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保守和激進

【蘋果日報】有這麼一群人，他們反對佔領中環，其中一個理由是怕英美等外國勢力趁機潛進。在他們看來，本地泛民主派的骨幹人物不乏英美勢力的代言人，一天到晚高唱普世價值，完全不顧每個地方的特殊情況，只想把一套外來的東西加在我們頭上，其用心實在險惡至極。

有這麼一種聲音，覺得新任美國駐港總領事是個很危險的人物。因為他不只熟悉中國，甚至還會點廣東話。要知道這幫美國佬。本來就不安什麼好心眼，長年以來皆以干預他國內政為己任；所以越是跟我們親近，我們就越是得小心提防。不要忘記，「美帝」始終都是「美帝」，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在香港發動顏色革命。

在這同一群人裡頭，還有些人乾脆指出「香港如今未有迫切需要推行民主普選」，因為香港還沒做好準備。應該先集中精力解決中港兩地的矛盾，固本培元，然後再慢慢推動普選不遲。

這群人還反對前陣子鬧得沸沸揚揚的「碼頭罷工」。在他們看來，碼頭工人的問題應該交給工人自己去和商家解決。李卓人等「政棍」的介入，只不過是想把事情閙大，替自己謀利罷了。

他們又主張「河水不犯井水」論，先是批評香港人過份關注「李旺陽事件」，現在又叫大家不要參加六四燭光晚會，甚至最好忘掉六四向前看。因為香港是個小地方，管好自家的事就行了；隨便干涉大陸政治，只會招致報應，破壞香港自己的利益。

你以為這幫人是保皇黨和建制派嗎？你以為說這些話的人是中聯辦和港澳辦的官員嗎？你以為這些意見只出現在《大公報》和《文匯報》嗎？不，這些言論全都來自所謂的「本土派」。儘管他們這些主張背後的理由和中聯辦與建制派不同，但他們說出來的話竟然驚人地相似。如果遮住他們的姓名身份，你幾乎會錯把「本土」當做是「土共」。雖然一者總是顯得很激進，另一者總是顯得很保守，可他們對大家的勸告卻幾乎一致，這大概是今年香港政壇最具娛樂效果的遊戲。

梁文道：伊尹（君子與庖廚之二）

【飲食男女】 好在除了易牙這種不惜烹子以適君的廚神之外，中國尚有另一位品格聲譽與之截然兩樣的廚神，他就是伊尹。

最早知道伊尹，是因為小時候被迫背誦《孟子》。《孟子》•萬章（下）》如此定位上古中國幾位偉大的聖人：「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可見伊尹地位之高。那麼，究竟甚麼叫做「聖之任者」呢？孟子如此解釋：「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覺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之重也」。由於這段話非常有名，乃成語「先知先覺」的出處，所以我不揣稿費之譏，整段抄下來給大家賞析。

在我看來，撇開伊尹自認「先知先覺」的自信不論，他那股以天下為己任的氣魄實在動人。想想看，他竟然覺得，天下蒼生只要有一個人享受不到如堯舜治世時的福澤的話，就好像是自己親手把他們推到山溝裏去一樣；這簡直就是「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菩薩胸懷。出於如斯雄壯的使命感，他做不到伯夷那樣清高，隔絕自我於暴政橫民之外；相反地，不管政治如何暴虐，也不論百姓是何等地愚癡粗野，他也要上刀山下火海，堅忍不拔地和他們一起走下去，直到天下太平海晏河清。

所以我從小就仰慕伊尹，只不過那時總是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他的本業。而伊尹的本業，正是在廚房裏做飯，而且他的手藝聞名萬代，乃廚師中的廚師。後人常常拿他和易牙相比，說他擅長「割烹」，而易牙則優於「調味」。伊尹甚至還留下了一段話，號稱是中國最早的廚藝理論。

話說當年商朝開國之主湯，和司職廚房的伊尹談起了人間「至味」，便問他怎樣才能嘗到那傳說中至高無上的美味。於是伊尹就從食材、用水、調味和火候等各個方面詳加解說。其中的調味和火候都還比較好搞，靠的全是味料分量之先後，與火力文武之時機的準確掌控，精微處則如射箭駕車，又如陰陽變化，乃一套難以言語形容的心法。若要取得上佳的食材、用水和調味料，麻煩更大。例如橘子，是江浦的好；石耳，是漢水邊上的好；芹菜，則是雲夢大湖的好。魚之美者，莫過於洞庭魚與東海鮞魚（一種魚苗）；肉之美者，當數猩猩的嘴唇和野象的鼻子。調味用的鹽要來自大夏，桂要取自招搖山。就連水都得講究，比如崑崙山之井，高泉山之泉，皆是好水活處。

這一番長篇大論，後來的儒家學者喜歡把它解讀為別有深意的治國哲學，就像「治大國若烹小鮮」一樣，是藉着烹飪教人怎樣把國家管理得穩定和諧的妙方。所以商湯聽了之後大為欽佩，覺得眼前這位廚師真是難得的智者，自此重用為相。而伊尹不負重任，拜相後輔佐商湯，滅掉殘暴的夏桀，開創出一個嶄新的王朝盛世。

伊尹是個真實的歷史人物，但他的故事有好幾個不同的版本，關於他的評價也不是毫無爭議。就拿這段「至味」偉論來說好了，我一直認為古典的正統解釋太過玄虛，很容易讓人忘記它的結尾。它的結尾是這樣的：伊尹告訴商湯，那些好東西散佈四處，得來不易，除非有「青龍」和「遺風」這種快馬去替你專程運送。要想得到良駒，那非得做上天子不可，而且還得當個人人讚「 like」的好天子。換句話說，只要你是一哥，那就不怕拿不到好材料了。好材料在手，不就可以品嘗世間最正的美味了嗎？

我們仰慕聖人，但我們畢竟都是凡人。從凡夫的角度來看，這整段話分明就是在說商湯狂愛美食，愛到一個為了世上第一美食而立志做大王的程度。不只如此，他還要請自己的廚師做宰相，因為這個廚師懂得替他辦治這世上第一美食。如果我這個比較合乎人性的解釋正確，那麼商朝大概就是全世界第一個為了美食而建成的王朝了。

我知道這套說法一定難以服眾，多半被人當做可笑的歪理。那麼請告訴我，為甚麼以做飯聞名的伊尹會被商湯當做賢人，慎而重之地禮聘到自己的身邊？好端端一個諸侯，又幹嗎沒事跑到廚房去和廚子研究美味呢？不過話說回來，這也是我一直理解不了的現象：商湯王看重伊尹，齊桓公信任易牙，這些霸主到底是怎麼回事？為甚麼愛和廚師交流？又為甚麼會這麼喜歡他們，甚至把國政交到他們的手上？莫非通向男人心底的那條道路，果然就在腸胃？

梁文道：理性

【蘋果日報】最近讀到「八十後」運動家陳景輝的書稿，一頁頁看下去，不能不覺時光流逝之快，世事變幻之奇，想當初剛剛認識陳景輝的時候，他還是個中學生，雖無心於學校課業，卻喜歡讀些今日大學生都未必啃得進去的哲學書。後來胡恩威和我開辦「牛棚書院」，便多了點和這個年青人相處的機會。

那個時候，我們都不太滿意香港主流社會天天把「理性」掛在嘴上的風氣，覺得那其實是種「理性」的誤用，甚至是種反理性的表現。例如掌權的建制派領袖，每逢示威遊行，每逢抗議集會，都要走出來勸告大家「理性一點」；似乎政治運動一上街就是不理性。就連遇到批評和反對，他們也要說這是「不理性的謾罵」。為什麼街頭集會不理性？為什麼不合己意的評論不理性？他們從不解釋，好像大家都曉得，理性就是遵從既有的秩序，就只是一種沉默的合作而已。

在我看來，這種把理性等同於不爭論的保守態度還不算最壞，更糟糕的是將理性貶低為犬儒，乃至於虛無。最好的例子就是某些電台Phone in節目，討論一樁意見分歧的事件，主持人先請A君發言三分鐘，再請B君回應三分鐘；兩番來回之後，很客觀很持平的主持人就會打斷大家，下一個最中肯最理性的結論：「這都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你有你的看法，他有他的立場，大家要互相尊重。香港畢竟是個言論自由的社會。」

多少年來，香港就是一個這麼「理性」的地方；多少關乎重大價值選取的討論，多少關乎根本政治立場的辯析，就是這樣一次又一次地胡混過去。理性不再是在論辯過程中層層深入的探索，不再是不同觀點的仔細鋪陳；而是各說各話，溫吞客氣，然後不爭論。彷彿大家都很害怕認真地面對立場與價值，想方設法地迴避那些傷感情的問題，並且聲稱這才叫做「理性」，還要拿它當做言論自由的證明。還記得已故的「斌仔」曾經激起安樂死的討論，但沒過多久，我們就集體迴避了這個煩人的課題，以一句「社會有不同意見」輕輕帶過，迅速將這件事轉化成群星送溫暖式的香港故事，十分「積極」，十分「正面」，也十分地香港。理性不是用來衍述不同意見的程序，不是用來深化不同立場的力量，卻成了我們逃離立場之辯的藉口。

「公共討論淪為污名化的遊戲，而非更好理由的追逐。問題不再是可供分析的『誰更合理』，而是難以驗證的『誰更忠誠』。人們最終忘記，講究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本來就是民主的一部分。這裏所談的公共理性，並非之前溫和派用以規約公民行動和情感的所謂『和平理性』，而是一種自治原則」。看到陳景輝書稿裏的這一段話，真是感慨。當年我們最怕聽人教訓大家「要理性一點」。比我年輕，也比我更有行動力的陳景輝尤其不滿那套「和平理性」的說詞。不料轉眼數年，現在卻輪到他站出來呼籲理性了。

才不過五、六年前，香港人還挺喜歡把理性當成擋箭牌，用以躲閃一切關乎價值和立場的認真追索。今天我們則變成一群試圖在一切文字和言論之中迅速發現立場，並且拿住立場死纏不放的信徒；甚至將陳景輝這類還在倡言理性的人打作「理性霸權」。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難道香港人終於醒悟，了解到立場和基礎價值的重要，不再為那套偽裝客觀的「和平理性」所迷惑？

我有點懷疑，如此迅速的顛倒並不是真正的成熟與進步。在不願意談半句立場問題，與只關心立場問題之間；在極端的虛無，與極端的狂熱之間；也許只不過是隔了薄薄的一張紙而已。兩者共同的地方始終是理性之匱乏，前者是單純地描述不同立場的存在，然後中斷理性的深入分析；後者是單純地選定一個立場，然後拒絕理性的展開差異。換句話說，這兩種社會政治取態只不過是一塊銅板的兩面而已。就像一個人從什麼都不相信的犬儒，急速轉化成最死忠的狂熱信徒；這種轉化的內涵，往往十分可疑。

難怪陳景輝的文章老是令我覺得吃力，並非他的行文用字有毛病，而是他的立場太尷尬。一方面是個街頭行動派，要開足火力揭穿「和平理性」的面具；另一方面又是個時局之中的思考者，要冷靜下來重申「公共理性」的必要。左支右絀，兩面不討好，這大概就是理性的代價。

梁文道：利申

【蘋果日報】香港在許多方面的確是越來越像大陸了，比如說今日不少人在網上月旦時事的時候，都喜歡一上來就先祭出個「利申」。

所謂「利申」，自是「利益申報」的簡稱，在大部份情況底下，「利申」並非真的要申明什麼利益瓜葛，而是想先把自己的立場說清楚。例如「首先要講明，我是人力粉絲」，或者「我絕對支持拉布」，或者還要再衍述一番，把這個立場講得透徹一些。然後才能細細說明自己真正想要表達的觀點。

這可真像大陸，而且還是三十年前的大陸。回看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化熱」時期的出版物，特別是翻譯書，前言也總少不了這類「利申」：「值得注意的是，本書作者的觀點難以避免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的偏狹，具有唯心主義的傾向。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主義的歷史觀點，批判地分析其中的盲點與不足……。如此才能較好地發展我們自身的美學研究，參與到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精神文明建設事業。」經過一輪廢話，好不容易，我們才總算看到了一本古希臘藝術史入門書的正文。

「利申」的唯一作用就是「表態」，表達自己對某種政治立場或某套意識型態的忠誠。把話先說在前頭，以免人家誤會，一下子火遮眼，將我打成「反黨份子」（或者「港奸」、「賣港賊」）。問題是為什麼大家要害怕自己給人誤會呢？好端端地說理，怎麼會惹來「反共」或者「賣港」的嫌疑？

那大概是因為許多讀者並不真的期待說理，他們只想得到共鳴，也就是想要看到更多人和自己的立場一致，見解一致。他們不願學到什麼自己還不曉得的事情與觀點；他們唯一願聽的聲音，就是自己言語的回聲。

好玩的是，「利申」的存在恰恰點明了一項事實，那便是儘管立場一致，同一個立場之上也還能樹立數不清的區別。我先表態效忠，是因為我知道自己接下來的話有點複雜，甚至和同一派人的主流看法稍有差異；我可不想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地就給我扣上一項簡單的帽子。而說理，豈不就是為了使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更形細緻，豈不就是為了令我們的思考更加複雜？那是任何現存立場都包涵不了的細緻與複雜。

梁文道：底線

【新世紀】不只是內地的一些朋友懷念上個世紀的80年代，就連少數香港人也都還記得那些年間的旅遊經歷。那時候的內地，窮是窮了點，然民風淳樸。在國營飯莊吃飯，服務是肯定不行的了，但我們也肯定吃到嘴裡的羊肉必定真的出自羊身上，喝到嘴裡的酒也絕對害不死人。就連在大街上拿張地圖出來認路，騎車路過的都會主動停下來幫忙，就更不必說遇到什麼交通意外。萬一碰上偷盜了，大夥一定得跑出來救急。那個時候要是向他們預言，未來的中國將是一個汽車會直接從倒臥馬路小女孩身上碾過、麻辣鍋裡的油幾乎全是地溝油的國度，他們會相信嗎？他們可以想像得到嗎？

於是，最常被用來解釋這幾十年巨變的禍首就是市場了。大家都說改革開放好，可改革開放也同時改掉了人心，凡事皆向錢看，讓競逐利益的市場取代了一切體系一切價值。

然而事情真是這麼簡單？奉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和地區多矣，市場化程度遠比中國要高的地方更是不缺，怎麼又不見他們常出這些天良喪盡的醜聞？莫非人家的新聞紀律抓得比我們還好，負面新聞都上不了報？

今天，敗壞社會的魔手終於下探到了教育系統的最基層，從小學到幼兒園，各種新聞叫人看得頭昏腦漲。例如河北平山縣那家幼兒園，兩個小女孩中毒身亡，下手的居然是另一家幼兒園的園長。他這麼做的理由，只是為了敗壞「競爭對手」的聲譽，好讓自己的幼兒園生意大增。有不少論者把這件慘劇的責任算在市場頭上，覺得這是「辦園掙錢多、監管不嚴、興辦幼兒園成了一宗徹頭徹尾的生意，為了掙錢不擇手段」的後果；出路自然是要教育部門多加監管，同時提高辦園者的入場門檻。

的確，幼兒園是一塊政府干預最少的教育空地，多年來亂象叢生。那麼小學和中學又如何？這可是政府牢牢掌握的領域，既說不上是「監管不嚴」，也很難用「生意」去形容，怎麼還會出現海南萬寧這種小學校長連同公務員跑去涉嫌姦淫六名女學生的可怕事件呢？對於這事，除了修改現行法律，很多人想到的補正辦法仍然是政府監管，比如說提高教育工作者的入職要求、定時檢核他們的品德和資格，以及大家都很熟悉的「加強宣傳教育」。換句話說，就是要政府在它已經監管得最嚴實的領地裡頭再監管一把。

關於中國社會道德的淪喪，從這兩件事可以看到一種流行的解讀，那便是過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大概會敗壞人倫，而對治它的最佳辦法則莫過於出動政府那只有形的大手。那麼政府又該如何表現它的作為呢？當然就是擴大監控，「加強宣傳教育」。

所謂的「加強宣傳教育」，往往就是集中老師校長去聽幾次課，同時在他們的工作環境張貼更多的標語口號。通常的情況是每出一類事件，便會針對這些事件製作一批新的口號。就拿海南萬寧的校長開房案來說好了，新的標語會不會是「嚴禁姦污女生」和「校長不准帶學生開房」呢？

我假想出來的這些口號當然很荒謬，因為大家都會覺得「這種事還用得著宣傳教育嗎」？沒錯。但簡單採取更多的監管和教育難道就不荒謬嗎？你該如何設計一套教育方案使得教育工作者不會侵犯學生？又該推行一套怎麼樣的入場標準去確保幼兒園園長不會毒殺幼兒？

過去十多年來，駭人聽聞的道德事件接踵而至，一樁比一樁嚴重，各種宣傳教育都起到了什麼作用？食品造假的情況並沒有因政府的監管而改善，道德的危機也不曾因政府的介入而扭轉。反過來講，市場經濟就必然會沖昏大家的腦袋，讓百姓們自動變成無所不為的小人嗎？縱觀市場經濟發展的歷程，又有哪一個教育市場化程度比中國還厲害的地方，會鬧出害死競爭對手的學生這種事呢？

這就是大家常常掛在嘴邊的「底線」問題了。再自由的市場，再劇烈的競爭，你也不該想到下毒殺人這一招——它原本就是一個連想都不可能想得起來的手段。再細緻的宣傳，再周全的教育，你也不會想到要告訴老師不能強姦學生；因為強姦本來就是罪惡，又哪用得著專門宣傳來叫老師不准犯罪呢？底線的失守不因市場而起，底線的維護亦不因政府而立。因為底線就是底線，有些事情你不能碰，如此簡單，如此分明。

不要問我中國到底是怎麼了，也不要問我該怎麼辦。我寧願這一切都是一場夢，一場噩夢。

梁文道：易牙（君子與廚神之一）

【飲食男女】香港這幾年很流行「食神」、「廚神」之類的稱號，但凡食家名氣稍隆，都奉之為「食神」；但凡廚師聲譽稍著，即尊之曰「廚神」。於是一直想寫點東西談談這兩種神，只是想來想去不知入手何處。只好老套一點，重溫一些家喻戶曉的老故事。不是為了填專欄充數，而是有些問題一直沒有搞懂，很想聽聽人家的看法。

比如易牙，這個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廚師。他能燒一手好菜，是人人都曉得的事。就連孔子都說他厲害，即使混合了兩條河流的河水放在一塊，他都能嘗得出其中的分別和來源。舌頭靈到這種地步，難怪他千古以來都被中國人認為是廚師之最，兩岸三地也都開了不少冠其大名的餐館。

問題在於這位廚藝非常了得的大師，還是個出了名的小人奸臣。身為春秋霸主齊桓公的御廚，這傢伙單憑做菜的本事就能俘獲主子的心，讓桓公的日子過得滋味十足。有一天早上，齊桓公開玩笑地對他說：「我食盡山珍海味，就係唔知人肉點嘅味」。易牙退下準備。到了中午，他便獻上一盤好比乳羊而猶有過之的甘美蒸肉。齊桓公食晒成碟之後，問易牙：「咁正嘅？乜嘢肉嚟㗎？」易牙老實回答，說這就是人肉，取材自他三歲的兒子。他還要解釋，說真正的忠臣都是不顧家的，為了讓大王試試人肉的滋味，只好殺了自己的兒子來表白赤誠。難得被人擦慣鞋拍慣馬屁的齊桓公居然受落，覺得這個臣子真夠忠心，居然為了討自己的歡心而不惜殺害親子。

後來，襄助齊桓公成就霸業的名相管仲快要病死了。桓公就來到他的病榻，問以後該找誰接管仲的班，並且順口試探：「你看易牙怎麼樣？」管仲馬上反對：「為咗老細 happy，不惜煮咗自己嘅親生仔，咁無人性，點得呀！」可惜年老昏庸的桓公不聽話，真的重用易牙和另外兩個品格差不多的人物；終於導致國家內戰，自己被困在宮中活活至餓死的地步。因為食慾而錯用侫臣，齊桓公的結局也算是諷刺得很了。

這段「烹子獻糜」的故事，大概沒有幾個中國人沒聽過；易牙是個甚麼樣的傢伙，歷史上也早有定評。它原該是個「君子遠庖廚」的另類註解，可以用來教訓大家提防廚師。但不曉得為甚麼飲食界後來還很喜歡易牙，好用他的名字開店。我記得香港好像也有過一家叫做「易牙小廚」的台菜餐廳，當年朋友在那裏請客的時候，我不禁心裏發毛，怕他們是家賣人肉的黑店。

更加離奇的是易牙還被後人奉祀為「廚神」，從溫州到瀋陽都有不少易牙廟。台灣高雄那座也很出名，每年都會舉辦一場古怪的廚藝大賽，評審不是活人食家，而是易牙的神靈！評審辦法是用茭杯請示，看他老人家在天之靈更喜歡那一位晚輩後學的功夫。天津的易牙崇拜更是盛事，民國以前，幾乎各個廚房都會供奉他的靈位，學徒拜師之前必須先給易牙祖師磕頭，滿師出門也先得叩謝易牙才行。

無論放在任何一個文化裏面，易牙都是個奸險佞臣加殺人兇手的壞蛋。為甚麼偏偏在儒家道德觀念深入骨髓的中國，可以把他當成廚神來祭拜呢？莫非比起天理人倫，口腹之慾才是我們華人最看重的東西？

梁文道：嗔

【蘋果日報】憤怒正在吞沒香港。每天看到的新聞，每天收到的訊息，實在沒有幾件叫人笑得出來的事。就算想逃，不問世事，世事也會自動找到你的頭上。活在這樣的世代，就連試着叫人看開一點，放下重擔也會惹來背叛的嫌疑。因為「正面」、「積極」、「包容」、「快樂」和「正能量」這些字眼都已遭到裹脅，彷彿成了政府、鉅商等一切建制力量的專用詞。誰要是滿嘴「正面」和「積極」，誰就可能是「家是香港」一類官方宣傳計劃的共謀。誰要是倡言「包容」和「放下」，誰就是惡勢力的同道，試圖叫大家裝聾做啞、逆來順受。

於是只剩下了憤怒這種情緒才配得上正義，才是任何反抗力量的恰當能源。難怪「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在媒體裏頭總只剩下「佔領中環」，而「愛與和平」只不過是個可有可無的前綴詞罷了，似乎「愛與和平」及公民抗命真是難以共容的兩碼事。

問題是為什麼我們要容許這種事情的發生？為什麼我們要拱手讓出「快樂」之類的字眼及其相應的心態？為什麼我們不能一起使用這些詞彙，並且重新詮釋，使之不必再和保守力量拉上必然的關係呢？只許「狼英」奸笑，不許百姓開懷，這是什麼道理？

換個角度來想，一個天天挨罵的掌權者快樂得起來嗎？一個斤斤計較唯恐失去五毛一元的富商又高興得起來嗎？其實他們也是受害者，他們是自己貪慾的囚徒，為權力慾和抽象不實的物慾所苦。我們不贊成這個體制，不接受他們的做法，是出於一份平等的慈悲。既然獨裁者沒有一夜睡得安寧，時時提心吊膽地防止顛覆，何不乾脆把他解放出來，讓他和我們一齊擺脫痛苦？

打從越戰開始，一行禪師和他的僧團就沒停止過對社會和政治的關心。許多大型集會、示威遊行，都能見到這群身着棕色袈裟的出家人安安靜靜，面貌祥和。我想，使得他們站在這種場合的，肯定不是憤怒。

梁文道：速度

【蘋果日報】如果自己的感受遭到別人訕笑，自己的看法受到別人的批判，理性的做法應當是反求諸己，好好看看自己是不是真有問題。如果是的話，那就應當記取教訓；如果不是（至少暫時不覺得自己有毛病），這也算是多了一個深度檢討的機會；無論如何，都該感謝其他人的回應才是。反過來說，即便遇到認可和讚賞，也當以同等嚴格的態度去掂量那些稱美的份量，反省自己是否真配得上這些或許隨意的褒獎。

可惜這只是個理想狀態；現實中，我大部份時候都達不到這麼冷靜的境地。往往一挨駡就要不高興，就要忍不住還嘴；一受稱讚，就立刻喜不自勝，洋洋得意。所謂反省，總是姍姍來遲，追不上迅如雷電的情緒反應。情緒起落之快，猶如神經反射，恰可得見自我的龐大和僵固。喜歡人家肯定，厭惡人家拒斥，多半就是這個「我」的作用。

所以我害怕臉書，乃至於一切社介媒體，我怕它的速度太高。每看到一個「like」就開始計較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每收到一段不客氣的留言就會無名火起。然後我還可以即時回應，幾乎是不經思考地放縱本能，盡情釋放自己的各種情緒。搞不好一下子就演變成了駡戰，而非有理有據的思想討論，把雙方都捲進一場情緒的風暴，無法自拔。理該存在的自我反省，根本來不及介入，早早被我丟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終於鬧到堅持自我，越走越極端的地步。

又由於自我太大，便連人家一段可能很有意思的話都看不下去。草草略讀，就想判斷它合不合自己的意思，是不是自己的立場，然後迅速回應，似乎我的表態要比人家的分享重要得多。所以偶而會有東西還沒看過，先「like」了再說的情況。

關於臉書，我或許可以絞盡腦汁地替它想出一百條好處。可就是因為那過於傲慢的自我，冷靜自持的功力不夠，只好因噎廢食，暫且迴避。與其說是我嫌它不好，倒不如說是自己膽子太小。

梁文道：臉

【蘋果日報】一行禪師再臨香港，消息一出，不到二十四小時，門票便已發完。遂想起四年前他和梅村一眾師父訪港，同樣震撼。老朋友劉細良就是在那時皈依禪師座下，自此多了一層法友的關係。

法友細良最近在《主場新聞》寫了一篇讓我很有共鳴的文章，藉着日本禪僧小池龍之介的《不思考的練習》，談到「臉書」的用法。似乎替我點出一道明路，可堪未來重返社會（臉書的社會）的指引。

臉書的這個「臉」字真有意思。許多哲學家都曾把臉當成人類存在狀態的基本隱喻，因為它是他人目光的焦點所在，也是他人對我第一印象的主要依據。我們想起一個人，往往會先想起他的臉。偏偏臉這個東西又是我們自己最難認清、最難把握的身體部器。不照鏡子，我就不知道自己的模樣，也就不曉得我在其他人眼中的形像。就算一時照鏡，我還是無法瞭解自己每時每刻的表情。人又何嘗不是如此？自知難得，唯有透過他人目光的折射，才曉得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我們都想瞭解自我，於是想要知道別人如何看待自己；我們都想肯定自我，於是渴望他人的認同。臉書豈不正是另一種層次的人臉？在上頭表達意見宣洩情緒，就像自己的臉面，是使別人知曉自己的途徑。別人留下的反應，就是在告訴我，我是誰了。所以我們希望自己貼出來的東西有人「like」，甚至到了不惜去淘寶網買「like」的地步；即便明知虛幻，也有化妝整容的效果，起碼自我感覺良好。要是「like」的數目不多，更或常遭批評，乃至於人人都要和我「unfriend」，那我就算長得樣衰白做人了。

臉書比臉方便，彷彿一瞬間就能在他人的眼中確認自己。於是喜怒哀樂也都來得更快更及時，上一刻被人「like」爆，我自信滿滿；這一刻受人辱罵，我馬上憤怒，因為這個善忘又脆弱的自我遭到了打擊。我太想知道自己是否受人認同，所以我時刻檢查臉書上的反應。天天這麼下來，自我就被餵成一隻臉部比身軀還要巨大的怪獸了。

梁文道：網絡視覺系（網絡時代的食經之二）

【飲食男女】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就連評論餐飲，也有一些不言自名的規範。尤其甚麼事情都喜歡弄套規則制度出來的美國人，他們的飲食記者協會便定下一份白紙黑字的守則，要求全美數千份報刊雜誌底下的作者都得遵從約章。例如不許接受招待，必須匿名試吃，評論一家餐廳至少得先光顧兩次以上……；全都是些符合一般讀者期望的常識。只不過這是美國人的常識，到了幾乎任何食評作者全成為名人，或者任何名人都能成為飲食權威的香港，這些東西就很難行得通了。

我不是甚麼名人，也很少直接談論某家餐廳的表現（特別是本地餐廳），但在媒體工作，難免也有被少數人認出的時候。好在公關都不曉得我，通常不必遇上受邀免費吃喝的尷尬；就算真有極罕見的例外，我也要效法蔡瀾先生等前輩，堅持自己埋單。至少對我而言，這大概已經是最底線的規範了。因此我很難理解其他人的心情；既是受人招待，這話該怎樣說呢？如果坦白說他不行，好像不近人情，真心讚他不錯，又怕惹人猜疑。

到了更自由更開放的網絡世界，這些問題就變得更加複雜了。畢竟這是個傳統大眾媒體開始衰微的時代，許多飲食博客的知名度猶勝報刊評論人，好些大眾飲食網站的讀者數目更是遠遠超過一般雜誌。然而，說到權威，許多受眾還是寧願信任傳統；因為他們不曉得五花八門的網上資訊到底有多可靠，那些一面叫好的言論裏頭又包含了多少水分。於是幾個挺有名氣的美國博客作者（又是美國人），就在前幾年公開倡議一套「飲食博客的倫理守則」（Food Blog Code of Ethics），試圖抬高網絡評論的專業地位。

簡單地講，這份守則是傳統紙媒約章的鬆弛版，放開了不少綁手綁腳的死規矩。比如說它容許大家接受款待甚至禮物，只不過要你把話說清楚，算是利益申報。不過，就像任何其他企圖約束網民自由的動作一樣，這套少數人搞出來的守則立刻遭到大家的圍攻，成了當年英語食壇的茶杯裏的小風波。對它的批評一如預想，來去不外乎那幾樣：束縛了大家發表意見的自由，混淆了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界限，誰賦予那幾位博客作者去搞這套守則的權力……等等。

漸漸地，這件事也就慢慢為人淡忘，說過等於沒說。儘管這幫人馬不捨不棄，於 2011年推出了「飲食博客的倫理守則 2.0」，到底還是無力回天，絲毫吹不皺一池春水。

地球兀自轉動，沒有人管得了自由自在的網民，網絡卻實實在在地改變了整個飲食業的面貌，其中最明顯的一點莫過於照片的威力。比起篇幅有限的傳統媒體，互聯網的最大優勢之一是可以無窮無盡地用圖說話。正好這是個人人都愛拍照，照相又變得格外簡單的時代；幾乎每一個人都喜歡用相片去和網友「分享」自己最近吃過甚麼東西。而這些如洪水般氾濫的圖片便成了大家選擇吃飯地點的重要參考了。當我們在思量該去哪家館子晚餐的時候，我們看的不再只是它們的評級和聲譽，還要看它們每一道菜的模樣。誰家能把菜式做得更加美觀，更加誘人，他就有可能吸引到更多慕色而來的客人。終於，這幾年我們便能目睹餐廳業者在室內裝潢和菜餚擺盤上下的功夫。畢竟味道難以言語形容，而且拍不出來；可色相卻足以翻山越海、無遠弗屆，直達每一個人的手機屏幕。換句話說，這是一個色要比香和味重要得多的新世界。

傳統的文字食評漸漸化做照片的圖像說明；從前只可言傳意會的名菜，如今有目共睹。遇上那些因為種種理由而拒絕食客拍照的老派店家，網民要不略過不管，就是嘲諷斥責，徹底淪為時代浪潮的棄兒，是飲食「視覺系」風暴的頭號受害者。

梁文道：羅馬、長安、香港

【蘋果日報】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羅馬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就忽然陷落。但是一個輝煌時代的消逝，卻遠遠要比建造一個王朝容易。這裏掉一塊瓦，那邊碎一塊磚，不知不覺，一座光明燦爛的城市就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

香港的法治與廉潔是這座城市最偉大的招牌，它的具體體現，則是包括海關和警察在內的紀律部隊，以及神話般的廉政公署。許多大陸遊客都和香港警察打過交道，他們往往驚訝於香港警員的斯文、有禮、高效與認真，回去之後，經過一重重的比較與傳說，便成了香港在大陸發揮的「軟實力」的一部份。至於廉政公署，雖然多數人都沒有和它接觸的第一手經驗，可它在大陸的威名更是無遠弗屆，就算走到河北的鄉村，都有農民要我說說它的故事，並且慨嘆：「要是我們也有廉政公署就好了。」

我讀歷史的時候，時常忍不住要替古人憂心，尤其是活在盛世之中的百姓。例如「開元之治」，難道那些在曲江江畔結伴春遊，賞花飲酒的長安市民還沒發現，城破家亡的日子已經不遠？所謂「開元盛世」，前後其實還不到三十年，之後便是漫長的腐敗、衰退和內戰了。

將來要是有人替一座叫做「香港」的城市書史，又會怎樣形容我們這個時代呢？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前，這個城市的消防員要先收受災民的錢，才肯放水救火；皇家警隊不只養肥了幾個身家逾億的探長，還成了封報館打學生的政治鷹犬。直到八十年代，才漸漸生出後人所說的「香港核心價值」。正當這套價值被人捧到最高點的時候，廉政公署的頭目開始請人喝茅台了，警隊的極峰則一次又一次地發明出大家聞所未聞的新名詞，比方說「低調通緝」。

不多不少，香港的神話也只維持了三十年，在它終將破滅的前夕，樂不思蜀的市民猶在港岸圍着一隻巨大的黃鴨拍照。

梁文道：為誰競爭

【蘋果日報】歷史性的碼頭工人罷工已然告終，正是回頭檢討的時候。翻閱罷工期間的各種言論，最好玩的莫過於警告工人和「政客」不要玩得過火，「香港的貨櫃行業已經失去競爭力」之類的說法。因為這些意見讓我想起香港其中一種最叫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怪現象。那便是從大老闆到一般打工仔，大家居然都能用同一套語言去描述自己的處境，以同一種世界觀去理解自己和經濟活動的關係，絲毫不感到矛盾，和諧得要命。

就說「競爭力」這個常用詞好了，我們老是聽見高官鉅富暢談「如何如何便會損及香港在某個領域上的競爭力」，「如何如何又能加強香港在某個行業的競爭力」。說的人說得理直氣壯，聽的人也好像很清楚這些話的意思，時時鸚鵡學舌般地把同一番話複誦得朗朗上口。似乎上上下下都覺得競爭力是個對自己頂重要的事；好像行業競爭力強了，老闆就能賺錢，工人便有工開，人人都有着數。

於是碼頭工人罷工，照樣又有人用數字告訴大家，香港的貨櫃行業已經鬥不過深圳了，內河船泊港的船次已經逐年下降了。結論是「大局為重」、「視野要宏觀」，工人切不可再開天索價下去，要保住自己的飯碗，保住「我們的」競爭力。他們說得沒錯，香港的物流業的確受到大陸衝擊，香港的碼頭也很難鬥得過深圳。但問題在於難道工人們就不知道這種趨勢嗎？

為什麼提出這種說法的論者不看看另一方提出的數字和疑問呢？香港碼頭有危機了，可和黃碼頭和HIT的利潤為什麼卻一年比一年多？香港貨櫃業的競爭力下降了，但為什麼要（實質上）減薪的是工人，而不是和黃與HIT的高管呢？似乎在他們看來，為了提高這個行業的競爭力，工人就該替老闆埋單；為了鼓勵這個行業的競爭力，公司的營利就該多分一點給股東和高層。簡單地講，就是你們繼續去以「大局為重」，去替香港增加競爭力；我們才能繼續享受競爭的果實。這是個現代版的「一將功成萬骨枯」，工人要在吊機裏假想自己是月入十幾二十萬的飛機機師，加班忍尿；嚴磊輝方可在辦公室中實實在在地獲薪百萬，同時還得到老闆的嘉獎。

梁文道：族群政治這齣戲

【蘋果日報】就連外國人都替它緊張的馬來西亞大選，總算告一段落。對於期待變天的民眾而言，這個結果自然令人遺憾，甚至憤怒。但是對於重新執政的「國陣」來講，這個結局恐怕也一樣磨人。且不論那些舞弊造假的疑團真相如何，僅以百分之四十九的總得票上台，這個弱勢政權的位子怎能坐得心安？尤其首相納吉，馬上就要面對自己人的問責和挑戰，他還能玩得出什麼樣的招數呢？

就像早就寫好了劇本似的，納吉在大選第二天就馬上把執政聯盟慘勝的局面歸因於「華人海嘯」；而喉舌報刊《馬來西亞前鋒報》也立刻響應，打出了「華人還要什麼？」的頭版標題。意思就是華人不識相，紛紛投向反對派，這才導致了執政聯盟票少位子多的尷尬境況。

這的確是個早就寫好了的劇本，而且還是個用了五十來年的老劇本；要是加上英國殖民時代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它更可以算得上是個演足一世紀的經典劇目。這齣戲的名字就是族群政治。

遍觀東亞，今天已很少見到像馬來西亞這樣子玩弄族群政治的國家了。整個政權就建立在馬來人、印度人和華人的合縱連橫之上，似乎馬來人真是一團利益完全一致的群體，華人也是一幫沒有階級和地位之分的家伙。執政者當然沒有這麼天真，以為所有的利益衝突和政治矛盾全都圍着族群打轉。這只不過是一套用來掩蓋城鄉差距和階級分化、蒙蔽利益輸送與權貴結盟的障眼法罷了。

可它又是一套行之有效的障眼法，因為在一個多族群國家之內，族群是種比階級身份更顯眼的標籤；也往往是比階級矛盾更能喚起強烈情緒的武器。指責華人背叛政權，於是自己的問題就好像不存在了。問「華人還想要什麼」，於是華人就該害怕歸順了。把選情不利的責任通通推到華人身上，於是馬來人就更該厭惡華人，更該擁抱代表他們保住江山的政權了。大選過後，納吉口口聲聲說要「和解」，但他們祭出的第一招就是繼續分化國家，繼續製造族群間的恐懼與仇恨。因為這是他們耍得最自然最應手的套路，也很可能是他們唯一懂得的遊戲。這本來就是個建立在讓老百姓彼此隔離彼此提防之上的政權。

梁文道：知名民間食評人（網絡時代的食經之一）

【飲食男女】2007年某日傍晚，美國一位專門寫吃的博客發佈了一篇文章。他告訴大家，再過一小時，就要首度光顧名廚Thomas Keller開在紐約的餐廳「Per Se」了。他的心情和荷包一樣緊張，因為他估計這一頓夠他在街角一家熱狗檔吃掉七十五個熱狗。結果這店十分美滿，尤其是那侍者以無限優雅的動作捧上來的最後一道菜，它居然是條熱狗！很明顯，這家餐廳看到了他幾小時前才貼出來的文字。於是和他開了這麼一個友善的小玩笑。

後來，很多人都替這位博客高興，並且稱讚「Per Se」的周到和幽默，這件事便成了當年方興未艾的飲食博客小圈子裏的佳話。可是，我不曉得有多少人會和我一樣覺得不妥。仔細想想，這還真是我們這個網絡時代的新現象。許多餐館的員工、大廚，甚至老闆，有事沒事就上網Google一下自己餐廳的名字，或者看看Facebook上頭有甚麼新消息。而「Per Se」正是把這門工夫做到家了，才能在那麼短的時間裏頭去上演一台如此漂亮的好戲。他們到底是花了多少資源去做網絡的公關與營銷，又請了多少人來無時無刻地盯着電腦？還是說他們把原本應該用來休息、用來好好準備晚飯的時間，也用在了網絡民意見的過濾之上？

這位博客遇上這種奇事，當然開懷。第一，人家是他的讀者；第二，人家還認出了他；第三，人家居然很想討他的歡心。得到通常只有名人才配得上的待遇，他怎能不輕飄飄一陣歡喜？然而，身為一個老土的媒體人，我不能不拿這件事和昔日美國報刊的食評規範做比較（請注意，不是和香港乃至於整個華文世界的傳媒主流比較）。從前，一個稱職食評人的首要任務就是避免被人認出，因為這可能會導致超乎尋常水準的招待，破壞了應有的客觀環境。如果一個在網上寫餐飲的博客不忌諱這點，毫不避嫌地刊出自己的生活照，他寫的東西又有多可信呢？當然，他大可抗辯自己不是專業食評人，他的博客就是他的生活筆記，只不過恰巧他愛吃，所以才寫了比較多和吃有關的東西而已。

問題是我們之所以愛看網上這些談吃談喝的文字，就是因為我們喜歡它們的庶民性格，喜歡它們不是專家手筆，離我們不遠，與我們親近。如果一個屬於建制外的博客也成了建制內的名人，臉孔為人所識，那他和那些知名食家還有分別嗎？尤其是在美國這種傳媒規範比較嚴謹的國度，不受規管的「民間食評人」真能比報紙食評家更可信嗎？

說回香港，我們的食家幾乎全是名人，又上電視又帶團，本來就迴避不了餐飲業界的特殊待遇，於是下筆全憑自己的良心和勇氣。有些網上食家就是看不過這點，才開始動手書寫自己的飲食心得。但是久而久之，雖不露相，他們也還是難免要和餐廳酒店的公關打交道，不只吃人家請的飯，甚至還要交為好友。如此一來，對我們讀者而言，不露臉的民間食評人又與做節目的知名食家有甚麼不同呢？

梁文道：豬也活得很穩定

【蘋果日報】大概沒有人會不喜歡穩定的生活，穩定的秩序，所以每一個威權政府都特別喜歡強調穩定的重要，尤其是在它感到自己的勢力已經不太穩定、搖搖欲墜的時候。年紀夠大、記性又夠好的話，當會記得幾乎亞洲每一個威權政府都曾在它們即將垮台的前夕發出過類似的恐嚇：「我們要是下台，大家穩定的日子就會結束，國家就會充滿了衝突和暴力」。真巧，這正是馬來西亞執政聯盟「國陣」的領袖納吉在這幾天反覆陳說的論調。

活在威權之下，日子當然穩定，只不過那是一種不公不義的日子。所以問題並不在於大家要不要穩定，而在人民究竟想要那一種穩定的生活，那一套穩定的秩序。豬圈的生活也很穩定，而且還極有秩序，每一頭豬生下來之後就被固定在同一個位置，日日定時飽餐，到了一定歲數一定重量之後就被送去屠宰，其規律絲毫不爽。難道這就是種有益豬群的好生活好秩序嗎？

的確，重建後威權的社會往往要比推倒威權還難。那是因為舊秩序儘管不堪，但到底也是套秩序。大家習慣了它的遊戲規則，固有的利益聯盟也不是說倒就倒，扭曲的社會肌理如藤蔓般雜生交纏，長年不癒的創口化膿腐敗；這一切全都不是一時片刻就能治理得好的。有時候，甚至連「轉型的陣痛」這句老話都嫌太過輕淡，因為那種痛通常不是陣痛，往往漫長難受得叫人灰心，甚至後悔。

故此，激情之外，還需要堅定的信念、冷靜的頭腦，與寬容的胸懷；因為威權崩解之後，面前還有修遠的道路。直到今天，台灣還有不少人覺得自己當年太過天真，以為民主化之後，萬難迎刃而解。直至今日，南非的治安問題仍然困擾民生，種族貧富間的不平更是有待消弭。可是你去隨便找個台灣人或者南非人問問，有誰願意回到國民黨一黨獨裁，或者種族隔離政策依然健在的日子。在不公義的穩定，與不太穩定但卻有尊嚴有希望的生活之間；在一套人家加諸己身的秩序，與一套自己有份創建有份負責的秩序之間；這個抉擇的答案豈不清楚判然？

梁文道：正義沒有國籍

【蘋果日報】馬來西亞是一個被種族政治玩弄了幾十年的國家，幾乎所有把公共資源讓渡給少數權貴集團的舉動，都被形容成是要保護「土族」（馬來人）的正當措施；幾乎所有本來就該被每一個公民公平享有的權益，都被描述為是權貴精英費盡氣力之後，才替少數族群爭取回來的恩澤，在這樣的格局底下，我跑去報名參加一位反對黨好友的政治「研討會」，難免尷尬。一個外國人，憑什麼資格到人家的地盤上說三道四？一個外國人，尤其是香港人、中國人，走到一個華人為主的政治集會上說話，是不是有什麼陰暗的圖謀？這豈不正好中了當地馬來人數十年來的疑慮，馬來西亞的華人果然和中國人有種說不清楚的特殊關係？

我當然也有這層擔憂，但這個世界上的確有些超越種族、國籍和地域的問題，使人不吐不快。

例如檳城，我在去過不知道多少回的小吃街上，看見滿天藍色旗海，在這一大片鋪天蓋地的旗幟底下，是一道道吃不完的菜，一罐罐喝不盡的酒，而且全部免費。還有一座臨時搭建的舞台，上頭是賣命妖嬈的歌手載歌載舞。這全是執政聯盟吸引選民的手段，不談政綱，不講理念，只有赤裸裸的收買而已。更妙的是，這些活動的主辦機構自稱是與政黨無關的私人慈善基金，但他們懸掛出來的旗幟上卻分明印着執政黨的標誌。這難道不是一目了然的賄選？又如一位政壇華人領袖，他對大馬貪腐情況嚴重的指控的回應居然是：「中國的貪污也很厲害，但中國卻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面對如此荒謬，如此不義的現象，我們下一個基於良知的判斷，還需要考慮多少國籍的問題呢？當年大家抗議南非種族隔離、支持昂山素姬和劉曉波的時候，又用得着擔心這是哪一個國家的家事嗎？假如我懂馬來文，又恰巧認識一位替反對派出來競選的馬來朋友，我也會忍不住想要參加他的集會。所有威權國家都喜歡把這種來自海外的自發聲援稱做「外國勢力干預」；但所有受剝削的人民都曉得，正義是沒有國籍的。

梁文道：變天

【蘋果日報】趕在大選之前，我再次來到馬來西亞。這一回，我卻看到了一個未曾見過的新國家。並不是吉隆坡多了一座雙子塔，也不是發現了一座足以保證未來財富源源不絕的新油田，而是在無數細微經驗之中感受得到的新觀念，這種看不見摸不着的抽象觀念卻能在空氣中彌漫出一股令人亢奮的氣味。一個誠誠懇懇工作、老老實實做人的父親，平時不問政治，這時竟半小時更新一次臉書，追蹤選情的動向。一家開在街角的商店，平日恨不得全天候開業，這時竟提早收工，只是為了全店上下可以及時趕上那怎麼樣也去不全的政治集會。這一切奇怪的新現象，全都來自一個從前不曾普及的觀念。這些父親和店家開始相信，他們的國家可以是個不一樣的國家。

正如大部份威權國家，馬來西亞的社會主流長期浸淫在一種政治宿命論的陰影之下。這種政治宿命論首先是套意識形態，它提供了一種解釋世界的框架，告訴國民這個國家為什麼會是這副模樣，又告訴大家這副模樣為什麼是正當的，合理的，甚至完好的。與此同時，它還要大家接受這套解釋，覺得它不可改變，彷彿老天注定，自有永有，猶如河流奔海，日出東方，乃是自然秩序的一部份。

此所以從前的馬來西亞人或許會有很多抱怨，然後無奈搖頭，嘆息道：「沒辦法啦！這個國家就是這樣。」甚至連抱怨都不抱怨，只是默默接受現狀，按照既定的規則行事，在理論上很成問題的體系之內盡力尋求滿足自己的利益。如此生活，無異於認命，把一套人為的，虛構的世界觀當成不可違逆的天命。每個人可以做的，就是在這天命之下各安其位，做個本份的老百姓。

在這個意義上講，華人所謂的「變天」，便多了一層最最具體的涵義。從當年的台灣，到現在的馬來西亞，霸權的崩潰，意識形態的失效，整個威權體系的瓦解，豈不正是名副其實的「變天」？

梁文道 旅行之風使人自由

【新旅行】梁文道的旅行觀和他的身份一樣多重。他欣賞鄉村的傳統營造方法，也樂意在城市中感受靈感吐納。他能從自然中參悟歷史悠遠，亦能在繁華中看到慾望短暫⋯⋯他提及一句諺語，「城市之風使人自由」旅行的意義，亦如是。


此次你應邀參加軒尼詩X.O第六代珍藏版的全球首發儀式，美酒在你的生活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我現在比較少喝酒，甚至不喝。但是我保留了一個習慣，去每個地方的時候要喝當地的啤酒。我記得有一種說法，說喝當地的啤酒能讓你的腸胃適應當地的水土，因為啤酒一定是用當地的水做的，而且是新鮮的。

哪裡的美酒讓你印象最深。

我在很多地方喝到的一些酒，很粗糙也很便宜，根本不會出口，內銷就解決了，在歐洲叫做table wine，意外地好喝，驚人地便宜。我不知道到底是因為那個酒不適合太久的運輸、儲存，於是在當地消耗掉，還是說喝當地水、吃當地食物的時候，配那個酒就特別好。

有一種觀點，所謂「鬥酒詩百篇」。

喝酒，尤其是過量，會影響清明的狀態，而且最困難的是你永遠不知道過量的標準。「鬥酒詩百篇」，我覺得這是一種錯誤的印象，在我看來，寫作是一項很嚴肅的工作，是有紀律性的。甚至像海明威這種酒鬼，在寫作時，都是每天起來先不喝酒，像上班一樣，在書桌前一坐兩三個小時，寫多少字不重要，但時間必須坐滿。

接著說美酒，此次X.O第六代珍藏版藝術酒瓶以「岩石」為靈感，活動的場地也在玲瓏瑰麗的蘆笛岩，它給你以怎樣的震撼？

這次活動虛虛實實地加入了一些人工的岩塊，再加上燈光、音樂、投影，彷彿這個岩洞不是你過去知道的那個了。當然它仍然是蘆笛岩，只是它的另一個面向被開啟了。

這是我第一次來桂林，最震撼的印象是，喀斯特地貌如此隨處可見。

桂林好像是一下飛機就到景點了，一路上的山山水水就在那裡，所以我會想，這個地方的人大概都會比較靈秀一些吧。

至少和生長在香港的人不一樣。

香港是個碼頭，碼頭的意思是說，所有的人、物品、觀念，在這裡來來去去，積聚下來的東西比較少。以前的香港人是一群沒有過去，沒有明天，只有現在的人，能很開放地接受很多事情，也不會留戀太多。

這是自然作用於人文的成果之一。

我並不會嚴格二分自然與人文，馬克思曾說自然也是歷史的產物，這句話是有道理的。自然表面上看是不變的，但是人對自然的觀念在變。比如今天的瑞士是世界花園、度假勝地，而在中世紀人的眼中，瑞士是窮山惡水，是像地獄一樣的地方。依歐洲人以前的看法，像阿爾卑斯這種山脈，是很可怕、險惡的，中世紀繪畫中的地域景象，都是以山的構築為基礎，但是浪漫主義盛行之後，整個歐洲的人對自然的觀念轉變了，開始覺得瑞士非常美。其實瑞士還是瑞士，只是人的看法變了。

像我們常會覺得中國的自然風光很不一樣，除了客觀的因素，更多的是眼光不同。

中國有個奇怪的現象，凡是有名的自然景觀，古人都會在上面刻字、蓋東西、修棧道。因為中國的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不是二分的，我們是看到山水好，就覺得要在上面寫字，說它有多好。就像《新旅行》雜誌的圖片下面會有圖片說明，只不過古人是把圖片說明刻在圖片上。後來者參觀時，不只看風光，我們還看碑刻、詩詞，還把它們聯繫起來，這是很複雜的欣賞。

西方人的觀念則截然兩樣。

就像你不能想像美國人會在黃石國家公園刻字一樣，他們要保存自然的、原始的、野性的面貌。但是這種理念也是人類的一種觀點。你總是能從自然景觀裡面看到文化是什麼樣的。

我想到另一個二分——城市和鄉村。

中國傳統的營造方式在今天的城市裡面完全失傳，在農村保存得就比較好。但是在我看來，當代的文學藝術傳統有種過度歌頌鄉村、輕忽城市的傾向。比如尋根文學認為要回到土地上才會有創作力量，但是人們忽略了一點，城市往往也是各種觀念交流碰撞的空間，德國有句諺語：城市之風使人自由。在城市裡面，獲得靈感、創意跟創造力的幾率，一點都不低於鄉村，甚至更多。

和我們分享一個比較喜歡的城市吧。

拉斯維加斯。這是一個完全沒有文化、很粗俗的城市。但是我很喜歡，它像海市蜃樓一樣，在沙漠中間憑空出現了一座賭場城市。你會看到世界上最無恥的窮奢極侈，這座古怪而迷幻的城市裡充滿了人間的慾望，以及慾望過頭之後的罪惡與災難。

拉斯維加斯在沙漠中，迪拜也是，好像人們把所有的願望都實現在了沙漠綠洲裡面。

在《看不見的城市》裡，卡爾維諾描述了這樣一個城市：沙漠之中的旅人會在極度渴望之中到達一個城市，這個城市能滿足所有遊客的慾望。但是請注意，這座城市裡面所有的居民都是追逐慾望的年輕人，而所有來到這座城市的遊客都會變成老人。

這些老去的旅者坐在城市廣場裡，看著這些年輕男女互相追逐，嬉戲調笑。然後卡爾維諾寫了一句很美的話：Desire， it is already memory。

印度則完全是另外一番模樣。

去之前你被告知：印度很亂，很髒，很窮，去了之後發現，他們都說對了，只是比想像的更加髒亂窮。但是印度卻有一種魅力，令人去了還想再去。

相比另外一個亞洲大國中國，截然不同。

首先印度是沒有歷史觀念的，他們的歷史都是由傳說組成的。但另一方面，印度人的時間觀念比誰都複雜，比誰都精細。比如佛教裡有一彈指，而一剎那是一彈指的六十萬分之一，也有一劫，可能是七十萬年，可能是一百萬年。只有印度文化才會發展出這麼古怪、根本不可測量的時間單位。跟中國人完全相反的是：他們對很多具體事實不太在乎，但特別在乎邏輯跟數學的推理。

從印度到中國，佛教從原來複雜的哲學推理，變成了只要念「南無阿彌陀佛」就能得救了。中國人覺得印度人不實際，跟動物一樣，睡在街上；而印度人則覺得中國人頭腦簡單，關注的太過日常，活得跟動物一樣。

印度之外，還有哪裡是很好的禪修之地？

緬甸保留了非常精純的森林禪修傳統，有些比丘在森林隱居生活，很密集地禪修，境界很高。佛經中講，佛陀釋迦牟尼成道之後，第一批接受他弘法的是路上的商人，而這些商人裡面有好幾個是緬甸人，緬甸保留了很多很重要的原始佛教的遺址。

為我們推薦一些很好的遊記吧。

我很喜歡張岱的《陶庵夢憶》，如果它也算的話。類似的還有《西湖夢尋》、《東京夢華錄》、《汴京雜憶》、《兩都賦》，廣義上也可以看成遊記。傳統的遊記是遊覽不熟悉的地方，而他們是在憂鬱傷感的回憶中重建整個城市，帶你旅行一座已經不存在的城市。還有人們熟悉的《大唐西域記》、《馬可波羅遊記》。有一本被忽略但很有趣的《拉班·掃馬遊記》，作者是中國版的馬可·波羅，元朝人，他從上都出發，往西走到歐洲，走的路線和馬可·波羅的幾乎一樣，只是方向相反。可以拿這本書和《馬可·波羅遊記》對照。

當代的呢？

保羅·索魯是世界上最讓人仇恨跟討厭的旅行作家，但他的觀察的確銳利，他對路線的選擇也很有意思。還有一個作家，有一天他突然決定辭職旅遊，毫無目的、毫無規劃，唯一不變的就是往南，終於到了南美洲的最南端，這真的是太有趣的流浪了。

你個人會有這樣的流浪嗎？

不會。我的旅行和看書一樣，常常是有主題的，很少漫遊。比如如果我去威尼斯，不是為了看水城浪漫風光，而是為了瞭解曾經輝煌的威尼斯帝國的版圖、歷史的源流跟演變；去巴黎的時候，是為了看豪斯曼當年執行的建城計劃。

以這種方式來遊中國，應該怎麼游？

我一直有個夢想，在外圍繞著中國走一圈，我想知道中國到底是什麼。去韓國，你會發現現在的韓國還有書院，還有科舉制度——雖然這只是個榮譽考試：到了那一天，進行殿試，一個人一張小桌，用毛筆寫八股文，寫詩。每年高考的時候，韓國的學生很喜歡上山，借宿在書院或寺廟之中，閉門苦讀。韓國的鈔票上還印著朱熹學大儒李退溪。曾經的中國是什麼呢？中國並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文明，這個文明圈共享這套文字。從日本、韓國到越南，儘管我們語言不同，但用文字就能溝通。

這種尋根的想法是否和你的背景有關？

不是尋根，而是疑問。今天的中國人如此簡單、肯定地接受了一套關於中國人的認知和看法，這讓我很驚訝。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們相信中國人說普通話、寫中文字是一連串相等的符號。但廣東人說廣東話，寫的卻是白話文。再往南，到了馬來西亞、新加坡，他們更不能認同，所謂的中文就只能是中國人在寫的東西。

這樣會讓你成為一名「世界公民」麼？

我甚至在馬來西亞當地的華文電台主持過一個禮拜的時事評論節目。

旅行時會主動瞭解當地當下的時事麼？

今天的人，旅行時只對當地的歷史感興趣，對當前的狀況反而比較陌生。我習慣於到一個地方時儘量看當地的報紙，這樣才能更加方便地和當地人聊天。你想想看，你對泰國的一個餐廳老闆說，這兩天你們國會正要通過什麼法案，你們好像很多人都不喜歡哦，他對你的態度一定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