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個讀書人——專訪梁文道

【鳳凰博報】文-本刊特約記者 一盈

梁文道得了甲型H1N1流感，來內地前先在香港被隔離了一個星期，緊接著氣管炎發作，又拖了好一陣子。

見到他時，病已大愈。依然喝很濃的黑咖啡，每天只睡5個小時；依然每天讀一本書，見縫插針寫文章。

抽菸。不是香菸，亦非雪茄，而是自己動手捲菸絲。取一片煙紙，捏一撮煙絲，熟練地搓捏成條。燃起，一根接一根抽。

光頭，黑框眼鏡，白衫，黑服，幾乎已經成為標誌性符號。不吃麥當勞，不穿耐克鞋，眾所周知的兩大怪癖亦只是一種習慣，與趣味無關。

溫和謙遜與尖銳犀利和諧並存，是這位「鳳凰名嘴」留給多數人的印象。

現實中的他非常溫和、認真，邏輯性強得令人驚嘆，似乎不能算作一個有趣的人，距離《鏗鏗三人行》裡坐在竇文濤身邊那個妙語連珠、妙趣橫生的他，差很遠。

去年是《鏗鏗三人行》開播10週年。採訪中，主編鄒倚天把梁文道、許子東和竇文濤比作節目的「鐵三角」，坦承很多即興話題不敢交給面生的嘉賓，非要這三個人坐在一起才能指望聊出世態百相。

然而網友們則認為：與許子東的博學多知相比，梁文道顯得輕鬆俏皮；與竇文濤的俏皮滑稽相比，他又顯得博學開闊。他身上洋溢著中西交融的獨特氣質。

20世紀70年代初，梁文道出生在一個篤信天主教的香港家庭，卻在台灣跟隨恪守中國傳統文化的外公外婆長大。

校訓為「四維八德」，四書等儒家經典更是爛熟於心。然而天生極具懷疑精神，反叛不羈，打架，尋釁滋事，直到今天，胸口依然有少年時拳頭棍棒的「紀念」隱隱作痛。

曾經嚮往當神甫，差點進入黑社會。「惡名昭彰」，以至於台灣中學紛紛將其拒之門外。

無奈回到香港，「假裝歷史是清白的」。曾經，在一次示威遊行中，激動之餘，他竟脫下褲子坐在痰盂上與警察對峙。於是在香港文化界，他被戲謔為「一脫成名」。

其實早在「成名」前，梁文道便在香港《信報》發表評論，初出茅廬，四處與人筆戰。當編輯打電話約稿時，才知道這位驚動波瀾的筆者竟只是一位少年，年僅17歲，還在讀中學。

從少年輕狂到中年不惑，「專欄作家」這條道路，他一走便是二十多年。今天的他，是15家以上主流媒體的專欄作家，從香港到內地甚至馬來西亞，話題涉及劇評、藝評、書評、影評、文化及政治評論。

1998年與「鳳凰」結緣，先後主持《鏗鏗三人行》《開卷八分鐘》《文道非常道》。他溫和而不失銳利，以一種獨特的文人氣質成為不折不扣的「鳳凰名嘴」，為節目注入濃烈的文人氣質及思想。

他看重讀書，焦灼於都市裡的文化沙漠：「我們這個城市（的人）是不讀書的。或者讀書卻不敢承認，在家裡偷偷摸摸讀《尤利西斯》，然後在地鐵裡被迫拿出本《一分鐘經理人》，以免被人當做怪物般恥笑。」

為了推動公民閱讀風氣，2001年，梁文道在香港一處廢棄的動物檢疫站開辦「牛棚書院」。書院不提供學歷、文憑或者專業資格，只為開闊視野。2006年，梁文道與友人共創「上書局」，並且創辦《讀書好》雜誌，每期6萬冊，免費贈送給讀者。

他夢想有一天，人們把追求知識當做嗜好，沒有特別的理由，只為「好玩」。除了專欄作家、節目主持、出版社社長、書院院長、雜誌主編，梁文道還擔任大學客座講師、綠色和平組織董事、劇團董事、多家NGO顧問等職，甚至積極參加小區運動、反戰等不同形式的社會運動。

兩年前，他在老碼頭靜坐，抗議政府的無理拆除；繼而又在老街道靜坐，為拆遷住戶爭取最大的權益。他形容自己是一種「介入的旁觀者」的姿態，面對極權、威權等民主「怪獸」，很難做到沉默，只不過現在少了少年時的輕狂，多了一份沉著理性。

採訪中，談及民生，他數度沉默，看得出在努力壓抑感情。置身於香格里拉豪華酒店裡，內心很難平靜。數年前，他曾經策劃過一個展覽，為那些在大型公共建築施工中死亡、傷殘的工人設立紀念碑，紀念工人的血汗，要求提高對工人的合法賠償。

「那一陣子，我很難過，走進很多大樓，都會感覺樓裡有靈魂。」

「而今呢？」

「今天當然不會了，我還沒有那麼大的慈悲心。」他坦白。

一直在向「慈悲喜舍」靠近。人說四十不惑，然而他卻有越來越多的困惑，關於人生，關於自我。兩年前，他從哲學走向宗教，皈依南傳佛教。每年擇出固定時日去寺廟清修，坐禪行禪，過午不食，斷絕一切塵冗，專心禮佛。

「現在我們已經這樣認為，將來歷史也必會如此記載，梁文道是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代表之一。」香港作家鄧小樺如此評論。

2008年，他當選「時尚先生」；2009年，他謝絕了某雜誌評出的「中國青年領袖」這個頭銜。

提及層層光環，他一笑置之，只願意把自己界定為「讀書人」，以讀書為「志業」。「志業比職業重要多了，當你有志業時，這種志業會給你一種責任感。」

還有，那塊藏書印「為己之學」，他樂意與你共享出處，那便是孔子所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今天的讀書人與古代是不一樣的。在古代，讀書人是一個身份，需要自己來主動承擔一個讀書人應該做的事情。」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要做的事情太多，或許會死得很早。」他常常開這個玩笑。

鏗鏗十年，閒聊十年

一盈：雖然你在香港聲名卓著，但在內地，知名度的提升依然是通過《鏗鏗三人行》。機緣是什麼？

梁文道：其實在香港我也沒有什麼名氣。1998年至1999年間，我的一個好朋友馬家輝把我介紹給竇文濤，但文濤一開始沒有同意，感覺我長得太醜了。後來談一個日本漫畫的話題，因為他看過我寫日本漫畫的文章，而身邊能講這個題材的人並不多，只好又把我找去了。然後有觀眾說，哎呀很好，找了一個看上去像一休的人來講日本漫畫。

一盈：目前這個節目做了11年了，去年竇文濤調侃自己是「一個話嘮的10年」，你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梁文道：變化是很大的。剛開始這個節目給人的感覺還是誨淫誨盜的，很多黃段子。記得有一次我們在中環吃飯，有幾個從內地過來的大款模樣的人，走過來大讚，你們這節目好啊！然後又貼著竇文濤的耳朵小聲說，好看，夠黃！（笑）

那時可能是嘉賓組合的關係，都喜歡講些男女情愛、色情段子。後來慢慢地，尤其這兩年來北京做了之後，不知是不是受了北京氣場的影響，就變得越來越憂國憂民，談些時政話題，只是偶爾還會回到那種黃段子風格。

但無論是黃還是嚴肅，無論嘉賓來來去去多少，基本上都擺脫不了一種輕鬆聊天的氣氛，是真正的清談。據我所知，這也是中國最長壽的談話節目。曾經一度有很多台也學著做這個節目，但總好像做不長。我看那些節目，感覺他們太有準備了，好像有一個劇本或者講稿，但我們真的是閒聊。

一盈：竇文濤、許子東和你被稱為「鐵三角」。

梁文道：我在「鳳凰」十年，和很多同事不熟，坦白來講，也不喜歡和別人打交道，但和竇文濤卻是很要好的朋友，許子東也同樣。所以三個人坐在一起，自然就有默契，完全可以在入場前才想好聊的話題，然後坐下來開聊。甚至聊到一半，感覺話題無聊，忽然又換一個話題聊。還有一點很重要，我們三個都很習慣去聽對方說話。我想很多談話節目沒做好，甚至包括我們請一些嘉賓上來，感覺不太舒服，原因就在這裡。今天這個國家能說的人很多，但能聽的人很少。而一個談話節目不在於能否找到一群很能說的人，他們必須還能聽，否則談話就變成訪談了。

我們到底應該跟隨哪一套常識

一盈：除了節目主持人，你更令人關注的身份是「時評家」。不久前，你指出目前中國正處於一個「常識稀缺」的年代，引起很大爭議。

梁文道：這種稀缺不是指沒有常識，而是講我們的常識是斷裂的，或者說我們有兩套常識，使得任何一套都沒辦法完好運作。比如我們都知道，要上好學校必須成績好。但我們也知道，上好學校成績也可以不重要，重要的是父母有好的社會關係。還有，如果你去醫院做手術，已經繳納醫療費了，醫生就會把手術做好。但我們也知道，如果不塞個紅包，可能還是有風險的。再比如說，搞一場地震的紀念活動，在我看來，主角絕對應該是當年受災的群眾，然而事實上，他們總被圍在紅線之外，沒有機會說話，沒有機會發聲。這到底是符合常識還是違反常識？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對不對？到底我們該跟隨哪一套常識來辦事呢？

一盈：你認為呢？

梁文道：我不敢說。我只是把問題提出來，希望大家都來關注，如此而已。這類問題如果不清醒認識，下一步路就不好走了。

一盈：你生於香港，長於台灣，復又回到香港，而今卻通過內地時評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產生巨大影響。有沒有想過，或許恰恰是你這種特殊身份使然？

梁文道：我知道有一些人認為，是不是因為我住在香港，所以能夠寫出內地同行不敢寫的話來？其實不是的，因為大家所看到的我的文字都是在內地報紙發表過的。我想重要的不在於你能不能寫，而在於你看沒看到我寫的那些問題。或許恰好因為我不在內地生活而看到了一些東西，感覺很特別。就好像魚在魚缸裡游水時，它是不知道自己在水裡生活的，只有外面的人才知道。我等於在魚缸外面，看到魚在游水這個事實，然後講給魚聽。

一盈：可我們也說，子非魚。

梁文道：很正確。我仍然擔心並困擾我有沒有和本地人同樣充分的觀點與視野。儘管如此，我不認為就不能寫。比如今天中國老百姓經常談論美國、伊朗時事，但我們也不在美國、伊朗居住。另外，判斷一篇文章的唯一標準是，它能否從所描述的事實，依據它的材料，推導出它的結論，而我力求每篇文章背後都有足夠的支持。

筆是工具，不是武器

一盈：最近正在關注內地的哪些問題呢？

梁文道：很多。比如剛又發佈了一個調查結果，說中國富人人數又上升了，已經超越英國排名全球第四位了。今天《中國日報》頭條講的是金融海嘯對中國富人完全沒有影響。可是我們都知道中國貧富分化的程度是越來越大了，為什麼在如此狀況下，積累起財富的那幫人仍然能夠持續積累，而窮困的人卻越來越窮困？

一盈：面對現實，你是否會有憤怒？

梁文道：我不太憤怒，會難過。你需要同情那些弱者與受害者，需要有同情心去理解這個社會上各種力量的矛盾，以及它們背後的需要。但是不能憤怒，因為憤怒很容易遮蓋你的理智，會令你失去同情心。

一盈：筆，算是武器了？

梁文道：它是工具，不是武器。武器是要傷人的，我不喜歡傷人，只喜歡跟人溝通，去談一些問題，想想該怎麼辦，而不是攻擊。

一盈：你是2008年的「時尚先生」，作為公共知識分子，這是個很明星式的頭銜。

梁文道：歷史上很多公共知識分子都是明星，比如左拉、喬姆斯基、羅素……我看不出明星與優秀公共知識分子間有什麼必然關係。「時尚先生」範圍很廣，有學者、藝術家、政治人物、商人……選舉是一個國際慣例，不在於這個男人的樣子、穿著、生活習慣怎麼樣，而在於一年內是否值得被提出來，而且他們選我時，有一個很仔細的說明—「年度意見領袖」。

時間不是不讀書的理由

一盈：由於你的特殊身份，相信你經常感受到台灣、香港以及內地的文化差異。

梁文道：很多。我不覺得台灣與大陸的差異很大，反倒是香港與它們的差異很大。比如台灣與大陸都會有很明顯的身份階級意識，大陸常用「領導」，台灣常用「長官」，而香港人很少叫老闆「總」，會直呼其名，比較沒有這種階序意識。另一方面，台灣是一個比較沒有恐懼感的地方，無論日常媒體還是公眾空間，大家背後的壓力、負擔不太大，而大陸的負擔就很大。在很多方面，台灣比大陸更古典，有很濃厚的人與人之間的溫情與潤澤。一般飲食場所、路邊攤，人與人的相處客氣舒服。以前北京也這樣，如果去琉璃廠買書，店家不會一進門就談生意，會先送茶煙，讓你看會兒書。香港也比內地更古典，因為香港人對某些傳統的禮數更講究。

一盈：你的新書書名為「讀者」，遺憾的是，現在的讀者越來越少了，太多人不讀書，甚至提出「讀書無用論」。

梁文道：「讀書無用論」的根本不是讀書無用，而是他們想要一些很確定的「用」。我們越來越不願意做一些事先無法預知結果的事情，我們希望一切都能事先計量好。讀書能改變人，但這種改變無法提前預知航程。可能你滿懷期盼讀某種書，最終發現你沒有獲知太多。的確，你需要冒這種險。但就算讀書真的無用了，我們也講「無用之用」。世界上很多東西原本看來是無用的，但就是這種「無用」，有時候帶來的用處是意想不到的，讓你充滿快樂。

一盈：大家都說沒有時間讀書，可我想最忙的應該是你了吧。

梁文道：是啊，因為我忙著讀書啊。時間其實是排序的。說沒時間讀書，是因為在他的生活中，讀書不是一件真正重要的事情。他也許覺得出去聊天、聚會、按摩、唱歌、上網更重要，做完這些事後，自然沒時間讀書了。

一盈：聽說你兩年前皈依了，這麼忙，還有時間修行嗎？

梁文道：修行也和讀書一樣，跟忙不忙沒有關係，而取決於你把它看得多重要。如果不忙，我可以花1小時來坐禪；如果忙，我可以吃飯時修行。比如我經常一個人吃飯，不看書，不看報紙，不看電視，專心吃飯，一口一口慢慢吃，察覺到每一口的細節，這就是一種修行。所謂修行，就是講究「正念」，是非常清醒地知道自己每一步、每一刻都在幹什麼。依照這樣的講法，走路也可以修行，說話也可以修行。

一盈：皈依對你的改變大嗎？

梁文道：當然有，但坦白來講，並不很大，因為我用的力氣不多，不夠精進。

一盈：想達到的狀態是什麼樣？

梁文道：太簡單了，每個佛教徒都想涅槃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