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法國史上名廚留下的菜單，你會很驚訝他們上菜的順序。例如十九世紀末那些大師，常把沙律放在主菜之後，吃過素菜才上芝士和甜品。直到艾斯高菲耶的年代也還是如此，有時甚至在冷盤的沙律後頭多加一道熱蔬菜。這是甚麼道理？為甚麼口味比較清爽的東西反而要排在烤肉和野味這些濃腴的菜餚後頭呢？它一點也不符合由淡轉濃的上菜法則，而且還壞了食客品味蔬菜之生鮮的感覺，不是嗎？
據說這種安排其實是把沙律當成了調劑口味的緩衝，用它洗刷主菜留下來的強烈感受，好迎接甜品的到來。也就是說，在那一代法國大廚的眼中，沙律的作用與雪葩無異，沒有甚麼獨立欣賞的理由，也不值得大家太過注意。
這讓我想起許多中式酒宴也有類近的做法，總是把「時蔬」留在可有可無的位置，先讓人客飽嘗乳豬、魚蝦及其他各式山珍海味，才用一道煮得不甚用心的素菜，叫你覺得自己至少也吃了點綠葉。
「特級校對」（前輩食家陳夢因先生的筆名）在〈上菜的秩序〉一文裡說：「據古老傳說，先上好的菜是往昔官場上酬酢的習慣。因達官貴人一定是忙人，要請他吃飯，不易吃到席終即起身告退，一桌濃淡都處理得很好的菜，忙人的達官貴人吃不到兩三個就離席了，做主人的為表示對這些太忙的賓客表示崇敬，於是把所有好的菜都擺在前頭，後來就成了習慣。不管濃淡，儘量把好的擺在前頭」。 證之於當今的喜酒壽宴，道理也是一樣，不少客人都要中途離席，所以熱蔬不宜開場。
但是在聞紅肉之氣而色變，見油光之彩而心驚的今天，西廚早已把沙律挪到前菜了，中餐是否還要抱殘守缺地將素菜丟到靠後的地方呢？現在「去飲」，我們常常會看見前頭的魚呀肉呀之類的「好東西」吃剩了半盤，人人無精打采地坐在那裡呆呆互望，就是不願下箸，就算侍者再三催促，大家也是你推我讓十分客氣。好不容易等到一碟通常顏色弄得很瞹眛的「時菜」上桌，客人卻才稍見精神，一副救兵駕到的模樣。
從淡到濃，固然是古今食家心目中理想的上菜秩序，但其中的變化也實在因文化口味的轉移而不同。例如湯到底該當做頭盤，還是用來埋尾呢？不止中西有別，光是廣東人和北方人的看法就有很大的差異了。這種秩序的轉變還牽涉到對每一類食材價值的認知，在人人都吃菜過日子的時代裡，蔬菜的地位當然不如海鮮牛羊。自助餐提供的一切菜色之中，熱的素菜往往最乏人問津，這不是因為大家不愛吃菜，而是它們做得最差。我們現在是不是該正眼瞧瞧蔬菜的價值了呢？
2008年10月31日星期五
梁文道：素菜大翻身
2008年10月30日星期四
梁文道：一條吞掉自己的大蛇
【南方周末-自由談】芬蘭的義務教育是一個奇跡。從2000年開始，芬蘭總是在「國際學生評量計劃」裡頭名列前茅；更令人吃驚、豔羨甚至恐懼的，是他們的學生還在不斷進步，評分一年比一年高。且不說其他項目，光看閱讀；據統計，41%的芬蘭中學生最常幹的休閒活動是閱讀。這些孩子的閱讀能力又怎能不高呢?為什麼芬蘭的教育這麼厲害?
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謎題，所以每年都有專家學者絡繹不絕地從世界各地湧至芬蘭取經。然後他們發現，原來芬蘭的秘訣之一在於教師。芬蘭教師的社會地位之高，是其他地區難以想象的，據當地媒體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年輕人最嚮往的職業是中小學的老師，一般普通小學老師受敬重的程度尤勝于國家元首。而且他們的老師都像學者，幾乎全部擁有碩士以上的學歷，暑假的時候還要上大學繼續進修。如果一個老師幹了幾年就辭職，他多半是跑去念博士了。由於老師自己就是喜好學習並且擅長學習的人，所以他們才能教出世界上最優秀的學生。當然，也有不少老師後來進了企業，變身成為高薪人士。芬蘭的大公司最喜歡聘請教師，理由是能當老師的年輕人一定是這個國家最頂尖的人才。
如果一個總是對世界充滿好奇心，總是奮發學習的人，就是未來知識時代最需要的精英，那麼中國一定是個很有希望的國家，因為我們也有一大批好學之士。和注重基礎教育的芬蘭模式不同，「中國模式」強調「學習型官僚」。你現在去各大專院校的研究所點名，會發現登記簿里沒有幾個中小學老師，倒是有不少在職官員，他們全都很踴躍地攻讀著碩士博士，頗有學政合一的古風。
芬蘭教育以國際視野聞名，小學開始學英語，中學再加一門第二外語。他們還把全球的信息與知識自然地融入課程，例如在小學的數學課里要孩子計算各國摩天大樓的高度，在初中社會科學的課堂上請孩子模擬演出聯合國的工作情況，使他們懂得從不同國家的視角瞭解世界局勢。除此之外，他們的教育部有種特別補助，儘量讓年輕人有出國遊學的機會。當地一位官員解釋，其實「在北歐，你已經找不到沒出過國的中學生了」。相對地，在我們的「中國模式」底下，你則很難找到沒出過國的官員。1999年，「兩會」代表開始關注中國幹部公費出國何以花了2000億元人民幣；到了2007年，「兩會」代表持續關注幹部出國的總開支怎麼會漸漸跳到3000億元。財政部的數字顯示，2007年中國政府的教育經費大約是6000多億人民幣，占了GDP的2.7%。世界平均水平是7%，一般經濟欠發達國家也有4.1%。我手上一時沒有2007年中國公務員吃喝、公車和出國的開銷統計，但我知道在2004年的時候，這筆錢的總數就已經達到了7000億元人民幣。如果把這個賬目也看成是種教育開支，那麼我們的學習風氣就算贏不過芬蘭，至少也叫做各擅勝場。
不少地方的教師都在抱怨自己的薪水太低，不只低到一個喪失尊嚴的地步，甚至連糊口也很困難。本來依照義務教育法的規定，義務教育階段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應該不低於當地公務員，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些憤怒的教師一個月卻只有一千甚至幾百元的收入，難道這就是當地公務員的薪資水平嗎?抑或這是學習型社會之「中國模式」的另一個例證呢?
老師不受重視，一般而言，就意味著孩子的教育不受重視，更意味著我們並不太擔心我們的未來。很奇怪，雖然大家都說中國實行一胎政策，人人都拿孩子當寶，但為什麼今年各個事件都顯示出了相反的訊息呢?先有一場震垮太多學校的地震，接著是一堆讓嬰兒患上腎結石的奶粉；莫非我們的希望不在下一代，而在我們自己的長生不老?我突然想起西洋傳說中的那條「銜尾蛇」(ouroboros)，它太過飢餓，不惜從尾端開始吞吃自己；嘴巴叼著尾巴，形成了一個圓圈，乃西方秘學的著名符號。這個符號有很多層意思，其中一層是：貪婪是種吞沒自己的可怕慾望。
2008年10月26日星期日
梁文道：天狗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陳之藩先生在〈看雲聽雨〉提起四十年前參與美國太空計劃的經歷，原來那時候大家最喜歡討論的問題是「該把什麼人送上太空？」。「太空中心的人在參加工作，與有榮焉之餘，老是覺得太空人回來後，並說不出什麼來。天空是黑的，地球是藍的。」盡是這些事實的述。結果有人認為應該派個詩人上去，因為只有詩人才能說出他們的感覺。
前蘇聯小說大家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有一個叫做《狗》的短篇，談的是隻被蘇聯送上軌道的太空狗。雖然是替人類冒險的實驗動物，前途未卜，但是科學家們都很喜歡這頭乖巧的小狗，尤其負責訓練的喬治維奇。終於，火箭上天了，大家在地面等待牠的消息。第二天早上，有人告訴喬治維奇：「牠在嚎叫，叫了好長的時間」，然後又靜靜地補充：「很可怕，一隻孤獨的狗，獨自在宇宙中嚎叫」。幾天之後，太空艙返航，喬治維奇立刻趕到陸點。甩開助手，他要親自抱出他的狗。場面真令人高興，小狗尾巴猛搖，同時不斷舔他的手。過了一陣子，喬治維奇「才注意到那雙見過宇宙的眼睛」。
這個故事的靈感當然來自「萊卡」（Laika），第一頭進入太空的動物。那是1957年，冷戰的戰場無處不在，蘇聯才成功派出第一艘太空船，赫魯曉夫就下令要在短短一個月之內再送一艘上去，當做革命四十週年的賀禮。為了鞏固蘇聯在太空上的優勢，這趟匆忙的旅程還得和上一次不同，所以他們決定這回該帶個乘客。由於時間太趕，來不及設計安全返航的裝備，大家都曉得這位乘客有去無回。
萊卡被當局宣傳成共產主義的勝利，蘇維埃的英雄。他們說牠在軌道上平安地航行了七天，一直到重返大氣層的時候才壯烈犧牲。事實是升空不過幾小時，牠就在巨大的壓力和不斷升高的溫度下痛苦死去。後來，不管是蘇聯的太空狗，還是美國的太空猿猴，都有官方為牠們樹立紀念碑，都有人為牠們寫歌，寫詩，和小說。中國？在楊利偉之前，有誰上去過呢？我在網上搜索了一會兒，什麼都找不到。
英國漫畫家阿巴底斯（Nick Abadzis）依據真實的資料和實地的採訪，創作了漫畫小說《萊卡》（Laika），一部讓人心碎，而且多年之後也不會忘記的傑作。
萊卡是頭有棕色斑塊的混種小獵犬，兩隻耳朵的尖端稍稍下折，小尾巴彎曲得可笑。性喜親人，看到誰牠都想把頭迎上去讓人撫摸；而且聰明，似乎懂得人類在說什麼。可是牠的命運很坎坷，曾經被人關在雜物間，被人扔進冰冷的河裏，然後流落在下雪的城市街頭，目睹同伴被捕狗隊活活踩死。被送進太空中心交到葉蓮那的手上之後，牠才終於有了一塊溫暖穩定的小籠子。在那裏，牠要學吃軟膠狀的食物，適應升空的壓力，以及無重的狀態。但牠很乖，很信任真心愛護牠的葉蓮那。每當模擬艙的旋轉速度加快，壓力大得令牠嘔吐，牠就會想起葉蓮那對牠說：「乖狗狗，你可以信任我」。
每一個讀者都知道這個故事的結局。阿巴底斯沒有把萊卡畫得太過卡通，他只是不動聲色地讓你覺得這真是隻有表情的狗。別人摸牠誇牠乖的時候，牠的樣子看起來就是那麼地高興。情節在季節的轉換中不急不緩地推展，一格格畫面下來，我們看到萊卡偶而會在院子裏快活地奔跑，看到葉蓮那和其他科學家疼牠餵牠，那不可避免的悲劇感就變得更加濃厚了，好比西伯利亞上空看不透的陰雲。然而，阿巴底斯溫柔的畫外音又會不時響起，「當你瞭解到沒有事情是永久不變的，你就放心了」，像是撫慰萊卡，也像是撫慰葉蓮那，更像是在預示讀者結局的到來。
直到火箭升空，直到萊卡癱在極度狹小的艙房裏吐出舌頭，牠還想葉蓮那的那句話：「乖狗狗，你可以信任我」，畢竟是她給了自己一個安穩的歸宿，使自己擺脫了顛沛艱苦的日子。舉頭便是無盡黑暗的太空，葉蓮那在地上垂首痛哭。這是一個關於信任的故事；萊卡獲選，正是因為牠特別信任人類，特別地乖巧；而信任是如此地美麗，宛如一只脆弱的瓷器。
也許是不忍，後來有很多藝術家為萊卡鋪排了不同的未來。例如英國小說家溫特森（Jeanette Winterson）的《重量》（Weight: The Myth of Atlas and Heracles），她重新述說阿特拉斯的神話，那位希臘傳說中屈膝跪在地上肩頭扛起地球的巨人，讓他敲碎載萊卡的太空艙，「以無限的愛意將牠小心翼翼地鬆了綁，把牠安全地放了下來，喂牠水喝」。阿特拉斯是個被懲罰的罪人，在無垠的星空之中忘卻了時間的意義。寂寞的他早已感覺不到這個世界的重量，「但他卻感受到了這個小動物的毛髮和骨肉。現在，他終於擁有了一樣他想去珍惜的東西」。狗與巨人，神話真好。
2008年10月24日星期五
梁文道：殺了他！（真正美國人二之二）
【am730-觀念】使得「非美」這個說法聲名大噪的，當然是麥卡錫。當年他在國會設立「非美」調查委員會，以揭發共黨同路人為己任，不只無辜牽連了許多思想左傾同情基層的各方人物，還成功地將「社會主義」和「非美國」劃上了等號。雖然麥卡錫版的白色恐怖業已破產，共產主義也不再是美國人的頭號大敵，可是那種社會主義絕非本性的印象卻已深深種在他們的意識深層了。因此，麥凱恩才會在逆境中想出了把奧巴馬稱作「社會主義者」的辦法。
在這樣的情勢底下，總統選舉選的其實不是甚麼政策上的分歧，而是你是不是美國人的問題。針對奧巴馬提出的種種措施，麥凱恩不去正面回應在富人身上加稅會有甚麼後果，也不去討論醫療健保政策的改變能不能造福一般大眾；而是把這些建議全都放進「大政府」的帽子裡，再依據右翼的一貫邏輯，從加稅和擴大公營業務的規模推導出社會主義的結論。於是提出這一連串建議的奧巴馬就很自然地成了「社會主義者」，一個「非美」的美國人。
雖然這套政治操作手法荒謬得令人發笑；雖然美國在布殊政府政治下已經走到了內憂外患的地步，這種曾經有的招數多半不能再奏奇效；可是我們不能忽略它的社會基礎其實是多麼地深廣，它激起的恐懼又有多真實。回頭想想，儘管美國大部分傳媒都覺得麥凱恩找佩林當夥伴是愚蠢的錯誤，但若不是她很能代表某些選民心目中的美國人的話，又何必在那麼倉促的時間裡挑出如此一位政壇新丁呢？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共和黨舉辦的選舉集會裡面，已經先後有二十三次人們在聽到奧巴馬的名字時喊出「殺了他」的事件。對這些人來說，「非美」的奧巴馬如果真的當上美國總統，那就是美國的末日了。所以，「真正美國人」的爭議不單單是一個競選手段，還是一個讓人看清某種「真正美國人」的透鏡。
每逢演說，都可以看到演說者背後的美國國旗。可是證明不了其內心是「真正美國人」還是「非美國人」。
梁文道：餐牌的藝術
為甚麼艾斯高菲耶（Auguste Escoffier）要在倫敦推出他的試味套餐呢？理由是他嫌當時的英國人不會點法國菜。直到如今，許多食家也告誡讀者要是碰上陌生的食制，最好就是點人家安排好的現成套餐。所謂「不懂點菜」，指的不止是不瞭解菜名的真義，也不止是無法在芸芸菜餚中明智地決斷，更是不懂得把好幾道菜組合成理想的一餐。
在艾斯高菲耶這位廚皇的眼中，二十世紀初的英國人真是土得可以，居然可以點上兩三道烤肉，卻沒有任何沙律素菜。就算現在的餐牌都把前菜、湯、主菜和甜品欄目分明地列得清清楚楚，就算每一個食客都能按照這個順序無誤地選擇，也不表示點菜不再是個問題了。和朋友聚餐，一定要找一個會點菜的人出來主持大局，否則很有可能頭盤上來的全是濃腴的肉類，主菜卻是清淡的魚類和蔬菜，結局變得十分災難。
為一頓飯寫一份菜單真是種不容易的藝術。我看電視飲食節目，教人做飯也好，介紹餐館也好，注意力多在個別的菜式身上，很少有人強調一道菜與另一道菜之間的關係。好比音樂製作，寫一首好歌只是基本合格，能把幾首歌的順序安排得引人入勝才叫做上乘。在音樂單曲下載還不流行的年代，一張專輯的製作人要有了不起的全局觀點，他的工作絕不止是把每一道歌都弄好，再把它們排成一個很規矩的隊伍。他就和一個廚師一樣，要先想好整體的效果，這張唱片的主題是甚麼，這頓飯的主要感覺又該是甚麼模樣；然後為每一首歌每一道菜分配不同的任務不同的作用，讓它們在線性的時間中產生韻律的起伏，節奏的變化，把聽眾或客人帶進一趟美妙的旅程。換句話說，同樣是設計菜單，庸匠是從一道菜想起，大師則是從整餐飯著手；前者是沒有藍圖地施工，後者則是成竹在胸高屋建。所以到了一家真正的好菜館，信任大師傅一定比自己動手妥當。
可惜在大部分人都只聽暢銷單曲的近視年代，懂得設計菜單的廚師和懂得點菜的食客一樣罕有。不知有多少回了，我在香港許多相當高檔的日本菜館都試過一來就上吞拿魚腩刺身的場面，這是歧視香港人嗎？還是為了先聲奪人，好掩飾其他魚料的不濟呢？由淡轉濃是菜單設計的根本原理之一，為甚麼我們要把錢花在連原則都沒握好的地方呢？
另一個原理是不重複，前面用過的材料，後頭就儘量別再讓它出現。除非這是個主題宴，全晚都要使用同一種食材。不過主題宴可不是人人幹得了的，它很考究廚師對材料的認識，要能恰當使用一頭羊的每一個部分；它也是想像力的測驗，要能為一顆松露想出不同的料理方法。
我曾經在外地一家以分子料理著稱的地方吃過一頓鵝肝宴，頭盤就是一份焦糖處理過的煎鵝肝；接下來有道清鮮的慢煮魚，旁邊又伴了一小塊焦糖鵝肝。然後呢，它居然每一道菜都有同樣的鵝肝。直到最後的雪糕，上頭還是一片焦糖鵝肝！我實在忍不住要把大廚叫出來盤問，他的解釋是「故意用同一種手法處理同一種材料，再用其他的食材配搭出截然不同的對比效果」。
「對比」就是設計菜單的第三原則了，一道菜要和下一道菜產生對比的效果，猶如音樂的由慢轉快，再從快轉慢。至於那位年輕的創意大廚所說的話，的確有道理，也的確有人做過這種驚人之舉；可惜膽大的前提是藝高，明明只有小學程度，偏偏要製造核子反應堆，這難道不是一種恐怖襲擊嗎？
2008年10月22日星期三
梁文道：佩林版的美國(真正美國人二之一)
【am730-觀念】美國明尼蘇達州的共和黨籍眾議員米雪．巴赫曼(Michele Bachman)在10月17日的一個電視節目中把奧巴馬形容成非「美國人」。這當然不是孤例，早在兩個星期之前，共和黨的副總統候選人佩林就已經公開指控奧巴馬和恐怖分子有關，還說：「這個男人看待美國，不像你我看美國一樣，我們的對手是個認為美國非常不完美，不完美到他要和攻擊自己國家的恐怖分子廝混」。
在過去幾十年來的美國選戰中，共和黨右派一直喜歡拿「真正美國人」的定義出來說事，將對手打成「非美國人」或「假美國人」，使選戰的主題從實質的政策辯論變成一次捍衛美國甚至定義美國的抉擇。早在上世紀的六十年代開始，列根就在加州州長選舉的拉票活動中發表了著名的演說「抉擇的時刻」，試圖引導選民把注意力放在對共產主義的恐懼之上，令他們相信對手其實是紅色陰影的先頭部隊。如今佩林走的只是這種恐懼政治的老路，他們想努力喚起美國人心中那種虛幻不實但又揮之不去的夢魘。
冷戰早已結束，對大部分美國人來說，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邪惡帝國」已是舊日的廢墟。他們現在怕的是恐怖襲擊，所以佩林一夥才會將奧巴馬和恐怖分子扯在一塊，並且積極操作那種恐怖主義總和伊斯蘭有關的偏見，硬把身為虔誠基督徒的奧巴馬講成是個隱性的穆斯林。
這種恐懼政治的基礎就是美國人的身份問題。麥凱恩選擇佩林當副手，除了她的女性身份之外，就是看中她的人格和主張簡直就是保守派眼中完美的「美國人」。這種美國人應該是個非常忠誠的新教福音派，相信「創造論」多於演化論；她很注重家庭價值，堅定不移地反對墮胎；她贊成人有擁槍自衛的自由，不屑於環保的主張(佩林最有名的行動之一就是在電視鏡頭前表演如何射殺麋鹿)；她很愛國，從不懷疑戰爭的理由，願意把親生兒子送上戰場。最後，她還要視政府為必要之惡，把一切政府干預自由市場的行為都當成邁向社會主義的踏腳石。
2008年10月19日星期日
梁文道：沒有寂寞的年代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一兩個月前，很多人都在擔心瑞士那座世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要是一動，會不會弄個黑洞出來，一不小心把地球給吞了。這可是個有娛樂性的大消息，所有報章都專版報道，很多從來不怎麼關心自然科學的作家也都加入討論。可是搞了半天，大家都談了些什麼呢？那個宇宙創世的實驗會對霍金的說法造成什麼影響？越來越惹人懷疑的「弦理論」可以藉此找到新支持嗎？不知道，我們還是不知道。這時候我就會想起陳之藩先生，如果他沒生病，如果他在持續寫作，他一定會為我們講一個好故事。
留學生書寫是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小門類。幾十年來，中國出了一代又一代的留學生，每一代都會有人記下他那一代的海外見聞，讓本地的讀者透過那裏頭的日常瑣事體會不同國度的水土。而且留學生不是一般的移民，他們是去上學。多少外國名校的風氣和傳說，就是他們寫回來的，然後成了中國士林的傳說。於是他們人雖未歸，就已經先影響到我們對學府、學術乃至於社會和政治的看法了。他們還有傳承，上一代人寫的東西總會吊起下一代人的胃口，於是下一代人又跟出去繼承這條脈絡，香火不絕。馬家輝的成名專欄寫的就是十多年前他在威斯康辛唸博士的經歷，據說有些年輕人看了之後也立志要去「陌地生」（Madison）攻讀馬克思。苦寒之地呀，他們不會覺得上當吧？
沒有人會當一輩子的留學生作家，那是種年青人的寫作；假如小說有「成長小說」，那麼這就是「成長散文」了。他們來自老舊的土地，帶一大堆疑問，好比唐僧取經，孤身在西行路上歷經困惑之發現與解決，獨自遭遇頓挫復又升起；那些問題往往不單純，是學術的，是個人的，甚至還是中國的。問題這麼大，有時竟是一生一世的事，直到學成歸來，他仍然是個學生。
陳之藩先生早年膾炙人口的《旅美小簡》與《劍河倒影》便是留學生寫作的經典，港台學界的中年學者人人都看過。其最與眾不同之處，是他常談科學，最近從頭讀一遍陳先生的書，我發現有一個問題好像揮之不去地纏繞他，那就是「李約瑟難題」了。四十年前，他對中國「那麼多發明，卻沒有導出幾百年的科學發展」的回答是「好奇」。四十年後，他在《思與花開》裏頭重新提起這個話題，重點卻變成「學術只有自由研究才是學術，什麼大膽的假設都無不可。一旦不自由了，就是學術變成了宗教」。四十年前，陳先生刻意經營文體，他好奇的事情常常埋伏在苦心鍛煉的文句之中。四十年後，年紀大了，那廣雜的好奇反而更直接，更淺白，幾乎每一篇文章都帶「我想問」三個字。學生年代的好奇心不只沒有減退，反而蔓延勃發自由生長。也許「李約瑟難題」不再是個難題，還可能根本是個問錯了的問題，但是對於陳先生而言，也許這個問題背後的情緒是擺脫不了的，中國還需要些什麼的情結是抹不去的。到底中國還需要什麼呢？人有好奇的自由。
自由與否，不純是政治的問題，還與識見有關。雖然斯諾「兩個文化」的提法早已過時，雖然「跨科際研究」是現在的主流，但凡是幹過書評刊物編輯的都曉得，要找一個人好好寫一篇科普書的書評有多難。幾次參與內地的好書評選活動，我也要提醒大家忽略了自然科學。在報刊雜誌上舞文弄墨得很漂亮的文友，十之七八是科學文盲；在學院裏頭術業有專精的教授，卻多半寫不出一手老嫗能解的好文章。因此那部粒子加速器開了又停了，我們還是沒弄懂他們究竟要找什麼粒子，只要世界沒毀就好。
陳先生的散文卻可以放任人的好奇，從「龐加萊猜想」到節氣的「相」，由錢德拉塞卡說到巴壺天的詩，因為他是做科學的散文家，寫散文的科學家。看前賢事跡，學通兩界似乎是往昔的常性，傅斯年轉攻文史之前最感興趣的其實是量子力學。翻讀外國報刊，不少名牌學者不只習慣面對大眾，並且引以為豪，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現在在牛津的講席就叫做「公眾科學瞭解」教授。為什麼反而到了今天，在華文世界裏真能夠把這種工夫耍得得心應手的人卻是寥寥無幾呢？陳先生在〈老嫗能解？〉引述了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納斯（Paul Nurse）的話：「科學家的語言要淺白到像與老祖母談天，這是科學家的責任！」。
儘管陳先生覺得大數學家陳省身的舊詩「不能表達於萬一」，但起碼「那個時代的科學家，不論中外，幾乎每個人都有藝術的嗜好」。尤其中國出去唸科學的留學生，常把故園之思寄託在舊詩之上，好排遣雙重的寂寞；一重是身在異地的寂寞，一重是專業的寂寞。現在呢？或許大家都不寂寞了。
2008年10月17日星期五
梁文道：Degustation
第一次去一家正式的高級法國菜館吃飯，難免會有些緊張，怕自己不懂得如何點菜，又怕價錢會高得離譜，超出了預算。尤其是到了法國，菜牌全是法文，侍應則不懂英文（或者裝做不懂），這該如何是好呢？幸好，絕大部分的地方都有「Degustation menu」，菜式不少，份量不大，而且價錢固定。更重要的是這份菜牌上的東西幾乎全是餐廳的招牌菜，他們就是想你集中地試試大廚的手藝和能耐。所以「Degustation menu」可以中譯成「試味套餐」，通俗點的英譯是「tasting menu」。
「試味套餐」源起於何時呢？有人說它是艾斯高菲耶（Auguste Escoffier）的發明。艾斯高菲耶有「廚皇」之稱，楊貫一和甘健成都是會員的那個「法國國際廚皇會」（Les Amis D'Escoffier Society），就是他的弟子們成立的。艾斯高菲耶和後來的很多「廚皇」「食神」不同，他這個「廚皇」的頭銜可不是自己隨意加上去，而是當時的德國皇帝威廉二世親自「冊封」。有一回，他對艾斯高菲耶說：「我是德國的皇帝，而你則是廚師的皇帝」。這點材料，大家都可以在有「廚房聖經」之稱的《The Concise Larousse Gastronomsque》裡找到。
話說一八九零年，他和老拍檔麗茲（Cesar Ritz，也就是後來麗池酒店的那個Ritz）一起從瑞士去到倫敦新開的「沙威酒店」（Savoy Hotel）打天下，他那一連串影響了全球西廚的改革就是從這裡開始的了。當時他遇到了一個很大的難題，原來許多英國貴客都不會點菜，而且就算為法文菜單附上英文翻譯也無濟於事，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從菜單裡明智地下決定的能力，不是烤肉叫得太多，就是搞錯了先後濃淡的秩序。再這樣子下去，不止客人欣賞不到高級法國菜的精華，而且還會糟蹋了他的天才廚藝。
這時候他就想到了「Table d'hote」（套餐）的傳統。其實這是最古老的供菜方式，早在讓客人從菜單上自行選擇之前，所有的法國餐廳做的都是套餐。那個時代的菜館是中下階層才去的地方，環境很簡陋，每天定時在一張特大的木桌上把食物擺開，客人坐下來吃的都是一樣的東西。
到了艾斯高菲耶的年代，餐館高檔了，自選的菜牌變厚了，「Table d'hote」也漸漸成了今天的「Prix Fixe」（定價套餐），專門讓不想費神的客人在款式有限的定價小餐單裡挑出自己喜歡的菜（比如說前菜三選一，主菜三選一等等）。艾斯高菲耶更進一步地把還有點客人自主空間的定價套餐變成了主廚拍板。
只要每桌來賓達到四人之數，經理就會在訂位時用一張小卡片詳細記錄來者何人及他們的特殊要求，然後艾斯高菲耶就會親自為他們設計一套盛宴。從餐前小點到最後上場的糖果，完全不用客人操心。這套系統大受歡迎，沙威酒店的生意固然大盛，艾斯高菲耶也因此更能掌握客人的口味，逐步修正和收窄餐廳提供的菜餚種類。當年許多地方都有本厚得跟字典似的菜單，前菜到甜品加起來一共有好幾百樣；可是等到你真正要點的時候，卻會發現情景有如麥兜幫襯茶餐廳，甚麼都沒有。與其如此，還不如貴精不貴多，艾斯高菲耶的最大功勞之一就是把原來的字典變成一兩張紙，主廚做自己擅長的，客人試到的則全是美饌，真真正正賓主盡歡。
於是他的改革變成了風潮，所有餐廳都濃縮了自己的菜單，也都試著提供主廚特製的服務。再過十多年，主廚也不用為賓客設計特定的菜單了，他乾脆出一套精選，任何人來都可以叫這套精選；並且每道菜的份量都不大，一個人點也行。這就是Degustation了，當時是二十世紀初。
梁文道：諾貝爾獎不是中國人的錯
從理論上講，中國人有沒有得過諾貝爾獎，和中國的人的智力好不好應該是兩回事。就和奧運會金牌的數量不一定能夠證明中國國民的平均體能一樣，諾貝爾獎也不是中國人智商足夠的資格試。可是我們都知道，中國人依然需要這枚小金章，正如中國人需要奧運金牌，向世界證明自己，要世界認同自己，始終是我們百來年揮之不去的心理負擔。
諾貝爾獎的頒授有沒有政治因素？諾貝爾獎的選擇有沒有文化偏向？當然有，可是我們也必須看到除了文學獎與和平獎外，其他四種學術獎項基本上和狹義的政治之爭無甚關聯，也與所謂的「西方文化霸權」拉不上真接的聯繫。而且越是往後，這些學術獎項的頒授就越見是得到相關專業領域的認同。原因很簡單，物理、化學、醫學和經濟學等學門已經和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學科形成了一個跨國社群，自有其內部標準去衡量各成員的表現。一個人行不行，行內皆有默契；一個人的學術貢獻大不大，行內也自有公論。
雖然中國輿論界一直比較關心文學獎的問題，覺得這些學術獎項太過專業，難以置喙。可是在我看來，那四個學術獎反而更能說明中國學術體制的水平達到甚麼境界，甚至也能夠說明中國社會的發展狀況。因為文學或者還牽涉到更多語言翻譯和文化傳統的問題；但像化學這樣的學科，不只成員多半以英語為「世界語」（Lingua Franca），而且它生產出來的知識本身也是一種「世界語」，所以我們比較可以同一條水平線上衡量各國的成就。中國在奧運會上用舉國體制勝過了美國，但在諾貝爾獎上頭，我們和美國的差距卻是0比309﹗為甚麼兩國的分別會這麼大呢？歷史上的往事姑且不談，就看今日中國的學院吧，它可以弄出一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嗎？
其實中國有沒有人拿到諾貝爾獎從來就不是「中國人」的問題，而是中國社會的問題。崔琦是中國人，楊振寧也是中國人，但他們得獎時的身份全是「美籍華人」。反過來看，美國那一長串得獎者裏頭竟然接近三分一是海外出生的移民。假如真有志氣的話，我們的目標不該是擁有一位在中國做研究的華人得獎者，而是產生許多非華裔的得獎者。
坦白講，就連文學獎的「空白」也不是「中國人」的錯。例如以中文為主要創作語言的高行健，全世界都把他當成是中國人，只有中國硬要把他推給法國；法國自然也不好推卻，恭敬地將他列作法國第十四位文學獎得主了。
2008年10月16日星期四
梁文道：人人都是作家，但卻沒有一個讀者
【南方周末】很多人以為一個電台或電視的清談節目要做得好，主持人的口才是最重要的。但就我個人的觀察和體會，原來這個世界上大部分成功的清談節目靠的是參與者的「耳才」，而非「口才」。也就是說，懂得聽有時要比懂得說更要緊。因為談話不是獨白，你說的任何一段話都不可避免地坐落在對話者的言詞之中，它構成了你的背景，發展了你的言論。假如你只是抱著滿腹的宏論，卻完全聽不到別人在講什麼，就算你說得再有道理，也難免予人一種格格不入的錯亂感。
更重要的是我們也許有錯，也許需要檢視自己的信念；除非我們堅持自以為是的正確要比共認的真理還偉大，否則帶著耳朵去參與對話就是一次檢驗自我的好機會了。詮譯學宗師伽達默爾在他的經典《真理與方法》里如是說：「……必須從一開始就對文本的異己性保持敏感。但這種敏感既不涉及所謂的‘中立’，也不意味泯除自我；而是為自己的先存之見與固有理解容讓出一塊空地。對自己偏見的覺察是件重要的事，因為這樣，文本才能呈現出它所有的他性，以及它那相對於讀者固有理解的真理」。解讀文本固如是，與他人對話恐怕更當如是。
因為在央視上講清史而聞名的閻崇年先生前幾天被人摑了兩巴掌。那是一場作品簽售會，一位年輕男子排隊走向正在為讀者簽名的閻先生，然後發難出手。據目擊者說，當時還有人在現場大叫「漢奸」，看來是針對閻先生種種為滿清辯護的言論。那位年輕人的朋友後來解釋他揍人的理由是因為他沒有和閻崇年平等辯論的機會。
我不想參與評價清廷的史學爭論，也暫且不談這件事情的後續處理對不對(那位青年後來遭到當局重罰)，我甚至很能體會那種由於欠缺交流機會而生起的沮喪與憤恨；可是我很好奇出手打人與言談對話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假如我說了一番駁斥對手的話，而對方不能完滿響應甚至不理睬我，於是我動手給他一巴掌；這是否表示我這一巴掌其實是我所有想法的延續和表達?一個耳光又是不是一段話的代替呢?如果打人也是一種辯論的方法，我是否也該預期對方將以拳腳回報?因為對話和辯論總是有來有往的。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閻教授總不願「正面響應」那些青年的理由(是沒有時間，還是他的響應被人覺得不夠正面?)。我只知道這是一個急躁而喧囂的時代，我們就像住在一個鬧騰騰的房子里，每一個人都放大了喉嚨喊叫。為了讓他們聽到我說的話，我只好比他們還大聲。於是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別人到底在講什麼。
也許我們乖得太久了，不想再當個只能聽話的傻孩子，所以我們現在都有話要說。周遭如此喧嘩，我必須用盡心思把文章的標題起得聳動一點，讓我發言的姿態張狂一點。也許我說得沒有什麼道理，但起碼我被人聽到了；也許別人沒聽懂我到底說的是什麼，可是說話的語調和姿態要比說出來的內容還重要；因為正是那些語調與姿態讓我被人看見。被人看見，所以我存在。於是每個讀者其實都是作家。在一篇一萬字的文章里看見一句令我不滿的話，忘記剩下那部分吧，我要寫一篇兩萬字的回應來批判它。我為什麼要耐著性子看完那篇東西呢?我為什麼要深入甚至同情地理會它的真正含義呢?它只不過是我用來表達自己的機會和借口罷了。
個性被壓抑夠了，因此「個性」二字是今天最高尚的品德。聽別人說話不算個性，讓別人聽見我說話才算是個性。所以這是每個人都要說話，但卻沒有人想聽的年代。在這樣的年代里，清談節目或許是不必要的；我想。
2008年10月12日星期日
梁文道：一家書店被海明威解放了（莎士比亞書店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莎士比亞書店》不是雪維兒．畢奇的自傳，它的結尾也是莎士比亞書店的尾聲。可是就算到了末日，它仍然是傳奇。
二戰爆發，德軍入城，畢奇那些說英語的朋友多半遊回老家，而說法語的那幫則全部成了地下反抗軍。一開始書店還在營業，直到有一天，一位德國軍官走進來指名要買喬埃斯的《芬尼根守靈記》（多高的品味呀，就和我們印象中的納粹一樣，就算滿手血腥照樣可以彈一手漂亮的貝多芬）。可是畢奇不賣，她說店裏只剩一本了。於是這位軍官火了，聲言要帶人來充公整家店的東西。最後畢奇進了集中營。
一九四四年八月尾，盟軍快要打進巴黎，畢奇也早被釋放，那陣子她還回到了劇院街。二十六號那天，一輛吉普車停在書店門口，畢奇「聽見一個低沉的聲音叫喊：『雪維兒──』那聲音傳遍了整條街道」，原來是海明威﹗「我衝下樓去，撞上了迎面而來的海明威。他把我抱起來轉圈圈，一邊親吻我，而街道窗邊的人們都發出歡呼聲」。然後海明威問她還有什麼可以做，她就請他解決仍在劇院街屋頂放冷槍的納粹狙擊手。一生以好鬥的男子氣自豪的海明威二話不說，招呼了幾個同行的大兵上樓，「接傳來的是劇院街最後一次槍響。海明威和他的人馬下來後又開吉普車走掉了──海明威說，接下來要去解放麗池（Ritz）飯店的酒窖」。這一天，史稱「海明威解放劇院街的那一天」。
就是這樣，巴黎光復了，莎士比亞書店的故事也結束了。心灰意冷的畢奇沒有再把店子辦下去，二十年後，她把這個神聖的名字交託給喬治．惠特曼，讓他延續一家巴黎英文書店的血脈。雖然後者也是群賢畢至，聲名大噪，但始終及不上第一代的光采。書店憑讀者留名，畢奇的莎士比亞以紀德為第一批會員，以海明威的解放而告終；一般書店往來無白丁，它卻是往來盡名家，恐怕在整個二十世紀西方書業史上都找不到第二家了。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撇開店子辦得好，店主有魅力這些難以深究的理由不談，我想主要還是時代使然。回想二戰之前，巴黎仍是全球文化首都，英語世界有點志氣的文人作家都想去那兒混一陣。當他們到埠之後，這家罕有的英文書店自然成了會館。更可注意的是一座文化首都的包容與自信。讀《莎士比亞書店》，你會發現許多法國本土精英居然都是它的常客，他們不像最近妄言美國沒文學的那位諾貝爾獎評審那麼自大，以歐陸為中心；相反地，他們對愛爾蘭人和正在崛起發亮的美國文學充滿好奇心。
有時候那種好奇心甚至熱烈到了明明不懂英文也老要來逛的地步。例如詩人列昂──保羅．法格，他來書店不是看書，而是為了碰那幫包括英語作家在內的「好傢伙」。其中一個住在樓上的「好傢伙」因為工作不願開門，一抬頭竟發現法格從窗外盯他瞧；原來他弄來了一道梯子，自己爬到人家窗口！
老世界的英語書店既然聚一群新世界的新銳，它自己的英傑也就自然跟過來湊熱鬧了。這是獨一無二的歷史契機，大戰一過，歐洲盡成廢墟，美國趁勢而起，紐約漸漸取代巴黎，曼．雷等人也都到了大洋彼岸定居，莎士比亞的故事就很難繼續說下去。
一個老外開書局，我們當然會聯想起在上海賣日文書的內山書店。雪維兒．畢奇替喬埃斯出了《尤力西斯》，內山完造也幫魯迅出版了不少東西；喬埃斯把莎士比亞書店當辦公室，魯迅也用內山書店來會客。一部英文小說要在巴黎出版，是因為當時的英語世界太封閉；魯迅的中文作品要在上海這個「半殖民地」面世，而且得靠一個日本友人協助，則是那年頭中國政治情勢的悲劇。保守的英語世界把自己的天才趕到了巴黎；比較新潮的日本卻用它的出版品引來一群求知若渴的中國知識份子。如果有人把這兩家幾乎同代的書店放在一起，為它們寫一個既平行又相異的故事，那該有多好看呀。
2008年10月11日星期六
梁文道：雞肉不等於雞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對大部分在都市裡成長的小孩來說，陪媽媽去街市可能就是他們最早的一次生命教育了。
我上小學的時候，曾經目睹小雞孵化的整個過程。在老師的指導之下同學們要分組認養小雞，看著牠們漸漸長大；嫩黃的絨毛裹著一顆蛋似的胖胖身軀，整天吱吱喳喳，可愛得不得了。後來呢？不知道為甚麼，我就是想不起來那些雞結果都到哪裡去了。我對那些雞的最後印象，就是牠們開始生出雞毛掃子般的羽毛了，叫聲也愈來愈像街市雞籠裡的那些雞……
母親至今不吃兔肉，因為她小時曾在市場見過肉販扭斷兔脖子的景象。我很明白她的心情；我也曾無數次站在雞檔之前定睛看著檔主用刀利落地割開雞頸，再把牠丟進熱水桶裡的情形。一瞬間，本來還在驚慌尖叫的雞一下子就變成了斷線的玩偶，只餘輕微的掙扎抖動。當牠從熱水桶裡被提出來的時候，牠已經徹底地沉默了；一地飛落的羽毛。
我沒有因此戒掉吃雞，就和其他見過屠雞卻依然吃雞的小孩一樣，我們都長大了。人皆有之的惻隱之心未必能讓所有人變成素食者；可是那短暫的矛盾卻教給了我們重要的一課；我們的生，靠的原是無數生靈的死。這一課如此殘酷，如此真實。乃致於後來有些人懂得感恩，有人知道要珍惜食物；大部分人則變得對一切冷淡漠然，因為生命本來無奈，並且荒涼，每一個去過街市的人至少都學到了一些事情。所以後來當我們吃雞的時候，我們會很清楚自己吃的不止是一種肉，而且是一種叫做雞的禽鳥，因為大家都曾見過雞變成雞肉的過程。
很快地，我們的下一代就不會再在市場裡看到這麼血淋淋的場面了。香港不准雞場繼續存在，也不想街市雞檔繼續自行宰雞。以後我們吃的雞要不是經過中央屠宰室，就是超市冰櫃裡那一團團用塑膠袋包好的肉，沒有頭，也沒有毛，當然更不會啼叫。下一代是幸福的，他們在吃雞肉的時候不會聯想到雞，電視上活蹦亂跳的雞與盤子裡令人垂涎的雞腿是兩回事，二者間的連繫不見了，或者說被遮蔽了。
「泰森食品」（TysonFoods）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肉食供應商，每年生產二十億隻雞。在美國超級市場的貨架上，平均四隻雞裡就有一隻是他們的。這是家典型的現代食品公司，他們的合約供應商全部採用「工業化農場」（industrialfarming）的模式，是全世界畜牧業的典範。
一走進去，你首先感到的是一股濃烈得熏眼的阿摩尼亞味，因為在一批雞被送進來然後再推去的那短短幾十天裡，根本就沒有為牠們清理排泄物的需要。如此一家典型的製肉工廠通常可以同時容納三萬隻以上的材料雞，每隻佔去的空間不超過一張A4紙。換句話說，牠們這一輩子幾乎是不用動的，就算想動也動不了。如果這還算是動物的話，牠們的唯一動作就是進食、排泄，以及因為過度緊張而互相啄咬（同時生出一種會灌注肌肉的激素）。
到了該來的那一天，牠們終於有了生平第一次走路的機會，以每小時七千兩百隻的速度列隊，蹣跚地邁向死亡。首先是被倒進一個充電的水池，目的是為了減輕工人下刀的難度。雖然他們卻對外宣稱這可以緩解雞的痛苦。可是研究表明，在被宰的那一刻，大部分的雞都還是清醒的。甚至到了泡熱水的最後一關，居然也還有三分之一的雞活著。於是在那個巨大的燙桶裡，牠們死命抓踢桶身，爪子在鋼壁上急速刮出刺耳的聲音；眼球則因體內的壓力變化爆裂彈出，所以每次燙完一桶，水面都浮著一層眼珠。
如果市場裡現宰活雞的場面是血腥的個別謀殺，絕大部分冰鮮雞的背後就是納粹式的毒氣室了；分別在於我們看得見前者，卻目睹不了後者。
所以我們的下一代吃到的雞肉都是乾淨完全的肉，他們根本沒有任何機會把雞和雞肉聯繫起來，更無法想像這個轉變所需的步驟。也許，就像廣告裡的動畫一樣，那些雞都是快快樂樂，一邊唱歌一邊跳舞地變成了炸雞塊。除非他們有機會看到幾年前一個動物權益組織在某家「肯德基」供應廠裡偷拍的片段：那些工人把忙亂之中沒割死的雞當成足球，踢來踩去。又或者將牠們摔到牆上，還用濺在上頭的血畫塗鴉……。
2008年10月9日星期四
梁文道：什麼是「炒作」
【南方周末-思想遊牧】有些人總是用「宣傳」的模型來理解「炒作」，似乎一切備受關注的議題都是少部分人積極散播的結果，仿佛還有一個地下組織，老是想弄些壞消息出來，搞亂「大局」德籍猶裔維克多·克倫貝勒(VictorKlemperer)在《第三帝國的語言》里提出了一個相當經典的問題：「什麼是希特勒最有力的宣傳工具?是他和戈培爾的個別演講嗎?」與當時大部分人的想法不同，早在該書出版的1947年之前，克倫貝勒就極度清醒地發現了納粹的秘密：「不，最有力的影響不是來自個別的講辭或文章、宣傳單張、海報與旗幟；這種影響力不是透過那些必得清醒地、有意識地吸收的東西而達致」，「相反地，納粹主義之所以能滲進人民的血肉，靠的是一些單詞、詞組和語句的結構，靠著廣泛、機械而又不自覺地重複使用它們達到百萬次以上」。
其實克倫貝勒的發現不只適用于納粹德國，而且還是古今中外所有國家一切社會的通性。
政治語言的力量何其強大；當它不再只是官方成套使用的術語，還是每一個人雖然都覺得它是陳腔濫調，卻又毫不在意地以之溝通的時候，它的效果就能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了。
克倫貝勒增補了席勒美學的名言「被教化的語言能為你寫作和思考」，進一步指出：「語言不只是簡單地為我寫作和思考，它還逐漸宰制了我的感覺，我整個人的精神存在，使我毫不置疑毫不自覺地把自己放棄給它。」例如「宣傳」，它本來是中性的，只不過在我們的語言習慣里，「宣傳」多半和好事拉上關係。平常一說「宣傳」，就總是意味著有些很正確很偉大的東西，不能不讓大伙知道。而「宣傳」的反面大概就是「炒作」了。
從技術上講，「宣傳」和「炒作」幾乎沒有分別，都是有企圖有計劃地把一個訊息從一個小圈子擴大開去，四散傳播。但由於炒作是不好的，所以我們從來不會說政府部門在「炒作」什麼；相反地，「炒作」二字一出，那些被指控的炒作者必定就是心懷不軌的可疑分子。
「宣傳」與「炒作」之分別，端看那條要被推廣的訊息正面與否。但在長久的使用傳統之下，于穩固的意義聯繫之中，我們再也不用先去判斷某段訊息本身是否正面，只要搬出「宣傳」，那被宣傳的東西就是正面的了；相反地，如果看到「炒作」二字，那被炒作的東西也自然就是負面，毋庸再說。
舉個淺近的例子。三鹿集團曾經在發現產品含有三聚氰胺之後，向政府提出報告，「請政府加強媒體的管控和協調，給企業召回存在問題產品創造一個良好環境，避免此時炒作給社會造成一系列負面影響」。其實我們完全可以把這段話翻譯成：「請政府好好管一管媒體，別讓我們的問題曝光，最好能讓我們靜悄悄地把產品弄回來。萬一媒體廣泛報道了問題產品的事，社會大以後就不再相信我們公司，那可就慘了。」為什麼如此可鄙的意圖，竟能用上這麼義正詞嚴的修辭去包裝呢?也許他們以為只要使了「協調」、「良好環境」、「炒作」和「負面影響」等一系列官方熟悉的術語，和政府就有了彼此溝通甚至相互認同的基礎。其實每一個中國人在媒體環境中耳濡目染，應該都能自如地說出這類冠冕堂皇的大話，而且都以為這些言辭能夠把自己和政府的正面立場綁在一起。因為這一連串詞語都有價值定向的明確效果，特別是「炒作」。
一般而言，媒體是很喜歡「炒作」的。它們有如亞馬遜河里的食人魚，一聞血腥，立即空群而出。問題是用「炒作」去形容大傳媒的這種特性並不恰當，因為這根本不是什麼別有居心的刻意圖謀，而是市場傾向主導的結果。為什麼大家一窩蜂地報道問題食品?那是因為讀者關心。反過來說，假如某個不太重要的官員在某個不太重要的場合作了「重要講話」，就算媒體很善意地去配合炒作，恐怕也炒不起來，因為打哈欠的受對此不感興趣。也就是說，真正在推動炒作的不是什麼媒體，而是整個社會的民情。
有些人總是用「宣傳」的模型來理解「炒作」，似乎一切備受關注的議題都是少部分人努力推廣積極散播的結果，仿佛除了政府之外，媒界背後還有一個地下組織，老是想弄些壞消息出來，搞亂「大局」。可是包括相關部門在內的所有人其實都明白，從北到南，自西往東，全中國這麼多這麼雜的傳媒，根本就不可能有一個威力龐大的小組織可以策動大家一起討論某件事。
雖然用「炒作」去形容傳媒的集體關注並不准確，因為它完全建立在「宣傳」概念的反面，以傳統官方的模式去理解現代的大傳播。但它仍然有用，理由是它帶有負面的價值聯想，能夠很籠統很含糊地定性不利於自己的情勢。就像三鹿集團那段報告一樣，把所有自己不願看到的新聞都說成是「炒作」，好讓政府和他們站在一起去對抗那些看不見的「一小撮別有用心」的壞分子。雖然，那「一小撮人」其實是全部的消費者。
梁文道：滿街孫子，但是找不到阿爺
【明報-筆陣】對香港最有影響力的政黨一定是中國共產黨，偏偏它是一個沒有在香港登記註冊的組織，而且就連一個可以通訊查詢的電話也沒有。如果香港社會還有什麼「深層次矛盾」的話，這就是其中一個了。
「同阿爺好熟」的李大壯
梁劉柔芬等三位議員宣布退出自由黨，自由黨的泡沫化在所難免。一個曾經令某些人寄以厚望的政黨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原因當然很多，但它的導火線明顯是本屆立法會選舉的失利。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曾公開聲稱「中聯辦」介入選舉，把他們的票源分配給對手，導致該黨地區直選的全面敗北。然後大家又看見據稱「同阿爺好熟」的李大壯跑出去向田北俊叫陣，把一淌渾水愈搞愈濁。
「中聯辦」介入香港選舉根本不是新聞，只不過礙於香港主流社會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它從來不會承認罷了。可是在這一次的自由黨風波裏面，卻有一些評論家很莊重地為它辯護。他們認為中央政府透過駐港代表支持親中央的政黨是天公地道，不只不違背「一國兩制」，而且還是光明正大的應有之義。
沒錯，在任何國家的地方選舉裏面，中央執政黨都會為它的地方黨員或盟友助選。總統也好、首相也好，往往傾力落場站台助威，務求自己人佔盡每一個角落。可是香港的情是這樣子的嗎？
我們應該分析一下「中聯辦」到底是個什麼機構。
首先，它的五大職能除了聯繫外交部駐港公署和解放軍、管理中資機構、促進內地和香港的交流，以及處理涉台事務之外，還有一項含糊得幾乎無所不包的「承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協調香港議會的選舉算不算是中央交辦的事項呢？我們不得而知，他們也從來沒有說清楚過。其實對於一般香港人而言， 「中聯辦」有什麼是清楚的呢？我們只知道「西環」很有影響力，但是不知道這股影響力的運作方式，更不知道它和特區政府是什麼關係。假如特區政府的高層全是中央任命的，假如它真是中央轄下的地方政府，為什麼還要「中聯辦」去代辦中央政府的任務呢？我們不知道。難道它就像其他省市的黨委組織嗎？我們不知道。聽說它的人員編制龐大，很多場合都能遇見它的人員；但到底它有多少僱員呢？我們還是不知道。
把這麼一個對普羅百姓來說有點神秘的機構形容成正常中央政府的地方代表，然後為它自己都不願意承認的競選工程辯護，這難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嗎？
曾鈺成何須避
曾鈺成剛剛獲選為立法會主席，值得恭賀；但是他始終沒有圓滿回答梁國雄提出的那個問題： 「你是不是共產黨員？」他只是說： 「民建聯成立以來，我多次被問這問題，我從來沒有回答。因為直至今日，香港人對所謂共產黨還帶有負面看法……」再也沒有比這番鬧劇般的談話更能說明共產黨在港處境的了。
中國共產黨不只是當今中國的執政黨，還是世界第一大政黨。堂堂正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為什麼搞到要在國土上藏頭露臉的地步呢？曾先生這番話幾近間接承認了他的黨員身分，但他為什麼不理直氣壯地告訴大家他的理念、他的信仰。這裏不是「白區」，更不再是英國殖民地，為什麼共產黨還一直處於地下黨的狀態呢？什麼叫做「所謂共產黨」？什麼叫做「負面看法」？難道黨員不應該努力為自己所屬的政黨正名？為它洗刷大家的誤解嗎？
這是何其荒謬的事呀！我們在電視上看見國家的執政黨召開三中全會，關心它的會議結果，並且直接受到它的影響；可是我們在香港卻竟然看不到共產黨！
假設有這麼一個年輕人，他深受革命先烈的精神感召，課餘苦讀馬恩列毛，覺得黨章所說的「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也是自己的理想和目標，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學發展觀」為自己的指導；然後他想入黨。他該到哪裏申請呢？是「中聯辦」還是「民建聯」？它們算是正式的黨分部嗎？上網沒有網頁，打電話到1083 沒有這個登記，原來他在香港是「找不到組織」的。
「中聯辦」很神秘，共產黨是隱形的，結果就是香港滿街一堆孫子，人人都把「阿爺」掛在嘴上。無論你幹的是政治、商業，還是媒體，你準會遇到一些自稱「同阿爺好熟」的人，他們很喜歡說自己「在中南海有條線」。別管他在中南海的「那條線」其實是不是一個清潔工，但他就是有辦法讓一堆記者圍他團團轉，讓一些「想搵路數」的人看到致富的商機，甚至令政壇老手覺得青雲有路。回歸11 年，香港出了一大批這種人物，也許其中不乏「真係有料」的角色，更多的卻是利用「阿爺」幻影般的權威來謀取個人私利的投機分子。
「阿爺」無處不在只會擾亂香港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特區政府卻不一定是中央政府在港的唯一代表，甚至還不是最高代表。「中聯辦」是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協調機構，可是我們卻不了解它究竟怎樣協調那群「在中南海有線」的人，更不要說幾個據稱「和領導人有私交」的「大孖沙」了。中國共產黨是長期掌握政權的政黨，但是礙於各種技術及法律問題，它卻不能坦蕩示人。所以香港社會就出現了「阿爺」無處不在，但又沒有人看得清它廬山真面目的詭異局面了。各種虛虛實實的傳聞取代了清晰明確的信息，各種或真或假的人際網絡架空了層次井然的權力結構；古典地說，這叫做擾亂朝綱；通俗地講，這叫做沒有了規矩。
2008年10月5日星期日
梁文道：叫他們去聞自己的穢物（莎士比亞書店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聽說喬治．惠特曼（George Whitman）先生仍然健在，應該有九十多歲了吧，這位巴黎「莎士比亞書店」的老闆。前兩年我還在一部紀錄片裏看見他對兩個女孩示範自己理髮的方法：點燃一根蠟燭，然後把它湊近頭頂，燒一陣子，再不慌不忙地用手拍熄頭髮上的烈焰。
他這家店已經成為巴黎的地標了，讀書人去了巴黎可以不逛鐵塔，但不能不去一趟「莎士比亞」。假如你是個年輕而貧窮的作家，覺得有朝一日必成大器，還可以去他那裏短住，就睡在二樓的書架旁邊搭起來的小床上。不用付費，只要幫他打雜（同時忍受他的怪脾氣）。此外，他還提供早餐，你則必須留下照片和作品；也許你有天會真的成名，他的書店就多了一項活見證了。
現在實際營運「莎士比亞」的，其實是他那年輕迷人的女兒畢奇（Sylvia Beach Whitman）。光看這名字，就知道惠特曼先生多麼崇拜上一代的畢奇，又是多麼地希望自己創辦的這家書店能夠接得上老「莎士比亞」的榮光。
那當然，早在一九四一年結業的那一家「莎士比亞」根本就不是個賣書的地方，它是現代主義的震央，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的產房。且看看當年那位老闆雪維兒．畢奇（Sylvia Beach）的顧客名單：紀德、莫杭、龐德、曼．雷、艾略特、梵樂希、拉爾博、海明威、阿拉貢、喬伊斯、安塞爾、葛楚斯坦、費茲傑羅、艾森斯坦……。他們在這裏看書、聊天、抽煙、朗誦、辦公，甚至在無聊的時候走進來看看自己今天會碰到誰。於是畢奇多了一項奇特的新業務，就是幫人收發郵件和電報，因為許多寄居巴黎的文人乾脆把「劇院街．莎士比亞書店」當作自己的通信地址。
然而，真正令到「莎士比亞」名垂千古的還是出版。畢奇推卻了D.H勞倫斯的《查泰來夫人的情人》，把亨利．米勒的《北回歸線》轉介給人；可是，她出版了《尤利西斯》。她怎樣全心全力地協助喬伊斯，怎樣讓這部文學史上的巨塔突破重重限制進入市場的故事，要知道的人早都知道了，不知道的人就該好好看看她的回憶錄《莎士比亞書店》。
不知道為甚麼這本出了半世紀的老書要等到今天才有中文版，難道是裏頭的故事不精采嗎？
看看達達主義大詩人阿拉貢，他和其他人一樣，迷上了畢奇美麗的妹妹；但是他上一個愛慕的對象是埃及艷后的木乃伊。
這本回憶錄最有意思的還不是一大堆著名文人的奇聞異行，而是它們都過度符合大家對這些人的既有印象，典型得不得了：阿拉貢果然是這麼地超現實，薩提果然是這麼地冷靜節制，而且不論晴天雨天總要帶一把傘上街。至於費茲傑羅，就和傳說一樣地揮霍。「總是把錢放在他們住家大廳裏的盤子上，如此一來，那些要來結帳或者要小費的人就可以自己動手拿錢」。
葉慈一如既往地扶掖後進，他是最早為《尤利西斯》下訂單的顧客之一。他的愛爾蘭同鄉蕭伯納就是蕭伯納，當大家都以為一向支持言論自由的他必定也會贊助這本禁書時，他卻回信給畢奇：「當《尤利西斯》連載刊登出來的時候，我就讀過了一部份。它以令人厭惡的方式記載了一個噁心的文明階段，不過裏面寫的都是實話。我還真想派一隊人馬去包圍都柏林，特別是包圍城裏面十五到三十歲的男性，強逼他們看這本充斥髒話以及胡思亂想的嘲笑與淫穢之作。 ……我在二十歲之際拋開這一切逃到英國；四十年後的今天，我透過喬伊斯先生的書知道都柏林還是老樣子，年輕人還是跟一八七○年代一樣，滿嘴說鄉巴佬的流氓混話」。「在愛爾蘭，人們把貓弄乾淨的方式是壓牠的鼻子去聞牠自己的穢物。我想喬伊斯先生也是想要用同樣的方式把人弄乾淨吧。我希望這本書能大賣」。可他自己就敬謝不敏了。
2008年10月4日星期六
梁文道：廉租是小吃之母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每次到台北，來來去去都是住那一兩家酒店；不用走遠，街頭轉角就有不錯的小吃。
華文世界裡，最窮因此也吃得最有格調的食家「舒哥」舒國治，曾經在他的暢銷書《台北小吃札記》裡介紹過「秦家餅店」。原來就在我下榻處的附近，他認為這家小店為愛吃餅的人開了眼界，因為她的葱油餅是乾烙的：乾烙，是將麵餅鋪放在平底鐵板上，這塊鐵板最好是用生鑄鐵，它的傳熱比較慢也比較勻，餅才得以溫溫的火力慢慢烙熟，而表面不致焦黑。
按圖索驥，我找到了這家只做外賣的「秦家餅店」。看店的是一對接近六十的白髮夫妻檔，正在閒坐，原來那馳名的葱油餅早賣完了。於是秦老先生捲起衣袖便說：「你等等，我去做給你」。我有點歉意地告訴他：「可是我只要一張呀」，然後他很認真地看著我的眼睛說：「您要一百張，我是這麼做；你要一張，我也是這麼做。」
由於他要從搓麵開始，我得等上四十分鐘，索性就先到隔壁的麵館吃碗牛肉麵。依據舒哥的說法，好小吃是看得出來的，這家小館窗明几淨，負責下麵的大廚一臉自信，想必不差。坐下來看菜牌，也很有意思，居然有一段老氣橫秋的文字說明店子雖叫「陳園」，但老闆並不姓陳；她的麵雖是蘭州清真一路的清燉牛肉麵，但主人實乃嶺南人士……廢話少說，麵好不好才是重點。
啊，就說這湯吧，色清味純；隱隱有股番茄香，怎得湯色清如許？原來廚子是下了番茄，可又早把番茄隔渣倒掉了，怕的是久煮之後泛出酸味。
吃了一碗麵，肚子已半飽，趁著還有時間，隨意逛逛周邊巷弄。台北市容不甚壯美，但它的小街小巷頗為可親，往往在一路寧靜的平常人家裡開了幾間叫人意外的小店。就拿這一帶來講，我見到一間賣專業醫療用品的公司，然後又經過了幾家修車行；再走兩步，居然就是Agnesb了。她們出名的「店狗」小白正在屋外曬太陽！
快到大馬路迴旋處的時候，赫然發現老店「京兆尹」，這可是我童年常來吃銅爐涮羊肉的好地方呀。自從主人信佛之後，如今的「京兆尹」就只賣素食了。也好，我就進去挑幾樣她家著名的清官小點心。芸豆卷、豌豆黃，全都別來無恙，仍然是那麼地可愛小巧。打包成一個小盒，一會兒找間咖啡店坐下來伴著咖啡吃，要比甚麼甜品蛋糕還雋永。
終於，葱油餅做好了。這種乾烙葱油餅有一大妙處，那就是可以放涼了吃。它沒有一般煎（甚至炸）的油膉味，純純正正是麵香。麵扣得好，餅塊一層層甚是分明通透，別說我在路上撕著吃過癮，舒哥還會買去爬山與山友共享呢。聽說不少人一買一大疊，帶上飛機，放到海外家中的冰櫃裡，就算擱了半年依然可口。我向秦太太打聽帶餅搭飛機的秘訣，她說：「你得早點告訴我是幾點的班機。假如你十點來取，我就要八點做好，讓餅自己冷卻下來。否則帶著熱氣放進膠袋裡就不好吃了」。
隔壁街上還有家魯肉飯，店招標榜是「三十年傳承」的老字號，舒哥笑說她還排不進他那《台北小吃札記》。可是有一天中午我忍不住好奇心，試了一碗。果然不算絕妙，但是很規矩，肉是用刀一條條切出來的，肥瘦相間，不像一般連鎖店裡全用機器去絞。小老闆三十出頭的樣子，應該是第二代吧，站在灶前誠誠懇懇敬敬業業，朝氣十足，彬彬有禮；這也是好小吃的特徵。
隨便一段街區，香港出的旅遊指南完全沒有提到，怎麼就能讓人吃上兩天不嫌悶呢？我想，那是因為台北沒有李嘉誠吧。地租不貴，你才能在Agnesb的附近看見一家最是庶民的蚵仔麵線，也才不用擔心自己花的錢裡有多少成是租金。
2008年10月3日星期五
梁文道：政治語言的運作
大指揮家克倫貝勒(Otto Klemperer)有一個成就絲毫不遜於他的弟弟，維克多．克倫貝勒(Victor Klemperer，圖)。由於長期生活在前東德，所以他在文學和語言上的許多重要研究要等到死後才為西歐學術界所發現，其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第三帝國的語言》。
身為德籍猶太人，未能及時逃離的克倫貝勒苟延殘喘地捱過了那段暗無天日的慘酷歲月，也因此得到了近身觀察納粹政權運作方式的機會。他在《第三帝國的語言》裡提出了一個相當經典的問題：「甚麼是希特拉最有力的宣傳工具？是他和戈培爾的個別演講嗎？」與當時大部分人的想法不同，早在該書出版的1947年之前，克倫貝勒就極度清醒地發現了納粹的秘密：「不，最有力的影響不是來自個別的講辭或文章、宣傳單張、海報與旗幟；這種影響力不是透過那些必得清醒地、有意識地吸收的東西而達致」。「相反地，納粹主義之所以能滲進人民的血肉，靠的是一些單詞、片語和語句的結構，靠著廣泛、機械而又不自覺地重複使用它們達到百萬次以上」。
克倫貝勒的發現不只適用於納粹德國，而且還是所有國家一切社會的通性。例如白宮總喜歡把針對美國的恐怖行為形容成「對自由生活的攻擊」，聽起來很順耳很正常，因為美國人習慣於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國家與「自由」掛上等號，所以攻擊美國當然就是攻擊「自由」了。於是他們就會被遮蔽誤導，忘了恐怖主義的對象未必是「自由的生活方式」，而是美國的外交政策。
政治語言的力量何其強大；當它不再只是官方成套使用的術語，還是每一個人都覺得它是陳腔濫調，卻又毫不在意地以之溝通的時候，它的效果就能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了。
克倫貝勒增補了席勒美學的名言「被教化的語言能為你寫作和思考」，他進一步指出：「語言不只是簡單地為我寫作和思考，它還逐漸宰制了我的感覺，我整個人的精神存在，使我毫無置疑毫不自覺地把自己放棄給它」。
2008年10月2日星期四
梁文道：英國才有「特供」
【am730-觀念】很久以前，有人遞了一根煙給我，他神秘兮兮地叫我趕緊嚐嚐：「這是特別做給上頭抽的，外面沒得賣」；那就是我的第一根「中華牌」了。後來「中華牌」變得一點也不稀奇，滿街都是，而我們這些「港燦」此時也早就發現，真正做給上頭的其實是一種叫「熊貓」的煙。去年開始，連機場免稅店也有「熊貓」，而且還是那種傳說中的黃色包裝。起初大伙兒還不相信，怎麼「上頭」抽的煙就能這樣到街上賣呢？果然，又有一個朋友(同樣很神秘地)提醒我：「別傻了，真正的『特供』」哪能這麼容易讓你見著。」「特供」，特別製造以供應上的產品簡稱。多麼奇怪的東西呀，我小時候一直以為英國才有這種事呢，因為它明是個有皇室的國家。當年香港不少商品都喜歡標榜自己是「皇室御用」，我還一直納悶，為甚麼我們小老百姓也能隨便買到女皇她老人家的專用貨。後來我才知道皇室御用不是皇室專用，一字之差，其異遠矣。
其實許多君主立憲國都還保有「皇室御用」的貨品，英文叫做Royal Warrant，字面的意思是「皇家認證」，和「特供」不可同日而語。且以英國為例，它最早起源於1155年的亨利二世，是種頒給商人和專門服務業的榮譽。按照「皇家商人認證委員會」的頭銜，它必須服務皇室成員至少連續五年，方可俱備入圍的基本資格。女皇、皇夫和太子看得上的，當然是好東西，所以擁有這項榮譽的商人莫不以之為質量的保證，品牌的廣告。
所以它絕對不是「特供」，不是專門做給皇家專用的物品，因為它的宣傳效力正正在於你買回去的一塊肥皂和女皇御用的完全一樣。例如「皇室認證石油產品供應商」林頓能源公司，難道它會為了皇室特製一批街上買不到的石油嗎？又如「皇室認證報刊供應商」瓊斯．雅留公司，本來就是英國最有名的報刊零售遞送行；我想他們發給女皇的《泰晤士報》該不會和我看到的不同吧。而且這琳瑯滿目的商品服務都不是免費的，天皇老子一樣要掏出真金白銀來購買。前陣子網上流傳「國務院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的消息，後來官方還特地出來否認有這個機構。
我就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好歹我們是共和國，怎麼可能會有這類比丹麥、英國和日本這些君主立憲國還特別的「特供」呢？可那些「沒有包裝的熊貓」與「瓶底印了面小國旗的茅台」又是怎麼回事？莫非它們全是子虛烏有的民間傳統？假如這都是謠言，假如我那些說話特別小聲的朋友全在撒謊，為甚麼我們又一直願意去相信「特供」的存在呢？也許這說明了大家的國民意識有問題，分明活在人人平等的共和國，心裡卻總是殘留著君高民卑的封建思想。
2008年10月1日星期三
清貧的意義 專訪舒國治
舒國治，被台灣文壇公認為最會過日子的奇人(以及窮人)，本來就是一個備受期望的作家。七十年代 一篇《村人遇難記》讓許多前輩擊節讚賞，他們勸他應該好好地寫二三十篇，結集成兩三本書，變成一個小說大家。可是他跑去當兵，當兵回來，接着寫了本《讀金 庸偶得》，又有人覺得他原來是個評論家。然而，那是台灣新電影曙光初現的年頭，他不只老和那群人混，還寫了不錯的劇本，於是楊德昌他們以為他其實會是一位 導演。結果他去了美國流浪，七年之間，車子開到那裏，工就打到那裏。 我認識舒哥的時候，正是大家都覺得他一定會寫點東西出來，但東西始終還沒出來的時候。接下來的十年， 他出版了《流浪集》、《臺灣重遊》、《理想的下午》、《門外漢的京都》、《台北小吃札記》和《窮中談吃》，成為台灣第一散文高手，甚至還是許多年輕人心目 中的生活導師。認識他的人都不會感到奇怪，他的文筆本就清簡俐落，有古人風，但又別具一種可稱之為「舒腔」的節奏和韻律。更何况他的觀點總是古老得來卻又 超前於時代，在別人還沒把極簡當時髦的時候，他家已經簡約到沒有電視沒有冷氣了；在別人還不曉得甚麼叫做慢食的時候，他就堅持不吃空運進口的超甜葡萄了， 因為它們欠缺葡萄該有的微酸。 可以想像，他寫吃也一定寫得好。只是我料不到他竟幾乎變成台灣的蔡瀾，店舖的門外會張貼他的推介，街上的遊人會以他的札記做指南。 |
 《台北小吃札記》 作者：舒國治 出版社：皇冠 定價：$93 |
梁︰那你當年在美國流浪的時候，講不講究吃？
舒：所以我不敢去談那些紅葡萄酒，松露和普羅旺斯。在品德上來講，我不能允許自己這麼來講。向你那些鄙陋的國民們炫耀，這像話嗎？他們已經連一碗好飯都吃不到了！我們即使去過三五個地方，也不能太過誇耀。
 《漫話：閑情偶寄》 作者：李漁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定價：¥28 |  《臺灣重遊》 作者：舒國治 出版社：大塊文化 定價：$93 |
梁︰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那到底是怎樣回事，因為你寫得很誇張，說是二十年來吃過最震撼的一頓。
舒：那是武當山山腳下的一個地方。他們用大灶，所以每一樣菜炒的量很大，互相孕育在整個鍋裏面。它的水土不錯，所以就地取材就特別好，像他們做的長幹豆， 這個長幹豆可能是曬乾過的，豆卻很鮮嫩。青椒就燒到剛剛好的火候；藕絲很黏，吃起來很下飯；白菜湯的白菜燉得爛。做這些菜的人，或者是那些火工，也或者是 道士，沒有用甚麼調醬，甚至有些東西上面我根本沒看到顏色，一點醬油都不用，我不知道是不是做這些菜的一個很規矩的心意。這個心意使這些菜產生了一種化學 的美感，產生了一種愛，所以這個菜出來就那麼好吃。而且不像一般齋菜為了怕大家吃不飽而做得很油。一個人就是6塊人民幣，其實完全可以收你20塊錢。但他 不用，這只是商業上20塊和6塊的區別，可他寧取真實。又是平民又是真實的，這是最了不起的。
舒：不能過度的獲得方便。如果全部都要方便，台灣又是小國家，那最後很多東西都享受不到。現在的小孩子以為看電影就是到網上抓一下，看個片段就可以。那你 根本不是看電影，那叫故事大綱就可以了。台灣也最快放棄黑膠唱片，為了方便，一有CD，就把唱盤放棄了。它接受方便，它很高興，以為憂鬱症就晾一邊去了。 我只希望阻礙這個事情，讓它不那麼快發生，它的錢可能會很多，可是它的生活就沒有細節，也沒有中間的過程了，太方便了嘛。
梁︰你剛才說，吃東西要講求煮菜的人有沒有愛。前幾年不是很流行那種日本的飲食漫畫，說吃壽司時怎樣感覺到壽司師傅的那種愛啊，那種情緒。這種抽象的感情，是吃得出來的嗎？煮食不是一種技術性的東西嗎？
舒：從小我家裏都吃得很好，只是我不會講，因為說出來就好像在炫耀了。你幹嘛要說你家好？怎麼又是你的血統純正？你又是貴族了喔？這個是最不好的。你們家 吃得好，其他很多家都吃得很好，都是普通家庭，因為以前都是在家裏吃嘛！你說那些媽媽都要上過廚藝學校啊？把所有餐具都準備好，說︰「哎，兒子們，我們今 天做一個甚麼。」以前不是這樣，她們就是知道真實是甚麼，去買了菜做了就吃。
 《窮中談吃》 作者：舒國治 出版社：聯合 定價：$87 |  《門外漢的京都》 作者：舒國治 出版社：遠流出版 定價：$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