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道德和倫理的回歸（政治機器的倫理元素二之一）

【am730-觀念】最近讀到台灣著名評論家楊照的新著書稿，《如果做正直的人》。這個書名嚇人一跳，因為它似乎太過煞有介事，而且道德說教的意味太濃，保守、傳統而且古老，幾乎不像是任何一個現代評論家會喜歡取用的名字，尤其不像楊照著作的書名。畢竟，是一個生活在當代社會裡的知識分子，而且受過完整的高等學術訓練，把他應該深知任何想要教化人心的努力在這個時代都會遭到無情的懷疑甚至嘲諷；他也應該曉得我們已經不再相信有誰能夠宣稱自己掌握了真理(特別是道德上的真理)，從而大膽指導別人立身處世的道理。

既然如此，何以楊照還敢寫下這一大堆文字去告訴我們，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呢？雖然他曾經有一部叫做《理性的人》的評論集，名字一樣宏大而駭人；可是這一回不同的地方在於他還用上了「如何」二字，使得這本書活似一部指南。

沒錯，一部指南。假如《理性的人》是在正面析介「理性人」究竟是種甚麼樣的人，述說他的構成條件與周遭環境；那麼《如果做正直的人》就是下到更具體的實踐層面，宣講一種應該怎樣做人的道理了。勉強區分，前者屬於「實然」的論說，後者則屬「應然」的探討。

這讓我聯想起近代哲學史中一度存在過的一對極其相關，但又明顯不同的概念區分，那就是「道德哲學」(Moral Philosophy)和「倫理學」(ethics)，這兩種關於人類實踐生活的哲學探究是沒有多大差異的，反正它們講的都是倫理道德，所以現代大學的哲學課也經常混用這兩個名詞。同樣的理論，一會兒說是「倫理學」，一會兒又說它是「道德哲學」。可是對於許多先哲而言，這兩個名詞卻有著微妙的差別。粗糙而且簡單地講，「道德哲學」關心的是更一般更抽象的原理問題，比方說「甚麼是『善』？」「道德律則應當如何證成？」以及「假如自由意志是虛幻的，人類還可以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嗎？」。至於「倫理學」，它的對象範圍就比較微觀比較具體了，例如十八世紀德國哲學家鮑姆嘉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的《哲學倫理學》(Ethica Philosophica)，裡面談判的全是「如何控制我們的低級慾望」，「如何敬拜上帝」，和「怎樣對付沉悶」等非常實際細碎的課題。我假借這個區分，用來聯想《如果做正直的人》的性質，把它界定為一部教人在這個政治秩序及社會環境急速變動的時代裡，應當如何把握方向如何沉靜思考以及如何穩定心性的「倫理故事集」。

說到這裡，我不得不再多說兩句有關政治與道德之關係的問題。首先，我們知道學術界曾經把道德排除在政治之外，純以實證的科學態度去研究人類的政治生活，並以之為政治學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