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回到台灣的我（《我執》台灣版自序）

曾經，幾乎每一個香港寫作人都渴望在台灣出書。因為那意味著更優雅的書籍設計，更專業細緻的編輯效果，更大的市場，以及更佳閱讀品味群體的認同。尤其像我這種曾經在台灣住過，和此地有特別緣分的人，「回台灣出書」是一個回到伊甸園般的反覆出現的夢。可是我必須坦白告訴台灣的讀者，這樣的時代也許已經過去了。

如今，說起台灣出版，我們首先想到的是誇張的翻譯書名。例如我剛剛讀完的《暖化？別鬧了！》，它的原名是《Cool It》，意思是要大家冷卻發熱的頭腦，不要一窩蜂地以為碳減排便是對付全球暖化的唯一方法，可台譯本的書名卻容易讓人以為作者根本要否定氣候暖化的事實。相比之下，大陸版將它譯作《冷卻》，雖然不夠噱頭，但是老實得多。不知道為什麼，在書店裡看著那些名目離奇的台版翻譯書，總會讓我想起現任加州州長阿諾．史瓦辛格，因為他在台灣放映的每一部電影都要加上「魔鬼」二字，比方說「魔鬼孩子王」。

書市艱難，我完全理解並且同情出版界的良苦用心，他們希望每一本書都能在店面裡喊叫：「買我吧！買我吧！」於是台灣的書籍帶來了一場華文出版業的小革命，那就是為每一本書加上腰封，上面有十個以上的名人「強烈推薦」、「熱情支持」，洋洋灑灑蔚為大觀。書愈是賣得不好，就愈是不能靜悄悄地躲藏起來。終於，「試讀本」也來了，我不知道這會不會是下一個華文市場的潮流。

我是一個在台灣長大，足足住了十五年的「老人」，但卻是台灣書業裡的新人，所以返故鄉隨新俗，也要麻煩一些朋友「強烈推薦」。為難了他們，讓我覺得很過意不去；同時，我也由衷感激他們的勉強；感謝。

雖然我說了這麼些不大中聽的話，好像很不願在台灣出書似的，可對於回台出版這件事，我真正感覺到的卻是慚愧。這慚愧就像胡蘭成見那鄉下來的髮妻去他任教的中學找他時的感受，是種老小說裡豪傑賽箭正中靶心時所暗嘆的那一聲慚愧，是種讓人瞧見本來面目的慚愧。台灣是我的來處，也是最不會把我當回事的地方。由於媒體工作的緣故，我在香港坐計程車會被司機問起特首該不該辭職的問題，在北京的飯館裡吃飯偶而會被人索要簽名以及合照；只有台灣，我可以在街上逛了一整天，但沒有半個人會多瞧我一眼。請別誤會，我不是故發那套「名人」的感慨，欣喜地上終有一處可感凡人的輕鬆。恰恰相反，這種輕鬆使我更沉重，因為我在這裡必將退去所有原不屬我的光環，我要真真正正地照見自己。而這自己曾經如此細微，現在也是；曾經如此不堪，如今亦然。死後的審判如果存在，裸身之人終於要面對天父之時，想必就會感到這份慚愧。

在電視上天天露臉，在文字中日日獨白，久而久之，你必將投射出一個形像。它或許招人喜歡，或許令人厭惡；或許會引出一群日日關心你最新動向的粉絲，或許會惹來一批什麼都瞧你不順眼的批評者。然而，我始終困惑，他們所喜所恨的那個梁文道究竟和我有何關係呢？我是否應該為觀眾的讚美而暗自歡喜，又是否應該為他們的辱罵而憤怒？就像一面鏡子，也許我會把鏡中影像錯誤地當成我自己。可是，我們又有誰能不透過鏡子來完整地建立自己的主體呢？

《我執》在大陸出版之後，許多論者都認為它是某種意義上的自傳。「自傳」恰巧是我一直很感興趣的題目，因為我一直不太明白為什麼有些電影的導演大家明明不認識，但大家都能肯定那部片子是導演本人的自傳（比如侯孝賢的「童年往事」）；有些小說的作者明明不是讀者私下熟悉的朋友，但大家竟能讀出作者本人的經歷（比如駱以軍的一系列作品）。我不否定這些判斷的真確，我只是好奇這些判斷的依據。既然我們並不熟識侯孝賢與駱以軍，那麼能夠使我們感到那些作品的「自傳性」的，必然就是一些特定的效應了。那或者是一種腔調，一種修辭，一種喃喃自語的聲音，那是文本的「自傳效應」。不是別的，就是文本的「自傳效應」能使人斷定這份文本是個自傳。既然它是種效應，想必它也可以營造，可以擬仿。

我在說謊嗎？我寫了二十年的評論，長期束縛於評論不得說謊的規則，深深明白(身為某種散文作者的)評論者絕對不能在文章裡頭虛構自身經歷的律則。如果你說你在高鐵裡目睹了一件奇事，打算用它支持你的論點，那它就必然得真真正正地發生過，否則你就犯上不道德的重罪了。換句話說，起碼在評論裡面，我寫出來的每一個「我」都真的是我，包括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我」字。

至於《我執》，我把它當成是一趟清理自我問題的療程。當然，積壓了這麼多年的疑惑，不可期待畢其功於一役。如果它有點感傷，也許是因為我有時候真的很感傷，於是把我讀到的一切讀進感傷；又或許是因為我讀到了很感傷的東西，不得不把自己整個人都讀進去，就像小時候看瓊瑤，你非把自己想像成是個患上末期癌症的貧家子不可。如此鋪衍，這個我就只能不斷蔓延擴大了。說來說去都是我，這不是「我執」是什麼？

說到最後，我還要感謝我的編輯曾文娟和李麗玲，她們的認真、細心和客氣簡直嚇人，原來這就是台灣出版業的水準。這個島嶼始終有著全華文世界最優秀的作家群體，最富經驗的編輯，於是，我滿懷慚愧地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