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報-超低音】盡管這已是個在電腦上看電影的年代，但是我們仍然有去電影院的理由。
去年一連走了好幾位傑出的電影人，所以今年的香港國際電影節就為楊德昌和英格瑪·伯格曼做了兩個小小的回顧特輯。可惜，或許是時間的理由吧，他們來不及紀念安東尼奧尼。雖然我很佩服英格瑪·伯格曼，雖然我很懷念楊德昌，可是安東尼奧尼始終是最令我揪心的導演。
很多很多年前，我和一名女子去戲院看安東尼奧尼的《蝕》，於是我倆之間，沒有發生任何事，後來連普通的朋友也做不成。
《蝕》被認為是安東尼奧尼早斯的「三部曲」之一，描寫現代人的存在處境，冷峻而疏離，恍如荒漠。片子一開始，我倆就看到一對愛人分手的場面。天亮了，他倆已然談了一夜，空氣中只有沉默與疲憊。飾演女主角維多利亞的莫妮卡·維蒂帶她招牌式的迷離眼神，不知教曉了多少男人關於女子之不可測。不管他的男友是問她愛不愛自己，還是問她何時開始生變，她的回答都是不知道。男子或者負氣呆坐，或者忽然強裝紳士要送她回家，她都是一臉無所謂地停留在自己的世界里。
那是個什麼樣的世界呢?不知道。煙灰缸跌落地上，電風扇兀自轉動，黎明的晨光照出的則是蒼白的景象。
《蝕》的結尾，電影史上最著名的結尾之一。維多利亞與阿蘭·德龍飾演的股票經紀皮耶羅發展了一段且進且退欲拒還迎的關係，二人最後相約晚上八點在老地方見。所謂老地方，就是市郊街角一棟興建中的房子。整整七分鐘，我們看見建築物上的竹棚被風吹動，鐵皮水桶漏出的水流嚮路旁間角的溝渠，巴士來了又走，下班的人面無表情地下車，等車的人無聊地四處張望，工地上的建材層層疊疊；然後路燈點亮，一切就結束了。沒有對白，皮耶羅和維多利亞也沒有出現。本來作為背景的「老地方」取代了演員，成為真正的主角，然而它卻是如此的空洞無情。所有發生在這種背景之中，充斥了這種空間的現代城市之中的感情，應該也會和它同調，甚至為它吞噬，沒入虛空。
電影結束，戲院突然一片光明，疏落的觀眾靜靜地站起，離去，遁進夜裡喧囂的街道，像是一群從銀幕里走出來的演員。那名女子和我也沒有說上幾句話，彼此甚至不再提起原來的消夜計劃，只是互道晚安，然後各自回家。
後來，我一直把這段友誼看成是一部電影的注腳。如果不是安東尼奧尼的《蝕》，如果我們不是在戲院里看這部電影，我們不會這麼快領悟到，這個時代並不適合浪漫。
2008年3月30日星期日
梁文道：電影院里的領悟
梁文道：親中派對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幾年前，當我還在電台工作的時候，曾經推出過一個叫做《親中派對》的節目。「親中派對」，當然是拿香港的「親中派」開玩笑，想把一個固定的呆板的「親中派」形像打散成眾聲喧嘩的一場親中派對，或者描繪一種沒有黨派性格的全新親中「派」（party）。這個節目談的並不是政治，而是北上消費，內地各城動向與中國社會的諸種新現像；它假設如此一群九七後出現的新香港人，常常出入邊境，或者經常在內地消費遊玩，或者覺得現在的中國要比香港更「潮」，甚至乾脆在內地落戶生根成了一個「來自香港的北京人」。然後，我才知道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馬傑偉教授原來早就在研究這種嶄新的人群流動和它所產生的文化效果了。
馬傑偉在過去十多年裏最為人所知的工作，是透過以電視劇為主的大眾文化產品挖掘香港人身份意識形成的歷史。例如用「阿燦」這類角色的出現，說明港人怎樣以大陸為對立面，逐步建立起一種看似自足的自我認同。只是到了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後，馬傑偉發現，想要繼續研究香港文化，實在不能再囿於邊境的界限，不能再假定香港是一個封閉自足的社會。原因不是我們的政治身份已經被重新確立為中國公民；而是因為每天都有數以十萬計的人出入邊境，來往兩地，用最具體的經驗把中國（嚴格說是珠三角）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於是，原來那種認同空間界限十分明確的香港人身份也不能不因此改變了。
於是在《酒吧工廠》的緒論裏，馬傑偉開宗明義地借用地理學家索雅（Edward Soja）的「後都會」概念，把珠三角星羅棋佈的城鎮看成「多點網絡連結」的後都會，香港則是這張大網的一部份。
且看大批北上的「港商」、一眾中層管理人員，以及不可計數的消費者。這批人的持續壯大不只影響了內地的面貌，還會反過來對官方正在推行的愛國教育帶來意想不到的衝擊。一直以來，無論中港，政府和各半官方機構總是以一種「認識中國等於認同中國」的邏輯推動愛國教育，以為用交流團一類範圍有所限定的溝通渠道讓參與者認識到國情之後，就會使得他們漸漸成為狹義上的愛國港人。這也正是往年政壇裏親中派形成和它吸收成員的不二路徑。可是我們香港人如今實在不需要再透過此類固定管道去認識中國了，只要有一張回鄉證，人人都可以有個人版本的中國經驗，甚至迥然不同於官方的國族主義。
所以馬傑偉特別提出了「市井國族主義」這個有趣的說法。根據他過往的研究，馬傑偉認為九七年前中港兩地的互動造成的不是邊界的淡化，而是它的強化；那種香港現代多元，大陸單一封閉的對比始終存在，阿燦形像的說服力始終有效。可是自從回歸以後，一方面隨官方的宣傳機器不斷開動，另一方面港人越境的經驗也的確日益繁多，於是一種全新的體驗和意識就誕生了。「在一個廣大的南中國地理空間感受與香港不同的國族空間。在這個敏感地帶，一度去國族化的香港殖民地空間，被不斷的國族空間所環抱」。
在這種體驗的日夜薰染之下，與官方意願有異的「市井國族主義」的特色是不一定認同官方的愛國論述，甚至說不定會因為親身接觸的機會增加，變得更有批判中國政府的本錢。然而，它卻「零碎地活躍於日常生活，讓香港人可以靈活借用來修訂他們對中國的看法，並不知不覺地把自己放到更大的國族版圖中」。
最後，馬傑偉還發現曾經中斷的親族關係也在這個過程中重新活躍了過來，許多港商在內地開設的工廠企業都聘用了「鄉下」的親人擔任不同職務，一度因政治理由而分隔的華南親族網絡於焉復修。這讓我想起早在數十年前，在相對獨立的香港認同仍未形成之前，廣州、香港與澳門並稱「省港澳」或者「省城、香港地、澳門街」的日子，當時珠三角各城間的差異不達於身份認同的層面，整個地區交流網絡的密切也遠遠超出今日的想像。現在的珠三角「後都會」在某個意義上是不是一種「省港澳」的復歸呢？
梁文道：戒酒是一種藝術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自從戒酒，飯桌上的朋友就開始有點擔心我的狀況了。尤其當他們發現原來不只是酒，我還打算逐一戒掉其他東西之後，更是替我可惜。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你不覺得這樣的人生沒甚麼樂趣可言嗎？」。我當然明白他們的意思，從古至今，酒都是享樂的代名詞，喝酒總是意味著放鬆與愉悅，所以戒酒乃至於戒除世間任何口腹男女之欲都是種對於樂趣的否定，是種苦行。然而戒酒或戒欲真有那麼苦嗎？
拍拉圖有一部非常有名的對話錄，叫做《饗宴》，英譯本的書名是《Symposium》，沒錯，就是開會座談的那個Symposium。這個字的希臘文乃Sympoteim，原意是「一起飲酒」，可想而知，這本書的內容講的就是一大幫人飲酒作樂的情形。我們的主角蘇格拉底在這場酒宴裡再度展現他超凡的能力，不只是言談中的智慧令人折服，而且還在人人醉倒的情況下清醒如常。蘇格拉底不是不喝酒，而是喝不醉。正如他也喜歡貌美的青年男子（在那個年頭的希臘，不搞同性性行為，不懂得欣賞同性之美，簡直算不上是哲學家），但卻從不付諸行動一樣。人家喝酒，他也喝，但他能夠表現出驚人的節制，就算喝得再多，也從不喪失自己的理智。
節制，或者說自制（enkrateia），一向是希臘思想的重大主題。一個品德高尚智慧出眾的人物，總得具備自制的美德。節制甚麼？當然是節制慾望囉。人之所以要控制自己的各種慾望，並不如後來基督教所說的，是因為慾望總是導向罪惡，而是因為控制慾望本身就是一種樂趣。
古希臘人並不貶斥慾望，更不會視慾望為罪，他們只是覺得控制慾望是種了不起的成就，用現代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說法，這叫做「自我的藝術」。因此，我們也大可把戒酒當成一種創造自我的手段。假如我的天性就是喜歡放縱享受，天生就愛喝酒，那麼我不妨就控制一下這個天性，以自己的意願及意志去限制它。如此一來，我的喜好習性，甚至我的人品性格就都不是先天而生後天受教完全不在我的掌握之內了。相反地，我的人生就像一塊大理石，容我自己塑造，把它雕成我想要的樣子。戒酒以至於一切節慾的行為，不是對慾望誘惑的負面抵抗，而是主動加在自己身上的技藝和手段，是一種形塑自己的方法，可以把它變成自己想要成為的作品。
戒酒，可以是為了自由，不再受酒的操控。你也可以為了別的理由戒酒，或者戒掉其他東西，不是因為你要戒的東西有多壞，而是因為你把自己變成了一件藝術品。
2008年3月29日星期六
梁文道：中國為什麼不願和達賴對話？（和解的必要．三之二）
【明報-筆陣】西藏問題是一團迷霧，只要你朝它多走一步，你就會發現原來所相信的任何一種簡單立場都能碰上理據十足的反駁。不只現在的西方媒體造假與中國傳媒監控各惹嫌疑，歷史上的詭局謎團更是令人眼花撩亂。如果你認為「自古以來」，西藏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你將會發現要花很多時間去解釋古代宗主國對藩屬的關係為什麼等同於現代民族國家和它的轄下省份（越南反而是中華王朝的一省）。反過來說，如果你相信在「中國入侵」之前，西藏是片連丁點暴力都不可能發生的和平淨土；那麼你又該如何理解14 任達賴喇嘛裏頭只有3 位順利活到成年的事實呢？假如你覺得文革對西藏的破壞是不可饒恕的，你或許應該知道當年打砸佛寺佛像的主力之一竟然是藏人。假如你認為中央對西藏的宗教自由已經足夠寬容，甚至准許流亡在外的眾多上師返鄉建寺（最有名的當屬頂果欽哲法王）；你可能也曉得現在的西藏小學生是連隨身護符也不准帶的。
在種種互相衝突的證據和理論之上，任何一方要是堅持自己的行動方向，其實都是在玩一場後果難斷的賭局。為什麼明明有那麼多線索顯示與達賴喇嘛漸行漸遠的「西藏青年大會」才是騷亂主謀，中央政府仍然堅持要把達賴拉下水呢？為什麼中央不肯聽陳思這些獨立學者的意見，趁並不堅持獨立而且態度溫和的達賴喇嘛圓寂前與他對話呢？
這就是中國政府的賭局了。大家都曉得，就算達賴在海外轉世，一個幼年的靈童也起不了什麼作用。近日，十七世大寶法王將要接下藏人精神領袖位置的傳聞甚囂塵上，證據之一是他剛剛才公開向藏傳佛教各派上師致請安禱文，大有團結各派系的意思。可是，即便尊貴如他，恐怕也代替不了達賴喇嘛在藏民與世界各地支持者心目中的地位。沒錯，達賴一走，中國就會少掉一個難以應付的對手，但是激進的「藏青會」豈不也是會趁勢崛起？各種極端的主張和暴力的手段豈不將如脫韁野馬般地蜂擁四起？
然而，對中國政府而言，這或許也是正中下懷的好事，因為整個海外西藏流亡政府運動將會名正言順地變成人人得而誅之的恐怖分子，昔日的和平宗教色彩將因此一掃而空。有人可能會擔憂那些恐怖活動帶來的破壞和犧牲，不過，沒有風險又怎能叫做賭局呢？更詭異的是流亡西藏運動一旦走上了暴力路線，本來隱匿的「外國勢力」也會變得非常尷尬，他們願不願意直接敵對中國，支持一個公開放棄非暴力主義的組織呢？可見中國政府鷹派對待達賴的拖延手法其實不是外間所以為的愚蠢盲目，反而是相當聰明的。最大的問題只是中國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呢？大家是否都做好了長期武裝抗爭和剛性鎮壓的準備呢？所有平民百姓知不知道以後的日子可能要在惶恐中度過呢？因為除了「疆獨」，日後或許會多出一批前所未見的劫機犯。
就算中國政府預備好了硬性的手段，面對藏人普遍的忿恨不滿；它既不可能把他們統統都蒸發掉，也不可能成功地按照自己幾十年來的邏輯，將「極少數的藏獨分子」和「絕大多數的愛國藏胞」完全分隔。另一方面，即便流亡海外的西藏獨立運動真的完成了最不可能的夢想，爭得西藏獨立；他們也不得不面對西藏境內早已住上了許多漢人和回民的現實，難道你能強迫他們全部離開嗎？更不用提四川、甘肅、青海、內蒙古等地藏區多民族混合的局面了。所以，無論你抱持何種政治立場，你也不能不認真對待漢藏等民族間日後相處的問題。於是在徹底壓抑西藏文化主體性與藏獨這兩個各走極端的方向之間，我們至少就可以找到一個最起碼的共通點，最大的公約數了，那就是真正的民族和解。
像「藏青會」這樣的組織有何想法，我們姑且不論。
但在中國政府這一方面，若是想西藏長治久安，若是想日後高枕無憂，它其實還有很大的活動空間。首先要破除的，就是那呆板單向的民族政策了。一直以來，中國官方實施的少數民族政策總是以那些少數民族為工作對象，渾然忘卻了真正多民族國家更需注重的是強勢民族本身的習性和視野。也就是說，一個完整的民族政策不能只是面向藏人，更包括了漢人自身的改造。關於這點，由於所需篇幅甚多，我們下回再談。
2008年3月26日星期三
梁文道：假如民進黨贏了
【am730-觀念】馬英九贏了，所有人都說這是場「民主勝利」，原因之一是台灣人民在這次選戰中表現出來的高度理智。而經過一輪政黨輪替之後，過往長期執政又熬過了八年在野歲月的國民黨，如今應該變得更謙卑，更懂得戒慎之心；曾經由異見分子成為掌政團伙的民進黨，現在也總算嘗過了手握大權，應該可以在未來的歲月裏檢討自己過重新出發。然而，至少在大陸和香港這邊，很多人讚賞這次台灣選舉的理由卻是綠營等急獨分子終於下台了。換句話說，是這趟選舉的結果令人滿意。
且讓我們問一個假設問題：假如贏的是謝長廷，那是否代表民主沒有勝利呢？假如人民選出了綠色的民進黨執政，那是否就表示民主始終是一個不大好的制度呢？沒錯，台灣過去八年來的種種亂象的確叫許多人看傻了眼，不少心儀民主選舉的人都為此感到痛心疾首，大家盼了那麼久的民主原來就是這個樣子嗎？台灣著名評論家楊照曾經在《10年後的台灣》中說過如此一段令人感傷的話：「……我清楚記得，自己年少時候，被美麗島事件與軍法大審震駭，領受到那股歷史性的悲劇感。國民黨盛權體制像隻怪獸，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運動者。……我從來不曾自認是個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卻悲劇性地預見：等時機到了，我這一輩的人會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與猶豫，去站在怪獸前面，被無所不在的極權系統監視、追捕、入獄」。
台灣民主就是由一代又一代像楊照般的知青用生命換回來。可是，最後他卻發現「我們萬萬也沒料到」，民主制度建立之後，我們當年持守以信仰民主的價值，人的價值，文化的價值，所有崇高的、偉大的、深邃的，美麗的，竟然都被民主給掃進歷史的垃圾桶裡了……多麼大的諷刺！」。
如果連楊照這種曾經打算身殉民主的人都對民主感到心灰，我等隔岸觀火的看客豈不更該深思民主何價？於是又有些抱持政治實用主義的記者，乘機指出民不民主為其次，又要政府確保國泰民安，領導層清廉有為，任何制度都是可以的，正如貓捉老鼠不必論其黑白一樣。若說集權導致腐敗，難道民選的陳水扁就很廉潔嗎？正當大家都在關注台灣選舉的時候，不丹這個小佛國的第一次大選卻好像被我們忽略了。
世界上恐怕沒有比標榜「國民快樂指數」的不丹更和諧，雖也有驅逐少數民族和限制資訊自由，但大體上還是個人民生活安穩的地方。曾留學牛津大學的國王凱撒爾年輕英俊，深受國民愛戴，他一力推行民主選舉，要把百年帝制終於己手。不丹國民不只不歡迎，還感非常疑惑，「我們的國王那麼好，為甚麼要民主呢？」。
凱撒爾地把下屬大臣訓練成兩個彼此競爭的政黨，甚至命人演出一場街頭示威好叫百姓習慣民主生活(事後有淳樸的不丹國民居然受驚報警)。對於國民的不解，他的答案很簡單：「你們今天或許擁有一位好國王，但是誰能保證以後的國王也會這麼好呢？」。旨哉斯言，就算現在的政府再好，誰能保證以後的政府也會這麼好呢？陳水扁確實很糟糕，但民進黨畢竟還是給人唾棄了，不是嗎？這不就是民主選舉的自我修正嗎？
2008年3月25日星期二
梁文道：從「艷照門」看公眾人物的定義與責任
【南方都市報-宏論】我們先做一個基本的功夫，先把事件中所有的人物名字去掉，把它儘量還原為簡單的組合，再把這些組合重新拼裝起來：一個未婚男子和一個未婚女子，如果他們兩個人之間發生性行為，在今天的中國，我感覺大家不覺得算是一個問題的。
把情況再構想得複雜一些。假設這位未婚男子，不止跟多名女子上，而且他是喜歡拍照的，是不是一個道德上的錯誤呢?這要看我們怎麼考慮拍照在性行為中的作用和角色了。拍攝性行為其實很可能就是性行為其中的一部分，如果必須說哪一種性行為是道德的，哪一種性行為是不道德的，我反而覺得舉證的責任在於提出它是不道德的人身上。
假如這些男女是很有名的公眾認識的人物，怎麼辦?目前為止我看到的是一組人，在他們自願的情況下做我們剛剛描述的這些事，而他們沒有打算公開讓人參觀，也沒有打算要去宣揚他們做過的事，那麼這樣有沒有問題呢?沒有問題。但需要排除一些身份問題：比如說這個男性和那些女性都不是出家人，不是一些在社會上受到跟性有關係的道德約束的那些人，還有就是可能沒有很明顯的權利分配的關係，特別是公眾職務，假設這些人不是我們剛纔描述的這些關係。這時我們再來考慮一個問題，現在有人首先竊取了這些照片的檔案，然後把這些照片傳到了網絡上。
這兩件事跟我剛纔所說的這對男女的意願相反，他們其實是不希望這些事發生的。
那麼我們再問一個問題，這些男女對照片被竊取或者被傳有沒有責任?我的看法是沒有的。
我們現在就把名字加上去，那個男的其實就是陳冠希，女的就是阿嬌、張柏芝等人，我們把這個事件一層一層剝到最基本的狀態，然後一一還原，從剛纔的推理來看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很多人會提出一些反駁，覺得他們是公眾人物，所以我們對他們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於是我們需要考慮什麼是公眾人物。
公眾人物：一個被公眾濫用的概念「公眾人物」，甚至在整個中國境內，包括香港、台灣、澳門，使用得有一點泛濫的概念。公眾人物指的是誰呢?一般我們指的似乎是公眾熟知的，或者公眾認知的人物，這就是公眾人物。但是事實上，這只是公眾人物的一個最寬泛的定義。
有一種類型的公眾人物，他的確是要受到大家更嚴格的關注，那種公眾人物就是一種占據了公共職權，而他的言行是與公眾利益相關的。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官員，但是請注意，一個官員未必是公眾認識的。比如說，可能陝西省一個管林業的官員，他不為公眾所熟知，但他卻是個公眾人物，首先他有一些權力，這些權力是公眾賦予他的，他能夠調動一定的資源，能夠推出一定的決策，而且是會影響到公眾的。這種人就是佔有公共權力，而他的決定影響公眾利益，對於這種人我們有特別高的要求。
舉一個很經典的例子，克林頓和萊溫斯基的事，有一個觀點認為他的總統職位幹得好，愛怎麼搞是他的事。但是有一種觀點質疑克林頓有沒有濫用公眾賦予他的權力，滿足個人的需要和慾望?對這種類型的公眾人物而言，他的生活作風好不好未必是一個問題，但是一個官員被我們認為有很多情人的時候，首先要考慮的是他跟情人之間有沒有牽涉到權力和金錢的流動?如果有的話，這些權力和金錢是不是屬於公眾的?
再誇張一點講，假如一個官員被人認為，他做一些道德很敗壞的事情，但他對公眾利益的損壞，不及於長期用公款去包養一個二奶，但卻對她很有情有義的官員。可以肯定，陳冠希等人不是剛剛所說的這種類型的公眾人物，他們沒有公眾賦予的權力，他們沒有調動公共資源的權力，理論上，如果你完全不關心這些娛樂新聞，陳冠希這些事對你是沒有影響的。但是假如今天有一個官員貪污了，縱使你不關心時事，也還是會影響你，因為被貪污的金錢和權力本來是屬於你的，這就是分別所在。
現在再稍微回頭一下，有時候我們會說公眾人物不只在某一種情況下隱私權應該受限制，名譽權也是受限制的，舉一個很經典的案例。上個世紀美國黑人平權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美國一個地方的警察局長蘇利文，被紐約時報指責他下令逮捕了一批和平示威的運動人士，包括馬丁·路德·金，這位局長對紐約時報提出了起訴，最後打到美國最高法院，就是聯邦法庭。最後的判決結果就出現了一個很有名的說法，法官們認為這位警察局長是公眾人物，當他感覺到自己被誹謗時，法律訴訟的程序不能按照一般的情況來看待。民主社會里的公眾人物需要受到大家監督的，對他任何的批評，我們都應該要鼓勵，因為這是民主的基石。
當然後來我知道，也有很多人認為公眾人物的概念可以放得很寬，但這是不符合其原意的。對明星這種類型的公眾人物的社會影響問題，我覺得我們要特別的小心。
輿論傳播：存在誤區的公眾認知影響論——從錯誤的假設出發今天中國談輿論問題，談媒體問題，我們很關心的是什麼東西會帶來壞影響，比如說選秀會帶來壞影響。我想說的是，這種影響說、影響論在傳播學上是很古典的理論。事實上只是假設了我們受眾像是一張白紙，完全沒有任何背景的，不加任何自己的主見和考慮地接受這種影響，然後甚至會學習、模仿。這種理論明顯經不起事實的考驗。很簡單，我們中國過去有沒有全部人當了雷鋒呢?這是很簡單的道理，今天大家看湯唯，不見得每一個人都會變成湯唯，影響論我覺得可以休矣。
玉女論——娛樂產業的偶像幻覺名人是不是沒有榜樣的作用呢?是有的，但是作用多大，要按照不同的個案、不同的社會時期來做一些很實證、很經驗的研究才能確定的。因此，我們也不能說一個明星，他必然會對社會帶來什麼壞影響，這只是你的一種假設，而可悲的是，從陳冠希這樣的事可以發現這種假設是如此流行，更可悲的是，現在整個國家，在傳媒管理和管治的領域上，甚至有一大部分原理是建立在我剛纔所說的經不起事實推敲的，落伍的，在學術界上已經沒有人完全嚴肅的相信這樣的理論上。接下來我們要考慮的是為什麼大家的憤怒和失望比較不針對陳冠希，而是比較針對阿嬌的。
就象我們現在針對湯唯，不針對梁朝偉一樣。
我們推敲這兩個藝人的形象，陳冠希本來大家就不覺得他的形象是乖仔，而阿嬌是玉女，玉女是不應該幹這樣的事的。那什麼是玉女?
娛樂產業其實是很呆板的，比如說推出偶像，玉女是一種模式，我們假設她是不能跟性慾有關係的，最好就是讓我覺得她沒有性。
阿嬌破壞了玉女的形象，為什麼大家會那麼憤怒呢?就是覺得被欺騙了，因為你原來不是你該是那個人，本來明星是一種社會文本。現在的問題是阿嬌這個明星文本，給我們的含義被鐘欣桐這個活人意外的行動破壞了，所以覺得很不可接受。
為什麼我們這個社會需要玉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喜歡玉女的情慾被壓抑，其實是自己慾望的維護和發泄。就像是今天中國一些大款常常被人揭穿，說他們找妓女時，喜歡標明要處女，這和我們對玉女的慾望是很接近的，她應該是一個處女，正因為是一個處女，我對她的慾望才特別的強烈，我覺得自己特別有權，我覺得自己特別站在上風，我覺得自己處於宰製的地位。這些細節，我們先不去討論了。這件事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當然是社會的反應了。
公眾立場：並不穩固的道德高地媒體——手段濫俗的傳統衛道士首先是媒體的反應，香港大部分的媒體在形容這批照片的時候，不是叫艷照，而是叫淫照。這個淫明顯是有一個價值的偏向和含義。一開始香港媒體就把這件事定為淫照的時候，接下來故事的大致邏輯發展、情節安排就已經可以預見了。既然這批照片是淫照，肯定有一些人就很淫了，很淫的人是誰呢，大家就要追查了，看他怎麼個淫亂法和淫蕩法。香港媒體更進一步地指出，這一批藝人是多麼的虛偽和無恥，原來私底下會幹這樣的事，天天指責他們虛偽，天天這麼處理。
這一點再次證明我對香港媒體一直以來的判斷，大家都覺得香港媒體特別混亂，香港的狗仔隊非常厲害。比如說女星下車時狗仔隊怎麼拍照呢，不是正面。而是兩幫記者，一幫是從上面拍，是為了拍女星的乳溝有沒有露出來；還有人就是從下面拍，是看你的裙底。但是我一直覺得香港的媒體其實發揮了社會上很重要的道德把關的地位。
香港社會歡迎這樣媒體的存在，這正顯示出香港是非常保守的社會，我們透過這些新聞是為了讓我們顯示我們的社會的道德水平還在我們的手上，還是很高的。
而我們比起這些藝人還是很高尚的，藝人在香港社會發揮的作用，就是能夠讓大家把他們踩低，鄙視他們，以顯示香港市民的水平之高。香港娛樂界在香港不是讓人仰望的東西，是鄙視的，他們可以有錢，但是我們可以在道德上比他們優越。我們有時候看貪官，那麼有錢，原來人那麼混蛋，雖然會憤怒，但是隱隱約約是有一種快感的。我發現大家在罵的時候特別痛快，私底下大家聊貪官貪污腐化時，都是帶有笑意說的。
網絡——在曖昧的公私領域之間我們再來看最後一個麻煩的問題，就是網絡的問題。今天的網絡世界對我們的社會帶來了很大的衝擊，但是我們的社會還沒有準備好怎麼去迎接它。舉一個跟艷照門事件無關的例子。前一段時間有一位教授因為被批評，而「撕下臉來做一回禽獸」，在網上用粗言穢語去罵，很有趣的地方是他不是在學術期刊上罵，而是在網絡上、博客上。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明我們今天網絡語言的特性。
現在法律很重要的基礎就是公跟私的區分，而網絡世界就有很多處於公和私之間曖昧的性質，比如香港警方認為在網站的論壇上分享陳冠希的照片，就是侵犯隱私，但你是朋友可以傳，不過在網絡上，不是那麼清楚的，因為在論壇上我們大家都會有討論發生，會有互動發生，會建立某種關係。
所謂的「艷照門」事件，當一上網之後，網民不覺得自己犯錯了，不會認為我傳照片不對，因為這是大家的，沒有所謂私人的概念，大家都不覺得這是侵犯隱私。正如平常不覺得在網上免費看電影，就是侵犯版權一樣。但是很快問題就會產生，如果有一天在網上傳的不是陳冠希的照片，是你的照片呢?理論上，我們今天任何一個人，隨時都是暴露在公眾的眼光下，某種程度上，我們今天都已經是君子慎獨的時候，任何時候我們都是被監督和監視的，「艷照門」事件對我們最大的提醒，就是從今天開始，每一個人都應該分外小心自己隨時處於他人的目光下，而且我們已經沒有隱私可言了，在這個社會，我們怎麼應對和處理這個情況呢，其實我們仍然沒有任何一套方法，甚至是一個基礎的原理去解決這個問題。
2008年3月23日星期日
梁文道：哲學的微笑（學哲學的目的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對佛教開始產生真正的興趣和好感，緣於多年前的一趟博物館之旅。當時在微弱的燈光之下發現一尊尊觀賞佛像於四週的黑暗中漸次開出點點幽明，整個人就彷彿被送進了另一個世界似的。然後我注意到了他們臉上的微笑，那種笑就像照在他們身上的燈光，介乎有無之間；儘管細微到近乎不存在，但卻又決定性地轉變了一切；難以形容，唯中文裏奧妙的「幾」字可以傳其神，「知幾其神乎」。雖然之前也讀過幾部經論，約略知道點佛學的基礎常識，但我始終迷惑於那種笑。他們到底在笑什麼呢？在那一雙雙閤上的眼皮後面，他們究竟看到了什麼呢？
哲學曾經是一種生活的方式。所謂蘇格拉底的哲學，不只是他和別人對話的方法與其間隱含的辨證邏輯，也不只是他在對話中提出的種種理論，更是他不立文字浪跡街頭四處與人閒聊的生活方式。哲學從一開始就不是種書面的研究，還是一種過日子的辦法。只不過我們後來都忘了這點，把它變成遠離日常的艱深遊戲。當年在大學上關子尹先生的課時，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訴我們，即便是很多人眼中的蛋頭學者康德，也不忘區分「學院意義的哲學」（philosophia in sensu scholastico）和「入世意義的哲學」（philosophia in sensu cosmico），並且以後者為尊。
既然哲學的目的是對準人生的處境，解開其中疑惑，使我們能夠過上一個經過思慮的明智人生；那麼它能幫我們處理人世最大的難題，幫助我們面對死亡嗎？關子尹先生《語默無常》裏最叫人動容的一篇論文是〈說悲劇情懷〉。親歷過喪子之傷的關先生說：「今且設想一個具有一定的哲學修養的人自己生病，並知自己命不久矣，則其哲學智慧自然應該產生某一定的力量」。蓋古往今來，東西哲人談論死生者不知凡幾，我們總能在其中找到產生力量的資源。可是「今設想患病的不是我自己，而是自己的至親，而罹患的病又已到了藥石難奏的關頭，則情形便如何呢……」。
很令人沮喪，關先生居然發現「如果身罹苦難的並非自我而是我的親人的話，則就算我一己把問題如何想通亦無助於親人身心痛苦的解除」。然後我們就會發現哲學原來還是無力的。一個人若投哲學以巨大信心，以為它可以解開世間種種困厄，偏偏卻在最需要它的時刻才明白它的局限，他的無力和空虛必定難以承受。
不過，正是在哲學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你才能看到它的本質和它的作用。關子尹先生引西班牙哲人烏納穆諾（Unamuno）的說法，把這災難的一刻形容為「理性的懷疑遇上了心靈的絕望」，而「它們的邂逅讓我們找到一個新的（懾人的）基礎，在這基礎上我們或可重新找到安慰」。簡單地講，就是在去除了對哲學無所不能的幻想，放棄了對理性的過大信心之後，我們才能合宜地為哲學與理性劃出界限。就像明知人有一死，我們反而更珍惜生命一樣；知道了哲學的限制，我們才「更能甘之如飴地欣賞哲學點滴慧解給我們帶來的安慰」。
更巧妙的是，不再執於對理性那種凡事皆有解答的迷信之後，我們反而可以更超脫地擁抱人生必經的苦難。這時候，微笑就出現了。
關先生很欣賞德國學者佩里斯納（Helmuth Plessner）的《笑與哭》，認為笑與哭這兩種極端的情緒表達形式其實都是人類理性無能的反映。遇上不可解的荒誕，我們哈哈大笑；遇上不能避的痛楚，我們嚎啕大哭。可是哭笑畢竟不是常態，真正在人我關係中起主導作用的，其實就是微笑。「如果哭、笑是所謂『激情』的話，則微笑可說是『柔情』」，乃人類最蘊藉最富深義的表達方式。「微笑基本上雖然是一種情感，卻能和赤裸澎湃的激情保持距離」，甚至和「表達」本身保持距離。一個微笑，代表的就是把種種情感安置於一「自制的距離」。「在生命中許多如窘迫、羞辱、悲傷、苦惱，和絕望等處境裏，微笑都透顯出一超脫的可能」。
學習哲學，如果學到了一個了知其局限的境界，知道命運的不可抗拒與理智的無能為力，我們或就能測量其間的鴻溝，越出情理之上。雖在人世，又與世間一切相隔，從容而有進退餘裕，這是不是佛像臉上的微笑呢？
2008年3月21日星期五
梁文道：穿皮草還是不穿皮草（和解的必要．三之一）
【明報-筆陣】2006 年，達賴喇嘛在印度舉行時輪金剛灌頂法會，他在會上批評當今藏人喜好皮草的虛華作風不僅庸俗，而且有違佛教義理。幾天之後，西藏各地就有人紛紛公開焚燒價格高昂的豹皮外衣狐狸帽子。當地官員大為震怒，認為這是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藏獨分子的精心運作」，然後下令藏人要重新穿上皮衣，因為它們證明了黨的德政使大家過上了好日子，甚至以穿不穿戴皮草來檢證大家的「政治覺悟」（關於這次事件的詳情，可以參見西藏作家唯色的《看不見的西藏》）。
這樁近乎鬧劇的事件可以用來說明兩個問題：一是北京為何在國際民間外交的戰場上佔不去達蘭薩拉的上風，二是流亡在外的達賴喇嘛為什麼在藏人心目中仍然享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
善用軟實力達賴贏得共鳴
先談第一點。現在恐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膽敢得罪中國，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的地位。但是在民間社會的層面上，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對大部分西方人而言，達賴喇嘛甚至可能是位比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還要受歡迎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極少談及本篤十六世關心的墮胎和「性氾濫」等很容易被人批為保守的議題，他的主題一直是和平、寬容、理解和慈悲，所以就算不能贏得所有人的支持，至少也沒有多少人會對他有惡感。
為什麼每次西藏出事，每次有藏獨的集會遊行，我們都會看見一大群演員、名流、作家和知識分子站出來支持他們？相反地，支持中國政府的「國際友人」這時都到哪裏去了呢？簡而言之，這就是所謂的「軟實力」了。對很多人來說，達賴喇嘛代表了一套美善而完整的價值觀，他對西藏的種種訴求則符合了當今人權觀念的整個論述。再赤裸點說，大家會覺得聲援達賴喇嘛是為了「義」，給中國面子反對分裂則是為了「利」。
再也沒有比06 年「皮草事件」更好的例子了。達賴喇嘛的主張不只出自慈悲，更與流行的動物權益運動若合符節，國際進步青年聞之莫不稱善。反過來看，而藏地方官員竟然為了抵制達賴喇嘛的影響，不惜違反世界潮流和保護野生動物的國家方針，要求藏民重新披上動物的皮毛。其間高下實不可以道里計。
欲解死結須先放下偏見
比起這點，第二個問題或許更令北京憂心。達賴喇嘛人在印度50 年，其一言一行在藏區竟然還有如斯巨大的影響力，原因究竟何在？近日的藏區紛亂，官方一直強調是「達賴集團」在幕後精心策劃出來的，我以為這個說法必須好好分析。首先，所謂「達賴集團」指的其實不一定是達賴本人。凡對西藏問題略有所知者，都知道「西藏青年大會」才是流亡西藏人中的激進派，他們的勢力龐大網絡周全，雖然奉達賴喇嘛為尊，但也公開批評過達賴的非暴力主張，二者潛存矛盾。我們目前雖然沒有足夠資訊研判內情，但最近的事件卻不一定就是達賴本人指揮煽動。反過來看，達賴那番若藏人暴力活動持續他就要退位的聲明，則有可能是對「西藏青年大會」等激進派的反制施壓。
然而，不管有沒有人策動藏人上街，也不管策動者是誰，中國政府首先該問的是何以它在過去數十年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使西藏年均GDP 每年皆有超過10%的增長，竟還有許多藏人深懷怨憤，隨時就能人手一面「雪山獅子旗」呢？以我個人所見，這甚至是不少漢族知識分子都感到難以理解的，他們有的相信官方主流論述，認為共產黨把藏人從神權統治下的農奴制解放了出來；有的則覺得漢地各省長期以來勒緊自己的褲帶對西藏施行慷慨的「對口援助」，藏民卻毫不領情，一翻臉就不認人，甚是奇怪。
關於西藏的歷史，北京和達蘭薩拉各有一套說法。前者強調老西藏是塊大部分人充當農奴的黑暗土地，是共產黨一手把它帶進了光明的現代社會。後者則將西藏描繪為一個牧歌般的和平桃源，沒有爭戰只有靈性，是無神論的共產黨摧了這一切。
平心而論，兩者都各有偏頗，不足為信。西藏確曾是個農奴社會，1951 年前，光是三大領主經營的莊園竟然就佔了全藏可耕地的62%，其中又有37%為寺院所有。
大部分平民都要在耕作之餘替領主服終身勞役。不過這些農奴的實遠非中文裏的「奴」字所能概括，雖然身分是「奴」，但他們的物質生活卻不一定很差，所以在「劃成分」時才會出現了「富裕農奴」這麼古怪的類別。西藏確實也是個佛國，出家人所佔的人口比例舉世罕見。只不過和任何俗世社會一樣，以前的西藏也少不了各種心鬥角、貪污暴政甚至高層僧侶間的政治暗殺，與完美的世外桃源相去甚遠（詳見王力雄《天葬》、Melvyn Goldstein 的經典巨著《A History ofModern Tibet 1913-1951》（中譯《喇嘛王國的覆滅》） 及《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在中國以外的地區，田園版的西藏故事廣為流傳，我們姑且不論；在中國以內，黑暗版的西藏故事則深入人心，許多人至今不疑。要了解藏民的憤怒和不滿，漢人就必須先擺脫以往的刻板偏見。要促成最終的民族和解，中國政府就不能只是對藏區下工夫，也要在全國教育和文化政策上做出根本的改變。
梁文道：戒酒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原來戒酒就是這麼一回事。
不是因為自己常常喝醉，也不是為了身體健康著想，只是為了修行。佛教叫人戒酒原來是很有道理的，喝過酒之後，坐禪固然坐不成，就日常言行也很難保持時時覺察，刻刻正念。於是我開始盤算，應該找個時機把酒戒掉。
機會來得真快。一位初相識的朋友請飲，我遲到，才進門就聞到一股酒香，原來座上人人都正在暢飲中國白酒。一聞到這濃烈的味道，腦子裏就浮起一片昏沉靜坐不寧的景象。我立刻告訴自己，這就是我最後一頓酒了。有沒有開懷暢飲，好讓我的飲酒生涯終結於一場酩酊大醉？沒有。有沒有高聲宣告，好讓席間友好替我見證慶祝呢？也沒有。我只是靜靜地在心裏許諾，表面上一切如常，讓乾杯的還是一杯幹掉。到了該走的時候，我們甚至喝不完一瓶酒，只好請主人家帶回去留著下次喝。下次？
宴罷，一夥老友轉去別處喝茶閒聊，這時我才告訴大家剛才那幾杯就是我一生人中的最後幾杯酒了。老友們先是愕然，而後為我慶倖，他們說：「如果那就是你最後的酒，也就真是不枉了。」
那天我們喝的是1996年在遼寧省錦州挖掘出來的古酒，原來儲在大型的木酒桶裏，後來才裝瓶拍賣。價格多少？清朝道光二十五年的貢酒，一百五十餘年的歷史，一大部分被列為國寶放進了博物館，你說它值多少錢呢？
回家之後，看見這兩年到處搜羅回來的幾十瓶威士卡，感覺很奇怪。多年以來，我每晚都要來點威士卡，一邊聽音樂一邊飲酒，自以為是風雅的習慣，也培養出了鑒別威士卡的品味與愛好。真沒想到一夜之間，這幾十瓶酒居然成了和自己一點關係也沒有的東西。
對了，就是那種與己無關的感覺。酒稅減多少，葡萄酒還能便宜多少，這已和我無關。餐廳寄來的品酒宴資料與我無關，新發現的優質酒莊與我無關。想起還沒和劉致新兄好好品過酒，他要是知道了，大概也沒興趣再邀我飯聚了吧。甚至酒吧的歡樂時光，一年一度的啤酒節，一直嚮往但始終未得一嘗的布根地酒王，這一切一切都與我無關了。
這樣的感覺真好。你看著有人在夜半的街頭醉酒叫囂，有人在為一瓶酒的配菜煩惱，你認識所有驅動他們的力量與規則，但那些力量與規則卻不再認識我了。沒想到戒酒竟是如此地輕鬆，如此的自由。請不要誤會，我現在一點也不厭惡酒。要是厭惡，就表示你對它還有愛憎之心，不是愛就是恨，一塊硬幣的兩面。我只是和它沒關係，整個欲望都被拔除掉了，如此而已。
2008年3月19日星期三
梁文道：電影院裏的領悟
【am730-觀念】儘管這已是個在電腦上看電影的年代，但是我們仍然有去電影院的理由。
去年一連走了好幾位傑出的電影人，所以今年的香港國際電影節就為楊德昌和英瑪．鮑曼做了兩個小小的回顧特輯。可惜，或許是時間的理由吧，他們來不及紀念安東尼奧尼。雖然我很佩服英瑪．鮑曼，雖然我懷念楊德昌，可是安東尼奧尼始終是最令我揪心的導演。很多很多年前，我和一名女子去戲院看安東尼奧尼的《蝕》(L’Eclisse)，於是我倆之間，沒有發生任何事，後來連普通的朋友也做不成。
《蝕》被認為是安東尼奧尼早期的「三部曲」之一，描寫現代人的存在處境，冷峻而疏離，恍如荒漠。片子一開始，我們就看到一對愛人分手的場面。天亮了，他倆已然談了一夜，空氣中只有沉默與疲憊。飾演女主角維多利亞的莫妮卡．維蒂(Monica Vitti)帶著她招牌式的迷離眼神，不知教曉了多少男人關於女子之不可測。不管他的男主角是問她還愛不愛自己，還是問她何時開始生變，她的回答都是不知道。
男子或者負氣呆坐，或者忽然強裝紳士要送她回家，她都是一臉無所謂地停留在自己的世界裏。那是個甚麼標準的世界呢？不知道。煙灰缸跌落地上，電風扇獨自轉動，黎明的晨光照出的則是蒼白的景像。
《蝕》的結尾，是電影史上最著名的結尾之一。維多利亞與亞倫．狄龍(Alain Delon)飾演的股票經紀皮耶羅發展了一段且進且退欲拒還迎的關係，二人最後相約晚上八點在老地方見。所謂地方，就是市郊街角一棟興建中的房子。整整七分鐘，我們看見建築物上的竹棚被風吹動，鐵皮水桶漏出的水流向路旁暗角的溝渠，巴士來了又走，下班的人面無表情地下車，等車的人無聊地四處張望，工地上的建材層層疊疊；然後路燈點亮，一切就結束了。沒有對白，皮耶羅和維多利亞也沒有出現。本來作為背景的「老地方」取代了演員，成為真正的主角，然而它卻是如此地空洞無情。所有發生在這種背景之中，充斥了這空間的現代城市之中的感情，應該也會和它同調，甚至為它吞噬，沒入虛空。
電影結束，戲院突然一片光明，疏落的觀眾靜靜地站起，離去，遁進夜裏喧囂的街道，像是一群從銀幕裏走出來的演員。那名女子和我也沒有說上幾句話，彼此甚至不再提起原來的宵夜計劃，只是互道晚安，然後各自回家。
後來，我一直把這段友誼看成是一部電影的註腳。如果不是安東尼奧尼的《蝕》，如果我們不是在戲院裏看這部電影，我們不會這麼快就領悟到這個時代並不適合浪漫。
2008年3月17日星期一
梁文道：無奈
【am730-觀念】我要向康文署道歉，因為我錯怪了他們。
前兩個月我在這裏說過一個小故事，關於我家樓下的土地問題。這是一條小村，曾經世代務農的村民見到一大片空地，就忍不住自己闢出了幾方田圃，有花，有菜，有果樹。平時一片綠意，收成時五彩紛陳，煞是好看，連我們外姓住客都覺得怡人，佩服村民手上的功夫還在。
然後來了幾個氣勢洶洶的公務員，與村民理論一番後強行動工，把已經長得很不錯的植物連根拔起，理由是村民霸佔了公眾休憩用地。
先不說我等「公眾」覺得這到底算做霸佔還是美化，你們那幾位公務員替我們奪回公眾休憩用地之後，可有做出任何有利社會的事嗎？沒有，他們既沒有裝設椅子之類的休閒設施，也沒有再種些觀賞植物，他們只是在菜圃原址填上厚厚一層石屎。於是一切打回原形，我們的村子又回到一大片水泥地荒涼景象了。
上回我說他們是康文署職員，原來不是，後來我才發現那幾位官威十足的家伙是地政署的人。對！就是那個允許地產商霸佔公眾休憩用地好幾年，還讓他們租出公地牟利並且驅趕休憩市民的地政署。
就是這個地政署，不知在新界多少條人煙稀少的小村落裏為市民討回公產，破壞原居民的植物「僭建」，還大家一塊無聊的空地，除了讓太陽曝曬，就再也沒有別的用處。
也是這個地政署，不知在銅鑼灣時代廣場之外還放任多少財雄勢大的地產商，任他們割據本來屬於公眾的市區空間，迫使本已密集的人流更無喘息空間。如果這不叫偏袒大地產商，壓迫小市民，它還能叫做甚麼呢？從法律上講，我那條小村的原居民與時代廣場的業主都犯了法，但是他們得到的對待卻是如此不同。究竟我們的公僕是憑甚麼標準去決斷何者該受懲治，又是依照甚麼理由去選擇採不採取行動呢？
我又想起不少行山晨運客的故事，他們有時會在每天行經的山道旁架一座神龕以保平安，甚至會在亂草叢中開出一苗圃養花自娛。一群老先生老太太就是這樣打發他們的清晨時光，散完步做完運動，就聚在自己經營的小空間裏開水煮茶，賞花閒聊。當然啦，這也是霸佔公地。於是地政署又來了，老人家只能一臉無奈地站在一旁看著工人摧毀自己的心血。
我想那些曾經被時代廣場的保安趕走的年輕人，他們當時的表情大概也是如此。
2008年3月16日星期日
梁文道：讓哲學動起來（學哲學的目的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有一天，一定是因為自己正處於極端自悔與自疑的處境，看滿屋子的書，竟然生起無邊的陌生感。我突然覺得，就算讀了再多的書，畢竟是和自己無關的。回想二十多年前，之所以開始對哲學感到好奇，無非就是想知道生命的意義，做人的法度。然而，現在的我雖然裝了滿腦子的資訊和概念，卻又有那一天嚴肅認真地做到了「吾日三省吾身」呢？蘇格拉底有一句所有哲學學生奉為金石的名言：「未經檢討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空有許多關於人世的零碎知識，檢討人生的方法和原則，卻從未切實地檢討過自己的人格人生，讀書又有何益？越多的知識，有時候只不過是越大的邪惡罷了。
唸大學的年代，我很瞧不起一些滿嘴「生命」的學長同學，覺得他們把哲學變成了膚淺的心靈雞湯，懷疑他們一定是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的無知之輩，所以還戲稱他們為「生命佬」。在我們一圈人的心目中，只有鑽研典籍沉醉理論才叫做真正的唸哲學。所以我們都很喜歡上關子尹先生的課，因為他不只淵博廣識，治學講學的風格更是力求清晰嚴謹，很接近我們想像中的學院派形像。雖然先生那時已經總是在他的課堂和論著中提醒我們哲學究竟是生命的學問，但我對學問的興趣還是要比生命濃厚。隨他讀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與海德格《存在與時間》，直如走進花道上，一路美景叫人渾然忘記了自己起步的目的。
關先生後來慘遭喪子之痛，似乎有點消沉，輟筆數年，我們一方面為他憂心，另一方面竟很沒良心地感到可惜，怕華語哲學界自此少了一位令人仰慕的良師。可見我這時根本還不知道哲學的目的是什麼，更不知「慈悲」為何物（關先生曾以英文的compassion表達那種「與病者共話彼此情感的真摯，共同激勵面對厄運的勇氣，共同於苦難中找尋存在的價值」的真正同情。恰巧英語世界常以compassion一詞去翻譯佛教所說的「慈悲」，com加上passion，乃實實在在的同情共感）。
關先生的公子翰貽辭世十年，先生才正式出版一本文集悼念。《教我心醉──教我心碎》，表面上看「流於傷感」，其實不啻為一趟自我的「哲學治療」。可是，生離死別等種種巨大苦難，真是哲學治療得了嗎？假如哲學修養精湛如關子尹先生也無法承受至親的逝去，並為此「消沉」達數年之久（所謂「消沉」，指的是不想碰哲學研究），我們還能指望哲學給我們什麼指導呢？
正當我被重重問題包圍，陷入自我否定的時候，恰巧又讀到了關子尹先生的新著《語默無常──尋找定向中的哲學反思》。大家不要以為這只是本很專業的哲學書；也不能輕信關先生的自謙之詞，以為這本一下子解讀甲骨金文和《周易》，一下子又突然說起大腦左右功能的文集，真的駁雜到不可經緯以範之的地步。極簡單地說，這本書其實可以告訴大家哲學到底是什麼。
很多人都知道，「哲學」一詞翻譯自「philosophy」，而「philosophy」的字面意思就是「愛智之學」。但中文裏的「哲」字又該作何解呢？關先生在全書第一篇論文〈從「大克鼎」和「史牆盤」中的「哲」字看哲學〉別開生面地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說法。首先他發現古人寫「哲」這個字，有好幾種寫法，「質」、「誓」、「悊」都是以同音假借的方式表示「哲」的例子，而折斷的「折」就是這麼多種「哲」的共同元素了。其中玄機在於「折」這種本來很具體的活動可以引申出「斷疑」、「明辨」等抽象的概念。先生以類似海德格式的語源學方法，推論出「哲」的原始意義就是判斷和抉擇，就是明智地分辨對錯和選擇是非，好比把一綑茅草折斷一樣。
不僅如此，「哲」還可以當做動詞來用，例如西周青銅器銘文裏的「克哲厥德」，意思是「能於種種處境之中藉斷疑和選擇以實踐自己的德行」。《爾雅》訓「哲」曰：「哲，智也」。哲學不單單是研究智慧的學問，更是智慧地下判斷。今人多把哲學當成書面上的玄奧課業，是學究才會幹的特種行業。實則它該是解決「生命中的惶惑、人類社會上種種不合理的現象、人類存在的種種危機」等疑難問題的功夫。如果我們只是把哲學當成辨析概念的遊戲，這就真是智慧的淪落了。
2008年3月14日星期五
梁文道：互聯網上的電影節
【am730-觀念】我們對電影的要求變得越來越低了。我可不是說我們不再在乎一部電影拍得好不好。而是我們不再關心用甚麼方法去看一部電影。今天當一個人聲稱自己看過某部電影，他的意思可能是在錄影帶、VCD、DVD乃至於電腦的上傳輸中看過這部片子。
然而，在黑暗的戲院看一部由底片投射至銀幕上的電影，與在光亮的環境下透過電腦屏幕斷斷續續地接收訊號，這兩種狀態難道就真的沒有一點分別嗎？
用不著爭論，因為大勢如此，由不得人，上的電影觀賞的確正在取代戲院。於是，連電影節的存在價值也變得相當可疑了。假如我們能在網上看見大部分的電影，隨心所欲地控制自己的時間和環境，甚至連今天看不完一套片子，明天再接著看也不覺得有甚麼問題的話，我們還有需要辛辛苦苦地在電影節那段日子裏過著每天趕三場的生活嗎？
舉一個例子，今年的香港國際電影節為美國前衛電影先行者馬雅．戴倫做了一個小專題。這位偉大的導演，過去要看她的作品可真不容易，連DVD也很難碰得到。可是自從有了互聯網之後，你不只可以很方便地訂購光碟，後來甚至能在一些博客上免費下載。
最近我試著在Youtube鍵入她的名字，居然也走出了十多條短片。既然如此，我還有必要在下了班之後以劉翔跨欄的速度衝過重重障礙趕到戲院，還用得著犧牲陪伴家人寶貴時光嗎？假如我不在乎觀影經驗的素質的話。
美國獨立電影的老大哥辛丹斯(Sundance)，近幾年來一直有在網上公映部分參展影片的傳統，今年突然宣布要縮小它這個網上電影節的規模。但這並不表示在網上看電影變得不流行了，恰恰相反，正是因為網上電影開始產業化，辛丹斯的做法會損及製作者和itune等網絡影音中介商的利益。
與此同時，網上電影節的潮流正是方興未艾。除了幾個老牌之外，根據最一期的《綜藝》(Variety)雜誌，美國一份女性雜誌自辦了一個「魅力電影節」(Glamorousfilm.ev)，集中介紹一批女性導演的短片，宣揚女性電影工作者的力量。同類活動的增加，還代表了技術上的改變，那就是電影的數碼化了。
使用簡易數碼器材拍攝的電影，理論上是不一定非要在戲院觀賞不可的，說不定網絡反而是更適合它本質的環境。這是否意味著某一天底片漸漸被取代之後，電影節的門庭會變得更冷落呢？
梁文道：嗅覺的語言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
聞一聞這篇文章
判定這是個嗅覺淪喪的時代，或許不大公平，因為無數香氛產品的出現，正正表明許多人開始重新發現氣味的存在了。更不用提有人提倡「香道」，將古人聞香的雅好復活過來，讓參與者甚麼都不做，專心一致地聞香。同樣地，在美食領域裡面，似乎也有一場香氣的文藝復興運動，其主幹就是美酒的欣賞了。
欣賞葡萄酒若想有進境，是不能不受點訓練的，而其中一種訓練工具叫做「香氣輪盤」（AromaWheel）。顧名思義，它就是一個飛鏢靶式的輪盤，一圈圈由裡到外，內圈是基礎，外圈是細節，學生可以順著鑑別自己聞到的酒香，然後把它記下來。舉個例子，內圈的基礎香氣有一格叫做果香，當學生知道甚麼叫做果香，知道果香和花香的分別之後，就可以昂首挺向下一圈細分果香的種類了。然後我們會看到熱帶水果、人造水果、乾燥水果、煮熟水果及常見水果等幾大類，當你連這幾類都掌握到了，就不妨再從常見水果一欄裡區分出蘋果、梨、桃和杏的不同……。
這種分類方法好像很系統，但是要認真學習起來，可一點都不容易。尤其如我這種因為吸煙過多導致嗅覺能力受損的人，更是至今都搞不懂甚麼叫做「微生物」味，偏偏它還是七大基礎香氣之一！
嗅覺最大的吊詭是它一方面似乎是記憶寶庫的門匙。（聞到一件舊毛衣的氣味，可能會讓你想起一段逝去的戀情），另一方面卻又很難記得清清楚楚。大部分人都記得住顏色的分別，起碼這是我們自小要學的常識；可是就算你上過品酒課，一開始還是很難記得清杏和桃的差異。原因可能在於人類用來形容氣味的語言不夠抽象而且太過含糊。看看前述的香氣輪盤，你會發現所有氣味的名字都來自類比，和顏色的命名原理截然不同。白色、藍色和紅色全是抽象的概念，反而清晰好記；橘子味、青草味與泥土味則是比喻的，你一定要先弄明白泥土到底是甚麼味道，才能準確無誤地在一團模糊不定輪廓不明的氣息中把它辨認出來。
沒有人會否認人類文明基本上是屬於視覺的，所以我們可以用文字來溝通；相反地，就算第一流的香水師也沒辦法把氣味編寫成複雜的語言。你可以想像我這篇文章不靠文字，全憑氣味就能把它的意思表達出來嗎？就算我能，你也「聞」不懂吧？所以自古以來，哲學家就很瞧不起嗅覺，認為它是低等的肉體的，完全不能和更貼近「心靈」的視覺相比。
食嘢其實係食空氣
人類全部的基因體有百分之三是用來辨識氣味的，理論上我們可以聞出一萬種不同的氣味。但是有科學家估計，在總數超過三萬的嗅覺基因裡面，至今仍然發揮作用的可能不到四百個。也就是說人類的嗅覺能力真是退化了，而它本來該是很厲害的。
科學家很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了。達爾文就曾說過，這是因為人類站直了，眼睛可以看得更遠，不用像貓狗那樣老得低著頭四處嗅聞。視覺代替了嗅覺的大部分作用，是演化的結果，表示人和大部分嗅覺發達的哺乳類動物的真正區別。最近幾年又有些科學家發展出一套我十分喜歡的說法，他們發現大腦裡頭原來用作感覺氣味的區塊好像被處理語言的組織佔據了一大部分。意思是人類既然要發展語言，嗅覺就非得犧牲不可了。
我喜歡這套說法，是因為它似乎可以說明為甚麼我們用來形容氣味的詞彙會如此貧乏，而我向來認同人類感受能力與語言有關的理論。我們能夠分得出不同的顏色，不是因為青色和藍色本來就存在，而是我們有足夠的語言去把它們從原來連續漸變的色譜中精確地區分出來。同理，我們沒辦法在空氣中散播的一股氣味裡分辨其中的不同，是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字眼。
人類的語言很不精確，所以一直有人夢想一套最精準無疑的語言，例如數學和邏輯。那些相信科學萬能的人認為我們可以用這類最合科學原則的嚴謹語言去表達整個世界。而今天最有機會去拯救我們遲鈍嗅覺的，或許就是食物的科學了；我指的正是分子美食學。
開發分子美食的科學家發現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我們人類在吃東西時感受到的滋味只有百分之二十來自味蕾，其他百分之八十全部是嗅覺的功勞。於是他們開始研究氣味在飲食經驗中的角色，並且把研究結果交給廚師去實踐。
舉一個實例，英國「肥鴨」餐廳的傳奇主廚Heston Blumenthal有一道聽起來很古怪的名菜：白朱古力配魚子醬。很多食客都覺得這道菜美妙，但又真的妙不可言，頂多就把它好味的原因歸結到甜配鹹零舍正這種傳統說法。其實它真正的訣竅在於氣味。學者們認為如果把兩種具有相同揮發性化學物質的食物放在一塊，它們加起來的氣味肯定更強烈，如果那是很好聞的化學物質的話。
白朱古力好味的原因之一在於「胺」，很多鹹的東西也含有「胺」，所以理論上把朱古力配上些鹹的東西應該是不錯的。像新潮化學家多於像傳統廚房佬的Heston Blumenthal，就是在這項科學發現上加了自己的創意，拿朱古力搭配鹹鹹的魚子醬。當然啦，你不一定要用魚子醬，只不過魚子醬是天然鹹味食品之王；你也不一定要用白色的朱古力，只不過白朱古力撞上黑色的魚子醬看起來很刺激罷了。
這個例子再次說明了，所謂分子美食絕對不是一堆古怪的儀器，更不只是把食物弄成變形金剛的奇技淫巧。它的一切全都建立在認真的科學基礎之上。
很多人都不能接受分子美食中最極端的「空氣菜」，比如說侍者在你面前刺破一個氣球讓你聞一聞那裡頭的味道。甚麼都吃不到，這也能算是菜嗎？可是，當你曉得「吃」的愉悅原來有八成來自氣味時，你或許就能欣賞廚師這種重新定義吃為何物的革命手法了。說不定哪一天當分子美食真正普及開來，真正平民化了，我們的鼻子就能重生，可以在吃東西的一瞬間讚嘆：「啊，這股『胺』味真是不賴！」。
2008年3月13日星期四
梁文道：恐懼中國
【明報-筆陣】恐懼「外部勢力」也恐懼「赤色中國」香港政治常常困處於兩種恐懼之中。第一種是對「外部勢力」的恐懼，延伸了當代中國意識形態裏那股揮之不去的防外陰影，總是以冷戰結構看待國際關係甚至任何常態的人我往來，覺得外頭有種「亡我之心不死」的秘密力量。於是李柱銘等人去美國見幾個政治人物，在《華爾街日報》上寫篇無關痛癢的文章，就全成了裏通外敵的漢奸罪證了。第二種則是對「赤色中國」的傳統恐懼，也就是俗稱的「恐共」了。所以強調「赤色中國」，是因為它提防的範圍有時甚至超越了中國共產黨，遠達中國全境。
有一位堅決反共的朋友知道我也在大陸的報刊發表文章之後，就有點驚訝略帶鄙夷地問我「是不是也『轉』了」。尤其當他發現主辦那些報刊的報業集團原來都是廣東省委的下屬機構時，他更是訝異，認定他們全是黨的喉舌。「喉舌」？我想起那些努力地在有限的空間底下挖掘更多機會，在每天都會收到「指示」的情形裏艱困開拓前路的大陸同行，他們年輕的臉孔，他們的激情，他們的無奈與他們的微笑。「喉舌」？
又有一次，我在一場演講裏介紹大陸體制中的改革派與無數在灰色地帶中摸索前行的非政府組織。之後，一位聽眾很不客氣地提出挑戰﹕「你說了這麼多，但還是掩蓋不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中國沒有言論自由沒有結社自由。中國始終還是那個中國。」對，中國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還是處於嚴重匱乏的狀態，但難道這是那些有心人的責任嗎？你以為他們是在何種處境裏工作？又是為了什麼而工作呢？難道簡單一句「不民主不自由」就能抹煞他們的所有付出嗎？你究竟期望什麼？革命？
對懷抱這種恐懼的人而言，中國政府還是那個全能主義的大政府，其他人無所逃於天地間，全在其籠罩之下。所以一個在報刊裏盡心經營不同意見的編輯始終逃不掉身為喉舌的命運，那幾千名在廈門街頭「和平散步」抗議化工廠污染的市民在這些人眼中究竟還是白費工夫。所以中國還是一團龐大的暗雲，假如我們不能改變它，那至少得自求多福，慎防它的接觸和滲透，彼此之間需要一堵嚴實的防火牆，讓彼此上不去下不來。
再不客氣點說，香港政壇中的一部分人及其支持者有時也感染上了這種「赤色中國」恐懼症。他們一方面以為除去少數被人軟禁甚或身陷囹圄的民運人士之外，中國再也沒有值得支持鼓勵的人了；另一方面則以為理解中國的關鍵詞就是極度簡化的「民主、自由和法治」，視自己為高高在上的判官和導師，無論中國出了任何新聞，一律套上這些關鍵詞就是。於是某市的城管打死人，就一步到位地指出它的終極原因在於沒有民主和法治，中間用不任何過程分析；要是有人說中國的國勢變強了，就冷笑地暗嘲那有什麼了不起，因為它還是沒有民主和自由。因此，我們便要提防一切來自羅湖以北的東西，不管它是媒體還是什麼；我們永遠都要帶戒慎的心情去看待所有發生在中國的事情。因為他們是一塊不民主的大機器，而我們是走在民主大道上的先行者。
趙剛回應龍應台
台灣學者趙剛在前年曾經發表過一篇回應龍應台〈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的文章，題目不大耀眼，叫做〈理解與和解﹕回應諸批評兼論區域批判知識分子〉。趙教授對龍老師的批評未必公允，但他的文章裏有些觀點值得大段引述供人參考﹕「當今的中國大陸的確每天都在發生權錢交易的官商勾結，以招商引資繁榮地方為名，強行對都市郊區的農地進行暴力徵用，也天天都可能在進行犧牲工人階級的賤賣國有企業的陰謀或陽謀。但這些問題都能夠以政治自由主義教科書式的答案來解決嗎？要去面對這些問題，以我去年在中國大陸半年的淺薄經驗，我感受到中國大陸的某些知識分子與「運動人士」，對這些問題通常是較境外的人更焦慮更憂心，但是他們更深刻更在地理解到問題的繁複歷史肌理，以及行動方案的艱難，我覺得他們在困而勉之地、低調地尋找輕微的晃動、微小的縫隙，與些微的正當性，一點一滴地做與思考——這其實和台灣早期的黨外運動在尋求反抗既存體制的方式是類似的。」反過來看，我們這些明明早已回歸，卻不知何故仍在「境外」的香港人，倒是輕鬆自在。有些人看見維權律師被捕、上訪農民遭到打壓，首先想到的不是他們的艱困處境，然後感佩他們前仆後繼的勇氣與意志，進而尋思自己如何能夠貢獻些微綿薄之力，以助國家的政治開放人權進步。恰恰相反，他們只能在這些血淚斑斑的事裏再度找到赤色中國的醜陋罪證，從而對照出香港的法治優越、言論自由，好好自我慶祝一番。問題是，在你終於發現中國始終不變，它的「劣根性」永恆不壞之後，你又能做些什麼呢？是劃好邊界嚴防壁穿，還是渺茫地等待另一場革命的爆發呢？更有意思的是，這些人往往又同時標榜香港的示範作用，覺得我們高人一等，永遠走在歷史的前面，足以為天下法。你既不想和你心目中的赤色中國扯上任何關係，所謂榜樣又該如何樹起？所謂「香港作為一種方法」的歷史功能又該如何發揮呢？還是我們相信只要香港邁上了民主的康莊大道，自然就會神奇地發揮燈塔般的效果，照亮我們心目中保守落後的那一大片晦暗土地呢？
最後，我想談一下那些有機會有能力做點事的人，他們實在該好好把握自己的難得位置。例如那些代表香港的人大跟政協，就算你覺得在北京爭取香港落實真的民主太過為難；你能不能不只是站在港商的角度考慮《勞動合同法》的壞處，也多點為過去10年來遭到剝削而無力議價維權的大陸民工想呢？所謂的「為大局」，所謂的「親中」，難道不就該是抱持這樣的胸懷與視野嗎？
2008年3月12日星期三
梁文道：學術偽裝的必要
【am730-觀念】沒錯，學術語言是種很虛偽的語言。如果一位學者在書裏說自己「沒有辦法明確解決」一個重大問題，他的意思大概是「但我始終要出版一些東西吧」；如果他在文章裏使用「人們都知道……」這樣的表述方式，他真正想說的其實是「我認為……」。
學術界更是一個勾心鬥角，競爭殘酷的小世界。一篇惡評不只可以毀掉一本花了多年心血的論著，甚至還能毀掉作者升級的希望乃至於整個學術生涯。
既然如此，我們為甚麼還要戴著假惺惺的面具，說著人人都看得穿的客套話呢？我們為甚麼不乾脆痛擊一個批評者，罵他「你懂個屁！就憑你這三腳貓功夫就能幹掉我！」，卻要披上斯文的外衣說甚麼「很榮幸得到某某的意見，雖然他有點誤解了我的意思」呢？
學術論爭往往依循兩種不同的理想模式來淨化自己。一種就像「無知之幕」，大家假裝不知自己的利益和位置，放下所有個人的情緒，「客觀」地為了抽象的原則而辯。另一種則是「理想溝通情境」，大家承認自己個人的利益和價值取向，但只以最能普遍化的那些價值來說服別人，或者被最能普遍化的道理說服，其餘一切皆需抑止。
所以我們才會在文章裏看到作者不說「我」，卻自稱「筆者」、「吾人」或者「我們」。這是種試圖在理性討論裏徹底剝離個人身份的努力，彷彿我的背景、地位和任何私心全都在這一刻消失了。在這一刻，我們只服膺於抽象原則的理想對話者。
這種虛偽是必要的，因為它從根本上維持了學術界的存在。就連批判學術界潛規則最力，揭析其權力運作機制最細的已故社會學大師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也曾指出這種種看似虛偽的學術常規反而是學術界得以自律，得以相對獨立於其他權力場域的基礎之一。
假如我們不再依循這些規則，豈不是能更赤裸裸地以其他力量攫取自己的利益？如果我們不相信學術發表和評審的機制是客觀的，不接受學術討論自有其理性基礎，那麼一個佔據高位的人不就能夠隨意弄掉他不喜歡的人了嗎？有一層偽裝，至少還有點程序的保障吧。
常常有人抱怨在中國的政治制度底下，學術不得獨立。不過，我們是不是也談想想，當你動不動就無限上綱地說人別有用心，甚至後頭有利益集團撐腰時，你是否就先已斷送了學術獨立的生命呢？
2008年3月10日星期一
梁文道：粗口教授
【am730-觀念】最近在看一本有關法國哲學家巴迪烏(Alain Badiou)的文集，編者是英國的霍瓦德(Peter Hallward)。霍瓦德不只翻譯過巴迪烏的書，甚至還寫過專書向英語世界介紹這位法國大哲的思想，如今又編了這麼一本群英匯聚的文集；看來他跟巴迪烏的交情真不一般。然而就在這本文集的導論裏，霍瓦德卻提出了幾條非常核心的問題，假如答不好，巴迪烏的整個理論體系就要從根本動搖了。
這樣子為難好友，還算上好友嗎？他是不是想徹底摧毀巴迪烏的學術生涯？這部文集的高潮就在於書末有巴迪烏的回覆，一篇題為《回答一位很有要求的朋友》的短文。在這篇短文的開頭，巴迪烏如此形容霍瓦德：「這位不可多得的讀者、翻譯者、同伴和批評者，這位嚴苛而且溫柔的朋友」。
既是同伴又是批評者，不只嚴苛同時溫柔，這是種在當今中國知識界文化界很難想像的關係。在我們這裏，你如果是大力推介我的好友，就很難同時是狠批我的批評家；你真的欣賞我，又為甚麼還是質疑我呢？
在過去幾個月裏，中國學術界最好玩的八卦就是北京師範大學季廣茂教授的罵人事件了。事緣四川師範大學的鍾華教授在學術期刊上寫了一篇書評，季教授覺得那是對他學術生命的根本否定。於是氣往上衝，他一連在博客上發了十三篇文章把鍾華說成是低級下流、不擇手段、猙獰陰惡、無知、橫蠻、無恥的「屁眼教授」；這還不只，那些粗話甚至還招呼到鍾華教授的家人身上了。於是季教授立刻從象牙塔裏一躍成為舉國皆知的「粗話教授」，大家看笑話之餘也不免要想，這到底是為甚麼？
坦白講，鍾教授那篇書評看起來確實有點不懂行情，對他要談的文化研究掌握得不太全面；但起碼他懂行規，行文下筆縱然不算客氣，可也不逾規矩。為甚麼季教授要發這麼大的火，斯文掃地，滿口污言呢？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事要不是發生在現在，遲早也要發生在不久的將來；要不是發生在季教授身上，遲早也會發生在其他人身上。因為孕育整件事的土壤早已存在，其中的病根早已深植。其病在於整套來自西方的現代學術討論規則並沒有徹底移民到中國來，而我們原有的那種一看文章就要推斷作者「不可告人」的用心與動機的閱讀方法卻從來未離開。
霍瓦德對好友的坦率批評不是他個人的性格無私，巴迪烏對老友的誠懇回應也不是他的胸襟廣闊，其實他兩的這種交往方式根本來自於現代學術遊戲規則。以前我看「某某教授榮休文集」之類的書，總見其門人友好不住獻媚稱美。後來讀到一些外國大師的同類文選，卻發現那些撰文的同行和學生竟毫不客氣地炮火全開，甚有欺師滅祖的意思，很是不解。有朋友點醒了我，說這才叫真正的尊重。如今書籍出版的數量多如恒河沙數，隨便一塊街招掉下來都能砸死三個大學教授。你若不是很重要，又有誰會花功夫刻意批評你呢？批評一個人正正表示他是某種學問發展上的界碑，後人不超越他則再無寸進。難怪那些被人罵了個透的大師，最後還是總要客客氣氣地在文集結尾來一篇「回覆我的批評者」，銘感大家的厚愛了。
2008年3月7日星期五
梁文道：聽電話的政治學
【am730-觀念】據說中國的政治越來越開明，越來越注重民意了。證據之一是有些地方官員開始公布自己和下屬的電話，歡迎人民隨時致電。證據之二是兩會期間，各大網站論壇都開了專頁讓網民提意見給領導人，因為領導人會上網收集民情。
可是在我看來，在國家兩大民意代表機構正在召開一年一度最重要的大會時，這些好消息簡直就是最好的諷刺。假如政協和人大真能如實代表全國各地各階層的民意的話，假如他們全都有機會把自己在不同地方不同領域收集到的意見帶到最高層級的話，假如整個政府的決策真的來自於這些意見的尊重和分析的話；我們還用得著讓那些用心良好的官員忙著接電話，還用得著領導人在網上「微服出訪」嗎？
沒錯，即使是號稱最民主的國家，也有民情不能上達，政府行動不完全依循民意的時候。用政治學的術語來講，這叫做「政治溝通失效」。無奈的是，只要有一個規模不算小的行政部門，只要走的是代議民主政治，這種政治溝通的失效就必然存在，問題只是程度上的大小。
那麼，中國的政治溝通失效是嚴重還是輕微呢？理論上講，中國的民意傳達機制應該是很厲害的，因為我們根據對兩種政治力量主軸的分析，分別建立了涵蓋面極廣，層級相當精細的兩大套體制，也就是人大和政協了。
既然如此，為甚麼我們還不時聽見有些地方的百姓要高呼請「溫總理過來看看」？為甚麼我們還會看見那麼多的網民在論壇上聲稱自己要反映底層最真實的情況呢？
也沒錯，任何政府都要在既存的議會和民意機構之外別闢蹊徑，或者經常委託專業機構做民意調查，或者仰賴智囊組織時刻跟蹤輿論以歸納民意的走向。然而，這一切要不是為了比反對黨更快更準地掌握民心，就是要彌補既有機制的種種不足。而原來那些正式的民意代表始終是政治溝通的骨幹，再不濟也不能變成純粹的裝飾。
每次看見那些穿著少數民族服裝的人大代表在鏡頭前端坐聽講或者埋頭筆記，我都會出起奇異的感覺。這些代表平常也會這麼穿戴嗎？我想不會。我知道在這麼重要的時刻如此著裝其實是個很重要的表態，他們要在這一年一度的盛會裏昭告天下：我是代表。
每次看見美國媒體煞有介事地在報刊的小花邊上遇上報道總統如何親筆回覆一個七、八歲小孩的來信，美國的讀者大概也會莞爾。因為他們知道這是白宮幾成習慣的表演老招，明明有現成的民意機構在運作著，總統他老人家偏要來這招表現自己的親民，表現自己率領的政府是何等地重視民意。
其他人當做花招的東西，在我們這裏竟然有點「玩真」的意思。如果官員非得要回覆電郵和接聽電話才叫做開放問責，我們是不是出了點問題呢？
2008年3月6日星期四
梁文道：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
【明報】在剛頒布的財政預算案裡頭，我找到沒有人留意的「創意經濟」這一節，總共只有兩小段，其中第一段有一句非常令人感慨的話：「香港在創意經濟的多個範疇都居於區內領先地位」。但願這句話不是財政司長曾俊華先生自己寫的，因為它就像威尼斯宣稱自己是今日的世界貿易中心一樣好笑。的確，香港曾經是區域內的創意經濟龍頭；同樣地，威尼斯也曾經是13世紀的世界貿易重鎮。
時移世易 請勿自欺欺人
對於不想看太多數字的讀者，我可以用一個最現成的例子來說明我的意思。當年張國榮與梅艷芳先後逝世的時候，內地媒體報導的聲勢之浩大絲毫不遜於香港。
最近的「藝人自拍事件」同樣也成了全國話題，只是你會在內地的網絡論壇上看到有人留下這樣的問題：「其實阿嬌到底是誰呀？我不大弄得清Twins那兩個人的分別。」周星馳的近作《長江7號》令很多人感到星爺不再屬於香港，其實在其漸漸喪失港味的內容之外，我們更應該看到周星馳的電影製作從幕後到台前終於會有徹底離開香港的一日。從前只有在香港演藝圈混不下去的人才會北上，如今的情勢正演變為只有混得好的人才能殺出香港。
然後我又在第二段看到這樣的一句話：「去年11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率領本港的創意產業代表團訪問上海，參加一個國際性的創意產業展覽，為業界拓展內地市場」。那次活動在號稱「上海牛棚」的「1933老場坊」舉行，恰巧我也在，還碰到不少朋友，有的做設計，有的做建築，還有的做戲劇經紀人。但他們不是被馬局長率領上來的，而是早已在大陸打下江山，如今以內地代表身份出現的香港人。甚至連活化「1933老場坊」這座古蹟的搞手也是香港人。當時我問馬時亨：「你說怎麼辦呢？一大批香港精英都走了。」他答道：「放心，他們會回來的。」回來？回來養老嗎？
10年前，榮念曾、胡恩威、陳雲和我大概是最早在報刊建議新成立的特區政府要注重創意產業的人，然後又在海峽兩岸和他們的官商學界討論這個當時還算新生的概念，那時不少內地官員只覺得這個念頭很有趣。10年後，從北京到深圳，不只出現了大批專責文化創意產業的單位，甚至還有近百個「1933老場坊」這類的創意產業園區。而本來在觀念上最領先的香港，現在則有這兩段財政預算案上含意可疑的文字。
香港有創意產業的社會土壤嗎？
他們會回來？他們為什麼要回來呢？直到今日，你都沒辦法在無線電視上看見香港最出色的音樂錄像導演的作品，因為無線電視不願意再花一筆錢向唱片公司購入版權，它寧願用自己的導演以最低廉的成本再製作一個專供電視播出的版本。香港每年耗用在文化上的公帑超過20億港幣，其中有多少流向藝術家？又有多少成了公務員薪金呢？你去替香港中央圖書館做一場講座，車馬費不過千元；要是在上海圖書館，「勞務費」起碼是5000人民幣。曾經有朋友替任職機構尋覓一群本地藝術家工作，一個官方的人物居然告訴他：「不用給他們太多錢，他們有創作機會就夠開心了。」我不知道香港的編劇酬勞特低是否也是這個理由。在香港從事創作就真的要賤到這個地步嗎？
我不敢像林夕一樣建議政府出錢扶助流行音樂產業，我也怕被人罵，我們都不敢犯下叫政府偏離不干預政策的大忌（其實林夕只是說要建一座音樂博物館）。不，我不想政府再做什麼了，因為一切都已經太遲。就像珠三角各個港口快要取代香港了，港珠澳大橋才打算上馬一樣。
我不怕香港人才流失，我只怕沒有人要來香港。創意產業靠的主要是人，而這些人，無論是第一線的導演和設計師，還是在後面厚植土壤的藝術家文化人，都很講究環境。這個環境必須開放包容、多元刺激，有很多和自己一樣的人溝通競爭，有很多不一樣的事情每天發生。香港是這樣的地方嗎？我們不要再騙自己，說什麼香港是個很多元化的大都會了。香港就算不是一個部落社會，也是一個高度同質化的大眾社會（mass society）。大部分的本地華裔居民其實都像，我們喜歡的東西是一樣的，我們思考的方式是相同的。所以我們的電視有慣性收視，我們的週刊長得都一樣。從前搞文學的人辦垮了雜誌就說香港市場小人口少，700萬人真的很少嗎？比起北歐國家要少很多嗎？光是在紐約，《紐約客》雜誌的訂戶大概就有16萬，同類的刊物要是在香港又會有什麼命運呢？香港的人口比諸紐約又如何？這其實是一個只有主流沒有分眾，贏者全贏輸者全輸的城市。
一個良好的創意環境就算給不了太多的錢，至少要給人尊重。北京的報紙評選年度十大人物，作家和藝術家居然佔去一半；在香港當作家要受人重視，或許就得賣燕窩廣告。
再說我所熟悉的媒體。一個學者能憑中央台連續每週地講《史記》而名揚全國，香港電視台又有「文化味」又受人注意的居然就是《志雲飯局》了。坦白說，最近一年，我不只辭去港台《頭條新聞》的工作，在內地《南方週末》等報刊上發表文章的次數也快要超過香港了，不是為了那日漸逼近香港的稿費，也不是為了以百萬計的發行量，而是為了一種群體理性討論的氛圍。在那裡，你或許會遭到很多反駁，但你起碼不孤獨，而且真有一種我們能夠改變現實的感覺。在那裡，觀念還是被尊重的，觀念還是有力量的。
走不走？為何走？
如果這番話的酸味太重，講點不扮高深的東西吧。去問問那些不只顧著賭波的球迷，香港市面上最好的中文足球雜誌是哪一本，他們大概會說是《足球週刊》，一本內地出版的雜誌。內地雜誌的種類要比香港多，水準要比香港高，這早已不是秘密了。沒錯，我們擁有全國稀缺的言論自由，但是我們怎樣利用這個珍貴的寶藏呢？有一天，當中國真的更開放更自由，香港會不會順理成章地成為全國的媒體中心、全國的輿論基地呢？
每當內地傳媒把香港捧成「先鋒城市」，要我介紹領略香港文化風味的必遊地點時，我都會很心虛。你總不能老叫人去看旺角、蘭桂坊、文華酒店、阿麥書房、藝術中心……吧。凡是本報李照興週日專欄的讀者都曉得，廈門有愈來愈多的「樂活族」開了自己的咖啡小店，雲南有一年一度的搖滾音樂盛會，重慶有一條任人揮灑的塗鴉街……李照興在他新著《潮爆中國》的序言裡以一個十分浪漫的說法去形容我們這些在回歸前出生的人：「最後一代香港人」。我也要用「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去形容我們這群喝《號外》、《年青人週報》和《越界》奶水長大的文化人，以區別開從《城市中國》、《城市畫報》與《新週刊》等內地刊物汲取新知的新一代文藝青年。
終於到了我們這一代該認真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了：走，還是不走？
我不是在抱怨什麼，我不怨怪政府，不怨怪商家，更不怨怪我深愛的香港人，真的。我只是想客觀地描述現實，這個市場的現實，這個社會的現實，如此而已。
這麼多年以來，我看著許多朋友把工作重心逐漸北遷，從余力為（賈樟柯的老拍檔）到歐陽應霽，從邁克到劉小康，這個問題困擾我很久了。走，不是因為不感激香港養育我啟蒙我的恩德，而是出道近20年了，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再為這個地方付出。我們「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可以做的，就是走出香港，然後為接下來的「第一代在香港出生的中國文化人」指路，讓他們發現香港以外，世界很大。
2008年3月5日星期三
梁文道：鄭少秋是你的爸爸嗎?
【am730-觀念】在沈殿霞的追思大會上，最有意思的還不是鄧光榮那一句「秋仔，你上講清楚」，而是當鄭少秋真的上台發言之後，台下一群觀眾的吶喊。「藉口！」，他們說。無論鄭少秋怎麼解釋，他們都覺得那是藉口。
重點不是鄭少秋和鄧光榮誰對誰錯，也不是鄭少秋究竟有沒有盡到做父親的責任，更不是他為甚麼不去肥肥的葬禮。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我們都沒把自己當外人。我們不只關心他們幾個人的家事，不只想找出事情的真相，而且還感到自己有採取立場表達態度的責任。
我們全是一家人，所以當鄭少秋對著我們解釋的時候(他為甚麼要向大家解釋呢？)，我們可以比親人還親，比親人還激動，直斥其非。
香港的觀眾本來就很可愛。偶爾有人在街上碰見一個電視劇裏把狐狸精或者奸妃演得維妙維肖的女星，居然就會忍不住藐視她，甚至破口大罵。
情況有點像一百年前電影剛剛發明的時候，戲院裏的觀眾看見銀幕裏對著鏡頭衝過來的火車，就要慌忙逃亡一樣。這才叫做真正的「很天真很傻」。
香港觀眾更可愛的地方，在於對藝人私隱的無限關心，茶餘飯後，我們討論某某某某意外墮馬，不知她的身材會不會因此走樣；我們關心某某某的緋聞，怕他家庭會不會因此生變。我說的還不是一般的八卦，而是那種很投入的情緒，投入到了一個要用家人的身份去訓斥鄭少秋的地步。
這種徹底投入其實離我們非常遙遠的藝人生活的怪現象，當然有很多不同的解釋。其中一種理由，可能就是我常常說的「媒體道德化」了。與許多人所想的不同，今日的八卦報刊不只不是誨淫誨盜，恰恰相反，它們道德得很。在追蹤一名藝人的婚外情時，它們沒有鼓勵大家效法的意思，反而在在以「偷食」、「淫婦」之類道德意涵甚重的字眼去形容所見的一切人事。我們天天吸收這類資訊，不但原有的價值觀未受挑戰，反而還會因此強化。
許多學者都說過，這絕對不是一個道德淪喪的年代，它其實是一個過度道德化的年代。由於我們毫不限制地施行道德判斷，所以我們才會不顧任何公私界限，不顧熒光幕上下的虛實之別，肆無忌憚地去說一個人是奸妃，去批評鄭少秋是個不負責任的父親。
到底鄭少秋是我的甚麼呢？爸爸？丈夫？抑前前夫？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有權對他施行道德審判。
道德面前，任何分界都該讓路。
2008年3月3日星期一
梁文道：哀悼東方之珠 — 另類光害
我們今天走在彌敦道上看見閃動的燈光，很容易就會忘記，只不過十年之前，巿區內是不准設霓虹燈的，至少不准它跳躍變色。十年前，那是香港還叫做「東方之珠」的年代。
現代建築的一大特點，就是發明了夜景。請看那些著名的古建築，從我們的紫禁城到希臘的巴特農神殿和羅馬的競技場，它們沒有一座是為了讓人在夜間觀賞。且想像在沒有電燈的古代夜晚，你若走到這些著名的地標之外，你看見的只不過是一堆昏暗朦朧的石塊或者一堵黑沉沉的高牆罷了。幾乎連看都看不見，就更談不上漂不漂亮了。只有在電燈發明之後，大家才想到用燈光投射它們的外牆，產生壯麗的夜景，例如上海的外灘。
現代建築不只擅用電燈，還巧妙地利用了玻璃，以玻璃窗佔據建築外牆的大部分面積；如果是玻璃幕牆大樓的話，那就更是它的外牆的全部了。如此一來，建築物就成了晚上也看得見的東西了。我們不只可以在早上欣賞建築，也能夠在夜裏發現它不同於白晝的美態。最好的例子莫過於現代主義大師密斯（Mies Van der Rohe）的「西格蘭姆大樓」（Seagram building），這幢聳立於紐約曼克頓的著名大廈在設計之初就想好了夜視的效果，沒有多餘的窗框，甚至限制窗簾的使用，為的就是它在晚上看來更加壯觀。
香港之所以是「東方之珠」，就在於它的華美夜景。當然，自古以來就有無數多城號稱「光明之城」，比如古代的泉州，只不過那時候的萬家燈火和現代的電燈加玻璃是沒（法）去比的。與曼克頓相較，香港人更勝一籌，因為曼克頓的大樓雖然是用來辦公，但夜裏總不能人人加班戶戶點燈，一到晚上，難免有黑暗的缺塊。香港可不同了，幾乎人人都住高樓，就算平房，也循山勢依次遍佈。所以即使到了工作時段高峰已過的夜晚，香港依然是明亮的不夜之城。我們不用像拉斯維加斯那麼把夜總會賭場開得滿街都是，只要留在家裏，香港就全亮了。
過去的香港，真是一座「東方之珠」，因為它沒有東京那種永不停竭的閃耀霓虹。由於機場還在啟德，巿區內有燈火管制，所以香港的夜晚並不閃亮，它只是靜靜地發光。那時候，每逢外地朋友初遊本地，我也一定從俗，帶他們到山頂，走到面靠維多利亞港的那一邊時，不管看過多少次，我還是會屏息失語地震懾於香港之美。那種光，因為是平民百姓家家戶戶裏的由內而外燈光透射出，而非商家用以奪目招客的外加霓虹，所以顯得特別安寧。如此夜景，方堪稱得上是珠光，一種毫不刻意自然地泛出的靜謐光采。
現代建築的特點還模糊了室內與室外的區隔。走在彌敦道上，抬頭一看，除了底層的明亮店招，你還能看見樓上住戶的人影，甚至隱約看見他家的布局。現代的玻璃和電燈使得室內變得可以透視。這樣的街道遠觀呈現平靜的珠光，近賞則有人間溫暖煙花味。我們今天談「光害」，總是強調夜空星星的失色，卻忘記了過份好動而且多餘的外牆燈飾如何毁滅了「東方之珠」的溫柔與優美。一顆夜明珠，偏要替它裝上五彩走馬燈，這難道不也是種光害嗎？
2008年3月2日星期日
梁文道：看新聞學哲學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聽說有些教通識教育的老師喜歡告誡學生，讀報紙看新聞一定要小心，千萬不能隨便相信，因為「新聞不是客觀的真相」。其實你根本不用對香港學生說這番話，再誇張點說，全中國人都知道電視新聞絕對不是什麼客觀的真理。這還不只是因為大家都覺得如今的傳媒甚不可信，而且是因為傳媒的不可信，導致我們多數習染了一種粗糙的相對主義習氣，常常不加思索地否定了客觀真理的存在。
舉個例子，早上扭開收音機聽時事節目，你最容易聽到的一句口頭禪就是「這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於是從財政預算案有沒有照顧到低下階層的需要，一直到傳閱藝人私下拍攝的照片算不算侵犯私隱，全都是觀點和角度差異的問題，不用強分對錯。有時甚至發展到了連基本事實的存在與否，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皆無不可。英國哲學作家巴吉尼（Julian Baggini）在《新聞挖挖挖》（Making Sense：Philosophy Behind the Headlines）裏調侃這種心態：「若是對澳洲首都所在地抱持不同意見，澳洲也不會因此就出現兩個首都；在這種情況下，明顯可見兩人之中一定有一人是錯的」。
這是個「真理」二字成為笑話的年代，很多人都以為意見就是真理，分不出兩者的區別。巴吉尼又批評道：「有人說地球是圓的，有人說地球是平的，這兩種說法都是真相。……若是同意這些說法，就等於完全放棄理性對話，和相信這種說法的討論事情根本沒有意義」。在他看來，如今英國也很盛行這種幾近犬儒的粗俗相對主義，因為很多人自詡開放寬容，過份強調要尊重不同的觀點，乃至於直接跳到根本不用追求真相的結論。很不幸地，這也是當前香港的寫照。各種觀點表達過了，再次證明這是個自由社會就夠了，大家不必勞神辯論。
雖離校多年，我至今保有閱讀哲學的習慣，以希臘哲學為私人嗜好，用戴維森（Donald Davidson）的精緻論文防止老年癡呆的過早出現，政治哲學則是寫評論做節目的謀生本錢。可以說花去我最多閱讀時間的，依然是哲學。但是翻看過去幾年寫下來的書話，卻發現幾乎沒怎麼介紹過哲學書。原因可能是現代哲學的專業程度太高，越看得多就越沒有信心去談。直到最近有朋友辭去記者工作，打算專心攻讀一個哲學的碩士學位，叫我介紹幾本讀物，我才想起巴吉尼這本《哲學挖挖挖》實在是部非常適合初學者的好書。
巴吉尼不算一流學者，但他在英國《報》和《泰晤士報》開的專欄卻使他成了家喻戶曉的哲學入門導師。《新聞挖挖挖》尤其值得報紙看得太多的人一讀，因為它處理的全是和新聞事件有關的題目，例如安樂死和墮胎的道德爭議，發動戰爭的理由，以及香港人最近特別關切的公眾人物私隱問題。藉這些常常見諸報端的題材，他一方面示範哲學的思考方法怎樣幫助我們掌握埋在各種俗見之下的問題本質；另一方面則引入各式各樣的哲學概念與理論去給出不同的解答路徑，完全不會讓讀者覺得陌生難懂。再加上他的文字清淺，術語不多，實在是再適合門外漢不過。尤其可以向大家報喜的，是除了中譯書名很無聊之外，譯者陳信宏的表現相當忠實，看原著與看譯本的分別不大。
哲學最好玩的地方，是它看起來毫無實際價值，偏偏少了它又不行。就拿政府剛剛公佈的財政預算案來說吧，有些人批評它對弱勢社群不夠慷慨，有人則認為它已經太過大方。要解決這個爭論，最理性的辦法不只是羅列更多的貧民慘況（雖然這麼做會很有情感效果），也不是比較歷年以來花在福利上的開支，而是去探討什麼叫做公正。只有搞明白了公正的定義和衡量它的標準，我們才知道如何是慷慨如何是吝嗇。而這就進入了哲學範疇的討論了。
問題是哲學家這幫人實在有太多不同的意見，你拿一個從新聞上引申出來的議題去請教他們，往往沒有兩個人給出的答案會是一致的。更可怕的是，就算他們的立場一致，理由也可以極為不同。那麼，這是否表示我們還是逃不過「觀點與角度」的宿命呢？例如基因改造食品，有些哲學家認為它干預了自然，極不可取；但也有些人像巴吉尼這樣，根本懷疑所謂「干預自然」的定義。又如建造水壩，環保份子就常以「干預自然」的罪名攻擊各種充滿野心的建壩計劃。巴吉尼於是用河狸也會造水壩來反問「河狸算不算環境恐怖份子？」。不要誤會，他不是贊成大建水壩，也不是無條件地支持基因食品，而是想指出：「河狸與人類都干預自然，差別只在於人類的行為規模較為龐大，破壞性較強。因此，錯的不是干預自然這項行為本身，而是這項行為造成的後果」。
哲學的作用不在於解決一切爭論，雖然這股雄心或許是推動它的動力；哲學也不是為了簡單地告訴我們應該站在那一邊，因為立場的一致不代表所有支持這個立場的理由都是對的。哲學不會贊同粗糙的相對主義，他們只是「隨時以理性檢視各種信念」，「對於每一項議題都只期待合理的精確程度」。所以他們的態度應該是開闊的，只是這種開闊乃一種嚴肅的開闊。
梁文道：再談公眾人物，兼奉答蔡子強與江丕盛（公眾人物關我什麼事？二之二）
【明報-筆陣】「公眾有知情權」這句話是對的，但它不等同於公眾的知情權可以毫無限制。「公眾人物的權利是有限制的」這句話也說得通，但不表示公眾人物的任何權利都是可以放棄的。可是當這些說法廣為大家接受之後，我們很容易就會忘記其中該有的分寸與界限，把它們變成不容反省不可動搖的定理。
關於公眾人物的權利限制，在現代法律史上有一個極著名的案例可供參考，那就是所有修讀法律與新聞的朋友都該知道的「蘇利文訴紐約時報公司案」（New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S 254 1964 ）了。此案原訴蘇利文本是一個城市的警察總監，他認為《紐約時報》登出的一則廣告有誹謗他的嫌疑，使讀者以為他曾下令逮捕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博士。
這場官司最後打到聯邦最高法院，結果蘇利文敗訴。這是美國乃至整個現代法制史上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案子，因為它引入了一種非常強力的言論自由原則，即基於公眾利益，公眾人物提出誹謗訴訟不能單以傳統標準舉證和抗辯。由於該案太過出名，所以後來有很多人誤以為「公眾人物」的概念自此方得確立，也有人因此以為任何公眾人物的名譽權在任何時候都是有限的，甚至還推廣為所有公眾人物的權利都該在公眾利益面前讓步。
但是，請注意大法官布倫南（William Brennan）當時在判決書上所說的： 「對公共問題的辯論應該是不受禁止的、強健的和廣泛開放的。」其中的言論容或有「針對政府和公職人員的激烈的、刻薄的或有時甚至是惱人的強烈攻擊」。但有關公共問題和公共事務的辯論不單是民主基石，甚至是公民義務；所以應該避免任何公共行為的批評者為了保證言論情節盡皆屬實而造成的「自我審查」。布倫南大法官在此再三致意的全是與公共問題和公共事務相關的東西，我們應該怎樣在公共事務與非公共事務之間畫線呢？就算有人把這條原則上升到除去官員以外的所有公眾人物，推展到名譽之外的所有權利，我們仍然該問幾名藝人的私生活究竟與公眾有何關係呢？
為文之際，恰逢蔡子強兄發表了他的大作《對不起，我仍然認為世上有對錯！
》（《明報》2008 年2 月22日），回應鄙人（見《誰需要玉女？）《明報》2008年2月17 日）。
子強兄認為英皇集團在「裸照門」事件爆發後首天曾公開聲明該批照片乃「移花接木」之偽作， 「這很大可能是一個大話」，然後他在推出「當事人有必要有個清楚的交代，又或者道歉，不能以一句『天真和傻』便迴避、打發」。由於英皇公司曾經聲言報警處理，我完全贊同子強兄的說法，所謂「移花接木」就算不是謊言，起碼也是失誤；對市民尤其對警方，英皇公司的確要有個說法。縱容一家大企業公開的謊言，乃子強兄與我都不齒接受的。子強兄與我稍有差異的地方是責任主體誰屬的問題。誠然，任誰都不能相信鍾欣桐小姐在記者招待會上的發言全是她自己的意思自己的安排；可是我以為大家始終不能簡單地把它和英皇集團等同起來，畢竟當日言論是以鍾小姐個人名義發出的。故依我愚見，如今的情不是鍾小姐迴避了「移花接木」論的責任，而是英皇集團仍欠社會一個交代。
然後子強兄就說到「藝人偶像的社會責任」了，他很擔心這件事會對偶像的粉絲們帶來不好的影響， 「在性觀念開放、Snapshot、後生女對自己身體警戒心日減的今天， 很多女孩子都沒有充分警覺拍這些照片的「效果」，等到發生不幸的事情， 「後悔已經太遲」。而且善良的子強兄還借另一位作家徐詠璇女士的話， 「點出設身處地，一位母親的擔心」。
關於這點，問題其實很簡單，我們首先要搞清楚鍾欣桐小姐這些照片是怎麼泄露出來的，是她自己有意發放的嗎？似乎不是。她在拍照時已經準備好要公諸於世了嗎？似乎也不是。如此一來，我們就不大好說她沒有善盡偶像責任了，除非我們認為一名藝人應該做到君子慎獨的地步，就算在私人空間裏頭也不能逾矩半步，以免不知道為什麼會給人發現，那就不妙了。果如是，所有有心往娛樂圈發展的人都該捫心自問，自己是不是顏淵左丘明那塊材料，萬萬不可一方面幫忙宣傳《基本法》同時又有人盡皆知的第二家庭。做不到聖人，就別想當藝人。
我很清楚子強兄的道德標準不至於如此嚴苛，所以我推測若仍要堅持鍾欣桐有錯的話，只有以下兩種可能：一是在性行為過程中拍照是道德上錯誤的，二是鍾小姐拍這種照片拍得太不小心了。由於子強兄自己也說得很清楚，他是個態度很開放的人，想必不會介意性行為中調情怡性的任何花招。所以他指的「是非對錯」其實不是拍照行為在道德原則上的是非對錯，而是拍照前謹慎與否的是非對錯；換句話說，鍾小姐犯的其實是種技術錯誤，與道德錯誤相比，類似於鹵莽駕駛和蓄意開車撞死人的差異。
既然如此，子強兄的觀點和我又實在沒有什麼歧異了。我不只贊成他的看法，甚至還要追隨他進一步提醒所有男性青少年，在性行為過程中拍照真的要好好想清楚照片外泄的後果。畢竟受傷害的絕不限於女性，這個時代沒人會再以為只有女人才會被人「睇蝕晒」，私隱一事是人人都該小心保護的。
繞了一大圈，才發現蔡子強兄與我到底所見略同，唯盼討論中的細節有益世道人心，不妄報端珍貴空間讀者心神眼力是幸。
我是個不成器的哲學學生，就「裸照門」一事的意見皆不脫哲學入門的水平。
試以巴吉尼（Julian Baggini）的《看懂新聞背後的哲學》（Making Sense: PhilosophyBehind the Headlines，台灣中譯為《新聞挖挖挖》）為例。他舉出克林頓醜聞案，經過一番對自由與權利等概念釐清，得出以下結論： 「如果流行歌手及其他公眾人物在表演或公開露面時做出不良行為，就是做出不良的示範，但是他們私生活中的不良行為不包括在內。媒體不能以公眾人物必須以身作則為由，就把他們私底下的不良行為扯入公共領域中；如果不是媒體披露這些行為，大眾根本不會接觸到這些不良的示範。」葛瑞林（A.C.Grayling） 在《事物的意義》（TheMeaning of Things，台灣中譯為《生命的哲思》）中更說： 「我們其實身處極度道德的時代，甚至是令人厭惡的衛道年代， 而這正是造成缺乏禮節的罪魁禍首之一」，例如「八卦小報侵犯隱私，入侵與公眾事務無關的私人生活領域，揭露政治人物的性生活」。
葛瑞林與巴吉尼皆是當今英語世界中最受歡迎的普及哲學作家，這兩本書也是英國不少中學生的哲學入門讀物。我所說的與他們相去不遠，可見我的哲學修養只及中學水平，所以幸見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的江丕盛教授賜正（〈誰需要玉女？
——與梁文道先生商榷〉《明報2008 年2 月27 日），當然喜不自勝，以為江教授必定惠我良多。怎料江教授似乎連閱讀拙作也感到困難：「究竟梁先生撰寫《誰需要玉女……》的目的是什麼？
是想指出誰敢要求乖乖女誰就是大淫蟲？是想指出『怪異的不合常理的處女形象』？是想指出誰敢作玉女誰就會成為『極有誘惑力的性慾對象』？還是想指出『玉女』是虛幻的，只有慾女才是真實的？」坦白講，拙作並不算難懂，應該不用贅言重複其中大要，只能說江教授的猜測全都錯了。我只是想指出，所謂「玉女」這種娛樂工業產物是有其性慾面向的，絕不表示除此之外再無它解。
然後江教授又質疑我這一句話： 「『難道我們應該要求一名藝人和他的性伴侶要考慮自己私下性行為的公眾影響嗎？」結果他沒有給出任何超出前述中學哲學水平的論證，甚至根本沒有論證，他只是說： 「我相信任何一個演藝機構的老闆或藝人都可以毫不含糊地回答梁先生的這一提問。」老實說，我可沒有江教授的信心，如有機會，我會問問英皇集團老闆楊受成先生的。
最後，江教授的結論是： 「誰需要玉女？社會顯然需要玉女！敢問梁先生，在一個完全沒有玉女的社會中，家庭會是怎樣？青少年又會是怎樣？」江教授對玉女的需要顯然十分殷切，令人感動。可惜再一次地，他還是沒有告訴我們社會需要玉女的理由，他只是簡單陳述了一下廣大市民、中小學生和師友家長如何「以最實際的行動和最深切的關注來說明社會顯然需要玉女」。離開學院十年，沒想到哲學的發展一日千里，竟已到了用「顯然」代替論證的地步。
一個沒有「玉女」的社會是個怎麼樣的社會呢（請注意我指的『玉女』一直是種明星形象）？其實江教授大可不必擔心，一個玉女的倒下就代表另一個玉女的興起，她們的供應是源源不絕的。無論如何，有誰需要玉女就請自便，千萬別客氣；至於鄙人，那就敬謝不敏了。
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 「裸照門」一事，我該就此歇筆了。
2008年3月1日星期六
鬼馬角色扮演 Lonely Planet港產作者專訪
剛唸大學的時候，我常跑大陸。當年的旅遊指南都很像官方宣傳手冊，內容四平八穩如新聞稿，文字不親切沒有人味，景點介紹不會告訴你躲避收費陷阱的方法，餐廳推介全是名不符實吃了一肚子氣的百年老店。所以無論去甚麼地方，與其靠這些所謂的旅遊指南（我很懷疑它們其實是新華社即現在的中聯辦特約供稿的），倒不如聽有經驗的旅人的口述情報。後來有人告訴我，要去大陸就應該看Lonely Planet。我第一個反應是「你都癲嘅」，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居然要依賴一本老外寫的英文書？帶着疑惑，我翻了一下，才發現果然「有料到」。要知道那時大陸還有外匯券，在正式銀行換人民幣很不划算（一百港元大概只值六、七十元人民幣），黑市雖然可以取得較佳匯率，但常得冒被騙的風險。好一本Lonely Planet！居然教遊客「出了火車站之後，往左兩百米有家兼營匯兌的水果店很信得過」。從那時起，我才曉得甚麼叫做旅人寫給旅人看的指南，而Lonely Planet正是其中的表表者，是舉世最知名的自由行盲公竹。我對他們的作者既佩服又好奇，真不知都是些甚麼人，竟然知道那麼多門路。有時連地頭蟲都摸不清的事，他們也能如數家珍的一一道來。十多年後，想不到我終於從一個人手上接過一張印着「Lonely Planet」標誌的作者名片了，而眼前這人是個比我年輕得多的女子，一個香港女子，她叫做鄒頌華。v
梁文道（梁） 鄒頌華（鄒）
梁：先告訴我們，你是怎麼成為Lonely Planet的作者的？
鄒：我唸大學時已用Lonely Planet，做他們的作者純是機緣巧合。我辭了當年一份工作之後，想去阿塞拜疆旅行，但這國家的旅遊資料不多，唯有在互聯網上問人。回答我疑問的人原來曾幫Lonely Planet寫作，我就答他試試無妨呀。
不久有位Lonely Planet的編輯聯絡我，原來當時他們正在招聘住在香港、又會講廣東話的作者，他要我先交一些範本，我就用英文寫了兩篇遊記給她，這就過了第一關。接着我要在三星期內，按著他們的風格寫一個地方，我就寫灣仔，這是第二關。第三關要製作地圖，將我提過的灣仔景點在地圖上點出來，在一張地圖上將遊客需要的衣食住行都畫上去。
他們有一個五人委員會，單數是為了方便投票。他們先閱讀你的稿子，再由地圖師審查你的地圖，最後給你評語，猶如考試。後來他們發來電郵恭賀我，說我寫得生動，雖然風格上跟Lonely Planet有少許出入，但這些技術問題很容易解決，就這樣我成為他們旗下的作者。不過當上作者不一定即時有工作，因他們的指南要等排期更新，熱門的地方每兩年更新一次，像巴基斯坦則要五年才更新。我很幸運，兩個月後就輪到香港版要更新了。但由於我是新人，故只寫excursions，包括澳門、深圳和珠海，香港部分由一個資歷較深的作家寫。
梁：看來真得有點本事才行，你以前的工作經歷是甚麼？一定很有幫助吧？
鄒：我本來在港大讀法律，但到二年級就知道自己不喜歡這行，所以畢業之後就沒考律師牌照。二千年畢業後去了綠色和平做項目幹事，當時處理有毒物質、東江水和海洋傾廢，覺得很好玩，去的地方是一般人去不到也不會去的。有些髒得普通遊客不會去，像荷蘭一些河道、廣東東江、泰國和土耳其傾倒廢料的海灣；有些則是很美但很遠的地方，如青海哈龍冰川，這是黃河的源頭，有錢都未必去得到。
一開始我抱着旅行的心態。剛上班不夠一周就要去廣東最髒的東江塘廈，後來開始要去荷蘭總部出差，天氣又很冷。算過自己一年內起碼有半年時間不在香港。這是點對點的旅行，出差兩個禮拜回來又要向下一站出發，體力上好辛苦，而且看的都是令人眼寃的東西。在綠色和平工作兩年後，決定去旅行休息一下，這次將點的旅行變成線的旅行，體驗一下地球是圓的。
我先在加拿大留了三個月，與前綠色和平員工一起搞保護森林的活動，後來天氣冷了就跑到中美洲，之後飛到歐洲，沿着絲綢之路回來，行程共十三個月。回來之後，我就在國際特赦組織上班，也將絲路的一段經歷，寫成遊記在台灣出版。
在那十三個月行程之中，我也回到了荷蘭。我以前沒空欣賞荷蘭，沒看過梵高博物館，反而常看焚化爐和污水
處理廠。我有時樂於做一個遊客，沒有甚麼不好嘛，阿姆斯特丹這麼出名的博物館好歹都去一下。那次再去荷蘭我很喜歡，她是一個很美、很適合居住的地方，除了天氣太冷之外。
梁：說回你現在的工作吧，你負責寫澳門，有甚麼功夫要做呢？
鄒：我當時仍在國際特赦組織全職工作，只能在周末過去，後來索性請假一星期，在澳門留了十天完成工作。我總共用了三星期搜集資料，三星期寫作。但澳門最大問題是變遷太快，於六月交稿後，十月要跟編輯做核對，誰知八月又有許多新酒店如威尼斯人等開張，所以又要更新資料了。
Lonely Planet給我們的費用，包括稿費和旅費，都是一筆過的，任你管理。我們所得的費用是沒可能每間餐廳也去試的，有些資深作者建議，到昂貴的餐廳時，可以只叫頭盤，寫它們的味道和情調。我寫澳門的餐廳，菜單須包括中、英文及葡語，方便遊客對照，但葡語我記不下來，於是只得偷餐牌了。發現新酒吧時，如果上個版本沒寫過，又沒聽過人家的評語，就要進去飲一杯。Lonely Planet規定作者不能收取贊助，又要盡量不洩露身份。我記得作者手冊裏有一個教大家如何調查高級酒店的章節，可以扮作街客或導遊，假裝看客房和酒店設施，真正行不通的話才表明身份。
每個作者都各有長處和不足，例如我不愛夜蒲，寫澳門指南的夜生活時很辛苦，迫自己夜晚兩、三點落的士高。只有拉一些朋友同去，這樣除了自己，也可透過其他有此喜好和習慣的人來觀察，幸好有這班朋友帶我走遍澳門的夜生活場所。
一本旅遊指南如果太客觀，就變得枯燥。Lonely Planet要求我們要寫得客觀又有個性，像我寫澳門的回歸禮物紀念館，我形容它很kitschy，禮物不美又不精細，只有內地人才感興趣，這些都是事實，但要用佻皮的語調寫出來。於是我說如果你想看這些手工藝品，倒不如去葡京看何鴻燊的私人珍藏。寫作的最後一道防線是編輯，特別是埃及指南曾牽涉政治和宗教的敏感部份，結果被告誹謗。所以我們在完稿後得寫上author’s note，講明作者可能踩界的地方，例如當時我提到澳門貪污問題很嚴重，而歐文龍案件是「the most notorious（惡名遠播）case」，為保障萬一最後他被判無罪，我們就慘了，故這部份就由編輯去衡量。
梁：嘿，高檔餐廳就只吃頭盤，難怪我總覺得你們對高消費場合的介紹信不過了。其實Lonely Planet現在也不算獨家了，市面上有很多同類的競爭者，你覺得它最大的特點是甚麼？
鄒：我就常跟人說Lonely Planet是給窮人和背囊友用的。他們都較放鬆，也不須要特定的主題。Lonely Planet有一種先鋒精神，前設是你不能對任何事有既定看法，那就不會妨礙你看事情的角度，對當地的認識會更多。而且Lonely Planet較重視人文色彩，例如我寫澳門時，用很長的篇幅寫大三巴牆上的圖畫，令人明白為何大三巴令澳門在遠東傳教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其他旅遊指南不須要這些資料，只須知道有大三巴這景點、它的落成年份等等。又如香港指南，我們寫利東街和庇利街是佷傳統和古老的市集，也提到這些市集很危險，隨時會被清拆，加了這句話感覺就全然不同了。我寫澳門指南時，也老實說澳門如今發展得將海填得不像海，湖填得不像湖，松山燈塔又給前面的解放軍大樓遮擋着。這種破壞太多，這些事實必須寫下。
梁：大家好像都有一種印象，認為Lonely Planet是一本有自己價值觀的指南，不只教人去那裏玩怎麼玩，還很關注道德的問題。
鄒：是的。例如昂山素姬呼籲國際杯葛緬甸，甚至不要去她的祖國旅行，以免錢都掉進軍政府手中，助長了獨裁政權。那麼我們是否出版緬甸旅遊指南呢？最後我們唯一到緬甸調查，發現其實當地人多數不願意跟外國斷絕來往，很想接觸外界。所以最後我們還是覺得有需要出版一本指南。只是用了很多篇幅教大家如何聰明地避
免將錢花進軍人政府的口袋。
我們也很少介紹連鎖式酒店，目的是想將旅遊收入貢獻給當地社群，所以多介紹民居。大家每次出差，都會按着我們匯報的飛行里數，捐錢做二氧化碳等廢氣排放的研究。還有一個「Lonely Planet基金」，專門捐錢給與旅遊有關的草根團體。Lonely Planet開宗明義說旅遊必須是responsible travel，而不是破壞性的，這就很講究遊客的敏感度了。我見過一個寧靜的小鎮，因為旅遊指南的介紹後就變得很擠迫；你讚一間餐廳好，大家就一窩蜂跑去，然後它就變質了，我有時很懷疑這種旅遊是否值得欣賞。我在澳門遇到一間好「正」的酒吧，只有本地的土生葡人光顧，但老闆跟我說，他不想酒吧在任何旅遊指南出現，我尊重他的決定，但編輯覺得這始終是一本旅遊指南，最後我唯有籠統地說它在鏡湖醫院附近，但街名和酒吧名就不提了，其實這樣也為遊客帶來自己尋找和發掘的樂趣。Lonely Planet成立時，根本沒想過遊客會當它是聖經的，指南的作用是為你指出一個方向，然後你自己決定如何走，而不是要牽着你的鼻子走。現在Lonely Planet太普及，結果變成另一種DIY旅行團。我從伊朗去到巴基斯坦，遇上一班反對使用Lonely Planet 的旅人，他們手上的Lonely Planet 就是為了避開我們介紹的地方。這種現象也是出版社內部常常討論的課題，但至今仍未有結論。
無論如何，這一切我暫時在華語世界還未普遍。香港的旅遊指南只講單一價值觀，大都是食玩蒲攻略。讀香港出版的珠三角指南，你永遠只知道深圳哪兒購物最好、揼骨最正，而不知道深圳有許多客家老村，還有大鵬所城和南頭古城；珠海的指南只令人記得圓明新園、浸溫泉，沒有人知道珠海還有唐紹儀故居。香港的旅遊指南就是缺乏人文色彩，不像Lonely Planet 般已經發展如社會企業了。
梁：除此之外，Lonely Planet 和香港本地的旅遊指南還有甚麼不同？
鄒：我寫澳門時，有時要翻閱同行的指南做參考，我發現他們不會教你如何坐巴士，也不會給你路線圖，只說
從這兒坐的士去那處要多少錢。當然，出版社也要迎合讀者口味。香港人缺乏安全感，未到過的地方就不安心，所以要看實物和相片，於是香港出版的旅遊指南圖片很多，令指南加重，不方便携帶，一般英文出版的旅遊指南根本不會印這麼多圖片。我發現內地出的旅遊指南，如「知行書」系列，其質素比香港的還要好。
梁：你認識其他一些作者嗎？都是些甚麼人呢？
鄒：活躍的作者約三百個，有全職律師也有賣吸塵機的，有用年假寫指南，也有些是兼職如我這種自由作者。大家背景不同，但大家都認同Lonely Planet 的理念。我們有兩個網上新聞群組，一個屬於官方的，會有仲裁員防止大家對彼此的言論發出太過冒犯的批評；另一個則猶如作者工會，沒有任何Lonely Planet 職員，我們經常討論如何增加作者的稿費，及怎樣改善指南質素，大家的訊息幾乎把我的信箱佔滿了。
梁：最後，我很好奇的是你的身份和語言的問題，明明是中國人，卻要想像外國遊客的需要和眼光，而且要用英文書寫。你會不會刻意在大陸和澳門說英語呢？這樣才能告訴讀者甚麼地方是英語不通行的。
鄒：上一版澳門指南的作者就是一個長居香港的外國人，這次出版社要我用多一點insider的角度去寫。我起初以為分別不會太大，但我細寫了幾個在全國罕見，可能是澳門特有的廟宇，包括哪吒廟和女禍廟，祂們都是中國神話中很重要的神祗，編輯認為這就是一些很insider的內容了。又例如上個版本依着澳門旅遊局的資料，將康公廟的英文錯譯成關帝廟，你不懂中文是真的看不懂的，我也將它更正了。
當然，從一個外國人的角度看香港還是有點不同的，跟久居香港的鬼佬朋友討論，香港的甚麼事一定要提及。例如一個外國朋友告訴我，說他覺得深圳安全得很，和我們一般中國人的感受不同，這大概就是內外的差異了，一般竊賊是不大敢對外國人下手的。我也會將這些意見融合到書內。有時我扮作只懂英文的竹升妹，這樣可以看到一些平時不知道的事，又可看到大家的嘴臉變得多快。有次到珠海某間酒店頂樓的餐廳，我先用英語問准經理，他很客氣地讓我進去拍照。之後需要回去再補一點資料，這次以中文溝通，他立時把我趕走了。我想有些人還是崇洋心態，也有可能是怕講英語，畢竟say yes 就最簡單了，要是拒絕起來那多煩呀。
接下來我還要寫中國指南的廣東和新疆部份。Lonely Planet一般要求作者得自己去過那個地方，才會讓他寫當地的指南。我曾經在土耳其逗留兩個月，學懂一點土耳其語，在新疆仍然通行，這種溝通對我認識新疆應該很有幫助，希望到時可以了解漢人看不到的另一個新疆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