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730-觀念】十月一日是吐瓦魯(Tuvalu)的國慶。1978年10月1日，原名「埃里斯群島」的九個環狀珊瑚島正式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獨立建國。這個南太平洋島國的面積只有26平方公里，在全世界排名第229；它的人口不超過一萬一千人，是全球人口第二少的國家(僅次於梵蒂岡)。吐瓦魯地勢平坦，最高的地方也超不出海平面四米；所以有人開玩笑說，這個國家的面積，在每天海水漲潮和退潮的時候都是不同的。
這個國家不像馬爾代夫，沒有甚麼觀光產業，更沒甚麼值得稱道的土特產。它的名氣幾乎全部來自近年流傳甚廣的一個傳言，那就是它將成為全球第一個因為氣候暖化，引致海平面上升，而被迫全民撤離國土的國家。雖然該國元首曾經否認有這個需要，但許多國際組織還是把它列作瀕危名單，建議它必須採取移民行動。
吐瓦魯的故事，是環境風險倫理學的經典個案，因為它的國民於當前的困境，幾乎不用負上任何責任。這個國家太窮，土地太貧瘠，不要說工業了。它根本連農業都沒有；你說它每年能排放出多少噸的碳呢？吐瓦魯的國民都是傳統的漁民，既沒有從事甚麼惡化氣候的行業，也沒享受到多少現代物質文明的好處；但他們卻要比任何人都更強烈地感受到全球暖化的威脅，這個低度發展的國家，要比所有發達國家更早承擔氣候變化的後果。
這就牽涉到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不斷強調的「風險公平」了。如果說傳統工業社會的公平問題，是利潤應該怎麼分配，那麼現代風險社會重點就是如何公平地分配風險。他在新著《風險中的世界》(World at Risk)裡言簡意賅地陳述了全球環境危機中的主要矛盾：「社會位置和社會決策責任，從具體時空之中的分離，引致陌生人群成為可能的物理及社會傷害的對象」。也就是說，一代人幹了一些事，後果卻是下一代人的事；甲地的人做了一些決定，風險卻由乙地居民承受。
從這個角度來看，環境問題還是一個正義的問題；破壞環境的人可以從這個過程裡得到一些好處，但部分的惡果則落在那些連好處都沒怎麼撈到的無辜人民身上。這種情況公平嗎？
2009年9月30日星期三
梁文道：他人的國慶（誰來埋單二之一）
2009年9月26日星期六
梁文道：以水代酒（試水二之一）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不喝酒之後，我改喝水。在餐廳點菜，常常留意他們供應甚麼樣的水，選擇多不多；因為我聽說真正的喝水達人都懂得用不同的水來配菜，而我決心往這個方向發展。可惜再好的菜館在水這個環節上也都不太講究，通常除了水喉水，就只有帶氣和不帶氣等兩種「 house water」。於是我只好放棄像點酒一樣點水的奢望，等有空的時候自己買一堆水回家品嘗。
水當然是有味道的，而且差異很大，所以懂茶的人特別在意水和茶葉的搭配之道，為不同的茶葉配上不同的水。可是如果你就這麼淨飲，你能分得出眾多瓶裝水的差異嗎？就算你大概分得出來，你能仔細描述它們的品質特性？記住每一瓶水自己的風格嗎？
雖然品水漸成潮流，前幾年香港還開過一家標榜喝水的水吧，但是這股潮流的發展還遠遠未到成熟的地步。我們沒有葡萄酒那麼法定產區分級制去嚴格界定水源，也沒有一個羅伯•派克去為每一種水打分，我們甚至對形容水味水質的標準術語都還沒有共識。所以大部分人只能憑最粗淺的第一印象去決定自己要買哪一種水，而第一印象的來源只能是廣告和包裝。
因此近年的水商莫不以極大心力去製造水瓶，務求其造型搶眼，能在芸芸競爭者中突圍而出。首作俑者，當屬挪威的「 VOSS」。它的瓶身是一個直直的玻璃圓柱，上面沒有任何招紙，只刻了銀灰色的字樣；低調、簡潔，而且純淨。它的蓋子也是銀灰色的，直徑與瓶身相當，所以整體看來是順滑無縫，非常摩登。於是「 VOSS」一度成為潮人至愛，是本地高級超市裏取價最高的水。
問題是它的味道如何？它真是市面上最好喝的水嗎？我們可不可以用試酒的方法來試水？遮蔽它們那些招牌上難以發音的異國名字，擋住它們爭奇鬥妍的瓶身設計，只用我們的口舌來一場盲試呢？我決定自己做一次小實驗。
從超級市場離開的時候，我覺得自己真能體會到送水工人的辛苦，十來二十瓶的水加起來大概有十公斤重吧。收銀員的表情告訴我，我可能是她見過最愚蠢的人，居然用幾百塊錢去買水，這筆錢要是換成一瓶不錯的意大利酒該有多好？我不管這麼多了，只是使出平日搬書的力氣把它們運回家，送進雪櫃等待真相大白的那一刻。
試水的細節就不必提了，只有一點：試酒的時候大家用水漱口，試水的中途我們又該用甚麼東西去再度活化自己的味蕾呢？答案是水。根據 finewater.com的指引，我特地準備了一瓶「純水」，用它來清理上一款水所留下來的感覺。坦白講，這個過程讓我覺得自己是個白癡，同時我相信任何一個如此試水的人都該去諮詢心理醫生；不信的話你自己試試看連吞二、三十杯水的感受。尤其在結果出來之後，我更加肯定自己的愚笨；那位超市收銀員的眼神不止是偏見的表現，她一定早就知道了事實。
2009年9月23日星期三
梁文道：誰是國慶的觀眾？
我想像不到世界上還有哪一個國家的國慶會像我們這樣，只准歡笑不准哭。
龍應台在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裡面大篇幅地記述當年國共戰爭的殘酷，結果立刻變成禁書，大陸官方全面封殺它的消息，連做好了的書評和報道也不准出。據說理由是「國慶是喜事，怎能出這些煞風景的東西呢？」。
幾乎所有媒體都準備好了六十年歷史回顧的特輯，可「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和「文革」這些「負面」的東西要不是消失得無影無蹤，就是被放到邊緣的一角，聊作點綴。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六十年是一場勝利接著一場勝利，一個成就接著另一個成就。而成就和勝利就是國慶關鍵詞了，彷彿這個新中國從頭到尾都歡樂太平得很，沒有人失蹤，沒有人受害，更沒有人莫名其妙地命喪黃泉。
官方當然不至於否認那些「負面」事件的存在，只不過它不願意你在這時候提起它們。為甚麼？大概還是那個理由吧：「國慶是喜事，怎能出這些煞風景的東西」。
基於同樣理由，國慶期間，當下發生的任何醜聞和任何不幸事件最好不要多談，更不能妄加評論。如果你相信媒體是世界的鏡子，相信媒體忠實客觀地反映了一切現實中存在的事物；你大概會覺得中國的運氣實在好得太過離奇，中國人的愛國心實在強烈得太過誇張。就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做六十大壽，所以天災不見了，原來要上訪的農民也不上訪了；甚至連歹徒都暫時良心發現放大假不幹壞事了。這叫甚麼？這就叫做天與人歸，海清河晏。
不只如此，我們還要表現出我們的歡樂，你自己躲在家裡頭偷樂是不行的。於是二十萬人要好好綵排大遊行，盡量讓人得他們是自發的群眾，打從不要露出任何強迫與苦練的痕跡。
可是，這一切到底是做給誰看呢？土地被霸佔的農民知道國慶不能還給他們應有的權益，失業的民工曉得國慶不會幫助他們找回打掉了的飯碗，新疆的漢人明白國慶不會自動療愈民族之間的傷口。
至於一般日子過得還行的百姓，也不太可能相信前述問題都會在這兩個禮拜裡得到解決吧？難道是為了政府？是為了國家領導人？莫非他們不知道「負面」是怎麼不見了的？莫非他們真以為十三億人民都很配合，要訴苦的變成了讚頌，要怒吼的變成了大笑？不會吧？
2009年9月20日星期日
梁文道：告別革命，死者復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三之一）
國慶為甚麼要閱兵呢？或者更直接地問，閱兵的意義到底在哪裏？
兵者，兇器也。在一片人工製造的歡欣氣氛之中，把一隊隊坦克和可以運載核彈頭的導彈送進張燈結綵的大街，難道大家就不覺得詭異甚至荒謬嗎？當然，我知道標準的答案一定是閱兵能夠展示國防的力量，而保證人民的生命安全正是國家存在的基本目的。
可是這個國家根本就建立在一連串的戰爭之上；它不只是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而和平誕生的機構，它還是一具透過無數殺伐才得以穩定執政的戰爭機器。為了達成保護人民的目的（比方說保護人民不受外國侵略），它得先屠戮人民；如此弔詭，如此難解。
所以怎樣定位 1949那一年所發生的事，便成了一個很緊要的問題了。如果把它看成「革命」，那麼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罪惡了。儘管是罪惡，但你還是有辦法解釋，因為它到底是場革命嘛。例如，你可以描述一個革命前的黑暗狀態，把它形容為水深火熱的地獄，然後陳說革命之必要，與戰爭的不可迴避。你還可以挖掘出一條和平路線曾經有機會實現的證據，然後控訴國民黨拒絕和議，堅持用兵的殘酷及愚蠢。雖然並非全無可議，但這樣一套革命論述大體上還是能夠勉強地解說那種弔詭的情境。沒錯，國共戰爭那三年是死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可那是革命呀，為了建立一個美好的新國家，不得已，總得有人犧牲。於是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能以龍應台所說的「勝利者」形象，心安理得地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面，檢閱它勝利的原因了。在這個意義上，快樂地閱兵不只不荒謬，反而很正當；因為當年的戰爭是正義的，眼前的武力也是正義的。我們正義，並且凱旋，你就算興奮得跪倒在裝甲車前，也沒有人會怪你變態。
不過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因為 1949那一年還可以有別的說法，比如「內戰」。我覺得大陸這幾年越來越流行「內戰」這套論述是很不可思議的，因為「內戰」和「革命」不好並容。內戰是一國之內不同武裝力量的交戰，雙方搶奪政權，彼此敵對仇殺；然而，這畢竟是同一個國家裏頭自己人的事。革命就不同了，它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它要徹底推翻過去一切的邪惡與腐朽；革命者和老政權完全是不可與共的兩端，判然分明。
如今用「內戰」代替「革命」，目的自是為了兩岸統一。大家打了半天，可到底是自己人起閧，正所謂「渡盡劫波兄弟在」，兄弟倆千萬別以為打完一場架，就連血緣關係也斷了。所以南北戰爭打完，美國還是原來那一個美國。
有些論者喜歡用南北戰爭比較我們的內戰，覺得人家到最後大團圓結局很好，雙方彼此尊重，敗軍之將李將軍至今還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粉絲遍及北方。怎麼我們就不行呢？
因為我們的內戰在某程度上還沒有結束，也沒有人投降，它延續變形為一種不動聲色的敵對狀態。就說是革命，它也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長期革命。而且我們始終繞不過那個問題；它究竟是內戰還是革命？只有「內戰」才能支持雙方和解，並且必將統一的道理。只有「革命」才能說明為甚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新中國，而今年是它建國的六十週年。它們的矛盾在於如果你接受革命論述，你就必須承認對手不是兄弟，你和他沒有關係，他是和你全然不同的老怪物。你還得考慮是不是要繼續「解放」對岸的大業；如果不，你要說明對方已經不腐朽了，而你自己原來也不革命了。
以「內戰」代替「革命」，你該如何解釋自己的新穎？失去了「革命」那種看似天然的道德光環，你在內戰中殺了那麼多人又還有甚麼道理可講？死者不再是讓政治理想大放光明的燃料，而是「兄弟倆」奪取大位過程中的無辜寃魂。
2009年9月19日星期六
梁文道：開齋
每次去馬來西亞，都要事先做好增磅的心理準備。東西那麼好吃，其中一個原因大概是當地人不忌豬油，於是就能炒出香港久違的那種味道，令人忍不住大開殺戒，從早吃到晚。可是看看當地的朋友，幾乎沒一個胖子，這又是怎麼回事呢？仔細觀察，便能發現他們其實吃得很節制，不像我們，到了彼邦便如餓漢，恨不得把一輩子的東西都吃回來。
我沒遇過不喜歡馬來西亞食物的香港人；但是更準確地講，其實我們喜歡的是馬來西亞華人的食物。至於信奉伊斯蘭教的馬來人怎麼吃，一般就不甚了了。就拿我自己來說吧，雖然每年起碼要去大馬兩次，可至今為止，我連一個馬來人朋友都還沒交到，自然就不曉得那豬油以外的世界了。
最近一次，正好碰上伊斯蘭的齋月。按照規定，在這個月裏頭，每天由日出到日落，所有穆斯林都必須嚴守禁食的傳統，不止不吃東西，就連水也不能喝。於是中午時分，街上就難免顯得比平日清靜。可我依然被朋友領着，廢寢忘餐地吃；心裏偶爾會閃過一絲內疚，畢竟這是齋月呀。
伊斯蘭曆法的九月（ Ramadan）是個神奇的月份。在這個月裏，阿拉首次把《可蘭經》賜給人類；也是這一個月，穆斯林相信阿拉還先後賜下了《摩西五經》和《新約聖經》。很多人都把這個月的禁食叫做「 Ramadan」，這是不精確的，真正指稱禁食的阿拉伯文是「 Siyam」，本意休息。
對肚滿腸肥的富裕現代人來說，每年禁食一個月，確實是很不錯的休息，讓吃累了的身體喘一口氣，就像最肥沃的田土也需要休耕一樣，是種符合自然規律的行動。然而，如果只把齋月看成是調劑腸胃、清理肥油的良機，那就太過侮辱齋月的真義了。
穆斯林在齋月裏頭不止禁食，還要禁絕吸煙、性愛，乃至一切容易引人墮落的肉體需要。犧牲生理的滿足，是為了磨煉出自律而堅忍的情懷。禁食根本是一種靈魂上的行為，外在的行為只是信徒轉向內心的表現。所以伊斯蘭的「蘇非」派甚至主張最嚴苛的「禁食」；他們認為一個穆斯林應該盡量清除雜念，在這個月裏只想着唯一的真主，不詛咒、不中傷，心中不存惡意，甚至遠離一切口出妄言的人。所以奉行這種禁食的人在齋月之中是沉默的。
我在機場候機的時候，正對着特設的祈禱室，眼看一位位穆斯林魚貫進入，脫鞋淨身，神情肅穆，就不禁感動起來。好穆斯林的虔敬真是不可思議，他們一日五次的祈禱在這段時間裏格外神聖，每一個人都比平常更專注更嚴謹。「天堂有道門叫『拉樣』（ Rayyan）。唯禁食者能從那道門進入天堂」。
有一個朋友是新科議員，他使我和我所不認識的那些馬來人拉上了間接的關係。那晚我們一群人約好吃河魚大餐，惟他一人晚到，因為這陣子他天天都要為了打好群關係而應邀參加馬來人的「開齋」。日落之後，「昏禮」（ Maghrib）之前，穆斯林就可以準備吃他們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頓飯了。這位朋友先和他們一起參加「開齋」的儀式，然後才能趕來我們的盛宴。那麼，「開齋」要怎麼開呢？
先知說的很清楚：「如果發現椰棗，應以椰棗開齋；如果沒有椰棗，就以水開齋。因為水確實是純淨的」。所以他們就在用餐之前，喝幾口清水，然後口含棗子，慢慢咀嚼，讓那股天賜的香甜與清鮮的淨水緩緩喚醒沉睡了一整天的臟腑。這該是個莊重的歷程，不應狼吞虎嚥，顯示出急切的飢渴。你看大自然裏的動物都不用節食，只有人類才會暴飲暴食；禁食提醒我們慾望的誘惑可以多麼強大而可怕。
我們的晚飯以有名的「福建麵」結尾，色濃味重。一個剛剛和一群穆斯林開過齋的朋友就坐在我身旁，我不能不感到一點沉淪過後的內疚。
2009年9月18日星期五
梁文道：做農夫好過當總統（解甲歸田二之二）
沒有人會懷疑華盛頓的品格。只不過後來的史學家要比一般的神話製造者更加關心細節,也更敢於提出一些比較合乎常人理性的判斷。比如說華盛頓當年勸服軍官那經典的一幕,通俗史傳總把他說得神乎其神,如今大部分學者認為那他精心安排的演出,從戴眼鏡到摸紙條等諸多小動作,莫不在其計劃之中。華盛頓的神話之所以在中國流行了那麼久,當然在於我們國家的現實。論者往往以其功成身退的事跡比對(或者暗嘲)吾國馬上治天下的傳統。結果往往過份誇大了華盛頓的人品,把它變成一個不可以常理度之的「真英雄」,卻忽略他有總統不做,有軍隊統帥不當,偏要回家做農夫的實際理由。
回顧美國的建國史,除了華盛頓之外,告老回家種地的英雄其實還大有人在。比如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他在競選連任失敗之後,也是立即以平民身份離開剛剛落成的白宮,回到家鄉的莊園過那一邊寫回憶錄,一邊在田裡勞作的平靜生活。
這並不是因為那一代人都視功名利祿如糞土,更不是因為他們全都是堯舜的聖人,而是也們都共同沐浴在一種源自英格蘭,卻又帶上了北美清教徒色彩的文化。早自十七世紀開始,英格蘭富豪就以「鄉紳」為畢生追求的最高人格型。不管一個人在城裡做了多大的買賣,辦公室的陳設有多豪華,他都會渴望鄉間的田園生活。在那裡他不只擁有一座寬敞舒適的大宅,還要加入一種社群生活,他必須贊助教堂的裝修,出任地方上的治安推事,然後受到鄰里的尊敬,甚至成為上議院的議員。早年的美國就繼承了這種理想,再加上清教徒對勞動的推崇,醞釀出那種既要當地主又要親身投入勞動的北美鄉紳文化。
約翰.亞當斯直到晚年都還試圖爬上房頂親自鋪瓦,華盛頓則驕傲地向來客展示他設計的改良犁具,而湯馬士.傑佛遜更是傾盡全力規劃他夢中的大學,要為本州子弟牟取福利。喬治布殊在當總統的時候就喜歡回自己的莊園休假,對記者表演他伐木的身手;退休之後,他更是樂不思蜀地呆在老家,每天帶著小狗漫步度日。這也是早輩鄉紳文化的遺產。對這些人來說,即使從政是人生高潮,也不必然是唯一值得追求的事業。
何必說美國呢?中國一樣有自己的鄉紳傳統,源遠流長。民國總理唐紹儀晚年竟然出任老家中山縣的縣長,如今傳為佳話,那是因為大家都忘記了他的「古典」作派;在他看來,這只不過是地方員外替鄉親辦點事罷了。我們覺得他高風亮節,自覺我們佩服華盛頓那批人的淡泊,是因為今天這個時代萬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除了當官,不知道還有甚麼更美好的生涯選擇;如果當官,那就只許上爬不可回頭了。
2009年9月17日星期四
梁文道：華盛頓的神話（解甲歸田二之一）
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曾經向美國來的畫家本杰明．威斯特(Benjamin West)打聽：「華盛頓打贏了我們，現在他打算怎麼幹呢」？後者答道：「喔......聽說他將返回他的農莊。」國王大吃一驚，不禁感慨：「假如真是這樣的話，他將是世上最偉大的人」。獨立戰爭勝利之後，華盛頓主動辭職，解甲歸田。後來他當選總統，兩屆任期之後，堅拒再選，終於回到讓他魂縈夢繫的農莊。這經歷不只是美國的政治圖騰，讓他們確認自己相信的政治價值，它在中國更是被人抬到了一個「異國堯舜」般的神活高度。清末的小說雜誌是啟蒙平民的重要工具，其中的《繡像小說》便曾在聯載的《泰西歷史演義》裡加油添醋地寫過這個故事。
話說獨立戰事一畢，眾將士要求「論功行賞」，且卻擁立華盛頓將軍為王，鬧得不可開交。華盛頓只好涕淚縱橫地勸說大家：「嗚呼！我等所以捨一身之幸福生命，出死力而奮鬥者，為此無聲無臭無影無形之自由耳。今也不勝區區憤激，忍令既得復失，毋乃淺疎太甚！嗚呼！諸君休矣，別妻子，離父母，非往日之苦耶？冒鋒鏑，犯霜露，非往日之苦耶？至今日而已成之局，曾不少自護惜，必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而後快，則神聖之軍隊，無異自由之公敵矣。」結果，「華盛頓這番言語，說得將士們個個慚愧無他，大家都伏地請罪」。於是一場險要發生的兵變就這樣被華盛頓的偉大人格消弭於無形了。
這個神話我們直到今天都還沒寫完。以書寫美國經驗著稱的林達如此形容這一幕：「這時，華盛頓將軍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來，要求給大家唸一封議員的信。他手持信紙，卻讀不出來。軍官們漸漸靜下來，請等我戴上眼看著他們的統帥在一個口袋裡摸摸索索，找他的老花眼鏡。他只是輕聲地說：『先生們，鏡。這麼些年，我的頭髮白了，眼神也不濟了』。一瞬間，軍官們以滿腔怨憤支撐起來的激昂情緒，突然崩潰。現在，將軍也老了。他就站在他們面前，不是為自己，而是在為一個他信奉的原則祈求自己的部下：不要用武力威脅文官政府的議員。那些從戰爭開始就跟隨華盛頓的軍官，突然有人開始失聲痛哭」。然後，林達下了一個意味深長的評論：「......歷史上的許多領袖，幾乎是本能的嫻熟運用自己的聲名，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在歷史記錄中，這是華盛頓將軍利用自己的威望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替新生的美國做出的第一個選擇：不要國王的專制，也不要以槍桿子維持的軍政權」(林達《如彗星劃過夜空》)。
2009年9月13日星期日
梁文道：目錄
古人治學，先窺目錄，為的是弄清楚每一本書的位置，在茫茫書海裏頭確定方位，度量遠近。所以目錄學就像星圖一樣，是種非常管用的工具。當然這裏所講的目錄不是每一本書前面都一定要有的篇次指南，而是記述諸書書名和要旨的那種書目。漢代劉向、劉歆父子奉命校書，寫成《七略》。《隋志》說：「劉向等校書，每一書就，向輒別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敍而奏之」。這便是最經典的目錄了。用大白話講，意思就是為每一本書撰寫簡介，說說這本書的作者是誰，理清這本書的版本傳承；更重要的，是扼要點出它的內容精華，讓讀者在還沒真箇讀書以前就先知道自己讀的是甚麼。
讀書先讀目錄，你才不會一頭栽進紙堆，迷失方向。相反地，你會很清楚自己現在站在哪裏，走了多遠，前面又還有多長的路。你不會只讀了一本《植物學入門》，就以為自己已經成了植物專家，因為你知道同樣的書還有不少，更深入更專門的書更加是在所多有，汗牛充棟。所以我猜測傳統的讀書人應該是要謙虛的；目錄在手，他明白自己沒見過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好比旅人，就算已經去了許多地方，可是只要攤開世界地圖，他便會發現世界的浩瀚，自己的渺小，四周充滿了陌生的湖泊，以及未能讀出它的名字的城市。
這樣子讀書，又是很令人安心的一件事。因為目錄很明確地為你規劃了行程，而且一本書和另一本書之間的距離是那麼地確實，一本書和另一本書之間的關係是那麼地穩定；這裏沒有曲線，沒有皺摺，也沒有未曾標示的神秘叢林。即便此生無法踏遍全球，你也知道有些地方是永遠不變地停在那裏的，喜馬拉雅山不會無端端地挪移到南美洲去，洛杉磯也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踪。
這裏只有一個小小的問題，那就是誰來編寫這份目錄？
章學誠稱讚劉向父子：「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甚麼樣的人才能做到如此成就？《漢書》說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他的兒子劉歆則「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
但用功博學還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一種平心靜氣的品格。近人余嘉錫先生曾說：「劉向之學，粹然儒者，而於九流百家，皆指陳利弊，不設所長，於道法二家皆言其所以然，以為合於六經，可謂能平其心者矣。後之君子，微論才與學不足辦此，才高而學博矣，而或不勝其門戶之見，畛域之私，則高下在心，愛憎任意，舉之欲使上天，按之欲使入地，是丹非素，出主入奴，黑白可以變色，而東西可以易位」。
編寫目錄的人是博學的，理論上，他更得客觀到一個有觀沒有點（ view from nowhere）的地步，幾乎像神。在這個沒有神的年代，這種人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們根本不可能相信一套「神目」（ god's view）般的世界觀。就拿世界地圖來說吧，你要如何用一張四方形的紙覆蓋到一個球體的表面之上，而不使其有任何扭曲呢？所有的地圖都是投影，針對地球，我們可以有無數種的投影。每一種投影，每一張地圖，都必然變形了大陸的線條，與地點之間的比例。
目錄是不可能的藝術。
2009年9月12日星期六
梁文道：一片考驗良心的火腿
西班牙名城格蘭那達的穆斯林愈來愈多，可見的證據之一是一條原來掛滿火腿的商店街換了模樣，變成一堆懸上「清真」（ halal）招牌的羊肉店。很多西班牙人看不過去了，他們覺得這是入侵。有些組織甚至聲稱，再過三十年，歐洲人的血統體相必將大變，我們熟悉的白種人漸成少數，頭纏白巾的穆斯林將成主流。「因為」，他們說：「歐洲人不生孩子了，而中東和北非的移民卻拼命生」。
不吃豬肉的西班牙人還算是西班牙人嗎？去過西班牙的遊客都知道，當地最特殊的風景就是那些火腿店，店內上下吊滿了肥肚的火腿，門外一陣鹹香芬芳；別的國家就算有，也不如西班牙壯觀。沒去過西班牙的，也能在西班牙餐館裏認識他們對豬的崇拜。拿起一張餐牌，你不妨想像一下，要是去掉了豬肉，這上頭還能剩下多少成東西？
可是，那一盤盤脂白勝雪的火腿，與一盤盤赤紅如火的煎香腸，其實是一種掩蓋。它們掩蓋了你的口舌，你的嗅覺，甚至你的雙眼，使你對一些鮮明的遺蹟視而不見。比如西班牙南部的格蘭納達，那裏有一座紅色的城堡，阿罕布拉（ Alhambra），依山勢起伏，璀璨而神秘。又如柯多巴的大清真寺，一千根鑲上了碧玉的大理石及花崗石柱，拱起半圓形的幾何圖形，重重疊疊如無量的宇宙。再如獅子園，寧靜的庭院裏只聽得見噴泉的潺潺水聲，與陽光一起流進幽深的內堂。這是甚麼？這一切意味着甚麼？這是被忘記了的伊斯蘭歐洲，摩爾人的偉大遺產。
從公元八世紀到十五世紀，大部分的西班牙都是伊斯蘭帝國的轄土。來自北非的統治者不止改變了建築的風貌，還改變了人民的信仰。他們引進了大米，使得我們吃到聞名遐邇的西班牙海鮮飯；他們還帶來了杏仁（ almond，本來就是西班牙文）和橘子；以及佛蘭明哥音樂的前身。那是伊斯蘭文明的鼎盛時代，他們迷戀藝術的美好，知識的奧密，把柯多巴建成歐洲的文化中心。相比之下，從意大利到英國的這一大片區域簡直像是住滿了蠻人的莽原。所有在西歐被禁絕的古希臘典籍，你都能在這裏的圖書館的四十萬冊藏書中找到；所以連教宗席維斯特二世在他年輕的時候也要專程至此學習。對了，這個伊斯蘭帝國和西歐不同，他們容許「異教徒」的存在。
再巍峨的樓閣也有傾頹的一天。 1492年，信奉天主教的聯軍終於攻入格蘭納達，逐出最後的摩爾人，「收復」了西班牙，也「收復」了他們的信仰。然後，以殘忍和嚴酷知名的「宗教法庭」在西班牙出現了，他們用斬首和絞刑對付「異教徒」，誓要抹除這片土地上一切不淨的痕迹，讓人以為歐洲從來都是他們的。
問題是，你要怎麼找出那些假裝歸信天主教，暗地裏卻還在向阿拉懺悔的隱匿叛徒？結果當局想出了一個狠辣的方法，就是逼迫所有可疑的人吃豬肉。不論是朋友宴客，還是婚禮喜酒，第一道菜一定是一碟切好的豬肉片；只要看到誰不敢取食，又或者在吃的時候忍不住露出厭惡的神色，你就該向法庭舉報，供出躲藏在人群中的穆斯林。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許多商人和家庭索性在門口的屋簷上懸掛火腿，證明自己絕對不是回教徒…
2009年9月11日星期五
梁文道：敏感
前蘇聯有個老笑話。話說史達林同志召開一個重要會議，決意推出一項新政策。其中一位與會者不知是不是吃了甚麼熊心豹子膽，還是一時失了心瘋，竟然在全場就要熱烈鼓掌，歡迎史達林提出的建議時站起來高喊：「我反對！我覺得史達林同志太獨裁了，他根本會早就決定了一切，完全沒有要和大家討論的意思。這場會議只不過是個形式而已，毫無意義。」這番話把所有人都嚇傻了，只見史達林鐵黑著臉默不作聲，其他人更是不敢答腔，面面相覷。然後，另一個人鼓起勇氣出來回擊：「你說的實在太過份了！大家都曉得，『史達林同志太過獨裁』這句話萬萬說不得的，你怎麼能如此指責史達林同志呢？你真該被逮捕起來！」。果然，警衛衝進來立刻捉人；只不過他們捉的是第二個人。
這個笑話的教訓是，說錯話固然可怕；然而，更可怕的卻是公開指出那個錯話錯在哪裡。每一個社會都有其言論底線和不可觸及的敏感話題。例如美國，種族與智商的關係就是個絕對的禁忌。上世紀八十年代，曾經有人發表論著，大談種族和智商在統計學上呈現出「鐘型曲線」的理論，指出非裔人口平均智商比較低的「事實」，結果引來軒然大波。那位學者的研究不只被人從學理上批得體無完膚，他當然也自此得到種族主義的惡名，幾無立身之地。自此之後，曾經綿延未斷的種族智力研究就成了絕響，相關話題也成為美國社會的絕對禁忌，任何人都不得越雷池半步。後來還有很多人把這次事件當作案例，討論類似的課題為甚麼不能做。也就是說，這個敏感話題是不可以再碰的了，但「敏感」本身，研究底線之所以是底線的原因。
而那個史達林笑話所呈現的，則是截然不同的社會狀態。這種社會的言論禁忌不必然要比別人多，但它最大的禁忌卻是禁忌自身。你批評史達林獨裁固然不對，但 更可不以堂而皇之地公開這條罪名的存在事實，甚至也不能討論史達林到獨裁與否。在這樣的社會裡面，你只能假裝這條議題是不存在，哪怕它分明就擺在人人頭上；你必須感到「史達林」和「獨裁」是兩個在文法上根本不可能並 在最嚴峻的情形底下，你甚至還不能說「史達林同志是最民主的」；因為這句馬屁拍得太過，一聽就像諷刺。這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敏感」了。敏感話題是存在的，但可以說一件事是敏感話題，不宜涉及；枱面上，你最好連「敏感話題」這四個字都不要用。於是這種社會的言論底綫似有若無，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這條底綫逾越了一切理性探究的範圍，恍如天賜律條，高懸在上。等到形勢生變，大家才會感慨：「xxxx曾經是個敏感話題，過去是說不得的」。
2009年9月9日星期三
梁文道：越多審查，越多自由
大家都知道，中國大陸是有審查的。然而過去一年以來，它卻產生了極大的變化，甚至可以說是種好的變化。不，不是因為政府放寬了報道和評論的尺度；情況恰恰相反，自從北京奧運結束以來，資訊和言論的空間毫不留情地在一步步縮小。一度為了配合開放形象而苟存的BBC中文網等新聞網站，現在都被迫向大陸網民關上了大門。曾經活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陣地「牛博網」，現在成了只有用「代理服務器」才上得了的流亡網站。不只如此，你只要一踏入這片土地，你就會發現自己竟然上不了youtube，twitter和facebook；在全世界年輕人的心目中，這些網站簡直就是麵包與空氣，不可一日無之；你要如何忍受這種與世隔絕的滋味呢？一位朋友最近被派去大陸工作，他的沮喪全都寫進了他在Google Talk上的簽名：「活在沒有facebook的國度」。
既然如此，我怎麼還能說這是個好的變化，為它暗自歡喜？理由很簡單，從前大家雖然都知道這個國家有新聞審查，但也就僅只於知道而已。身為一個普通的媒體閱聽人，你不會時時刻刻地意識地自己今天看的電視新聞是否少掉了一則重要的消息，也不可能切身感受到某一份報刊在付印前那一刻被抽掉一則評論的氣悶；你只是隱隱約約地意識到自己生活在一張嚴密的安全網下，但卻從來不曾體驗到那張網的存在。久而久之，你還會忘記自己的生存環境的特性，猶如金魚不太清楚甚麼叫做魚缸。
互聯網時代的最大特點就是使得每一個依賴網絡的閱聽人都分明領悟自己原來正在被人審查、被人過瀘、被人監控。一個小時以前，論壇上還有一篇談論維吾爾人信仰問題的帖子，小時後回頭再看，它已經不見了。聽說Youtube有一段從未曝光的Michael Jackson演唱會排練片段，可是不能直接跑去那裡圍觀，只好等待他人將它放到國內的視頻網站。昨夜心血來潮，寫了一篇批評某項政策的博文，今天它卻消失得無影無蹤，只餘一句網站營運商的留言：「對不起，你的留言未能通過審查」。
換句話說，網絡時代曝露了審查機制的存在，讓它清清楚楚地呈現在每一個人的面前。過去只有，媒體業內人士才能體會得到的感受，現在卻可能是三億網民的集體經驗。這是好事，因為它使所有人都無法漠視自由的稀缺，都無法再假裝自己活在一個甜美快樂的世界。有了這種感受，才有尋求變化的動力。
梁文道@《讀書好》24期量身閱讀
我們收到兩位初中讀者的來信。一位是正在唸中二的穎子，他說「中文是本人最愛的科目」，但又表示「不喜愛太多文字」，然後要求我們「推介有關中文的書籍」。另一位是就讀中三的雕玉，他的心願就比較宏大了︰「其實，一直也有很多熱衷於寫作的朋友問我到底怎樣可以成為一個好作家，但作為與他們一樣無任何工作經驗，沒有金錢（經濟）支撐的中三學生來說，我真的口啞無言」；他想知道的，是成為作家的辦法，以及出書的途徑。
每次讀到這類來信，我都有點「口啞無言」的感覺。首先，我想告訴穎子，打從《讀書好》創刊以來，我們就不停收到讀者來信要求「推介有關中文的書籍」（說實在的，到底甚麼叫做『有關中文的書籍』呢？是討論中國文字的書？還是用中文寫的書？）；幾乎每一期我都要在此答覆這種問題，介紹「能夠提升中文水平的好書」。我真的不想搞到要抄襲自己的地步，也不想浪費寶貴的版面，所以我勸你不妨找回我們的舊刊（網上也有），看看我以前都是怎麼說的。短期之內，我不會再回答任何關於「提升中文水平」的問題了。
至於雕玉，以中三的水平來說，你的中文已經算是不錯了；起碼我看得懂來函，今天這可不容易，連很多大人寫的東西都要我用上推理的能力再加一點運氣去猜它的意思。但是要當一個作家，而且是個能夠出版的作家，你至少不能寫錯成語或者習用的表述，比方說「啞口無言」。此外，「所謂的」這三個字也須慎用。「一本好書需包含甚麼內容」與「一本所謂的『好書』需包含甚麼內容」是不一樣的；一加上「所謂的」，就多少帶上點不以為然的味道了。你是在懷疑一般人所說的「好書」究竟有多好嗎？這恐怕不是你的意思吧。
請恕我孤陋，中文市場上介紹出版實務的書似乎不多。倒是美國有不少這類指南，專門教人當作家，從最初級的寫作ABC談起，一直到找經紀人，甚至自主出版，無所不包。也許這是許多美國人有股作家癮的緣故吧。問題是就算你把那些書買回來看了，也不一定有多大用處；因為作家這種職業的準備工夫很受各地情況的影響，在美國你或者要先找個經理人，在日本你得先得一個甚麼獎，在香港也許你需要的是一個熟人。
撇去出書那面不談，教人寫作的書還是有的，例如著名偵探小說大家布洛克（Lawrence Block）的Telling lies for fun and profit (台灣譯作《布洛克的小說學堂》)。無論你是嚴肅的文學愛好者，還是純粹想以寫作謀生，這本有趣又有深度的過來人經驗談都是不可多得的。也不管你想寫甚麼類型的東西，一定要記住布洛克的教訓︰如果你不能一直寫，一直投稿，你是不適合當作家的。
最後，我想你問自己一個簡單的問題︰為甚麼寫作？20多年前，沒有博客，更沒有互聯網，我們那批想寫東西的人除了投稿，就是互相傳閱，從來沒想過會有出書的一天。假如永遠沒有出版的機會，你或者你的朋友，還會繼續寫下去嗎？
2009年9月6日星期日
梁文道：求人不如求己
小時候看戲，常見富家小姐去寺廟進香，一不小心在廟裏瞄到一個眉清目秀、面如冠玉的公子哥兒，繼而有來有往打得火熱的情節。那時就覺得奇怪，為甚麼男歡女愛總要圍着寺廟轉呢？莫非禮教之網太過森嚴，只有拜佛燒香才能造出這小小空檔？後來看書，才曉得晚明許多寺廟根本就是給少男少女搞快閃艷遇的地方，有些甚至狠到兼營妓院，讓妓女扮尼師。所以有點身份又懂自重的家庭是不會准許閨女去逛廟會的，以免出事。
可以想見，那個年代佛教的社會形象不會太好，再加上文人士大夫以參禪的名義胡說八道，搞混了佛學義理，無怪乎史家都說明清兩代是中國佛教的衰蔽期。但也就是在這狂瀾既倒的當兒，明末卻出了解行並重、人所共仰的四大師。其中又以藕益智旭的使命感最強，遭遇最寂寞。而藕益智旭，便是聖嚴法師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了。
聖嚴法師在日本求學六年，最後用心於這麼一位常被後人忽略的人物，這應該不是一般的學術考慮，而是深契他個人志向的生命決斷。他在幾本自傳裏面均曾提過少年時代在大陸親歷的駭人見聞，例如把寺廟包出去給人喝酒吃肉辦法事的住持，不打海洛因就渾身沒勁鼻涕遍流的年輕僧人。這番景象，豈不正是重演了晚明佛教的災況？
聖嚴法師的遺訓是「虛空有盡，我願無窮」。讀《雪中足跡》，最能見到他的驚人願力。想想看，他去台灣的時候被迫還俗從軍，在行旅中一待十年，要有怎麼樣的心志才能再度出家？人家當兵有肉吃是件歡喜大事，他卻得忍住性子專夾肉邊菜；別人操練一天，夜裏總得蒙頭大睡，他卻乘機打坐，就着自製油燈讀經。這十年真是一場試煉，意志稍有不堅，他就不可能再有回頭的機會了。然而他雖身着戎裝，心裏卻始終把自己當和尚，一有假期就去寺廟親近大德，這才終於給他遇上了著名的東初老人，助他二度出家。
不過，以令弟子懼怕著稱的東初老人可沒給聖嚴法師過上好日子。一來就和他玩搬房的遊戲，先是對他說：「你是一位作家，又喜歡閱讀，你應該要有大的空間來閱讀和寫作」。第二天卻又告訴他：「你的業障很重。我恐怕你沒有足夠的福德待在大房間裏。我想你還是搬回小房間比較好」。如是，他搬了不知多少回之後，東初老人再用同樣的模式叫他去把一堆磚搬來搬去，替廚房牆壁的缺口補回一模一樣的瓷磚。每一次他都被這些古怪又反覆的命令弄得心力交疲，沮喪氣憤，直到東初老人終於揭開謎底：「哈哈哈！你又被騙了。你是一個和尚，怎麼可以氣惱呢？我逮住你了。真是十分好玩啊！哈哈哈」。青年聖嚴終於領悟：「我應該火冒三丈的，但奇怪的是，我內心的沮喪消失了。他離開後，我坐在房裏，感覺很平靜，情緒一掃而空」。
在成為我們今天所知的聖嚴法師之前，他際遇堪稱坎坷，童年家貧，後經戰亂；從寺院到軍隊，再從軍隊到寺院的那二十年間則有不斷的考驗與挫折。他是否仍保初衷，想要改變中國佛教的腐敗呢？離開東初老人，他在山裏結廬閉關六年，他有了新的認識：「我在閉關時，實際改變最大的是我對人的態度。我開始時會評論批判，不只是普遍性地對人類，更是針對佛教在中國腐敗的情形做批判。在閉關結束前，我停止了批判。我了解到求別人改變是沒有用的。改變自己才是唯一靠得住的」。
說來慚愧，我也常常數落大陸佛教界的敗壞。要知道，如今有不少和尚把比丘當職業，在寺裏穿上僧袍給人超度經懺，回到家中則脫下僧袍擁妻育子。曾有人問過宗教局官員這該怎麼辦，對方的答案是：「依照中國憲法，公民有婚姻的自由，和尚也是公民，所以也有結婚的自由」。遇上這等奇事，不批判他人的聖嚴法師又會怎麼做呢？他辦了法鼓山，留下以百萬計的弟子，以及這數十卷著述；並且讓我這麼傲慢的人明白「改變自己才是唯一靠得住的」。
2009年9月5日星期六
梁文道：達賴訪台，陸續有來
【明報】一位大陸網民在一則達賴喇嘛訪台的新聞後面跟帖﹕「我真搞不懂，一個中國人來到中國的土地有什麼問題呢？」理論上，他是對的。如果西藏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麼達賴喇嘛當然就是中國人了（哪怕他不承認也無濟於事）。同時，台灣也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達賴喇嘛訪台就是一個中國人訪問中國；這怎能說是錯事呢？
批不批准達賴入境
是當權者的兩難題
然而，政治現實和描述政治現實的語言總是比這麼簡單的推理要複雜一些，要奧密一些。例如「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雖然，湖南、山東、陝西和北京都絕對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們從來不會用這句話去描述這些地方，因為那就成了一句廢話了。可是，如果你把它放在台灣、西藏和新疆上頭，意思就完全不同了，因為一直有人主張這些地方其實不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有人主張這些地方應該獨立建國。所以，「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個回答，一句宣稱與聲明；其必要來自懷疑和爭議的存在。更簡單地說，它是一種表態；既是事實的陳述，又比單純的事實陳述多了一層政治對應甚至交鋒的意思。所以我們必須認真看待它的意義；卻又不能太過當真地拘泥於字面，否則就真以為達賴訪台是「一個中國人訪問中國」。
同樣地，抗議達賴喇嘛出訪外國就和抗議台灣領導人以「總統」名義外訪相似，曾經是種非常必要的政治表態。有如預先設定的程序反應，只要達賴喇嘛一到某個邦交國訪問，我們就一定要抗議，同時對西藏的領土問題再次作出嚴肅的聲明。不過，這種反應的實質效果在過去幾年以來卻有了極大的變化。
就以達賴喇嘛這次去台灣為莫拉克風災災民祈福這趟行程來說吧，之所以引起這麼大的關注，並不只是因為它涉及到了台灣島內的政治鬥爭，也是因為達賴喇嘛出訪已經漸漸成為中國對外關係的一塊試金石。請注意，達賴喇嘛數十年來根本就一直在周遊列國，或者弘法，或者開會，又或者參與某些政治活動，而中國外交部也一直行禮如儀地發表抗議聲明，但它幾乎從來不曾燃起如此巨大的政治風暴，直到去年達賴喇嘛在巴黎接受榮譽市民為止。
這個變化的原因自然是中國崛起，成為舉足輕重的強權，大家不能再把它的抗議當做耳邊風，聽過就算。於是要不要邀請達賴喇嘛，要不要批准他的入境簽證，就是各國都要面對的重大難題了。
一方面，他們要考慮自己的入境政策、宗教政策和對達賴喇嘛的一貫判斷，畢竟他們曾經可能因為種種原因讓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入境，現在要不要對這些政策和立場做一個改弦易轍的轉變呢？如果要的話，他們該如何對自己的國民解釋這種轉變？
另一方面，他們得擔心中國與日俱增的影響力；必須顧及中國的抗議不只是說說而已，並且還會帶來一些實質的「懲罰」（溫家寶的「環法之旅」就是最好的例子）。
故此，批不批准達賴喇嘛入境就是在中國的市場與訂單，以及宗教與人權的原則之間的艱難抉擇了。相對地，中國則可以把這個問題當做一種測試，用以考驗這些國家對自己有多重視，對雙方的關係又有多忠誠。也就是說，達賴喇嘛的每一次行程都變相地成了中國驗收外交關係和檢證自己實力的機會。
反對派借達賴佔據道德高地
刁難執政黨
然而，這套「達賴外訪」的政治遊戲又替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政局帶來不少嶄新的變數。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去年在波蘭會見達賴喇嘛已經引來足夠嚴重的後果，不料盛傳有意競逐下一屆總統的社會黨籍的巴黎市長還要火上添油，乾脆頒發榮譽市民給達賴喇嘛，請他到訪。結果使得薩爾科齊完全沒有迴旋餘地，只能「一錯再錯」地得罪中國。我們今天在台灣看到的情形，只是這種外交引致內鬥，內鬥牽制外交的邏輯的強化版。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將來還會有更多國家的反對派利用達賴喇嘛這張牌去佔據道德高地，以打擊在朝的政黨。
因為這些反對黨和政治勢力玩的是一種借力打力的手段，表面上他們是對外在向中國示威，實際上是在自己的領域裏收割成果。像民進黨這麼龐大的政黨，固然可以想盡辦法刺激中共，然後讓國民黨自己去接這顆燙手山芋；再好整以暇地坐在一邊等看戲。要是換上一個沒有機會執政也不大有意願執政的小組織，那就更是樁無本生利的買賣了；他們用不着害怕中國的報復，只需要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為了轉移大家對民族政策的懷疑，中國政府把新疆「七五事件」的主要責任推到熱比婭等「海外勢力」身上（說起來也怪，明明新疆處在政府的嚴密掌控之下，「一小撮」「海外敵對勢力」卻能在那裏鬧出這麼大的事。這豈不也顯示出了執政能力的缺陷？）自此之後，熱比婭迅速走紅，儼然有「達賴第二」的勢頭，去了澳洲去日本，完全重複達賴喇嘛外訪的效果。由此可見，只要中國繼續高調抗議的模式，這種遊戲就會不斷有人玩下去。
梁文道：認真對待食（生）物
有時我得向人特別解釋：不要看我在美食雜誌寫東西，就以為我是個美食家。不，我只是一個對食物很認真的人罷了。一個對食物認真的人當然也可以是美食家，但兩者還是不盡相同。美食家要有更好的品味，懂得分辨最細微最難以言語形容的味覺差異，能夠從一道菜的色彩與氣味洞察到廚房裏頭究竟發生過甚麼事。他往往還要有股不能抑制的熱情，被美味的渴慾所驅動，不知疲倦，無有魘足；甚至忘卻一種食物除了帶給食着味覺上的滿足之外，還能剩下甚麼有意義的使命與質素。
那麼，對食物認真的人又是種怎麼樣的人呢？
我在一份雜誌上看見台南小吃專輯，裏頭自然少不了有名的牛肉湯。台南人通常把它當做早餐，商家清晨四五點鐘開始營業，頂多賣到十一點就要脫銷休息了。除了那鍋湯底，這種涮牛肉湯的最大特點是其肉料的新鮮，最誇張的店家會在肉牛被宰割後的短短數小時內把牠送到客人碗中。
一個月前，我在台南講課，天天都和同事嚷着要早點起床吃牛肉湯。一位當地人自願做我們的盲公竹，領我們去找台南第一牛肉湯。可是，在出發前的那天晚上，他卻毫無惡意，一臉誠懇地向我們告白：「我帶你們去吃，但我自己就不用再試了。你們見過殺牛嗎？真慘呀！原來牠們真的會哭！牛真是太有性了，還在排着隊，就一大群牛哭起來了。看過那場面，我就再也不吃牛肉了。」
也許你會嗤之以鼻。但是在我的心目當中，這個朋友就是一個對食物很認真的人。不要誤會，他很喜歡美食，只不過食物於他有比美味更多的東西。他認真看待食物，所以會注意到食物在成為食物之前，首先是個生物。他注意到牛這種生物不只好吃，而且會哭。就是會哭這一點蓋過了牠的美味，佔據了我這位朋友的大腦，震撼地重塑了他對牛的情感與認知。
沒有一種食物不是生物，人必然要靠其他生物過活，這是注定了的。問題在於我們如何面對這點非常淺顯卻又非常容易被遺忘的道理。你不用放棄進食，自殘至死；你甚至也不用持素齋戒。你只需記住這一點，然後嚴肅沉思其中的奧義，想出對應的方法。
部分北美原住民仍然保有打獵的傳統，以弓箭瞄準天上的飛禽，用長矛刺穿林間野豬的心臟。你會覺得他們很殘忍嗎？以為他們要比你吃冰櫃裏雪封的雞腿，與膠袋中分片的火腿兇蠻？沒錯，他們的雙手沾滿了刀刃由動物軀體拔出時所濺射出來的帶泡血液；可是，他們同樣會用這雙手去為一切死去的獵物祈禱，希望牠們重新復歸大靈，又或者盡快回到自然的循環。更奇怪的，是他們會崇拜自己的獵物。他們不只仰仗獵物的血肉維生，同時在進食之前讚嘆其生前的雄偉美麗。這些獵人清楚知道自己吃的是生物，而且還知道生命的美好，以及無可避免的殘酷。
這讓我想起了紀伯崙（ Kahil Gibron）的名著《先知》，其中的先知曾經這樣教導弟子：「當你們宰殺一隻畜禽，你們應在心中對它說：『現在屠宰你的力量也將屠宰我，我同樣也會被吞食』。『因為把你送到我手中的那一規律也將把我送到更強者的手中』。『你的血和我的血都不過是滋養天國之樹的汁液』」。
「當你們用牙齒咀嚼一隻蘋果，你們應在心中對牠說：『你的種子將在我的體內生存』，『你明日的花蕾將在我心中開放』，『你的芬芳融入我的氣息』，『你我將帶着喜悅共度每一個季節』」。
認真對待食物的人也許不吃素，甚至會手刃獵物。但是在我看來，叫滿一桌菜，然後再將它們倒進垃圾桶，恐怕才是件更殘忍的事。
2009年9月1日星期二
梁文道：記憶裡的集體－－對談賈樟柯
和賈樟柯在香港談集體記憶，一來是因為這四個字在香港很流行，二來是他近作的主題之一就是集體記憶。 看過《二十四城記》或者讀過《二十四城記：中國工人訪談錄》的人都會發現，那裏頭的「集體記憶」不只是一般意義下的集體記憶，不只是某個社會群體關於往事的共同回憶；而且它所記憶的根本就是一種叫做「集體」的東西。那種「集體」曾經遍佈神州數十年，在裏面，工人和農民集體地生活，集體地吃喝，集體地成長，集體地工作，然後集體地老去；再分解成一粒粒細砂，隨風飄散，跌落在時代的陰暗角落。 為甚麼一度巨大到不可迴避的「集體」會被整個社會集體地遺忘呢？為甚麼有過這種「集體」經驗的人有口難言，說不出自己的故事？和賈樟柯聊過，我才發現，要在這剛剛逝去不久的「集體」殘骸裏鉤沉往事，尋掘真相，竟是這麼困難的一件事。 |
梁︰梁文道 工人階級與集體生活的消逝////////////////////////// 這個時候的工人跟今天我們想的，譬如說東莞的一些工人在概念上是完全不一樣的。因為他跟工廠的關係，不單是一個勞務的契約關係；他的出生，甚至他的生老病死，這個工廠跟他都是有關係的。譬如說我拍的這個電影裏面，有很多工人出生在工廠的醫院，上幼稚園是在工廠的育幼院，然後小學、初中也全都在工廠的子弟學校，中學畢業以後就直接在工廠裏面工作；接下來養老，甚至送終，全部的生命過程都在這個工廠內完成，工廠也會給他們這些保證。當體制改變之後，他們在這個經濟發展愈來愈快的時候就變得非常邊緣化了。一方面是收入很低，再一方面就是因為這個社會位置的改變，令他們心理上有很多不適應的地方。 當時主流媒體有一個很荒謬的說法，就是把責任推到工人身上，說是因為你們能力不夠，優勝劣汰。那個時候我就寫了一個劇本叫《工廠的大門》，電影始祖盧米埃爾兄弟就拍過一個《工廠大門》，我想用同樣的一個名字。 那是一個完全的劇情片，兩個朋友一起入廠，跟同一個師傅當學徒，差不多同時結婚，也差不多同時生小孩，之後同時下崗。下崗之後想了一個自救的方法，就是去很大的一個服裝市場零售衣服。在做生意的過程裏面，兩家人產生了矛盾。我寫完這個劇本之後，覺得其實跟《小武》挺像，最終還是談錢，它太過停留在社會的表面，無非就是生活很困難呀，因為錢的問題鬧翻了，因在主題上我並沒有找到新的東西，就擱置了這個片子。一直到06年底的時候，《三峽好人》已經拍完，我看到一個新聞，說是在成都，有一個很大的工廠的土地被賣給了房地產公司。我當時是被一組數字震撼，原來這個工廠有五十多年歷史，三萬多職工，加上他們的家屬共有十萬人。我生活的那個縣有四十萬人，但是那個工廠已經有十萬人，它只是一個工廠呀。一年之內工廠全部拆掉，一個新的樓盤就建起來了。通過這個數字一想，毛骨悚然─所有他們生活記憶的空間，十萬人生生死死的那個空間，就像被風吹掉一樣，一點痕跡都沒有了。 那個時候我就想，為甚麼不重新拍一個工人的故事？其實打從九十年代以來，大家就一直在談論下崗的問題；但是我覺得這一次除了下崗，它還有一個很複雜的課題，那就是過去計劃經濟裏的生活究竟是怎麼樣的呢？我70年出生，77、78年剛剛上小學，還記得爸爸媽媽的會議很多，每天都要開會，然後我跟我姐姐兩個人，一到晚上家長回不來就很害怕，有一種恐懼感。 梁：你恐懼甚麼？ 梁︰太小了？ 所以這個電影一開始就決定了不是一般故事片，而是想拍一個口述的歷史，去找那些老人家或者經歷過這種生活的人聊天，把他們的故事講出來。大概在一年的時間裏面，我訪問了超過一百多個人，各個年齡段的都有，最後就成了一部電影，也整理出了一本書。 梁：為甚麼每個人都曾經歷過的那種計劃經濟下的集體生活消失了，大家卻不知道它到底是怎麼回事？而那一代人好像也不大去說，不大想談。這裏真有集體回憶這回事嗎？他們每一個人說出來的東西，你覺得是否很難編成一個整體；還是你覺得其中真有集體的存在？ 梁：為甚麼？ 後來我跟他聊的時候，他就說到一句話，說得我心裏一懍，我覺得真能理解他們為甚麼會這樣。他說：「小賈，我現在連一個手機短訊都不發，我不想有任何文字被人看到。」你覺得他真的是受過傷害了。從這個我就想到父親，我父親是中學教師，特別喜歡寫詩，他有一個本子，都是他歷年寫的。他過世之後，我拿出這個本子看到那些詩，然後就了解他了。他的每一首詩都是為了時代。大躍進來了，就是要歌頌大躍進；文革來了就寫文革；四人幫來了就歌頌四人幫；改革開放了就歌頌改革開放。他的時代在他的詩裏面永遠是正確的、火熱的。這就掩蓋了他的一個真實內心世界，他是要付出代價的。那個時候，我覺得敢言、寫字，都是要付出代價的；像這樣的一種恐懼感，一個山西的語文老師跟一個成都的工人是一樣的，我覺得這就是他們一種共同的經歷，產生了一種共同的記憶。 梁：可是這種共同記憶聽起來有點奇怪，因為共同的記憶需要一種東西去承載，譬如說像你父親寫的詩，或者當時很多人寫下的一些材料。但這些東西、這種記憶，在我們今天看來大概會覺得它是不真實的，好像是一個社會強加給你的，這種記憶是怎麼樣的記憶？它裏面會不會有一個被篡改，或者是被強加的一個成分？ 另一方面，因為過去的那種生活是他們所選擇的。進入工廠非常新鮮，而且真的很自豪，他們也真覺得這個經濟體制起碼能改變生活，改變自己的機遇，還能改變國家。這麼多年之後，他信仰的那些東西都逆轉了，愈是年紀大的老人家愈有一種保護他過去那種選擇的傾向。他總會提醒你，我很懷念那個時代，我覺得我的青春很有價值。我覺得他們真不會否定那個年代，所以這本書必須保留這種記憶的一部分，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真實的狀態。而我們必須去了解甚麼是一個真實的記憶，我們也需要有我們的一個判斷，需要動用我們的想像力。 梁：的確，一般人看這樣一個集體生活的年代，很容易就會覺得它很灰色，有很多令人恐懼的東西，十分負面。但是在這個採訪裏又有很多人懷緬那個年代。它牽涉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工人身份的轉變太巨大了，過去是工人階級，現在是打工仔打工妹，整個概念完全變了。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翁；打工仔打工妹是為老闆打工，是完全不同的定位。某種集體生活，某種社會體制和價值觀都結束了。 另外，當我們香港人在講集體記憶的時候，甚麼是那個集體記憶的座標，能夠讓大家有共同感覺的一個東西是相對模糊的。但是在大陸，那個集體真的非常鮮明。 在那種集體生活裏面，某種東西侵佔了人民的日常。以前我們說社區都是以住家來劃分的，比方說我是這個街道的。但集體生活都是以單位劃分的，我是甚麼工廠，我是甚麼大隊的，我是甚麼部隊的。大家都以這樣的一個單位來建立自己的認同。我剛才為甚麼說到我父母他們開會呢，因為我覺得它侵佔了我家。集體生活侵佔了人民的私人空間，你連自己的時間都沒有，你的一切都在組織系統裏面。 你甚至連離開這個工廠的權利都沒有，你只能調工作，還是在組織系統裏面。如果今天我在一個公司做得不爽，我就走了，就跳槽了。那個時候你不能的，你在這裏做得很不舒服，你唯一的方法是調走，而且怎麼調還是要組織安排。 後來我拍電影，就時常在想，為甚麼我們很多電影拍得這麼空洞，就是說沒有日常、沒有細節。那就是過去那種生活的一種模式。當時一拍到個人的世界，個人的感受，就覺得好像有點不對勁，它好像不應該出現在電影裏。 曖昧的故事//////////////////////////////////////////// 梁︰但他們總會意識到一個時代的結束吧？ 梁︰你覺得年青人對於經歷了一個時代轉變的感覺強不強呢？我倆是同齡人，你覺得在大陸我們這代人裏面會有這種感覺嗎？ 梁︰今年是冷戰結束二十週年。但我一直很好奇中國過去作為冷戰雙方的其中一方，對我們而言，冷戰真的結束了嗎？這是個很曖昧的問題。你看東歐跟蘇聯的垮台是非常鮮明的，很乾淨俐落地變了，於是他們的國民會很清晰地意識到過去的東西都被顛覆掉了，然後他們就可以很清楚地對過去表態。 但是我發現中國人對於冷戰的結束就很難說出一個很準確的時間點，對這個集體變化的過程也是沒有這個概念的。譬如說我們可以講冷戰是哪一年結束的嗎？是尼克遜訪華？是中美建交？是改革開放嗎？好像冷戰真的結束了，但是我們沒有宣告，我們只是模模糊糊地變了，而且變得很厲害。然而你說它又真是變得很徹底嗎？我們又絕對沒有東歐那麼劇烈。所以我們處於一個很曖昧的後冷戰時代。在這樣的時代氛圍底下回想自己的過去，你不能很清脆地說︰「過去結束了，我們現在重新開始啦」。相反地，在過去跟現在之間有種隱隱約約的，曖昧的連結。 這個工廠的冷戰背景結束了，集體生活結束了，一個計劃經濟時代也結束了。但計劃經濟的背後是甚麼？那是社會主義呀！但我們卻不能說它結束了，因為直到現在，我們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只能說社會主義之下的一個經濟模式被扭轉了，過去的集體生活沒有了。但是集體主義精神還在，而且它很快就跟愛國主義、跟全體的同一種反應結合在一起。對公民來說，這始終是沒有自我的時期。 而且你看，直到今天還有一個「西方敵對勢力」。它可以隨時變化、隨時組合。今天是A，明天是B，純粹是實用主義的政治操作。今天要反對你，那麼你就是敵對勢力，明天我們卻又可以和解了…… 梁︰明明我們已經告別了昨日的計劃經濟，但是我們說得很小聲；明明這個社會主義體制已經變了，但是我們不承認。所以今天關於冷戰、集體生活、社會主義制度的種種記憶，也都是曖昧而混沌的。你在處理這個題目的時候，覺得特別困難的是甚麼？ 梁︰ 如果一個人在監獄長大，他說不定也會覺得那個時候好快樂。 梁︰懷舊總是對當前的現實有點距離感，有點不適應，甚至是不滿跟抵抗。你覺得他們的回憶是不是都包含了對現在的一個態度？ 梁︰你過去的作品對於八十年代的早期有很多的處理和描述，讓大家感到那是七八十年代過來人的一個回憶。你現在居然在現實中碰到了一個八十年代，似乎中國的時差很嚴重，有一幫人還活在八十年代，這是甚麼感覺？ 三峽又是另外一種情況。國家一直說要建設庫區，但又有人說不建，最後就採用了一個不投入，任由這個地方自生自滅的方法。那裏面的密度極高，層層疊疊，屋上有屋，好像野草蔓生，完全沒有規劃。你最後就會發現，八十年代的改革奇蹟其實只發生在很少數的地方，而那些地方就被我們誤以為是整個中國的局面。大家說中國奧運也開啦，經濟也怎麼前進啦，多好呀。但實際上貧窮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財富很集中，很多農民和工人是群體地被放棄掉了，沒有人考慮他們，只是用最簡單的方法來處置，就以為搞定。 梁︰平常我們說集體記憶，我們總會想到我是這個記憶的一份子，我也是這個記憶的保有者。你早年的作品給人的感覺就是你拍的是你的記憶的一部分，但現在你在處理這些題材的時候，你的身份就有一點轉變，是不是？ 梁：你覺得他們講的這些故事其實也是你的記憶的一部分？ 梁：你這段話讓我想起錢鋼寫過一個故事，唐山大地震的時候，有些災民被壓在房子下，全家死光只剩下他，後來他被解放軍救出來了，他被救出來第一句話是說：「怎麼樣？毛主席他老人家還好嗎？」「放心放心，毛主席沒事。」「沒事就好了。」 分泌和學習//////////////////////////////////////////// 但是我覺得還有一種創作叫做學習，這個學習可能是來自你的興趣。譬如說我現在拍歷史就是因為我不太了解歷史，我有一些事情想知道，想知道真相是甚麼；因為有一種我感受到但我不清晰的東西，所以就用電影去為我追尋人的生活。這種紀錄片式的方法能打開一個陌生的世界，探索一個我所重視的、我感興趣的歷史。我覺得拍電影就像研究歷史一樣，你對它感興趣但同時你又不是很清楚，才會收集很多資料，去做訪問，最後才成為你的一個成果。《二十四城記》和現在正在拍的《上海傳奇》都是這樣的創作狀態，它跟我以前的創作真是不一樣了。 梁：你原來是一個文藝青年，寫過詩，後來跑去拍電影，可你一直還有寫作吧？文字跟影像對你來說分別代表甚麼呢？例如《二十四城記》，既是一部電影，又是一部訪談錄，為甚麼要同時做這兩樣東西？ 梁：文盲也看得懂電影。 但從結構上來說，這部電影則是一個故事接力。譬如說這個人談五十年代、那個人可以談六十年代、另外一個人就談七十年代。電影是分裂的，要用一個接力的方法把不同的人串成一個大的主線去詮釋。 書就不一樣了，每個人都是獨立的，人人都可以從他自己開始講，它是一個一個獨立的東西。而且，拍完電影之後你會覺得還不夠，有些東西是電影沒拍到的。 例如一位女工程師，我第一次見她就發現她整個人的儀表非常的精緻，你能看到她對自己的尊重。可能她也下崗了，也沒工作了，而且衣服仍然停留在八十年代；但是她很整潔，而且你能感受到她仍然保持一種優雅。果然，她聊到自己最難忘的就是八十年代去了一趟意大利學技術，是她整個記憶中最難忘的一個回憶。而且還跟我們說她是怎樣到了深圳，然後先接受一個出國教育，然後來到香港，再怎樣在香港坐飛機去。你會從她的外表發現她對過去生活細節上的保留，她有很多照片、深圳簽發的護照、當時的飯票。我當時就有一種衝動想寫下來，而這部分是電影沒有拍到的。 梁：這個計劃的觀眾和讀者的反應怎麼樣？特別是有那個年代生活記憶的人，和沒有這些經歷的年青人。 可見這裏有一個認同不認同的問題，所以對於這個電影的態度是非常極端的，就算有經歷的人也一樣。有人非常認同，覺得我們經歷過的生活終於有一本書或是電影講出來了。也有些人會站出來說：「我很喜歡這部電影，它把我們工人的奉獻精神都拍出來了，我感謝導演你對我們的理解！」。另外也有一些會說，我們的青春就這樣子失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