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革命的來臨悄無聲息（達爾文，生日快樂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倫敦的林奈學會舉辦了一場也許是科學史上最古怪的論文研討會。這天傍晚，三十多個聽眾無精打采地聽完了論文宣讀（也有人說是二十多個），沒提意見，也沒有問題，好像甚麼都沒發生過似的，散會之後便各自回家，完全不像世界即將改變，一股風暴就要襲來。在他們剛剛聽到的論文裏面，其中一篇是彼時遠在摩鹿加群島寄回來的〈從原始形態探究異體不確定地分異傾向〉，另一篇則是達爾文《物種源始》的概要。也就是說，這一天他們目睹了演化論的正式登場。

「為甚麼會這樣？」美國科學作家大 衞．奎曼（ David Ouammen）在他的《完美先生達爾文》（ The Reluctant Mr. Darwin）裏問了一個很多人都想問的問題。他的答案是華萊士和達爾文都沒有提到令人敏感的「演化」這個字眼。而「另一個聽眾沒抓到重點的理由，也許是他們從未問過自己『一個物種如何變成另一個物種？』這個達爾文和華萊士正在回答的問題。」看來他倆關心的問題太過超前，乃至於時人根本聽不懂他們的解答。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雖然從前沒人能像達爾文這樣精巧系統又佐以大量實證地構築過演化論的框架，可是生物演化的想法老早就出現過了。在法國人拉馬克之後，各種版本的演化思維更是層出不窮，蔚為風潮。我們甚至可以說「時代精神」已經走到那一步了，只待有人承擔起宣示它具現它的責任，讓演化論水到渠成地敞露成形。否則，我們又該如何解釋事情的巧合？為甚麼達爾文和華萊士這兩個身份和經歷完全不同，彼此也從未見過面的人會在地球的兩端「同時」提出相近的想法呢？

今年適逢達爾文兩百週年誕辰，市面出現了許多種達爾文的傳記以及演化論的歷史，我挑了好幾種回家細讀，不是湊熱鬧趕時髦，而是因為我一直對這段歷史十分着迷。那裏頭有太多令人神往的細節，你可以從科學社會學的角度分析達爾文與華萊士在「演化論之父」這個頭銜上爭端，也可以懷念紳士科學家的最後霞光；還可以具體進入達爾文的個人生活，瞭解他如何在背棄了信仰之後還能坦然接受至親的死亡，與一位虔誠的妻子共渡生命的結局。當然，我們還能回到那個總是叫人浮想聯翩的問題：一種觀念是怎麼出現的。

關於這個問題，傳統上有兩種進路。一種是傳記，深入考掘一個主角留下來的文檔，從他的生平言行看他孕育和孵化觀念的艱苦歷程，看他如何一步步推導出震動世界的想法。另一種是老派的觀念史，以抽象的觀念取代具體的活人，分析一個陳舊的觀念接引出一個新觀念的結構，似乎思想者只是完成思想的工具。

看達爾文的傳記，我能體會他緊張的情緒，因為他在自家的花園裏養育鴿子，培育植物，秘密地探究着一個不敢輕易示人的爆炸性學說。這個負擔如此沉重，使得他總是苦於胃痛（他甚至要在研究室裏闢設一個洗手間，方便嘔吐）。看演化論的歷史，我能感到抽象力量的壯麗，它要來的時候必定要來，就算沒有達爾文，它也會扶起華萊士，叫後者完成那恍如命定的功業。演化沒有目的，問題只在於演化的單位是甚麼，是基因還是個體？觀念的散佈亦可作如是觀，是人在傳佈演化的想法，還是演化的「瀰」（ meme）在利用人呢？對於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晚上那些聽眾來說，這一切也許只不過是學術史上不值得注視的細微變異；正如我們偶而在街上看見一個目光如隼相貌精奇的人，但不知道他可能就是一支新族群的祖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