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球迷也會站在雞蛋那一邊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在高牆與雞蛋之間，球迷真的只會選擇高牆嗎？不一定，因為雞蛋也有它可敬的時刻。

上回我說：「假如這一屆世界盃殺到最後的四強是南韓、北韓、美國和巴拉圭，你會不會有乾脆撞牆死掉算了的衝動呢？」原來不會。照現在各個球隊的表現來看，真正讓人想死的，恐怕是法國和意大利在決賽會師的場面。還好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因為丟人現眼的法國隊早早就打包袱回家去了。據說在法國和南非那最後一戰裏面，絕大部份球迷都站到了南非那一邊，希望這支眾人心目中的魚腩能夠啃死那個無鬥志無士氣的前度世界冠軍。明明法國隊的粉絲比較多，明明南非是球迷比較陌生的弱旅，為甚麼大家會把感情票都投給了後者呢？理由就在於運動的本質。

一位左傾的朋友提醒我，運動賽事追求的不單是強弱之分，更是「卓越」（ excellence）。他還引用了哲學家內格爾（ Thomas Nagel）的一個著名提問：「難道平等主義者就不追求卓越嗎？」，以說明同情弱者的左派也會欣賞卓越的表現，尤其在弱者比強者更能展現卓越的時候。

文學理論家貢布列希特（ Hans Ulrich Gumbrect）在《讚頌運動之美》（ In Praise Of Athletic Beauty）裏給出了運動賽事的兩大目標。用古希臘文來講，它們分別是 agon和 arcse；前者可以譯做「競爭」，涵義豐富的後者則不妨簡單地解釋為「追求卓越」。表面上看，「競爭」和「追求卓越」的分別不大，都與比賽相關；但挖深一層，我們就會發現「追求卓越」指的不只是和其他人競分勝負，更重要的是在競賽之中「達到自己的極限」，超越自我舊有的局限。還記得多年前黎明在一個電視廣告裏說的那句話嗎？「要贏人，先要贏自己」，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了。

請注意，追求卓越可不是一個人關起門來自己跟自己打拳，它一定牽涉到他人的存在。漢娜．阿倫特（ Hannah Arendt）曾經解釋，追求卓越是一種公共領域中的實踐，沒有平等的伙伴和對手，人類就無法突出自己；不能突出自己，就無法表現出這個實踐的優越。換句話說，追求卓越的實踐需要他人的在場見證。見證甚麼？見證自己在逼近極限的時候所展露出來的那個真我。運動競賽就是這樣的公共空間，透過烈火般的試煉，一個運動員或者一隻隊伍在對手和觀眾面前義無反顧地拿出了自己的一切，在公共的舞台上綻放出最秀異最傑出的本色。

貢布列希特認為追求卓越要比競爭更優先，更能呈現出運動的美。所以我們才會讚頌南非，因為它在身價遠遠比它高出十倍不止的法國球員面前奮戰到底，超越了自己的技術局限，也超越了自己的有限經驗，從而創造出一個嶄新卻又真誠的自我。雖然它最後還是被迫出局，雖然我們都能看到它的不足，可是我們仍然景仰它對這種種不足的克服。

意志不是一場成功賽事的充份條件（所以光有意志的朝鮮是不行的），但它卻是一場卓絕賽事的必要條件（所以沒有意志的法國注定不行）。如果一個運動員能夠明智地發揮意志，盡己所能地邁向卓越；哪怕他最後失敗了，他的失敗甚至苦難也能產生別樣的審美價值。貢布列希特舉的例子是美國拳擊史上的名將鄧普西（ Jack Dempsey），這位常勝冠軍在 1926年 9月 23日那場終極對決裏頭慘被對手修理，滿鼻滿口都是血，左眼腫得只剩一條線，臉上還有吋許長的傷口。「可是當他離開賽場的時候，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沉默的群眾忽然沸騰喧叫。……他們大喊『冠軍！冠軍！』，彷彿戰敗了的鄧普西才是打贏對手的人」。正是這場賽事使得鄧普西從一個普通拳王化身為超凡的神話。貢布列希特說：「幾乎每一個傳奇拳王都要有這麼一場經典的挫敗。」

比賽就是要分出強弱，可運動永遠不只是成王敗寇。球迷喜歡屢戰屢勝的王者，喜歡擁有光輝歷史的豪門；然而，這並不表示我們不能擁戴一隻雖敗猶榮的隊伍。運動史除了是一連串冠軍獎牌的紀錄，還是一座偉大失敗者的萬神殿。馬龍和史托頓從來沒有拿過一枚 NBA冠軍指環，但我們永遠記得他倆是現代籃球史上最佳的擋切二人組；告魯夫率領的荷蘭從來沒有得過一座大力神盃，但我們永遠記得他是足球史上最有創意的思想家。不要忘記，只有戰死的武士才能進入大神歐丁的殿堂。

梁文道：紅酒加冰（二之一）

【飲食男女】英國大牌主持人摩根(Piers Morgan)也來湊世博會的熱鬧，站在外灘向英語世界的觀眾介紹上海浦東天際綫的大爆發。和所有老外拍的旅遊節目一樣，他也用上了「活力」、「動感」和「不可思議」等字眼去形容上海；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始終保持着一種冷冷的尖刻，既不忘批評共產黨政府，也不忘嘲諷暴富背後的低俗。例如喝酒，他在一家高聳入雲的酒吧裏剛慨嘆完中國新一代消費頂級葡萄酒的能力，就隨即示範他們飲酒的方法：首先把紅酒注入杯中，然後開一罐可樂倒進去，搖一搖杯子，再把這混合過的液體大口喝下。最後，他吐一吐舌，表示噁心。啊！這神奇的中國，真是「不可思議」呀。

任何懂點行情的人都能一眼看出這齣戲的虛實；在今天這個時代，在上海這樣的城市，在如此高檔的酒吧裏面，你根本不可能看到有人會這麼喝過。紅酒加冰、紅酒加水、紅酒加可樂；這全是上個世紀的事了，古老得就像中國男人頭上的辮子似的。現在哪怕你去到二、三線城市，要找這種驚嚇場面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內地每一本時尚雜誌都會告訴讀者，品嘗葡萄酒是一種文化，必須以知識、時間和金錢為後盾，馬虎不得。自重自尊的新富階層就算再沒品味，也不敢當眾表演拉圖溝可樂。

問題是這裏頭的假設；無論是摩根那惡意的恥笑，還是新生代富人的精進修習，他們都把葡萄酒文化看成是一種有待學習的高貴品味。所謂「高貴」，自以西方傳統為標準。所以這是一個雙重的過程，一重是由低往上爬的學習，另一重是自西徂東的傳佈。你愈能像西方人那樣子喝酒，就表示你的品味愈高級；如果你不按人家那一套，那麼你就是很可笑的小丑了。

這讓我想起在香港市場上盛行一時的干邑白蘭地。它曾經是任何有點樣子的婚宴都得具備的資格證明，也曾是拜年禮品中最華貴的選擇。回想當年，大家喝它的方法還真可怖，不只用它去配每一道菜，而且還要大杯大杯地乾，甚至添加冰塊。直到後來有人提醒，說它是飯後的良品，應該慢慢地小口品嘗，白蘭地的位置才漸漸被葡萄酒取代。

我們學喝洋酒的過程總是如此，永遠是先接觸東西本身，再慢慢搞懂對付它的「正確方式」。這個過程的分佈並不平均，有些人學得很快，有些人學得比較慢；於是這個過程就變成另一套區分階級和地位的判準了。那些能夠用最正確的杯子在最正確的時間去喝酒的人是高等的；那些不顧一切地往白蘭地或紅酒裏頭沖水，而且還要一飲而盡的傢伙則是不文明的，未開化的。所以我們就能畫出一幅文化品味的地圖了，法國的品酒專家站在中央，其影響再一圈圈往外擴散，抵達東亞。我們之中那些比較文明的上等人處在內圈，那些不會喝酒的老粗則在外圍。然而，任何一種文化的流傳都不可能這麼簡單，難道葡萄酒就能夠例外嗎？

梁文道：和內地朋友說香港政改（二之二）——香港政改中的殖民餘孽

【am730-觀念】財團能影響到數個界別的選情，也就更加不要說這些家族的每一位成員都還是地區直選的選民。與此同時，立法會內還有分組點票的機制，任何一項議案的通過都是多數票決，且需得分別在「功能界別」與「地區直選」這兩大傀儡各自得到半數以上的支持。它的毛病很明顯，但我們還是再舉一個例子來演示一下。比方說香港賣樓的方式一向為人詬病，廣告宣傳常常誇張不實，很多買家直到付交訂款那一刻，都還不曉得自己買的房子究竟有多少實用面積。假設今天政府提出項保護消費者的法案，意圖杜絕這些問題。再假設全港市民直選出來的那三十位議員也都很支持這個法案，全票贊成。可是到了「功能組別」那一塊，只要有十五個議員反對，這項深孚民意的議案就會被否決掉了。換句話說，全香港數百萬人意見在議會裡頭可以很輕易地被十五個只代表自己業界的議員推翻，而那十五個議員在這件事上很可能是幾個超級財閥的代言人。甚麼叫做以一敵萬？這就是最好的示範了。

為甚麼香港會有一套這麼古怪不平等的議會制度？這還得從歷史說起。歷史上除了香港，只有兩個政權實行過這套議會設計，那就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西班牙的佛朗哥。所以我們可以大膽地說，這是種深受法西斯獨裁政權與殖民帝國歡迎的制度。理由很簡單，統治者不用那麼麻煩地去討絕大多數普通公民的歡心，它只要籠絡幾千個甚至幾百個有財有勢的人，就能牢牢掌握局勢，方便得很。其次，那些有財富有地位的精英是當政者的潛在挑戰力量，這套優惠他們的辦法可以把他們變成自己的同盟，鞏固統治的基礎，形成一種名正言順的「官商勾結、精英共治」。

港英殖民政府借用了這源起於法西斯主義的策略，於是可以安心地把香港打造成一個它心目中的「經濟城市」，表面上說是為了資本主義發展才把那麼多的權益交給少數權貴；實際上卻是要方便當年想在香港大賺其錢的英商，以及曾經對其非常效忠的後起華人富豪。

這便是今日香港政改爭論的焦點了。立法會「功能界別」的存在不僅不合理，而且還違反了《基本法》所規定的「立法會最終達致全面普選」的目標。香港回歸了，港人當然有權期盼它的改變，當然有權甩脫這套加諸在我們身上的「殖民餘孽」，所以民主派才會再三要求一個全面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的時間表。九七年前，我們一度聽說這個目標將會在2008年實現的消息；然而到了今天，它卻依然是一個有待奮鬥的遠果。

那些批評香港人「以前不同港英爭取民主，回歸才開始說要民主」的內地同胞們，你們是不是該幫忙想想，為甚麼一套港英年代的不民主制度居然可以拖到回歸十多年後的今天呢？

梁文道：和內地朋友說香港政改（二之一）——何謂功能組別？

【am730-觀念】每當有關香港政制改革的新聞傳入大陸，就總會有人在網上留言，批評「怎麼香港人以前不向英國爭取民主，現在回歸了才來爭民主呢？」。每次看到這種言論，我都不知該說甚麼才好。首先，它的前提是錯的。香港人的民主運動成形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早在英殖末期，今天枱面上的民主派就已經是當時十分活躍的政治人物了。所以說出這種話的大陸網民根本就不了解香港。其次，這句話把重點放在了向誰爭取民主這個問題上面，而非爭取民主本身；似乎民主運動本身沒有內在道德價值，是非對錯全看你是在向甚麼人爭取民主。

這難道不是一種價的移位和錯置？難道香港人在回歸之後變得更加渴慕政制的民主化，就是不愛國了嗎？說來令人神傷。九七以前，有些人擔心未來的政治局面會變得更加閉鎖；但也有一部分人深信在擺脫了一百五十七年的外來殖民統治之後，我們當家做主，中國人自己施行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實在是天經地義順理成章的一件事。為甚麼香港政制改革會演成爭論不斷的艱難局面？又為甚麼反而引來部分內地同胞的非議呢？這件事錯綜複雜，千頭萬緒，我們不妨從最為人關注的立法會「功能組別」說起。所謂「功能組別」，就是香港立法會內那三十席代表不同社會界別的席次，例如「工程」、「金融界」、「會計界」、「地產界」、「商界」、「金融服務界」、「工業界」、「紡織界」和「飲食界」。這三十個界的代表和地區直選產生的三十位議員享有同等權力；但一位地區議員代表背後是數以萬計的普通百姓，而一位功能界別議員則只要搞掂業內幾千甚至一百多票就行了。

不只如此，某些界別的選民基礎還不是個人票，而是公司票。舉個簡單的例子，一位地產經紀雖然是地產業內的一員，但他並沒有選舉地產界議員的權利；真正有權投票選代表的是地產公司。比如說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實業」，它的董事局才有資格投下這神聖的票。這三十種界別到底是甚麼邏輯基礎上區分的？從來沒有人說得清楚。「商界」為何有兩個代表？也沒有人能提出合理的解釋。至於「工業」和「紡織」，「金融」與「金融服務」為甚麼會各自分開；而「教育」又不按大、中、小學劃成三張票；那就更沒辦法說明了。

我們只知道這些界別很容易形成網絡，被少數人操控。比方說「會計界」，會計這一行的主要客戶就是香港那幾十家大財團，所以「會計界」的代表在做任何政治決定之前，都不能不看後者的臉色；又由於那些財團的生意夠大，橫跨多個領域，在幾個界別裡頭都有投票權，所以有時候一個家族，就能影響好幾個界別的選情。

梁文道：球迷永遠站在高牆那一邊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六月十一日， 2010年世界盃開賽的那一天，我給朋友們發了一封電郵：「從今天開始的這一個月，我不會主動發言，也不會回帖。原因大家都曉得。請諒」。那是一群天天在網上見面的朋友，我們交換兩岸三地的政局信息，討論學術界裏的最新動向，我就像上了毒癮一樣，每晚都得在群組裏說上兩句，不說話不舒服。可是在世界盃的面前，這種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趣味又算得上甚麼呢？不到一個禮拜，我甚至就已經忘了這個群組的存在。奇怪，竟然沒人想過世界盃戒毒這一招？

我平常就有點自閉，不大見人，這時候就更有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理由了。比較麻煩的是讀書，每天用五六小時看球，剩下的時間也全都拿去分析相關新聞和資料了，睡眠可以再壓縮，工作卻不能不做，哪還擠得出讀書的時間呢？六親不認，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便是很自然的結果了，難怪每逢世界盃，身邊都會忽然湧現一大批「吹水唔抹嘴」的「專家」如我。

西班牙敗給瑞士那一夜的第二天，我和看起來應該比我內行的蘇童一起研究球迷的心理。我們的問題是為甚麼大部份球迷都喜歡西班牙這樣的大熱強隊，雅不願見到它被二三流的隊伍擊退。正是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照理說球場是塊英雄地，勝負足以說明一切，在世界盃裏能勝出能晉級的便是贏家，我們憑甚麼歧視所謂的「弱旅」，又憑甚麼力捧所謂的「豪門」。可是請設想，假如這一屆世界盃殺到最後的四強是南韓、北韓、美國和巴拉圭，你會不會有乾脆撞牆死掉算了的衝動呢？

我敢打賭，當一支勁旅碰上弱伍，百分之八十的非專業球迷都會自動站在強者那一邊，而且狂嚥口水，渴望一場慘不忍睹的血腥大屠殺（別理專業球迷，他們一定會說自己喜歡一場『對抗性』大的球賽）。有這樣一種說法：「全世界的球迷都有兩支心愛的主隊，一支是自己的國家隊，另一支則是巴西」。也許誇張，可這句話恰到好處地點出了球迷這種嫌貧愛富的庸俗心理。人家巴西是永遠的大熱門呀，除了中國，只有他們夠資格在胸前繡上五顆星；為甚麼我們還要支持這樣一支根本用不着任何人支持的球隊呢？

沒人喜歡貧富差距，也沒人想要看見恃強凌弱的殘酷場面。尤其是胸懷左翼心臟的知識份子，幾乎天生就要站在弱者那一邊。比方說村上春樹，他在耶路撒冷領獎的時候慨言：「在雞蛋與高牆之間，作家應該永遠站在雞蛋那一邊」，一時間成了廣為傳頌的佳話。不過，你要是問他：「村上先生，請問在阿根廷和新西蘭之間，你會站在哪一邊呢？」我肯定他不會選擇新西蘭。並非瞎說，這可是我的親身體會，因為我有一大票左派朋友，他們平常會在譴責富士康的公開信上聯署簽名，更會在論著裏痛陳性別之不公權利之不等；但是到了電視機前，他們卻義無反顧地替義大利吶喊，覺得任何弱者被它蹂躪都是活該。你說這是怎麼回事呢？可見足球果然是真正左派的最終試金石。

蘇童不是專業球評，但他是專業作家，他看出了這裏頭的人性之惡：「我覺得這說明了我們每一個人心底的法西斯傾向」。跪拜強者，向他交心，正如當年捨棄自由的德國人向希特勒伸出右手一樣。

於是我想起了古羅馬競技場上的格鬥士，那些文明但又嗜血的羅馬公民可曾企盼弱者的復仇？不，他們想要看到的是戰無不勝的屠夫像切西瓜一樣砍掉別人的腦袋，哪怕後者爬在地上一路打滾哀求。難怪大家都說足球是古代血祭的代替品，在這層意義上，它們確實很像。

五、六年前，一位現在已經受戒出家的好朋友告訴我，他可以過午不食，也可以不眠不休地誦經修持；唯獨足球他始終放不下，每到半夜都要想起地球另一端的比賽將會是如何的精彩。呿！足球一物，貪嗔痴三毒俱全。所以我老是搞不懂巴治奧，足球場上著名的佛教徒，傳說他隊長的袖章底下，藏着一張寫滿了偈語的紙條。他可以超脫在歡呼與噓聲之上，但他要如何克服射球的貪慾呢？

十分明顯，我還是得回到書裏去尋找這一切問題的答案。當然，那是七月十一號之後的事了。

梁文道：懷舊裏頭的假記憶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記憶是不可靠的，就連關於食物的記憶也不能例外。

幾乎每一個有點年紀的人都曾抱怨某種食物今不如昔，例如一碗碗仔翅，一塊白糖糕，一串辣魚蛋，甚至一包薯片。我們總是喜歡說這個東西的味道不一樣了，從前它是多麼地美好，如今卻變得寡淡無味；總是回憶小兒時代的零嘴，然後慨嘆其真味之不存。我讀前輩食家的著作，發現他們原來也時常發出這種議論，指斥食物水準的日漸低落。這類描述甚至可以一致追溯到明代。如果事情真是這樣，那麼我們就可以總結出一條歷史規律了：整個人類的飲食文明其實是段不斷退化的歷程，「一代不如一代」起碼在食物的層面上是項絕對的原理。

然而這是真的嗎？難道明朝的飲食一定差過元朝，今天的主婦做菜就一定比不上孟子他娘？當然不可能。我並不否認食物水準會有一代不如一代的現象，甚至相信它在很多方面都是事實的寫照。如今香港傳統街頭小食之貧困，絕對是有客觀證據支持的，而且我們還能舉出許多很具說服力的理由；比方說老區的消失，租金的飆漲，還有葉一南兄所說的「沒要求」。可是，會不會有這麼一種情況，我們只是單純地被自己的記憶蒙騙了？

專門研究「偽記憶」的美國心理學家羅夫托斯（ Elizabeth Loftus）曾經做過一項非常著名的實驗。她找來一群大學生，要他們填寫一份飲食經歷及習慣的問卷，其中一條問題是：「請說明你吃過士多啤梨雪糕之後生病的經驗」。收回來的問卷顯示絕大部分受試者不只沒有這麼奇怪的經驗，甚至還很喜歡士多啤梨雪糕。一個星期之後，研究人員召回參加實驗的學生，分別告訴他們電腦已經深入分析過那些問卷，指出他們童年的記憶原來並不可靠，其實他們真的試過吃完士多啤梨雪糕之後就很不舒服。研究人員還引導他們回憶事發的經過，要他們回想那一年自己幾歲，和甚麼人在一起……。然後，他們被要求再填一次和上回一模一樣的問卷。這一回，羅夫托斯發現七十一個原來否認自己吃了士多啤梨雪糕就生病的學生裏頭有二十四個改變了答案。他們現在真的相信自己有過這種經驗，並且開始討厭士多啤梨雪糕，想起它就作嘔。

羅夫托斯還做過很多組類似的實驗，每一次都能在一些受試者腦中植入虛假記憶，使他們真心相信自己喜歡或者不喜歡的某種食品，而且他們還說得出有關經驗，往事歷歷在目，仿如親歷。

或許我們對某些食物今不如昔的感覺也有這種類「偽記憶」的作用。並不是它真的變味，並不是我們小時候吃到的一定要比現在好；而是我們如此相信。我們如此相信，是因為每一個人都這麼說，每一份傳媒每一個食家都在引導我們「記起」童年嘗過的好滋味；哪怕我根本沒有這種體驗，哪怕我兒時甚至根本沒試過他們所說的那種東西。

懷舊是種無人可以免疫的病，人類歷史有多長，這種病就存在了有多久。它不是記憶，它是一種對待記憶的方式。它總是讓過去比現在美妙，有時候還會創造出一個不曾存在的過去。所以我們的飲食文字才會呈現出一副不停倒退的面目；如果它是真的，那麼尼安德塔人一定比我們會吃。米芝蓮密探要是回到石器時代，肯定家家戶戶都要拿三星。

梁文道：書單的無盡壯美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幾年前和一位長輩茶敍，他見我來時手上兩袋子書，便順手接過去看看，翻了一翻，他似乎只是為了說點什麼，客氣地問：「你看書看得挺快吧，你猜這堆書要多久才看得完呢？」我說不知道，他微微一笑，然後開始和我討論一個我從未認真思考過的問題。原來他仍然會逛書店，只是不大買書了。因為他粗略估計，以他的速度，這輩子大概只能再看兩百四十多本書了。時間不多，他必須很小心地計劃，不是非看不可的書就絕不再買。因為每多一本新書，就表示要從那份生命倒數的書單上剔走一本老書。

我知道這種書單，很多人都曾跟我說過。先去估算自己的壽命，再衡量自己閱讀的速度與效率，二者相乘，便能得出一生的讀書總量了，就像買保險一樣。這位前輩讓我震驚的是他如此認真，而且精細，竟能真的算出兩百四十這個數字。這樣子的書單好比一盒火柴，讀完一本劃掉一根，直到最後那根火柴燃盡，你這與書為伴的一生也就熄滅了。縱有再多的好書，這個世界縱有再多的好風光，也都不再和你有關。恍如過早脫隊的遊客，你把看不完的美景留諸身後。

或許是還沒到達那個開始倒數的年紀吧，感覺不到這份壓迫，我依然興緻勃勃不知終點地籌劃自己的待閱書目，並且時常參考人家開的書單。例如布倫（ Harold Bloom）在《西方典律》（ The Western Canon）的附錄裏開列的那一份，從巴比倫史詩《吉伽美什》一直到 Tony Kushner的《天使在美國》，恐怕有過千本他老人家心目中最最重要的經典（裏頭還包括了《追憶逝水年華》這種大概要花兩個月才能讀完的大部頭）。

我愛看書單，從小就愛。因為每一份書單都能讓我看見自己還能踏入多少個未知的界域，讓我覺得這個世界一點也不無聊；而每一份新的書單又都能提醒我，自己以前的視野是何其狹隘窄小。難道我不知道自己不可能窮盡世上所有的必讀書目？難道我不曉得自己不可能看完這些書單上的每一本書？不說別的，光是布倫那份浩瀚似海的經典名錄，我就知道這一輩子注定是要有漏有憾的了。但我不管，不是為了彰顯人類超越局限的意志，以有涯之生逐無窮仙藏。相反地，是因為我們都有局限，所以才會拜倒在無限面前。

艾柯（ Umberto Eco）可能是今日整個西方世界讀書最多的人，近年挾其駭人學養連番炮製了三冊圖文並茂的概念史鉅著。頭兩本分別論美論醜，我雖佩服他的廣博，但沒讀出什麼新意。只有最近這一本《清單之不盡》（ The Infinity of List）才叫我大開眼界。照樣是取材豐富地編選了你聽過和沒聽過的文本段落，和你見過與沒見過的圖畫相片，但這一回他明顯地放足了心力，因為他要處理每一個愛書人都會碰到的最切身的問題。

在他看來，任何清單皆不脫兩大範疇，一是實用的，如菜館餐牌、購物清單與派對賓客名錄；一是詩性的，如中古歐洲的「聖母美德錄」，沒有人知道那裏頭的每一種美德究竟是什麼意思，可是這份名錄讀起來很好聽，本身就有不錯審美價值。實用的清單實有所指，上頭的項目可以盡數；詩性的清單則不一定要指涉世間實存的東西，羅列出來的事物也不一定要有其盡頭。不過，在某些特殊的時刻，實用的清單一樣可以很詩意地去讀，使之生出美感。

這種美，便是康德所說的「崇高」或者「壯美」。按照艾柯的詮釋，康德那句名言，仰望星空，使人心敬畏，指的就是夜空中。怎麼數也數不完的星星，令我看到了感官所不可得的無限，想像所不能及的超越。那是「一種不安的愉悅，使我們感到人類主體性的偉大，竟能企盼一些我們不得擁有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荷馬在《伊利亞德》裏數算的希臘群將，米開朗基羅在西斯汀教堂穹頂上的壁畫，皆有無限清單之美。他們寫的畫的是有限的人名與軀體，可是他們想用這有限之數接引你抵達無垠之邊，聯想那不勝想像的遼遠與壯闊。

書單亦復如是。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書目是看得完的，理論上甚至它列出的書也是看得完的。然而，正如天上星辰，雖有限之數，便足以激發出一個渺小讀者的怖懼，以及屈服。

最後，艾柯擷取了卡爾維諾《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的這一段，堪稱書目中的書目：為了在書店中尋找一本書，你經過那些「你不需要讀的書，為了閱讀之外的目的而製作的書，在你打開前就被讀過的書，在寫作之前便已存在的書……那些如果你有另一世生命便會閱讀的書，可惜你的日子有數；……那些你應該要讀的書，那些你必須先讀的書，那些因為太貴所以你必須等待的書，那些你可以向其他人借的書，那些每一個人都讀所以你也應該讀過的書……那些和你這一刻所做的事有關的書，那些因為放在手邊會很方便所以你想要的書，那些你會放在一旁所以夏天可以去讀的書……」

梁文道：祭祖的甜點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香港還是可愛的。這一期專欄我晚了一天交稿，因為六四。六月四日那天，我發了一條短訊給編輯，問他「今天有特殊情況，我可不可以明天才交稿」。結果他回覆：「明白今天情況特殊，明天等你」。甚麼都不用多說，大家心中有數。就像我坐進的士說要去維園，司機大佬馬上收到，連態度都特別好。別看今年的六四集會有十五萬人這麼多，其實還有更多更多的市民雖然身不能至，但也彼此心照。所以每一年靜坐，我都會在心裏自作多情地把他們那一份也坐上下，儘管我不認識他們。

我猜每年的這一天一定是大坑和炮台山一帶食肆生意最火爆的日子吧。集會開始之前，走進每間餐廳都是人山人海，而且身上衣著不脫黑白二色。集會結束之後，人潮回湧，小食店和甜品店生意好得要把桌椅開到人行道上；再一次，大夥身上的顏色還是黑與白。我們把「黑白分明」用最形象的方式鋪演到了大街之上。

那是種很難用言語說得清楚的感覺，不知道為甚麼，我硬是覺得這種時刻坐在這些食肆的香港人特別友善特別可愛。在門口外面排隊的人不急躁，一臉安和；在麵館那狹窄和潮濕的走道上擠出擠進，難免要撞到別人甚至踩到人家的腳，可是沒人生氣，相反地他們微笑以報。任何一個人提出搭枱的要求都不會遭到拒絕，所有原本坐得好好的食客都願意騰挪出更多空間。自古以來，同桌吃飯就意味着大家關係密切，所以我們都不太喜歡和不認識的人搭枱。可是這一晚不同，雖然我不真的認識你，但我從你出現的時機與地點，從你身上的衣物，以及你的眼睛認出了你；你係自己友。

偶爾你會聽到有人在另一張桌子上大聲慨言，痛斥「劉遵義可恥」，「超錯就超錯啦，起乜春錨？不知所謂」。就算你不隔桌搭腔，你也會會心微笑；抬頭再看，整間餐廳裏頭每一個人也都掛上了同樣的笑容。

這多少有點奇怪，明明大家是為了悼念而來，何以氣氛如此安祥，空氣中甚至帶了一絲微溫的甜意呢？說穿了也是自然，這就像一個大家族的後裔，經過長年流佈遷徙，四散至各個不同的地點，彼此終於漸漸斷了音信。忽然到了十年大祭的日子，一下子連遠至萬里之外的子子孫孫也都回來了。大家互不想說，可是就在開往墳頭的路上，你看到對方手上提了一隻紅紅的乳豬，他看到你揹了一袋水果；「啊，原來你也是……」，「是的，我是，你該不會是……」。是的，我們都是，我們都是同一群先人的後代。血濃於水，大家又怎能不在距離之間感到一股特殊的親切？每逢忌日，我們彼此相認，發現我們共同的根源。

今年這一天，我們去吃甜品。流過汗水，冰涼的甜食分外可口。不，應該說是每一次的集會與遊行之後的小吃都是特別好吃的，理由我無法解釋。再等一會兒，我們就要去中文大學迎接民主女神像了。於是我想起十多年前的忌日，我們護送國殤之柱去香港大學的那個晚上。經過數小時的焦急、吶喊，甚至身體上的碰撞，我們終於突破了港大校門的閘口。啊，那是個多麼美好的晚上呀，我們一路走在斜坡道上，一路興奮高唱《 We Shall Overcome!》。清晨，十幾個同學不捨散夥，反正沒人睡得着，乾脆一起去飲早茶吧。吃了甚麼我都忘了，只記得那頓早茶大概是我人生中最歡快的早茶之一，每個人臉上都勝利的光輝，毫無倦容。不曉得是誰惡作劇，打電話叫醒一個昨晚說自己太累了所以要回家睡覺的朋友，用我們凱旋的故事來恥笑他，好讓他知道自己錯過了甚麼。他聲線朦朧恍惚，不敢置信地問：「真的嗎？」。大家簡直笑翻了。

今年，這位朋友再度缺席，因為他在大洋彼岸當教授了。感謝互聯網，他一整夜跟蹤大家的行程，直到民主女神像安然豎起的那一刻，他留言「 Damn proud of my hometown!」；你完全可以想像他拍案而起的興奮模樣。他又錯過了我們的甜品消夜，可是不打緊，因為我們都認出了他，他也認出了我們。縱然隔了一座太平洋，我們始終是同桌的祭祖人。

梁文道：我想嫁給富二代

【am730-觀念】《共產黨宣言》的作者恩格斯曾經預言，未來的婚姻將不再和金錢與權力相關，而是純粹愛情的產物。那個「未來」，當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消滅之後的未來。可是不知道是否因為資本主義始終存在，而且沒有半點快要消亡的跡象，金錢與權力仍然與婚姻共存，你儂我儂，難分難解。或者我們還可以換個角色思考，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說的，婚姻自古以來就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制度，也許是氏族間的交易與結盟、家族財產繼承的必要手段，也許是歷史上居於弱勢的女性尋求保護的方式；但它從來都不能只是婚姻雙方自由戀愛的結果，因此恩格斯想像的那種未來，可能真的只是一種幻想而已。

基本上，完全只在乎兩人之間自由選擇的那種婚姻才有可能實現，愛情導致婚姻的連鎖關係也才終於被大家確認下來。根據這種還很年輕，但又好像很自然很正常的婚姻觀念，婚姻應該以愛情為前提，而愛情則是超出言語不可量算的神聖關係。然而，我們又為甚麼還要講究「理想對象」並為之開列條件呢？而類似於傳統相親的徵婚，為甚麼又會在今天的中國大行其道？這讓我想起前陣子相當惹人爭議的一組調查，它告訴我們廣東有六成女大學生理想對象是「富二代」少爺。於是許多人就斥責時下年輕人唯利是圖了，就像慨嘆電視劇《蝸居》的女主角甘做「二奶」一樣，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明證。

這幾年聽得太多女孩子攀結權富的故事，我也覺得有些困惑，為甚麼我在資本主義社會香港就很少聽見這類說法呢？那些女孩要不是在職場中認識了和自己層級差不多的同事，就是早早在校園裡締下了大半生的姻緣，所謂「嫁入豪門」，往往又不過是娛樂雜誌裡的話題，而且說的時候還不脫一絲嘲諷的語氣。再想深一層，也就釋疑了。像香港這樣的地方，如果婚配雙方的收入都不太好，人脈也不太廣，他們還是勉強能過得上起碼的日子。有病不一定看得起最好的大夫，但公立醫療價廉物美；孩子上不起最貴的學校，可義務教育是真正的義務，只要成績好，不用負債不用走後門也能一路上到大學；遇到甚麼麻煩，執法單位和司法體系算是公正，你不必太過擔心自己人微言輕；各種社會福利制度一定比不上最發達的地方，然而大家也不至於要用一場婚姻解決父母親友的養老生計。

也就是說，儘管愛情和婚姻的必然關係只是一種理想一種傳說，但有些地方還是可以為它的實現提供一些物質與制度的條件，例如香港。相反地，假如這是一個贏者通吃的社會，那麼婚姻就很有可能會回到以前那個時代了，成為一個人力爭上游的主要渠道；又假如這還是一個男尊女卑，性別權力分布極不平等的社會，那麼女孩想要「往上嫁」的動機就更是情有可原了。

再假如我是一個接受調查的內地女大學生，說不定我也會回答：「我想嫁給富二代」。

梁文道：呃人嘅納米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前幾年，「納米」這個名詞還很新鮮，於是市面上出了一大堆納米產品，甚至納米食物，弄得大家頭昏腦脹不辨真假，於是這股納米潮也就終於緩緩降了下來，不再流行。沒錯，當時的納米食品多半都是幌子，可這並不表示納米科技和食物完全無關。其實，真正的納米食物正在實驗室裏逐漸成形，說不定很快就要進入我們的廚房，被我們拿到食桌上了。

所謂「納米」，英文叫做「nanometer」，乃一種長度單位，是一米的十億分一。而「納米科技」(Nanotechology)則是研究在納米這麼規模微小的規模底下，物質會有甚麼特性，各種設備又該如何設計的學問。把納米科技應用在食物上的最大好處就是「騙人」，因為我們飲食的經驗全在感官層面，而納米技術則能藉着對食物的改造，微調我們的感官。舉個簡單的例子，譬如說鹽，它之所以讓我們覺得鹹，是因為鹽粒的表面碰到了味蕾。假如我們能把鹽做得非常細小，小到納米那麼小，那麼同等重量的一撮鹽的表面面積就會變得更大，也更容易讓我們嘗到鹹味了。也就是說以往你炒一盤菜要下足兩匙鹽才覺得夠味的話，現在你只要用一小匙納米鹽就能得到同樣的效果了。

根據 5月 22日的《新科學人》(New Scientist)雜誌，將來我們甚至能夠戲弄「飽」的感覺，一丁點雪糕就可以讓人覺得自己好像吃了一大球似的。

要瞭解它的奧妙，我們首先要知道甚麼叫做「飽」。平常我們總勸人吃飯「八分飽」就好，是因為等到你真覺得夠飽的時候，你實際上就已經吃得太多了。「飽」這種感覺其實是「迴腸煞車」(O ileal break)的結果。意思是食物一直擠到了迴腸，然後迴腸對大腦發出緊急信號，告訴你「夠啦！夠啦！」。我們在吃肉和雪糕一類的高脂肪食品時容易得意忘形，一吃就過量，原因是那些脂肪被包在一層蛋白質裏面就像小球一樣，那層球衣往往一到胃部和十二指腸就全部化掉，根本來不及抵達迴腸。於是科學家開始研究延遲那層球衣溶解的辦法，令它們一直拖到迴腸才忽然爆炸，使我們在那一剎那覺得感到飽足。如此一來，你會比以前少吃了很多肉，但照樣覺得滿足。

簡單地說，只要在納米層面改造食物，就能讓人吃少一點鹽也吃少一點肉，但又完全不必犧牲口舌的享受。自此之後，健康飲食就不再是寡淡無味的同義詞了。說到底，納米食物始終是種騙人的玩意；因為人類真是一種為了感官而活的動物。

梁文道：何謂「政治中立」？（影片+報章摘要）

【明報】94 年哲學系畢業的梁文道形容校方「政治中立」的理據反智，他說，中大所有一年級學生需報讀的思考方法課程，以「不可帶政治眼光去思考問題」解釋政治中立的定義， 「校方今次卻以政治眼光思考擺放民主女神像的問題，完全違反政治中立，自相矛盾」。

梁文道：政治中立理據反智

梁文道表示，高錕於六四後登報譴責北京政府， 「但今天的校長（劉遵義）所為侮辱了前人的努力……為何劉遵義只留在中大數個月都不放過我們？簡直是恥辱！」

中大校園過去數十年來一直是學生對社會表達意見之處，由支持88 直選、爭取六四學制、悼念六四事件到抗議遴選校長等，數以千計學生罷課集會，75年畢業的周錫耀指，以往即使在校外參與爭取民主運動時被捕，校方亦會出面幫助學生，但校方今次卻阻止學生擺放神像爭取真正的民主，令人悲憤。他又形容劉遵義是「九流校長」，對他絕對失望。


【蘋果日報】中大畢業的作家梁文道昨向劉遵義和一眾大學教授講解何謂真正的「政治中立」，是校方不以帶有政治眼光判斷有關學術及師生活動等問題，拒絕接納民主女神像的決定正正違反了這原則。

劉遵義應辭去政協職位

梁文道昨出席中大學生會記者會時表示，中大崇基書院很久以前已有一套大學修學指導的相關課程，內容清楚解釋何謂政治中立，套用於今次事件，就是校方不以帶有政治價值的眼光，判斷教授訂立的課程內容、校內師生活動等，「校方今次就係用政治價值眼光去做呢個決定」。

中大曾頒發榮譽學位予現任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梁文道說，「校方話係唔理佢嘅政治立場，只睇佢商業上嘅成就，都仲勉強算講得通，但係呢次唔得」。


【am730】梁文道昨亦力挺學生立場，痛斥校方行為「可恥」。他指在大學層面所謂的「政治中立」，是「去做判斷時，不可以帶有政治的眼光。依家不讓民主女神像入中大，正正帶有政治眼光判斷。」他又指，平反六四已成香港人的核心價值之一，他認為要捍衛下去，尤其在大學裡，「大學是任何一個社會中，言論自由的最後堡壘，去到大學這一步，已是萬萬不可以再退。」

梁文道：「領導」——一個人類學家的初步觀察（下）

【am730-觀念】可是，我們千萬別以為這種信仰是信徒對神祇無比崇敬的那種虔信之心，不，它不是。中國人不會把「領導」當成值得尊重的偶像，他們只是相信「領導」的力量；就像相信太陽明天一定還會從東方升起一樣。這是種單純的對事實狀態的認定。尤其重要的是，雖然「領導」具有異乎尋常的力量，能夠在社會運轉的正常規則之中，造出一系列缺口(中國人管這種力量叫做「特權」)。但他們本身絕非一種凡人不可及的神聖存在；相反地，你從人民到「領導」之間有一道可以通行的軌跡。就像中國常說的，「將相本無種」，人人都有上升成為「領導」的機會。而且這是一條漸進的階梯，透過不懈的努力與經營，一個普通人也可以晉身「領導」階層。一開始是小領導，法力有限；慢慢地他就能拾級而上，化身為比較高階的大領導，擁有更廣泛的技術和更強大的咒語。

真的，「領導」能夠只用語言施術，比方說，偶而你會發現一個人開車超速，被交通警察截了下來，這個人自己未必是甚麼了不起的領導，可是他只要打一通電話，然後把電話交給那位交警，後者的臉色就會產生戲劇的變化，似乎話筒的彼端傳來了甚麼令人震動的聲音。這時候你就可以斷定電話的另一邊是位領導，他剛剛對這個交警施咒了，於是一瞬間改變了整個局面。

由此可見，你不必把自己變成「領導」，有時候你又需要具備「領導身邊的人」這種曖昧的身份，「領導」的力量就會自然籠罩在你的身上。我們不妨大膽推測，「領導」的力量是一團氣場，大小級別不同的領導各自擁有大小不同的氣場。級別愈高，這位領導就能投射出更強的力量，把那個氣場的半徑放得更大，籠罩住更多的凡人(以及一些級別較低的領導)。所以一般中國人就有兩種不同的生涯規劃了。要不是立志當「領導」，就是去當「領導身邊的人」。

萬一你兩種都做不成，活得非常卑微，你也可以在某些特定場合得到安慰。試試盲人按摩，那裡的每位按摩師都會把你尊稱為「領導」。而且中國人天性善良，喜歡讓他人心情愉快，所以有時候明明你不是任何一家公司的領導，餐廳的侍應也會「X總」「X董」地喚你(「總」與「董」是某些級別領導的別稱)。如果你真是一位領導，人們則會在稱謂中自動替你升級，比如說將「副局」的「副」字去掉，使你在這一刻感到更高級別領導的自在。說到底，這畢竟是一個與人為善熱愛和諧的民族。

梁文道：「領導」—— 一個人類學家的初步觀察 （上）

【am730-觀念】假設你是一個人類學家，對中國國情完全無知，現在卻偏偏要來中國做田野調查，想要瞭解這個社會的種種面貌。那麼你也許會注意到一個非常特別的詞彙，中國人常常把它掛在嘴邊，用它解釋各式各樣的事情。哪怕有些事情聽起來非常地不可思議，但只要一說出包含了這個詞的任何一組句子，大家就會默默接受，覺得它完全可以理解。從這個角度來說，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詞指的很可能是某種超自然的力量，猶如天命，又像業報，再詭異的狀況，都能用它說得明白。可是仔細觀察，你必將發現它指的，其實不是一種超出非物質的魔力，而是一個人、一群人，或者一種人。這個詞叫做「領導」。

「領導」是很有力量的，就算你看不見它，它還是可以實際地影響你的生活。比如說去一個風景名勝遊玩，道上車水馬龍熱鬧非凡，你堵在半路動彈不得。奇的是放眼望去，前面的十字路口明明空曠得很，怎麼大家就是不開車呢？按常理，中國人本來這時候是該要鼓譟的了，不過他們卻表現得還算平靜。原來是有「領導」要來「視察」，所以必須封路。一般中國人都不會繼續追問為甚麼領導視察就必定要封路，在他們看來，這是個用不著問的問題。

中國人特別相信「領導」，覺得「領導」無所不能。就算班機延誤，所有乘客在飛機上呆坐了一小時，只要機長廣播說目的地現在實施航空管制，也許你身邊的人便會衝口而出：「可能有領導正要起飛或者降落，也可能他正趕著上機。」甚麼？為了一個人的方便，竟然要那麼多人陪著等？這些人裡面說不定有的正要趕回來去開一個緊急會議，有的甚至趕著回來看望病重的母親呢。當然，這不一定是班機延誤的真正原因。但重點從來不在一位領導是否真的有權令一班飛機停在地面，而在於有人居然真的相信領導做得到這種神奇的事。換句話說，「領導」這種人的魔力並不只是來自於他們真實擁有的能耐，還包括了大家對他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