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慈善是一種嗜好

【am730】我時常遇到一些把比爾蓋茨當偶像的年輕人，有時候，他們甚至會告訴我，有一天我將在財富雜誌的富豪排行榜上看見他們的名字。可敬的熱情，了不起的企圖心；但是當我問到他們想藉著那一種事業去獲得此等成就時，原來的滔滔不絕卻化成了片刻的沉默和遲疑。那是因為他們首先想到的是功成名就，而不是自己的興趣。

然而，當年比爾蓋茨退學，與拍檔保羅艾倫自己出來闖蕩江湖的時候，他們有沒有想過會有今天這種身家名利呢？同樣地，史提芬約布斯在車房動手動腳，用木板裝拼出第一部蘋果電腦的原形機時，大概也料不到自己會成為一代人的偶像吧。最初，這些人只是為了興趣，覺得幹自己喜歡幹的事很過癮。

回首往事，蓋茨說他那時的志願是要每個家庭和每個人的桌上都有一部電腦。比爾蓋茨終於履諾退休，挾著巨大資金全身投入慈善事業。往日大家批評他反競爭搞壟斷，是許多IT人心目中的魔王，可是現在卻不知該說甚麼才好了。沒錯，他幾乎在每一個電腦用家身上賺過錢；但他現在作為等於是幫大家一起把財富轉移到了第三世界的貧民和病患身上。面對如斯壯舉，夫復何言？

於是再一次，我們又可以拿他當指標了，這回比較的對象不是充滿野心的青年，而是那些形象不怎麼樣的中國富豪。許多論者藉機批判中國富人的吝嗇，也有許多人檢討分析兩地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試圖找出比爾蓋茨這種大慈善家出現的原因。可是當我們又是著眼於富人的道德責任與慈善的條件時，大家很容易忽略了其他有趣的議題。

例如以蓋茨為代表的「創投慈善家」的崛起。比起美國史上其他著名的大慈善家，新一代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不只是為了抽象的慈善捐錢，而是對準一個具體的目標，然後以「創投」的心態注資其中，著眼長期。

一般創投基金的目的是透過某種有發展潛質的事業獲取最大的金錢利潤，而「創投慈善家」則是藉著一項有遠景的非牟利事業贏得最大的社會利益。也就是說，這一批新慈善家不會把錢丟進一個基金會裏，被動等待別人來申請領款；相反地，他們主動出擊，並且投身其中。

創投慈善家還有一大特色，那就是他們不會像前輩那樣，等到人生快達終點時才捐獻自己所有，仿佛自己對社會的最大貢獻就是財富。新一代相信自己的能力，覺得自己既然能在商場馳騁，幹起慈善工作也一樣會充滿創意講求效率。所以這些人或者在事業的高峰期就急流勇退，轉入另一個戰場，或者身兼兩職，謀利行善兩者並顧。如果說洛克菲勒那一代人身上還有少許新教倫理的影子，把財產當作證明自己獲得「預選」的最大成就；這批創投慈善家其實是更俗世化的，以人間功業為目的。

印度裔澳洲名廚傑夫·甘比諾(JeffGambin)擁有一個餐飲帝國，還養了17匹純種賽馬與一輛勞斯萊斯。但是在45歲那一年，他毅然放下一切，改行為街頭露宿者提供食物；同時開設訓練班，讓游民得到謀生能力。甘比諾迄今已經協助了一千多名露宿者離開街頭。每個星期有兩天，他更會親自下廚做飯給他們吃。他說：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享受烹飪的樂趣。

阿森納的球迷應該還記得老將湯尼·亞當斯，他當過英格蘭國家足球隊隊長，但也曾經是個酒鬼。退休以後，他發誓要幫助所有運動員解決自己的身心問題，不管那是繁華褪盡的昔年明星，還是一輩子在下游沉浮的普通運動員。亞當斯開了一個慈善診療所，讓沉溺於酒精和毒品的同行重獲新生。他說：「如果連英格蘭足球隊隊長都能坦然面對自己的酒癮問題，那麼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然後他一邊擔任某些次級球會的教練，一邊研究運動員退休之後的生活問題，立志要讓他們開展第二個生涯。

還有無數創投慈善家都把自己本業的目標從個人謀利轉成了社會公益。沒變的，是他們仍然留在自己的行業里：喜歡煮飯的煮飯；喜歡運動的仍然在運動之中；還有些發展商則免費開發貧民住宅。

當然，也有許多人真真正正地轉了行。可是，那種轉行往往是為了重新拾回自己當年因為要賺錢而放棄了的興趣。比如說e-bay的共同創辦人傑夫·斯克爾(JeffSkoll)，童年夢想是當作家和編劇，離開公司之後，他專門投資拍攝許多深具社會關懷但不一定賺得到錢的電影，力圖用故事去喚醒大眾對社會不公的警覺。

比爾·蓋茨就從來沒有變過，他始終是那個想要改變世界的人；只不過他從前賺錢，現在行善。

我們的問題，不只是中國富人有沒有這份慷慨，而是他們有沒有一個魂縈夢系的課題，更是我們所有人有沒有一份賺錢以外的興趣與理想。一個有嗜好有理想並因此發展出某種特長的人，可以在他覺得賺夠了的時候，持續以自己的專長貢獻社會，也可以在他還要為生活奔波的時候就兼職義工。許多國際非政府機構的義工都是平凡的工程師、建築師、護士甚至建築工人，一旦有事，他們就奔赴災區各展所長。慈善不需要富有，最普通的家庭主婦能夠為孤兒講故事，最平常的清潔工也可以去養老院打掃(清潔或許不是興趣，但行善卻是)。

在我們拿蓋茨和巴菲特等人來比較中國新貴的時候，還可以參考一下英國。這個國家現在出不了多少財雄勢大的慈善家，但是它有2600萬人當過志願工作者，這差不多是英國人口的一半。

梁文道：愛國怎麼毀了傳媒

【am730-觀念】伊拉克戰役結束已久，英美主流傳媒自我反省的聲音才漸漸浮現。有較資深的記者還寫書回顧當年的愚蠢，懺悔盲目。回想開戰初期，民間示威人士那種「為了石油流血」(Blood for oil)的口號備受美國各主流大報忽略，許多論者批評這種說法浮淺無據，不值一哂。但事後看來，他們自己支持的種種開戰理據難道不也一一落空？

美國政府不能直接指揮傳媒要宣傳甚麼重點，也不能為它們隨便設下宣傳重點，但它可以利用「政治化妝術」(Spinning)技巧，散發對己有利的消息，甚至捏造「內幕故事」引誘渴求獨家新聞的報刊，也有人認為複雜的政治商業網絡也形成了巨大壓力，使得媒體必須小心謹慎，以免得罪大企業失去了廣告。但不論是政府的公關手段，還是政商勾結的壓力，這全是慣見風浪的傳媒應付慣的，並不致於讓《華盛頓郵報》等老牌大報幾乎發不出一點異見聲音。其實，真正殺得了他們的，正是「愛國」的氛圍。「九一一」後，布殊政府最成功就是利用人民不安和恐慌的氣氛，奠定反恐的基調。由於「反恐」，政府的權力得以擴張到了威脅三權分立的地步，政府能夠視個人私隱如無物，鋪下監聽監視的天羅地網，也得以公然虐囚，將關塔那摩基地變成法律進不去的化外之地。利用「反恐」名義，共和黨政府把自己打造成最堅定的愛國者，好像比人民自身更明白人民的利益是甚麼。

政府主動散播大量杯弓蛇影的訊息，使民間彌漫一片疑懼，在這種情緒之下，誰的態度越強硬，人民就越相信誰。那麼，還有比發動戰爭更強硬的主張嗎？於是針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就變得不可置疑了，主戰者不用羅列任何指控的證據，也不用研究戰爭的成本及後果，只要冠上「反恐」名義，把人民的不安無助轉化成有目標的憤怒，讓戰爭變成一場復仇血恨的愛國戰爭。政績拙劣的共和黨之所以贏得連任，基本上靠的就是這個。

甚至直到今天，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恩還在利用「愛國」去挑對手的毛病，其幕僚更在訪問中坦承：要是今年美國再遇恐襲，選情將對麥凱恩有利。國家的災難竟然成了政府擴大認受性的資本，共和黨是個發國難財的政黨。標榜獨立客觀的美國主流傳媒就這麼倒了，不支持戰爭就是不愛國，挑剔政府也是不愛國，他們怕的不是白宮，而是被當局挑動得異常亢奮的人民，也就是花錢買報紙的讀者。

當然，這裏還是假設了他們有自己清醒的看法，才談得上愛國與否。其實傳媒工作者也都傻了，他們也都變得很「愛國」(官方定義下的「愛國」)，他們也都相信薩達姆侯賽因是必須剷除的美國敵人。在伊拉克戰爭期間，他們質疑政府的地方主要是作戰的方式，而不是動武的原因。回顧這一段經歷，它絕對是美國新聞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之一。奉「愛國」之名，主流傳媒竟然自動靠攏做其喉舌，犧牲異議和真相，結果美國付出的代價就是士兵的生命，數以千億計的金錢，以及得之不易的國家聲譽。

梁文道：我需要一本飲食指南的指南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很多很多年前，我發現要在香港吃一頓正宗又美味的川菜實在是難如登天，除了尚在大磡村鐵皮屋的詠藜園有不錯的麵點外，基本上找不到甚麼像樣的川味大菜。於是我依照一本餐飲指南的資料，去了一家位於銅鑼灣的老字號。這家館子最有名的東西是店裏懸掛的中國燈籠；第二有名的，據侍應報告，竟是一道「鐵板乾燒蝦球」！沒錯，就是鐵板牛柳的那種鐵板，裏頭放了褪殼蝦球，臨上桌再把醬汁淋上去，製造出豉油西餐獨有的聲香效果，是典型「呃鬼佬」的唐人餐，除了醬汁有點紅帶點辣，它和真正的川菜根本沒有任何關係。

那本指南就是香港最老牌的《Hong Kong Tatler Best Restaurants》了。再看它2008年的新版，那家餐館還在，而且除了86、87兩年之外，它從1984年到今天居然年年入選「香港最佳餐廳」，得到的評語是「經典」「正宗」。至於那道「鐵板乾燒蝦球」，仍然是重點推介的名菜。

雖然近年它也開始把「生記」等少數幾家民間傳說放了進去，但這些真正最佳的老店始終不入那批精英老外的法眼，打不上「最佳餐廳」的榜單，只堪列席「地方風味」的小欄目。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答案很簡單，按照 Hong Kong Tatler的一貫標準，「九記」「生記」這些地方的環境太差，服務不到家，確實不宜上流社會光顧。

假如我們嫌這批老外為主的專家太過精英太過西方中心主義，那麼來自「民間」的餐飲指南又會不會好一點呢？《Zagat》是國際知名的指南，和專家為本的米芝蓮不同，它動員一般食客，請他們提供評語，再彙編成書，看起來十分民主。這家國際連鎖店早已進駐北京上海出過中文版，最近才正式登陸香港。就和《Time Out》一樣，香港這座「國際大都會」又一次在出版品上輸給了內地，慢人一步。

結果，我發現它竟和《Hong Kong Tatler Best Restaurants》相去不遠，「最受歡迎的餐廳」仍是那幾家華貴高級的老店。「福臨門」好不好？當然好！但這用得着你說嗎？相反地，許多裝潢不怎麼樣，位置有點麻煩，可食物做得出色的名店還是缺席了。論全面，它甚至比不上模仿它，但比它更早在港出版的《Wom Guide》，起碼後者還有「翠華茶餐廳」和「東寶小館」。

《Hong Kong Tatler Best Restaurants》的弱項一向是亞洲菜式，除了中菜不靈，日本菜也老鬧笑話。這麼多年以來，我就從未見過「見城」入選。《Zagat》起碼把「壽司廣」選進了最受歡迎的日本餐廳；然而，同樣入選的還有「Nobu」和「Zuma」，口味非常「鬼佬」，尤其後者，我沒聽過有日本人說好。《Zagat》背後的「民間」食家究竟是些甚麼人呢？我想起了幾個「海歸」好友，家住中半山，工作在中環，一口流利英語，平日出沒Soho和Noho，鮮少到九龍。其中一個來了香港多年，但只去過一次旺角。聽說那一次他還帶着戰戰兢兢的冒險心理，不是怕高空擲物就是怕掉進溝渠；我忘了問他有沒有穿上迷彩裝。

各位，我可以很負責任地向大家報告，香港的餐飲指南市場業已淪陷；回歸十年，這塊寶貴的領地有再度殖民化的危機。沒多久，連米芝蓮香港版也要出爐了。根據東京吉兆沒有入選東京版，那一些得星的店子卻不敢以此張揚的經驗看來，我等平民也不可期待香港的米芝蓮。

梁文道：傻瓜，這是石油！

【am730-觀念】四十年前，薩達姆侯賽因宣布石油國有化，曾經雄踞當地的英國石油、皇家蜆殼、美孚和法國的Total等四大公司只好離開伊拉克。四十年後的今天，伊拉克石油部則用非招標的形式，重新迎來這「四大」為首的外國能源商，和他們簽訂石油開發的合同。

雖然合同只有兩年期限，但市場人士普遍認為這兩年只是更長遠未來的基礎。雖然這種不用招標(因而排除了中、印、俄等競爭對手)的手法極為罕見，但伊拉克當局卻說那是因為這幾家歐美巨頭提供過免費服務。

伊拉克戰爭是一場結束已久，但開戰理由至今「未明」的戰事。一開始，英美政府指控薩達姆和基地組織有關；但戰後的一切只能說明薩達姆和拉登原來真的是對頭人。英美政府曾經斷言薩達姆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結果這幾個字在政治笑話裏成了子虛烏有的同義詞。後來，迫於現實，布殊和貝理雅又改口強調他們是要推翻暴君。沒錯，薩達姆是屠殺過庫爾德人；可是這幾年來，死在入侵聯軍炮火和無日無之的暴力襲擊下的犧牲者卻比往日更多。有些美國極右翼的保守主義者乾脆聲稱，這場戰爭就是為了「輸出民主」。

且不論近年各種研究都指出了「輸出民主」之不可能，也先別管伊拉克的「民主」怎樣導致了國家分裂的危機；為甚麼這幫人那麼相信民主，卻不願接受巴勒斯坦人選出哈馬斯的普選結果呢？

英美入侵聯軍在伊拉克的廢墟上找不到「大殺傷力武器」，找不到薩達姆準備恐怖襲擊的證據；他們只找到了因為長年禁運而落後失修的石油開採運輸設施，以及那地下儲存量僅次於沙特阿拉伯的中東第二大油產。美國副總統切尼任職過的哈利伯頓是全球最大的能源工程集團(切尼退休時領到的薪金福利合共是3,400萬美金)，他們在入侵之後就立刻到了伊拉克鋪設基建；可是直到今天，首都巴格達還是每天限量供電八小時。把五百億美金押在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伊拉克政府與「四大」集團簽約的舉動，大家都覺得是圖窮匕現，連當年符合政府主流的《紐約時報》現在都開始暗示這才是戰爭的真正目的。可是當年這些傳媒在哪裏呢？為甚麼他們會站在一旁為入侵行動搖旗吶喊？

梁文道：善本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董橋就在樓上，我可不敢隨便說些什麼。再誇他有多好，未免太過諂媚。更何況，我根本不知道該怎麼面對他這些雅緻精巧的藝術品。這樣子說吧，每週報紙一來，我連頭條新聞都不看，趁耳目清明未染俗塵，直接就翻到有他文章的這一版；可是，我總覺得有點可惜，可惜這報紙上的油墨太過濃濁。看過他的新集子《絕色》了嗎？你就會明白我的意思。很久以前，買書回家，我一定要拔掉封底的標價貼紙，覺得銅臭味很不乾淨，玷污了書。年紀越大，思想越左；除了少量珍本，其他書任其保留商品本色也不壞（當然，珍本封底又怎會粘上貼紙呢？），說不定以後還能當做物價變化的見證。可是那天晚上讀《絕色》的時候，卻總是感到有那裏不對勁。一本墨藍精裝、壓燙金花，富麗但又淡雅的十六開小書，我翻來翻去，終於還是把背後書店貼上的標價摘了，心裏才算踏實下來。

好像每個讀書人都能寫書話，寫自己訪書尋書的故事；但這實在是門易進難出的學問，看得多了，你就會發現大家都很像。比如碰到一本心儀的著作，價錢貴得驚人，作者就一定要表達他的坐立不安日思夜想，結局不是持續暗戀就是歡喜收場；一切皆在意料之中。不是大家的文字很像，而是愛書人的心情一樣。《絕色》換了第二個人來寫，多半就會淪為另一個信徒的見證；感人，可是太多了。

然而，董先生卻是藉題發揮，幾十篇小品談的都是英文善本，最後仍不脫董橋散文那舊時明月的本色。「我不是藏書家，是癡戀老歲月的老頑固，偏愛的老書家裏都藏好幾種老版本」。例如藍姆，就像王念青先生對他說過的：「『別急， 』他說。『閒時慢慢讀，慢慢學，圖的只是心中供養一點清氣！』」（〈英國首相的禮物〉）。年紀大了以後，「不必做研究不必求學問真好。買書玩賞裝幀，讀書為了消遣，寫作不計毀譽，這樣美麗的頹廢人老了才有緣消受」。明明有無數的價碼，明明有那麼多書市上買賣的遭遇；但金錢在此，已經不是誘惑和誘惑的障礙，而是記憶池溏上懸垂的無魚絲，不為垂釣，只為標記。書是划算，還是昂貴，都不再重要了。

喜書之人好談「品相」，原來指的是書本的裝幀設計和印刷，很物質很技術的一回事。不過，鑑書如鑑人，有諸內而形諸外。所謂品相，到底不離文本；《絕色》模仿舊裝古典，換了第二本書，能配得上這般皮相嗎？

我想起上個世紀的二十年代，歐陸掀起現代設計的風潮，現代字體設計的奠基者Jan Tschichold發表宣言〈Die Neue Typographie〉，跟隨包浩斯，主張適應新工業技術的來臨，打倒一切文化上的階級隔閡，要把精美的印刷品從貴族手中解放出來。偏偏新大陸上的美國反其道而行，大批回歸古典的手工小作坊雨後春筍地一一冒頭。在最工業化的年代，在最正面歌頌現代成就的國家，美國愛書人反而保守起來，以精巧貴價的「善本」（fine book）為尚。現在是梅鐸帝國旗下一員的藍登書屋，當年也是以此起家。一時間，資本新貴紛紛把「這人家裏有很多善本」（This man has fine books in his home）當作美譽，就和我們今天誇一個名媛全身上下都是LV一樣。《大亨小傳》的爵士時代，終結於黑色的大蕭條，善本的黃金歲月就跟過去了。不只是顧客都破了產，也是因為「too many fine books」，善本之善就無從說起。

現代科技不把書當作書，它只是一堆字，只是內容，印在紙上和顯示在手機的顯示屏上沒有分別。去年亞馬遜推出電子閱讀器Kindle，可惜香港用不了，否則我也很想試試兩百本書裝在一小盤機器裏隨身走的滋味。更不用提它方便筆記，隨時上網檢索字典百科，隨時下載購買新書的強大功能。那麼，我們所知道的書，這種有千年歷史的紙製印刷品，是不是快要消亡了呢？其實當年美國善本熱的背後，埋的就是這種心理。他們怕大眾報刊，唱片和收音機會取代偉大的文學經典，於是要用最精緻的品相保存書文化的命脈。或許也會再有這股風潮，就讓其他人繼續看手機小說吧，我們自己印自己的《絕色》。

梁文道：肉骨茶起源之謎？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食物起源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史實問題，它還牽涉到太多私人間的意氣之爭，地域偏見，甚至民族政治的矛盾。

馬來西亞的巴生，據說是肉骨茶的誕生地。當地許多肉骨茶店最近都在牆上貼了一張紙，上頭說明「肉骨茶」三個字的意思是肉骨加上藥材煮成的湯藥，因為「茶」在粵語和福建話裡都有湯藥的意思，例如我們熟悉的廿四味涼茶。這不是店家自發的集體文化宣傳，而是一位學者派發給他們的材料。這個學者似乎是想藉著第一線的戰場去宣揚自己的發現，同時反駁一位名人的見解。

那一位名人就是馬來西亞的飲食作家林金城。根據他的考證，歷史上第一個把中藥配方加進肉骨湯裡的，是祖籍永春的巴生人李文地，後來又得了個外號叫做「肉骨地」，恰巧永春話裡「茶」「地」同音，久而久之，「肉骨地」就變成肉骨茶了。

這兩個說法看來都很有道理，沒做過研究，我不敢胡亂判斷。但它們都比原來的傳說更可信，以前我們老是以為肉骨茶就是肉骨湯配上濃茶，因為南洋華人總是邊吃肉骨邊喝茶。可是你看泉州和廈門一帶老早就有這種食制了，為甚麼當地從來沒有「肉骨茶」一說呢？可見這名號確實是在南洋才被發明出來的。

於是問題來了，先不管「肉骨茶」的名字是誰首創，既然這種吃法在中土由來已久，又怎能說它是南洋特色呢？這牽涉到另一個著名的爭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之爭。我們必須先搞清楚一項基本事實，那就是大部分馬來西亞人都不喜歡新加坡，而新加坡人也不喜歡馬來西亞，至少在我的接觸範圍內是這樣的。新加坡人喜歡在周末開車上馬來西亞，享受美食、低廉的物價，以及某種對他們來講分外難得的自由甚至放縱，就和香港人喜歡去深圳等地短遊一樣。但是馬來西亞人卻覺得新加坡人高傲得不得了，覺得自己的地方很乾淨，政治很廉潔，市民很文明，總之樣樣都比北方人強，就像香港人在廣東人面前表現出來的那種自負。

尤其讓馬來西亞人受不了的，是新加坡人居然很不要臉地在食物上也要爭著認第一。用個比較容易懂的辦法說吧，香港不是很喜歡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東西大而化之地統稱為「東南亞美食」，然後將它們全部放在一家「新馬」菜館的菜牌裡嗎？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對立就在於那份菜牌上的每一樣東西，他們都覺得是自己的招牌菜，不止自己那邊做得比較好，而且還是己方發明的。

很多人以為肉骨茶起源於港口邊上的碼頭苦力，為了補充體力，他們用便宜的零碎藥材煮帶肉的豬骨頭做早飯。新加坡人說這個港口就是新加坡，巴生人則堅稱巴生才是傳說中的那個碼頭。事實是新加坡或許很早就有福建人帶來的肉骨湯，但中國原版是不帶藥材的，你今天去福建還能看見這種吃法，真正將中藥丟進去使它成為肉骨茶的，據馬來西亞林金城的講法，還是巴生人。

我不打算牽涉進這麼複雜的爭論，也沒有能力仔細考究肉骨茶的出生地點與準確時刻。我只是覺得關於食物起源的種種說法總是難以逃脫現實國族政治的局限。換個角度來看，假如新加坡當初沒有獨立，至今仍和馬來西亞是同一個國家的話，那麼肉骨茶之爭頂多就是城市間的文化討論，而不會是兩個國家之間的民情風向標了。最近比利時正在鬧分裂，我們是否也可以想像萬一它真的變成了兩個國家，數十年後也會出現比利時啤酒與薯條到底是哪邊國寶的紛爭呢？食物是文化的一環，文化流動不居，大膽越界；只有國家，現代的民族國家，才會死死地劃地為牢。

梁文道：為什麼真小人也想當英雄？

【南方週末】斯坦福大學東亞係教授王斑在《歷史的崇高形象》中文版的前言如是說：“此書是從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醞釀、思考寫成的，因而染上了那個時期濃重的躲避崇高、反崇高的情緒……如果我現在有機會重寫這部書，我的傾向會跟原來不一樣……這時代，反崇高已經跌落到了迷戀自己的肚臍眼以下，落到了肉身的吃喝拉撒睡的底層，走向了反面。”

我想很多人也會有同感。曾幾何時，中國的主導意識形態充滿了一種崇高美學，標榜超乎常人的理想、道德與激情，大家不只要學雷鋒“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甚至還要胸懷改變全世界的大志。然後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英雄的傳說變成專供調侃的笑話，崇高的價值變成空大的假話。很多人開始覺得敢於承認自己卑微自私甚至無賴的人物才是英雄。問題是經過近二十年來反崇高反英雄的潮流之後，我們真的走出了崇高邏輯的桎梏了嗎？還是跌入了同類邏輯的反向發展呢？

四川都江堰市光亞學校的老師範美忠在自己的部落格裏坦承，地震當天，他不顧學生，先跑出教室，於是在網上招來一片唾罵。當大部分人都在譴責他時，也有人為之辯護，說他不只有說話的自由也有自私逃命的權利。有趣的是這場爭論再發展下來，竟然又成了一次崇高與反崇高的對決，英雄和真小人的較量。范美忠隨後發表的言論更是把它上升到了自由和非自由之爭的理論層面，儼然把自己變成了“自由主義”的代表。

以我的粗淺理解，的確沒有哪一路自由主義會否認一個人逃命求存的權利，但似乎也沒有任何一種理論會認為一個人必須在危難關頭拋下學生親友自求多福。捨己救人是崇高的。幾乎在任何文化裏面，幾乎在任何一種倫理學的立場來看，這都是值得敬佩的行為。

范美忠身為北大歷史系畢業生，自願到地方上的小學校任教，並且常常為文探討教育體制的缺失，實在也是種教育理念的實踐；他的逃跑乃是一時軟弱，是人類求生本能的表現。或許不符他以前的高尚言行理想形象，但也不值得大家的峻詞辱罵。畢竟英雄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所以英雄才格外讓人尊敬。然而，我們為他凡人的軟弱扼腕甚至辯護，卻不表示我們佩服他的行為。更不表示這是每一個有人性的人都該傚法的事。范美忠是個真正的凡人，不多不少如此而已，既不邪惡亦不高尚。為何有些人會把他捧成令人尊敬的人物？為何他自己又顯示出好像要為他所理解的“自由主義”奮戰，當個人權鬥士的傾向呢？

由此可見，反對崇高反了二十多年，許多人仍然沒有逃離崇高的邏輯，不做英雄就做反英雄，總是要和一套宏大的敘事掛鉤，總是要讓自己變成偉大理論的道成肉身。傳統的英雄觀鼓吹超乎常人的偉大尺度，現代的反英雄則標榜真小人的真實。往日的道德教育使大家以為人人都該當英雄，不只虛浮甚至虛假。可是過去二十年來，對這種虛假宣傳的反感卻居然使得真小人成了很吸引人的人格典型，似乎自私、軟弱和粗糙不只是人之常情，更是值得一個人標榜的美德。再多妄語、再多劣行都不是問題，只要他夠真就行了，仿佛“真”就是最了不起的價值。

我們躲避過度的崇高，是為了復現人性的本來的面目。認識了人性的怯懦與卑下，我們才懂得包容和悲憤，再踏實地謀求個人道德上的進步和完善；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奉怯懦卑下為理想。在舉國歌頌英勇義士的氣氛下，范老師的坦白不應惹起如此憤恨，反而更該讓我們瞭悟那些英雄的偉大超凡。反過來說，范老師也完全沒必要引用什麼自由主義的主張來掩飾一時的本能表現。這要不是為了貫徹自己自由主義的信徒的形象，就是另一種當英雄的衝動，一種反英雄的衝動。更何況自由主義雖然以人性的缺陷為其前提之一，卻斷不會把它當成終極的目標。

梁文道——越界越多，能量越大

他在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縱論天下大事小事，他在香港商業電台一台採集百姓聲音，他在「開卷八分鐘」將深奧的學問「翻譯」給大眾，他是11份報刊的專欄作家，他是香港特區政府環境保護運動促進委員會委員。他相信，一個人跨界越猛烈，能量就越大。

17歲的專欄作家

1971年，梁文道剛出生4個月，就被抱去了台灣，在那裡一直長到初中畢業。彼時台灣很多幫派，文道14歲時，認了十八九歲的大哥，跟著老大上街吃啊喝啊賭啊，當然也有打架。

台灣的小混混不讀課本，不等於不讀書。事實上，梁文道開始讀川端康成，就是老大推薦的。他本人更中意哲學，初一就開始讀殷海光，讀胡適，讀羅素。

初中畢業後，「沒有高中願意收」的梁文道被父母接回香港。

1988年，17歲，高三。他已是左派先鋒青年。因為在台灣受了太多「忠黨愛國教育」，又在天主教學校唸書，回到香港這個自由社會，見到三方觀點，「你過去對『國家』的觀念、你的整個歷史觀，就崩潰了」。

於是開始讀馬克思，搞小劇場，去「歧視女性」的選美會抗議。總之，「有很多意見」。有人對他說，你那麼多意見，就自己寫點東西啊。家裡一直訂《信報》，便給《信報》投稿，反駁某位評論家的劇評，兩星期後，稿件見報。

投到第三次，編輯打電話來了。「那些文章都是先有初稿，再謄改一遍，寫字一小心，字體就像女孩子，所以呢，編輯打電話問我媽，請問梁文道小姐在嗎？」

母親解釋了一下，說，「他上學去了。」「教書去了？」「不，他唸書。」「哦，念大學？」「念中學。」

17歲的梁文道就此走上專欄作家之路。

香港商業電台台長

在梁文道和林奕華這樣的文化人眼裡，香港是一個高度同質化的商業社會，「(文化產品)滿盤皆贏，或者滿盤皆輸」。2002年，他曾入主香港商業電台一台，由小眾而大眾，一年多後卻因「理念不合」，重返邊緣。

「我的朋友蔡東豪，當時商業電台的總裁，跑來找我，問我有沒有興趣去做台長。我以為他開玩笑，我從來沒有一天在辦公室裡坐下來打過工，你讓我不只坐辦公室，還要做管理，不只做管理，還要管一個電台，不只管理一個電台，這個電台還是全香港收入最高影響力最大的電台……」

「後來他又找過我幾次，用了ultimate exposure(終極曝光)這個詞，意思是說，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像你這樣的文化人可以打進主流社會，在主流電台裡實踐你自己的理想。」

梁文道同意了。「非典時期，我派記者去火車站，去的路上，找老百姓說話，問他們，你有什麼話最想告訴其他700萬人？只錄30秒，然後在新聞短訊的前後播放。一天下來，你可以聽到上百個普通市民對這個社會的想法，都是沒過濾的。

「也開了一些文化和讀書節目，找香港才子陶傑開了一個節目叫『光明頂』，想幫香港人改變一下思考方法。還有時事節目『風波里的茶杯』，香港主流社會相信新自由主義嘛，我就請一些左翼知識分子談經濟政策，故意來把它弄亂一下。」
你做的事越多，你能做到的事就越多

內地觀眾認識梁文道，多是通過「鏘鏘三人行」，但他的「身份」，顯然遠遠不止竇文濤身旁那個侃侃而談的「知道分子」———

11份報章的專欄作家；一家中學———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的文化顧問；香港特區政府環境保護運動促進委員會委員，「負責給人家撥款搞環保」；香港兩個劇團的董事局成員；擁有一個名為「上書局」的小出版社，「出一些簡單的小書，也編一個雜誌，我是編輯，也是社長」；香港有線電視一個周播時事評論節目的主持人，「沒有時間，就快不做了」。

當然還有「牛棚」。2001年秋天，梁文道攜志同道合者，進駐位於香港土瓜灣的一個被棄置的動物檢疫站，開辦「牛棚書院」。書院不提供學歷、文憑或者專業資格，只為在大學教育的專業導向之外，開闊學生眼界。

「我夢想有一天，隨便和一個雜貨店老闆攀談，發覺他喜歡研究汪精衛；或者一位中學生說，他在研究香港的蝴蝶。人們把追求知識當作嗜好，沒有特別理由，只為『好玩』、『過癮』。」

2005年，牛棚書院因經費原因宣告停業，最新的消息是，「我會把牛棚搬到兆基創意書院去，讓它晚上開夜課。這個暑假，牛棚就會重新復活。」

此外，梁文道還要參加各種社區運動、古籍保護運動，有時作站台講話，有時在後面出謀劃策———如何在媒體上搶到發言陣地，等等。

「我沒見過像他這樣消耗生命的人。」他的朋友、香港傳媒人潘詩韻說。

梁文道卻一點也沒有停下來或者慢下來的意思。「我覺得我會死得很早，因為要做的事情太多。但是這些事都是我應該干而且能夠干的。你越界越多，你的能量就越大。有些人可能很好奇，你怎麼能做那麼多事兒。答案是：你做的事兒越多，你能做到的事兒就越多。」

最主要的觀眾是我這樣的人

梁文道坐在北京西北三環的一家咖啡廳裡，仔細捲著煙絲，然後———借用他同事的描述———深刻地吸著。「很多人認為我看很多書，我想說的是，我只是達到了一個正常水平而已。」訂閱英國人文雜誌PROS-PECT，今年1月該雜誌評選了2007年最被高估和低估的文化產品，參與評選的幾十位多數是媒體從業者，「你看那些人，很嚇人的。比如評選去年最被低估的書，一個BBC的記者選的是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的巨著《世俗世紀》，800多頁，這表明他的閱讀範圍到了那兒。應該有一個相當廣泛的涉獵，這是我心目中一個做媒體的人，或者在媒體上發表意見的人應該達到的水平。」

他曾把自己定位為「買辦」，要把封鎖在學術著作裡的有趣的想法、很好的觀念「翻譯」給普通人，「開卷八分鐘」就是他的一種嘗試。最初，台裡一度想請於丹代替他主持這個節目，以吸引「更加主流的觀眾」，結果沒談成，已經在「文道非常道」上投入大量精力的他，又回來兼顧。「同事告訴我，我的節目，網上下載視頻看的多過看電視的。我覺得我的觀眾都是一小撮，和那些廣告商喜歡的、坐在電視機前等著節目開始的觀眾比，是兩代人。」

梁文道想像自己的觀眾，「是做媒體的人，教書的人，文化人，讀書人跟學生。對，我比較針對這些人說話。」頓了一下，又笑著「糾正」：「我最主要的觀眾是我這樣的人。」我做時事評論也是這樣。有的人做評論，像國師，都是政策建議，當局應該如何考慮，但我很少這樣。這是一個小眾群體，我在這個群體裡跟大家對話，或許我們這個群體以後會做更多的事情，改變更多的事情。」

梁文道：政府摑了自己一巴（外國人的忠誠二之二）

【am730-觀念】讀點世界史，我們就會發現古人並不太介意請外國人做官。且看近鄰泰國，在暹羅王朝定都「大城」(Ayutthya)的年代，朝中不只有法國人出任財政大臣，甚至連國王的近身衛隊也是從日本浪人裏挑選出來的。至於歐洲就更不用說了，不只許多在自己國家混不下去的知識分子流亡到了另一個宮廷之後得到重用，外國血統的貴族當本國國王的事更是司空見慣。大家開始計較官員和國王的血源與出生地是很晚近的事，是民族國家取代了王室封國之後的結果。

以前的英國人法國人根本連自己是英國人法國人的概念都搞不大清楚，他們又怎麼會在意統治自己的是那國的王宮呢？皇帝國王也不大管臣下的出生地點和民族出身，他們要的是臣下對自己的忠誠，而不是他們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換句話說，朕即國家，我倆私人關係好，你信得過我，我信得過你，那就是足夠有餘了。直到民族主義興起，連伊利沙伯女皇也要宣稱自己是愛國的英國人，官員效忠的對象才漸漸從具體的主人轉移到抽象的國家和民族身上。於是官員的出生地點、血脈傳承以及國籍就變成忠誠的基本證據。可別忘了，護照這種東西也是二十世紀之後才逐步流行全世界，十九世紀的官員又怎能憑他沒有外國護照來證明自己愛國呢？

問題是為甚麼到了今天，還有拿新加坡護照的人堅持自己可以在香港當官，而且還無懼大家對她的挑戰？回想十年前的香港吧，當時政府高層有多少拿著祖家護照的英國殖民官？又有多少最高級別的華人公務員手持美加國籍(甚至到了今天還是如此)？英國殖民地由英國人掌權固然不足為奇，但華人高官的外國護照又該如何理解？他們拿的又不一全是英國護照。

可見當年的香港實在是個「非政治化」的城市，殖民政府不抹煞市民對中國身份的認同，但也絕不鼓勵大家把這份認同從文化和血緣的層次上升到政治的層面。依據英式殖民管治風格，它同時也不會推動市民向英國效忠；不只如此，它甚至希望大家沒有一種政治化的民族概念。所以香港就變成了一個沒有國籍概念的自由商埠，就像個大財團似的，它的唯一目標就是牟利，誰能讓它繼續下金蛋誰就是好官；只要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為政者心裏向誰效忠並不重要。

然而回歸十年，香港經歷了「再國族化」的歷程，上下都在推動本來就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的香港市民把這份歸屬感進一步政治化，不只要忠於自己的民族文化，還要忠於民族國家。在這種背景之下，香港市民看到一批政壇新貴手持他國護照而且死不放手，難免會譁然不滿。

你們不是叫我們當個純正中國人嗎？怎麼還會請來幾個外國人治港呢？曾蔭權在為這件事辯護時說出了「用人唯才」的原則，他大概忘了今夕何夕；香港在你們的努力之下，已經不再是那家用人唯才不問國籍的有限公司了。

梁文道：賑災音樂為什麼不是好音樂？

【南方都市報-超低音】我不喜歡特別為賑災創作錄製的歌曲，也不喜歡那種群星匯聚的賑災義演音樂會。我不喜歡賑災歌曲的理由很簡單，因為從音樂上講，它們多半不是什麼好東西。假如詞曲皆為原創，那叫做急就章，為文造情。

更常見的情況則是找一首現成的曲子，外國本地皆可，然後在半日的時間內填上新詞。而新填上的詞總是什麼「手牽手」、「心連心」、「血濃於水」之類的濫調，毫不感人。

至於群星義演，更是慘不忍睹。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許多出過多張暢銷唱片的紅星這時竟給人不知該唱什麼才好的感覺。於是曆年來華文世界的賑災音樂會就有了一套小小的曲目傳統，除了在自己的歌里挑一首可堪聽眾挪用代入的金曲之外，大家就要在這個傳統里尋覓切合時機的老歌了。

相比之下，當年新奧爾良風災過後，美國也有多位流行樂人跑到當地舉辦了一場音樂會，效果卻好得太多。不是外國的月亮比較圓，更不是崇洋媚外，而是兩地流行音樂的傳統太不一樣了。

老實說，那幫美國歌手也不大可能在一時三刻間趕出專為新奧爾良災民而唱的新歌，但他們自己的老歌里就已經有足夠的選擇了，或許是哀憐生命中的無常不測，或許是頌揚民間草根的力量，甚或是對不公不義的憤怒譴責。於是時候一到，即使老歌，也能大派用場，振奮人心。

我絲毫沒有渺視華文世界流行樂壇(尤其香港)的意思，對於歌手藝人們的善心義舉更是非常佩服。我只是特別可以感受得到他們在這一刻的無奈與無力。大災當前，身為一個流行歌手到底可以做些什麼呢?同樣地，身為一個孤單的寫字人，我也難免在最近這半月裡覺得自己很沒出息，既沒有拯救人命的專業能力，也沒有可供調動的網絡組織；至於捐錢，就算傾囊而出也不夠人家一個零頭。反而藝人們還能舉辦義演義唱，不是嗎?

但是回頭一想，我們不能救災，可我們難道不能幫助社會在面對災難時有更健康更良好的心態嗎?難道不能在災後協助心理上的康複，甚至提出關於防震重建的種種建言嗎?在這個意義上，災難豈不正是對我輩寫作人的嚴峻檢查?同樣地，災難也對流行音樂人提出了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你們平常在做什麼?你們的歌曲以什麼方式參與進了社會里面呢?臨時編寫的救災歌曲之所以總是事過境遷，被人遺忘，沒法成為一般情歌那樣的金曲，是不是因為我們現有的流行歌曲欠缺了相關的表現力，乃至於在這刻趕製出來的東西無論曲詞都有陳濫之感?

Bono、BobDylan和RageAgainsttheMachine之所以被視為有社會責任，而且還實際產生過社會影響的音樂人，不是他們義演的次數比誰都多，而是因為他們平常創作的歌曲里就有草根的憂傷，公正缺失的憤怒，以及一份超出流行情歌的悲憫。

梁文道：用書的時候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為了顯示讀書有用，我們無所不用其極。例如辦讀書雜誌，每期專題都要盡量配合社會趨勢和流行話題。地震來了，想也不用想，當然得做和災難有關的題目，好讓大家發現原來連天災這麼厲害也逃不出書的手掌心。

這種介紹書的文章有點像現在中學生很流行的通識教育功課，總是照時事填充一份很「多角度思考」很有內容的報告出來。一弄不好，所謂的「多角度思考」其實就是一堆觀點和資料的羅列；而那些觀點和資料，不消說，全部來自互聯網。如果有機會看這些功課，你大概會以為學生全在互相抄襲，因為裏頭引用的資料都很像。其實不是的，這只是懶惰的結果。我們在Google搜索一個關鍵詞，頭兩頁出現的鏈接就是功課裏「多元」的觀點了。

更常見的問題出在這些功課的結構上。一篇東西有不同甚至彼此矛盾的論點不一定就能顯示你懂得「多角度思考」，假如沒有一套邏輯清晰的架構安放它們的話，這只能叫做混亂，或者「短路」（也就是港式廣東話裏的「short」）。同樣的道理，材料再五花八門，假如不知簡繁輕重，看到什麼就丟什麼進去，那就叫做垃圾堆填，而不是資訊完備。

台灣奇才詹宏志縱跨紙媒網絡兩世代，他當然喜歡而且擅用互聯網時代帶來的無限知識寶庫，但是處理如斯龐大資訊量的方法與能力，他自承還是來自閱讀。讀書和上網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自成架構，每一本書的有限恰恰就是一套結構的顯現。在網上搜尋古羅馬的材料，可以是趟漫無邊際的追逐；在一本羅馬史書裏得到的，則是有始有終，景點佈置得站站分明的旅行。換句話說，一個經過充份閱讀訓練的人，上網搜集資料也能份外地得心應手。

這也許是老一輩人的想法，尤其幹傳媒這行，真得有三頭六臂的功夫，遇到任何事件，都要在即刻間聯想出各式各樣的關聯。所以不少傳媒前輩都是深藏不露的雜學家，平常寫的報道下標題看似風平浪靜，肚子裏的墨水卻多得如海潮洶湧。葉輝就是這號人物，三十多年來從體育記者做到報社社長；細緻的專訪，聳動的頭條，他都優而為之。另一方面，他又分裂出好幾個筆名，寫詩，寫散文，寫小說，辦文化刊物，並且在在展露出驚人的閱讀量。許多文藝青年都不明白，一個暢銷大報的社長到底是怎麼樣在審理完「街卿」新「鬧劇」的消息之後，又回到家裏平心靜氣地埋首攻讀齊杰克，這簡直像是在兩個世界中間開了任意門。

《書到用時》或許就是答案。卸下傳媒工作的重擔，葉輝每週寫一篇書話，非常完整地把傳媒人和讀書人的身份結合呈現。電影《蝙蝠俠》來港取景，北京奧運風波，貝娜齊爾被人暗殺，這等報刊上的頭等大事都成了他展露學問的機會。就像和一個人飲早茶嘆報紙，你興奮地讀出一條消息，他就接引經據典，冷冷地把你的一句感慨變成一篇真正「多角度」思考的時事分析。

每個人處理資訊的方式都帶點個性。由於我也喜歡這種「讀書有用」的路數，所以我就特別關心葉輝的用法。以前一篇篇地看還沒注意，如今一口氣把全書讀畢，我才發現葉輝果然是個詩人。同樣是藉時事引介書籍，他的思路特別跳躍。例如講股市的瘋狂，換作是我，自是一板一眼地談些市場的邏輯，而葉輝卻想到了疾病，用兩本揭發現代醫藥產業真面目的書折射出股民的迷信心理；這已不只是博學，更是想像力的馳騁。

梁文道：夢寐南方以北

【新京報-開卷有益】去馬來西亞演講，來聽的人不多，場面卻很大，第二天的報紙甚至用頭版報道，見了只能暗自叨念一句「慚愧」。不是那種「被人發現了自己」的慚愧，而是莫名其妙上了不當上的台，真真正正愧不敢當的慚愧。果然，當地博客後來就譏刺地說這是「外來和尚在念經」了；說得真准。

我們念的，還真是不一樣的經。去年某日，和北方一位記者朋友喝下午茶，見我正在翻讀馬來西亞作家梁靖芬的《夢寐以北》，隨手取去掀了幾頁，就順理成章地說：「馬華作家好像都不怎麼大氣」。「大氣」，我懷疑是新中國的語言，1949年前似不多見，指的是種氣象恢弘，上有蒼天下是地的品質。例如，比起鄧麗君式的小調，黃土高坡的長歌就是「大氣」；比起某些漢學家窮經皓首鑽研文獻的學究功夫，一位文人動輒前後五千年地概論中國歷史核心問題的洞見，也可以算做「大氣」。

想當然爾的事還有很多。一位學者專研海外華文報刊，他認為馬來西亞報紙副刊的華文水平有待提高，除了錯別字，最大的問題是「不規範」，造成了「受到污染的華語」。「比如說，表達詞不達意，詞彙貧乏，用詞晦澀難懂，有時副刊模仿港台腔，甚至刻意模仿港台生造詞語和穿插英語或方言詞」。

梁靖芬也提到了她在北京大學留學時「在赤道口吻和抑揚頓挫的北京腔里隨意轉換音調」的經驗：「我們樂於躲在‘留學生’的大傘下，時而演練笨拙，時而操縱聰穎，看什麼場合就說什麼樣的話。選擇的準繩似乎在於——是要等待別人的讚美（‘啊，你們也能說中文’），抑或要彰顯彼此的背景（‘哼，我爽’）」。然後「有時候大家甚至故意用混雜的、巴剎的，常常被認為語言天才的‘天分’來賣弄對話，並且刻意加入各種方言和感嘆詞，仿佛只有這樣，才能在人流中尋回一點自己的位置」。

請注意前文「巴剎的」這個詞。在《夢寐以北》一書里，梁靖芬說到一位廣西友人的父親是資深編輯，校出了是書初版的不少錯謬，也提出了幾點修改意見。可是「有一句我沒改，她父親問：第75頁，第5行‘巴剎的’──什麼意思？大陸好像沒這說法。我想你一定知道，不改的理由」。

是不是一談馬華文學就不可避免地要把馬華文化的處境放進來呢？正如研究第三世界電影，能不能不像詹姆遜(Fredric Jameson)那麼強調他們的「國族寓言」？可是我又不想相信那種擺脫所有地緣條件社會處境，讓文學純粹就是文學的講法。在兩種偏執中間，我找不到中道，只好告訴我的北方友人，梁靖芬的文字很好，輕淡沉穩，但仍有看得出來的年輕。又問他知不知北京的山像什麼，再讀一段梁靖芬的觀察給他聽：「那些山是很奇怪的，看起來都很硬，長的樹不多，遠遠望去，好像一堆骨折的石頭倒在那裡；只適合守關用，難怪可以在上面建長城」。在北京長大的朋友也覺得有意思：「骨折的石頭？我倒沒想過，這些山有這麼怪嗎？」　　其實，光是看到她寫「寒假，我回國過年」這麼簡單的句子，我就會生起過度剌激的聯想了。因為我們這些「北方人」（南洋以北的人），我們的「中文」（他們的「華文」）和中國的聯繫如此緊密，乃至於我們都忘了這種聯繫原非必然。想起很多年前，我讀另一位馬華作家談他的「北方」，竟不是我們習於想像的草原大漠，而是一片熱帶雨林，頓時感到一陣因疏離而來的暈眩。

梁文道：歷史？還是「大局」？

【明報-筆陣】中國歷史最令人感動的特點之一就在於歷史的書寫本身。歷代史官以「實錄」的方式，盡力客觀地記錄國朝上下發生的大事。雖有帝王荒淫暴虐，也不必為尊者諱；雖有天災人禍諸端異象，亦不必筆存忌憚。然後把一切留諸後世，不只信任自己，也信任未來。直到另一家人做了皇帝，依據前朝留下來的紀錄，再替它修整成史。這是後人對前人的責任，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你可以篡奪人家的王位，消滅人家的天下，但是你不可奪走人家的記憶，以及歷史。同時你也大可放心，就算將來有一天你的子孫窮途末路，你一手打下的基業傾頹敗壞，你的一切也將為人紀念，一如你紀念了前人。

天地正義，有時只能在時間中尋求，用一句俗濫的話， 「沒有人逃得過歷史的審判」。所以忠臣含而死，良民要是在暴政下倉皇，唯一還能給他們一個清白的，竟然就是後來者書寫的歷史了。

這是理想，現實裏的史官很難不被當權者干預。為了掩飾過犯，很多人會想滅事實留下的痕，於是記憶與記錄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義的行為，而且還是種政治了。

六四大局觀的邏輯十分冷血快20 年了，每年6 月4 日的晚上，依然還有數以萬計的香港市民舉起燭火，實踐他們的記憶道德。可是也有另一種愈來愈響亮的聲音，認為他們的做法不利於國家。這種說法最喜歡採用的，就是所謂的「大局觀」了，以為今日大家享受的一切，以及國家的強盛昌隆，竟然全靠當年殺人殺得好。它的邏輯固然十分冷血，強迫我們一齊接受自己的安定生活其實都是殺人的結果，猶如賊贓。但更值得探討的一點，是許多主張這類說法的人同時還都很樂意替當權者想，於是有人甚至會說「你得站在鄧小平的角度思考，他要是不那麼幹，說不定他就要被人趕下台了。所以他沒有多少選擇」。

時事評論不只是批評時局裏的種種弊端，往往還是種策論，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觀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這種文章寫得多了，會漸漸習慣穿上當權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與批判的距離。中國人好談政治，往往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當局的利益及視角為「大局」，乃至於詭異地忘卻自身，居然很樂於犧牲自己的權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無私。中國文人更有當國師的傳統欲望，尤其容易養成這種不把自我當回事的「大局觀」，有時還不限於策論，更要主動充當政府發言人，替官撫民。

余秋雨的奇談怪論

有見於部分四川震災災民群聚法院，打算狀告政府忽視學校建築工程，導致子女魂斷校舍，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發表了一篇〈含淚勸告請願災民〉的文章。他勸告這批捧遇難子女遺照的家長應該先讓政府全力救災，整頓好堰塞湖的危機與人口流動的問題，不要急在這一刻訴苦申。余先生還動之以「大局」之情，他說：「你們一定是識大體、明大理的人，先讓大家把最危急的關及幾十萬、幾百萬活的人的安全問題解決了，怎麼樣？」他又呼籲團結，因為「只有當這些裏裏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擾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後十分艱巨的任務一步步完成」，要是「橫生枝節」的話， 「一些對中國人歷來不懷好意的人，正天天等我們做錯一點什麼呢」。

這篇文章出來之後，立刻惹起一片爭議。我想余先生的問題就在於忽視了獨立文人的位置，襲用了近月非常流行的「震災大局觀」。根據這種觀點，災難當前，全國人民應以大局為重，有任何質疑反思都不要提出（至少暫時不提），以免阻擾救災。問題是相信這種觀點的人從來沒有解釋過「異議」到底怎麼阻緩了救災，難道有人懷疑地震預警沒做好，軍警搬石頭的手腳就會慢了下來嗎？難道有人要監督捐款的使用，地方政府就不再理會倖存的災民？最奇特的一點是這些論者似乎以為整個政府乃至於全國13 億人都在忙防洪，所以大家要「團結」，千萬別分心。例如這批家長明明是要向法院提訴，余先生為什麼會覺得這叫做不識大體呢？莫非連法院的人也跑去疏導堰塞湖，所以沒空接受狀訴？

再看余先生十分強調的「反華宣傳」，我們當可發現余先生其實是怕一群家長哭訴豆腐渣工程的場面不好看，會被「反華勢力」利用，有損國家形象。如果這批家長願意忍一忍，等那些還在關注災區的外國記者散得差不多，那麼國家的利益也就保住了。不過我們應當仔細地把政府從這裏所說的「國家」抽出來，因為鏡頭下的示威場面不必然損及包括示威者在內的災民，它真正損害的其實只是當地政府的形象罷了。所以余先生的「大局觀」主要還是「當局觀」，一種替當局想的觀點。話說回頭，這也是我等平民常有的習慣，動不動就叫人「顧全大局」，雖然明明想的是當局。似乎大家都和領導人很熟，都沒拿自己當外人。

請用人民的角度看問題

在余先生的博客上，我見到許多他轉貼的文章和來信，盡是一片稱讚美譽（至於好些大型論壇上批評余先生的討論，據知已獲上級通令刪除。如果屬實，那就是陷余先生於不義了。詳見「香港獨立媒體網」www.inmediahk.net/node/1000209）。有的說「那些災民被說服了」，有的認為「余秋雨先生又一次展現了優秀知識分子的人格水平」，更有人發現網民的罵聲不只罵不垮余先生，而且余先生「每次遭受攻擊，結果都增添一次光彩」。余先生文彩動人，向來粉絲眾多，得到讀者的真心擁護，不足為奇。只是在這件事上，我建議余先生和他的粉絲們不妨換個角度思考，換個人民的角度。

同樣是著名的知識分子，同樣是替政府思慮，錢鋼先生則指出「在更漫長的救災日子裏，災民們可能的群情波動，政府都應以最大的仁厚包容之……」。他還「懇請指揮者，慎用『破壞抗震救災』的罪名，溫和化解災區可能出現的社會矛盾。值此非常時期， 『和諧』二字，何其珍貴！」（〈政府要以最大仁厚面對災民情緒〉《明報》，2008.05.18）如果更進一步站在那些家長的角度來看，他們剛剛經歷喪親之痛，那種悲憤難得還要讓位於政府一時的形象問題嗎？何他們只是控告政府，不一定表示政府有罪，大家在法庭上梳理真相，豈不才更添依法治國的光彩？我想恰恰因為有傳媒在場，無告的父母們才要更加賣力地嘶喊。這是傳統智慧中迫使當局正視事件的理性行為，也是間接替全國無數學子爭取安全環境的義舉。

在這種時候，仍然要他們為了當局忍氣吞聲，回去默默流淚，無異於在公眾面前刪除他們的聲音，在新聞構成的歷史中抹消這一段不好看的記憶。提出這種要求，的確是要含淚的。

「留取丹心照汗青」

其實我們做文章的人，何嘗又不是在向歷史交代呢？

每一篇文字，每一段講話，都會在這個年代成為存檔，再交予後人查考論斷。中國不算是一個宗教主導的國家，往往以歷史代替宗教，尤其知識分子，更是不願多言死後鬼神，唯求「立言、立功、立德」等三不朽。一般百姓或許會說「舉頭三尺有神明」，文人相信的卻是「留取丹心照汗青」。

梁文道：香港還不如滿清？（外國人的忠誠二之二）

【am730-觀念】 據說是為了培養政治人才，據說是要把新思維新血液注入以公務員為主的特區政府，曾蔭權一口氣從社會上招聘了十幾個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結果卻引爆了他上台之後最嚴重的一場政治危機，從他日前在記者會上的表現，相信特首還是認為自己是對的。

爭論的焦點之一是這批新官員的選拔任命極不透明，坊間更有說比黑箱作業來得更黑漆漆。之二是公眾知道他們的薪水很高，但又不知道到底有多高，之三則是部分新人擁有雙重國籍。經過十幾天的全港傳媒大逼供，政府終於「從善如流」，公布他們的薪資，同時讓他們自己選擇要不要放棄外國護照。結果有識時務的俊傑即時宣布不當外國人了，也有人堅持不動搖，認為法律沒規定自己就沒義務。見微知著，這些所謂的「政治」人才的「政治」承擔及「政治」智慧究竟如何了。正是這第三點最惹爭論，一向被懷疑不夠愛國的反對派藉機發難，難得打了一回效忠牌；連一向支持政府的「親中」報刊也有微言，暗示回歸十年之後的新一代官員不該再有雙重國籍。

其實請外國人當官，古已有之。唐朝宮廷裏不只有胡人，還有朝鮮人和日本人；漢朝則甚至有皇帝差點請了匈奴裔的將軍當顧命大臣。再看令人比較熟悉的滿清，初期請過歐洲傳教士掌天文，後期更聘用英國人主管海關，這可都是舉足輕重的要職。

既然如此，為甚麼現在的香港貴為一個國際大都會，反而接受不了一個擁有外國護照的香港人擔任主要官員的副手呢？再推遠一點，我們能不能想像當今國務院的班子裏出了個紅鬚綠眼的老外呢？這是否說明現代中國不如往者開放呢？是我們變得更強大了，人才濟濟，所以不假外援？還是我們的自信心減弱，害怕老外干政？放眼國際，這世上又有哪一個國家會請外國國籍的人馬進入內閣呢？別說純正的外國籍了，恐怕就連雙重國籍也不行。比如很多人眼中特別現代、特別開放的美國，它的總統就一定要在美國出生。就算你曾經加入美軍為美國打過仗流過血，就算你才兩個月大就給抱到美國和其他美國兒童受一樣的教育長大；但你不生在美國，你就是不能競選總統。

梁文道：囂張肉骨茶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幾年前，一位香港二線藝人應邀主持一個馬來西亞華文電視台上的美食節目。他在節目裡把各地名菜串成一首rap，邊跳邊唱，其中一句是「肉骨茶就梗係數新山」。幾天之後，巴生一千多家肉骨茶檔上的食客還在破口大罵：「有沒有搞錯？肉骨茶數新山，那我們巴生還算甚麼？」。

朋友陳劍強是土生土長的巴生人，聽他說了好幾次巴生肉骨茶是如何地天下無敵之後，終於有機會親訪一趟這肉骨茶的原產地了。路上我們談起那個惹禍的節目，他很大方地表示：「其實新山人一般還不錯，從來不會說自己的肉骨茶最正宗，更不會說肉骨茶誕生在新山」。我問：「那麼他們會不會認為他們的版本更好吃呢？」劍強再次顯露他的度量：「不會，大家各有不同，根本是不一樣的東西，又有甚麼好比較。」我就像一個以激怒別人為樂的記者，鍥而不捨地追擊下去：「難道真沒有新山人聲稱自己的肉骨茶要比巴生的好嗎？」然後陳劍強堅定利落地說了一句話：「那些人一定是不知廉恥！」

早在兩天之前，劍強就開始張羅了，他必須確定日期和人數，再三告誡大家不可遲到也不可太早。奇怪，肉骨茶難道不是種早餐嗎？為甚麼不能太早？又為甚麼一定要在傍晚五點到七點之間入席呢？「那是因為東西煮到晚上才最入味」。原來如此。

我一開始以為那是一家把小吃攤做成豪華餐館的名店，就像台北華西街夜市裡的台南擔仔麵一樣，否則又何必緊張地訂桌留位。沒想到它居然只是個沿街擺出幾張圓桌的大排檔，不只空間狹小，而且前後還有其他同行包夾。我記得劍強的囑咐，千萬不要點菜，因為根本沒甚可點；更不要像在其他店家那樣，要求甚麼油條青菜，因為這種做法很愚蠢，只會捱罵。

不能遲到，它一個傍晚只賣二百五十碗；必須預訂，怕它過早沽清只剩白飯。除此之外，你有的是選擇，可以點排骨、豬腳或者連皮的肥肉，每樣一碗，這是別處所無的特色。我們貪心，樣樣都要。結果；天啊，我從未吃過這麼美的肉骨。尤其那豬腳的踭位，皮和筋全都燉得鬆軟香酥，卻又久煮不爛，極堪咀嚼。而肉上的脂肪則化了大半在湯裡，剩下的部分只肥不膩，含在口中汁液流溢，不能言語（因為它把嘴膠住了）。再說那碗肉湯，簡直黑稠得不像話，與其說是湯還不如說是汁。新山和新加坡的版本（其實是潮州白湯版）有中草藥的香氣，這裡的福建黑湯版卻是肉味霸道，雖有藥材但吃不出藥味，用來淋在米飯上拌了吃最好。

兩碗白飯吃完，本來就少得可憐的湯汁這時只剩一湯匙了。想起劍強的忠告，千萬不能叫老闆加湯，他親眼見過老闆罵人：「加湯？我把湯都加給你，那還賣甚麼？我不用做生意了嗎？」於是我很不要臉地憑著遊客的身份，把幾個人吃剩的湯全倒進自己的碗裡，啜飲而盡。

這只是巴生千多家肉骨茶的其中一間，雖然沒試過其他，但我本能地相信劍強，它是最好的。最後，我發現劍強又錯了一件事，他說這是家無名的排檔；其實不是，它有招牌，只是無人理會也無人注意。你要是有機會去馬來西亞巴生港，記住「亞火夜市肉骨茶」。或者你也可以打聽，巴生新村的班達馬蘭（Pandamaran）路上最囂張那家便是了。

梁文道：網友

【am730】互聯網剛剛開始進入我們日常生活的時候，很多人幻想它就是那個傳說中的「公共領域」了：沒有權威的中央管理，沒有身份背景的差異，所有資訊自由交換，所有人理性對話。於是差異容許存在，共識也會漸漸形成，一個擺脫任何權力扭曲的開放平台將會帶領人類邁進空前的民主時代。可是正如鑄造這個概念的哈伯馬斯被人認為太過粗疏，他的歐洲沙龍和早期報紙並不像他想像中的那麼「公共」般；互聯網上的「公共領域」原來也只是個過份樂觀的期望。

先舉一個好幾年前我就說過的例子。我是美國NBA湖人隊的球迷，從前要在中文媒體上尋找湖人的消息，我必須很有耐性地看完整節新聞才偶而聽到一兩則它的實況，又或者買一份報紙翻過國際版財經版才找得到它球員的動向。但是現在，我可以直接進入湖人的官方網頁或者它的球迷園地，甚至完全略過其他NBA球隊的訊息。假如我是個心繫籃球不理世事的球迷，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我也許不知道誰是奧巴馬，也不知道樓市暴漲的影響，說不定還不曉得原來我家附近昨晚發生了殺人案；但是我卻十分清楚一名湖人球員的狀態，乃至於他穿甚麼內褲的牌子。

互聯網是無盡的資訊寶藏，讓我們各自發掘自己的需要，發展自己的興趣；但它卻不一定會使大家更加瞭解彼此。相反地，有時它會阻斷了我們彼此溝通的可能，因為再也沒有甚麼所有人都一定要知道的常識，也沒有甚麼保證能夠打開陌生人話匣子的話題了。要是互聯網取代了由一點發放訊息至多點的大眾傳媒，我們或許會很自由，也會變成某個領域的專家；可是我們也很有可能喪失掉所謂的「公共」。

再看「網友」這種群體，它和「網民」最大的不同就在它這個「友」字。一個本質上開放的網絡論壇是很理想的，任何人只要上網登入，或許瀏覽或許發言，他們就變成了網民，表達不同的關注，展示不同的思路。但可是和任何團體一樣，一個論壇也有它的「團體動力」，不必然仰賴領導，卻會依循一定的組織社會學法則，漸漸自發形成一群「網友」的俱樂部。

在這個俱樂部的各次討論裏面，理論上的異質和多元將透過相互影響與尋求認同的過程，慢慢形成自己的主流。一開始，大家只是不贊成某個觀點，然後有人開始宣稱「鄙視」持有某種觀點的個人，再來就有人用上了粗話，最後則出現了追殺通緝令。

匿名的條件一方面保障了大家，同時也加劇了這種話越說越極端，你激進我比你還激進的傾向。多年以來，我們目睹無數這樣的歷程，看見一個論壇怎樣從國事討論變成了征服世界的幻想樂園，另一個論壇又怎樣從標榜理性變成了要把所有憤青都丟到海裏餵魚的小圈子。和任何封閉的團體一樣，所有極端的聲音都會牽制整體的走向，逐漸把溫和變成必須排除的異端。終於，原來開放的世界變成了一個個自我封閉黨同伐異的無數小教派，每一個教派的成員都在自己的團隊裏找到了歸屬，天天反芻同類人的意見，日日鞏固原有的主張。最後，我們都成了不同俱樂部的「網友」，看不見「公共」的存在，卻肯定真理的終極，和部落沒什麼兩樣。

梁文道：災難來自僥倖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很多人都拿汶川地震與淹沒美國新奧爾良市的卡特列娜颶風做比較，目的是為了顯示中國政府反應之迅速，動員能力之高強。《紐約時報》甚至有篇評論認為，如果中國政府回應災難的行動比一個民選政府還要快還要好，那麼中國人大概會覺得他們的政治制度就實在不需要改變了。可是後來大家漸漸發現，原來這兩場天災還有另一個可比的地方，那就是事前的預測和準備了。地震發生的準確時刻與規模或許難以預料，但它的模式和趨勢卻是可以計算的；例如汶川，它難道不是處在一個巨大的斷層之上嗎？原來早在幾年前，就有一隊學者提出警告，要大家小心這個地區會發生強震，甚至連通俗刊物《國家地理》都報道過他們的研究。馬克．葛斯坦（Marc Gerstein）是個管理顧問，曾經在他的母校麻省理工學院的史隆管理學校任教。他也是場公司管理災難的受害者與倖存者，回頭看來，那次導致他被炒魷魚的「意外」根本完全可以避免，為什麼它還是按照既定軌跡發生？為什麼公司上下沒有人去阻止悲劇的結局呢？痛定思痛，他決定研究「意外」到底有多意外，然後寫成了《調戲災難》（Flirting With Disaster）。從安達信會計師行的垮台，美軍打下自己兩架直升機，一直到切諾貝爾核電廠的事故，他總結出一條原則：幾乎所有的災害都是可以避免的，就算天災也不例外，而且越大的天災就越能預防。

在研究卡特列娜颶風的那一章裏，葛斯坦引述了二○○四年十月份《國家地理》雜誌的一篇報道：「數以千計的人被淹沒在混合了海藻和工業廢料的濁水之中，另外還有幾千個逃過洪水的人則在脫水與疾病之中等待救援。要用兩個月的時間才能泵乾整座城市……一百萬人無家可歸，五萬人死亡。這是美國史上最嚴重的天災」。這篇報道純屬假想，發表在現實浩劫之前的十個月。其實一直有人預測新奧爾良會被風災毀滅，學者公佈過研究，電視台做過專輯探討，為甚麼它還是在幾乎沒有任何防備的狀態下發生了呢？首先是低估了它的機率。根據計算，四級颶風在此出現的機率是「七十年一遇」，五級則是「一百八十年一遇」，看起來不太令人擔心。但要是加起來，四或五級颶風之間的間隔就是五十年了。葛斯坦還提出了一個更現實的問題：「這等颶風在堤防建成之前就淹沒城市的機會又有多大呢」？如果照美軍工程部要用十年方能完成所有防備的標準時間來算，十年裏風災毀城的機會是百分之十八，也就差不多是六分之一。然而，決策者卻被「一百八十年一遇」的說法蒙上了眼睛。再來看看預算的問題。很多人都覺得為一場數十年內一定會發生，但卻不知到底何時發生的天災花錢作準備是不划算的。就拿新奧爾良的防洪系統來說吧，大概要二十億美金才勉強足夠。若是攤成十年，那就意味當局每年的年度預算得撥出兩億美金。無論民選與否，任何地方政府都會覺得在自己的任期以內，每年固定撥出這麼一大筆錢去預防一次極可能出現在下屆政府任內的意外，是很不明智的。雖然他們可能知道災後重建要花上兩千億美金，但今年那兩億元還是用在道路建設、社會福利甚至「形像工程」上比較有實利，起碼它的效果看得見。最可怕的現像是種消除異議的「旁觀者效應」。葛斯坦參考事後的研究報告，重建了美國穿梭機「哥倫比亞」號墜毀意外的過程，發現原來太空總署起碼有一名員工打從發射的那一刻起，就開始擔心它回航的時候會出事。他向上級提出過幾次警示，但屢屢得到冷漠的回應，終於在一次關鍵的會議上，他沉默了，放棄了挽救機組人員的最後機會。他是最早響起警鈴的人，其他人也都聽過他的訊息，所有人最後卻都成了旁觀者。旁觀者的特徵是過份相信組織的力量，覺得其他人一定也看得到自己所知的資訊；如果其他人沒表示，那就可能是自己過慮了。又假如組織裏還有一些很厲害的專家，那麼自己的意見就更是不值一哂。更何況異見永遠不受歡迎，當團體成員一片叫好，說些不中聽的話只會破壞氣氛，顯得自己很不合群。與其一士諤諤最後讓大伙虛驚一場，還不如藏身團隊分擔那說也說不清的集體責任。人類常常以為自己能從災難中學到教訓，其實不能。因為我們對意外總存僥倖之心，因為我們甚至在災後繼續扮演旁觀者，所以檢討不出任何違反團體共識但又別具價值的真相。

梁文道：一代不如一代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人，固然一代不如一代；原來食物也是，我從未聽過有哪一種食材被認為是今天好過以前的。雖然有些東西好像真的比從前美味，例如柳橙；老人卻說它變得太甜沒「橙味」。那麼蘋果呢？富士蘋果難道不比「地厘蛇果」香甜嗎？啊，它們根本是不同的品種；而且就算是富士蘋果，如今大量生產的廉價版又怎及得上當年價比金箔的前輩呢？我一直懷疑這種傳說，正如我不相信人的質素會日漸下降一樣；直到我親身體驗到愈來愈多的實例，並且發現了合理的解釋。

走一趟自助餐的海鮮桌，取幾尾小海蝦，拿兩片煙燻三文魚，你會發現它們真有點不對勁。怎麼說呢？反正就是沒有它們該有的「蝦味」和「魚味」。不是因為小時候嘗到它們的機會不多，所以回憶中的味道要比現實好；而是獲取這些魚蝦的方法變了。營養學家馬里安．納斯特（MarionNestle）主張，現在的三文魚一定要徹底煮熟才能入口，而且絕對不能吃牠的皮，因為牠的油脂層充滿了毒素。至於海蝦，全世界最大出產國越南的海洋生物學家也提出了警告，當地的暖水海蝦場已經造成了嚴重的污染，於是連它生產的蝦也愈來愈有問題了。

這種污染不是一般的污染，它的來源是過度的化學飼料，海洋農場（Shrimpfarming）的直接後果。我們太喜歡三文魚，太喜歡小海蝦，希望用最低的價錢就能得到無盡的享受，結果得到的不止是對人體有害的食品，甚至還是違反初衷的無味飼料（養人的飼料）。就以三文魚來說吧，任何有經驗的廚師都會告訴你野生三文與養殖三文的分別有多大，後者的肉質鬆散，油脂呈口水狀，幾乎不能叫做三文魚。要是再加上營養學家的建議，皮不能吃，肉要煮熟，最後上桌的東西應該比不上罐頭沙甸魚。既然如此，我們何不乾脆用沙甸魚代替三文呢？難怪今天在一般西餐廳吃魚，烤沙甸總是比任何一種做法的三文多了一股鮮味。

另一個人們愈愛吃結果愈是難吃的食物就是雞肉了。走地雞的妙處人人都知，即使養雞，現在的產品也完全不能和四十年前的相提並論。尤其是美國雞。1970年代的雞場要花十個禮拜才能養大一隻雞，現在那種擁擠黑暗的工廠化環境只用四十天就能把一隻剛孵化的小雞變成一頭大肉塊了。專家還發明了新名詞去形容現代雞肉：「P.S.E」，意思是「pale,soft,exudative」，簡單講就是又慘白又「流」。肉味不足肉質綿軟倒也罷了，這種雞長得還像一個隆胸失敗的怪獸，胸前總是腫大得不成比例，看起來很嚇人。這是因為美國人出於健康的考慮，專吃所謂的「白肉」，才讓雞農養出了這麼變態的雞。弔詭的是，為了讓這一大塊白肉不致於味同嚼蠟，雞場還會為它注射磷酸鹽。所以美國人吃的「白肉」並沒有真的令他們變得更健康。

雞、蝦和三文魚，都只不過是現代食物生產體系的冰山一角，推動整個體系運轉的力量，無非是我們的貪婪。一方面食慾放縱過度，另一方面則不斷壓低生產的成本。最後，農場和漁夫賺的錢不比以前多很多，我們則吞下了大量有害的，疑似食物的食物。

梁文道：老闆愚蠢 伙計遭殃

用不着受過甚麽政府化妝術的專業訓練，也不用經過多年政治風浪的洗禮，任何人都曉得新登場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一定是大家注目的焦點。這批人不只位高權重，要協助各政策局長制定政策消災解難；他們還被認為是香港社會下一代政治領袖，是填補政治人才斷層的希望。更現實也更凶險的問題在於他們日後還要代表政府上立法會，隨時要和那批如狼似虎的立法會議員大耍太極，甚至唇槍舌劍一番。而本非善類的議員們也一定不會輕易放過這群新丁，因為立法會一向被幻想為政治人才的儲存庫，至今仍是許多有志者夢寐以求的寶地。想想看，你們是人才，難道我們就不是人才嗎？日後你來我們「地頭」「踩場」，會讓你有好日子過嗎？

就算沒有外國護照事件，就算大都很怪異地忽略了薪水的問題，各有立場的傳媒也一定會緊緊盯住各路新人背景，「起晒佢底」，然後好好地黨同伐異。再客氣的，也一定忍不住手冷嘲熱諷一下。可別忘了，不少傳媒寫手還懷著「憑甚麼是他不是我？」的心情。帶著這麼複雜的私人情緒，這群新丁可說一開頭就已危機四伏風險重重了。好在政府用人一向有嚴格的程序，「品格審查」動輒近月，從祖宗三代到友人門生無一放過，務求選出來的人即使不是天縱英才，也不會是「個底花晒」的狼狗之輩。如果真有甚麼政治上的爭論，那就要看這些「新一代」人才的本事了，也好當作是上台後的首趟大考。

可惜千算萬算，大家萬萬想不到，原來最需要經過政治智慧培訓和試驗的，不是甚麼政壇新人類，竟然是理論上跑慣江湖的政壇老手。人人都明白的道理，人人都清楚的處境，原來以心戰見長的特首辦居然不曉得。平心而論，一眾政治新人類裹頭實在不乏出類拔萃的材質，可惜他們全被封咀，欲辯無言。最無辜的當屬那些沒有外籍效忠祖廟，同時資歷又絕對配得起這份人工的清白人物；明明自己一點問題也沒有，卻被愚蠢的僱主拖下水，和其他人形成了綑綁式的集體壞背景；尤未上場，已先被人打斷一隻腳。

更不妙的是除了這批人遭殃之外，民建聯和自由黨等建制派也同享厄運。在此之前，你何曾聽過民主黨人打「愛國牌」，拿人家的國籍和忠誠問題做文章？本來專屬愛國陣營的招數竟然反過來成了對手的利器，搞了半天，你民建聯的副主席原來也移民過加拿大，這還有何話好說呢？

看來政府現在不認低威也不行了，最好還是曾蔭權親自出面，再把麻煩說成是「個人的政治選擇」，交給新人們自行料理。化整為零，總好過拖壞整個班底。至於傳聞中的黑手陳德霖，最好先回去靜修補課再說。

梁文道：與災難共存

【am730-觀念】多難如果真能興邦，首要前提是在災難中活下來。面對災難，力求存活的種種措施與工夫，通常叫做「抗災」。「抗災」的「抗」的字隱含了人力可以對抗災難的意思；可是我們都知道人力根本不足以阻止大地的撼動，就像許多汶川大地震親歷者所說的一樣，「大自然的力量太可怕了。」更現實的態度或許是學懂與災難共存。不管是主流科學界公認的人力所致，還是部分異議學者所說的自然循環，全求正在暖化已是不爭的事實。過往大家關注的是怎樣透過減排碳元素等各種手段去緩和暖化的趨勢，現在有人則開始為即將出現的事實做準備了。例如一向飽經水患威脅的荷蘭，他們的建築師最近開始推廣水上浮動房屋的概念了。又如孟加拉低窪地帶的農民，他們適應了一年猛過一年的大潮，在水風信子造成的浮筏上種植稻米。既然海洋水平面上升的傾向暫時無法逆轉，何不乾脆調整既有的概念，預備水上生活的日子呢？環太平洋的地震帶上有許多人口稠密的城市，他們都知道下一個巨震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又不願放棄既有的成就和基業，於是就更要學會活在災劫的陰影下了。例如美國人口第一大州加州，連許多小孩都知道加州遲早有一天會徹底從大陸上斷裂出去，成為一座巨島。其中將要出現的震災會大到甚麼地步，自是不言而喻。於是由日本、台灣一直到北美西岸，這些地方的官民無不把地震當做不可避免的事，然後設法在地震的預警、房屋的建設，以及災後逃生救難的規劃上做足準備。

日本的災難意識不僅充份表現在他們的流行文化裏(比方說拍了又拍的《日本沉沒》電影系列)，甚至連文具商也推出了個人求生套裝，讓人在傾倒的學校、家庭與辦公樓裏多活兩天，就像每座大樓必備的滅火筒一樣。

回到中國，為甚麼我們平常不大容易感到這是一個多難的邦國呢？汶川震災之後，大家都很關心地震預測的問題，就其之可測與否展示了反覆的爭辯。我更好奇當地居民知不知道自己住在一個巨大的斷層上呢？無論那一方面的專家，大家都同意汶川一帶本來就是一個有危險的地方；那麼當地官民有沒有為此做好準備呢？地震發生的準確時刻就算不能預知，房子的避震卻是可以設想的。當大家都在追究「豆腐渣」工程的時候，我們有沒有想過不只是建築質量達標與否的問題，還是災難意識是否普及是否貫徹的問題；房屋要避震，是因為我們確知災難之必。

如果真有災難意識，那麼我們的小孩就應該像日本、台灣以及加州的學生一樣不只知道地震發生時要躲在那裏，還要經歷定期的演習。如果真有災難意識，地方政府一定會有應急的定期對策，倒如充足的對外通訊設施，以及相應的物資儲備。

容易發生水災的地方就要懂得水上的生活，容易發生震災的地方就要懂得在廢墟裏逃生。中國既然多難，就不該避諱災難、在「抗災」「救災」的光榮裏忘記與災難共存的現實與謙卑。

梁文道：災難時期的自虐（下）

【am730-觀念】我們不只可以看見人對偏見的執著(我們討厭日本人，討厭姚明等名流富人，所以不惜為此捏造事實好說服自己和別人，我們的討論到是合理的)，還會發現這種情緒表達方式的怪異。它分明就是一種自虛，我們硬是想證明日本人對我們有多歧視，姚明又是怎麼地離棄我們；似乎在這裏能夠找一種殘酷怪異的快感。

佛洛伊德曾經描述過幼童的一種奇行，他發現他們有時會把自己藏起來，好讓大人找不著，這時他們會感到格外的緊張，深怕大人會自此忘卻他們，甚至乘機拋棄他們。可是在這個躲藏的過程裏，他們卻又享受著刺激的快感，把它當成一個好玩的遊戲。然後，他們或者被發現，或者乾脆耐不住性子自己跑了出來，與父母相擁團圓。這就是有名的「去╱來」(fort/da)遊戲了，後來成了精神分析史上著名的模式，引起無數的詮釋和爭論。有學者認為這是自虐的基本形式之一；先是自我製造一個被捨棄被厭惡的狀態，同時暗自咀嚼其中的痛苦刺激，於是可以期待破鏡重圓的圓滿幸福。反正如一個偏執地懷疑伴侶的不忠，把任何小事理解為對方變心的蛛絲馬跡，甚或幻想出豐富的情節。表面上他很痛苦，實際上他很享受。當伴侶九牛二虎地證明了自己的忠誠之後，他那天失而復得的滿足才能達到最高程度。

問題是這個結局並不是真的結局，對愛侶忠誠奉獻，對父母全心愛護，以至於對他人的認同肯定是一個永無止盡的追尋。所以小孩會一遍又一遍地玩著這種遊戲，情侶會一遍又一遍地期待誓言與許諾，直至我們真正長大真正自立。

編撰日本人歧視中國人的傳說，也可以看成是種自信心的欠缺。似乎得不到預期中的徹底道歉、真誠擁抱，我們就永遠無法停止這種近乎自虐的荒謬行為。從中日的複雜歷史看來，這種自虐的心理尚算正常。但是為甚麼要造姚明不愛祖國的故事？

又為甚麼偏偏要選在這國難當前的時刻呢？能不能說它表達了我們對暴發名流的偏見，總是覺得他們會瞧不起草根百姓，於是希望他們用上很大的力氣去表現自己不忘本的良心？又能不能說我們對叛國份外執著，總是懷疑他們一旦出國揚名在外就會斷根叛逃，於是希望他們費盡心血地證明自己仍然是個百分百的中國人？

當我們缺乏自信，心存疑慮，因此形成對他人的偏見和要求時，這種情緒的表達是不會管你地震不地震的。只要一有機會，它就會浮現。因此震撼全國的災難正好就是讓我們盡情表露偏見，區分人我，從而自虐圖樂的時機了。

梁文道：再慘也要吃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不用等到災難的發生，我們其實都知道食物首先是生與死之間的界限，一邊是生存，另一邊是死亡，沒有任何含糊餘地。只不過如此赤裸裸的事實，為甚麼我們平常一點也感覺不到呢？

在這個富裕的城市面，所謂「食物的文化」大多是傳媒製造的產物。但是傳媒在教導大家何謂美食的時候，同時又遮蓋了那些文化的生產和根源，只剩下一圈華美炫目的光暈，於是食物的文化往往就成了美食的文化。例如客家菜，人人都說它是貧窮刻苦的產物，但那些油厚味濃分量大的菜式到底怎樣和窮苦拉上關係？中國窮鄉如此多，要艱辛過日子的人更是不少，為甚麼他們煮東西的方法都不一樣？傳統客家菜和其他「貧窮食品」的分別又在哪？它們的味道是否同時說明了客家人的生存方式呢？

再簡單點說，我想知道世界各地的人群為了生存，會怎樣在他們的環境利用食物對待食物。於是我迷上了曾經在亞洲電視國際台播出的《尋嚐世味》（CookinginDangerZone），在全球美食節目狂熱，飲食作家蓋茲（StefanGates）主持的這個節目獨樹一幟。他帶大家去的不是甚麼美食天堂，不是巴黎、北海道和巴塞隆那，而是緬甸、阿富汗與烏干達。節目的名字已經開宗明義地指出了，這都是些危險地帶。例如緬甸，最多是個專制國家，除非遇上風災，否則也不算要命。可蓋茲偏偏去了北部喀拉族的根據地，這幫人可是長期和政府交戰鬧獨立的叛軍呀。

後來我看蓋茲在文章回憶去阿富汗拍攝的經驗，更是叫人吃驚。原來他臨行之前才收到情報，聽說有一隊塔利班的游擊隊剛從巴基斯坦潛入他即將往赴的地區，絕不輕易放過任何外國人。他思考了一夜子女成為孤兒的情景之後，最後還是去了。到了阿富汗，蓋茲的車隊遇上最易遭到綁架的狀況，那就是停在山谷窄路中間等牧羊人慢慢趕羊。他問司機：「你試過接載外國人的時候遇上恐怖分子綁架嗎？」。想了一會兒，司機輕鬆答道：「也不多，只有一次」。

這是個飲食節目，目的是探訪人在困局吃甚麼，怎麼吃，又如何盡量吃得好。除了採訪當地人的飲食生活，蓋茲也要露兩手，下廚請大家吃一頓。坦白說，這種節目很難做，一不小心就成了玩噱頭，甚至獵奇。不過，它的效果出奇好，真能讓觀眾透過人類最根本最必要的吃喝活動看見世界並不平安的另一面。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烏干達那一集，聯合國剛剛宣佈裁減難民的糧食援助，但難民營好客的一家人還是要招待這位英國客人。於是蓋茲就要向他們學習，怎樣利用只能供給每人每日所需食物六成分量的材料，去做一餐餵飽十一人的飯。

也有一集拍的是北京，對很多人來說不止不危險，更是一座美食匯聚的大都會。然而在這，蓋茲卻看見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殘酷。他關注的不是北京烤鴨與涮羊肉，他看見的是進城民工的極端窮困。

我突然想起，有沒有人會專門跑去拍攝四川震災災民吃飯的情況呢？恐怕不會，因為我們覺得在那種慘況底下根本沒有美食可言，而講吃講喝的媒體要介紹的應該都是美食。反過來看，有些人大概會覺得這個念頭很殘忍很涼薄，人家已經夠慘了，你還想和他們談飲食？問題是慘就不用吃了嗎？再慘再困厄，人還是要靠食物活下去，這豈不正是食物與生命最根源的本質嗎？相比之下，我們的日子安定富裕其實是種運氣，我們的飲食方式則是人類史上的罕見例外。談吃不能不談吃的講究與豐盛，報道不幸不義的生活就要假設它沒有基本的「享受」，這樣的區分才是虛妄的。

梁文道：北方與南方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去馬來西亞演講，來聽的人不多，場面卻很大，第二天的報紙甚至用頭版報道，見了只能暗自叨唸一句「慚愧」。不是胡蘭成所說，英雄好漢比射箭，中了靶心喊出來的那種慚愧；那種「被人發現了自己」的慚愧。而是莫名其妙上了似乎不當上的台，真真正正愧不敢當的慚愧。果然，當地博客後來就譏刺地說這是「外來和尚在唸經」了；說得真準。

我們唸的，還真是不一樣的經。去年某日，和北方做記者的朋友喝下午茶，見我正在翻讀馬來西亞作家梁靖芬的散文集《夢寐以北》，隨手取去掀了幾頁，就順理成章地說：「馬華作家好像都不怎麼大氣」。「大氣」，我懷疑是新中國的語言，四九年前似不多見，指的是種氣象恢宏，上有蒼天下是地的品質。例如，比起鄧麗君式的小調，黃土高坡的長歌就是「大氣」；比起某些漢學家窮經皓首鑽研文獻的學究功夫，一位文人動輒前後五千年地概論中國歷史核心問題的洞見，也可以算做「大氣」。

想當然爾的事還有很多。一位學者專研海外華文報刊，他認為馬來西亞報紙副刊的華文水平有待提高，除了錯別字，最大的問題是「不規範」，造成了「受到污染的華語」。「比如說，表達詞不達意，詞彙貧乏，用詞晦澀難懂，有時副刊模仿港台腔，甚至刻意模仿港台生造詞語和穿插英語或方言詞」。

梁靖芬也提到了她在北京大學留學時「在赤道口吻和抑揚頓挫的北京腔裏隨意轉換音調」的經驗：「我們樂於躲在『留學生』的大傘下，時而演練笨拙，時而操縱聰穎，看什麼場合就說什麼樣的話。選擇的準繩似乎在於──是要等待別人的讚美（『啊，你們也能說中文』），抑或要彰顯彼此的背景（『哼，我爽』）」。然後「有時候大家甚至故意用混雜的、巴剎的，常常被認為語言天才的『天份』來賣弄對話，並且刻意加入各種方言和感嘆詞，彷彿只有這樣，才能在人流中尋回一點自己的位置」。

請注意前文「巴剎的」這個詞。在《夢寐以北》的再版序裏，梁靖芬說到一位廣西友人的父親是資深編輯，校出了是書初版的不少錯謬，也提出了幾點修改意見。可是「有一句我沒改，她父親問：第75頁，第5行『巴剎的』──什麼意思？大陸好像沒這說法。我想你一定知道，不改的理由」。

是不是一談馬華文學就無可避免地要把馬華文化的處境放進來呢？正如研究第三世界電影，能不能不光說它們的「國族寓言」？可是我又不想相信那種擺脫所有地緣條件社會處境，讓文學純粹就是文學的講法。在兩種偏執中間，我找不到中道，只好告訴我的北方友人，梁靖芬的文字真好，輕淡沉穩，但仍有看得出來的年輕。又問他知不知北京的山像什麼，再讀一段梁靖芬的觀察給他聽：「那些山是很奇怪的，看起來都很硬，長的樹不多，遠遠望去，好像一堆骨折的石頭倒在那裏；只適合守關用，難怪可以在上面建長城」。在北京長大朋友也覺得有意思：「骨折的石頭？我倒沒想過，這些山有這麼怪嗎？」

其實，光是看到她寫「寒假，我回國過年」這麼簡單的句子，我就會生起過度的愉悅的聯想了。因為我們這些「北方人」（南洋以北的人），大概從沒想過「回國」這兩個字指的居然不是回到中國。我們的「中文」（他們的「華文」）和中國的連繫如此緊密，乃至於我們都忘了這種連繫原非必然。想起很多年前，我讀另一位馬華作家談他的「北方」，竟不是我們習於想像的草原大漠，而是一片熱帶雨林，頓時感到一陣因疏離而來的暈眩。

我們各自有自己的想像，關於對方的想像。梁靖芬曾引領北大新聞系的老師去馬六甲，尋訪全球第一份華文報紙《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在1815年留下的遺跡。走到馬六甲河口，她們想：「一百九十年以前，《察世俗》就從這裏開始流往東南亞、香港、澳門，再進入廣州」。我必須友善地更正，一百九十年前，這個香港還不存在。我們是在北方，更貼近大家以為的「祖源」，但並不因此古老，起碼沒有你們的歷史那般久遠。正如北方人也常常忘了報紙的源流在此，以及「大氣」的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