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們檢查家中傭工的提包就不叫做刺探他人隱私了，沒有問題。於是我們不許信仰虔誠的印傭齋期守戒就不叫做傷害宗教自由了，沒有問題。於是我們的媒體十年如一日地堅持把傭工照顧的小孩稱作「少主」，也就不是暗含尊卑上下等級觀念的封建意識了，沒有問題。於是從二十多年前的市政局議員動議週末關閉中環大會堂的洗手間，到今天銅鑼灣一帶的商場在週日停掉扶手電梯，也就不叫做針對外傭了，沒有問題。比起那個惡毒的女人，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算是有問題的，因為我們至少不會打人，不會讓她們挨餓，更不會不許她們睡覺。
有些朋友指出香港外傭處境背後的經濟秩序，分析其中的政策缺失，我無不贊成。可是我仍然懷疑，這裡頭是否還有別的甚麼，比如文化歧視，以及深深埋在心底的種族偏見。十多年前，已經故世的前科大人文學部教授錢新祖先生，曾經跟我談起港人對印尼的偏見（是的，那是十多年前，還沒有多少印尼工人在港）。他說：「真奇怪，為甚麼有些香港人總是覺得印尼人很髒呢？人家只是膚色比較深，就要說人家髒嗎？你去爪哇看看各地的村莊，他們自有一套秩序觀念，多麼乾淨多麼環保。」
幾年之後，偶而和一些學生聊起印尼的傳統文化，見到我的敬仰神情，他們奇怪，問我：「印尼有乜文明呀？」我便舉例：「室利佛逝就是最有名的爪哇王國，中世紀雄霸東南亞的海權帝國，影響範圍直達印度東岸和今天的斯里蘭卡。它的佛教文化興盛到了一個地步，使得晉朝的高僧要去那裏求法取經。如今藏傳佛教的奠基者之一，阿底峽尊者，便曾在印尼完成他的修行學習。還有印尼的音樂，要不是甘美朗傳了出去，二十世紀的現代音樂不可想像……」話沒說完，其中一個青年已經忍不住呵欠，「室利佛逝？乜個名咁搞笑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