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愛國與叛國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說起公共知識份子，很難不想到法國那一連串閃耀的明星：因為〈我控訴〉而流亡的左拉，站在工廠汽油桶上演說的沙特，被警棍狠狠擊中的光頭傅柯，以及透過電視節目去批判電視工業的布迪爾。彷彿公共份子就該天然地站在一切體制與權力的對立面，他們批判、抵抗甚至反叛；這才叫做良心與勇敢。可是我常常會反過來思慮，假如一個知識份子愛國，而且愛到為之而死的地步，他還算不算是公共知識份子呢？他還符不符合我們對公共知識份子的俗常印象呢？有一回我調戲一個「公共知識份子」，說「頹廢」作家郁達夫「其實是個了不起的公共知識份子，因為他不僅以筆為劍，在《星洲日報》發表過四百多篇抗日社論，最後還被捕遇害，壯烈殉國」。果然，這個朋友如我所料地呆了幾秒。一來，郁達夫的沉淪形象太過鮮明，大家幾乎忘了他也是評論家。二來，「愛國知識份子」好像實在不大容易和公共知識份子聯想起來；因為前者的勇氣是用來對付外敵的，而後者卻專搞窩裏反。

再看看法國的例子吧。隨五卷《私人生活史》中譯面世，「年鑑學派」已經成了中國讀書界家喻戶曉的名字了，那麼大家一定也知道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的故事吧。他不只是「年鑑學派」的創始人，改變了現代史學的軌跡，而且還是個軍人。28歲那年，他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從班長幹到上尉，得過四枚勳章。到了54歲那一年，正當學者生命的黃金時期，他卻放下未完成的方法自述《史家的技藝》，再次應召參戰。只不過沒想到這一回法國竟然用了一個月就把自己的士兵幾乎全部打光。然而，愛國心切的布洛克放棄了流亡美國的機會，與許多文人學者一起轉入地下，繼續抵抗納粹德國。

平常大家總是很好奇法國知識份子在68年5月事件的表現，但往往忽略了這個群體在維希政權下的表現是多麼地可歌可泣。比如布洛克，當時他在里昂發行刊物號召抵抗，活躍於各個游擊小組之間，早就成了德軍的眼中釘。果然，1944年3月8日上午，蓋世太保把他帶走了。審訊期間，布洛克被鞭子打過，被火夾燙過，也曾給人脫光衣服丟到冰桶裏去，最後連拔指甲這招都出來了；但他還是一身硬氣，閒時教導獄友史學的妙趣。6月16日晚，他被押送刑場，四人一小組地等待槍決。旁邊一個才十來歲的小伙子開始嚇得發抖，低聲問他：「會疼嗎」？已經56歲，滿身傷疤的布洛克伸手攬住這位年輕人的肩膀說：「孩子，不痛，一點也不會痛」。這句話就是一代史學宗師的遺言了。

最近我讀法國精神分析學家勞迪聶斯高（Elisabeth Roudinesco）的《騷動時期的哲學》（英譯本書名是《Philosophy in Turbulent Times》），才知道傅柯的老師，著名的醫學史家岡居罕（George Canguilhem）也是抵抗運動的健將。他是個完整的和平主義者，不願拿刀拿槍，於是就以半吊子的醫學知識充任救護。據他說，這段經歷豐富了他對傷病的認識，後來才寫得出那些了不起的鉅著。他又說，當時他們這批知識份子的英勇不是來自任何心理的情感的主體（包括「國民」這種身份），而是回應最理性的普世範疇。

因此，我們就能理解戰後不久的怪現象了：曾經勇敢對抗納粹的一大幫人突然被不少輿論攻擊為「叛徒」，因為他們支持阿爾及利亞擺脫法國殖民的獨立行動。即使是到了開戰的時刻，自己國家的軍隊正在北非打擊「叛軍」，他們仍然毫不猶豫地猛烈抨擊自己的政府與支持政府的國民。為甚麼一批曾經投筆從戎不惜捐軀的「愛國知識份子」會變成了聲援「境外敵對勢力」的最極端的「公共知識份子」呢？

勞迪聶斯高引述了古典學大家維爾南（Jean-Pierre Vernant）的回憶：「1940年，就在戰敗的那一刻，我從根處深深感到自己在對自己說：要活在德國和納粹的佔領之下是絕無可能的事。然而，當阿爾及利亞戰事爆發，這同一群伙伴，同樣的法國人，對自己的身份有相同的忠誠，卻認為阿爾及利亞有獨立的權利……我不能否定其他人也有我在祖國土地上抵抗德國的那同一種權利」。換句話說，他們反抗德軍和他們批判祖國的理由是一樣的。勞迪聶斯高以略帶精神分析味的語言總結道：「這些行動出自普世的名義；或者更準確地說，它出自『自我』（ego）的脫落，對『自己』（Self）之真理的進入；它遠遠超出了狹隘的局部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