，這個計劃不算成功。擁有球會，並不表示球迷必然會走進球會旁邊的酒吧。哨聲一響，球迷依舊準時坐在場邊，酒吧還是安靜得像個教堂。沮喪的酒吧老闆甚至絕望到要利用最新的電報科技，實時向酒客報告場內最新比分。但這當然是個無用的怪招，哪有球迷會只關注分數，而不真正觀看整場球賽過程的呢？後來，星期日也有球賽開打，所以周末酒吧的情況好了一點。再後來，球員身上的球衣可以接受贊助了，於是啤酒業者的生意又好了一點（至少他們可以藉此增加瓶裝啤酒的銷路，但這還是幫不了酒吧多少）。

真正使得球迷開始戀舊，願意在球賽期間重新光顧酒吧的，自然是比電報更具威力的新技術——電視。球賽一在電視轉播，如大旱之望雲霓的酒吧老闆就立刻動手安裝電視。自此之後，球迷就能坐享齊人之福了，又可以蒲吧，仲有得睇波，再也不必在酒吧和球場之間抉擇。這也就是今日酒吧要有電視，而這電視又總要得調正至體育頻道的習慣由來。

問題是電視這種裝置並非酒吧獨有，它是每家每戶都有的家具，我們為甚麼不舒舒服服地坐在家裏看球，偏偏要擠進酒吧湊熱鬧呢？請注意，這裏的關鍵詞正是「熱鬧」。一到世界盃這種大賽就去酒吧報到的球迷（或者偽球迷），通常都會解釋，他們有家不歸蒲酒吧是為了「熱鬧」（以及『氣氛』）。活在這個人情冷漠的時代，大夥球迷（最好是支持同一支球隊的球迷）在酒吧裏一起歡呼一起嘆息，是最能尋回失落已久的那種社群感情的方式。儘管互不相識，大家這時卻有一致的目標，為了同一件事動情，為了同一場比賽打破隔膜，令酒吧在剎那間變成了沒有陌生人的世界。這才是「熱鬧」這個含糊詞語背後的真義。奇妙的是，球迷在酒吧內所體會到的社群感，正和他們在球場內的感受相似，都是能把個體聯繫起來的情緒紐帶。於是，酒吧與球場這兩個老情敵，終於能在電視的中介之下，漸漸言和，甚至化成精神層面上的一對鏡像。

梁文道：古典民主的活化石（民主與勇氣之一）

【蘋果日報】瑞士這個國家我去得越多，就越是覺得着迷。倒不是因為那些早已印成明信片的湖光山色，也不是因為它的名錶軍刀朱古力；而是因為它幾乎是個不可能存在的國家。這麼說，並無絲毫不敬，只是想誇張點強調它的特異。比如說它的中立，以及那愛好和平的形象。來自瑞士的白底紅十字旗固然代表了全球最大最著名的人道組織，一本紅底白十字的護照更有可能是舉世最方便最受歡迎的邊境通行證。偏偏是這樣的國家，人均擁槍率竟比美國還高，可我們怎麼老聽說美國校園槍擊案，卻沒怎樣聽過瑞士的持槍打劫案呢？所以每當美國媒體在討論槍械管制的時候，他們往往都要想起瑞士，把它當成一個謎樣的參照。

再說它的名字，原來這是一個擁有九種不同國名的國家。首先，四大官方語種已經各有一個指稱自己祖國的正式名稱了，再加上瑞士人喜歡把正式稱謂和熟人暱稱嚴格區分開來的習慣，於是又為它多添了四種簡要的叫法。四個語族，八種名稱，怎麼還會另有第九種國名呢？其實，它就是「瑞士法郎」縮寫「CHF」前面那兩個字母了，我們時常碰見，郤不一定都知道它的意思。這個「CH」的全稱是「Confoederatio Helvetica」，中文譯做「赫爾維蒂聯邦」。「赫爾維蒂聯邦」，這才是瑞士對外的最正式國名，專門用在貨幣和車牌等國際場合。而且這個名字必須以拉丁文拼寫，它裏頭的「赫爾維蒂」則是瑞士地區的舊稱，起源於羅馬帝國時期。

為什麼好端端一個現代國家，要拿一種死語言來命名自己（瑞士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還在採用拉丁文名字的國家，今天就算連梵蒂岡都不這麼幹了），而且還要抬出「赫爾維蒂」這個現在根本沒人曉得它在哪裏的地名呢？根據Diccon Bewes那本非常有名的《Swiss Watching: Inside The Land Of Milk And Money》，原來這是為了公平。它的邏輯是：既然全國有四個語群，所以單取任何一種語言對外都不太妥當；你用法文的「Confédération Suisse」，說德文的人會不高興；若是採用羅曼什語的「Confederaziun Svizra」，那麼講法文、德文和義大利文的國民就都要抗議被歧視了。可你總不能在任何國際場合都一口氣祭出四種語言的名字吧？你不煩，人家也都聽得累死了。所以他們必須在自己的官方語言之外，另外找一種語言來拼讀四大語群都能接受的對外名號。我想，一些奉英文為宗的朋友，可能會天真地提問，為什麼瑞士不乾脆拿英文來面對世界呢，既簡單又方便，國際通行。然而，國有國格，隨便以另一些國家的國語來表述自己，尊嚴何在？換句話說，這種語言不只不能是德文、法文、義大利文和羅曼什語，而且還不能是任何一個不相關國家的國語。為了解決這個難題，他們的辦法就是乾脆找來一種再也沒有人講的語言，而且還是上一個時代的歐洲共通語，非但公平，而且體面。

單從它國名這個計較，你就能大概猜到瑞士是個什麼樣子的國家了。追求平等的尊重，不惜任何時間成本與人力代價的協商，真不愧是世上最古老的民主國家之一。德語區的瑞士人沒想過投奔北面德國（即便是在大日耳曼意識最猖獗的納粹時期，他們也沒有放棄過自己的獨立），法語區的瑞士人不曾主張割裂出去再加入西邊的法國，而且這幾個語言不同、信仰有別的地方竟然還能團結在一起達百年之久。要是沒有一套獨特而深厚的民主傳統，這個違反了現代民族國家原則的國度，幾乎是不可能存在的。

說到瑞士民主，自然不能不提它那聞名於世的「直接民主」。在我們這裏，公投是天大禁忌；在瑞士人的生活裏頭，公投卻如食生菜一樣的尋常。今年初，他們才在一場全國公投當中否決掉了提高最低工資的議案（隔壁的法國佬聽了一定覺得不可思議，心想這幫家伙是不是有病）。施行聯邦制的瑞士，每個州乃至於底下每個社區，都有自己的法規，以及自己實踐民主的形式。若想清楚瞭解傳說中的瑞士民主，最好就是跑到它至基層的行政單位，現場觀察。

今春我在瑞士逗留，可惜沒能拖到四月底，結果錯過了「內亞本塞州」（Appenzell Innerrhoden）的「州民大會」（landsgemeinde）。儘管我自己沒有親眼見過，可我還是四處向對政治比對滑雪感興趣的朋友推薦，若是想去瑞士旅遊，最好趕在每年四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天，參觀參觀這場已成景點盛事的「民主表演」。

內亞本塞州的州民大會之所以這麼有名，是因為它保留了古老的傳統，是中世紀「市鎮會議」的罕見樣本。開會當天早上，教堂禮拜結束了，先是樂隊走出來吹號打鼓，暖一下場子。然後，州民們便從四面八方靠攏到州首府市中心的廣場（這是全瑞士人口最少的州，不過一萬多人），擠它個水洩不通。有時候，由於來的人實在太多，好些市民還得打開廣場周圍建築物樓上的窗戶，半個身子露出窗沿外頭開會。現任州政府和議會的成員，以及來屆的一眾候選人，則坐在廣場前方搭起的台上。最引人矚目的，是不少人特意在這天穿上傳統的正式禮服，斗篷披肩寬邊帽，就像是從電影裏頭走出來似的。許多男人還會佩劍，那種形制古老的劍肯定是他們家祖上代代繼承傳下來的，乃往昔公民身份的象徵，作用類似現在的選民登記證，有劍者方可與會。如今投票不必靠劍了，但它到底還是值得驕傲的飾物，一拿出來就知道你家的來頭。

說到這裏，這場州民大會聽起來確實是還很像演戲，難怪成了當地宣傳觀光的賣點，每年都能吸引不少遊客。一再看下去，就會發現這絕對不是演給遊客看的古裝舞台劇，而是真真正正的公民大會。首先是選舉官員和議員，接下來是一項項有待全民公決的議案。主持人一個程序接着一個程序地宣布，公民們則各自表態發言，長短不拘，直到再也沒人舉手說話了，這才隆而重之地投票。而他們投票的方法，竟然就是舉手！點票人員當場數算人頭。如此點票，如此議決，這會不開一整天是不可能的。

這是一種古典風格的民主，很多東西看來不合當今民主實踐的要求。比如舉手投票，便和匿名投票背後的精神相背，可能會引發不少問題（台上的候選人可能會發現平日要好的鄰居居然不支持自己）。然而，正是因為它就像一個古代民主的活化石，我們才能辨認出一些以往只能在書上讀到的名詞和觀念，看着它們活生生地演練出來。例如古代雅典政治論述常常提及，但今人又很難具體感知的一條論題──民主和勇氣的關係。

新京報訪問梁文道：社會問題需要記住關鍵詞

梁文道感慨於這個時代的浮躁和暴戾，這和他的新書《關鍵詞》中對社會群體情緒的不解與害怕相印證。從時下熱點、貧富差距、文化差異，再到他嚴重的內地與香港，梁文道希望把自己訓練成一個有旁觀者心態和能力的人。

【新京報】

梁文道

　　●44歲，香港文化人、傳媒人。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活躍於香港的文化界、知識界，是談話節目《鏘鏘三人行》的常任嘉賓。

　　他曾為兩岸三地多家中文報刊雜誌撰寫專欄，曾做過商業電台台長，參加包括工人權益、社區維權、反戰運動等活動，創辦次文化組織牛棚書院。

　　【對話動機】

　　梁文道是香港文化界活躍的一員。

　　說到他的新書《關鍵詞》，梁文道感慨於這個時代的浮躁和暴戾，這和他在書中對社會群體情緒的不解與害怕相印證。

　　面對記者，梁文道始終保持著溫和和專注。從他關注的時下最熱的事件和詞語聊起來，聊貧富差距、談文化差異，也說出他眼中的內地與香港。他希望把自己訓練成一個有旁觀者心態和能力的人。他說自己很香港，「不喜歡把情感講出來，那樣會覺得很肉麻」。

　　話語與情緒

　　「我們為什麼那麼壓抑憤怒」

　　新京報：你這次出版的新書《關鍵詞》，和之前的《常識》有些像，都是針對社會熱點和公共話題談自己的觀點，為什麼時隔5年要再寫一本這樣的書？

　　梁文道：這些文章不是只針對熱點事件，而是聚焦討論某些事件的常用語，這些語言不會像事件過去得那麼快，很多語言是認知和解構這個社會的概念系統的節點。我希望通過這些節點看到後面的一張網，看到他們的起源、聯繫、作用。

　　新京報：哪些關鍵詞會讓你的感受很深刻？

　　梁文道：有些關鍵詞是長期困擾我的，比如暴力的、生命傷害的、牽涉到社會某種情緒的，比如說洩憤殺人，這幾年我們常聽到這樣的講法，到最後都習以為常接受了這樣的現象，以至於那些幼兒園小學暴力事件都要被遺忘了，但我放不下，這樣的事情最後用這種簡單的講法來解釋。

　　新京報：覺得不可理解？

　　梁文道：我覺得現在人們的情緒有時會處在一種失控的狀態，我對這種情緒的變化特別敏感。比如路上坐車時，看到那些人不耐煩；我常常搭飛機，也會敏感於乘客對誤點的憤怒，有時甚至無來由的要找人發洩。我就會想，我們為什麼會這樣，那麼壓抑，那麼憤怒。

　　新京報：但在這種環境裡，你不光是旁觀者，也是當事人。

　　梁文道：對，都是。處在這樣的環境裡，我難免被這樣的情緒包圍，但我更希望把自己訓練成一個有旁觀者心態和能力的人。

　　炫富與仇富

　　對「成功」價值觀的扭曲

　　新京報：你在書中講到了炫富，也提到了最近因賭球被抓的郭美美，現在很多人對這件事的態度是調侃和娛樂。

　　梁文道：調侃有時是一種犬儒心態。在人們看來，郭美美確實在炫富，雖然我不能肯定她和紅十字會是否有關係，但這兩個因素同時存在，就導致公眾的不滿和憤怒，但又無力深究背後的東西，所以只能調侃。

　　新京報：現在除了炫富，還有一種心態是仇富。

　　梁文道：這兩種情緒同時出現很有趣，當炫耀成為一種主題或文化，是不正常的，其實這是一種貧富階層差異的反映，不同階層之間存在著矛盾，而仇富情緒也是不正常的，原因是不同階層處在相對不公平，分化嚴重的狀況，而這種分化沒有一種有效的辦法去協調和處理。

　　新京報：此前經濟學家茅於軾和歷史學家薛湧曾做過該不該「替富人說話」的討論，如果你身在其中，會是什麼立場？

　　梁文道：我不知道，我無法單純地站在他們兩人中任何一方的立場。現在的問題是，沒有一套話語體系能夠讓窮人表達，獲得向上爬的機會，也沒有一套話語體系，讓富人表達為什麼配得上擁有這些財富。

　　新京報：但在炫富的人看來，可能不需要解釋這種原因，炫耀這種結果就足夠了。

　　梁文道：在今天的社會會出現，我只要成功了就什麼都可以了。這種觀念在我看來很危險，是一種非常中空虛無的價值觀。部分中國人今天對於要出名，要發財的那種慾望已經到了荒謬的地步。

　　新京報：這種價值觀為什麼越來越普遍，像一種成功學被接受呢？

　　梁文道：這很可怕。不是說成功不好，但問題是應該用什麼樣的方法成功，一個良好的社會對於這一點應該有解釋系統。沒有這套解釋系統，就會出問題。

　　香港與內地

　　「身份排序讓我擔憂」

　　新京報：近幾年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矛盾不斷升級，「雙非」事件、奶粉事件，到前段時間的「街頭便溺」事件，分歧為什麼越來越大？

　　梁文道：這兩年香港在這些兩地矛盾中，體現出一種極端的族群態度。我很討厭族群態度，因為這是一種人為的身份排序。舉個很荒謬的例子，假如我誤入了女廁所，女士罵我「你怎麼那麼無恥」，我能說「怎麼了，你瞧不起中國人嗎？」

　　這種身份排序讓我覺得很可笑，也很擔憂，香港以前沒出現過這種意識，近幾年才突然出現的。

　　新京報：有觀點認為，港人對內地的態度隨著社會階層的裂變而兩極分化，精英階層喜歡內地，因為有共同利益；底層人們反感內地，因為社會資源被佔用。你怎麼看待這種觀點？

　　梁文道：香港的貧富差距非常大。這些生活在底層的人，他們的確認為社會資源被佔用了，擔心內地越來越多的人來香港，但他們大多從事服務業和零售業，客觀上又割不斷和內地的聯繫。

　　新京報：香港一些新生代說自己是「本土意識覺醒的一代」，你覺得這種本土價值觀是什麼？與內地的價值觀有差異嗎？

　　梁文道：舉個例子，地鐵裡，香港人讓完座位會躲得遠遠的，他怕對方覺得自己要表達這種善心。他們很熱血，也很有正義感和同情心，但不喜歡宏大的敘事方式，不會把「愛香港」這樣的態度掛在嘴邊，會覺得天哪，很肉麻。

　　新京報：一個城市的性格和氣質取決於生活在這裡的人，也影響這裡的人，你會怎麼定義香港和你自己的性格？

　　梁文道：我覺得我挺香港的。

　　價值與分享

　　讀書人的價值是分享觀點

　　新京報：你關注過今年高考的新聞嗎？內地的一名學生放棄港校復讀，選擇內地高校，似乎前幾年的「港校熱」在逐漸變得理性。

　　梁文道：我知道這件事。這個學生的解釋很特別，她說自己喜歡更純正的國學和中文，這牽涉到她對兩地教育和文化的理解。我覺得這是她個人的選擇，不是一個大的趨勢。

　　新京報：關於你的標籤有很多，作家、媒體人、書評人等等，你覺得哪個標籤和自己的性格特徵最相符？

　　梁文道：我覺得媒體人作為我的職業標籤最合適，我主觀上希望自己能成為好一點的讀書人和知識分子，不過這種東西沒必要告訴別人，是給自己的承擔。

　　新京報：你曾經做牛棚書院院長，現在也會經常推薦一些書，但在互聯網時代，閱讀習慣已經明顯改變了。

　　梁文道：書的價值在於印在紙上的想法和智慧，即使載體發生了變化，比如以網絡形式呈現，但價值還是存在的。只是這種變化影響了傳統作家的市場價值，當然，作家的市場價值本來就很小，他的價值更多是傳遞觀點，這種價值不是在市場上呈現，而是通過分享實現的。

　　新京報：你不用郵箱，也沒有微博，似乎你與這個時代在保持一種距離？

　　梁文道：我有點跟不上時代，現在很多年輕人吃飯前要拍那些菜發到網上，好像沒發過，就是沒吃過。我不懂，為什麼這種行為我們叫它「分享」，我們有那麼多值得分享的事情嗎，在我看來分享是很珍貴的，但我們今天分享的內容都這麼廉價。

　　我不用郵箱、微博，也沒有臉書和推特，我和這些社交軟件有距離感，可能大家共有的情緒和觀感我都沒有，但同時我也很清醒。有時我會覺得，自己是真的老了吧。

　　新京報記者 賈鵬 實習生 曹憶蕾 北京報導

　　攝影/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

編輯：閆憲寶

梁文道：足球就是酒吧

【飲食男女】久已失去泡吧的習慣，可在屬於世界盃的月份，偶爾也會興起不如進去一家酒吧坐坐的念頭，即使不點酒喝，一杯Cider也好。這很難怪，你看滿街和足球相關的廣告，起碼有一半是來自啤酒商，它們不斷向我暗示：足球和啤酒是天作之合，同卵雙胞的兄弟；唯一能夠介入其中的，是那不知從何時開始流行的「足球寶貝」。

球迷去酒吧看球，球員也去酒吧消遣。兩種角色，可全都自得其樂；有時候還會樂極生悲。英國足球文化那比較陰暗的一面，全都離不開酒吧。鬧事的球迷，往往從酒吧鬧起；球員的墮落，也常常自酒吧開始。我記得好像是前曼聯領隊費爵爺說的，買醉是英國球員根深柢固的傳統，留下了昔日下層工人階級生活習慣的烙印。他們平日努力工作求存，一旦得意，或者放鬆，就到酒吧醉生夢死。

有趣的是，在現代足球剛剛出現的年代，足球竟然被當成是對治勞動階層那種酒吧文化的良藥。十九世紀末，英國人的工作時間已經縮短到了一周五天半。星期天他們乖乖上教堂；星期六中午下班就直接去酒吧混，混到半夜才消乏回家。在有教養的上層階級看來，這不是個有建設性的健康生活；在教會看來，這更是自甘墮落。所以教會開始鼓勵大家參與足球，一種原本來自貴族公學的紳士運動。看球很好，踢球更妙，足球怎麼樣都比啤酒上道。我們今天所知的足球聯賽制度，其最早的締建者之一就是教會。他們故意把球賽安排在周六下午，目的是要和酒吧搶客。而且他們差點得逞，有一段時間，足球真的搶走了不少酒客，酒吧業者叫苦連天。

但我們永遠不能低估商人的本事，更何況那時候的酒吧還是門大生意。酒吧老闆不止有錢有地方，還常常擁有酒吧周邊的土地。他們反擊的方法就是主動介入足球，出資入股球會的經營，把酒吧闢作球會成員聚會的場所，向他們提供更衣室，甚至把外頭的一大片空地改成球場。簡單地講，酒吧老闆成了球會的老闆。

很多著名球會的早年歲月都有着酒吧業者的身影。例如我深愛的阿仙奴，它最早一次搬家，就是為了跟隨一家酒吧的遷址。更厲害的例子是愛華頓，它和一家酒吧鬧翻了，後者不願再以低價提供場地。愛華頓球會出走之後，那家酒吧乾脆自己組織一個新球會。這個新球會的名字就以他們所在的城市命名，叫做「利物浦」。

為了招徠球迷，酒吧有時還會聘請球員兼差打工。你在場上看過的球員，一轉頭就成了酒吧的bartender，當然十分過癮。久而久之，退役甚或現役球員加入酒吧營運，便成了一個小小的傳統。當時最有代表性的示範是新特蘭，一隊波有半隊當了酒吧經理。

回想起來，我從前常去的那間英式酒吧，老闆聽說也是退役港腳，而香港還有好幾個類似的案例。果然，我們的足球場與我們的酒吧，說到底甩不開前殖民主的遺緒。

梁文道：意外

【蘋果日報】關於意外，我們首先該問的問題或許是，這個世界到底有沒有意外。

例如巴西輸給德國這場慘劇，事發之時，許多人都張開了嘴，說不出話。不只是因為一個球隊居然能在短短二十分鐘之內被人攻進五球，更是因為這隻球隊的名字叫做「Seleção」——一個令人聞風喪膽的王者之名。這樣的事件，我們通常就管它叫做意外——一種意料之外，違背常理，幾近不可能發生但卻又真的發生了的事實。由於它不合理，所以意外總是難以解釋的；又由於它難以解釋，所以當它就在我們眼前發生的時候，我們多半只能瞪大眼睛，張大嘴巴，可是什麼都不表示——眼神是想傳遞某種信息，口舌是很想道出一段言語；然而表露出來的卻唯有空洞和沉默。

在巴西蒙受史上最大屈辱之後的第三天，他們的國家隊教練史高拉利還在對記者發火：「關於那場比賽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和你們一樣，沒法理解這場比賽，這是一場無法解釋的比賽！」大部份人都不能接受他的說法和態度，因為史高拉利仍然把那樁慘案當成不可解釋的意外，我們卻早已不再將它看成是個意外了。意外總是驚奇的，面對驚奇，人類往往不可自控地想要尋求理解，想把意外納進理性可以認識說明，可以捕捉，然後使人生得以如常繼續下去的規範之中。換句話說，意外呼求解釋，而解釋則使得意外不再意外。

不是嗎？巴西為什麼會輸得這麼離奇？才不過兩天，全世界就已經為它找出各種各樣的理由了：佈陣和戰術太糟，「4312」的陣型過於冒進，不只打不出氣勢，反而自暴其短。球員水準不夠，內馬爾不在，費特這類前鋒根本交不了貨。巴西球員出現斷層，像浩克這種美式變型怪醫般的肌肉男要是放在從前，根本就連板凳都沒他的位置。巴西的青訓出了問題，再也見不着自由自在的天才，盛產的全是體力優先靈感三流的好工兵。而且這個問題還能歸到腐敗的巴西足球體制頭上，謀利大於一切的心態摧毀了昔日聞名全球的青訓機制……。我們還可以不斷分析下去；但無論怎樣分析也好，我們真正想要的，就是馴化意外，使世界重新變成那個能夠叫人放心，一切都有沿既定規則運行的穩定世界。

亞里士多德認為哲學源起於驚奇，他在《形上學》中如是說：「起初驚奇一些顯而易見的難題，然後漸漸轉至更大的課題，例如月之虧盈，星辰的軌道，以及宇宙的誕生。……感到迷惑和驚奇，人乃發現自己的無知。因此，哲學是為了遠離無知。」這不也正是我們球迷的常見心態？不相信偶然，不接受意外，不承認無知；一場比賽的勝負，一球十二碼的進與不進，其背後必有一些猶如天體運作般的原理存在。天行健，足球亦然。

沒錯，12碼大戰，即便大家老愛說它是命運的遊戲，也還是有人不能甘心，試圖為它建立「科學」。我說的可不是像前德國龍門列文那種紀錄對手射門習慣的單純做法，而是真真正正將12碼模式化分析的嚴肅學問。挪威有一個叫做Geir Jordet的運動科學家，便提出了一套以射手身體語言為基礎，辨識他們射球路徑的方法。還有一位賽局理論專家Ignacio Palacios-Huerta，他曾經協助車路士備戰2008年的歐聯決賽，現在則進了西甲馬體會的董事局，一方面替球會尋找人才，另一方面則持續探討把賽局理論應用在12碼罰球的可能。提到車路士，也不能不說Christophe Lollichon，他們的守門員教練，龍門施治的長年拍檔。這位老兄乾脆開發了一種機器，專門用來訓練守門員的「邊緣視野」。據說就是因為他的詳盡分析，智商138，記憶力特別強的施治才能在2012年的歐聯賽事裏頭，奇蹟似地「猜對」拜仁六名球員射門的方向。

車路士大概是當今世上為守門員下過最多工夫，替12碼做了最多準備的職業球會。既然如此，為什麼它的領隊摩連奴還要說：「我從不花太多心思在12碼的練習上頭，因為不管你怎麼練習，最終還是會失敗」呢？這會不會是擅打心理戰的摩連奴的另一計故弄玄虛？我相信不是，因為不論是車路士也好，他帶領過的其他球隊也好，在12碼這一環都真的難言常勝。

其實，又有什麼科學能夠使得一隻球隊永遠成功呢？聽說不久的將來，在國際象棋上面擊敗了人類的電腦，終於也要戰勝最高段數的圍棋高手了。因為圍棋再怎麼複雜精巧，也還是可以計算得透。但足球呢？你該如何計算那22名球員的肺活量與脈搏？預測他們移動的速度與方向？我們又要不要計算球場的溫度，草被的長度，陽光的角度，球迷打氣吶喊的音量，以及不知何時吹來一陣微風的影響，與皮球在半空旋轉時摩擦空氣的阻力？這一切一切，在它們計算不到的時候，就會構成我們平常所說的「意外」。而「意外」，他們說，乃是足球最吸引人的地方。

假如不服從意外，又不願耗費力氣去收集和計算所有影響球賽的因素，那就相信命運吧，相信冥冥中的天數。

難怪足球總是離不開迷信。章魚保羅，烏鴉嘴比利，甚至穿那一隊球衣那一隊就必定要輸的央視女主播，他們全是啟示天命，傳遞神喻的靈籤。又或者一些似是而非的「定律」和「魔咒」。例如歐洲球隊從來不能在美洲贏得世界盃冠軍，荷蘭和英格蘭永遠贏不了12碼決戰（我們是否還可以由此推斷，但凡國名中譯有個『蘭』字的都會倒在12碼跟前呢？）；這是龜甲遇火所裂出的紋路，勢之必至，不可逆轉。

若是不信邪，不死心的球迷還可以訴諸一種最終極的理論——陰謀論。任何出人意表的事態，都能用一招「假波」應付，反正證實不了，也否證不了，所以它永遠都是對的。真的，就連德國大勝巴西七比一這一場比賽，網上也有人言之鑿鑿地判定它是「假波」，而且還說得頭頭是道（『為什麼已經給人踢進了兩球，史高拉利仍然呆若木雞地坐在場邊，不給任何指示？因為他們收了錢，這根本是計劃好的』）。在這裏，錢就像是上帝；中古時代的歐洲人凡是遇到意外，就說是上帝的安排；今天的球迷遇到意外，便說金錢做怪。

足球總是充滿意外，而人類總是不能忍受意外。所以足球不只迷人，它還是人類發明給自己的煩惱。

梁文道：睇莎劇要食生蠔

【飲食男女】每屆世界盃之後，體重都會稍有增長，這自然是消夜太多，睡眠太少，新陳代謝不良的後果。但看球要是不伴零嘴，這體驗又怎能圓滿呢？所以我依然不顧一切地熬夜，不顧一切地啃下一大堆垃圾食物，甚麼都不管了，只要不發心臟病就好。

說起來，我看電影倒是沒有零嘴的習慣，手邊頂多就是一杯解渴的飲料。除非看的是《變形金剛》這類電影，不斷變形，不斷爆炸，心腦皆派不上用場，整部戲的重點，純粹就是從視網膜到大腦皮質的生理反應；這時候，爆谷薯片便是最合適的口舌伴侶了。

至於舞蹈、戲劇和古典音樂會，那就不是你想不想吃零食的問題了，而是你還想不想在劇院裏頭混的問題。人家都已經說是「表演藝術」了，多麼嚴肅的事情，你又怎麼可以放肆？

然而莎士比亞，這個人類世上最偉大的文學天才，劇場藝術中的王者；當年第一代看他作品演出的觀眾卻在劇院留下了打碎的啤酒瓶、吃剩的果核，以及一堆堆刮挖得乾乾淨淨的貝殼。

這個發現，我是在大英博物館前館長Neil MacGregor的新著《Shakespeare's Restless World》裏看見的。趁着莎翁四百五十周年誕辰，這位最擅長用物件說故事的歷史學家（前著是《一百件物品中的世界史》），再度祭出二十樣東西，藉此展示莎士比亞那個時代的英國風貌。這二十種物件的其中一樣，是隻在「玫瑰劇院」（當年上演莎翁作品的倫敦劇院之一）遺址找到的叉子。

四百五十年前，伊利沙白時期，英國人吃東西靠的還是手指，叉子十分罕見。使用叉子的人通常會被視為「扮晒嘢」「懶有型」，使用叉子的男人更會被看成是娘娘腔，沒有雄性氣概。不過，從意大利傳過來的叉子的確開始在上層社會流行，是種身份高貴的象徵。由於太過高貴，所以叉子就和以前中國人使用的象牙筷一樣，多半是私人物品，雕飾精美，而且隨時帶在身上，預備走到哪裏就吃到哪裏。例如這隻在老劇院遺址地下挖出來的叉子，把柄處就刻了物主名字的縮寫「A.N.」。這個「A.N.」應該就是個有財勢有地位的人，他帶着叉子來到劇院，一邊看《哈姆雷特》，一邊用它在點心盒裏叉着甜點吃（根據猜測，所謂的甜點很可能只是薑餅一類的尋常餅乾）。看完戲，也許心情太過激動，便把這隻造型優雅的小叉忘在了劇場。

我們知道，莎士比亞的作品雅俗共賞，那個時代看戲的觀眾也是三教九流，從皇室成員到販夫走卒都會坐在同一個劇院裏頭看戲，乃真真正正不分階級的社會凝聚劑。那個時代看莎士比亞就和今天看《變形金剛》差不多，是大眾娛樂，劇場中同樣有個「小賣部」，只不過規模更大、花樣更多。

首先，那是一連串的小食檔，就在劇院當中，看戲的過程裏可以隨時走來走去買東西解饞。他們喝的飲料主要是啤酒（beer）和「ale」（姑且譯作「麥酒」。雖然我們通常都把它歸在啤酒家族之內）。刻意區分「啤酒」和「麥酒」，是因為它們的消費方式不同。啤酒是一杯杯在桶裏倒出來的，麥酒則是封好在瓶子裏頭按瓶出售。當年最常被人抱怨的劇場噪音，正是觀眾開瓶喝麥酒時所發出的氣泡聲。

至於小吃，就比較讓人意外了。花生果仁瓜子都和現在差不多，水果乾果也還不算離奇，重點是各式各樣的螺貝類食品；它們居然是看戲觀眾最歡迎的零食，生吃煮熟都行，一邊用小刀剝殼一邊吸吮，吃剩的外殼就直接扔在腳下。所以現在的考古學家總能在倫敦各個劇場的原址找到一大堆碎殼。在這所有貝殼之中，數量最大的，居然是蠔殼。因為生蠔是當年最常見，也最廉價的貝類海產，沒人會半打半打這麼小氣地買，要買起碼一斤斤地算。這叫做大眾食品，和「A.N.」吃的薑餅有着天與地的距離。

我們現在看表演，愈是高級就愈不能吃東西。四百五十年前的倫敦勞動階層，卻在欣賞莎劇的時候開蠔。這同樣是天與地的距離。

梁文道：在極限處

【蘋果日報】既然球迷都能在自己那充滿失落與淚水的經歷當中學懂失敗才是常數的人生真理，為甚麼舉國盡是球迷的巴西人又會這麼放不下六十多年前的「馬拉卡納慘案」呢？我猜，這或許是政治和意識型態的作用。因為官方宣傳機器的開動，因為整個社會的瘋狂動員，1950年的巴西人竟然忘記了那是一場足球賽，是一種上帝從未允諾你必將凱旋得勝的命運賭注。所以早已替自己加冕的他們，必須要受到現實的懲罰，認定自己已然成為冠軍的虛驕信心，就像高聳入雲的巴別塔一樣，一下子就被烏拉圭天譴般地轟擊瓦解，剩下了難以言語形容的羞愧、懊悔，以及沉默的碎片。

任何事情，只要遭到政治的攫捕，被它強行進入，難免就得誕下奇異的怪胎。最近，美國首度為足球瘋狂，有Ms. Right之稱的保守派政論家Ann Coulter，卻在這當口給大家示範了一次怪胎的思考方式。她說：「任何對足球興趣的增長，都是這個國家道德淪喪的標誌」。「道德淪喪」這四個字，乃是美國保守派攻擊民主黨左翼和自由派時最常用的詞語之一，出自她的口中，不足為奇。問題是足球又怎麼能使得美國「道德淪喪」？原來其中一個理由是喜歡它和推廣它的，都是可惡的自由派，例如希拉里、《紐約時報》、「HBO」，以及女權份子。敵人向我們介紹的東西，一定十分可疑。更何況，她說，這東西還是來自歐洲的舶來品，毫不本土，毫不美國，是種「非美」運動。她接着分析，個人責任乃是美國精神的根本，而足球這外來物種卻「沒有MVP，沒有英雄，沒有失敗者，沒有個人責任感」，「所有人只是不停地在場上跑來跑去，然後每過一段時間，球會不小心自己跑到門裏」，可見這種運動的流行只會傷害美式自由經濟對個人責任的重視。最後，她甚至覺得足球是種人類演化上的錯誤，因為「人之所以區別於其他動物，除了靈魂之外，就是因為我們會用手」……

好笑嗎？是很好笑。不過，我倒很能理解她的狀態，因為這是一個人政治上腦的典型示範。可能我們自己有時候也會變成這樣，說一些看似言之成理的歪論；只是我們很難意識得到自己的可笑罷了。

還是說回足球罷。說起來，這一屆世界盃的十六強賽可真是我所看過實力最平均的一屆，八場比賽竟有五場打到加時，另外三場也幾乎是不到最後難分勝負，根本沒有絕對的強隊，也沒有絕對的弱旅。或者這就是世界盃仍然吸引，仍然值得球迷追捧的原因，不像我們熟悉的幾個職業聯賽，在這裏，你會碰上不熟悉的隊伍和陌生的名字；在這裏，金錢的作用被降到較低的位置，沒有一個國家隊能像曼城和皇馬那樣花錢組班。所以世界盃的水準一定高不過歐聯，但卻一定要比歐聯更多意外，更多新鮮的發現。

不如英超和西甲，在世界盃的舞台上，我實在說不出自己是那支球隊的球迷。我不太明白為甚麼會有那麼多人自稱「巴迷」、「阿迷」或「意迷」，到底他們在迷甚麼呢？一種國家足球的風格嗎？難道他們沒有察覺到某種傳說中的風格只不過是段已逝的歷史？「桑巴足球」？巴西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就開始變得很不桑巴了，大家抱怨的「功利化」根本是個持續了三十年的趨勢。「全攻全守」？八十年代之後？你甚麼時候見過荷蘭在打真正的全能足球？過去幾年，我之所以比較喜歡德國和西班牙，就是因為他們至少打出了一套相對持續而悅目的格調。可惜，西班牙這回打了兩場太過糟糕的比賽，場上那十一個人都不是真人，反倒像是他們過去自己的影子。直至最後那無關宏旨的告別賽，他們穿上黑色的隊衣來參加自己的喪禮，才迴光反照似地折射出昔日的真我。費托和韋拿這兩個球員的入球，就像是在最後一刻哀求球迷：「請這樣子記住我們，記住2008年帶領球隊贏得歐洲盃的那個我們。」記住一個王朝興起時的燦爛，忘掉它頹倒時的淒涼。

我總是記得輸家，並且要像一個盡責的知識份子努力記住歷史上被遺忘的敗者一樣，去記住從這一屆世界盃十六強賽中淘汰出去的負方。智利、瑞士、希臘、美國、尼日利亞和阿爾及利亞，評述在談到這幾支球隊出局的結果時，全都用上了「雖敗猶榮」這個俗濫的說法。不過，這卻是個符應真實的描述。比賽結束之後，他們全都累倒了在地上，雙手掩面，流淚嘆息；可在球迷目中，這卻是他們昂起頭來大步走出球場的另一種姿勢。且看阿爾及利亞對陣德國的那一場，簡直慘烈；抽筋了，站起來；再抽筋，再站起來；終於肌肉麻痺，這才無奈地摔倒，目迎那顆進網的終結子彈。一兵一卒拼到最後一刻，直到雙方都必須衝破自己的極限。這豈不就是我們會愛上觀看運動比賽的原因？和我們一樣的人類，忽然在某一剎那逼近了我們這個物種的極限，不斷地挑戰，不斷地進推。極限之內，是我們熟知的人類世界；極限之外，就是一片漆黑廣大的無垠領域了。在那黑暗世界的邊緣，這點點高速摩擦出來的閃爍火光，一閃一閃地照出了人之所是與不是，可能與不可能。古希臘人所稱美的「追求卓越」、「真我之體現」（energeia），大抵就是這個意思吧。

然後就要說到美國隊了。既然我不偏好在世界盃上亮相的任何一隻隊伍，所以我也就能在最單純的層面上欣賞這支球隊，乃至於它的球迷；儘管我平常對這個國家的很多事情都沒有好話可說。

首先，美國足球是個謎。一直以來，許多地方的球迷都把它當成笑話，覺得美國就是個陪跑的小弟，是個被排除在人類大家庭之外的孤零部落，沒有能力去欣賞世界上大部份人都懂得的共通語，就算勉強學習，但它那過於濃重的口音，也還是叫人覺得格格不入，說的不是同一回事。例如「soccer」，這是甚麼玩意啊？沒人會想要和他們認真交流，你自己跑一邊去「soccer」吧。可是，這卻又是一隻自從1990年之後就從未缺席過世界盃決賽週的球隊，在2009年的洲際國家盃上還擊敗過西班牙，奪得亞軍。

美國隊在認知上的被低估，當然與這個國家對足球的態度有關。直到今天，還有Ann Coulter這種知名人物敢於公開暴露自己的無知，足球在這個國家的處境，可想而知。饒是如此，它竟然還能組成一隻這麼強悍的球隊，幾乎像田徑運動員似的去跑死對手，面對技術超班的比利時猶敢開放前壓，真叫人不得不服。相比之下，中國球迷的人數和熱情程度全都遠超美國，可是這個球迷大國（而非足球大國），恐怕就只能在賭球投注金額和足球寶貝的數目上頭和人家較量了。

於是美國隊就成了一個古怪的underdog，美式流行文化裏頭最受人喜歡的那種角色：人家瞧他不起，連當黑馬的資格都不夠，可它偏能以不懈的毅力與堅定的意志力爭上游，一路過關，到最後就算贏不了獎杯，卻能贏盡掌聲人心。這真的很美國，明明是全球頭號強權，但心裏頭總愛把自己當成這種處於劣勢的underdog。所謂的「美國精神」，只有在困難重重險阻不斷的情況底下，才能展現得淋漓盡至；美國隊那首打氣戰歌「I believe that we will win」，也只有用在一個underdog身上才算威武雄壯。反過來想，一個常勝的霸主還老唱「I believe that we will win」，豈不非常無聊無趣？

在滿場「I believe that we will win」和「U.S.A.」的聲音迴響下，美國足球隊與他們的球迷又給大家秀了一次美國的核心價值，再度無意地輸出了一回「軟實力」。加時賽輸了兩球，他們渾然不當回事，直把足球當成籃球來打，以為最後幾秒還能反敗為勝，照樣拼搶，照樣前進。等到他們終於進了一球之後，補時只剩下一分鐘，本來就很愛美國的教練奇連士文這時也真像個美國人，氣急敗壞地跑去和裁判理論，嫌那一分鐘不夠貨真價實，彷彿真的相信就算只有一分鐘，美國也還能多一球。

在我們這類總把「勝負乃兵家常事」掛在嘴邊的老油條球迷看來，這種硬是不服輸的樂觀，並不太好理解。難怪BBC在賽後發了一篇專稿，探討美國球迷憑甚麼總是這麼有信心有動力。他們好像真的不知道失敗，不相信死亡；莫非突破了那道極限之後，就是永恆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