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官員脆弱得比小孩更稀罕掌聲嗎？

我不是記者,也從未在任何新聞媒體擔任過正式的編採工作，我只是一個在媒體上發表評論的人；但是每逢9月1日(香港和台灣的記者節)和11月8日(內地的記者節),我都覺得這也是屬於我的節日。因為我很希望把自己也列入記者的行列，這是一個令人驕傲的行列；它應該是的，它本來是的。

今年10月15日到22日，香港浸會大學辦了一個「普利策新聞獎得主工作坊」，請來幾位普利策獎得主與學生交流。其中一位是馬來西亞籍的華裔記者方鳳美，她剛憑在《華爾街日報》上一系列談北京奧運的報導得到了本年度的「國際報導獎」。她那些文章談到了不少「負面」問題，例如環境的污染與趕建場館卻收不到工資的民工。於是有些內地學生就提出疑問了：身具華人血統，你會不會尷尬？更直接點就乾脆問她如此在外揭露中國的陰暗面，怕不怕破壞中國形象。

假如方鳳美不是華人，大概就不會有這些問題了。還好方鳳美只是馬亞西亞華人，如果她生在中國，而且仍然持有中國護照，說不定這些問題還會變得更尖銳更鋒利。因為我們通常假設記者心中不可沒有祖國，她的調查她的報導都不應該損及國家的利益。可是什麼叫做國家的利益？誰又有權去界定一篇報導何時才算有損國家的利益呢？

當代最偉大的記者之一，阿米拉·哈絲（Amira Hass），是以色列《國土報》的專欄作家，長年住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等巴勒斯坦地區，報導當地人的生活面貌。她是個猶太人，父母都是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但她卻和加沙的計程車司機與伊斯蘭教領袖交朋友。她是以色列人，平常身處約旦河西岸等地簡直是深入龍潭，不只要小心游擊隊「誤傷」自己，更要躲避以軍無區別的槍彈攻擊。她是以色列國民，但當今世上沒有幾個比她對以色列更不客氣。她喜歡拿以色列和實施種族隔離政策時期的南非相比，指控以色列政府壓迫甚至屠殺巴勒斯坦人。很多以色列人因此視她為叛徒，稱她做「卡波」（Kapo，集中營裡協助納粹的「猶奸」）。以國法庭更曾判她罰款六萬美金，罪名是「詆毀以色列殖民」。最最糟糕的，是她竟然還用英文寫書，把巴勒斯坦人的苦難和以色列帶給他們的傷害公之於世。

正是阿米拉·哈絲這種人使我感到記者的尊嚴與光榮。她是一位真正的「無國界記者」，在普世的人道價值和政府與同胞的歡迎之間，她選擇了前者。然而，她又是一位最愛國的記者，因為她不能忍受自己的國家犯錯，不能忍受自己的祖國在軍事和經濟上是巨人但在道德上卻是個侏儒。看著自己的政府和國民走上一條錯誤的道路，於是奮起孤筆一士諤諤，欲挽狂瀾於既倒，這豈不就是新聞人的良知嗎？

一個記者報導或許一時無法見容於當權者，但是掌握政治權力的人就一定更聰明，更瞭解什麼是國民應該知道的事、什麼是對國民最有利的東西嗎？任何政府都想叫人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而任何記者都應該懷疑。

約翰·皮爾格是我最敬佩的調查記者，數十年來，他走遍世界各個陰暗角落，用同情的眼光注視被遺忘的人群，專門揭出令大國權貴尷尬的事實，英語世界那些右傾的媒體無不視之為拒絕往來戶，跨國財團的首腦與白宮裡的鷹派則把他當作必須消聲的噪音。同為澳洲媒體人，他的老鄉默多克坐擁億萬財富，把買回來的報刊電視全部變成喉舌工具，異口同聲地為美軍入侵伊拉克鳴鑼開道，說薩達姆藏有大殺傷力武器。皮爾格孤身一人手無恆產，卻辦起了獨立新聞和評論網站「Znet」，連結世界各地的進步人士，成為伊戰期間最受注目的反戰言論基地，拆穿無數謊言。

外國的月亮未必特別圓，我們中國也曾出過一代又一代不畏權貴執著真相的好記者，政府還鼓勵輿論監督，以收廣開言路之效。但是經過長期的環境扭曲，有些新聞人已經忘記了令他們驕傲的根本價值了。在現實條件的限制下不得抒展心願，大家可以同情可以理解；但是自己心態不正，在沒有太大的壓力下主動迎合奉承，那就實在對不起記者和新聞人的名分了。

我曾目睹一些人號稱是做調查報導，卻在受訪地處處接受該地方官方單位和企業的招待指引，不但不因此焦躁，反而為自己的貴賓級待遇感到慶幸。我還想起許多同行前輩的教誨，評論時政要「該叫好的叫好，該批評的批評；政府做得不好，固然要批評；政府做得對，就應不吝稱讚」。我瞭解他們言者諄諄的苦心，也明白客觀中肯的重要。然而，我還是沒辦法去讚美什麼，不是我尖刻，也不是官府從來都錯；而是因為這句勸告實在不適用於擁權者身上：對著小孩，我知道不能老是責罵，還要適度地表揚；可是我們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權貴和官員都當成小孩呢？他們不會脆弱到稀罕掌聲的地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