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談港殖民文化：港人從未認同大不列顛身份

梁文道談香港，似乎已是老話題。但梁文道在「反蝗蟲」事件後談「重新認識南方，重新認識香港」，卻讓人不得不駐足。上週六，近千觀眾擠滿方所。講座晚上七點半開始，梁文道一路追溯「南方海洋中國」的變化。在他看來，「辛亥革命就是一場南方海洋中國的北伐」，而過去的一百年，南方海洋中國向北方重新輸入各種各樣的觀念和想法，構成一浪又一浪的衝擊。至於香港的「反蝗蟲」等事件，梁文道聯繫到香港最近謠傳內地人來拐賣香港兒童時說，「納粹興起前，德國也謠傳他們的純種小孩被日耳曼人掠奪去了，這背後的心理便是社會受到了威脅」。

2008年，梁文道寫下《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自白》，為香港回歸十週年建言，如今，又過去了四年。演講結束後，他與南方都市報記者談到了香港的今天。

香港的價值觀

南方都市報：講座中提到香港殖民和反殖民鬥爭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如何理解殖民文化？

梁文道：這個東西在香港從來沒有被認真梳理過。我覺得殖民文化遠比一般人所講的複雜，我們都以為殖民文化就是一個殖民地的人民被教育成了要認同殖民國，不認同自己本來的身份；我們都以為殖民文化的意思就是殖民地的被殖民者非常欽佩、崇敬、仰望殖民者；我們都以為殖民文化的意思就是殖民者把自己的一套東西帶來本地，使得本地的這個文化徹底地被改造，乃至於接近了殖民者自身的文化。這三點都是錯誤的。

香港人不認同自己是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國民的身份，有趣的是英國人也不想你這麼認同，這是香港非常獨特的地方。香港屬於後殖民地時期，當初在威海，英國人來了之後首先建了一個大型建築，這個公共建築就是法院，這是告訴當地人，我們英國人的統治靠的是這個，就是法院。你不要說我來欺負你，我來壓迫你，我給你講法的。

大部分香港人是逃難來的，但他也不願意認同這個殖民族，他認同一種文化中國的概念，而且這個文化中國的概念可以表達得非常極端，甚至激烈。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從李小龍到霍元甲，香港拍的一切武打片、武俠片我們不要忘記其中永恆不變的主題，那就是中國人用功夫打鬼佬。香港導演覺得我們中國人是什麼呢？中國就是功夫。一套傳統文化神秘的，對付你們這幫船堅炮利，真槍子彈，所以香港人是這樣的狀態。

第二點，我們以為他會仰慕西方殖民者，在香港我們有部分人會認為今天英文講得好，很是一回事，的確我承認在這點上香港被內置了一套關於語言的價值觀，覺得英文是最好的。英國從來沒有刻意同化香港，所以香港人學英文，學到英文是套工具語言，這就是為什麼香港沒有多少用英文寫作的好作家。相反你看印度這樣的地方出很多英文很好的作家，因為對他們來講英文不只是個工具，而是文化跟思考的一部分，是高雅文化。但在香港我們用中文，我們為什麼需要用英文來寫文學呢？所以你寫創作文學的頭號選擇就是你自己的語文。

最後，殖民時期香港的教育教學生中國歷史，但是彷彿把它當成別的國家歷史來教。而英國歷史他根本不教，他沒有教你效忠英女皇，也沒有教你要好好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不包括忠誠、犧牲、愛國、榮譽。那是非常獨特的一種教育，全世界不會有的。因為所有國家的教育再怎麼自由它都有一個公民教育、國民教育的部分。香港的市民理論上是最典型的市民，強調實際、利益的交易，這恰恰是香港人最核心的東西。英國的殖民造成了這個狀況，而且英國人有心有力或者是無心無力地推動了香港的這種實際的經濟掛帥的傾向。而且英國在香港實行了一套連英國都不會永遠實現的制度———所謂「放任經濟」。這些東西圍繞起來就構成了香港的價值觀。

年輕人在改變香港

南方都市報：2008年，你寫《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如今是否有些許變化？

梁文道：我想講，最近幾年變了，這個變我覺得就是香港的年青一代非常不一樣，他們更多的是橫向聯結。這是因為「九七」後香港面對過好幾次大型的政治、經濟的危機，比如說「非典」等，這麼多事件，加上香港本土越來越拉大了貧富差距，使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問香港到底是什麼？香港是誰的香港？

香港在變，香港在重新懷疑過去，而且重新定義什麼叫做香港。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面主力就是這群年輕人，這群年輕人他們不再相信過去成功模式是現實的，那個模式是上一輩的人或者我這代人好好努力唸書，好好工作、努力往上爬，你有機會又聰明遲早有一天你能上到社會最頂端。做不了李嘉誠，都做李嘉誠之二、二副手這樣的。有一個社會流動的階梯，很清楚的。但現在年輕人覺得這個階梯並不存在，就算有他也不想這麼走。他們覺得不可能，你上不去了，它已經形成一個壟斷的差距拉大的格局。然後對於政治也是一樣，香港以前的年輕人說是政治冷感，只想賺錢。但今天香港年輕人的政治性卻濃烈過以前任何一代。那麼在這個情況下這些年輕人他們會有很多橫向的聯結，所以你會看到為什麼現有好多藝術家在參加各種社會活動。

今天在香港你從事文化創作就等於意味著你必須要參加社會運動，在年青一代身上，他們整個途徑變了，在香港這幾年我看到最正面跟積極的變化就是說香港年青一代很有朝氣，很有希望，不知道前途如何，樂不樂觀，但他們想改變香港。

我該打的仗已經打過了

南方都市報：你自身的感受呢？

梁文道：我那時候的悲觀主要是集中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對香港政府跟社會，跟經濟體制的不滿，我覺得這個體制對文化從來不友善，從來不幫忙，非常糟。而且我是有對比的，因為我曾經有十幾年時間寫很多談文化政策的東西，我跟朋友們的那些談論，甚至已經影響了台灣，而香港是寸步難進；第二我是覺得香港這個地方的文化人不必要再混在香港這個地方，這一點就不是那麼悲觀的事情，我在想像一種新的空間概念。

過去香港作家，總會覺得我就是香港作家，他很少想到我可以是個住在香港的中國作家。就等於蘇童他不會說我只是南京作家，不是中國作家，他是住在南京的中國作家。我換這樣的想法意思是說，我們可以住在香港、寫香港，但是舞台或者整個心裡面想的那個空間概念是擴及到整個中國的。為什麼不行呢？誰規定說紐約作家只能是紐約作家，或者巴黎導演只能是巴黎導演，卻不能是法國導演那不是很奇怪嗎？

過去，我看很多電影獎或者雜誌選中國最了不起的十個導演，一個台灣人跟香港人都沒有，為什麼呢？是不是因為侯孝賢、王家衛就一定比不上馮小剛呢？不是，而是因為他根本沒把你算進去。所以我那篇文章要強調的一個重點就是———我們要算進去。我們要進入那個世界，但同時我也表達對香港整個主流體制的不滿，那種對它的憤怒。

我覺得今天情況沒有變，香港的政府、商界對文化的態度有一點點的進步，但其實不是太明顯。真正比較有希望的其實還是什麼呢？底下的市民百姓。就是我剛才講的那些年輕人，他們的變化，他們開出一片新天地。但是這也恰恰證明了我當年常講的一樣事情，我覺得我能夠為香港文化界做的事已經做完了，我想不到我還能做什麼，我盡力了。我該打的仗我打過了，那接下來該是下一代人去做。果然他們做到了我們當年做不到的事情，想到了我們當年想不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