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如何煮飯給廚師吃／為甚麼廚師應該上人家的館子？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二月份的美國版《GQ》介紹了一家坐落在芝加哥平凡街道上的詭異小店Schwa。這家店的老闆兼大廚卡森（Michael Carlson）脾氣很古怪，有時候會把雍容典雅的貴客趕出門，有時候又會請擔心自己付不起錢的年青廚師免費吃一頓。這家店的位子很難訂，不是因為她太好太出名，而是因為卡森不太會使用附有留言功能的電話。很多時候，你留了言很久卻半點回音也沒有。又有些時候，他恰巧接到電話，然後你的位子馬上就能打尖定下來了。假如你忍受不了這種混亂情況直接跑上門找他，他又會叫你應該和別人一樣用電話訂座，因為這樣才符合公平原則。又假如你運氣夠好，收到他的回電，你可能會聽到一把聲音從電話線那頭響起：“Hey, Man, this is Michael from Schwa, Man. Did I wake you up, Man？”你應該很高興，假如你記得自己幾個月前好像打過電話給一家叫做Schwa的餐廳的話。

為甚麼他要自己處理訂位，為甚麼不叫侍應去做呢？很簡單，他沒有。這家餐廳不用侍應生，所有菜都是由他親自端上桌。不僅如此，他還不賣酒。客人全都自己帶酒上門，而開瓶費才收兩塊多美金一瓶。問題只是他會把客人當老友，拿你的酒去倒給別桌的客人喝。目前，這家店只有三名員工，除了卡森，另外兩個全是廚師。那兩個助手的時薪是四美元，由於卡森是老闆，所以他的時薪“高達”六美元，全比法定最低工資要低。沒辦法，Schwa的成本太高，雖然鋪租才幾百，但食物成本高昂。

無論怎麼看，這都像家街頭轉角處的爛店，食物成本又用得了多少呢？然而，他們賣的不是速食，而是當今最紅最受關注的分子料理。例如用海膽做的雪糕，用巧克力煙肉醬填充的空心甜菜頭，海苔製成的泰式炒粉，以及炒內臟雜碎配青豆蔻棉花糖。所以這是家非常古怪的小店，食物據說是一流的，創意、味道和外觀樣樣不缺，但服務方式和營運手法卻連一般高級餐廳的邊都摸不上。

2007年10月，卡森接到一通訂座電話。美國最有名的廚師之一，芝加哥的Charlie Trotter，要包下整間餐廳招呼他的好朋友。那群朋友包括了法國甜品大師Pierre Herme、French Laundry的Thomas Keller，Fat Duck的Heston Blumenthal，還有El Bulli的Ferran Adria……卡森後來形容：“這就像是正義聯盟，蝙蝠俠、超人和其他傢伙全都到齊了”。

卡森一夥緊張得快瘋了，接下來的十一天幾乎沒閉過眼。當然，這場晚宴簡直就像國際新潮美食界的高峰會，他那些創意在這些大人物面前會不會只不過是班門弄斧呢？而且他這時才發現自己連能配對成套的餐具也不夠，得向同城老大哥Charlie Trotter商借。除此之外，他還順便借來了見慣大場面的資深侍應。

結果呢？我查了一下當地報刊，發現這頓長達四小時的晚飯似乎已經成了傳奇。當晚所有賓客都很滿意卡森的作品，覺得這位元晚輩實在是可造之材，甚至將會是廚界的明白之星。可是，看起來很有性格的卡森原來根本承受不了這種壓力，一切重擔要到晚宴的第二天才全部爆發出來。他喝酒、呷藥，陷入三日三夜的狂喜與沮喪。然後，正當食客和記者開始聞風而至，他卻做了一個出人意表的決定：關店。三十三歲的卡森幾乎要從此退出食壇，休養了足足四個月才鼓起勇氣重新營業。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做飯給明星級名廚是吃這麼困難的任務嗎？


做菜給名廚吃會有很大的壓力嗎？也許。但假如你自己就是一個名廚，那麼你應該會習慣這種壓力。因為真正了不起的廚師都愛吃，所以他們一定不會放過一試同行手藝的機會。烹飪和吃喝一體兩面，要是不喜歡吃，又怎麼能對食物產生熱情？又怎麼能做得出好菜呢？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可惜我聽過太多廚房的故事，發現有不少廚子真的只是廚子，為了餬口被迫工作，對飲食其實毫無興趣。這種人，不問可知，必定是庸廚。

我絕對不以為謀生有錯。只不過，若是想當好廚師，自己不愛吃是不行的。此所以有些半途出家的人開餐館兼任大廚，菜式拿出來竟也有板有眼，甚至比許多紅褲子出身的更見心思。那是因為他們自己好東西吃多了，心癢難搔，寧願放棄本行也要為所愛獻上下半生。這股熱情是不可低估的。又或者，你曾經年紀輕輕無事可幹，一不小心進了火熱的廚房當學徒，開始的時候只拿它當苦差，後來卻興趣大增，愈做愈有癮，最後終於修長正果。好廚師起點或有不同，但愛的終點是一樣的。

我每到不同的地方，都愛打聽當地廚師下班宵夜的去處。就知的士司機有個竇一樣，很多廚師也喜歡工餘聚聚同行，談點八卦交換情報。這種地方多半簡單，裝潢不豪華，食物很直接。廚師在此不是為了觀摩學習，而是放鬆神經，享受樂趣。因此，千萬不要以為這裡的大廚是廚中之廚，雖然他們也絕非平凡庸手。

愈是明星級的大廚，就愈愛找空閒的時間去幫襯同行，看看同一種材料人家怎麼處理，瞭解一下潮流大勢；更要緊的，是在浩瀚無邊的大洋中尋找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究竟去到了哪一個層次。我們常說廚師也是藝術家；那麼，當今世上又有哪一個有企圖心的藝術家是不去參觀展覽，不看他人作品的呢？反過來看，聲譽最隆的餐廳也就自然會有最多的同業光顧了。我曾聽說，EL　Bulli每天晚上的客人裡頭起碼有一半是食界中人，理由就在這裡。

我還知道有些好餐廳面試員工的其中一個問題是：「你最喜歡哪家餐館？」。答案能夠顯示一個應徵者的口味和想法，看看他合不合得來。另一條更到肉的問題是：「你來過我們這裡吃飯嗎？」。假如對方是個又有本事又認真的人，怎能不事先考察一番？而且這些餐廳還假定一位廚師一定要喜歡自己工作的地方，喜歡這個地方提供的菜式。換了是你，你也不會講一個不愛吃素的人來做齋菜吧？

不止請新廚要這樣子考他，有些廚師還會不時坐進自己的館子當顧客，從客人的角度去感受自己的作品。因為他將驚訝地發現，加上服務、酒水，以及一道道菜構成的整體配合之後，那些東西吃起來竟然跟廚房裡試味時的狀態大不相同。

說回取經；其必要就在於減低自己的傲慢，明白天外有天的道理。不知道在哪兒看過一位美國名廚的故事，他聽說巴黎「泰伊風」（Taillvent）的服務天下無雙，於是和妻子首次旅遊法國時特地踩場，瞧瞧人家是否真的名不虛傳。很不巧，當天他倆遇上的士罷工，結果被迫搭地鐵兼步行，趕到「泰伊風」的時候不止全身濕透狼狽不堪，還遲了足足四十五分鐘。他們心想名店多半門高狗惡，這回多半要受白眼了。不料，當年仍然在世的傳奇老闆Jean-Claude Vrinat親自從大門搶了出來，一邊鞠躬一邊焦急地用流利的英語說：「I'm so sorry, I'm so sorry. Will you forgive us?」。原來他早就知道今天有的士罷工，很為訂了座的客人擔心，一直守在門口。這一晚他使盡全力「補償」客人自是不在話下。然後，這對美國夫婦酒足飯飽，一切煩惱早都拋到九霄雲外，老闆才使出了最後一招：叫司機開自己的車把他們送回酒店。

梁文道：關上女學生的那道門

我一直以為自己是個受過女性主義洗禮，對性別議題有起碼認知的男人，直到最近。那一天放學之後，幾位女同學來找我談功課的問題，於是我近乎本能地想用一個垃圾筒去擋住辦公室的門，想讓那道沉重的門不要隨便關上。可是比起那道老舊而厚實的門板，一個脆弱且細小的垃圾筒實在是螳臂擋車，不管我怎麼弄，都好像不大妥當。轉念一想，才發現這裡有3個女孩子，我大可以把門關上而不出任何問題。

甚麼問題？當然是性騷擾的問題。

大概十幾年前開始，學院裡許多比較「進步」的男教師開始流行用掩門這一招來應對女生。因為校園性騷擾的事時有所聞，一些男教師利用自己的地位與職權傷害學生，甚至提出不合理不合法的交換條件。於是很多老師為了讓女生安心，就養成了有女孩子在時一定不關辦公室大門的習慣，甚至像傳統佛教的比丘戒條一樣，要求女生一定要兩人一組來見他，以免任何瓜田李下之譏。然而，這真是個為女生利益著想的做法嗎？其實不是，這是為了保護男老師。

以我自己為例，我們在做這個小動作時很少根本顧及女生的感受，我們最擔心的是惹麻煩（哪怕只是下意識的擔心）。直接地講，那是害怕他人誤會，以為我也是那種非常不堪的衣冠禽獸。甚至，把女生當成了潛在威脅，恐懼她們圖謀不軌，向高層和校方訛稱遭到性騷擾，陷我於不義。

那麼，甚麼才是女生的利益呢？就拿當日找我談話的同學為例吧，其中一位在說話時略顯猶豫，言而有盡，後來我才想起她也許有些話是要在一個更私隱的環境下才說得出口，兩位同學在場，反而窒礙了她的機會。我這個貌似文明的舉動會不會弄巧成拙地阻擋了她本該擁有的學習權利？

師生之間本有一種超乎學人的親密。以前有些教授會在課餘和學生喝茶飲酒，天南地北閒話家常，很多人事後回憶都說，這種非正規的課外活動才是他們知識與靈感的最大泉源。假如我是一個女生，偶爾路過教授的辦公室，聽見門內傳來兩個男人的暢快笑聲高談闊論；假如有一天，我也敲門而入，老師卻擺出一副禮貌卻略顯冷峻的態度，防我如防賊地立刻打開房門，這又算不算是另一歧視？如果有一天，每一位男教師都非常「文明」地使用這種方式迎接女生到訪，卻毫無顧忌地關上門讓男生吐露心聲，這又是不是有點像往昔高等學府裡那種神秘的精英會社，最高等的智慧只在男人之間秘密流傳？

也許，男教師的這種做法其實和某些人勸女孩子別走夜路，戶外不要著裝太過性感是很接近的，都是以防止性騷擾的良善名目出發，實則剝奪了女子應享的權利。女學生找我談事，我不關門；可是我卻同時關上了另一道心理的大門，把她限定在一個「安全」的空間。

這是否因為我把女性視為潛在的威脅，猶如穿上露背裝的女孩子太過「危險」？

梁文道：為何建築師愛穿黑衣服？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什麼人會買這樣的書呢？掌心般大，黑布封面，全書大概百來頁。沒有序言，沒有說明，封面手寫白色書名《為什麼建築師穿黑？》（Why Do Architects Wear Black？）就是全書主旨了。內文是一堆建築師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同樣是手寫的幾行字。這本書的「作者」很省事，只要發信給那些建築師，然後回函照登就行了。可是，這麼一本半小時看得完的書居然要賣港幣276元。所以，我一定要為它寫點什麼，用稿費彌補我的損失。反正，我從不隱瞞自己的寒酸。

有一回和塵翎聊天，她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察：「如今不比從前，最有創意的年輕人都不去寫作了，他們全部都去搞設計」。有道理，尤其台灣，各種建築設計書一浪浪湧向市面，從大師專集到《經典椅子一百把》，搞完了《曼谷風格》就上《荷蘭新潮》。儘管繁華中難掩蒼白，但它們很貴，而且很好賣。相比之下，我的朋友駱以軍窮數年心血寫成的長篇《西夏旅館》簡直就是價廉物美。至於詩；還有人在出詩集嗎？

我對建築、設計與時裝沒有任何意見；恰恰相反，我不只很欣賞這股「創意文化」潮，還有不少好朋友幹這行。可是在翻這些書的時候，我卻總是懷疑它們能出書的道理。一百張椅子，一百把燈，那是為了參考學習？有那麼多設計學生嗎？還是阮囊羞澀，搜不全實貨，所以看圖解渴？就說這本《為什麼建築師穿黑？》吧，有一個朋友告訴我，買它的理由是為了看到一眾大師的手跡；不能親炙，這麼意淫一下也是好的。換句話說，這和名作家手稿出書的原理差不多。

其實這本書很聰明，就像好玩的概念藝術，能夠擊中許多人的疑惑。因為建築師的確愛穿黑衣服。我參加過幾次建築論壇，會後大家合影，照片出來，效果就和烏鴉圖考似的，墨得不分彼此。這種情況又很像時裝設計師；你有沒有發現，許多時裝秀結束之後，設計師在穿得美美的模特兒夾道歡迎下走出來接受大家的鼓掌歡呼，他往往一身Ｔ恤牛仔褲，與他創作出來的繽紛萬象大異其趣？莫非最簡單的黑衣才是創意大腦的表徵？

看這百多位建築師的解釋，有的非常實在，直接說那是為了「使自己看起來瘦一點」，或者「它不需要動腦子，讓無常的日子裏起碼有一樣事情是確定的」。英國的傅尼埃（Colin Fournier）說得更細：「一是為了令建築師在自己的作品跟前保持中性，就像神父穿黑衣以突出自己的信仰。第二，我有色盲，根本分不出顏色」。日本青木淳的答案和他的作品一樣有趣：「建築師都是共產主義者」。我們華人的唯一代表艾未未則用漢字寫下了很詩意的一句話：「消失，消失在世間」。與他一起創作北京「鳥巢」的紅人赫索格（Jacques Herzog）有點不合群，他說：「我不能想及任何關於黑的事情，也許是因為太多建築師穿黑衣服？」。「解構」派的艾森曼（Peter Eisenman）最乾脆：「我不穿黑」，真的嗎？我好像在照片上見過他一身黑西裝。

很多年前，我在舒琪開的那家二十四小時書店看到一本他大力推介的書，說的就是十九世紀「紈公子」（dandy）穿黑衣的歷史。當時沒買，現在竟連書名都忘了，實在後悔，否則此時就可大派用場了。因為那群人的風格可以拿來比較今天的創意人；他們一反前代浮華矯飾之風，崇尚儉樸的外觀。可是這種儉樸是精心製造的效果，不用香水但要上好的亞麻布，最好還帶點鄉土風的漂染。材質、剪裁與手工必須精細到內行人才看得出味道的地步。明明在家花了三小時修臉襯衣服，可是一上街，卻得像波特萊爾所說的那樣：用一種懶洋洋的態度對於城市的一切不表震驚、厭惡和氣餒。永遠留意自己的姿態，同時擺出一副超然世外的冷漠。

梁文道：金融危機讓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復活」

【廣州日報-休閒周博閱】有「無產階級文學代表」之稱的小林多喜二的小說《蟹工船》于1929年問世，去年該書榮登日本各大書店熱銷榜榜首，得到讀者尤其是「90後」一代的歡迎。與此同時，《無家可歸的中學生》也成為日本跨年度的暢銷書，與《蟹工船》一起入選今年日本十大流行語。日本媒體認為，兩書熱銷都凸顯出當今金融危機及「畢業即失業」的社會狀況下，日本國民對於生存現狀的深切憂慮。

熟讀近代中國左翼文學史的人都該聽過小林多喜二。當他在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被日本「特高」警察捉捕入獄，凌虐至死時，魯迅等著名中國作家都曾為他鳴不平。這一切對上年紀的中國讀者來講一定不陌生，問題是為什麼今天的日本青年會突然「發現」了它，使它復活過來，狂銷數十萬冊呢?照潮流雜誌的推介，日本的年輕人應該喜歡村上隆那種輕飄飄的藝術商品才對呀，怎麼會忽然迷上這種老古董呢?

大部分的觀察家都說這是日本「下流社會」的側面，許多青年打工族發現自己可能一輩子也爬不上去，看不見明天是不是會變得更好。而且貧富差距日見懸殊，那頭有米其林三星指南登陸東京，這頭人人工時過長收入縮水；那頭有名牌旗艦店越開越大，另一邊則有人要打三份兼職來養家糊口。仔細一想，這不正是《蟹工船》的處境嗎?一群生活無著的人被迫上船，漂洋過海，在狂風巨浪裡頭，冒死勞動，掙扎求存。至於那些下了班還要用手機和電郵通緝我的管理人員，豈不就像捕蟹船上的監督，不讓我有一刻的喘息時間(雖然他們還沒出到用棍子毒打我這一招)?

他們越看越覺得擠得跟罐頭似的通勤電車其實是條堪察加海上的破漁船。

也有一些人認為這種理解不可靠，就算小林多喜二的小說以真實事件為藍本，當年的現實也和今天的情況相去太遠。也就是說，昔年的殘酷並沒有完整重臨，而是透過現今讀者的詮釋聯想，成了一種感知現實的隱喻。

小說里的工人天天在海上過著沒有明天的日子，不僅要面對海洋上那深不可測的摧毀力量，還得受到監工的奴役，活的時候沒有尊嚴，死了之後更連螃蟹都不如。例如一個二十七歲的東京人，害了腳氣病，臨終遺言是一句「我不願死在堪察加」；可他畢竟死在堪察加海上了。清理遺體的工友幫他「將衣服解開來，發出一股令人嘔惡的臭味。又白又扁的可怕的虱子慌慌張張地爬出來。長著魚鱗似的泥垢的身體，像一段倒在地上的老松樹。胸口露出一條條的肋骨。自從腳氣病厲害以後，自己不能行動，大小便好似也躺在床上拉，床鋪臭得要命。襯衫褲都變了赭黑色，用手一提，就像灑過硝鏘水一樣，變成一片一片的。泥垢把肚臍眼都填得瞧不見了。肛門旁邊像土一般黏著結的糞便」。

對日本讀者而言，這是個隱喻；對我們來說，它卻是個模擬。像那煤礦里的礦工，一個個黃土上的坑就如北洋上的船隊，裡頭同樣有汙黑腐朽的軀幹。

不知道《蟹工船》的中文版重新推出市面之後，會不會像日本那樣?

梁文道：CCTV的存在理由

【南方周末-自由談】公營廣播機構唯一該做的，就是把收益變成服務社會的資源很多年前，當我還在電台工作時，我才曉得最令這個圈子頭疼的，是一些文化藝術節目，以及專供長者或其他弱勢社群收聽的節目，因為它們全部賺不到錢。文化的市場太小，廣告商連瞧都不瞧；至於老人，他們又有多少消費能力呢?

可是你不做不行，因為香港政府認為大氣電波是種很稀有的公共資源，頻譜有限(起碼在數碼廣播大行其道以前)，給了你，人家就用不到了。所以即便是純商業機構，只要占據了這麼寶貴的公共資源，就必須負上應盡的社會義務，比方說製作些沒有商機但又不是不要緊的節目。

「社會義務」，這正是全世界所有公營廣播機構都該用來好好衡量自己表現的尺子，證明自己存在價值的依據。從英國的BBC、日本的NHK、香港的RTHK，一直到大陸的中央電視台，全世界最早最大型的電子傳媒幾乎全是公營的。它們的存在絕非不證自明；相反地，它們應該向公民負責，解釋自己占據大氣電波的理由。一般認為，比起民營的商業機構，公營廣播機構的最大特點就是不能唯利是圖，不該只以收視率和收聽率去評斷什麼節目該做什麼節目不該做。文化節目很難牟利，但它對一個國家乃至全人類的長遠發展至關緊要；科普節目一定不如電視劇受歡迎，可是它能開民智增長見聞，假如連許多商業傳媒都要被迫拿出時段和成本去製作它們，一家公營機構又有什麼理由拒絕一些高素質低收視的節目呢?

公營廣播機構既接受公帑的補貼，又往往擁占了數量龐大的無線電頻譜，就不能把廣告收益當作肥己的利潤，更不該耗巨款建造足以炫世的地標大樓。它唯一該做的，就是把收益變成服務社會的資源。

「服務社會」這四個字聽起來很抽象，實際上的任務卻很具體，其中之一就是提供一切有助于公民瞭解世事，使他們能夠更明智地參與和決定公共事務的信息及意見。前一陣子，BBC因為拒絕一個人道援助加沙難民的廣告而備受英國朝野批評。這不只是因為它違反了客觀中立的原則，有過度偏向以色列之嫌；更因為它是一個公營廣播機構，應該恪守更高的標準，力求不偏不倚地把這個世界全面地帶到觀面前。拒播那條廣告，在很多人看來無異于剝奪了英國人瞭解全部真相的權利，使他們無法採取支持難民的實際行動。

ARD是德國最老牌的公營電視網。它的出現來源於前西德聯邦憲法法庭對言論自由條文的解釋，法官們認為國民的言論自由不能只是消極保障，還得積極地促進，令國民知道影響國家的大小事務，監督政府的所作所為。由於過去納粹留下來的陰影太深了，所以他們還特別指出ARD的工作之一是給人民隨時批評政府的機會，不要讓國家再一次走向罪惡深淵。

盡管ARD陳義如此之高，但時日一久，它也難免墮落之譏。有學者說它已經從一個面向政府的「社會的游說者」(lobbyistsforsociety)變成了「游說者的社團」(societyforlobbyists)，而變化的原因自然是商業勢力的抬頭。

公營廣播機構商業化，甚至屈服于商界壓力，以討好巨賈名流為樂，似乎是全球大勢所趨。於是這二三十年就一直有人提倡「公共廣播運動」(請注意，是「公共」，而非「公營」)，其理念就是把大氣還給國民。如果傳統公營傳媒常常忽視了弱勢社群和底層階級，又或者在代表和呈現他們的時候扭曲了他們的聲音；那麼它就應該挪出時段甚至頻道，在財政和技術上支持平時在商業媒體上看不見的那些人，使他們對著全社會說出自己想說的話。

走到這一步，他們其實已經逼近市場時代下公營廣播的終極目標：讓看不見的被看見，讓被消音者發音。誠然，比起一座宏偉的建築，一把真實而粗糙的底層聲音，才真正是一家公營傳媒之所以偉大的證明。

梁文道：誰需要公營廣播？

【am730-觀念】從英國的BBC，日本的NHK，香港的RTHK，一直到大陸的中央電視台，全世界最早最大型的電子傳媒幾乎全是公營的。它們的存在絕非不證自明；相反地，它們應該向公民負責，說明納稅人應該交錢給它，解釋自己佔據大氣電波的理由。一般認為，比起民營的商業機構，公營廣播機構最大特點就是不能唯利是圖，不該只以收視率和收聽率去評斷甚麼節目該做，甚麼節目不該做。文化節目很難牟利，但它對一個國家乃至全人類的長遠發展至關緊要；科普節目一定不如電視劇受歡迎，可是它能開啟民智增廣見聞。

公營廣播機構既接受公帑的補貼，又往往擁佔了數量龐大的無線電頻譜，就不能把廣告收益當做可以肥己的利潤，更不該像央視那樣建造足以炫世的地標大樓。它唯一該做的，就是把收益變成服務社會的資源。雖然「服務社會」這四個字聽起來很抽象，實際上的任務卻很具體，其中之一就是提供一切有助於公民了解世事，使他們能夠更明智地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

前一陣子，BBC因為拒播一個人道援助加沙難民的廣告而備受英國朝野批評。這不只是因為它違反了客觀中立的新聞原則，有過度偏向以色列之嫌；更是因為一個公營廣播機構，應該恪守更高的標準，力求不偏不倚地把這個世界全面地帶到觀眾眼前。ARD是德國最老牌的公營電視網。它的出現來源於聯邦憲法法庭對言論自由的解釋，法官們認為言論自由不能只是消極地保障它，還得積極地促進它，令國民知道影響國家的大小事務，監督政府的所作所為。由於過去納粹留下來的陰影太深了，所以他們還特別指出ARD的目標之一是給人民隨時批評政府的機會，不要讓國家再一次走向深淵。儘管ARD陳義如此之高，但時日一久，它也難免墮落之譏。

有學者說它已經從一個面向政府的「社會的游說者」(lobbyists for society)變成了「游說者的社團」(society for lobbyists)，而變化的原因自然是商業勢力的抬頭。公營廣播機構商業化，甚至屈服於商界壓力，以討好巨賈名流為樂，似乎是全球大勢所趨(例如央視之前還特別吹捧三鹿奶粉的安全)。於是這二、三十年就一直有人提倡「公共廣播運動」。

請注意，是「公共」，而非「公營」，其理念就是把大氣還給國民。如果傳統公營傳媒常常忽視了弱勢社群和底層階級的聲音，又或者在代表和呈現他們的時候扭曲了那些聲音；那麼它就應該挪出時段甚至頻道，在財政和技術上支援平時在商業媒體上看不見的那些人，使他們對著全社會說出自己想說的話。走到這一步，我們就已逼近市場時代下公營廣播的終極理念了：讓看不見的被看見，讓被消音者發音。比起一座宏偉建築，一把真實而粗糙的底層聲音，才真正是一家公營傳媒之所以存在的證明。

梁文道：一場火災如何成了一個笑話

中國中央電視台新址大火，應該是件很不幸的事，不只勞民傷財，還斷送了一位英勇消防員的生命。怎麼大部份的中國網民卻都幸災樂禍地把它當成「喜事」，為之創作出各式各樣的「段子」，甚至將圖片拼湊成一種遊戲呢？這個道理其實和藝人「小瀋陽」近日走紅的原因是一樣的。

每年央視「春節聯歡晚會」最受中國觀眾期待的節目就是趙本山的喜劇小品了。趙本山的表演脫胎自東北民間的「二人轉」，原是不忌葷腥相當粗野的庶民娛樂，但他偏有本事把它淨化成可以上得了大場面的藝術，同時還不失調侃逗趣的本色。

今年，他還捧出了一個喜歡男扮女裝的弟子「小瀋陽」，憑著最原始的搞笑方法點起大火，一夜之間由央視燃遍全中國，成了紅人。為甚麼「春晚」裡頭有那麼多節目載歌載舞，那麼多的大牌偶像花枝招展，大家最關注的卻是一個不夠正經的笑鬧演出，一位「陰陽怪氣」的民間藝人呢？也許，這是觀眾的集體心理。那些歌舞不能說是不好，但總免不了套上一層善頌善禱的儀式色彩，把過年的歡樂全都轉成正正經經音高八度的「歌唱祖國」。

而趙本山與「小瀋陽」，明明夾在裡頭顯得有點俗有點鬧，卻最能對應百姓的現實生活。比起經過精心妝扮大紅大紫，在國家大典上戰戰兢兢的明星藝人，你一看到趙本山，就會覺得他特別像個普通人，一個最普通的典型中國農夫。也就是說，他和小瀋陽是春晚主旋律裡走出了的那顆音符；大家喜歡他們，難道不正是厭倦那曲主旋律的表現嗎？

主旋律威力龐大，製造它出來這具機器又何嘗不是目空一切睥睨天下呢？根據報導，那晚央視在工地上放的分明是違法的「A類」煙火，警察到場卻不依法執法、立刻禁止，反而非常客氣地「勸阻」他們。只不過有關人等不聽勸阻，執意要放，這才釀成一場大禍。假如實況的確如此，那麼這批警察的表現就真是歷年來最具「文明執法」精神的好警察了！何物央視？竟敢不聽一向以勇悍著稱的中國警員「勸阻」，知法犯法。這等囂張實在叫人心寒。於是我們就能明白網民們化涕為笑，惡搞這次中外注目的大火心理了。那就和他們喜歡小瀋陽一樣，其實是種表態。他們要表達的東西就是：我們受夠了。

梁文道：二十世紀的口述文明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一般流行這個講法，說現代知識界是現代傳播方式的產物。你在報紙雜誌上寫文章，也不知寫給誰看。但不知怎的，有人回應了，指出你的毛病缺漏。然後又出一人，替你說話，把指責逐條批駁回去。事情漸漸熱鬧起來，說話的人多，看的人更多。那批說話的加上那批聽話的，就叫做知識界了。在這個界裏，大家可以互不相識，但大家關心過同一件事，或者一系列的事與話題，而且全都覺得自己是關事的，有想法，也有立場。要是沒有雜誌，沒有書報，沒有電台電視互聯網，這些人如何曉得誰寫過甚麼？誰畫了甚麼？誰的新書怎麼樣？誰的思想精深廣闊呢？不知道別人幹過甚麼幹得怎麼樣，你就只剩下了自己，不可能產生「界」的意識。

所以我一直很好奇前現代的文人知識份子的聯繫方式。比方說鵝湖之會，朱熹與陸九淵是怎麼知道對方的呢？這場辯論的內容如何傳播出去，又傳了多久？又比如一個詩人大家公認是好，那個「公認」指的是甚麼意思？口耳相傳嗎？

北島和李陀編《七十年代》，請來三十人一起回憶自己的七十年代怎麼過。為甚麼是七十年代，那個夾在六十與八十之間特別模糊的夾縫般的十年？李陀說，那是因為「七十年代和一個特殊知識份子群體的形成有特別的關係……這一代人在青少年時期所遇到的成長環境實在太特殊了，他們的成長經驗也實在太特殊了」。我想其他讀者一定能比我看出更多更有意義的「特殊」，反正我最關心的，就只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那就是這代人聯繫結友的方式。而在這一點上，這代人確實是很特殊的。

北島在一九七○年春天和幾個「老泡」（藉病泡在北京的知青）遊船頤和園，其中一人挺立船首誦詩，是首現代詩：「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當灰燼的餘煙嘆息貧困的悲哀，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後來的大詩人感到某根神經觸動了，立刻問作者是誰。原來，是郭路生。沒有詩刊的年代，原來是這樣的。

出版物不多，看得見的更少，所以當年流行黑市換書。韓少功說：「比如一套《水滸傳》可以換十個像章或者一條軍皮帶。俄國油畫精品集或舒伯特小提琴練習曲的價位更高，手裏只子彈殼或像章的人根本不敢問津」。沒想到那竟然還是以物易物的年代。儘管如此，價值判斷也還是很準確，子彈殼的確沒法和舒伯特練習曲相比。

我還注意到閒聊的重要。這代人都愛聊，那不是無謂的idle talk，而是真能長見識的機會。正如韓少功所言：「這些閒聊類似於說書，其實是中國老百姓幾千年來重要的文明傳播方式。在無書可讀的時候（如文革），有書難讀的時候（如文盲太多），口口相傳庶幾乎是一種民間化彌補，一種上學讀書的替代。以至很多鄉下農民只要稍稍用心，東聽一點西聽一點，都不難粗通漢史、唐史以及明史，對各種聖道或謀略也毫不陌生。」

這是人類史上罕有的現象。明明已經進入了電子化的大眾傳媒時期，可有一個國家的一大批人集體回到口述文明的狀態。這個時期不像宋朝那麼久遠，很能為我們提供材料與活生生的見證，瞭解口耳相傳的網絡怎樣建構出一種知識界的芻型。

我想起甘陽在《八十年代訪談錄》裏對查建英說的話：「……知青的交往是非常擺譜的，很挑人的，就是知青之間，一開始就想：我看不看得上你啊？你到底行不行啊？」初見面，如何得知對方的份量呢？原來「……有一個口耳相傳的圈子的，會越傳越多的，你在這裏，別處人家會知道你，很微妙。流傳實際上是很廣的，可以傳得很遠的」。所以人物還真的都是傳說中的人物。不一定是寫了甚麼很厲害的文章，而是說過令人叫絕的話，人家記住了，一傳十，十傳百，有時還會變成全國知青皆曾聽聞的角色。

然而，我始終不懂，那些閒聊的局是怎麼開的呢？地下沙龍又要如何組織？當年住在北京的李零也是搔破了頭也想不通這個謎：「我們分住各處，怎麼約好了往一起湊」。沒有電話，「這可比沒電視、沒冰箱、沒洗衣機那陣兒我們都是怎麼過的，更讓我覺得不可思議」。前陣子和陳丹青夫婦吃飯，我也提起了這個問題，陳夫人說他們用走路騎車的辦法親自挨戶約局。李零則對此半信半疑：「總之，大家都相信，所有聚會，都是就近串聯，不管是腿兒走，還是騎車溜，一傳十十傳百，能把消息傳到……是這樣嗎？我怎麼記不起來？想不到，這等小事，已如『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完全屬於史前時代」。

梁文道：一條通往中國夢的階梯

【am730-觀念】教育不只是為了就業，學習不是為了考試；這都是幾乎沒有人不贊成的理想。可是，當全中國六百多萬大學生將要躋進逐漸惡化的經濟窄門，有些畢業生甚至要跑去賣豬肉當小販時，這些話又是不是太過風涼？也許，我只能用這番老調去安慰失意的年輕人了，但願他們不因自己手握證書卻求職無門而沮喪。可是仍然有人以為考上大學是青少年應該為之奮死一拼的頭等要事。

內地著名報刊《南方週末》2月5日刊出了一位高中生的來信，他回憶升讀高中時的情況說：「中考前，父親那句話我今生難忘：『考不上江中(我們那兒最好的中學)，你就去死，家裏有藥有繩……』我是含著淚跑回房間的。我不明白，考一個好高中比兒子的存在更重要？」後來他考上了，不過他發現高中只是準備考大學的補習班，而各式各樣的管控和羞辱更是有增無減：「我毛病百出，先是強迫症，這學期頭又痛，已經痛了兩次，每次痛兩周，需掛一星期點滴，醫生說是壓力太大造成的」。

為甚麼在大學學位甚至碩士博士都不大管用的時代，大陸仍然有人要為了上大學而被迫到這田地呢？那是因為這位年輕人和他的家人並沒有太多其他選擇。大家都不希望教育只是一級一級的考試比賽，也不相信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找到好出路，可是我們都不能否認教育是社會最主要的流動階梯和通道。不過，這又是一條何其殘酷的通道呢？且不論考試方式與應試教育之呆板荒謬，令人難過的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沒有第二次機會。儘管考試可以重考，但絕大部分人的人生走向卻要決定在孩提時代的幾次考試之中；上不了好高中，你就上不了好大學；讀不到大學，你未來一生的藍圖也就提早完成了。在中國，成人教育不受重視、公共教育資源匱乏，你根本沒有改寫命運的機會。你不能在三十多歲時才突然醒悟，後悔少年時代耽於逸樂，現在覺得還是應該回去好好念書改行做醫生。

社會向上流動的管道本來就幾乎只有這一條，它還是一條被拋出來之後就回不去的快車道。可怕是它的遊戲規則還不一定公正，它的效用還要不斷受到侵蝕。在有些情況下，即使你成績和別人一般好，也不能保證你能和他們上同一家名校。大學出來，一位能力不如你的同學居然比你更快找到工作，那是因為你家的背景不如他，身份比你「特殊」。至於說放棄學業，早早打工儲錢將來找機會弄門小買賣？不比從前了，它現在是一種危機四伏、前景不明的選項。

那位高中生很不幸，他的父親一樣不幸。生在農村，家境一般，關係有限，認識的人不多；他實在只能這麼考下去。是的，大學生不吃香了，他們全都面臨危機了；但是這個年輕人依然得去考大學，因為他們沒有第二條路。

梁文道：團圓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今年省麻煩，除夕夜裡吃火鍋。雖然這不是我家的習慣，但傳統上不都說「圍爐」嗎？所以我們還算按規矩過了一回中國年。

說起火鍋，還真是一樣很有中國特色的吃食，與西方世界的飲食文化截然不同。而第一個發現這種中國特色的，並不是我們中國人，卻是法國人類學大宗師李維史陀（ClaudeLevi-Strauss）。

這位幾乎與「結構主義」同名的老人去年年尾剛過一百歲生日，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固然要親自登門賀壽，各大報刊則以頭版發佈他壽辰的消息，有些電視台更不惜撥出全天候的節目時段回顧他一生的成就。一來，這是法蘭西的高貴傳統，大家崇拜學術明星就和崇拜劉華一樣（儘管不是人人都能讀懂那些硬綁綁的技術流鉅著，但起碼也得裝一下，好比香港OL一定要學會LV的正確發音）；二來，這是因為這位人類學家實在厲害，洞察到不少文化雖然這不是我家的習慣裡頭的根本結構。

那麼，他對中國飲食文化發表了甚麼很厲害的見解呢？其實也不多，一句話說完，那就是「中國菜幾乎是共時的」。甚麼？這是甚麼意思？這就算很厲害嗎？

且容我先用他老家的法國料理來解釋這句話的意思。我們都知道，以法國菜為首的西式料理上菜是一道道上的，除非在某些特別場合，否則絕少同時上全一桌菜。不僅如此，一頓飯裡的每一道菜都應該盡量不重複。所謂不重複，指的是它們的基本元素，例如材料和烹調手法，頭盤出過烤田雞腿，主菜就不該讓它再來一回。而且上菜的程序也有講究，正常情況下，海鮮魚貝不能排在牛扒羊腰前面，否則就亂了口味了。這種情況就叫做「貫時性」，各種元素按順序一一列出。

中國菜則不然，出過的材料還可以再出，冷盤用過豆乾不礙大盤再用一次；使過的手法也還能再使，吃完油炸鳳尾魚不妨接著再上炸響鈴。更妙的是，這一切東西都可以同時上桌，紅白黑黃七彩紛呈，煎炒煮燉樣樣不缺。還得注意，一般中菜根本沒有所謂「配菜」這回事。比方芥蘭炒牛肉，你說這是芥蘭配牛肉，還是牛肉在配芥蘭呢？所以中菜菜單的洋文翻譯特別難，因為我們實在很難用西餐菜牌裡的那個「with」去形容各式各樣主客不分的中菜。

或許是從此得到靈感，另一位結構主義大師羅蘭．巴特（RolandBarthes）於是判斷日本火鍋是種「沒有中心」的「共時」文化。可是在我看來，中國火鍋不是走得更遠嗎？日本人吃火鍋單調得很，牛肉就是牛肉，魚肉就是魚肉，絕不輕易混攪。那像我們廣東人，生蠔鵝腸共冶一爐，不講究順序，也不分別葷素禽畜，甚麼東西都往鍋裡丟就對了。這才是最中國的中國飲食，「沒有中心」，是因為沒有配菜；你怎能判斷一鍋火鍋的主角是甚麼，配菜又是甚麼呢？

火鍋是最極致的團圓，取消了前菜和主菜的分別，從頭到尾只有一種烹調的技法，吃的過程和烹調的過程合二為一，所有食材共時出現共時享用，每一種東西都染上了別的東西的味道，是徹徹底底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農曆新年吃火鍋，誰曰不宜？

梁文道：自由的滋味（《噪音太多》序）

一、另一種音樂的自由

我永遠記得那個傍晚。因為一道出口在天色漸陰漸沉之際為我敞現，生命自此有異。

當時還在台灣，我是個初中二年級的學生，正逢周五，可以從宿舍回家過周末，依例得從學校搭車去西門町一帶的食店和唱片店間逛，用有限的零用錢在一本小說與一卷錄音帶之間精猶豫躊躇。那天我買了一卷Bruce Springsteen的《Born in the USA》，是彼時美國最暢銷的專輯，然後才滿心期待地趕車回家。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平常擠得跟罐頭似的巴士竟然有不少空位，免了一個多小時罰站搖晃之苦。我急不及待拆開那卷錄音帶的包裝膠紙，再貪婪閱讀盒子裡那其實不大看得懂的附贈歌詞小紙片。在且停且行，擺動劇烈的昏暗車廂中，專注猜測每一首歌要說的故事的涵義。

忽然鄰座有人和我打招呼：「嗨！你正在看甚麼？」我嚇了一跳，立刻從美國的新澤西回到熟悉的台北。原來是位很帥氣的大哥哥，他說自己是個大學生，很愛聽音樂，所以好奇我這小弟弟何以如此用心於一卷錄音帶上。

他拿去我的帶子一看，再笑了笑說：「不錯，你很識貨。雖然Bruce Springsteen是個了不起的搖滾歌手，但你聽過他以前的東西嗎？」。然後他就開始上課了，課堂裡有許多我聞所未聞的人物，稀奇古怪的理論，以及充滿色彩的歷史，彷彿是一個武俠小說的江湖，比如一首二十多分鐘長的搖滾樂，一個讓吉他火的狂人，一名躲在各種電子儀器背後製造太空之嘆息的隱士。最神奇的是到了最後，他竟然說：「可惜，Bruce Springsteen墮落了，居然在這張新專輯裡加進了舞曲，那還算做搖滾嗎？」。然後他在下車之前趕緊抄了一張小紙條給我，裡面有他所謂的「入門經典」，囑咐我一定要好好用心去聽。

墮落？音樂也有墮落這回事嗎？甚麼叫做墮落的音樂？為甚麼一個搖滾好漢開始玩舞曲就叫做墮落呢？再看看他那張字跡清秀的「秘笈」，上面有Pink Floyd, Emerson,Lake and Palmer, Yes, Led Zepellin,The Doors, Jimmy Hendrix, Brian Eno。這幾個陌生的名字；他們就是傳說中的高人了吧？

自此之後，我就覺得自己進入了一個超脫凡俗的世界，就像《納尼亞紀事》裡面那個神奇的衣櫥，又像哈利波特裡火車站上那個看不見的月台；只要我走了進去，我就能逃離身邊這可厭而庸俗的現實，得到自由。

所謂自由，首先是跟人家不一樣。當其他台灣同學都在聽香港過來的譚詠麟、張國榮以及梅艷芳，並且央求我不厭其煩地教他們?語發音時，我擁有一個真正的自我是他們不認識的。

赤裸點講，比起你們，我比較不墮落。


二、看電影的勇氣

然後我又想起了電影。雖然我不再泡電影院久矣，總是為了省事躲懶在家看碟，但我實在很懷念那段日子：幾乎掏盡所有錢去排電影節票房的隊，然後一天連趕五場戲，中間出來就用口袋裡僅餘的硬幣換麵包乾啃。聽起來辛苦，憶起來覺得不可思議，但當時真有一種幸福充盈全身的舒暢。為甚麼？因為自由。

電影學者游靜曾經寫過一段十分美妙的話，大意是進電影院看戲是要有勇氣的。她真是說得再好也沒有了，請想想看，我們和一群互不相識的陌生人坐在同一個漆黑的房子裡，目睹銀幕上種種驚心動魄的場面。那些場面或許叫我們汗流浹背，或許令我們不住淚下，甚至讓我們的臉從耳根開始一片赤紅。雖然看不見，但鄰居漸趨沉重的呼吸，身體上散發出的異樣氛圍，難道我們會感覺不到嗎？

人間最殘酷的景觀，人心最深沉的秘密，如此赤裸坦呈，我竟然就在公眾之中看見了。沒有遙控器，我調節不了畫面的行進方式與速度，聲響的大小和高低；我就這樣被動無助地夾在一群陌生人中間，任由電影挑動擺布，不由自主地大笑或者痛哭，回憶以及暇想。

走進戲院，豈能不要勇氣。

但是不用害怕，因為有某些獨特、用心而神秀的電影作者，他們竟敢撕破日常事所掩蓋修飾的真實，把命運的無常，上帝的退隱，承諾之背叛，慾望之陰暗，全都大膽地拍了出來，交給我們。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游靜還說：「人家都敢拍了，我們又有甚麼好怕呢？」沒有，我還怕甚麼呢？看電影，尤其是好電影，原是一種在眾人中認出自己本來面目的英勇行動。所以，許多影評人才會把「真實」不是技法上的「寫實」(很多時候，「寫實」恰恰才是說謊的最好方法)，而是電影作者敢於認真對待自己，敢於以「真面目」示人，甚至敢於面對人的存在的素質。

因此，看電影於我就和聽音樂一樣，是少年時代追求自由的手段。拒斥庸俗，一開始或許還是為了在同學之間樹起不凡的自我感覺，但它其實更是為了逃離庸俗的宰制，離開「成人社會」的無聊和謊言，離開森嚴的學校體制，離開國家對你的期盼跟定位。

梁文道：愛國與叛國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說起公共知識份子，很難不想到法國那一連串閃耀的明星：因為〈我控訴〉而流亡的左拉，站在工廠汽油桶上演說的沙特，被警棍狠狠擊中的光頭傅柯，以及透過電視節目去批判電視工業的布迪爾。彷彿公共份子就該天然地站在一切體制與權力的對立面，他們批判、抵抗甚至反叛；這才叫做良心與勇敢。可是我常常會反過來思慮，假如一個知識份子愛國，而且愛到為之而死的地步，他還算不算是公共知識份子呢？他還符不符合我們對公共知識份子的俗常印象呢？有一回我調戲一個「公共知識份子」，說「頹廢」作家郁達夫「其實是個了不起的公共知識份子，因為他不僅以筆為劍，在《星洲日報》發表過四百多篇抗日社論，最後還被捕遇害，壯烈殉國」。果然，這個朋友如我所料地呆了幾秒。一來，郁達夫的沉淪形象太過鮮明，大家幾乎忘了他也是評論家。二來，「愛國知識份子」好像實在不大容易和公共知識份子聯想起來；因為前者的勇氣是用來對付外敵的，而後者卻專搞窩裏反。

再看看法國的例子吧。隨五卷《私人生活史》中譯面世，「年鑑學派」已經成了中國讀書界家喻戶曉的名字了，那麼大家一定也知道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的故事吧。他不只是「年鑑學派」的創始人，改變了現代史學的軌跡，而且還是個軍人。28歲那年，他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從班長幹到上尉，得過四枚勳章。到了54歲那一年，正當學者生命的黃金時期，他卻放下未完成的方法自述《史家的技藝》，再次應召參戰。只不過沒想到這一回法國竟然用了一個月就把自己的士兵幾乎全部打光。然而，愛國心切的布洛克放棄了流亡美國的機會，與許多文人學者一起轉入地下，繼續抵抗納粹德國。

平常大家總是很好奇法國知識份子在68年5月事件的表現，但往往忽略了這個群體在維希政權下的表現是多麼地可歌可泣。比如布洛克，當時他在里昂發行刊物號召抵抗，活躍於各個游擊小組之間，早就成了德軍的眼中釘。果然，1944年3月8日上午，蓋世太保把他帶走了。審訊期間，布洛克被鞭子打過，被火夾燙過，也曾給人脫光衣服丟到冰桶裏去，最後連拔指甲這招都出來了；但他還是一身硬氣，閒時教導獄友史學的妙趣。6月16日晚，他被押送刑場，四人一小組地等待槍決。旁邊一個才十來歲的小伙子開始嚇得發抖，低聲問他：「會疼嗎」？已經56歲，滿身傷疤的布洛克伸手攬住這位年輕人的肩膀說：「孩子，不痛，一點也不會痛」。這句話就是一代史學宗師的遺言了。

最近我讀法國精神分析學家勞迪聶斯高（Elisabeth Roudinesco）的《騷動時期的哲學》（英譯本書名是《Philosophy in Turbulent Times》），才知道傅柯的老師，著名的醫學史家岡居罕（George Canguilhem）也是抵抗運動的健將。他是個完整的和平主義者，不願拿刀拿槍，於是就以半吊子的醫學知識充任救護。據他說，這段經歷豐富了他對傷病的認識，後來才寫得出那些了不起的鉅著。他又說，當時他們這批知識份子的英勇不是來自任何心理的情感的主體（包括「國民」這種身份），而是回應最理性的普世範疇。

因此，我們就能理解戰後不久的怪現象了：曾經勇敢對抗納粹的一大幫人突然被不少輿論攻擊為「叛徒」，因為他們支持阿爾及利亞擺脫法國殖民的獨立行動。即使是到了開戰的時刻，自己國家的軍隊正在北非打擊「叛軍」，他們仍然毫不猶豫地猛烈抨擊自己的政府與支持政府的國民。為甚麼一批曾經投筆從戎不惜捐軀的「愛國知識份子」會變成了聲援「境外敵對勢力」的最極端的「公共知識份子」呢？

勞迪聶斯高引述了古典學大家維爾南（Jean-Pierre Vernant）的回憶：「1940年，就在戰敗的那一刻，我從根處深深感到自己在對自己說：要活在德國和納粹的佔領之下是絕無可能的事。然而，當阿爾及利亞戰事爆發，這同一群伙伴，同樣的法國人，對自己的身份有相同的忠誠，卻認為阿爾及利亞有獨立的權利……我不能否定其他人也有我在祖國土地上抵抗德國的那同一種權利」。換句話說，他們反抗德軍和他們批判祖國的理由是一樣的。勞迪聶斯高以略帶精神分析味的語言總結道：「這些行動出自普世的名義；或者更準確地說，它出自『自我』（ego）的脫落，對『自己』（Self）之真理的進入；它遠遠超出了狹隘的局部認同」。

梁文道：基督不丟石頭

【明報-筆陣】恩福堂的蘇穎智牧師認為如果在《家暴條例》加入保障同居同志的條文，會造成「愛滋病增加」，大學生畢業後當「性奴」，甚至成為「養鴨一族」等種種惡果。他是一位基督徒。黃毓民議員在網上電台狠批蘇牧師「是癲的」， 「變成了拉登」。他同樣也是一位基督徒。基督徒並不是鐵板一塊，圍繞《家暴條例》的爭論自然也不是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的鬥爭。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某種右翼分子儼然成了主流基督教的代言人，他們又為什麼能夠如此順利地把在美國用過的那一套戰鬥語言順利移至香港。

曾被《時代》雜誌譽為「美國最好神學家」的郝華斯（Stanley Hauerwas）並不是一個激進派。多年以來，他從不放棄重建教會美德的努力，是當今神學界裏最具分量的倫理學家之一。雖然在許多思想更開放的神學家眼中，他顯得有點保守，但是他也曾在〈同志友誼：天主教道德哲學的一個思想實驗〉一文中如是說： 「說到底，性並不是那麼有趣，更不是一個足以渲染我們所有行為的決定性特質。同志就和所有其他人一樣，除了是同志之外，還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正是出於這個理由，我抗拒『同性慾』這種說法」。他又用一對收養子女、一心信主的虔誠女同志為例： 「他們並不淫亂，他們分享的親密關係使得他們能為教會社群的利益而更好地生活……我看不出為什麼我們不能把這種關係視為基督教意義上的婚姻……憑什麼可以不認可我所描述的這對女子呢？」什麼是「為教會社群的利益而更好地生活」呢？基督徒到底應該建立一個怎麼樣的社群，他們的生活又該為哪一種利益而服務呢？

翻開四福音書，今天的信徒一定會很驚訝，耶穌原來極少談論使得他們如此困擾的性問題。在《約翰福音》裏面，耶穌甚至還和一個結過好幾次婚的撒馬利亞女子私下聊天。在那個年代，一個女人嫁過幾次人是不光彩的，她的性經歷是可恥的；一個撒馬利亞人普遍被認為是「生活作風」不好的；而一名如耶穌這般的猶太聖者要是和一個女人單獨說話更是很容易變成一樁醜聞。然而，他的門徒很震驚，因為耶蘇不只沒有指摘這名女子的過往，甚至還親自祝福她！

耶穌基督最讚賞的美德不是嚴守貞潔等種種行為守則，而是仁慈、寬恕與正義（我突然想起蘇穎智牧師那一句「要立法令他們（同志）不受傷害，無可能！」）。要進入天堂那道窄門，靠的不是依從法利賽人（當年的猶太教基要派）的指引，而是善待異鄉來的陌生人，把食物分給無助的飢民，邀請無家可歸者到自己家裏作客，在強權之下保護受壓迫受歧視的窮苦大眾。每次讀到福音書裏的這些信息，我都會感到一種深沉的感動。即使不是教徒，也不能不折服於耶穌基督的勇氣與大愛。既然連神子都能為他所愛的罪人流血，我們又怎能不為我們最小的兄弟去做最簡單的事呢？比如說不要讓他們受到傷害。

右翼教會的問題：

錯誤解讀基督信仰

美國和香港的右派教會在道德議題上的最大特點，就是把它全部收縮窄化到性上面，似乎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公開集體行動的理由。電視上有露點鏡頭，他們投訴；同志要求平權，他們就上街。但我卻從未見過「明光社」投訴報章醜化新移民，也從未見過教會為了增加綜援金額而發動信徒去包圍立法會。這是為什麼呢？難道我讀的福音和他們的不一樣嗎？難道歧視新移民與少數族裔不是一個道德問題嗎？難道同志的罪惡要比一個漠視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社會還要深重嗎？

郝華斯又在〈為什麼同志在道德上要比基督徒優越〉（Why Gays (as a Group) Are Morally Superior toChristians (as a Group)）一文中指出，歧視同志源自當代基督徒生活中的道德紊亂。「譴責同志掩蓋了我們生活中的事實。所以在道德上對同志說『不』就變成了我們真的相信些什麼的必要象徵。」「我們生活中的事實」就是官商勾結之下的巧取豪奪，自然環境的極速惡化，以及貧窮現象的不斷擴大。

不要搞錯，我可沒說右翼基督徒都很沒良心。恰恰相反，每逢天災人禍，教會的保守派信徒都為善不落人後。根據一些調查顯示，他們平日捐獻的金額比例甚至要比許多悲天憫人的左派還多。問題只是他們往往把耶穌當年最不滿的道德問題看成是一種私人範圍的事，而今日社會普遍認為是私人範圍的性問題，在他們眼中卻是公共生活的危機。這不是基督信仰的本質傾向，而是美國右翼傳統解讀出來的特殊版本。結合了經濟上美式放任自由主義的思路，美國福音派教會一向以為貧窮問題是個人的責任，與社會再分配的機制無關，更不是政府的義務。所以他們絕對不會為了窮人展開結構性的政治行動，只能憑藉自己的憐憫心去捐錢當義工。

克魯曼（Paul Krugman）在《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心》裏，更曾舉過好幾個例子說明美國右翼一直用宗教議題，驅使底層勞工支持明明對他們不利的政策。

雖然一個候選人寬免大企業稅項的主張會削弱基層所能得到的福利，但是那些基層還是把票投給了他，因為他攻擊對手贊成同性婚姻。於是，右翼政治力量便與保守派基督教會形成了穩固的神聖同盟，以片面的宗教教條掩護政治經濟學的某種意識形態，並且愈演愈烈，使得信徒們看不見街頭上歷歷在目的社會不公，卻把笫間事變成危及國家前途的頭等大事。

這套美式論述之所以能夠順利嫁接到此，是因為香港本來就有新自由主義的豐厚土壤。在殖民傳統「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共識底下，香港人一向強調自力更生，將貧困看成是個人的不幸甚至人格的缺陷，絕不輕易地把責任往社會頭上推，更不會將它看成是社會整體的道德淪喪。因此香港也就絕對有本錢醞釀出安徒先生所說的美式「文化戰爭」，把道德熱情全部投注到同志受不受承認，傳媒有沒有教壞小孩這些事情上了。

諷刺的是， 美國右翼教會多年來維護「家庭價值」，力拒同志歪風的侵入，可是美國的離婚率卻總是居高不下。他們覺得這實在是末日將臨，還得再加把勁才行，因此羅賓遜（Pat Robertson）牧師等人才會把話說得愈來愈狠，用「接受同性戀是基督信仰衰亡的最後一步」之類的警示威脅大家。可是，正如美國評論家卡拉漢（David Callahan）所說的： 「離婚是市場個人主義與消費文化的完美表現。為什麼要和一個不能總是運作良好的產品黏在一起？如果有更新、更好，也更年輕的版本，又何必守住10 年前的老款式呢？」（見《The Moral Center》）。換句話說，假如「傳統道德」真的正在衰亡，禍首並不是什麼「性錯誤」，而是那套孕育右翼宗教文化的意識形態；以及貪婪，那種促成了金融風暴的貪婪。難道你不知道嗎？那群用百萬美元裝修自己辦公室的華爾街精英並不乏自命堅信的「重生」基督徒。

梁文道：黑的甜蜜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美國總統奧巴馬令我想起了芝加哥、黑人，以及fudge。fudge不是那個樂隊，而是一種甜食的名字。它主要的成分是糖、牛油及牛奶，通常還會加上大量的朱古力粉。加熱煮溶，充分攪拌，等它涼卻下來，再切成一塊塊吃。成分簡單，做法容易；但這麼簡短的說明根本無法形容它的最大特性，那就是甜，一種要命的甜。

也許是以前愛喝酒，我雖不拒甜食，並且總要在飯後嘗點甜才覺得圓滿；但我從來沒有吃糖的習慣，尤其害怕過甜的東西。市面最常見的幾種朱古力對我來講就已經太甜太膩，更何況fudge？

第一次吃fudge，就是在芝加哥。我看到有人在路邊的小攤上擺著一大塊棕色的餅狀物，起碼有一米乘一米那麼大，有點像山東大餅。於是過去八卦一下，走近一瞧才曉得是朱古力蛋糕一類的甜食，又見排隊者眾，人人臉上堆著笑容，就想要一塊試試。長住美國的妹妹立刻勸止，她說：「這不是朱古力蛋糕，是fudge，非常非常甜，你一定受不了」。fudge？沒吃過，我問：「連你也受不了嗎？」舍妹搖一搖頭，做無可奈何狀。我知道她在美國長大，練就一副甜牙齒，假如她都頂唔順，那我就要親自體驗一下了。

然後那小販熟練地用刀切一份給我，原來這一份就足足有半磅重，厚厚實實，十分美國。妹妹再三恐嚇：「你可千萬別分給我！」我說：「不怕，我會負責。」結果才咬了一小塊，我就知道錯了。天呀！那種甜簡直到了令人流淚的地步；而且極油極膩，一丁點就足以漿住整個口腔。我費了很大氣力才忍住沒吐，還得立刻灌掉半瓶水，接下來的一天都不想看見任何食物。到底有多甜呢？這麼講吧，它的成分其實和拖肥糖一樣，只不過甜度是一般拖肥糖的十倍百倍！

後來我才知道那天幫襯的居然還是來自麥金納島（MackinacIsland）的特種fudge，以份量及甜度著稱。又有人告訴我，那是黑人的最愛，愈甜他們愈高興。沒錯，我記得排隊的顧客裡真有七成是黑人。可是為甚麼他們能夠吃得這麼甜呢？帶著這個問題，我又在芝加哥盤桓數日。

芝加哥是一座非常美麗的城市。密芝根湖寬廣似海，湖邊一道長長的沙灘，要不是太冷，肯定會擠滿泳裝客。市中心高樓古典而壯麗，早在紐約之前，它就以櫛比鱗次的摩天巨廈聞名。儘管離開卡邦肆虐的日子已經很遠了，但是他的傳說仍然籠罩著街道的上空；而老街的氣氛優雅，會讓你覺得下一個十字路口隨時可能走出一群身著長大衣頭戴寬邊帽的男人。

這就是奧巴馬的龍興之地了，果然有大都會氣象。不過，這只是向陽的那一面，芝加哥還有另一面。一位當地華僑警告我：「你千萬別去芝加哥大學附近逛，那裡很危險，全是黑人。」黑人一定很危險嗎？這絕對是歧視吧？我只曉得黑人愛吃甜。

儘管芝加哥大學是國際聞名的精英學府，比諸哈佛和耶魯，多了一份象牙塔的學究氛圍；但它周邊的社區卻不大安寧，街景破敗，大小罪案時有所聞。他們說，芝大就像一座中古城堡，坐落在蠻荒的郊野之中。他們又說，芝大校方不惜鉅資買下校園周邊的房產，為的就是在四周設下緩衝地帶，隔離純淨的哥德式校園與它破舊的鄰居。他們還說，那是一個黑人社區，似乎黑人總和罪案有關；因為他們太窮，不比他們的黑奴祖宗強多少。

英國是全世界最早廢除黑奴的國家。十八世紀末，廢奴運動者曾經在國會屢推廢奴法案而不果，於是他們開始呼籲大家不要吃糖。糖和黑奴有關係嗎？有的。當年英國人喝茶吃糕點都得下大量的蔗糖，那些蔗糖幾乎全部來自美洲，而種甘蔗的農工當然就是黑奴了。政治上闖不過關，廢奴主義者就乾脆打經濟牌，利用抵制蔗糖來間接解放奴工。情形就像今天的熱血青年杯葛某些知名運動品牌，迫使他們關閉血汗工廠一樣。

這批廢奴闖將向英國公眾詳盡描述美洲黑奴慘無人道的生活，然後再把大家餐桌上雪白甜美的糖霜拉上遙遠彼方的血污悲劇：「任何人，只要有習慣消費任何一件西印度群島的物產（那可都是奴隸的血汗），都犯了殺人的罪過——誰要是知道了那些慘無人道的事，還能繼續使用那些東西，那就是蓄意犯罪，並促成更多罪行，延續先前的各種酷行與折磨，那些花樣百出的殘忍行為與方法」（轉引自敏茲（SldneyMintz）：《Tasting Food, Tasting Freedom》）。

請想像一下這些黑奴的境況。他們每日在蔗田裡辛勤勞動，烈陽底下經常中暑，手腳總被割損，傷口久久不癒。但是他們製造出來的蔗糖卻是席捲全歐的奢侈品，一開始它還只是富人貴族下午茶宴上最華美的炫耀物資；後來則上行下效，人人趨之若鶩，使得它價格居高不下。然而，這種使苦難人生稍得慰藉的甜蜜，對那些奴工來講卻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好比打造勞斯萊斯的工匠不可能擁有自己親手製作的名車一樣。

敏茲這位專門研究食物的人類學家認定美味的自由就是一種解放的滋味。在英國那批有良心的精英眼中，吃糖就是協助奴役惡行；但是在黑奴看來，品嚐美食卻是長久磨難中難得且短暫的出離。畢竟，吃東西的自由是人類生活裡頭最具體最實在的自由。利用土地上多餘的材料，比方說甘藷與粟米，他們創造了混雜而多樣的加勒比海美食。苦勞之餘，一家人圍在篝火旁邊分享食物；這一刻他們不止享受到了食物的滋味，還體會到了自由的滋味。

為甚麼美國黑人有嗜甜的傳統？儘管北美黑奴與加勒比海黑奴種的東西不一樣，但我難免過於濫情地想像這是因為那段悲哀的歷史。他們的先輩曾經替歐洲人種了幾輩子的甘蔗，用自己的眼淚與屈辱澆溉出是以中和可哥與咖啡的白糖；那些醇厚豐美的褐色飲料與精巧細緻的點心則是他們可望而不可及的解放象徵。於是當解放的日子終於到來，吃甜就是一種救贖了。

奧巴馬勝出美國總統大選那天，他回到芝加哥，站在廣場上接受幾十萬人的喝采。鏡頭掃過，我見到幾位著名的民權領袖老淚縱橫；這一天，他們畢竟等到了。我想起當年在芝加哥嘗過的那一口fudge，那種甜的力量確實是會叫人流淚的。

梁文道：同一種鞋子 不同的效果

大國政要外訪，是一定要遇到示威的，這幾乎已成了一項「國際慣例」。但是那些政要如何反應，如何表態，就無定法可言了。或者一笑置之充耳不聞，或者嚴陣以待肅穆回應，全看各國國情的差異與政治文化的特色。

我記得前幾年中國政治家要是在國外演講碰上有人鬧事，通常都會很淡漠地不予理會，把那些激動的示威者當做透明人，將他們的高聲叫喊當做耳邊風。再不然，就是在事後的訪談中形容那些抗議聲音是「噪音」。由於我說的話是「主旋律」，是「得人心」的大道理，所以反對我干擾我的自然就是可以不理的「噪音」了。這種反應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表述，他國領袖未必會學，也不一定學得來。去年12月14日，即將卸任的前美國總統布殊在巴格達召開記者招待會，一名伊拉克記者突然站起來高喊：「馬上結束戰爭！」然後把兩隻鞋丟向布殊。布殊反應敏捷，成功避開飛鞋襲擊，一直保持笑容，還開玩笑說「那隻鞋應該是10號鞋。」在場的記者定過神後，馬上追問他的看法，想迫他承認美國的伊拉克政策果然不受歡迎。雖然內政外交搞得一團糟，但布殊到底是個老練的美式政客，他說：「閃躲是我的強項。我想你們也發現到這一點了吧，我對你們的提問也是如此(應付)」。

大概是從這件事得到了靈感，一個英國人東施效顰，在溫家寶的劍橋演講會上也如法炮製飛鞋功。好在力道不足，距離太遠，溫總理連躲都不用躲，那隻鞋子根本就沾不上他的邊。那麼溫家寶又會怎麼回應呢？他會像布殊那樣以笑解窘嗎？不，他正式道：「這種卑鄙的伎倆阻擋不了中英兩國人民的友誼」。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在第二天立刻發表官式聲明：「中方已對這一事件的發生表示強烈不滿，英方向中方深表歉意，並表示將依法對此人進行處理。」這並不是個人度量大小的問題，因為布殊還沒有大量到為那名襲擊他的伊拉克記者求情的地步；和英國政府一樣，伊拉克當局立刻逮捕了示威者，還把他送進了監獄。但這也不是一個相對的政治文化差異問題，因為兩種回應手法帶來的政治效果是可以比較的。

布殊的做法是想用搞笑的態度去儘量調低那隻鞋子的殺傷力；該記者事後被捧成英雄，只是因為美國在伊拉克問題上的表現太過不濟，與布殊的臨場發揮關係不大。相反地，英國人對溫家寶來訪的反應並不壞，當日劍橋演講的現場氣氛也還算良好；可是中方的後續表態卻幫了那鞋子一把，使它得到了更多的見報機會。

假如它真的只是噪音，又何必那麼正經地表示「強烈不滿」？一個在媒體世界裡轉瞬即逝的小花邊，為甚麼要花力氣去延長它的時效和生命，放大它的影響力呢？

梁文道：你的春節,我的新年

「春晚」不只是一個大型的娛樂節目，它還是一個傳統，甚至是一種中國人過年的「正統」活動，所以萬眾期待的山寨春晚也最後只好悄無聲息地讓到一旁。香港亞洲電視為省下自行製作節目的經費，決定在年三十晚乾脆直播央視的春晚，所以一般香港人也總算有機會親睹這個傳說中的「正統」了。儘管最後有多少口味市井的港人能耐著性子把這節目看完是個疑問，但也有人認為這次轉播是香港重歸「正統」、與全國上下共度真春節的契機。

　　香港人的國學教育的確不大好，很多受過教育的人寫不出一封像樣的傳統尺牘，背不出三代以來的王朝世系。好在「九七」之後，課程改革，多了點共和國輝煌成就的介紹，簡體字和普通話也成了必備科目；但不知怎的，現在這一代中學生反而不用像我們當年那樣再背《滕王閣序》了，殊為可怪。

　　誠然，香港確曾落入英國手中，但老祖宗的規矩港人卻不敢或忘。一百五十年來，紅包沒斷過，春聯沒少貼過。公私單位年前多要吃頓團年飯，複工上班的第一天依俗向全體員工發送「開工利是」。年三十晚逛「花市」；初一要去黃大仙祠排隊搶插頭炷香，初二凌晨又得趕到車公廟拜神轉風車，這等「封建迷信」大行其道數十載而不墜。聖誕洋節我們確是歡天喜地，可說到「保衛春節」，我們也一直堅守陣地，半步不退。只不過過年我們仍然叫作「過年」，因為新年就是新年，好端端地，幹嘛要把它稱為「春節」呢？唯一比較遺憾的，是前港英政府以安全為由禁止了燃放鞭炮的習俗。大夥只好偷偷摸摸地私下玩玩。

　　還記得1996年，我曾秋遊新界西北，路經某僻遠村落，村口豎了一塊破木牌，赫然寫著「依大清律例，本村六時以後禁止外人入村……」幾行大字！都什麼年代了，這世上居然還有條村子以清例為村規！可再想一想，便明白這其實是當年殖民政府的機巧。為了防止鄉民逆心，英國人刻意保留他們的習慣和傳統權益，於是香港成了中國土地上最後一個宣佈納妾不合法的地方(所以富商何鴻燊才能明目張膽地擁有四個太太)。甚至直至今天，新界村民還有為男丁向政府取地蓋「丁屋」的無窮權利。所以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才會有不少外國學者特地跑到這個殖民地研究華南宗族社會的傳統結構，因為彼時深圳河以北正是一片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哄鬧。

　　還是說回新年吧(或者「春節」)。打從港英時代開始，每逢大年初二「車公誕」，都會有政府要員代表全港市民前赴以靈驗著稱的車公廟上香祈福。車公者，本系當年宋帝昺的隨侍武將，與陸秀夫等一路力抗元軍，護主南下，百戰不屈，最後憂勞成疾，魂斷寶安(即今日的香港和深圳)。後來百姓感其忠義，遂興數廟祀之，奉其為「車公大元帥」。時至今日，香港沙田的車公廟長年香火鼎盛，善信如潮，是一處旅遊勝地；反而深圳那邊的車公廟徒剩地名，如今是地鐵沿線一站。往昔，初涉政壇的曾蔭權儘管是虔誠天主教徒，也要代表市民在這天到車公廟禮神求籤。今年，香港政府派出新任行政會議成員劉皇發，按照傳統，他必須為香港的運程求一支籤，卜問車公。結果，他竟求到了一支不甚吉祥的下籤，這事隨即登上翌日各大報章頭版頭條。一時間，市民議論紛紛，好不熱鬧。

　　也許有人會說這就是香港不夠「中國」的地方了。明知是替全港求籤，政治把戲而已，何不事先遣人拿掉所有下籤，以保萬無一失，諸事大吉，社會和諧？這麼老實，難道還是受了英國法制文化的影響，死守規制，不懂變通？可是一些報章煞有介事地引述「玄學名家」的話，說神靈不可欺，尤其是忠直正氣的車大元帥，誰敢在他面前動手腳？就連抽了個下籤的劉皇發本人都說:「車公是很靈的，大家一定要尊重」。可見我浩浩中華，禮天敬神；忠臣孝子在，造次使詐的事是萬萬幹不得的。這點四舊傳統，恐怕與洋人無尤。

　　所以香港人看「春晚」，絕對是學習新正統文化的必經階段。甘陽不早就說過了嗎？今天的中國有「新三統」，在數千年文化傳承之外，還有建國以來漸次形成的毛澤東平等主義與鄧小平改革思想等兩大傳統。而香港缺的，絕對不是老一套，而是六十年來新生的另外那兩種傳統。由「春節」的正名開始學起，誰曰不宜?

梁文道：死亡的文明與孤獨（壓抑死亡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以前的人不只在家裏幹活，連生老病死等人生大事也全在自家解決。許多年前，外公在河北農村的老家病逝。早在他臨終前大半個月，院子中間就已停了一口棺材，隨時待命；每個來探病的村民都摸過那具棺材，而且還連聲讚它做得好。到了裏屋，老人家病床前總是坐了一堆人，大家都能感到死亡的氣味越來越濃，可是仍然不忘喝茶嗑瓜子，互道家常。也許這就是前現代的死亡了，每個人都見過死亡，稀鬆平常，完全不覺得它是需要忌諱的特異事件。在臨終者跟前，也不需要放輕步伐降低音量，反正太陽還會照常升起。死亡的禁忌當然有，但死亡本身卻是看得見的；每一個小孩都是看屍體長大的，都不會不明白屍斑的顏色與肉身的僵硬。因此，法國年鑑學派中專治「心態史」的阿力耶斯（Philippe Aries）才會在《西方的死亡態度》得出如此結論：「古代對待死亡的態度是熟悉的、親密的、溫柔的，生死被當作一體來看待。這與我們的態度形成劇烈對比，死亡在我們身上激起恐懼，我們甚至不敢直呼其名了」。

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畢生研究的主題是西方社會的「文明化」，就和韋伯用「理性化」去總結現代世界的演變一樣。其鉅著《文明化進程》是一部百科全書，從封建制度、交通秩序、用餐禮儀一直談到吐痰擤鼻涕，他在這一切課題上看見了文明化的力量。「在文明化過程之中，人類生活一切基本的、動物性的面向都比先前更全面更均勻也更分化地受到社會規則與個人良心的束縛」。於是，灑尿吐痰，求愛動怒等一切本能都「被羞怯感或拘束感掩蓋」。「這些面向則自社會生活退居幕後，即便不是如此，至少也跟公開的社會生活脫節了」。十五世紀的貴族會在國宴上用袖子擦抹油膩的嘴巴，十六世紀的男子一難過便會在大庭廣眾痛苦流涕。如今，我們的情緒和動物本能卻被嚴密地封鎖在最恰當最狹小的範圍之內，我們的恥感範圍則不斷擴大，對他人行為和反應的預測也越來越有把握。這當然是種進步。現代國家壟斷了一切暴力的合法使用權，所以不必再怕出門遠行遇上強人，不必提防市場上的吵嘴變成決鬥。再加上醫學昌明，每個人的預期壽命延長了，生一窩小孩也不用準備夭折一半，甚至連死亡的痛苦都能減緩。所以躺在醫院壽終正寢是種正常的預期，往日常見的「橫死」反倒成了意外。問題只是人類對待臨終者的行為也變得「文明」了，「死亡正如其它的動物性面向，在這一文明化趨勢中益發成為社會生活的幕後過程，成為被掩蔽的形像」。人沒有那麼容易死了，臨死的肉體折磨也少了許多；可是臨終的孤寂卻越發強烈，因為這個文明化的歷程還沒有發展出應對臨終的適宜方式。不過我們卻把一個將死的人拋離出去，切斷他最正常的社會生活，隔絕他最熟悉的人際網絡。他就這麼呆在一間了無生氣的病房，與一群陌生人朝夕共對。見得最多的不是親人，而是醫生；說得最多的不是家事，而是病況。那是一個突然而劇烈的轉變，甚至連語言的範圍都不一樣了。探望病人的親友常常不知該說甚麼才好，他們要不是空洞地鼓勵他勇敢，祝福他康復，就是在沉默中尋思逃離的時機。而以前的人，愛里亞斯認為他們都是熟悉死亡的人，因此有一套別具意義的儀式（包括儀式化的語言），也比我們更懂得與臨終者相處。社會學家愛里亞斯還簡單（甚至粗暴）地否定了四百年來的現代哲學，他批評現代哲學把人想像成一個內在封閉的小世界，老是試圖在獨立於外在的個人生命中尋找某種意義。「由此產生了一個自我形像的扭曲，彷彿他是完全自主的存在。這也許反映了真正的、強烈的孤寂感」。如果「意義」要用語言說明表述，而語言又必然是社會溝通的產物，那又怎麼可能會有「一個人」的生命意義這種東西呢？偏偏現代的臨終者相信自己「獨一無二的回憶，只有他才了解的情緒和體驗，還有他本人的知識和夢想」都將隨他而去。別人不懂得對他說話，他也無法恰當表白自己；就連恐懼，有時候他也不敢公然齒。然後，某一個夜晚，在沒有人知曉的情況下，他走了，一個小世界就此終結。這就是臨終者的孤寂。

梁文道：解毒中文 替天行道－－與陳雲對話

梁文道（梁） 陳雲 （陳）

殖民地官腔的異化

梁：這本書很暢銷，對嗎﹖ 陳：過年之前加印了四千本，這些語文書容易賣。 梁：市面上其實已經有很多語文書。因為大家都說我們的中文水平下降，人人都在想辦法。有趣的是你覺得這跟香港的政治文化有關。 陳：六七十年代，香港政府主動開放公共空間，市民有抗爭但不是真的流血，或者流的很少。由於不是公民社會本身壯大而逼得政府要退縮，所以人們一直相信政府所用的字眼，一套套地使用他們的語言，如「市民」、「社群」、「權益」及「福利」等字眼。 回歸以後，官方繼續流出語言，人們仍然不理。例如「施放催淚彈」，從前是用「發射」催淚彈，後來才改成「施放」，中立的用法應該是用「發放」或者「放」。用「施放」就好像在實驗室毒死老鼠一樣。還有「管有色情刊物」或「管有色情資訊」，用英語說就是own。原本我們是用「擁有」，但你要硬生生地冤枉人家還管理着它，那就是「管有」了。這些語言真是毒害，完全是在授予官方絕對權力和絕對合法性。另外還有一些見首不見尾的說法，如「不排除」甚麼、「不存在」甚麼，最近的例子是林瑞麟說：「特區政府不排除在台灣設立官方辦事處」，原本「不排除」是有威脅的意思，例如美軍佔領了沖繩，然後說「美軍不排除在沖繩撤軍。」 梁：又如大陸說台灣如果獨立，他們不排除動武，這便是一個威脅。 陳：現在是將「不排除」等同「考慮」的意思，完全是搞壞了考慮、商榷、計畫這幾個很審慎、很準確的字眼。慢慢變成了一種newspeak，而這種newspeak是由英文轉過來的，不是中文原生。如果由古典中文轉過來還好，像從前師爺的語言，我們可以從經史之中看到它怎樣出現，看到它的思維。但「不排除」雖由英文而來，可它又不是英文，是「exclude」後面沒有了「possibility」一字。好像一種鬼魂的語言，未曾投胎的類似中陰身的語言。 一個所謂雙語社會變成這樣就很恐怖了，原本雙語社會應該有些創造力量，要不就豐富其英文，好像印度那樣；要不便豐富其中文。而不是弄一種夾雜的語言，要懂得英文才明白中文，懂得中文才明白英文。只懂中文或英文的人，便不知道你在說甚麼了。 梁：但很多人說，語言是一種不斷地自然演進的東西。既然我們已出現了「不排除在台灣設立官方辦事處」的說法，何不乾脆接受它呢？何况說話與聆聽的人都不覺得有問題。 陳：那就是當政府說的東西是廢話，講粗俗一點就是「九噏」，就是不理你說甚麼也好，也不會很認真去看待。這是因為政府不認真對待那個語言，民眾也不會很認真地對待它。那純粹只是說話，背後不顯示某一種威嚴或責任。 梁：那是因為他們需要說話，但卻沒甚麼內容。 陳：所以你會見到這些out of cultural context的語言。你捉不到他們想說甚麼，它既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不在日常老百姓講的東西裏頭，更不在粗口裏頭。 若你「九噏」，我知道你在說甚麼，你隨便問一個人也能明白你的意思。但你說「不排除在台灣設立官方辦事處」，我便真的不知道你想怎樣了。除非你是地下黨員，心態上覺得台灣可以被統治，可以隨時在那兒設辦事處。 梁：說到「官腔」，從古至今都有，你覺得以前的官腔跟今天的官腔有甚麼不同﹖ 陳：從前的官腔只是故作高雅、用典故，因為官員想表達自己有修養、有權力、有文化。在從前的皇朝時代，這些文字是子民、臣民的一個攻擊對象。如果官員用這些東西，人們就會看看他當中的典故有否出錯，有錯就可以當作口實。他要用這一套官腔，背後就要有一班師爺幫他去堆砌文字，結果變成一種公平的官民競爭、對抗遊戲。可是今天的官腔，你對抗不了，他掌握了絕對的合法性，可是那種合法性又不知從何而來。他們造了一些很生硬的詞，比如「管有寵物」、「管有色情刊物」、「信納證供」。不是相信、就是接納，又怎會有「信納證供」呢﹖英文是accept，真厲害，這樣淺的英文也可以譯得這樣深，而且是相信和接納之間的東西，你也不知道他想說甚麼，但警方和律政署都用它。 梁：可是我覺得除了刻意去模糊一些東西外，他們也有體面的考慮。我覺得這種官腔就是嘗試將一些字詞自作聰明地加些變化，加點東西令到文字看上去沒那麼直接，看起來好像文雅一點。例如狗叫「狗隻」，好像加了個「隻」字，狗就不是一般的狗，就沒那麼「狗」。猴又變了猴子、蚊又變了蚊子。 陳：就像石梨貝水塘，「禁餵野猴」，原本四個字就寫完，那條布也用少一點位，但偏偏又要橫跨三個圍欄，寫上「禁止餵養野生猴子。」他們覺得單詞不及複詞有威力，但他們不知道中文的單詞才厲害。「禁餵野猴」聽上去就好像「非請勿進」一樣，進了去就會被打、被斬首。反而「禁止餵養野生猴子」就好像老師教學生一樣囉唆。而且野生猴子和野猴是兩種不同的東西。我們稱家中走失的狗為野狗。但野生的狗則不是從家中走失的。這會產生很多問題，當然他們不會這樣想，他們只是覺得複詞比單詞有教養、有文化。

公共行政語言的政治學

梁：你剛才提到六七十年代港英政府大量輸出有關公共事務的語言。我想當時政府是在命名很多香港人不懂得稱呼的東西，而這些東西都是公共事務、公共領域內的事物，也就是說在公共領域內發生的事物其實是由政府主導命名，然後我們大家跟着用。而這些命名背後都不是中性的，都有一個政治計謀在內。例如把「權利」寫成「權益」，令香港人覺得自己不是爭取權利（right），而是爭取權益（benefit），整件事情mellow了很多。 陳：或將「設立殖民地」變成「開埠」。這個很經典，哈哈！ 梁：開埠，就是完全沒有武裝、征服、戰爭或條約相關的東西在內。 陳：就好像一班廣東人民落到香港，弄一個碼頭或渡口就是開埠。 從前使用的這些語言是在政治壓力下的臨時舉措。「開埠」固然隱藏了一些政治的衝突；而「市民」、「權益」則是不想讓香港人覺得自己有公民身分。但這是可以原諒的。因為它既不能給香港人民主選舉或直選，亦不能給香港人公民身分。一旦給予香港人公民身分，他就是英國國民，而不是中國國民了。政府要面對當時中共和國民政府的問題，它要避開這些麻煩，又要增加一點市民的利益。 原來的中文也沒有「程序」這個詞，它應該是從化學或數學那邊借過來。這應該是當年那些中文師爺想出來的，社會很快接受了並跟着來用。有些還很深奧，例如在八十年代推行區議會時順便推出了「諮詢」，為甚麼不用「參與」？為何要用「諮詢」這麼深的字？ 梁：有趣的是，這一套語言是由基層、低層的官員寫出來，但他們又無意識地配合及表達了這個殖民地的統治方法及意識形態，是否這樣？ 陳：就像一座僭建，這裏建一些，那裏建一些，慢慢形成一個體系，然後這個體系便會生長，類似Frederick Jameson所說的「政治無意識」。大家都知道應怎樣做，但卻沒有一個整體的計畫。這就是恐怖的地方了，若果一開始便有一套很官方的宣政語言計畫還好，傳媒與民眾尚能有一些警覺性。 梁：你說回歸之後變得更壞，究竟是甚麼意思？ 陳：以前雖然也剝奪了一些公民身分，但當時香港真的不可以賦予公民身分，因殖民地獨立不了，香港不可以成為大英帝國的一部分。所以那一套是描述式的公共行政語言，這是可以接受的。 但回歸後，這一套東西繼續使用，即使香港人已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基本法也賦予我們很多的權利，實際上可以叫我們作公民，但他們還是沿用市民，而「權利」還是叫「權益」。這些就是用得太久，政治慣性的東西便隨他吧，很難寄望一個政府很積極地改動這些東西。 梁：但特區還有一些新造的東西嗎？ 陳：新造的東西如「問責性」，由彭定康很硬性地引入這個字。起初叫做「問責性」，後來就叫作「問責」，那個「問責」是真的向市民問責，政府做完事要向市民交代解釋。回歸之後也會有「問責」，但慢慢變成了「問責高官」，是董建華時代的東西，叫作政治委任制。後來變成副局長、政治助理那些，叫做政治委任。但當市民或政黨一罵他們，問這些是否「問責制」，他們又只好回到董建華的問責制，但其實他們已經不是問責的了，副局長與政治助理都不會走出來解釋、請辭等，這些都是由秘書長所做。 也就是說殖民地繼承下來的那套，合用便用，不合用便將它扭曲。另外就是一些對外的新聞公佈，殖民地打左派、打左共都是叫「發射」催淚彈，不叫「施放」，但現在對付保育人士，他們不會稱之為使用武力，而是稱之為「施放」。 梁：雖然一樣是使用武力，一樣是「發射」，但是改一個比較動聽的名字。 陳：改一個較動聽的名字，好像有了合法性，也好像將對方變成了死物，是一些等待處理的東西。另外就是「銷毀家禽」，在大陸，電視台與報章都稱之為「撲殺」。在這點上，我很佩服共產黨的傳媒，因為這是個很真實的說法。我們可以說「銷毀色情光碟」、「銷毀翻版」；但家禽，我們不能用「銷毀」這個詞。 梁：就好像死刑，我們總沒理由說成「銷毀犯人」吧。 陳：慢慢就會演變成「銷毀犯人」了！「銷毀」、「施放」，這些都是納粹黨的語言，稍為有政治常識，對二次大戰有點警惕力的，都會明白。可是在香港，猶太人的力量並不是很強。其實一看見這些字眼已教人心寒。 梁：但是，為何大家會容許這套語言在政府、傳媒、日常生活中被廣泛使用？是否從殖民地開始到現在都是這樣？ 陳：殖民地時代還算存在着一點抗爭，起碼工會與勞工處便存在着兩套語言，像「工傷」與「工業意外」。但是一般而言大家都缺乏批判精神，普通人對中文太不認真。大家只對英文認真，一來由於是外國人使用，二來大家知道有一個權威在牛津字典、在文化和英女皇的嘴裏。可是中文，卻好像沒有權威似的，沒有翰林院，也沒有國家語言委員會。因此，中文就是處於一個放蕩的、不被信任的狀態。 此外，殖民地時代的官式中文還真的比較好，還有一批舊學根底厚的人，懂得經史的規範，懂得用一些四字詞。 梁：為何現今這一代人會不懂呢？替官方辦事的師爺其實有很多資源是可以用的。例如寫一封公文信，古代其實留下了大量的範例給我們。又如以往官府的用語，這方面在台灣倒是仍然存在的。我知道台灣每年大學聯考到了出題那天便會十分緊張，把出題的教授們關在一所宿舍裏，怕試題外洩，直到考完才放他們出來。他們把這個叫作「入闈」，十分厲害的用語！還有，他們稱行政院長為「閣揆」。其實很多中文仍是可以用的，為何我們不用呢？ 陳：我們刻意斷掉這個傳承，不敢接台灣那一套。共產黨那一套則是橫空出世，由蘇聯那邊來的，然後加入工農兵的語言，通俗得來不太粗，又不口語。 近日我在寫第二本關於應用文的書，教人如何作文。方法其實只得一個。讓我說一個例子：去年特首到元朗去，一個來自石崗菜園村的女士想向特首請願，給他一封信。那時特首正在「勝利牛丸」食麵，說請讓他先行用膳，然後才接收她的信。可是，特首用膳後便直接離去了，沒有接信，因為他知道那名女士是來抗議菜園村收地事宜的。那名女士欲隨後追上，卻被保安人員攔截、跟着倒地。傳媒訪問她有何感想，女士衝口而出說了十個字：「咁嘅特首，簡直痛心疾首！」我想想，這句話的特色，是一句口語的四六駢文。 梁：哈哈，好厲害啊！ 陳：如果用白話文來說，就是：「如此特首，簡直痛心疾首！」 或「如斯特首，簡直痛心疾首！」，然後我想到，究竟這名女士的話是從何而生的呢？其實，從前的戲曲、南音、對聯，或者是通勝的千字文，全都是淺顯通俗的四六文。即使她不讀這些，聽聽舊時的流行曲如《鐵塔凌雲》，全都是四四或四六字的，很淺顯。當大家將這些入了腦，便能夠於說話中流露出來。可是當這些句子進入了學校，卻不讓你這樣寫，反會將它改成：「這樣的特首，真的是令人痛心疾首了。」語文教學將中文原本最精煉的口語與文言的表達方式扼殺了。因此學生不知道中文可以切句、停頓；不知道中文沒有所謂的形式文法，只有作句的章法；中文也不像英文，沒有甚麼動詞變位，亦沒有第三身單數、無過去式、無時態。 那麼如何學習造句的章法？只能夠透過誦讀一些淺顯的經典。香港中文教育的壞處，便是忽略了這一方面，因為他們覺得這樣做浪費時間。其實，根本用不着背誦，多讀一點便成了。 從前我在德國的時候很無聊，常常走到漢學系的圖書館，看昔日的奏章批答，忽然想到，他們要處理的事情很複雜。如咸豐年代或光緒年代的奏章，要處理對外通商、軍事衝突，還有如何排兵佈陣及外交策略等。但那些大臣居然可以用賦來寫奏章給皇帝，而且內容顯淺，亦表達到當中的事理。當然寫成白話文或散文比較容易，但他們只要稍為跳前一步，便可以寫出一個四六的賦、七言的對偶。試想想，從前的人為何有這個本領？ 梁：其實不但香港人有你所說的問題，大陸也有這個情況，就是我們的文字變得很冗贅、很「論盡」。為甚麼呢？ 陳：研究中文語法的學者，沒有好好保護自己語言的主權，過度地以外來的分析研究中國的語法。然後這套關於中國語法的研究慢慢衍生成教學方法，演變成規範的寫作方法。於是教學上便有了排句、配對、「因為」、「所以」等邏輯關係的字眼。 但從前的人不會這樣學中文。而好的英文也不像我們這樣，我們這套其實是中產階級的低下階層，或者技術階層的英文，這就是帝國主義了。英美國統治階層有其自然而天真的語言，偏偏中國人以為那是不夠好的語言，走去學一些中等工程師的語言、經理階級的語言，還以為那是最好的。 於是便形成了帝國的統治法門，一種文化上的統治。大家沒有刻意地反抗或叛逆這套政治關係，只是很舒服地坐在那裏接受，還滲進了中文裏面。這套中文是帝國主義奴役的展示，是世界工廠的展示，而香港就是服務中心。 梁：這種中文是很技術性、很機械和很累贅的，沒有你剛才說的自然和天真。同樣地，我們的英文也是這樣，英國在全世界都有許多殖民地，從印度到千里達都出現了不少作家，可是香港就沒有幾個用英語寫作的本土作家。 陳：就像陶傑所說，香港出了一句經典的「sorry for any inconvenience caused」，英國人只會在最慎重的道歉時，才說上這一句。但在香港，只是在街上建一個欄杆，你就會看到這句說話。在英國頂多會說「sorry we are working」，中文就更簡單：「施工，不便請諒。」 而這也是很難學習的，要經歷一段很艱辛的學習過程才能學到「sorry for any inconvenience caused」這句話。 梁：對，到現在我還是寫不好香港式的公文。有時收到一些公文信，我不懂得怎樣用他們的語言來回信。 陳：我也不懂。 梁：但你也當了好一陣子官啊。 陳：那時我只寫自己的中文。 梁：其實你在新書裏表達出來的感受，是否跟你做了幾年官有關？ 陳：有點關係。我試過收到一些演講辭、一些文稿，真的想當面撕爛它，擲在那個寫手的面上。但我當然不可以這樣做，只好將它改頭換面，最後那些人還是不會改善，下次還是寫那樣的質素。 梁：以你所知，那些官員是跟專門的單位學中文嗎？ 陳：一是自學，二是有一個「法定語文事務部」定期印一些通告及範本給官員。 這個「法定語文事務部」也是令人把火，因為在殖民地時代，它叫做「中文公事管理局」，這個名字十分謙虛，意指他們只管理公事上的中文。 回歸後改名為「法定語文事務部」，嘩﹗你是翰林院嗎？即使是翰林院和皇帝也不可以制定法定語文，因為語文是來自經史的，只有史官勉強可以出聲。但是，一個在公務員事務局之下的機構？憑甚麼？如果我掌權，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拆它招牌。只是改了名就好像很巴閉。這就是一般搞政治抗爭和社會抗爭的人經常忽略了的部分，其實它是一個很可怕的統治機器。 梁：那時你當官，每日對着那些文字，你覺得使用這些文字的官員，他們怎樣看待這些語言？ 陳：他們就當是一個Job，只是一個任務。因為那套語言，你可以前後加減都沒問題，它的負載力好厲害。他們也不會覺得面紅心跳，因為這樣前後增減文字很方便，方便逐級交給上級去改，文字變成僭建的語言建築，再把僭建的語言建築整個推出去給社會，而社會又一下子聽不明白，又需要有人去拆解，於是每人拿了一塊，人人都不明白文字背後說甚麼，這其實也很後現代。

從官場歸來的行者

梁：當年你即將離職的時候，我也訪問過你。如今你離開官場多久了﹖ 陳：07年10月到現在，兩年了。 梁：有甚麼感覺﹖ 陳：我覺得甚麼病痛也沒有了。以前常腰酸背痛，還有膝痛，常要練功，要去看推拿醫生。但就是找不出原因，又不是很忙，還常常坐着。可能是因為當時的焦慮和無聊吧。 我當時覺得整個政府都很不對路，可是自己改變不了。我當時親手出過一些「代局長名義」的信，然後他們在底下簽名，他們明白我想說甚麼，明白我背後的文化使命是甚麼。有時大陸那邊給了我們一封囉囉唆唆的信，我用比較規矩的「敬啟者台鑒」來回覆，他們也是照簽照批。但其餘官署內的事，仍是很讓人失望，漸漸形成了一種焦慮，表現在身體上就是腰酸背痛。 梁：你的職位在公務員系統中是一個無中生有的位置，跟其他人很不一樣，有受到排斥嗎﹖ 陳：起初有，後來就沒有了。因為我表明了自己不是為爭取權力而來，他們也知道我不打算長期在此任職，過足癮就走，這裏容不了我。我在這裏，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何志平。 梁：為甚麼何志平會這樣重用你﹖ 陳：因為我們合作了很久，在政策研究所時已經一起研究文化政策，後來他更當了副主席。而且大家也想復興中國文化，包括語言、藝術、建築、醫術等等，可是他的官運差了點。 梁：他惹來很多批評，文化界也有很多爭論，你有甚麼看法﹖ 陳：他的勇氣不夠，表達的立場不清晰。他知道自己一定要連任，要有長達十年的時間，才可做這些事，或稍為有一個開始。他覺得要先融入官場，採取一個防範但合流的姿態，結果反而令民眾、曾蔭權、北京以為他甚麼也沒所謂，也沒甚麼重要。我覺得是他的策略錯了。 梁：你一向批評政府，當時卻去了當官，怕不怕影響自己的身分和清譽﹖ 陳：不怕，我一樣罵政府呀。 梁：聽說你曾被人監視跟蹤？連寫文章也要跟蹤嗎﹖ 陳：是真的。當時我曾向保安局求助，他們曾派一個副警務處處長來跟進，最後不了了之。如你不信，我可以給你看一些信。那時我一出門就會撞到人，然後他們會在你的腳上吐痰，又不停在你耳邊說「X你老母」或「你痴X線」。如果我走快一點，他們又會說「你行咁快做乜X野」。這是一種暗示和心理壓力，但你又對付不了他們，因為他們經常換人，而且也可以說那些人只不過是性格差一點的街坊。 梁：我始終覺得這跟你的海外民運背景有些關係。其敏感之處在於你有民運背景然後再去做官。我知道中國有些前民運人士回到大陸也是差不多。 陳：我在大陸反而沒有遇過這些事。 梁：大概你是屬於香港這邊管的，哈！ 梁：你離開官場後沒找過工嗎？ 陳：我找過，可是找不到，連回信也沒有，特別是在大學和大機構，因此我知難而退。現在都在寫書，待積蓄用光後再作打算。或者回元朗隱居，或者離開香港。 梁：離開香港？去哪裏﹖ 陳：不知道，也許死吧。死也是一個選擇。因為人世也沒甚麼好留戀。我之所以可以完全不找工作而生活下去，是因為我的解決方法很簡單。我下個月處理不來，從天台跳下來就好。這樣人就會變得很自由。 梁：難道你認為死也在一個你可接受的範圍之內？ 陳：「行者」隨時準備死。只要心臟有一點阻塞，稍為呼吸不了，人就會走的。 梁：可是「行者」只是面對無常，不會主動結束生命呀！ 陳：可是小乘佛教相信佛陀有幾個門徒也是這樣，修到阿羅漢後，就覺得身體是一種負累。我現在也是這樣認為，覺得現在做的東西已經很瑣碎了。 梁：但你的修道呢﹖ 陳：修完了。 梁：真的﹖修到甚麼地步﹖ 陳：修到可修、可不修的地步，覺得這種事已不是必要做的了。因為已明白了無常和空的道理，明白到這個世界如果緣份適合，就令世界得益；如果緣份是逆的，或是太難處理，離開也是一個方法。如果強行抗爭，令人受傷，也不是好事。

危險的孤魂

梁：可是你從來沒想過要出家做道士﹖ 陳：出家也要講緣份，而且香港的道教很不堪。他們從來沒有站出來說過話，現在政府禁止養雞，那連茅山作法也做不成了，因為沒有雞，拿不到雞毛，又拿不到雞血。雖然現在香港多是全真派，但也要顧一顧茅山那派，也要顧顧「喃嘸佬」那一派吧。只有我曾在報紙上說過這點。我在報紙上老自稱「貧道」，雖然我還沒有受戒，也沒有出家。道教協會就有人問我為何自稱貧道，我說：「當我說話時你們在哪兒？我不是貧道，難道你們是？」 出家的目的不是避世，而是為了入世。但出家的團體太弱勢，又要受一些長老和一些戒條控制，不可以出來示威，那就沒有意思了。他們連在公開場合批評政治也不敢，以前的國師卻非如此。 梁：一般說到公共知識份子，很少會想到是個修道的。你還要自稱「貧道」，道教有一種精神資源給你嗎？ 陳：最先成立的道教教團「五斗米道」就是一個革命組織。以前的人要潛逃，便會組織起一群人出來起義，他們會打出道教的名義來招收弟子，收布施籌錢。就連以張角為首的黃巾黨也是如此。而且文人也有很多修道的，李白十來歲時就曾修道學劍煉丹。 梁：你的意思是道教有反抗和在野的傳統？ 陳：道教是民間結義，像太平道，在村內收集錢糧，遇上窮人或當有災荒時就用以賑濟。他們會對朝廷構成威脅，所以逼到他們在中原生存不到，只能跑到四川。 梁：那麼，你是不是從一個修道者的立場來看自己所做的事，如從政和寫評論都不離棄道教的宗旨？ 陳：四個字，斬妖除魔。要替天行道就要用到軍隊，但一個人也可以斬妖除魔。 梁：這和你小時學武也是有關的吧，你是先學武還是先學道？ 陳：先學武。 梁：學武沾染了俠義之氣，然後才學道？ 陳：對。 梁：由學武到修道，到現在寫文章，你認為自己是在追求某種中國文人的理想人格嗎？ 陳：都算是。而且也是入世的，出仕做官，或者作反作亂，道不行則退隱，磨劍等機會出山。 梁：所以你不要那麼早死啊。 陳：哈哈。 梁：但你覺得自己跟香港社運圈有點不同？ 陳：對，跟這個圈子還是夾不來。雖然我搞保育，但我不主張和平手段。我主張暴力，若要保衛天星碼頭，用刀槍手榴彈去保護才能成事；即使不攻擊人，也要在自己身上淋一罐汽油，坐在那裏手執打火機，等警察過來。只要有一個人這樣做，整個工程就一定不能實行。越南戰爭當年也有人如此，為何不這樣做? 梁：你自己會這麼做嗎？ 陳：如果我相信那一套，我會的。但我覺得那件事不適宜如此犧牲。 梁：但是我們一直都很怕很激烈的行動和暴力，無論任何社會運動亦然。 陳：就是那套公共語言或公共管治方法令人很顧忌，很恐懼使用暴力，即使是民間仗義的暴力大家也怕。 梁：你覺得一個威權去到極惡劣的程度時，革命是必要的？ 陳：對，革命是必要的，流血是必要的，殺人是必要的。 梁：你不覺得殺人有問題？為甚麼？ 陳：如果世上有一些壞人，當然最好的方法是去感化及宣導他，令他返回正途。但如果不能快速地阻止一個壞人或一個大集團的惡行時，那便需要殺戮。我在德國聽過一些教會人士說，如果當年可以一槍打死希特拉，任何一個基督徒都應該開那一槍。你想用愛、宣傳和教化的方式改變整個納粹黨，很困難，或者等到你成功改變他們的時候，他們已製造了很多災難。 梁：這是否道教比較特別的地方？ 陳：道教不特別痛恨殺生，沒有這樣的禁忌。在佛教中這是禁忌，寧願自己死也不能殺人。 梁：你會否覺得自己寫的東西、這個思想是危險的？ 陳：當然危險。但幸好我還可以有一點點的言論自由，可以寫一點東西。 梁：你用這種態度生存在今日的香港，是否好像與周圍有點格格不入呢？在整個中國地區和中文世界也實在很少見。 陳：我有時甚至覺得全中國只有我一個人走到這個地步。 我有這個想法，很大程度是受我大學時看James Joyce的小說影響，他是一個流亡作家，去了巴黎，寫關於愛爾蘭的事物。他一直有一個想法，覺得世上只得自己一個愛爾蘭人；整個國家隨着他的身體走，高行健也是這樣。 梁：你所說的「中國」是甚麼意思？我很明白你有家國繫於一身的感受，但是當我看到你寫的文章，常常提及從前的中國是怎樣的、中文本來應該如何。其實你所講的中國，究竟是一個想像中的中國，還是現實存在過的中國呢？ 陳：其實那是一個想像中的中國，又是一個可以實踐的理念，以前有人可能根據文獻將它實踐過。你可以說這是幻想，但卻自有實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