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更多和平還是更多侮辱

【am730-觀念】來自五十個國家和組織的代表專程奔赴美國馬里蘭州的安納皮里斯市開會，但他們這一趟注定是要白跑了，因為這場會議的目標是中東和平(一種幾乎不可能達成的目標)，主角是宣稱自己很有決心要締造和平的以色列總理阿爾默特(每一任以色列總理都說過這種話)，以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一個實際上只能控制半塊巴勒斯坦的領袖)。為甚麼這個備受矚目的會議注定要失敗呢？因為主辦國美國沒有邀請哈馬斯參加，而哈馬斯領導人哈尼耶經已表明：「這場和會達成的任何協議對於巴勒斯坦人民來說沒有任何約束力」。不幸的是，哈馬斯控制了整個加沙地帶。為甚麼這個會議要把哈馬斯排除在外？因為美國和以色列都認為哈馬斯是個極端的恐怖主義組織，就像過去的法塔赫一樣。所以當哈馬斯在2006年贏得巴勒斯坦議會大選，並且組成政府之後，美英這些「民主國家」都拒絕接受巴勒斯坦人民主選擇的結果。他們不只和以色列聯手實施更嚴酷的經濟制裁與禁運措施，甚至還提供武器給阿巴斯所屬的法塔赫，協助他們去和哈馬斯打一場兩敗俱傷的內戰。

為甚麼巴勒斯坦人民要支持態度強硬，不承認以色列有權立國，「專搞恐怖襲擊」的哈馬斯呢？難道他們不喜歡和平的來臨嗎？除了因為過去的法塔赫政府貪腐無能，而哈馬斯則廣設醫院與學校惠及百姓之外；最重要的是因為法塔赫已經被許多人看成是叛徒了。自從被譽為是劃時代的「奧斯陸協定」簽署之後，十多年來，每一張以巴和解路圖都成了巴勒斯坦真正獨立建國的路障，每一次和平的停火協議都是新一輪暴力衝突的預告。在把巴勒斯坦切割成以色列境內互不相連的小島的「奧斯陸協定」裏面，法塔赫是喪權辱國的簽署者；在以色列每一次暴力攻擊之後呼籲巴勒斯坦人不要報復的，都是日趨軟弱(有人說是「務實」)的法塔赫。

2001年7月，以色列暗殺了兩名哈馬斯領袖，終結了短短兩個月的停火協定。2002年7月，以色列在法塔赫正要與它簽下新一輪停火聲明之前的幾個小時，空襲一座加沙地帶的公寓大樓，殺死了十一個兒童。幾乎所有哈馬斯策劃的自殺式恐怖襲擊都是為了報復以色列主動挑起的戰端，而法塔赫則負責去維持那淪為一紙具文的和平協議。巴勒斯坦人如何能不支持哈馬斯？又如何能不更加貶視投降的法塔赫？如今甚至連哈馬斯也有投降的嫌疑了，因為它放棄了堅持作戰的立場，跑去參加美國和法塔赫主催的選舉，走一條溫和妥協的道路。孰料美國輸打贏要，竟然拒絕承認願意放下身段的哈馬斯。

在哈馬斯協助以色列殖民離開加沙地帶之後，換來的是以色列對這個地區更嚴密的封鎖。於是一些更激進的小力量出現了，他們認為哈馬斯正在步法塔赫的後塵，以妥協換來更大的傷害和侮辱。在哈馬斯仍然可以影響激進力量，仍然控制半個巴勒斯坦，仍然得到大部分人民支持的今天，安納波里斯會談卻對它關上大門。它怎麼會是一次有前途的和平會議呢？

梁文道：身份認同的慾求不滿

【am730-觀念】今年兩次拜訪馬來西亞，其中一個最令我大惑不解的現像，是不少華人對中國政治所表現出來的熱情。讀到香港立法會議員李柱銘的漢奸爭論，有些華人也義憤填膺地跟著罵他漢奸；看見中國的和平崛起，很多華人也覺得與有榮焉；發現「紅衫軍」包圍台灣總統府，有人甚至專程搭飛機趕去台北加入集會。假如這裏是美國和加拿大，假如這種情況發生在那些北美「新移民」身上，那就絕對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了。不過，這裏是馬來西亞，自從建國以來，馬來西亞政府就很擔心華人的身份論屬問題。馬來西亞國父東姑阿都拉曼曾批評一位華人領袖：「你既是馬來亞國民，就要效忠馬來西亞，絕對不能談外國政治，只准談馬來亞政治」。就連周恩來也勸告過南洋華人：「一個國民不能同時效忠兩個國家。」學者何國忠指出，到了本世紀初，大部分土生土長的一群，對中國政治已經完全不感興趣了。然而，就在過去幾年，情形又有變化，誇張點說，某種「再中國化」的趨勢似乎正在悄悄出現。有朋友說，這全拜近年大量中國媒體資訊的湧入所賜，使得不少人對中國高層的認識要比對馬來西亞領導層的了解更深。

這讓我想起了人類學家阿帕杜來(Arjun Appadurai)在討論全球化時提出的「媒介地景」(mediascape)，即是由各種影像，聲音和文字等媒體構成的環境，它包圍我們，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同時深刻地塑造著我們的身份認同。問題是，在全球化的年代，「媒介地景」是變動不居的，各種資訊的流動無可阻擋，於是出現了北美印裔人士關注「寶萊塢」電影，歐陸穆斯林收看半島電視台的情況；進而複雜化了原本為國介封鎖的身份意識，造成了多種認同衝突並存的詭異局面。

從表面上看，今日馬華對中國政局的關懷亦可作如是觀，也是一種全球化媒介流動形成的新現象。

可是再細探下去，我們就知道人的身份認同向來就是多元分裂的，不只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可以分途並進，甚至任何想把身份認同壟斷於一尊的國家大計也往往徒然。部分馬華表層上「再中國化」反映的其實更是他們無法進入政治主流的無奈，「媒介地景」的拉力只是一個觸媒罷了。假如他們在馬來西亞感到重重限制，假如他們發現自己在社會上的流動渠道因為種族的原因而淤塞不通，假如他們自覺享有的公民權利不夠完整；那麼他們當然很難徹底鞏固自己的政治身份認同。

在這種情感結構的基礎之上，隨著媒介流動而來的中國，就不難成為精神分析大師齊澤克(Slavoj Zizek)所說的「幻像認同」了。那些跑去台北加入「紅衫軍的馬華是戀慕中國，倒不如說是他們在國家認同上受到了創傷。如此「再中國化」，是種慾求不滿的病徵。

梁文道：馬華為甚麼反台獨（上）

【am730-觀念】直到今天，我偶爾還會在香港的報攤上看見台灣新聞局出版的《光華》，一份編得很認真，印刷也算不錯 ，但是銷情不佳的雜誌。現在的香港人大概很難想像，它曾經也是很有市場的刊物，在九七回歸之前，在那個所謂親台「右派」仍然活躍的久遠年代。

再往南走，到了擁有數百萬華人的馬來西亞，它更是許多老一輩華僑的精神食糧。因為《光華》總是有許多關於「祖國」(『中華民國』)的圖文並茂的介紹，它向海外華人提供了一個想像中的中國。

可是最近幾年，它的影響力日漸下降，就連它的英文刊名也悄悄地從「Sinorama」改成了「Panorama」，明顯是台灣去中國化的其中一環。既然台灣當局不再自認是「正統」的中國了，它又何必費力經營海外「華僑」的認同與向心力呢？正如它不再需要再為海外「僑生」大開方便之門一樣。簡單地說，台灣政府已經放棄了整塊東南亞華人地區的宣傳工作。自此之後，台灣是台灣，「華僑」是華人，二者互不相干。

或許，這就是為甚麼今日馬來西亞華人普遍反對台獨的原因之一了。在馬來西亞和華人聊天，七成以上的人反對台獨，八成以上人不滿民進黨，九成以上的人厭惡陳水扁。

這真是一個很奇獨的現像，明明他們是另一個國家的人，明明他們已經穩穩地認同自己是馬來西亞國民，明明連中國政府也放棄了「華僑」的概念，轉以「海外華人」這個名詞去稱呼他們；為甚麼馬來西亞華人會關心台灣的統獨問題？又為甚麼他們會反對台灣的「華人」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呢？

這是否表示馬華在確立自己馬來西亞國民身份之餘，仍然隱約保有一份中華民族主義的情緒，使得他們不願見到祖邦的分裂呢？

我問過好幾位熟悉大馬政局民情的當地朋友，都得不到一個肯定的、有說服力的答案。也許我們用不著太過抽象，也不用想得太複雜，單從媒體形勢的演變，大概就能看出一點蛛絲馬跡。

梁文道：新聞人的良知

我不是記者,也從未在任何舊事媒體擔任過正式的編採任務，我只是一個在媒體上宣佈評論的人；但是每逢9月1日(香港和臺灣的記者節)和11月8日(邊疆的記者節),我都覺得這也是屬於我的節日。由於我很期望把本人也列入記者的行列，這是一個令人自豪的行列；它該當是的，它原本是的。

往年10月15日到22日，香港浸會大學辦了一個「普利策舊事獎得主任務坊」，請來幾位普利策獎得主與先生交換。其中一位是馬來西亞籍的華裔記者方鳳美，她剛憑在《華爾街日報》上一系列談北京奧運的報導失掉了本年度的「國際報導獎」。她那些文章談到了不少「反面」題目，例如環境的凈化與趕建場館卻收不到工資的民工。於是有些邊疆先生就提出疑問了：身具華人血緣，你會不會為難？更間接點就痛快問她如此在外揭發中國的暗淡面，怕不怕毀壞中國抽象。

假設方鳳美不是華人，大約就不會有這些題目了。還好方鳳美只是馬亞西亞華人，假設她生在中國，而且依然持有中國護照，說不定這些題目還會變得更尖利更尖利。由於我們一般假定記者心中不可沒有祖國，她的考察她的報導都不該當損及國度的利益。可是什麼叫做國度的利益？誰又有權去界定一篇報導何時才算有損國度的利益呢？

當代最巨大的記者之一，阿米拉·哈絲(Amira Hass)，是以色列《疆土報》的專欄作家，常年住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等巴勒斯坦地域，報導外地人的生活相貌。她是個猶太人，父母都是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但她卻和加沙的計程車司機與伊斯蘭教首領交冤家。她是以色列人，往常身處約旦河西岸等地幾乎是深化龍潭，不只需當心游擊隊「誤傷」本人，更要規避以軍無區別的子彈攻擊。她是以色列國民，但當今世上沒有幾個比她對以色列更不客氣。她喜愛拿以色列和施行種族隔離政策時期的南非相比，指控以色列政府壓榨以至屠殺巴勒斯坦人。很多以色列人因而視她為叛徒，稱她做「卡波」(Kapo，集合營裡輔佐納粹的「猶奸」)。以國法庭更曾判她罰款六萬美金，罪名是「誹謗以色列殖民」。最最蹩腳的，是她居然還用英文寫書，把巴勒斯坦人的災難和以色列帶給他們的損傷公之於世。

正是阿米拉·哈絲這種人使我感到記者的威嚴與榮耀。她是一位真正的「無國界記者」，在普世的人性價值和政府與同胞的歡送之間，她挑選了前者。但是，她又是一位最愛祖國的記者，由於她不能忍耐本人的國度出錯，不能忍耐本人的祖國在軍事和經濟上是偉人但在品德上卻是個偉人。看著本人的政府和國民走上一條過失的路途，於是奮起孤筆一士諤諤，欲挽狂瀾於既倒，這豈不就是舊事人的知己嗎？

一個記者報導大約一時無法見容於當權者，但是把握政治權利的人就必定更聰慧，更瞭解什麼是國民該當曉得的事、什麼是對國民最有益的東西嗎？任何政府都想叫人置信答案是一定的，而任何記者都該當疑心。

約翰·皮爾格是我最敬仰的考察記者，數十年來，他走遍世界各個暗淡角落，用憐憫的目光凝視被遺忘的人群，特地揭出令大國權貴為難的現實，英語世界那些右傾的媒體無不視之為回絕往來戶，跨國財團的首領與白宮裡的鷹派則把他當作必需消聲的樂音。同為澳洲媒體人，他的老鄉默多克坐擁億萬財富，把買回來的報刊電視局部變成喉舌工具，眾口一詞地為美軍入侵伊拉克鳴鑼開道，說薩達姆藏有大殺傷力武器。皮爾格孤身一人手無恆產，卻辦起了獨立舊事和評論網站「Znet」，連結世界各地的提高人士，成為伊戰時期最受矚手段反戰行動基地，掩飾有數謊話。

本國的月亮一定特地圓，我們中國也曾出過一代又一代不畏權貴固執真相的好記者，政府還鼓舞行動監視，以收閉目塞聽之效。但是經過臨時的環境歪曲，有些舊事人曾經遺忘了令他們自豪的基本價值了。在理想條件的限制下不得抒展期望，自己能夠憐憫能夠瞭解；但是本人心態不正，在沒有太大的壓力下自動投合阿諛，那就真實對不起記者和舊事人的名分了。

我曾目擊一些人號稱是做考察報導，卻在受訪地處處承受該中央官方單位和企業的款待指引，不但不因而煩躁，反而為本人的貴賓級待遇感到高興。我還想起很多同行長輩的教導，評論時政要「該叫好的叫好，該批判的批判；政府做得不好，雖然要批判；政府做得對，就應不吝稱譽」。我瞭解他們言者諄諄的苦心，也清楚客觀中肯的主要。但是，我還是沒方法去讚譽什麼，不是我尖刻，也不是官府歷來都錯；而是由於這句勸說真實不適用於擁權者身上：對著小孩，我曉得不能總是叱罵，還要過度地褒揚；可是我們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權貴和官員都當成小孩呢？他們不會軟弱到稀奇掌聲的境地吧。

梁文道：空中飲食定理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我曾經在雜誌上看到一個大型網上書店的廣告，它為了標榜自己海納百川，甚麼古靈精怪的書都有，故意找來一些異書的封面做招徠。其中有一本叫做《空中用餐》，副題是「全球飛機餐指南」，乃評比世界各地各種航班各級檔次飛機餐的參考書，同時也是指導乘客如何清潔身上的酒漬和如何自己帶食物上機再請空中小姐加熱的工具書。當我傻傻地登入網站搜索一番之後，才發現它根本是部不存在的書，純係廣告人的玩笑。

然而，這又是本多麼應該出現的書呀，因為飛機餐對大部分人來講都是一場災難。我等平民搭飛機多半坐的是經濟艙，而經濟艙的飲食最是嚇人；所謂牛扒，其實是煮熟了的牛肉；所謂Pasta，其實是一團濕水麵粉泥。用餐空間的窄就更不消提了，隨便一揮手都會導致意外的發生，不是把刀子插進鄰座的臉蛋（還好現在都用膠叉），就是將果汁汽水變成滋潤自己大腿的乳液。所以我一直主張飛機是教導小孩子用餐禮儀的其中一個理想教室，誰要是喜歡在吃飯的時候撐開兩肘做出振翅欲飛的無禮姿態，就該罰他搭一程飛機受罪。

空中用餐，本來可以是一件十分美妙十分浪漫的事。假如你坐得靠窗，那就可以一邊欣賞雲海的起伏變化，地面想像不到的清朗月輝，一邊享用地表上最高的廚房準備的食物。可惜事與願違，因為這裏有一條黃金規律，那就是飛得愈高吃得愈糟。坐熱氣球，你還可以悠閒地享受點藤籃野餐的趣味。再高一點，就是磨人的飛機餐。到了大氣層之外，太空人吃的更是牙膏筒裏擠出來的魚肉和鋁袋裝的水果凍了。

最近英國一家專走高檔路線的小型航空公司「Silverjet」宣佈這條定律很快就要被打破了。因為他們和倫敦其中一家最著名的餐廳「LeCaprice」合作，還請來他們的前任行政總廚當飲食主管，要把頂尖美食體驗帶到天上。從此以後「Silverjet」的空中小姐空中少爺都要到「LeCaprice」受訓，學習最專業的侍應技巧。更令人關心的，當然是實際的食物。看看餐牌，頭盤有炭烤墨魚配紅椒，主菜則有燒羊柳……，且慢，「炭烤」墨魚？「燒」羊柳？雖然這幫人宣稱每班機上都有大廚在廚房裡炮製食品，但你會相信那些東西都是在飛機上明火現烤出來的嗎？

其實以前早就有人試過把廚師弄到機上的噱頭了，可是在那麼狹小又限制重量的「廚房」裡頭，一個大廚又有何用武之地呢？例如大陸某家航空公司也出了空中大廚這一招，聽行內人說他的職責就是「指導空姐加熱食物的時間和順序」。

就算到了頭等艙，情況也不會好多少，只有凍肉和煙魚一類的冷盤尚可一試。在我累積飛行哩數過多，因而有機會搭越洋頭等艙的那段日子裡，我曾自以為聰明地點過以生魚片和壽司為主的「松花堂便當」之類名頭響亮的特餐。結果？我可以很負責地向大家報告，還是迴轉壽司好吃一點。

想在飛機上吃好東西，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坐在「阿一鮑魚」楊貫一的隔壁。一個朋友曾經在機上巧遇一哥，坐正他的身旁，當空姐推出飛機餐的時候，只見他好整以暇地取出了一個裝了兩枚煮好了的鮑魚的盒子，吩附空姐拿去加熱，後來還分了一些給我的朋友。

梁文道：三角地

【am730-觀念】我第一次去北大，心裏的頭號景點不是未名湖，而是「三角地」。本來一般香港人是不會太在意這塊小地方的，說不定連聽都還沒聽過呢。但是只要一提起八九民運，很多人的記憶大概就會漸漸喚起了，因為這裏正是當年北大學生集會的重地。

多少思想界精英(如剛逝世的包遵信先生)，多少學生領袖曾經在此慷慨陳辭；自從七十年代以來，又有多少激盪思潮的標語和文章在此張貼，多少猛烈的辯論在此發生呢？

「三角地」，是北京大學遷入燕園，展開它現代旅程之後最重要的象徵之一，它代表了一座大學應該具有的自由、開放和觀念交鋒的本色。又由於這裏是北大，中國文化現代化的震央，所以「三角地」不只是北大的，更是中國的。其意義相當於加大柏克萊分校的「人民公園」，值得保留下來，成為一座文化的紀念碑。

然而，北大校方最近卻以它太過雜亂太過商業化的理由把它拆除了，怕它影響學校的形像，取而代之的是一塊先進的電子布告板。

所謂雜亂，根本不是甚麼問題。既然是學生與周邊社群可以自由使用的空間，表面的無序是必然的。國外大學不知有多少類似的角落，柱子和牆上貼滿了一層又一層的大海報小廣告，但它們非但不會破壞大學的形像，反而成了大學風格的一部分。至於「商業化」一說，就更是可笑了。

大學向商業靠攏，不只是北大獨有的問題，而是蔓延全球的現象(也有人認為是瘟疫)。如今的北大，最商業化的地方不是「三角地」，而是一幢幢掛上了企業名號的建築，「學企合作」的計劃，在外掛職賺大錢的教授，與無心向學專業打工的學生，到處貼滿了商業廣告的三角地不是病因，而是病徵。校方不只無力阻止商業浪潮的大勢，甚至還主動構思種種「創收」方案，如今卻指責三角地「銅臭」味太濃，這豈不是本末倒置？

如果說網絡論壇早已代替了「三角地」的舊角色，本來也是不爭的事實。可是失去了原有功能的「三角地」難道就不能是個有歷史意義的地標嗎？倫敦的海德公園也早就不再是個有任何實際作用的論壇了，倫敦市政當局怎麼又不禁止市民再抬肥皂箱進去發表演說呢？

拆了「三角地」，換上電子布告版，這個行動最大的象徵意義，就是用一個由上而下的校方宣傳渠道代替了由下而上的學生發聲平台。也許，這就是北大想要昭告世人的新形象了。

梁文道：香港的原罪

都說三個女人一台戲，三個男人有時候也能成就螢屏上的熱鬧。梁文道、竇文濤和許子東，一個伶牙俐齒，一個拍案驚奇，一個書生意氣，除了太過強勢的王朔 來攪局的那一出，其它的幾乎期期都能見到「三國鼎立」的好戲。《鏘鏘三人行》每天都有，在網絡提供下載服務之後在觀眾中迅速傳播。這檔節目一個月錄十集， 現在在北京錄製，所以梁文道現在常常北京、香港兩地跑，每天只睡5個小時。

梁文道的身份有點複雜，在鳳凰衛視成名之前首先是一位文化 人。他任何時間都看書，每天六小時看書，然後在各種報刊上發表評論。他辦了一份讀書雜誌叫《讀書好》，名字有點大白話。這是一份很薄的讀書雜誌，雙月刊， 他說明年一月會改成月刊，每期6萬份，因為是免費贈送，如果不加限制一天就發完了，所以要限制，一個月分成三次來發。香港看書人並不多。他想出應付的辦 法：一要免費、二要很薄、三要內容輕鬆，適合香港人的口味，去「誘惑」讀者。比如農曆年，就專做一期曆法，藉著人們對迷信的好奇來介紹曆法的歷史。

他還是「進念·二十面體」成員。2000年他和「進念」的同仁辦了一個民間講座，地點在牛棚，不是文革的牛棚，而是香港原來的一處宰牛場，名字真叫牛 棚，於是他們干脆給它取了個名字叫牛棚書院。找不同的人來講課，每個季度有十門左右的課程。但因為交通很不方便，再加上自負盈虧，學費就變得很貴，成了富 人才能夠享受的奢侈。香港經濟蕭條的時候，學生他就收半價，失業人士拿社會救濟金我就全部收錢，結果有一半的人跟他說沒錢，結果自然是虧損嚴重。他們自己 掏腰包給講課人。

牛棚書院停了兩年，沒錢，賠本賠光了。現在他在籌款，籌到一定的基金會重新辦牛棚書院。

他對香 港的感情可以說又愛又恨。這不是一片文化人容易生存的土地，在香港，嚴肅的文學刊物完全沒市場，《香港文學》過於老化，年輕的讀者不看也不會去投稿，《字 花》這樣的新銳文化刊物只能銷售到兩千本。他自己最喜歡的電視節目，除了《鏘鏘三人行》，還有《開卷八分鐘》，但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興趣走。於是他抱 怨說「香港商人太實際，沒有長遠眼光，美國的研發投資他們還沒有意識到要去學習。」

對於自己的身份和這座城市的身份，他有著異常敏銳的認識。

保守的香港

河西：國內的一批學者，在八十年代是新潮人物，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之後，卻紛紛返本求源，治起古典學來了，您怎麼看？

梁文道：治古典學沒有問題，但不應該出現這樣的情況：因為治古典學，所以在政治上也同時保守。

河西：就好像康有為，戊戌變法的時候他是個新潮人物，可是到了辛亥革命時，他就成了個老古董。但劉小楓在中山大學研究基督教也還可以理解，甘陽在香港這樣一個開放的學術環境中，他的立場就有些奇怪。

梁文道：你不覺得奇怪嗎？很多在香港做學問的人都特別保守。比如說我念的香港中文大學，那些前輩，像牟宗三、錢穆這些南來文人，都是以堅守儒家文化傳統 而著名。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討論這批南來文人的狀態。他們的情況是他們到了香港這個他們心目中的殖民地，這個「化外之地」，才開創出「文化中國」的講 法。「文化中國」的意思是現實中國很不如意，兩岸都不是當年的中國，一邊是獨裁的國民黨，另一邊也敗壞了中國傳統的社會文化風氣道德。他們心目中理想化的 美好的中國應該是什麼樣的？他們都想往過去尋找。為什麼要回頭尋找？因為現實中沒有。香港是一個西式的社會，他們也覺得很有問題。孤懸於海外，他們就開始 設想理想中的中國。

後來香港有一批海歸知識分子。王紹光、甘陽、劉小楓等人，他們在香港都有不如意的經驗。劉小楓並沒有在香港獲得正 式的教職，只是在基督教的神學院裡做了一段時間的學問。他們這批人的共同點就是他們是不被香港所需要的人物。這不是一個特別對學術有興趣的社會，不會關心 你在做什麼。

像劉小楓在大陸能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掀起年輕人的追捧，演講一場能坐滿幾百人上千人，但在香港完全沒有這回事，可能只有十幾個人。在這種情況下，他所想像的，必然是往傳統回歸的社會圖景。

河西：您覺得這種保守是一種歷史的原因嗎？

梁文道：在香港是一種現實。在這樣一個社會裡面，人會變得保守。當然香港本身就是很保守的地方。

河西：從電影就能看得出來，比如《黃飛鴻》系列，拋開它的藝術成就暫且不談，它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非常明顯非常強烈。

梁文道：對，我一直就說，香港人很愛國。香港人有種原罪。比如說我這樣的，我在鳳凰衛視也好，在報紙也好，寫了批評中國的文章，說了批評中國的話，如果 換了一個內地的作家來寫，人家會覺得沒什麼，但是從我的口中說出來，就會有讀者反映說你這個香港人，老是帶著外國人的眼光來看中國，你們根本就是洋奴。這 是香港人的原罪，香港人是不能批評中國的，一批評人家就說你是漢奸。

香港向來就是民族主義很強烈的地域。你看《霍元甲》、李小龍、金 庸，他們的民族主義是達到身體層面的。香港武打電視劇，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就是中日決戰。那些導演很喜歡找些東洋的浪人、劍客，他們試圖統一中國武林，結 果被中國的志士一一打敗，常有這種情節設置，其背後的意識形態很值得琢磨。

河西：但97回歸時，仍有相當多的人移民於國外，是因為恐懼？

梁文道：文化中國這個概念有趣的地方在於，他很愛國，但他愛的國是民族主義的中國，文化的中國，而不是那個政權。因為香港是個難民社會，香港絕大多數人 口都是49年後才來到香港，或者是他們的第二代，這些人為什麼要來香港？49年來一批，62年大逃亡來一批，文革來一批，文革結束後又來一大批，他們是逃 難。他們沒有國家的政治認同，他認同的是血脈和種族。

河西：97之前，還是英國統治時期，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是否還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梁文道：他會認同香港人和中國人。他對香港這個城市的認同很強，但他們還沒有達到像台灣要搞「港獨」的地步。這是因為香港從來不具備「港獨」的條件。為 什麼？台獨是怎麼搞起來的呢？台灣的人口，絕大多數是台灣土生土長的居民，49年去台灣的外省人只佔台灣人口的兩三成。台灣的原住民和大陸隔離了很長的時 間，而香港是不斷有人從大陸來。我們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這種城市認同很像上海，上海人很認同上海，很愛上海，但不會出現「上海獨」。

香港人在民族上一直認同中國，這是毫無疑問的。以前說外國，常常會說「那幫鬼佬其實沒什麼本事，中學畢業就來當官，就會欺負我們中國人。我們中國人就不 一樣……」對著外國人，他們會說「中國人有多優秀，我們的優勢在什麼地方」等等，以此與外國殖民者對抗的情緒非常明顯。對著大陸人，他們則會說自己是「香 港人」。

河西：這是否有一種自我保護的意識存在？

梁文道：那當然。70年代之後，港英政府的統治才逐漸好起來。 70年代之前，這個政府是很糟糕的。有了異族的壓迫，這種民族認同才會那麼強烈，就像中國，是在鴉片戰爭之後，面對列強的凌辱，才會生出那樣的民族主義革 命，是受害者的產物。以前中國的天下主義，和晚清的民族主義是兩回事。

河西：香港和台灣、大陸不同，台灣的大中華意識形態，和大陸其實是蠻接近的。

梁文道：台灣以前是，但現在肯定不是了。以前國民黨統治時期，學校裡天天喊的就是「反共復國」、「解救水深火熱中的大陸同胞」。但現在台灣是徹底本土化了。

河西：國民黨的勢力是完全崩潰了，還是仍然有其實力？

梁文道：它仍然有一定的勢力，但沒辦法凝聚得很強。現在是這樣，在台灣，真正支持兩岸統一、一國兩制，希望馬上統一的，不到1/20；覺得自己是中國 人，但未必急著統一的，大概在1/10，這些人是國民黨的鐵桿支持者。如果國民黨說自己很認同中國的話，就會只剩下1/10的人來支持它。還有3－4 /10的人認同台灣人要多於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他們反對民進黨。

台灣社會有趣的地方就在於，如果在沒有民族身份認同問題的國家（比 如美國、法國、意大利），反對黨就是反對執政黨的路線、政策。台灣不一樣，國民黨老是反對民進黨搞經濟搞得一塌糊塗，如果放在別的國家都很對，今天民進黨 執政的成果放在別的國家早倒台了。但是台灣有個民族認同的問題，所以使得它可以一直撐著，而國民黨就一直幹不掉它。國民黨的性質就變得很曖昧，固然是反對 黨，可以吸引一批對現政府不滿的人，但是那些反對黨的人覺得你這麼認同中國，又會和你有距離。所以國民黨基本的支持者會動搖。

佛教與左翼運動

河西：關於宗教問題，改革開放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在於，文革宗教式的狂熱偶像崇拜徹底被顛覆，在促成經濟大發展和思想開放的同時，也造成了信仰的缺失，孔方兄第一就成為普通人的基本價值取向。

梁文道：對。佛教這兩年這麼受重視已經說明了問題。但我認為，現在中國佛教的現狀很糟糕。不只體制化，而且徹底商業化了。什麼手機號碼開光，怎麼能搞到 這種地步？錢文忠說玄奘是個學者，這是對的。佛教自古有學問的傳統，特別是幾個中古的宗派，比如天台、華嚴，整套學派的傳統在現代中國是幾盡斷絕。現在的 佛教徒真正懂佛學的，其實是很少的。傳統被割裂，佛學都是大學裡的學者在研究，和尚本身真正懂學問的其實很少。所以外國人喜歡藏傳佛教，這也是一個很重要 的原因。

人間佛教很曖昧，固然說要關懷世間，但入到什麼樣的程度才算正確呢？沒辦法衡量。

河西：太虛本身也有非 常矛盾的地方，他一方面面對列強瓜分中國的現狀非常痛心，不想置身事外四大皆空，想要用佛教來救中國，但是佛教本身無法為其提供一個理論依據。在中國能不 能出現一個佛教徒甘地，這是很可疑的。所以他曾經試圖組織政黨，還去西方傳法，試圖找到一條折衷的道路。

梁文道：太虛之後，印順可以說是中國佛教最後一個大學者。你說的很對，太虛本身也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當時的佛教很腐朽，腐朽到什麼地步，乃至於日本佛教徒到中國來之後很囂張，日本侵華時，日本佛教也大舉入侵，他們很看不起中國和尚。

日本佛教也出過問題，明治維新後，日本重新抬出神道教，神道成為國教，佛教就被邊緣化了，又遇到現代化的挑戰。所以他們中有的和尚就提出向西方學習，大 量地派人留學歐洲，研究語言學，做原典研究－－我們現在看日本的佛學，最擅長的就是精密的考證，這就是那時的遺風。這樣他們就覺得，日本佛學比中國佛學更 紮實。

日本來華的主要是律宗。弘一法師當時想復興律宗，為什麼？就是因為中國律宗這一脈也是危機重重，禮崩樂壞不僅是儒家的問題，也是佛教的問題。

太虛有趣的地方在於，他所說的人間佛教很接近南傳佛教的左翼。當時的東南亞佛教，有左翼的傾向，這一地區最早的共產黨員，很多都是佛教徒。緬共最早的民 間支持者是和尚。他們抱持兩種目的。第一，最早的民族解放運動也是他們，比如越南、緬甸、老撾。同時，他們的佛教運動也是抗殖運動，也是左翼運動，抱著救 國的目的，跟太虛很接近，都是強調走入人間的，但東南亞的佛教走的是更激進的道路。

整個南傳佛教都在左翼化。越戰時有一張僧侶自焚抗 議美軍入侵的照片很出名。泰國最早的民主化運動都是佛教僧侶在推動的，反對軍人集團的獨裁也是僧侶在抗議，緬甸不用講，看近期的這次政治危機就可以看出來 了。印度還有少數佛教徒，他們致力於階級平等，種姓平等。我們以前看不起南傳佛教，說它是「小乘」，只關注自身，不關注社會，實際在20世紀之後完全不是 這樣。小乘也是講現世解脫、現世涅槃、內觀禪修的。內觀禪修本身是審視自身，但它同時也很講究現實生活中的任何東西都成為我觀賞的材料，以及對現實生活的 關心反而也是很強烈的。慢慢慢慢就會發展出一種左翼傳統。他們對整個社會、政治、結構改變的關心多於個人的解脫，所以他們很投入於民族解放運動，乃至於今 天的環境保護運動和女性主義運動。

最妙的是，這一脈的佛教到了歐洲之後衍變出來的一派，會去支持同性戀。佛教是對同性戀最寬容的宗 教，你看泰國，那邊有很多變性人、中性人和人妖，佛教對他們都很寬容。對佛教而言，性別沒有意義。西方許多反抗意識強的知識分子，佛教對他們很有吸引力， 甚至變成佛教徒。天主教是個階層化的宗教、伊斯蘭教很好戰，只有佛教，第一沒有嚴密的組織，第二真正愛好和平，第三對性別的態度很開放，關心環境問題，又 講社會正義和眾生平等。在中國之外的佛教，幾乎都被認為是最前衛最激進最有反抗資源的思想，你看垮掉的一代和搖滾樂手就知道了。

河西：佛教和共產主義本身很接近，除了有神論和一些細節問題。

梁文道：對，釋迦牟尼能和奴隸、賤民在一塊。《聖經》說上帝把世間動物都賜給亞當，歸人管，但佛教不會。

河西：但看一下西藏，問題就出來，它的農奴制度、達賴對人民的統治就是皇權式的。

梁文道：你說的沒錯。剛剛我們講的是佛教理念，但現實上，佛教在不同的國家都會本地化，會適應當地的政治現實。大乘佛教就發展出了法王這樣的概念。第一 個法王是阿育王，法王就是世間有一個國王，轉輪法王，推動佛法。武則天也認為自己是法王。這都是適應政治現實推出的說法。

原始佛教不吃素，中國和尚為什麼吃素？是因為中國和尚有自己的莊園，可以種地，他們就不需要殺生了。可是南傳佛教要靠施捨化緣，你不能去選擇人家給你的食物，所以可以不吃素。中國和尚的莊園當然是政府賜予的，目的是為了換取你的合作。

達賴到了印度後，特別是他最近二、三十年，他也覺得農奴制度不行，所以他就提出解放農奴。

河西：在中國歷史上，中央對西藏的干預也有先例，比如金瓶掣簽，中央政權對佛教西藏的政權建制影響大不大？

梁文道：金瓶掣簽並不長期使用，它只是一個臨時性的設置。而這三任的達賴都不是金瓶掣簽。金瓶掣簽很妙，其實都是按照西藏的規矩找出來，然後再由政府承認。是一種不喪失清朝王室的面子，又不損害傳統的方法。

清朝統治其它民族的技巧是漢族不瞭解的。現在中國的版圖是由清朝打下的。大家都罵清朝怎麼腐敗，怎麼禍國殃民，但大家都忘記了，我們整個遺產是清朝來 的。沒有清朝，中國今天的領土不是這樣。如果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那為什麼要叫新疆？新疆是直到清朝才正式確立進入中國版圖，過去西域那片 地方是很不穩定的。滿人和漢人不同，滿人懂得對付他們，漢人不懂，滿人本身是遊牧民族，滿人在入關前征服了蒙古，甚至征服了新疆一部分民族。他很知道他們 的矛盾，可以分而治之。最後平定準噶爾，也只有滿清。苗人徹底征服也是在清朝的時候。今天大家對滿清太不公平。

河西：清朝皇帝的英明能幹超出了人們的想像，特別你要是將他們與明朝的那幾個皇帝比一比就可以知道了。

梁文道：對呀。清朝對待西方的軟弱無力，並不是清朝政府的問題，他們是很無辜的。那是中國的問題。這兩年這麼流行講明朝，這是對的。就像黃仁宇講的，鴉片戰爭的問題，可以從明朝那裡找到病因。因為清朝整個制度都是沿襲明朝，清朝的問題是他們沒有改變。

香港在萎縮

河西：講了那麼多佛教，您是佛教徒嗎？頭髮也這麼短。

梁文道：我是天主教徒。這是我的家庭背景造成的。我中學時候還想做神父。我現在沒怎麼回教堂了，但我對天主教有特別的好感。我受過他們很深的恩惠。

河西：鳳凰衛視是否是一個言論無禁區的電視台？

梁文道：看什麼節目，像《鏘鏘三人行》，閒談，帶過一筆這麼講就沒事，官員也不會認真看。我正兒八經的要做評論了，耳朵豎起來聽了，你就不能講這些敏感話題。鳳凰也有它的底線。

反而我在大陸寫的文章，有時候會很接近異端的地步，但是會寫得比較溫和。

河西：您當時是怎麼進入鳳凰衛視的？

梁文道：1998年底，我的好朋友馬家輝正在做《鏘鏘三人行》，他把我介紹給竇文濤，就開始做這檔節目。一開始是嘉賓，做了兩集之後，他們覺得還可以， 於是叫我長期做下去。到2002年，我才正式簽約。之前，我還幫鳳凰做過幾檔節目，但都是獨立身份。2003年我離開鳳凰，到香港一個電台當台長。當了一 年多，然後又回到鳳凰，一直到現在。

河西：電台和電視台還是有很大區別，您覺得哪個更合適您的性格？

梁文道：我覺得還不是電台和電視台的分別，而是工作崗位的不同。我在電台是管理。我在電視台是內容提供者，我還是喜歡後者。因為管理是很煩的。

河西：現在還有幾檔節目？

梁文道：我每個星期要回去當一天班，然後我做《開卷八分鐘》、《時事開講》、《快文快語》等等。

河西：在香港很少書店，文化類的期刊也很少，在我看來說，香港說它是文化沙漠還是沒有錯的。

梁文道：是，應該這樣講，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並不是它沒有文化。不只有，而且很厲害。榮念曾是實驗藝術的祖師爺。香港有兩岸三地最早的實驗劇場、獨立錄 像、新媒體、行為藝術。裝置藝術這個詞是香港人翻譯的，「同志」這個名詞是林奕華翻譯的。在香港，有很多人做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不被大眾認同。饒宗 頤也在香港，但他們很孤獨。

文化沙漠是這樣一種狀態：一片沙子，但其中有寶石，拿起來看，很漂亮，但是沙形成不了土壤，不會長出樹來。

香港是個典型的大眾社會。700萬人，跟一個北歐的國家差不多，說這個地方是彈丸之地所以搞不了文化是錯誤的。之所以藝術在香港成不了氣候，主要還是因 為他們都是一類人，他們的生活習慣、趣味都相差無幾。香港是個主流社會。主流的港劇、港片、香港流行音樂，打進主流一定很紅，打不進主流一定完蛋。

從廣義上來說，流行文化當然也是文化。文化雅俗的區分在後現代時期已經被顛覆。我們今天面對的情況是，大家都很同情大眾文化、流行文化，特別是在文化研 究興起之後，大家都認為雅俗的區分是一種霸權的產物，我們不應該瞧不起流行文化。但現在有這樣一種傾向，反過來流行文化成為一種霸權了。任何人一搞小眾的 高雅的藝術就被人批評你是精英，你是古代的恐龍，會被人罵，脫離社會脫離大眾。我認為你可以不歧視大眾文化，但不能反過來就可以說精英文化是毫無價值的。 大眾文化我感興趣的不是它的審美價值，而是他的工業運作。真正良性的運作，大眾文化是會促進非主流文化的生存的。比如好萊塢的電影工業，大學畢業生一開始 只能做獨立電影，搞這樣的電影是賺不到錢的，那麼怎麼辦？你會發現會有一些基金會願意投資，他們這樣做是希望有一天你不會那麼另類，你會變成大導演，他覺 得這個投資是值得的。為什麼他會有這種感覺。因為好萊塢有這樣一個隱形的樓梯，從獨立電影起步，然後去聖丹斯這樣的電影節參展，電影界的大亨就在那兒看 片，看到有潛質的導演，就會給他機會。但香港不是這樣，它沒有階梯。

河西：但黃耀明他們在香港流行音樂還是能被大眾所接受。

梁文道：黃耀明他們是因為出道早，香港剛剛有流行文化，他們實驗的空間很多，沒有人知道電視該怎麼做，電影該怎麼拍，怎麼樣的流行音樂會得到人們的喜 愛，於是你怎麼搞都行。但後來人們知道什麼樣的可以暢銷之後，他們就把所有非主流的都給擠走了。所以你看港劇港片千篇一律在重複，為什麼？他贏過一次就不 斷拷貝，就導致香港被自己所搞垮了。

偶爾有幾個特立獨行的導演，但那是例外。還有幾個很懂商業片，又能保持獨立風格的，比如杜琪峰。

河西：97之後，香港娛樂工業的衰退特別明顯，您覺得主要原因在何處？

梁文道：97是雙重的時代變化。第一是97本身的回歸，但這個變化還不太大。另一個問題是90年代末全球化的產業結構調整，香港面對金融風暴的襲擊。金 融風暴後，香港富豪的閒錢就不敢亂放，電影熱是很多人抱著玩一玩的心態去投資，這也是香港沒有工業化的一個原因。香港電影賺了錢，錢不會用電影基本工業的 建設，而是給了明星和老闆。

另外，90年代末，全球媒體工業大整合，幾家財團壟斷和跨媒體已經成為風氣，比如時代華納這樣的大財團， 香港沒辦法和它競爭。現在娛樂工業的成本很高，成本這麼高，風險這麼大時，就必須要分散風險，就要跨媒體合作。美國已經不講大片，他講的是一個綜合性的跨 媒體項目，不僅有電影，圖書、漫畫、遊戲、玩具，全面發展。電影到了後來會成為促銷周邊產品的工具。

中國經濟在97後正在騰飛的階 段，整個香港正在吸進去。你要進大陸市場你要做很多東西。比如《色·戒》要剪，很多導演在拍片的時候一開始他就在想大陸市場，對他的創作是很大的限制。大 陸規定，合作拍片要有大陸人員，這也是限制。90年代港星是很威風的，但現在開始不行，因為大陸已經知道怎麼來生產明星。

香港在萎縮，越是萎縮，越是要跑到大陸來，裡面良莠不齊。很多人的心態是香港過氣了，就到大陸來混。大陸市場大，做得爛也會有人會買，這是香港商人的根本問題所在，他們很短視，只要我能生存下來，我就無意去改變自己，就像珠三角的港商，製造業做了三十年都是這麼做。

香港人太短視，他們看到什麼能賺錢就去做，所以香港最有錢的就是地產商，但地產商對人類貢獻了什麼？比爾·蓋茨能改變全世界，地產商能改變什麼？

河西：這是一方面，但像鄭裕玲這樣的「鄭八組」在香港也是很多，香港人是個特別勤奮的人群。

梁文道：沒錯。我常說香港人是難民，難民是什麼？就是海上飄浮，看到一塊木板趕緊抓住，恨不得有八隻手抓八個，撈到什麼是什麼，沒辦法讓你閒下來。但這 個狀態在於幾個原因。第一，總是擔心這件事情是不可持續的。所以你必須在有機會的時候儘量掌握。難民是你不知道未來會是怎麼樣，為什麼拍戲要拍八組？她想 的是我今天有這麼多人請我，我應該儘量爭取，未來或許沒人要我，對不對？

另外像我這樣做文化的，做一份工是養不活自己的。香港這種地方，靠寫作是維持不了生活的，你必須要做很多份工作，香港生活成本太高了，錢都給地產商賺了，整個城市的樓價物價就很高，我寫文章怎麼賺錢？

到了現在我在鳳凰衛視有了一份穩定收入的工作，我倒是可以為了理想，盡一切努力去達成我的終極目標。

2007.11.22

梁文道：期待泛民主派的維新運動

【明報-筆陣】區議會選舉結束，民主派大敗已是公認的事實。它的原因是什麼？又會造成什麼影響？我們或許可以從以下點開始思索：一、血管淤塞區議會本是有志從政者的入門途徑，但是自從市政局與區域市政局雙雙廢棄，它已淪為道地的地區諮詢組織。一般區議員限於知名度和工作範圍，很難越級挑戰立法會層次的競選，所以有實力有企圖的精英多半不願參與這種以服務街坊為主的議會工作。這是事實，也是泛民主派（尤其民主黨）同情者常常拿出來的說詞；然而，我們又該如何解釋龐愛蘭和梁美芬的參選及獲勝呢？這兩位都是親建制派的星級人物，時常在媒體曝光，何以情願「紆尊降貴」，下降到地區參選呢？她們之前可沒做過多少修理漏水冷氣機之類的「地區工作」呀。而且一般相信，她們的下一個目標就是立法會的議席。再看公民黨的陳淑莊，她不也是顆眾人注目的新星，不也是下屆立法會的熱門人選嗎？可見在重重局限底下，區議會依然保有輸送政壇新血的部分功能，依然可以吸引有能力的精英參加，只是民主黨沒有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比起民建聯這回有21 個新人當選，民主黨有沒有21個新人參選呢？民建聯固然財雄勢大，固然有機會染指即將開設的副局長及局長助理，但是民主黨真的就只能束手就擒，全無還手之力嗎？我已不只一次在此批評過民主派的「大老文化」了，找陳方安生代替甘乃威出戰港島區立法會議席補選，等於是另一次證實了民主黨區議員永無出頭之日的命運。上層的大老永遠佔上層，甚至情願尋找外援也不眷顧兄弟，那批40 過外的「少壯派」和「第二梯隊」眼睜睜瞧20 多歲的對手一個個爬頭，心中是何滋味？有興趣參政的外人看在眼裏，又怎會願意加入民主黨，以之為自己晉身政壇的台階呢？

二、「地區工作」所謂的「地區工作」是區議會選舉裏頭的最大迷思。

什麼是區議員的「地區工作」呢？無非就是集傳統「三團三宴」一類的地區康樂總主任、協助街坊解決生活問題的超級社工，和改善地區建設的政府顧問等3 種角色於一身的大雜燴。前面兩種角色都需要龐大的財政資源和人力網絡，都不是區議會的小量預算與區議員的微薄收入可以應付的。泛民主派要在這兩個領域裏和以本傷人的民建聯纏鬥，敗陣乃意料中事。至於和政府部門協調，要求他們替街坊弄好點小工程之類的工作，泛民主派恐也不是親政府的民建聯的對手。但這並不表示泛民主派的大敗乃非戰之罪，全無值得檢討之處。

且以民協在深水的淪落為例，身為該區的地頭老龍，深根厚植的民協就算在財力上不如人，又怎會輕易失卻這麼多的議席呢？對手精密部署的選舉策略自然該記一功，可是民協自己也沒有抓住轉型的機遇。市區重建是近年新興的熱門議題，深水正是受到市區重建影響的重災區，當地居民為此自發形成社區組織，力抗拆遷，主張參與規劃。他們曾經向民協求援，得到的卻是冷淡的回應。比起灣仔區的黃英琦和金佩瑋，民協更有興趣的似乎還是和市區重建當局妥協，頂多替居民商量一個好價碼，無意於推展新型的社區規劃。如此作風，又怎能不叫懷抱新思維的老街坊心寒？

很多人以為部分區議員、評論人與學者提倡的新型地區工作（如近年灣仔區議會推出的社區保育與公共文化活動）是務虛不務實，不如保守派喜好的老式手法來得紮實。但是當保守派在財源、人力與政府關係這三樣本錢上都要勝過你的時候，你還要跟他們鬥那種「務實地區工作」，豈不是自取滅亡嗎？灣仔區的經驗限於當地的居民背景，或許不能複製於其他地區；但要是不能在「地區工作」上拓展新思維，泛民主派是永遠鬥不過保守派的。

三、面目模糊上一屆的區議會選舉，泛民主派挾七一效應大獲全勝。可是一來，支持盡早施行雙普選的政治議題本來就和區議會選舉拉不上多大關係。二來香港早已進入我曾在此說過的「人人都是民主派」的時代了，當對手也掛「獨立參選」的招牌聲稱自己支持2012 雙普選，你就只能批評對手「假民主」標榜自己「真民主」，把競選議題玩得愈來愈窄。第三，民主的旗號在區議會選舉的層面上有時反而會引起負面效果，讓對手輕鬆地將彼此的分別打成「務實對口號」的對壘，徒惹實際的選民反感。

當民主標籤失效，當對手和自己的區別日漸模糊，泛民主派是否應該放棄民主的大旗呢？不，他們應該把民主的精神更徹底地推展到地區層面。「民網」學者群和我等一批不同立場的評論人都曾提議改造區議會，一方面大幅度重組區議會結構，配合立法會選區形成五大區議會，效仿內地及世界各大城市，推出區域行政概念；另一方面爭取擴大區議會資源權能，使政府下放最關乎地區民生的權力給地區議會。可惜此議提出經年，政府和泛民主派的態度一樣平淡。

即使現在做不了大規模的改革，泛民主派的成員一樣可以在目前的格局底下推動社區民主的概念。例如在規劃和社區工程的問題上，他們一樣有能力成立各式各樣的工作坊和區民大會，讓持份街坊加入。只有把民主精神貫徹到地區層面，他們才能與在給定的範圍內「提供服務」的對手區隔開來，成為真正的民主派。

黃毓民兄在此次選舉之後，慨言泛民主派日後唯一的出路就是當個真正的反對派。不知道他曉不曉得，如今部分泛民主派的區議員平常不只不是反對派，反而做了官方的好幫手好朋友。有的在市區重建的爭論中站在當局那一邊，和官方人士稱兄道弟；有的在開會前要地區民政主任告訴自己應該說什麼不應該說什麼；更有一些人在紀錄公開的會上要求政府委任自己加入諮詢組織甚或派發勳章！如此民主派，就算支持爭取「2012 雙普選」，又怎能叫人相信他的理想和志願呢？

總結以上3 點，泛民主派與其學習根本學不來的對手，抱怨對方「幕後勢力」龐大，倒不如深刻反省自己的過失，追求區議會和區議員的維新運動。

梁文道：人民公園

【am730-觀念】一九九二年，我第一次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人民公園」(People’s Park)朝聖。那時的「人民公園」已經和電影與照片裏所見不同了，一片綠草就與一般的北美公園無異，除了有幾個不知是老嬉皮還是流浪漢的男子躺在上頭。路燈的柱身上貼滿各式各樣的布告，固然有學生活動的宣傳海報，也不乏租房家教的一類的小廣告。「人民公園」似乎只剩下了名字，再也見不著當年風起雲湧的盛況。

這塊地方本屬學校當局擁有，打算用作停車場。但是到了1969年的4月20日，幾百個學生和當地市民響應一份地下小報的呼籲，自己帶來了草皮、花朵和樹苗，要把它變成「人民的公園」。那是全球青年反抗運動和反越戰運動的高潮歲月，對柏克萊加大的學生和附近的居民而言，一座完全由人民自己建造自己維持，可以在裏面睡覺、閒聊、野餐、唱歌、跳舞，演說和集會的自由交流空間，要比一片灰色的停車場有趣得多。正當學校當局終於籌夠資金，可以開始工程之際，「人民公園」已經成了天天有活動的世間小樂園了。

時任加州州長的列根(也就是後來的那個總統列根)要比溫吞的大學校長硬多了，他認定這是一群佔領公地的暴民，並且指責加大柏克萊分校是「共產黨同路人與性變態」的避風塘。1969年5月15日星期四，後來的美國學運史稱作「血腥星期四」的這一天，列根下令軍警開入校園，驅趕「暴徒」，結果有一百多人受傷送院，一個並非示威的學生中槍死亡，一位無辜木匠永久失明。接下來的幾天之內，列根更宣布柏克萊進入緊急狀態，實施宵禁。5月30日，只有十萬人口的柏克萊有三萬人不理當局警告，參加了殉難學生的紀念集會，他們的口號是「讓千座公園綻放」……

「人民公園」終於還是保留下來了，和加大柏克萊分校一起載入美國自由派的史冊，成為火紅年代象徵。儘管新一代的學生已經不再覺得它有甚麼了不起，儘管它早已失去自由交流的公共空間的實際價值(雖然還有零星的演講和集會)；但不論是如今負責管理它的市政當局，還是校方，都不會想到要毀棄它，更不可能搬走後來市民自發擺放的紀念碑。因為「人民公園」不只是個具體的公園，還是代表學校自由精神與當地社群象徵空間。

梁文道：官員脆弱得比小孩更稀罕掌聲嗎？

我不是記者,也從未在任何新聞媒體擔任過正式的編採工作，我只是一個在媒體上發表評論的人；但是每逢9月1日(香港和台灣的記者節)和11月8日(內地的記者節),我都覺得這也是屬於我的節日。因為我很希望把自己也列入記者的行列，這是一個令人驕傲的行列；它應該是的，它本來是的。

今年10月15日到22日，香港浸會大學辦了一個「普利策新聞獎得主工作坊」，請來幾位普利策獎得主與學生交流。其中一位是馬來西亞籍的華裔記者方鳳美，她剛憑在《華爾街日報》上一系列談北京奧運的報導得到了本年度的「國際報導獎」。她那些文章談到了不少「負面」問題，例如環境的污染與趕建場館卻收不到工資的民工。於是有些內地學生就提出疑問了：身具華人血統，你會不會尷尬？更直接點就乾脆問她如此在外揭露中國的陰暗面，怕不怕破壞中國形象。

假如方鳳美不是華人，大概就不會有這些問題了。還好方鳳美只是馬亞西亞華人，如果她生在中國，而且仍然持有中國護照，說不定這些問題還會變得更尖銳更鋒利。因為我們通常假設記者心中不可沒有祖國，她的調查她的報導都不應該損及國家的利益。可是什麼叫做國家的利益？誰又有權去界定一篇報導何時才算有損國家的利益呢？

當代最偉大的記者之一，阿米拉·哈絲（Amira Hass），是以色列《國土報》的專欄作家，長年住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等巴勒斯坦地區，報導當地人的生活面貌。她是個猶太人，父母都是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但她卻和加沙的計程車司機與伊斯蘭教領袖交朋友。她是以色列人，平常身處約旦河西岸等地簡直是深入龍潭，不只要小心游擊隊「誤傷」自己，更要躲避以軍無區別的槍彈攻擊。她是以色列國民，但當今世上沒有幾個比她對以色列更不客氣。她喜歡拿以色列和實施種族隔離政策時期的南非相比，指控以色列政府壓迫甚至屠殺巴勒斯坦人。很多以色列人因此視她為叛徒，稱她做「卡波」（Kapo，集中營裡協助納粹的「猶奸」）。以國法庭更曾判她罰款六萬美金，罪名是「詆毀以色列殖民」。最最糟糕的，是她竟然還用英文寫書，把巴勒斯坦人的苦難和以色列帶給他們的傷害公之於世。

正是阿米拉·哈絲這種人使我感到記者的尊嚴與光榮。她是一位真正的「無國界記者」，在普世的人道價值和政府與同胞的歡迎之間，她選擇了前者。然而，她又是一位最愛國的記者，因為她不能忍受自己的國家犯錯，不能忍受自己的祖國在軍事和經濟上是巨人但在道德上卻是個侏儒。看著自己的政府和國民走上一條錯誤的道路，於是奮起孤筆一士諤諤，欲挽狂瀾於既倒，這豈不就是新聞人的良知嗎？

一個記者報導或許一時無法見容於當權者，但是掌握政治權力的人就一定更聰明，更瞭解什麼是國民應該知道的事、什麼是對國民最有利的東西嗎？任何政府都想叫人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而任何記者都應該懷疑。

約翰·皮爾格是我最敬佩的調查記者，數十年來，他走遍世界各個陰暗角落，用同情的眼光注視被遺忘的人群，專門揭出令大國權貴尷尬的事實，英語世界那些右傾的媒體無不視之為拒絕往來戶，跨國財團的首腦與白宮裡的鷹派則把他當作必須消聲的噪音。同為澳洲媒體人，他的老鄉默多克坐擁億萬財富，把買回來的報刊電視全部變成喉舌工具，異口同聲地為美軍入侵伊拉克鳴鑼開道，說薩達姆藏有大殺傷力武器。皮爾格孤身一人手無恆產，卻辦起了獨立新聞和評論網站「Znet」，連結世界各地的進步人士，成為伊戰期間最受注目的反戰言論基地，拆穿無數謊言。

外國的月亮未必特別圓，我們中國也曾出過一代又一代不畏權貴執著真相的好記者，政府還鼓勵輿論監督，以收廣開言路之效。但是經過長期的環境扭曲，有些新聞人已經忘記了令他們驕傲的根本價值了。在現實條件的限制下不得抒展心願，大家可以同情可以理解；但是自己心態不正，在沒有太大的壓力下主動迎合奉承，那就實在對不起記者和新聞人的名分了。

我曾目睹一些人號稱是做調查報導，卻在受訪地處處接受該地方官方單位和企業的招待指引，不但不因此焦躁，反而為自己的貴賓級待遇感到慶幸。我還想起許多同行前輩的教誨，評論時政要「該叫好的叫好，該批評的批評；政府做得不好，固然要批評；政府做得對，就應不吝稱讚」。我瞭解他們言者諄諄的苦心，也明白客觀中肯的重要。然而，我還是沒辦法去讚美什麼，不是我尖刻，也不是官府從來都錯；而是因為這句勸告實在不適用於擁權者身上：對著小孩，我知道不能老是責罵，還要適度地表揚；可是我們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權貴和官員都當成小孩呢？他們不會脆弱到稀罕掌聲的地步吧。

梁文道：書皮學（「書皮學」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以貌取人」，英文的說法叫做「憑封面判斷一本書」，無論中西，都不是值得鼓勵的行為。但是人非聖賢，有誰不好美貌呢？再說，要是不從封面判斷書的好壞，不憑封面去吸引客人在書海之中拿起一本書，封面又有何用處？在古騰堡印刷術發明之後很長一段的日子裏，洋書是沒有封面的，甚至不裝釘，就是一堆紙零零散散地送到書店去。那時候書還不多，顧客上門都早有目標，知道有什麼新出版，也知道自己要什麼。客人們挑好了書，再選封面材料，或者牛皮，或者羊皮，連上頭印的字款也隨自己喜好，叫書店師傅替你完成裝書的最後手續，結果就是你的私家藏書了。那是買書不靠封面的年代，如今每日推出市面的新書數以萬計，還有那家書店能夠擔起這種手工作坊的細活？還有誰能不「憑封面判斷一本書」呢？書皮最出人意料的副作用，就是催生了「書皮學」。以貌取書只不過是這門學問的幼稚園階段，它真正的內涵是讓人單靠書皮就「讀懂」了一本書。「書皮學」本是大學時代我們拿來嘲笑人的話。一個家伙平日看起來是個博覽群書的鴻儒，談什麼書他都能侃上兩句，似乎無所不觀。但再一追問，卻又顧左右而言他，從一本書扯到另一本書，表面上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實則絕不深入，永遠在表相上徘徊。遇上這種人，我們就稱讚他「精通書皮學」。

「書皮學」所以可能，是因為現代出版業提供了充份的條件，總是想盡辦法讓讀者不用真箇看書。例如封底，一定會用最簡明扼要的文字介紹，一定會有誇張的名人推介以及書評精句，至於作者介紹更是絕不可少（假如附上作者玉照，你還能對這本書產生最直觀的實感）。若是學術書籍，那麼書皮學的依據就更豐富了，比如索引和參考書目，內行人只消翻它一翻，便能知道作者的功力和受這本書的虛實。一部自稱卓有創見的《文心雕龍》註釋竟然只列了十來項參考書，連人家說過的東西都看得不多，你說它能多有創見呢？一本陶淵明論要是附有日文書目，這就說明作者對日本漢學的研究成果不致於一無所知了。懂得這種種竅門，懂得從封底的有限訊息由小觀大見微知著，「書皮學」的門徑就算是開了。今天治「書皮學」又比我們當年幸福得多，全拜互聯網的誕生。就拿「亞馬遜」來說吧，上頭起碼有一半的書可以讓人飽覽封面封底。看完這最表層的「書皮」，你還可以翻看目錄，要是在目錄遇上有趣的關鍵詞，你更能鍵入那個詞，搜索有它出現的頁數，速讀幾頁。原來是吸引人買書的技術，落在「書皮學」行家手中，就成了「讀通」一本書的利器了。

再說那本《如何談論你還沒讀過的書》，據知作者皮爾．巴雅（Pierre Bayard）是個有功底的教授，寫作的態度很認真，而且這本書也不是真正的指南，其實它的真正目的是考察「不讀書但又要談書」的現象和歷史。巴雅發現文化史上有一大串搞過書皮學的家伙，其中更不乏歌德這等級數的名人。問題是為什麼他們要去談一些他們根本沒看過的書，甚至批評它們呢？這是不是種文化圈的社交技巧呢？還有許多作家學者喜歡公開表示自己從未讀過某本書，同時還保證以後也絕對不會碰它，然而又能洋洋灑灑數千言地陳述自己不看它的理由。這是種最理直氣壯最坦白的「書皮學」，據說皮雅也有他的分析。這本《如何談論你還沒讀過的書》我連見都沒見過，又怎麼知道它的內容梗概呢？這就叫做「書皮學」了，你上網查查就懂了。

梁文道：食具不宜珍貴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日本料理講究季節，不止食材要依照時序，不時不食，連盤飾和餐具也要反映季節的變化。比如說秋天的燒魚最好就能配一枚乾枯的葉脈，而貝殼形的小盤就最適合春天的魚獲了。如果一個廚師弄錯了節氣，在盛暑用上了不當時的花朵或不合宜的碗盤，那就說明他還沒掌握到料理藝術的魂魄。

由於日本料理必須配合時節的變化，又要分食上菜，一人一份，所以一家店要準備的碗盤數目自然不少。於是問題就來了，那就是店家使用的餐具應該好到甚麼程度呢？一家用心的餐廳是不是該不計成本，想盡辦法搜羅北大路魯山人和浜田莊司的陶藝，好用來奉客呢？那又未必。如今說起日本工藝，一般人想起的大概是個戴著眼鏡的老匠人佝僂著身子，就著燈火，手上一把銼刀對準木頭死命來回地磨削，克勤克勞地守住傳了三代的百年祖業，而做出來的東西不止價昂，並且得到了整個社會的認可和尊重。可是，日本並不從來都是這樣子的。明治維新之後，受到現代工業影響，許多傳統手工藝也曾被人棄之如敝屣，也曾被認為是不可與「純美術」（FineArt）相提並論的下等匠活。直到二十世紀初葉，柳宗悅大力宣導「民藝運動」，傳統的手工藝品和民間的工匠藝人才漸漸得到日本人的重新肯定。

柳宗悅的理論和現代設計風尚的想法很接近，他認為要讓生活充滿美感就不能光是教育大家看畫聽音樂，還得在日用品的層面下功夫。即使一個人再有美學修養，但是平常使用的卻都是粗陋的大規模工業製品的話，他就還不算真正懂得美。只有把每日的起居作息徹底包圍在美好的用具之中，一個人的生命才能被美感浸潤。所以吃飯用的筷子、碗盤、茶杯和酒壺都不可以隨便苟且，既然飲食是生命之本，那麼餐具當然也就是生活美的重要根源了。

可是柳宗悅又和今天滿街跑的設計名家不同，他不喜歡強調個人風格的作品，更不喜歡署上作者大名的東西，他根本就反對西方的「作品」概念。在他看來，現代的藝術家和設計師太著重表現自我，太拿自己當回事反而因此喪失了「自由」。相反地，好工匠則不勉強自己創新，甚至也不想表達甚麼，他只是一個碗一個碗地燒，一塊布一塊布地織，完全把「創作」當成勞動，把「作品」當成實用的器具。由於「無我」，由於沒有自我的意識，這麼日日夜夜做出來的東西才會因為日積月累的熟練技巧而達至最完美最自然的境界。所謂「創意」，反而會在這種最不顯眼的日常勞動裏自然流露，如行雲如流水，毫不勉強，渾然天成。

按照這位日本現代工藝學之父的意見，一家餐館當然要注重餐具視覺上的怡人觸覺上的可親，但又不至於刻意到一切用品盡皆名作的地步。因為最「藝術」最名貴的陶瓷根本就失去了物用的日常美感，而最珍稀最罕見的古董則早已結束了它作為用具的生命，只適合供在玻璃櫃子裏讓人欣賞。有些頂級日本料亭會標榜一個酒壺的年歲，一個陶盤的身世，在柳宗悅看來，這就叫做走火入魔。對著這些東西，只會叫食客心驚膽跳，又哪還有體會自然美感的悠然心情呢？除非店家和客人都有平常心，不把它當回事，更不以物役人，打爛了就打爛了，這才配得上使用名作名器。

梁文道：記者無國界（上）

【am730-觀念】我不是記者，也從未在任何新聞媒體擔任過正式的編採工作，我只是一個在媒體上發表評論的人；但是每逢九月一日(香港和台灣的記者節)和十一月八日(內地的記者節)，我都覺得這也是屬於我的節日。因為我很希望把自己也列入記者的行列，這是一個令人驕傲的行列；它應該是的，它本來是的。

今年十月十五日到二十二日，香港浸會大學辦了一個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工作坊，請來幾位普立茲獎得主與學生交流。其中一位是馬來西亞籍的華裔記者方鳳美，她剛憑在《華爾街日報》上一系列談北京奧運的報道得到了本年度的「國際報道獎」。她那些文章談到了不少「負面」問題，例如環境的污染與趕建場館但卻收不到工資的民工。

於是有些內地學生就提出疑問了：身負華人血統，你會不會尷尬？更直接點，就乾脆問她如此在外揭露中國的陰暗面，怕不怕破壞中國形象。假如方鳳美不是華人，大概就不會有這些問題了。還好方鳳美「只是」華人，如果她生在中國，而且持有中國護照，說不定這些問題還會變得更尖銳更鋒利。因為我們通常假設記者心中不可沒有祖國，她的調查她的報道都不應該損及國家的利益。可是甚麼叫做國家的利益呢？誰又有權去界定一篇報道何時才算有損國家的利益呢？

當代最偉大的記者之一，阿米拉．哈絲(Amiraa Hass)，是以色列《國土報》的專欄作家，長年住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等巴勒斯坦地區，報道當地人的生活面貌。她是個猶太人，父母都是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但她卻和加沙的計程車司機與伊斯蘭教領袖交朋友。她是以色列人，平常身處約旦河西岸等地，簡直是深入龍潭，不只要小心游擊隊的「誤傷」自己，更要躲避以軍無區別的槍彈攻擊。她是以色列國民，但當今世上沒有幾個人比她對以色列更不客氣，她喜歡拿以色列和實施種族隔離政策時期的南非相比，指控以色列政府壓迫甚至屠戮巴勒斯坦人。

很多以色列人因此視她為叛徒，稱她做「卡波」(Kapo，集中營裏協助納粹的『猶奸』)。以國法庭更曾判她罰款六萬美金，罪名是「詆毀以色列殖民」。最最糟糕的，是她竟然還用英文寫書，把巴勒斯坦人的苦難和以色列帶給他們的傷害公諸於世。

正是阿米拉．哈絲這種人使我感到記者的尊嚴與光榮。她是一位真正的「無國界記者」，在普世的人道價值和政府與同胞的歡迎之間，她選擇了前者。然而，她又是一位最愛國的記者，因為她不能忍受自己的國家犯錯，不能忍受自己的祖國在軍事和經濟是巨人，但在道德上卻是個侏儒。

看著自己的政府和國民走上一條錯誤的道路，於是奮起孤筆一仕諤諤，欲挽狂瀾於既倒，這豈不就是新聞記者的良知嗎？

梁文道：點解泰迪羅賓

【am730-觀念】聽著泰迪羅賓二十三年來首張新作《點解泰迪羅賓》的時候，正好英國那邊也傳來了「齊柏林飛船」(Led Zeppelin)的Jimmy Page和Robert Plant要重出江湖搞演唱會的消息。自從鼓手John Bonham死了之後，這兩人雖然也各自出過不錯的作品，甚至偶爾以客串的形式一起在其他人的音樂會上亮相；但是少了Bonham，Led Zeppelin就不可能是Led Zeppelin，那個搖滾史上最偉大的樂隊。直到最近，他們找到了Jason Bonham，John Bonham的兒子，「當我們第一次排練時，Jason就說：『Ok，我們現在要玩《Kashmir》，你們想要1974,1975還是1976年的版本呢？』他不只熟悉我們的歷史，他簡直和他老爸一模一樣」。

泰迪羅賓的兒子Jonathan不是職業樂手，但他也為老爸跨刀，在《點解泰迪羅賓》裏秀了一手漂亮的吉他獨奏。到底他玩得像不像當年的泰迪羅賓和他的隊友？我不知道。只不過，既然是翻奏老歌，又何必追求復古呢？

《點解泰迪羅賓》十二首歌全是泰迪羅賓的舊作，可是音樂的編排和樂手的陣容都與昔日大有不同。樂曲夾雜了Jazz、Bossa Nova和純正藍調搖滾多種不同的風格，比從前更適合口味成熟的聽眾。這類老歌新編說易行難，它固然很考編曲者的功夫，但真正受到考驗的則是被改編的原作，歌曲本身要是沒有深厚的潛能，你再怎麼改也改不出趣味，所以近年不少舊曲新唱的?語唱片都不一定盡如人意。《點解泰迪羅賓》就不同了，無論是《點指兵兵》的中板搖擺還是《這是愛》的爵士韻味，都在在說明了經典的意義。經典的流行歌曲就應該是這個樣子，有一股內在的生命韻律，你可以調低它的音高，放慢它的拍子，但那股生命是變不了的。

據說這張唱片很受音響發燒友的歡迎，錄音的水準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恐怕是一群頂尖樂手的表演。Donald Ashley, Albert Young、恭碩良和包以正都是香港圈子裏一流的角色，幾位海外過江龍如Laurence Juber的結他，更是叫人嘆為觀止。

然而最吸引我的，反而是泰迪羅賓的聲音。許多人覺得泰迪羅賓的歌喉古怪，發聲較「扁」，又不像受過專業訓練，但就是有種說不出的吸引力。現在重聽這批老歌，經過嶄新的配器和演奏，我才發現那是因為泰迪羅賓很懂得藍調搖滾的箇中三味。他的吐字、呼吸和節奏感，完全是正統藍調搖滾的風範。例如《氣》，我覺得泰迪羅賓自己的唱法比起從前肥媽的版本更奔放更「對味」，因為這才是這歌本來面目。

記得泰迪羅賓說過，當年香港樂壇只有他才唱得到Led Zeppelin的歌，因為他唱得很像。可是他的歌喉和Robert Plant的高亢狂野是那麼地不同，這怎麼可能呢？如今我明白了，關鍵就在骨子裏的藍調精神，那大概是他在歐美浪遊多年修煉回來，一旦擁有，不再失去。

梁文道：你讀過《紅樓夢》嗎？（「書皮學」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如果篇幅不是那麼有限，我實在很想在自己辦的讀書雜誌裏開個專欄，廣邀各方名家輪流談一本他們從來沒有讀過的經典，比如說讓一位教文學的大教授承認他其實從未看過《紅樓夢》；請一個自認是「看不見的手」底下玩偶的經濟學家坦白交代，他根本沒有讀過亞當．史密斯的隻言片語。這個靈感來自「美國錢鍾書」大洛奇（Daivd Lodge）的某本小說（我只能說『某本』，因為我從未看過任何一本他的小說）。他在書裏設計了一個遊戲，叫做「羞辱」，玩法是讓一群知識份子在飯桌上趁酒意輪流懺悔，說出自己沒有讀過的經典。誰說出來的名字越經典誰就越無恥，誰越是無恥誰就贏了。聽說那場遊戲的最後冠軍是個承認自己沒看過《哈姆雷特》的英國文學教授。我又聽說美國學術圈子裏真有很多人在玩這個遊戲，聽說。

去年橫掃法國知識界的暢銷書《如何談論一本你從未看過的書》，終於在萬眾期待的盛況下譯成英文了。直到執筆這一刻，我還沒收到這本書，但是我絕對可以向各位讀者保證，我一定會把它由頭讀到尾的。什麼書都可以不看，這本書不行；因為只要讀了它，以後別的書就大可束之高閣，我就能夠專心一意地寫書話騙稿費了。然而，這真是一本實用的指南嗎？雖然它的名字取得就像個指南，雖然這就是它大受歡迎廣獲好評的原因；但沒有真正看過它，你能確定它是本怎樣的書嗎？

成長就是一個不斷發現自己被欺騙的殘酷的醒覺歷程。想當年，我也有過純情的日子，曾經十分羨慕法國人民的文化質素高，不只電影曉得安排主角去法蘭西學院聽李維史陀講課，就連傅柯最深奧難懂的《詞與物》也成了地鐵裏人手一冊的暢銷書。直到上了大學，有學長傳授「書皮學」（book cover studies），我才恍然大悟，法國人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懂得在知識上偽裝在文化上炫耀的一幫傢伙。

學長說：「你知道他們為什麼要在地鐵裏看《詞與物》嗎？當然不是因為它好看得像偵探小說一樣，叫人愛不釋卷。重點在於要讓別人看見自己正在讀傅柯的新書，正如穿衣服必須穿名牌，讀書也得讀名著。只不過呢，穿名牌衣服要低調，牌子不可輕易外露；讀名著則要高揚，封面一定得讓人見到」。或問：「既然如此，又為什麼一定要拿本傅柯的新著，何不乾脆捧讀福樓拜或者黑格爾」？學長又說：「笨蛋！潮流呀！都什麼年頭了，還看黑格爾，一來那些知識美少女會嫌你老套，二來那些沒知識的美少女則根本不知道誰是黑格爾。至於福樓拜，人家可是法國的曹雪芹，你在地鐵讀《紅樓夢》豈不表明你以前的教育不完整，多沒文化呀」！

我又接問：「我見過一些英國人會用特製的皮套套住封面，不讓別人知道自己正在看什麼，這是不是因為英國人比較踏實低調」？學長嘿嘿一聲冷笑：「低調？那是因為他們不想讓別人發現自己正在看一本很低格調的書。你以為那些小羊皮套裏藏的是什麼？說不定是本三流通俗愛情小說，更說不定是個超淫賤黃書呢。難得他們看得血脈賁張，還要裝出一臉嚴肅紳士狀。所以說，英國人比法國人更無恥」。

至於我們香港人，那叫做坦白誠懇，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根本就不會帶書上街，我不讀書我怕誰？

梁文道：非關道德，這是法律的問題

【am730-觀念】很多人批評「住好啲」，說他們不應該在T恤上印著「拾肆K」的字樣，因為這等於替黑社會賣廣告，甚至是「美化」黑社會。所以呢，這些人也就是很邏輯地為警方拍手叫好了，覺得他們拘捕「住好啲」的創作團隊也沒甚麼不對。先讓我們把那件T恤到底有多「美化」黑社會，又是不是宣傳黑社問題擺在一邊，且將焦點放在警方行動所依據的那條《社團條例》上頭。

根據《社團條例》，任何人只要管有「屬於或關於」黑社會的物品就算犯法了。我們的問題很簡單，那就是「住好啲」的T恤是不是「屬於或關於」黑社會的東西呢？這個問題與它有沒有宣傳美化黑社會根本是兩回事，如果它不是「屬於或關於」黑社會的物品，那麼就和以前常見的「英雄電影」一樣，就算它再怎麼美化了黑道大哥鼓吹了江湖生活，你也不能說它犯法。

首先，那件T恤既然是「住好啲」設計團隊的原創作品，那麼它當然就不能和社團印記一樣被列進「屬於」黑社會物品的範疇。除非警方能夠證明T恤是社團訂做，專為黑社會成員生產製造，成為「拾肆K」成員的制服。而且就我們所知，全港也沒有那一個社團會把自己的「字頭」印在T恤上。

著我們再來探討「關於」這個範疇。甚麼叫做「關於」黑社會的物品呢？《社團條例》並沒有註明，一切有待於法庭上的詮釋和「黑社會專家證人」的供辭。而警方在採取行動的時候，想必也有一套自己的解釋。可怕的是這個「關於」大可一關三千里，理論上就算你自己用手寫下「拾肆K」三個字，這張字也有被詮釋為「關於」黑社會的可能。如果一件T恤印了一個社團的名字就叫做「關於」黑社會，那麼市面上的漫畫和電影裡面大量的社團術語(如白紙扇、紅棍)與社團別稱(如條肆和水彥)又怎能不是「關於」黑社會？警方又怎能不把漫畫和電影的創作者捉回去調查呢？非「屬於」黑社會的物品，也未必是「關於」黑社會的物品，那些批評者是否還要贊同警方的行動，包括叫買了那件衣服的市民自動把它交回給警署呢？我們不知道警方把這件T恤列為「屬於或關於黑社會物品」的確切理由；但是我們知道按照《社團條例》，他們確實擁有莫大權力。

《社團條例》源自殖民時代，當年的黑社會固然比現在猖狂得多；可是條例的背後還有很深的政治意圖，那就是要嚴密監管任何民間組織了。根據《社團條例》市民自己組織結社全都要到警方那裡登記，否則可能會面對最高十年的有期徒刑。任何一個現代的民主社會都不可能把這麼大的權力交給警方，否則它就是「警政社會」了。與其不著邊際地爭論一件T恤是不是敗壞社會風氣，我們是否應該把精力用在檢討又過時又違反人權的《社團條例》呢？

梁文道：這是正事，不是喜事

【am730-觀念】最近大陸網上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就是江蘇省邳州市的李連玉書記開完十七大返鄉，全市舉行盛大歡迎儀式的盛況了。光是看照片，就知道百姓們真是高興得不行了，不只鋪上了平常明星專用的紅地氈，掛上了寫著「熱烈歡迎李書記載譽歸來」的標語條幅，更有腰鼓秧歌陣加上舞獅舞龍。至於公安交警的立正敬禮，醫院護士的掌聲花朵，那就更不用談了。

網友們追查下去，才發現除了這煙花處處飛的歡迎儀式，原來李書記進京開會之前，當地也傾全市之力搞了一個極莊嚴熱鬧的「歡送儀式」。於是一時之間，「土皇帝」和「勞民傷財」這些字眼就紛紛往這位照片裏總是笑咪咪的書記身上招呼去了。

要批評這位地方官的政治文明意識不強很容易，說他肆無忌憚地過足領導癮就更簡單了。但是我以為這個個案折射出了一個更普遍的現像，而要認識這個現像，就得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一個聽起來或許不是那麼「政治正確」的問題。那就是為甚麼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大是件「喜事」了？

沒錯，為了把這些迎送活動弄得喜氣洋洋，的確要花不少錢要耗不少力，但它的前提是開十七大果然是件值得慶賀的大好事。若不是碰上了普天同慶的大喜日子，又那值得搞那多花樣吧？我想沒人會相信李書記平常外訪也得這般大事鋪張吧。

的確，十七大召開之前，社會上的負面和意外事件都少了很多，頗有天與人歸的吉祥氣象。看代表們投票的場面，也循例有歡樂的音樂當背景，與一般國家的國會要不喧嘩鬧騰，要不鴉雀無聲的情況大異其趣。可是我們都不應該忘記，十七大作為中國執政黨最重要的決策會議應該是件正事，而不是結婚生小孩一類的喜事。

十七大是影響中國未來路向的重大會議，大家盡可以為新登場的一代拍手道喜，但這個會議本身卻是莊重嚴肅的，用「喜事」二字形容只會貶低了它的真正意義。

像李連玉書記這樣的代表去參加會議，本是他份內的責任，屬平常不過的事，又有甚麼值得熱烈歡送的呢？一個學生上學，一個工人上班，皆是應有之義，他們的家人用得著天天在門口點鞭炮恭賀上學成功上班勝利嗎？

十七大再怎麼重要，也是一個政黨的正常工作會議；無論開會的代表再怎麼背負了沉重的使命，也是在盡應盡的義務；我們重視它，卻大可不必恭喜它的順利凱旋結束。

李書記的根本問題不在於好大喜功，也不在勞民傷財；他的根本問題在忘記了自己是個代表主人的公僕。我們何時見過有主人因為僕從做對了他該做的事，就興奮地又放煙火又奏樂的呢？

梁文道：連主人也嚇了一跳（下）

【am730-觀念】上周提到RCAVictor唱片公司那張小狗聽唱片的著名廣告，其實早在1937年，就已經有中國人意識到它潛在的殖民意識了。美國歷史學家瓊斯(AndrewF.Jones)的名著《留聲中國》裡頭有一張當年上海「新華電影公司」的宣傳照，相片中是群中國人圍一個正在操作留聲機的洋人，著名演員韓蘭根則彎腰俯身，把頭湊近留聲機的喇叭，他的姿態表情就和那只被唱片迷惑的小狗一樣。這家左翼電影公司唯恐觀眾不解其中的嘲諷，把RCAVictor的那個商標放在照片正下方，好讓大家一眼看穿「華人與狗」的聯繫。在高等科技文明面前，華人和狗都需要西方人的教養和指導。

人類學界的怪才陶西格(MchaelTaussig)曾經非常敏銳地指出：「為什麼西方人總是對‘他人’會迷上電影、照相機和留聲機一類的東西這麼迷呢」?理由就是那些第三世界百姓的困惑和不解正好反映了西方人的優越，有什麼技術比能夠傳真地复製聲音和影像更能叫一般人折服?又有什麼能夠比這種人類想要了幾千年而不得的發明更能證明西方人文明的先進?所以西方人才樂此不疲地記錄其他人被照片、電影和唱片嚇到的情形。

可是當他們這麼做的時候，他們大概忘了自己也曾有過驚嚇的「初體驗」。電影發明人盧米耶兄弟最有名的事跡，就是在咖啡館播放一段火車進站的影片時，嚇得觀眾離座逃跑，大呼小叫，因為他們以為對鏡頭駛來的火車就快要衝出銀幕撞嚮自己了。這是電影史的著名開端，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為什麼後來的西方人好像全都忘記了這一段鬧劇，卻只記得印第安人被電影嚇哭的愚昧呢?

更有意思的是，在盧米耶兄弟播過那條影片的短短八個月之後，上海的徐園茶樓就來了一次中國歷史上首回電影示範了。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留聲機身上。十九世紀末，法國「百代」和美國「哥倫比亞」等唱片公司才成立了沒多久，一個法國人就已經在上海擺路攤播唱片賺錢了。換句話說，電影和留聲機的技術幾乎是同步出現在歐美和中國的。再放大點看，世界各地的情形其實也差不多，這些影音复製技術趕上了現代全球化的第一班列車，誕生不久，就立刻傳遍全世界了。所以那幫探險家，人類學家和商人就像剛學會了腳踏車的小孩，雖然自己也是初哥，但就是忍不住騎它四處炫耀。

所以當我們在談中國電影史和中國唱片史時，一定要很小心，千萬別說什麼「古來的中國文化碰上了現代科技」一類的濫調。因為對西方人而言，電影和唱片同樣是「古老的歐洲文化碰上了現代科技」。電影與留聲機確實是西方的產品，但大家使用它們的歷史其實相去不遠，幾近站在同一起步點上。下回你要是聽到一個電影人說自己的東西不如人，因為「電影到底是西方人發明的」，你就知道這是藉口了。

梁文道：古書展廣告（天堂近了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一五四三年，哥白尼出版了科學史上的經典，真正鬧革命的論著《天體運行論》（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可是如此一本撼動宇宙，推翻了日心說的鉅著竟然得了一個與其名氣全不相稱的綽號：「沒人讀過的書」。理由是許多科學史家認為當年真的讀過它的人其實少之又少。為什麼？我想這是因為它太貴了，一部初版的《天體運行論》如今索價一百五十萬美金。但是很多人看過的書也未必不貴，例如弗雷明（Ian Fleming）的「○○七系列」，大家就算沒讀過原著，至少也看過電影吧？你知道一套十四冊附帶原始書衣的第一版「○○七」要多少錢嗎？港幣六十萬！

到底誰會買這些書？到底又是誰在賣這些書呢？鍾芳玲在《書天堂》裏提到一次外國古書商的飯局，她在席前談起驚慄小說大家史提芬．京那年剛出的一部新著，只有網上版供人下載，別無紙本發售。一堆書商聽了之後，沒什麼反應，只是抬頭問了一句：「哦，那麼要如何決定它的初版呢？難道第一個被人下載的版本就是初版嗎？」然後迅速回到自己的話頭，繼續熱烈討論誰誰又得到了一部珍稀異典之類的行內故事。在很多人眼中，書癡已經是一群不可理喻的人了；而舉止恬定談吐高雅，幹「紳士的買賣」（gentleman's business）的古書商，就更是另一個世界的生物。鍾芳玲在《書店風景》和《書天堂》裏做的，就是把這些活在書世界裏的人稍稍拉回俗世，舉凡專門打造書梯的工匠，專門複製書衣的設計師，還有把整個小鎮變成書市再自封為王宣佈獨立的狂人，原來都不過是常人。他們都幹過「正常」的職業，有的是會計師，有的是工程師。究竟是什麼東西驅使他們走上了這道通向天堂的階梯呢？

鍾芳玲決定把答案帶到香港，讓中國讀者自己去發掘。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香港的「辰衝書店」和日本澳洲的兩家古書店合作，竟然想到要在香港辦一次「香港國際古書展」（International Antiquarion Bookfair in Hong Kong 2007），時間是今年十一月三十日到十二月二日，地點是太古廣場，而鍾芳玲就是那個穿針引的帶路人了。看她傳來的資料，真真不得了，包括開業一百五十年以上的「夸瑞奇古書店」（Bernard Quaritch Rare Books）在內的六十四家環球巨頭都要駕臨香江。除了《天體運行論》和初版全套「○○七」，他們還帶來了初版《物種源起》，一頁古騰堡聖經、日本龜寶元年（公元七七○年）的《百萬塔陀羅尼經》，莎翁的「Second Folio」，明朝的《職方外紀》……。我問芳玲：「你們真的瘋了嗎？這裏是香港呀！」董橋先生知道了，也開玩笑說：「恐怕那幾天就只有我一人去幫襯」。意思大概是這個浩大的書展很可能是為他一個人辦的。我知道中國崛起了，全世界各行各業的商人都在盯這塊肥肉，這個書展多少是為了試試中國的水溫。可是先不說中國本來就自有一個源遠流長的古籍市場，大伙未必瞧得上也未必能欣賞你那價堪比擬宋朝善本的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就算是那些嚮往西洋奢侈品的億萬新貴，他們要的也是鑲滿鑽石的手機和快能飛天的Maybach，「Second Folio」？沒聽過。更何況舉辦地點是香港，你不要以為樓下的連卡佛人頭湧湧，「香港書展」大破七十萬人次入場紀錄，這批不知電子書為何物的淑女紳士就能滿載而歸！

芳玲當然明白，所以說嘛，「出外靠朋友」，於是我就幫他們在這裏賣廣告了。老實講，那一頁古騰堡聖經也要四十五萬港幣（搭一乘A380首航頭等艙的價錢），我只有在十來歲發育未成熟的時候幻想過能捧它翻翻，這個天堂的確不是我們的。可是各位書迷千萬別被我誤導，古書展豐儉由人，一百塊也大有交易餘地，正是「埋睇，埋揀；手快有，手慢冇」。我們買書不是投資，說不定遇上一部幾百元的貨色，正是足令此生不悔祖上添光的心頭至愛，對不對？而且芳玲在書裏也說了，看到書價能夠開出新高，我們也應該感到驕傲，因為它表示在這個萬事以金錢衡量的世界裏，我們的愛好是有意義的。

梁文道：李柱銘是個漢奸嗎？（愛國的偏見與民主的盲點之一）

【明報-筆陣】李柱銘在美國《華爾街日報》發表的一篇評論被翻譯和詮釋為呼籲美國藉奧運的機會向中國施壓，以改善中國的人權狀，結果引起了「李柱銘是不是漢奸」的政治爭論。其實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議題，但是很多人都把它簡化成了大是大非的問題，似乎李柱銘要不是個真心愛國的人權鬥士，就是賣國媚外的漢奸。然而事情真有這麼簡單嗎？恐怕未必。在我看來，猛烈抨擊他是漢奸的人固然無理；但李柱銘的識見也絕非沒有可以反省的地方。這不是故意模糊立場，好作騎牆之舉，而是這件事牽涉了很多不同層面的問題，根本不容我們簡單粗暴地下個一定錯不了的定論。

為了彰顯此事的複雜，且容我把涉及的議題一一展開如下：首先，我們要問的是一個國家的國民可不可以批評自己的國家（包括它的人權狀）。假如答案是可以的話，那麼他又能不能在外國發表這種評論呢？同樣是批評自己的國家，是在國內還是國外會有什麼不同嗎？

國界能不能在這個問題上起到一個道德規範的作用呢？

其次，我們要問的是一個國家有沒有權利「介入」他國的人權問題（所謂「介入」，乃是一個很寬泛的說法，從兩國官式會談時提出討論，一直到發動武裝部隊去「解放」另一國的人民，都可以囊括在內）。贊成的人有可能認為人權乃普世價值，而且先於國家主權，所以在人權問題面前，根本沒有國家「內部事務」可言。

反對者則通常以為主權高於人權，人權是各國主權範圍內的事務，他國沒有介入的正當理由。他們甚至也會主張人權沒有通行的定義和標準，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國家自有自己的人權觀，沒有人可以把自己那一套強加於他人身上。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一個人能不能呼籲外國「介入」自己國家，以改善本國的人權狀。認為可以的，也許是贊同人權高於主權的主張；也可能是覺得促進同胞福祉才是最愛國的行為，所以採取任何手段都是對的，哪怕是要求他國的干預。認為不可以的，則可能是認同主權高於人權的說法，覺得任何國家都不能踩進主權的禁區。假如一個人一方面同意人權高於主權的說法，另一方面卻反對國民向外「求援」以改善本國人權的話，就需要提出一些很特別又很有說服力的理由了。

請注意以上談的問題都是原則問題，直到目前為止，我還沒見過任何批評李柱銘的人正面回應過這些問題。

相反地，他們要不是先假設了大家已有隱藏的共識，毋庸再談；就是以其他經驗事實上狀取代這些問題的探討。比如說，很多人會指出美國自己也不尊重人權，甚至犯了戰爭罪行，你憑什麼叫它向中國「施壓」呢？也有人從動機的角度出發，推測老美「亡我之心不死」，李柱銘又怎能加入他們的陣營妄圖「和平演變中國」呢？這類指摘不是沒有道理，但都不能代替原理上的嚴肅討論。且讓我們假想一下，如果李柱銘不是在美國的報刊發表那篇文章，而是在舉世公認最愛好和平、人權狀最好的挪威，又或者是在和中國一向友好的地方如巴基斯坦甚至緬甸說這番言論的話，大家是不是就不會罵他是漢奸了呢？

此外，也有不少人認為北京奧運是國家在辦喜事，你怎能趁這時機叫別人不做人情，甚至幫倒忙趕客？這種說法也和李柱銘的行為在道德上正不正確無關。難道李柱銘呼籲外國在中國出喪事的時候出手干預就是對的了嗎？如果他國以人權名義介入本國內政是不對的，又如果一個國民要求他國干預本國事務是不對的，那麼不管北京是不是要主辦奧運，李柱銘的做法都不可能是正確的。

回到前述原則問題，要詳細回答它們當然很困難，所以我們不妨舉出一些例子讓攻擊李柱銘的人自己做場思想實驗。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罕．帕穆克前年曾經在瑞士的媒體上抨擊土耳其帝國當年屠殺境內的亞美尼亞人，結果觸碰了土國政府的痛處，打算引用一條不准國民對外侮蔑本國的法例控告他。我想請問，這條法例合不合理呢？帕穆克的言論是不是在醜化國家形象呢？

昂山素姬一直呼籲外國遊客不要到緬甸旅遊，以免軍政府從中牟利。曼德拉當年更大力主張國際社會制裁南非，好壓迫奉行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政府。當然中國的人權狀再糟也差不過緬甸和昔時的南非，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從原則的角度去問一句，昂山素姬和曼德拉算不算是「緬奸」和「南奸」呢？

梁文道：主人的聲音（上）

【am730-觀念】老牌唱片公司RCA Victor有一張非常著名的宣傳畫，畫裡是一隻小狗正在低頭傾聽一部老式留聲機喇叭傳出來的聲音，這幅廣告的標題是「他主人的聲音」。小狗聽到了主人的聲音，但主人卻明明不在現場，更不可能變成那部古怪的機器；那麼主人在哪裡呢？這個樣貌奇特的東西又怎麼會像主人一樣說話或者唱歌呢？

這大概是現代音樂工業史上最成功的一個廣告了，甚至一度成為整個唱片業的象徵。它用可愛的小狗的疑惑點出了唱片的奇妙，也就是留聲。人類史上第一次擁有這種非凡的技術，可以準確記錄任何東西發出的聲音，再帶到一個時空將它傳真地放送出來。面對這種現代技術的偉大發明，天真無知的小狗又怎能不疑惑？怎能不驚訝呢？

同樣的疑惑，也曾出現在1930年代的新畿內亞，當時有人拍下了一個小男孩第一次遭遇留聲機的場面，那個小男孩露出的表情要比小狗誇張多了，他完全不能理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更早的時候，還有人拍過北美的因紐特人(亦即俗稱的愛斯基摩人)不知就裡地把一張唱片放進嘴巴裏嚼的可笑場面。

這一類例子，我們幾乎能夠無窮無盡地列舉下去。因為電影發明了沒多久，西方人就到處扛著攝影機，遠征異國，上山下海，用他們得到的新玩具去把「剩餘的世界」(rest of the world)製成影像，好讓自己的老鄉開開眼界。

有趣的是，唱片留聲機與電影攝影機，一個複製聲音，一個複製影像，它們幾乎是同時在二十世紀的頭三十年裡幾乎崛起和流行的。所以今天才會保存了那麼多的紀錄片，裡面全是少數民族或者第三世界的落後百姓初次遭遇唱片和留聲機的錯愕和困惑；因為那些拍片的人不只帶了鏡頭，還帶了留聲機。

為甚麼那批早期的電影工作者，探險家和人類學家要樂此不疲地描繪這種題材？為甚麼當年的歐美觀眾又這麼喜歡觀賞和討論第三世界人民碰到現代複製技術時的情形呢？從前的學者用比較文化的角度說這是為了瞭解不同民族的世界觀。例如更早的攝影術，分明是現代科技的產物，但很多人硬是將它當作魔法和妖術。當時有些中國人就很怕照像，覺得這是「攝魂術」，拍了自己樣子的同時也就奪走了七魂六魄其中一魄。也就是說，大部分人都覺得洋鬼子發明的影音複製技術是種令人畏懼的魔法，而西方的學者就可循此瞭解魔法的意義，以及它和西方文明的分別了。

但是對大多數歐美觀眾來講，這種場面好看在它拍出了落後地區的可愛甚至可笑，那些印第安人和中國人就像小狗一樣天真，竟以為高度文明的結晶是種超自然妖法。這類場面充份證明白人果然是世界的主人，有責任把文明推向全世界，讓大家都聽到主人的聲音。

梁文道：筷子之謎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

筷子

我一直拿不好筷子，小時還因此被大人責罵，我很不服氣，覺得會用就好，何必講究姿勢正不正確呢？後來大概見我屢勸不聽，而且錯有錯着，這不端正的手法竟也相當靈便，家人也就不再囉唆了。所以從小我就明白了一個道理，食具絕不只是單純的工具這麼簡單，它還有許多功用，甚至能夠透露一個人的出身教養。筷子用得對，總被認為是種美德。

關於筷子的禁忌可多了，最明顯的莫過於不可把筷子插在一碗飯上頭，因為這就和祭拜死者時把香插在米飯上一樣，很觸霉頭。此外，你也不能在說話的時候以箸代指，隨意地指來舞去，因為這是很不禮貌的。其它不禮貌的行為還包括了拿筷子的時候突出拇指，因為這根拇指也有點用筷子指人的意思。每一個中國人總在吃飯的時候學懂甚麼叫做禮貌，筷子則是我們習得文化習俗與傳統禁忌的重要工具。

由於我不懂使用筷子的正確手法，因此我對這種食具的起源一直很感興趣。想想看，比起刀叉匙，筷子是種多麼講究技巧，又多麼違反本能直覺的工具呀！從前招呼洋人的中餐館總會在裝筷子的紙套外印上筷子用法的簡明圖解，好讓那些願意暫時放下刀叉的老外更徹底地感受古老東方的異國體驗，以中國人的方法吃中國菜。那些圖印得十分簡單，但我從來沒見過有哪一個老外是光看它們就能學懂用筷子的。相比之下，我們中國人第一次吃西餐就容易多了，動刀動叉全無難度可言，真正的問題在於刀叉太多，不該用哪一刀那一叉罷了。

根據近年的考古發現，筷子的起源當在六千到五千五百年前。證據是江蘇高郵龍虬庄附近的一個新石器時代遺址，裏頭有四十二件出於墓葬的骨製筷子。考古學家怎麼知道它們是筷子呢？理由是它們和碗盆等其它食具放在一起，顯然是配套使用的。假如六千年前的有錢人擁有骨箸（有墓葬品的多半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推測中國人在更早的時候就懂得用木材或竹子做筷子呢？

有趣的是，中國人原來也用過叉，甘肅武威皇娘娘台遺址就出土過一些三齒形的長柄叉子。而刀子就更是普遍了，它大概是人類最早使用的食具，因為它很方便，除了可以切可以叉，更兼具其它各種功能，所以刀並不是專門的人食具，而是就手的多用途工具。歐洲人一開始也只是用刀，只是到了後來才發現叉的妙用，一手刀一手叉既能更穩定地切割食物，也能安全地把食物送進口中。

為甚麼叉子在中國流行不起來？為甚麼中國人偏偏要用需要更高技巧的筷子呢？這真是個令人費解的難題。


用筷子吃牛扒

有很多人認為筷子的發明是中國人比較聰明的另一個證據，因為要使用筷子必需涉及到三十多個關節和五十多條肌肉，比起刀叉要複雜得多，更不要說那兩根竹條之間複雜敏銳的槓桿原理了。但是在我看來，這種講法就和說印度人用手吃飯證明了他們果然都很耐熱一樣無趣（凡是用手吃過印度菜的人都知道，不怕飯菜燙手是首先要突破的難關），都是一種意義不大的簡化推論。而且這也無助於我們探尋筷子起源的目的，你總不能說我們的祖先捨刀叉而就筷子是為了挑戰高難度吧，倒立走路豈不是更難？

法國思想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他那本極有詩意，但也充滿了刻板東方主義色彩的名著《符號帝國》裏曾經對着筷子大發感慨：「它的姿態如此輕柔，有一種陰性氣質，這種準確、細緻的動作正如母親抱小孩般的小心翼翼」。而且使用筷子可以使得「食物不必承受比夾起它所需要的力氣更大的壓力」，「不像我們西方人的餐具那樣切割和刺扎；它從不蹂躪食物，不是慢慢挑開（如對待青菜），就是輕輕分離（如對待魚類），因而重新發現食材本身所具有的天然縫隙」。

雖然羅蘭．巴特這本書講的是日本，但中國人看了這個片段也一定深引為知己，覺得這個法國佬不簡單，就是懂得咱東方文明「天人合一」的道理，就算對付食物也絕不粗暴，才不像他們洋人那樣動刀動叉，又刺又撕地那麼凶狠。

再數下去，你還可以說筷子靈活隨意，就像羅蘭．巴特所說的，愛指向哪裏就指向哪裏，不用像吃一塊牛扒那樣總得從左下角開始順序切起。而且筷子還體現了我們「以不變應萬變」的做人原則，無論是一碗清湯素麵還是滿漢全席，我們全是用一雙筷子搞定，絕對不用像法國人那麼繁雜，換一道菜就要再上一副專用的食具。

不錯，這種種說法都很美麗迷人，但它們全都經不起嚴謹的學術推敲。首先，西方人並不是自古以來就那麼麻煩，那些五花八門的切魚用的刀，吃蝸牛用的小夾，魚子醬專用皫貝殼小匙子，莫不都是這兩百年來的新發明，從前他們也是一雙刀叉走天下的。其次，東方人用筷子也不見得有多溫柔，沒錯我們是不會用筷子撕扯食物，但那並不是因為我們尊重「食物的天然縫隙」，而是因為那些材料早在廚房裏就被人工地破壞過了。

使用筷子的前提，正正在於所有食材都已經被事先處理過了。一大塊牛肉早被分解成條狀、塊狀甚至顆粒，所以用不着我們在餐桌上再行分割。如果認真地比較起來，沙律和牛扒其實要比中國人的炒菜炒肉更「自然」，更不傷食材的原有型態。

因此筷子和刀叉的分別不只是兩種工具的差異，更是兩種煮食方式的不同。使用刀叉的烹調方式，從原則上講是不用在廚房裏把食物切分得太過仔細的；而使用筷子的烹調方法，就要廚師對食材事先做好精密的處理了。畢竟，我們很難用筷子去對付一塊帶骨的羊架甚至一隻完整的燒雞吧。所以我們真正該問的問題不是中國人為甚麼會用筷子，而是中國人為甚麼會把食材切分得那麼細。那麼，原因到底是甚麼呢？你問我，我問誰？

我的渡輪終會回航 專訪陳智德

陳智德是個詩人，我很早就知道了。我們是中六的同班同學。

由於學校就在旺角附近，所以放學之後我們常常結伴去逛二樓書店，後來更連午飯那 短短的一小時也不放過，有時我乾脆逃掉下午的課；但陳智德不會這麼做，他比較守規矩。不過，陳智德的規矩其實只有表面那一層罷了，他的身子裏總像有一團 火，再沈默、再孤僻的外形也擋它不住 (『孤僻』是一些同學對他的印象)。

他愛讀書多於男孩子間無謂的遊樂，但他讀的是多於自己的書，一 個課業以外的世界。閑時他彈吉他，也和別的同學組過樂隊，但他最擅長的其實是古典吉他。當然，他還寫詩，而且寫得非常好，我到現在還記得那一年他抄在手稿 上的一首詩，長長的句子有向晚的漸沉暗色，完全不像十幾歲的少年。

畢業之後，我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去台灣升學，後來返港做過一陣子文 獻研究，又取得了博士學位，專攻香港新詩史。他的興趣似乎總在過去，搜集舊書、舊雜誌，挖掘已為今人遺忘的從前，可是他卻活躍世間，四處開班授業，教出一 批更年輕的作家，還辦過一份很有特色的詩刊。如今的他，以我們對職業的標準而言，正處於一種失業的狀態。但換上另一副眼鏡來看，他其實正在攀上寫作生涯的 新高點，不論是詩作還是評論，都顯得範疇日漸寬廣，思路越益精深。

我只唸過一年的那間學校出過不少名人，校友會不時發出通訊向大家報喜，不知又有那一位舊生進了顯貴校友名人堂。我不知道陳智德能不能列進那張由諾貝爾獎得主、商界精英和演藝鉅子組成的名單裏，但是在我心目中，實在沒有比曾經和一個詩人做過同學更令我自豪的事了。

我的渡輪哲學

梁：今天我在報刊上讀到你的詩，又是以渡輪為主題，我覺得你快可以出版一本關於渡海小輪的詩集了。

陳：因為我很喜歡那種感覺，就是一種離開了一個很實在的地方，不再站在一塊土地上，而是在海中心載浮載沉；又由於很快便要上岸了，令人格外珍惜那五、六分鐘，那很快就要消失的時間。彷彿有一種離開了一個城市但又馬上重返的感覺。

梁：那個空間彷彿不是這個城市應該有的空間？

陳：對！而且坐船也很不實際，如果你趕時間是不會坐渡輪的。可能有一點兒懷舊的想法，但最主要還是那種暫時離開的感覺。

梁：你對渡輪的沉迷和執着已經總結了我對你的印象。你常逛舊書店，你喜歡看書、寫詩，這都是剛才我們描述的渡輪狀態。我的意思是，寫詩本來就是一件不實際的事，而寫詩的狀態更加離開了城市的日常節奏及時間感。

陳： 可以這樣說……其實除了離開，這可能也是一種逃避，你不想再這樣下去了。逛舊書店也是如此，回到舊書的世界，對我來說其實是一種熟悉的世界。首先，這個行 為跟過去沒有太大分別，因為我以前也一直逛舊書店，而且舊書店也沒有太大轉變，它們不會突然間變得很乾淨，裝修得很豪華，所以那是一種不變的感覺，現在很 難找到這樣的一個空間了。

梁：它也不屬於現在的香港……你逛了舊書店二十多年，你覺得它們一直都沒有變化？
陳：總會有一些，但它們的門面似乎真的沒有甚麼轉變，你不會找到一家裝修得特別好的舊書店，一般都是很簡單的店加幾支光管。

心頭好，可遇不可求

梁：你是從甚麼時候開始逛舊書店的呢？

陳： 開始於八十年代讀中學時開始的，那時候最常去的就是新亞書店。當旺角還有好幾家舊書店，例如波文和染布房街的復興書店。這家復興書店的前身是奶路臣街的小 攤檔，我小時候已見過老闆的兒子幫忙看鋪，年紀跟我差不多，到了九十年代他就自立門戶在豉油街又開了另一間鋪。老爸專賣文史哲，曹聚仁的書就是他介紹給我 看的；而兒子則專賣漫畫和舊的色情雜誌。

梁：厲害！最近幾年又有甚麼新開的舊書店？

陳：梅馨書店是其中之一，其實很多賣 二手教科書的店也有其他種類的舊書，有時候要靠運氣，那些舊書不一定是五四珍本，但卻有很多、很好看的舊小說，例如八十年代流行袋裝書。其實好的舊書不一 定是很舊的版本，或越古老越好，而是看那本書對讀書的人的價值。例如陳少琪、林夕、陳冠中那時出的袋裝書，對我而言就很有意義，只是現在已經找不到了。

梁：元朗或大埔的舊商場有一些出租漫畫和小說的店鋪，有時可能會將以前用來租借的書賣出去騰空位置，一大堆放在店鋪門口賤賣，我試過在這些地方找到一些當年友禾跟博益出的袋裝書。

陳：可見書是很難特別跑去找的，一定要遇。

梁：以前逛舊書店的目的，是要遇上那些在新書店沒法遇上的書；但現在很多人已經在網上找書，例如大陸的孔夫子網。而找尋跟偶遇是兩種很不一樣的狀態；由於互聯網的普及，這種「遇書」的狀態已在消失之中。既然現在找書這樣方便，為甚麼還需要舊書店呢？

陳： 我覺得這是兩回事，上網bid(競投)書跟逛舊書店是完全不同的，後者一定有趣得多。逛舊書店，你沒有固定目的，也不用競爭；上網找書，你彷彿無時無刻在 跟別人競爭，而且有一個固定目標。逛舊書店是很隨意的，彷彿像喝一杯咖啡或飯後的散步，我在台灣讀書的時候就是這樣，記得在學校附近有幾家舊書店，每天吃 過飯後我就會外出走走，不一定要找甚麼，只是喜歡去那裏蕩，逛完之後就覺得彷彿消化了一些東西。

梁：如果恰巧遇上了一本好書，就是很大的驚喜了。

陳：簡直會高興到彈起！有時候還會跟看店的人聊天，也會交上朋友，其實書店是一處建立人際關係的好地方。

梁： 記得去年我在深圳演講，有觀眾說深圳沒有舊書店，建議該搞一個舊書市集，這樣才有文化氣息。我當時的回應是機會不大，因為深圳是一個很年輕的城市，而舊書 市場自有它的生態，要累積了幾代的讀書人，才有不斷的舊書流到市場。深圳的歷史才不過二十年，人均年齡只有三十多歲，他們怎會散書？散書的人大多是老了， 書看不完就送人，或者是去世了，後人便將書送出去。話說回頭，其實香港應該有足夠的舊書，但那些書都不知跑到哪裏去了。

陳：那是貨源的問 題。以前資源較多，除了因為有人丟書，還有收垃圾的人會將舊書分類，賣給舊書攤，很環保。現在即使將舊書送到舊書攤，也換不了多少錢，於是隨便把舊書當垃 圾丟掉算了。他們不把舊書當作舊書來賣，而是當廢紙般處理，以磅或斤計算價值，然後棄掉，跟舊報紙一樣。如果我死了，我相信我這些書的命運也是這樣。

梁： 你可以先立遺囑，如果我們比你長命，我們會來幫你處理，嘿嘿。唉！其實現在的舊書店都很困難，沒有貨源，相對來說，逛書店的樂趣也少了，因為每天都是看到 同樣的書。一間舊書店的書如果不流動，就會變成一池死水。不過我也見過一些盛況，例如新亞，偶而會看到有人把幾十箱書送過去。

陳：那就真的要靠運氣了。

梁：但他們會否像別的書店一樣，先在當中挑一些價值較高的舊書放到網上賣呢？

陳： 新亞很少這樣做，到現在為止，它算是一間殷實的書店，而且還很開放，有多少書都會拿出來賣。不過現在內地有一些舊書幫，會跑到香港來專門買舊書。他們不是 自己收藏的，很多時更不知道自己買了甚麼，他們是職業的收書人，買了書再拿到內地賣，很多時甚至會炒高幾倍價錢。如果你不快他們一步，好書很快就會被他們 買掉。

梁：當初你為甚麼會去淘舊書，而不光顧那些賣新書的店子呢？

陳：只是有一種想知多一點點的想法，那時覺得學校教的 知識很淺薄，總嫌課本教的東西太少，於是開始逛書店找材料，無論新、舊書店都去。當時仍有很多在地上擺賣的攤檔，有一些是手推車，像小販一樣；還有一些是 半邊戶，埋伏在樓梯底。那些老闆都還是懂書的，例如廟街就有一間生存書店，以前由一個阿伯和他的太太經營，現已交給他們的兒子了。那位阿伯介紹給我不少好 書，我也在他店裏買了很多，都是香港三育出版的絕版書。那間書店仍在，不過現在主要賣的是二手色情刊物，令進去的讀者很尷尬。好在他有分類，左邊是色情刊 物，右邊還是文史哲，而且擺放得很高，算是給了最大的尊重。想起以前，老伯還會以很低的價錢賣書給我。

閱讀舊書，閱讀別人

梁：你是從甚麼時候開始逛舊書店的呢？

梁：這的確是買舊書最現實的理由。你覺得逛舊書店的人都是些甚麼人呢？想去尋寶？還是貪便宜？

陳： 甚麼人都有，但我想最多的仍是喜歡書的人。書對於喜歡文史哲的人來說，是豐富的資源，是一種接觸知識的具體事物。搞社會科學的人會做田野調查，研究自然科 學的人會利用儀器做具體的實驗；但研究文史哲的人並沒甚麼儀器輔助，書就是田野，就是現場。我們靠舊書認識書的歷史，舊書是文史哲知識的載體。

梁：那它跟重新出版的書又有甚麼分別？例如內地最近就有一批重新再版的曹聚仁，和你當年買的老本子有何不同？

陳： 從實用角度來講，再版書可能加進了新的東西，更加有用；但閱讀起來的趣味就不同了，包括封面、版式的設計，還有很多細微的地方都不一樣，例如再版可能會刪 掉了原有的註釋資料，所以讀原版書是重要的，因為一些用字和輔助材料可能在再版的時候修訂了。而且當你讀原版書時，你會覺得那就是當時的作者或讀者所看見 的模樣，彷彿重返作者新書發布時的面貌。

梁：舊書和舊書店有趣的地方，就是讓我們進入了另一個時間。又不同於一般古董，我們對於書都會有一個假設，那是一個人花了許多時間和功夫去讀過的，絕不只是個觀賞用的裝飾品，價值很不一樣。對了，那時你買舊書就不怕被同學覺得你古怪嗎？

陳：哈！我想除了你之外，其他同學都不知道我這個癖好。也許我喜歡躲起來，覺得這不是可以公開的事情，不會有很多人喜歡，其他人會覺得沒有意思，又不能增值，又殘舊。但我就是喜歡它的霉，越殘舊越好。

梁：在逛舊書店與買舊書的這些年間，有甚麼難忘的經歷？

陳：的確有很多，對了，有一次在新亞書店，剛好有百多箱書送來，我便逐箱書打開來看。

梁：那可能是有人離世了。

陳： 對，都是屬於同一個人的書，然後你可以從書中的蛛絲馬跡，追尋他的興趣和研究。記得有一次遇上一批書，屬於中文大學中文系的一位前輩，他後來教書去了，那 些書裏面有很多學生送給他的書簽。有時候你還會在其他舊書中發現相片、剪報、書簽、郵票甚至鈔票，一個活過的人留下的痕跡。

梁：很有趣，透過舊書，發現另一個讀者的存在。

陳：你會發現一位跟你一樣喜歡同一本書的前輩，有一種傳承的感覺，我彷彿在繼承他的閱讀，他們會在書裏面寫上評語、筆記，我剛才提到的那位前輩，他的書裏面就有很多他上課時做的筆記。

梁：彷彿連當時上課的情景都一併記錄下來了。

陳：我還在台灣找到了一些紀念冊，是台灣日治時期後一個讀書人的紀念冊，所以還有很多內容以日文書寫。裏面又提到「聖子降臨」等字眼。你看，這裏還有一本是《雅歌》(《聖經》的其中一章)的手抄本。

梁：就像佛教徒抄經，真沒見過這種東西。

陳：該是那個人去世以後，他的後人隨便把他所有的書都丟掉，也不管裏面有甚麼，所以連日記也有，這也是我另一個收藏的系列，我有好幾本六十年代的日記本，例如這本上海書局出版的《我的日記》，每年更新出版，設計非常精美。現在已很少人寫日記了。

梁：你研究過香港的文化刊物史，一定也收藏了不少吧？

陳：是的，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收藏是《七十年代》全套。

梁：哇！你看這些文章的題目：「不斷革命」、「日本激進學生訪問」……你怎麼找到的？

陳：當年在波文找到的。《七十年代》在1970年創刊後，辦了幾期，曾停辦幾年，之後在1978年再出復刊號，裏面的作者都是我們熟悉的。

梁：的確如此。昌明、阮志雄、黑鳥樂隊、羅卡……你看這個題目「香港經濟─為誰繁榮，為誰安定？」、「經濟與政治，誰人的利益？」真的很厲害！多有前瞻性！

陳：還有現在商務出版社阿頭關永圻在拍電影的照片呢。

梁：那時候的一班文化青年全聚在一起了，還在皇后碼頭取景……而且你看它的設計多前衞！現在讀起來仍是很耐讀。哈哈，「去你的政治」，他們的文章題目真有力。哦，原來每一期還一定包含幾篇英文文章。

陳： 但下頭卻註明了「一切皆以中文為準」。當時正在搞中文運動嘛。這就是香港的經典，當年內地絕對沒有這麼前衞的東西。除了《七十年代》，我還有一批電影週 報，那時候亦舒、羅卡等人都寫很多影評，從內容亦可看到作者風格的變化。這裏還有《大拇指》、《工人週報》、《年青人週報》等，甚至香港工人學生聯合陣線 出版反越戰的刊物。

梁：文化刊物果然是你其中一個重點收藏。

無怨無悔的讀書生命

梁： 相對於書來說，雜誌更能體現一個時代的氣氛，因為雜誌跟時代的關係比較緊密；另一方面，我讀舊雜誌的時候會有特別強烈的幻滅感，尤其是對自己正在做的事。 例如我們現在辦《讀書好》，或不停在報紙雜誌撰稿，有時候我會想寫來幹甚麼？現在你可能會覺得你在寫一些很重要的文章，但十年後，就像我們現在翻舊雜誌一 樣，後來的讀者只會說：「啊！原來他曾寫過這樣的文章。」到底現在我們在做甚麼呢？要不是有你這樣的人在收藏整理，這些文章討論過的東西很快就會被淹沒 了。

陳：那時你做的《打開》現在也很少人知道了。

梁：你辦的《呼吸》詩刊也不是這樣嗎？

陳：搞文化刊物，就是你參與創辦、編輯和撰寫，如果你想在自己寫作的趣味以外多想一些，那會很失落的，有一種把石頭丟進海裏的感覺，它會一直沉下去直到你看不見，還會有很多人覺得你很傻。

梁：我看你做的文學研究、香港新詩史的研究，你收藏的舊雜誌，那種情緒、價值取向和出發點，是否都跟這個想法有關？你不忍心看見前人被淹沒，或不想容讓那種無力感浮現？甚至有一種拯救過去的意味？

陳：的確有這麼一種心態，希望可以繼承別人的東西，希望將他們曾經做過的，告訴後來的人，不希望這些努力就這樣被淹沒，一種很強烈的感覺是彷彿我欠了他們甚麼似的。

梁：為甚麼？因為你是讀這些刊物長大的？

陳：我感受到他們當時所做的，我理解。

梁：像剛才在《七十年代》所讀到的熱情與委身？

陳：我也會進一步想，為甚麼現在沒有這股熱情？我們其實也有這個需要。如果我將他們介紹給讀者，會否也讓大家有一些新的體會，新的轉化？所以並非只是懷舊，而是覺得這件事很有意思，且存有一線希望，覺得會有一定影響力。說到底，其實是一種信念。我相信，所以我去做。

梁：我又想起你寫的詩，有一陣子你寫過一個叫做《抗世詩話》的專欄，是否也有同樣的意思？

陳： 「食得鹹魚抵得渴」，雖說是「抗世」，你不會真正覺得要這樣子跟社會對抗，因為你該理解這兩件事本身就是不一樣的。我覺得我選擇了這個身份，選擇了寫詩， 換來的當然包含了一種滿足感，何況我真心相信它的價值。但另一方面，它亦會給我帶來寂寞、非常低的經濟回報。到現在這一刻，我仍然接受，且覺得應該是這樣 的。就是說，我們搞文化的，是不會，也不應該發達的，不像搞金融、搞地產的。我不會羨慕別人，我覺得我現在的情況是應該的，心甘情願。我不覺得自己很慘、 很卑下，不會！是我自己的選擇，而且還會繼續下去。

梁：你收集舊書和舊雜誌，以剛才的邏輯來說，是在收集前輩曾經有的熱情、理想、承擔， 以及復活一整代人於失落和淹沒之中。而你自己所做的事，難道不也正在不斷加入他們的陣容嗎？你寫的詩，你出版的《呼吸》本身也成為被收集的對象，成為舊 書，成為快要被遺忘的事物。你有甚麼感覺？

陳：這是自己的選擇，不得抱怨。就算將來淪為用自己的書換個飯盒，我都有心理準備。

梁：我們在第三期《讀書好》訪問了王貽興，他提到海辛的故事，他的想法和選擇跟你很不一樣，他會覺得不甘心，為甚麼從事寫作的會有這樣的下場？為甚麼得了中文文學雙年獎，但書還是賣不過五百本。你不會有這種感覺嗎？

陳：我當然不會覺得很高興，但我的心態已經轉變，到了現在這個階段，我會接受並覺得似乎應該是這樣，因為你所做的事情本身並非高收入的事業，憑甚麼出一本書可以賣上幾百萬？

梁：你不希望有更多人讀到你寫的作品，或者有更多人知道這些雜誌的存在嗎？

陳： 當然希望，所以我一直不斷地撰寫、不斷介紹，但我不會想到回報這個問題。我關注的是能否讓更多人知道，將影響擴大；如果真的有不滿或覺得不舒服，也許就是 出版了一本書而沒有人知道，沒有人讀，沒有地方可以寄賣。對於這個情況，我們可以責備、吵鬧，但卻不能改變甚麼，也不能令銷量增加。

梁：這也許亦跟性格有關。

陳：對，也許我就是不喜歡做別的事情。我有一種想法，就是甚麼都不管，繼續做自己的事，終有一天會累積到某一個階段，是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了解的。

梁：很少人會像你這樣，一開始寫詩，然後越寫越覺得有希望；一般都是開始的時候充滿年輕人的熱情，然後越做越悲觀，就像那些舊雜誌的前輩們，曾經一腔熱情，但有人會隨着年紀的增長而放棄。到底有甚麼因素令你越來越樂觀？

陳：我倒是沒想過這個問題。

梁：你又不是工作順利，賺很多錢。

陳：對，已經失業一年半了。

梁：那麼你的樂觀從何而來？

陳： 你說得對，我現實的情況是越來越差，但我反而更覺得要堅持下去。可能是想通了吧，像剛才說的是自己的選擇，這樣才是對的；我沒幻想過追求財富，更不會覺得 受到迫害或傷害。這就是我的路、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我生存的價值。另外，在介紹和追尋過往的同時，會覺得那個責任越來越沉重，越來越不希望這些文化傳統 就這麼斷掉，也越來越發掘到更多值得撰寫和介紹的資料，寫不完，也講不完。

梁：你寫詩的時候，有沒有這種歷史的負擔？

陳： 當然有，跟我做的收集和研究也有相通的地方，是某種斷裂的傳統，或被忽視的傳統，但它本身卻擁有豐富的價值，而你亦相信它的價值，你不希望對它置諸不理。 另外，前人寫了很多、很好的作品，一方面想繼承他們的寫法，另一方面，寫詩其實還有很多可能性，我希望可以繼續發掘下去，令新詩繼續傳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