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舒服食物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有一段日子，我幾乎天天去九龍塘又一城的Dan Ryan's吃午飯。為甚麼呢？其實他們的出品不算非常出色，只不過是標準的美式食品，口味變化不大層次也不深，但濃重渾厚，中規中矩不過不失，是那種你憑餐牌就能想像每一道菜味道的地方。

但我就像上了癮一樣，完全不用思索，雙腳就會自動把我帶了進去。即使不再在那附近工作，我還是沒多久就去一趟。反省一下，我發現自己喜歡的其實是包括環境、音樂和食品在內的一整套儀式。我喜歡那些隔Art Deco燈罩發出的昏黃燈光，我喜歡那些可以深深坐進去的皮墊座椅，我喜歡那些老派的美式流行歌曲（也就是Uncle Ray天天播都播不厭的「金曲」），我喜歡大杯大杯的冰水，我喜歡它慷慨的食物分量，我喜歡它的漢堡、牛扒和燒排骨（就算它們全都不是香港最佳）；甚至連那些以淡聞名的美式咖啡我也喜歡，總是一杯接一杯地續杯，似乎喝多少都不算多，正好配合我一根接一根的香煙（假如喝的是espresso，大概就有點過分了）。

我喜歡這個地方，因為它是那麼地美國，真的就像從芝加哥搬過來一樣。雖然它沒有厚實膩人的芝加哥式Pizza，但它有 Philly Cheesesteak（Dan Ryan's把它叫做Philly Cheese Steak Sandwich），我最常點的一種菜。說起Philly Cheesesteak，顧名思義，它當然來自美國費城（Philadelphia）；但它絕對不是牛扒，而是一種三文治。做法是把牛肉切成薄片炒熟，夾在熱狗包中間，配上洋，最後再淋上煮溶了的芝士（正宗配方要用卡夫出品的「Cheez Whiz」芝士醬），然後就大功告成了。

憑良心講，Philly Cheesesteak絕對不是甚麼只應天上有的美食，它只是種很粗糙很能吃飽人的快餐食物；可是天呀！我就是愛吃，每次在Dan Ryan's吃它我都會特別安心特別舒服；這就是所謂的Comfort Food，而Dan Ryan's就是我的Comfort餐廳了。

Comfort Food，我不知道應該如何準確地翻譯它，或許可以叫做「舒服食品」，因為它是種可以安慰人的食物。一般相信，一個人疲憊失意，就會想到一些可以讓自己舒服的食品。比如說失戀了，電視劇裏的善良男子就會買來一大堆糖果雪糕，捧給那個雙眼通紅的可憐女孩，勸解她「天涯何處無芳草」，而芳草正在身邊。這就是舒服食品了，儘管常是些漢堡薯條朱古力之類既高糖又高脂的東西，但卻有心靈食療的妙效。

一般又相信，「舒服食品」和童年經歷很有關係。它或許是一碗湯，小時候母親常煲給你喝，長大之後遇上挫折就會想到那碗湯，格外溫馨，猶如投入媽媽的懷抱。又或者你在異國留學，很不幸地還是個鳥不生蛋的地方，更不用說有條唐人街了，於是一碗熱呼呼的即食麵就是你深夜鄉愁的解藥。

問題來了。首先，我去Dan Ryan's吃Philly Cheesesteak的時候多半沒有甚麼不開心，恰恰相反，我情緒高亢得很。再不然，至少也是心情輕鬆，沒甚麼牽掛，大口咬那流溢脂香的三文治，十分自在。那為甚麼它還是我的「舒服食物」呢？第二，我可是土生土長的地道中國人，不止小時候沒吃過Philly Cheesesteak，甚至連費城都沒去過，怎麼會對這種美國食品發生感情呢？

最近讀到一則心理學研究報道，總算解答了我的疑問，也解開了關於「舒服食物」的謎思。有「飲食界福爾摩斯」之稱的Brian Wansink帶領他在康乃爾大學的實驗室做了一項調查，發現一千零四個受訪者裏面有百分之八十六是在快樂的時候進食「舒服食物」，百分之七十四的人則是為了獎賞自己，只有百分之三十九的人才會在失落的時候尋找「舒服食物」。可見和「舒服食物」發生連繫的其實是正面情緒。

另外，他們又發現「舒服食物」也不必源自童年記憶，只要某種食品曾經和你的快樂經驗發生過關係，而且發生過多次關係，就算那是成年後的經驗，它還是有機會變成你的「舒服食物」。

剩下的問題是為甚麼這幾個月我都沒去過Dan Ryan's吃我曾經最愛的「芝牛治」，難道這半年來我沒快樂過？啊，原來這是一月一日餐館禁煙之後的事，看來我的終極Comfort Food是煙。

梁文道：從「港獨」到「人心回歸」

【明報-筆陣】既然香港的政治體制和管治手法基本上和殖民時期沒有太大的分別，而這套體制又是如此明顯地不公正不民主，何以當年曾經與之激烈對抗的「愛國人士」不堅持鬥爭下去？中央政府又為什麼不歡迎打出民主旗幟的去殖運動呢？這個問題我們已經爭論過很多年了，而且答案簡單得讓人覺得誰再問下去誰就是笨蛋。

可是仔細再想，這個問題又未必那麼愚蠢，答案也不是那麼簡單。

查良鏞先生前一陣子公開評論香港民主進程問題，他說： 「大陸沒有民主，香港就沒有民主。」這番話肯定教民主派大為反感，但是司徒華先生難道不也曾多次表達過類似的意思嗎？在我看來，這種說法其實非常準確。原因不是什麼民主政治觀念在中國的傳播和深化問題，而是很現實的制度考慮。

我已不只一次在此說過， 「一國兩制」不是種永久的建制，而是有限期的臨時措施，一般認為它的期限就是50年。為什麼我們天天說「一國兩制」如何被落實了，卻很少去問從今算起的40 年後的遠景呢？按照《基本法》，香港最終是要實行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的。假設這個目標在2012 年或2017 年實現了，那麼2047 年後又該怎麼辦呢？如果「一國兩制」像個有期限的罐頭到期了，是把香港的特首換成非民選的市長加上市委書記，將已經普選的議會變成現有的人大會議？還是屆時內地省市級別的行政區域也推行了某種形式的雙普選呢？

除了這等體制變革的複雜理由使得中央政府不願香港在民主普選的道路上走得太快，另一個理由或許就是張炳良前一陣子所說的「港獨」了。對許多港人而言，港獨是很不可思議的天方夜譚，大家更不明白追求民主和港獨怎麼會拉上關係。可是從北京的角度看來，這種擔憂卻是很實在的，而且一直與香港的民主化聯繫在一起。

例如被譽為香港戰後第一次政改試驗的「楊慕琦計劃」，曾經是香港開展民主進程的希望。過去一直有個傳聞，說這個計劃遭到當年中國政府的激烈反對，因而胎死腹中；可當時的倫敦真的就會為此卻步嗎？還是因為考量到日後管治的難度與剛剛上場的冷戰所帶來的複雜國際局勢呢？儘管這個傳聞的可信度不高，但北京的態度仍有蛛絲馬可尋。10 年前為了迎接回歸，中央電視台拍過一套大型紀錄片《香港百年》，裏面是這麼描述「楊慕琦計劃」的： 「讓華人參政並非楊慕琦的終極目的，這位港督曾開誠布公地宣稱， 『楊慕琦計劃』旨在培養港人的所謂歸屬感，即抵制回歸中國，心甘情願留在英國統治下。但即使是這樣一個居心叵測的改革，只因表面帶有民主色彩，最終還是難逃被束之高閣的命運」（見王宏志：《歷史的沉重》頁115）。這也是內地文獻關於「楊慕琦計劃」的一項共識，即任何帶有民主色彩的政治都會強化港人對香港的認同感，從而使他們抵制甚至抗拒回歸中國。同樣的想法，也出現在彭定康政改方案引起爭論的時期。當時中方也認為「如此發展下去，幾年後英國是『還政於民（港人）』而不是『還政於中』」（見前引書116頁）。換句話說，香港的民主化從來都有「港獨抗中」的危險，因為民主政治必然會讓選民更加認同他們選出來的領袖以及這個地區，而非（不經選舉產生的）中央政府和整個國家。所以03 年7．1 遊行的口號「還政於民」才會叫部分「愛國人士」這麼緊張，因為這等於是港獨意識的浮現。所以每當民主派有人赴外游說，希望國際關注香港民主問題，都會惹來勾結外國的謾罵，因為這讓人想起楊慕琦和彭定康這些英國人的「陰謀」。

因為「一國兩制」的未來演化，中央對港獨和失控的疑慮，以及眾所周知的中共政權特質，故此香港在政治體制上的去殖不只難有寸進，甚至難以啟齒。剩下來的唯一出路似乎就是「人心回歸」了，也就是「親中派」總是試圖叫大家信服的—— 「要民主就要先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所以推動愛國教育和國民認同絕對不是無關民主宏旨的事情，恰恰相反，它是民主化的必要步驟。「親中派」相信只有在香港人百分之百地認同自己的國家之後，中央才能打消對港獨的恐懼，雙普選也才有一點實現的希望。問題是香港人真的不夠愛國也不夠認同自己的國民身分嗎？雖然有許多調查指出仍有不少市民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多於中國人，也有許多學者（例如馬傑偉）從各種角度精細地闡釋香港人抗拒中國認同的原因；可是我以為這並不算一個太嚴重的問題，甚至可能像陳冠中所說的，是個「偽問題」。因為這類調查並沒有深入探討受訪者在何種層次上定義「中國人」與「香港人」，你拿這組問題去上海調查，說不定也有部分人會覺得自己是上海人多於中國人。人的身分認同是多層面的，國籍與城籍的認同不一定是衝突的，正如一個人不一定硬要在母親與妻子這兩種身分上排出先後不可。

毋庸贅言，以移民為主的香港社會一直保有某種中國人的身分自覺。和某些至今仍在市面流傳的內地書刊所說的完全不同，殖民地教育根本沒有教香港人認同英國效忠英國。在殖民統治末期，倫敦更幾乎像一個不存在的首都，而香港則是一個看不見殖民主的殖民地。當時絕大部分的學生都學過中國歷史，反而教授英國史的學校則如鳳毛麟角（如果有的話）；隨便在街上捉一個人來問，有多少人知道什麼叫Magna Carta， 又有多少人聽過OliverCromwell 呢？這正是殖民統治的精髓，基本上不去觸碰香港華人的民族意識，也不積極推行國民教育，如此方能維持統治者的中性色彩，便於管治。到了六四事件這次香港的「民族主義復興運動」之後，港人的民族認同更被推到了另一層次。

所以在香港搞愛國教育，如果光談中國歷史的偉大和文化的光榮，其實是件很無聊的舉動，因為香港人大都不會對中國歷史一無所知，更不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現在的愛國教育好比我的父親每天早上都要提醒我： 「你要記住，你是姓梁的，你的爸爸也是姓梁的，你爸爸的爸爸還是姓梁的……」假如我的父親天天這樣教訓我，我一定會帶他去看醫生。我們又為什麼老要教一群中國人去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呢？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這種認同是否少了一層國民認同的層次呢？香港人的愛國是否只是一種文化上的感情（所謂「血緣」感情其實也是文化建構的成果），而非包含政體在內的政治社群認同感呢？我想大部分人都覺得事實的確如此，但原因除了老生常談的歷史因素之外，其實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制度條件，那就是「一國兩制」造成的隔閡了。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兩會期間，幾乎全國新聞媒體都把有關新聞放在最顯著的位置，只有香港才會把它丟在「中國版」，排在港聞之後。不只如此，大部分港人恐怕也弄不清楚兩會到底在討論些什麼。由此看來，香港人似乎真的很不關心祖國，把自己城市芝麻綠豆的小事看得比全國矚目的爭議還重要。然而，兩會談出來的結果對香港又有什麼實質影響呢？幾乎沒有。再重大的中央決策其實也跟香港人的日常生活無關，取消農業稅影響得了香港嗎？通過物權法呢？修改納稅人個人報稅辦法呢？所有這些最影響內地百姓最切身的政策變動都影響不了香港。既然大家根本活在截然不同的體制底下，又怎可能產生真正休戚與共的政治社群歸屬感呢？就算教導學生認識國情學習國家法令和制度，他們也只不過是「得個知字」。香港人明明還活在一套殖民體制支配的社會裏，但中央政府卻對徹底去殖的民主運動深懷戒心。它害怕港獨，害怕香港人的國民認同感太差，於是特區政府和親中派想方設法搞教育。但文化歷史教育對許多港人而言淪為了重複得令人厭倦的套話，真正實際的政治認同教育卻受限於「一國兩制」變成了一種不及身的知識。這真是一個充滿諷刺意味的歷史困境， 大家10 年前談的是「主權回歸」，現在講的是「人心回歸」，而「去殖」就一直卡在中間進退不得。

梁文道：沒有音樂活不下去

【都市日報-兵器譜】有些學者在動物身上找到了靈感，他們發現鳥類的鳴叫常有求偶的作用，於是猜測人類唱歌也有相似的效果，也就是說人的音樂本能其實是種求愛工具。幼兒如果自幼就懂得聞歌起舞，那可以看作是為將來接受伴侶作準備；假如孩子開始能唱歌哼音樂了，那就是在琢磨自己的求偶本領了。

照這樣說法，人類最早的音樂豈不就像情侶間的山歌？看來不大可信，而且也沒有足夠證據。

要從生物演化的角度說明人類音樂本能的用處，實有點困難。好在有一種特別的新學問，叫做「認知考古學」(cognitive archaeology)，專門研究古人感知與思維的能力和心智發展的過程。這批學者裏也有探討音樂問題的，他們發現比起視覺藝術，音樂有個很大的特點，那就是它格外曖昧。例如原始人的壁畫，他們畫牛，那就是牛，你誤會它是豬的機會不太大；但音樂就不同了，你很難明確指出一段旋律描繪的是甚麼，表達的又是甚麼。幼稚園的小朋友或許都會跟拍子唱同一首歌，可是他們對這首歌的感受則可能各有不同。

由於音樂如此暖昧，含義如此豐富，所以處理它的對應機制也一定非比尋常，那就是一種人類獨有的「隱喻」能力了。所謂「隱喻」能力，指的就是用一件東西代替另一件東西，用一個符號表示一種與之完全無關的情緒，比如說用太陽代表熱情，用花朵代表愛。有些認知考古學家認為音樂的起因儘管難說，但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維護和發揚這樣的隱喻能力。無論聽音樂還是製作音樂，我們總是要主動發揮想像去理解它的意義，去傳達一些感受；因為音樂本身不會自動代表甚麼，只有透過人類的隱喻能力，音樂才能表示些甚麼。

那麼這種能力對人類的生存有好處嗎？當然有，要不然音樂就不會演化成人的本能了。音樂需要的隱喻能力是種很有彈性的認知機能，這種機能使得我們能夠將原來投擲打獵用的石頭變成記事的工具，再做成銳利的石斧；使一個原來用在領域甲的東西可以變做領域乙的利器。正是這種機能，使得人類在面對不同處境的時候，發揮出最大的想像力和彈性，做出不同的選擇，以回應環境的挑戰，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

而這麼重大的能力，它的出現和茁壯是與音樂同步的；沒有它，音樂不會出現；有了音樂，它就成長得更快更靈活了。

梁文道：新無神論的崛起與警號

最近兩年有一個很值得大家注意的現象，那就是許多著名的公共知識份子和學者紛紛出版專書來攻擊宗教，甚至公開宣導「新無神論」。例如由左轉右的美國評論家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就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新著《神不偉大：宗教如何毒害了所有事物》，舉世知名的演化生物學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則在去年推出了轟動知識界的《神之妄想》，同年尚有認知哲學家丹尼特（Daniel Dernert）的《破解邪惑》，把信仰形容為人類大腦裡的病毒，法國最暢銷的哲學家昂弗萊（Michel Dnfray）便乾脆把他的新著命名為《無神論宣言》。除此之外，一群來自不同國家不同背景的學者更組織了一個叫做「The Brights」的國際機構，致力於「破解迷信」的運動。

凡是敏銳一點的觀察家，想必都能感到這是自從冷戰結束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反宗教力量集結。這個奇特的現象當然不是無緣無故自己冒出來的，在它背後是一個廣闊而緊迫的現實環境。

曾幾何時，很多人相信人類已經進入了一個「現代世界」，而現代世界的基本特徵之一就是世俗化。加拿大哲學家泰勒言簡意賅地把「世俗化」定義為「這個世界的秩序不再依賴於一套超驗的原則，尤其是來自宗教的超驗原則」。簡單地說，我們相信政治秩序、經濟活動乃至於一切社會組織方式都和宗教脫鉤了。國家存在的目的不再是為了使百姓過上道德良善的生活，打工仔努力工作、商人用心經營，為的就是牟利卻非榮耀上帝，宗教不再是社會活動的重心，它們只不過是一種個人生活的指導和私人興趣的追求罷了。

可是這種簡單的假設與時代特徵的模糊總結卻漸漸受到了挑戰。上個世紀70年代伊朗的伊斯蘭革命頭一次令西方知識份子驚覺神權政治原來還是一種選擇，而福音派基督徒與天主教保守派在亞非拉的急劇增長則讓大家發現「一個南方基督教世界的來臨」。於是，世界的再著魅（the re-enchantment of world）和現代社會的「去世俗化」就成了令人關注甚至擔憂的新說法了。

擔憂？是的，「9·11」之後的世界局勢似乎證實了一些學者的猜測，那就是一場全新的宗教戰爭即將到來。一方面是部分飽遭誤解與歧視的穆斯林日趨激進，視西方世俗社會如天仇；另一方面則是結合了美國新右勢力的基本教義派基督徒，他們毫不諱言伊拉克戰爭是新一輪的「十字軍」。在劍拔弩張的對峙態勢之下，自省與對話的聲音顯得格外微弱。

與此同時，許多與信仰有關的議題也成了各種宗教和所在社會的矛盾焦點。在法國，信奉伊斯蘭的女學生能不能戴頭巾上學，是個人人權與國家根本原則的衝突；在義大利，墮胎是否合法，乃天主教生命觀與婦女權益的衝突；在丹麥，媒體能不能刊載先知畫像是宗教尊嚴與言論自由的衝突；在美國，學校可否在演化論以外傳授創造論，是科學的真理和多元主張的衝突；在伊朗，女子能不能在現場看國家隊的足球賽則是傳統戒律與現代民族主義的衝突。近似的例子，我們還可以無窮地列舉下去，直至填滿一本書。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底下，新一輪的無神論運動出現了。文首所列的那幾本書，各有精彩的論點，也各有不足與疏漏之處，但我不可能在此詳加探討，而且這也不是我想做的，我們應該把重點放在它們共同體現出的一種情緒。自上個世紀的90年代開始，尤其自「9·11」事件之後，國際知識界還頗有一種調解矛盾促進相互認識的努力，很多偉大的知識份子和神學家都想告訴大家，伊斯蘭教的穆斯林並不全是恐怖分子，基督教也不一定冥頑不靈地認為《聖經》的每一個字都該照字面的意思去解釋。這種論述非常多，也非常有意義，可惜地球轉得太快，清醒的聲音永遠跟不上事情的發展。於是有些人就失去耐性了，他們索性把矛頭對準宗教信仰本身，覺得它是萬惡之源。就以「The Brights」這個鼓吹「自由思想」和「棄絕超自然迷信」的組織來說，其中不乏一些本來對宗教態度還算相當溫和的人，可是他們現在卻認為宗教只剩下審美的價值了。

前幾年那種批判力量的目的之一是把宗教和它們內部的基要主義切割開來，希望大家不要把什麼東西都混為一談；如今這股新無神論則教大家做人要放聰明點，不管它開明或保守，總之就不要信任何宗教，因為大部分的信仰終於都會走上基要主義的激進道路。

我們都該留心這場運動的走向，因為它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充分顯示歷史並不像福山當年所說的那樣終結了。冷戰的結束確實為老一代意識形態之戰畫下了句號，可新型的意識形態之戰卻又隨即登場，並且遂漸升溫，使得最理性的人也耐不住性子了。在這樣的時勢裡，我們更加需要自省，何以為人安身立命的宗教成了某些人眼中的病毒？我們更加需要對話，何以「十誡」的第三條明明叫人「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的上帝」，如今卻有那麼多人打著上帝的名號去攻擊他人，拒絕聆聽任何不同的意見呢？

梁文道：三萬六千年前的笛子

【都市日報-兵器譜】音樂的功用是甚麼呢？對於這麼龐大而抽象的問題，通常我們會從文化的角度入手，說音樂是種娛樂，可以讓人心情愉快；或者說它是種宣泄情緒的方法，能夠紓緩心中的鬱結。甚至我們還可以說它是種敬神的工具，古代的巫師就以原始的歌曲和樂器去溝通鬼神。假如放在今天的世界，我們當然還能為音樂找到更多不同的角色。

直至目前為止，人類所知的最早樂器是一管製造於三萬六千年前的笛子，材料是獸骨，出土於德國南部的伍爾騰堡(Wttemberg)。這個發現讓很多考古學家嚇了一跳，因為這大概是現代智人剛剛出現的年代，幾乎比所知的任何視覺藝術還要早，包括法國拉斯科山洞裏那幅著名的野獸壁畫。而且要注意，這是個笛子，一個能發出不同音高的聲音的樂器，一個能夠吹出旋律的樂器。在這之前，人類一定已經有了音樂，起碼要能唱歌，哪怕只是哼出一段小曲，否則又怎會弄出這麼複雜的樂器呢？

這具骨笛令許多認知心理學家和人類學家要重新省視音樂功用的問題，因為學界主流向來覺得音樂不是甚麼很實用的東西，對早期人類的日常生活來講，既無益於打獵採果，也和躲避天敵無關。如果有音樂，那就表示人類的生活已經到了另一個境界，吃飽喝足有餘閒，又不用太過擔心野獸襲擊，於是開始弄點小玩意自娛。但是遠在三萬六千年前的祖先就已經能過上這等好日子了嗎？大家又覺得很可疑。

再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幾乎所有的文化都有我們稱之為音樂的東西，不管它們是否悅耳，也不管它們的樣式，看來音樂不只源遠流長，而且是種普遍現象；因此聽也好，唱也好，演唱也好，音樂應該是種人類本能。

但是從演化的角度來看，一切本能都應該有些用處，才能被人類保存下來，變成一種天生的能力。假如音樂對人的生存繁衍沒有太大的實際作用，它為甚麼會變成人類的本能呢？不只地球上每個角落的社群部落有音樂，不只幾萬年前的先人有音樂，連不足歲的幼兒也懂得隨樂舞動甚至哼出兩句似歌非歌的東西，究竟音樂的本能何益於人類的存在呢？

梁文道：翻譯的態度與常識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最近讀當紅法國哲學家于連（Francois Jullien）的訪談錄《（經由中國）從外部反思歐洲──遠西對話》，發現一個非常罕見的奇事，作者竟然和譯者公開鬧矛盾，而且全都呈現在這本書裏。根據書前〈譯者的話〉，譯者曾多次保證中國出版譯書的程序能夠「出精品」，但作者于連教授就是不放心，而且不放心到了一個地步要另外寫一封〈作者告讀者書〉，並且指明要一個他信得過的人中譯之後連法文原件刊印，以正視聽。他想告訴讀者什麼呢？他說：「雖然我十分感謝譯者對我思想複雜性的闡述所顯示出的極大耐心，我還是拒絕對該書中可能出現的誤解和錯誤承擔任何責任。特此聲明」！再回到〈譯者的話〉，譯者隱晦地表達了他的感受：「譯者慶幸本書在中法文化交流年內出版，其宏觀意義在於交流兩國文化，這個〈作者告讀者書〉也可視為對本書的一個不無意義的腳注。讀者不僅可知其書也可知其人，由此更充實了文化交流的內涵」。

我不懂法文，實在沒有能力判斷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不曉得到底是譯者的水平果然有限，還是作者的為人太過麻煩。就算遇上了令人看得莫名其妙的章節，我也不知道是誰的責任。好在我還有丁點常識，可以藉此摸出些蛛絲馬跡。在這本書的第八十九頁，于連提到他七十年代在香港新亞研究所就讀的經驗；可是譯者似乎沒聽過「新亞」這個名字，於是直接按原文音譯把它寫作「Xinya研究院」。此外他也不曉得「德機場」，因此就有了「Kaitax飛機場」。如果說他沒來過香港，不知道什麼叫「新亞研究所」，也不知道香港曾經有個新亞研究所，那倒也罷了。但接下來，這位譯者竟把一代中國思想史名家，于連的老師，徐復觀先生，譯成既有福氣又有官運的「徐福官」，而且還標明這是「音譯」。這不是一本談中國哲學思想的書嗎，譯書的人怎能連徐復觀是誰都沒聽過呢？就算沒有這方面的背景知識，隨便上網查一下，也不難找到「徐復觀」這三個字吧？如此苟且的態度，難怪于連教授如此不滿，如此不信中國翻譯能「出精品」了。讀到此處，我總算知道了于連教授的「為人」是何等地認真，這次「文化交流的內涵」也實在太充實了。又有一本書，是已故美國思想家薩義德（Edward Said）的《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我在是書中譯本的編者前言裏看到這麼一句話：「在另一個界標上，為了突出那句塞訥卡人格言的重要性，薩義德從一開始就投入了這個主題……」。誰是塞訥卡人呢？他們又說了些什麼格言？我在這篇前言的上一段又找到了這一句話：「『人所固有的，我都具有』這句格言儘管已經是老生常談……」。看來這就是塞訥卡人的格言了。至於塞訥卡人，本書譯者很認真地提供了一條譯註，他說：「塞訥卡人（Senecan），北美印第安人，易洛魁聯盟中最大的部落，主要生活在美國紐約州西部」。我非常驚訝，原來這支部落竟有一句美國學界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談，而我卻一無所知，於是趕緊找回英文原版學習學習。一學習我就發現原來「人所固有的，我都具有」原來是「Nothing human is alien to me」這句名言的中譯。譯得對不對，姑且不談；但這句話又那裏是什麼印第安人的格言呢？但凡受過西方人文學訓練的，大概都知道這句格言其實出自劇作家特倫斯（Terence），但他可不是什麼印第安人，而是兩千多年前的羅馬帝國人。由此推斷，所謂的「塞訥卡人」（Senecan）指的應該是著名的古羅馬人文主義思想家「塞內卡」（Seneca），暴君尼祿王的老師。這篇前言的作者的意思應該是說「Nothing human is alien to me」是句「塞內卡式」的格言，擁有塞內卡式的人文主義精神。看來《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的中譯者對人文主義的傳統所知有限，才會把一個古羅馬人當成了印第安人。難得他還要很認真地去提供一條譯註，生怕讀者看不懂，儘管是條錯得離譜的譯註。

梁文道：Lost in Translation

【都市日報-兵器譜】你要一個作者談談誰對他的影響最大，通常不用多長時間，他就能數出一個甚至一連串作家的名字出來。已故的王小波比較特別，不只介紹了他最喜歡的法國作家杜拉斯，還把中譯杜拉斯小說的王道乾也一併算上，認為這位老翻譯家也是令他認識「文字筋骨所在」的老師。

說的也是，大部分人看外國作品都是靠翻譯，我們學到的異域思想多半是說中文的，而且是一種特別的中文，既有中文本身的語言筋骨，又有一種全新的陌生感。久而久之，潛移默化，讀者自己的視野和中文的世界就會挪移擴大，漸漸生出各式雜花異華。到了最後，與其說我們從外國名家的身上直接得到些甚麼，倒不如說我們從翻譯那裏中介轉口了一套嶄新的資源。因為原文與翻譯究竟不同，有時甚至是兩碼子事。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文化熱」，一大堆西方思想論著湧入中國。當時的讀者能夠讀到世上絕無僅有的韋伯，例如他那本著名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只有中國人才知道這位社會學祖師爺曾經興致勃勃地談過大炮，因為譯者把書裏「經典」(Canon)一詞譯成了「加農炮」(Cannon)。

另一個例子是政治哲學大師羅爾斯的《正義論》，他時常談到社會裏的「搭便車」(Free-rider)現象，也就是一些不必付出但撈足好處的家伙會不會壞了制度設計的原意。可是中國讀者會發現這個哲學家雖然關心正義卻很厭惡自由，因為中譯本把free-rider譯成「自由騎士」。

想想看，我這一代的中國學生對西方思想世界的了解是多麼地獨特？又多麼地有中國特色？難怪有些外國學者感到困惑，同樣的一本書，咱中國人的解讀硬是別具創意，與眾不同，莫非真是文化差異的緣故？

如今中國出版市場之龐大遠非當日可以想像，翻譯的速度更是越來越快，有時竟快到了同步出版的地步，也就是中文版與原文版同時推出市場。又有些受歡迎的暢銷書，人家才出沒幾個月，我們就動員了一整支翻譯機動部隊把它集體漢化。可想而知，表面上我們是與世界並軌了，其實這還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像王道乾先生那一代的翻譯家，要是活在今天簡直就不用混了，竟然要用幾年才譯得出一本書。時代畢竟是進步了。

梁文道：吃齋不等如吃肉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既然佛陀從沒說過僧尼不能吃肉，何以今天我們會覺得出家人吃肉是個大忌呢？原因其實比我們想像的要簡單得多。想想看吧，最早的和尚與尼姑都要托缽化緣，遇上慷慨的施主自然有頓吃的；要是化了半天的緣都碰不見半個路人，那麼這天的糧食大概就沒着落了。在這種情況底下，僧人憑甚麼去選擇自己吃甚麼不吃甚麼呢？施主把他家吃剩的東西佈施給你，里頭就算有魚有肉，你也不大好意思拒絕吧。

但是當佛教發展了數百年之後，僧團聲勢漸大，許多佛寺都有了自己的田土，和尚可以自己下田種地，自給自足。到了這地步還要堅持吃肉，大概就有點說不過去了。最最起碼，僧人絕對不能自己養豬養雞宰來吃吧？這可是犯了殺生大戒。

中國佛教的主流是大乘佛教，比起小乘，大乘佛教算是後起的新興教派。客觀地說，為了競爭，他們必須找到一套截然不同的新賣點，好和比較傳統的小乘佛教區分開來。而吃素就是他們的重大新標籤了。

今天的東南亞小乘當道，所以我們看見泰國的和尚雖不殺生，但也不戒葷腥。可是中國佛教界也不是毫無困難地就接受了大乘教理，全面吃齋。真正的巨變來自一個皇帝，那就是公元六世紀以崇信佛教著稱的南朝梁武帝了。他寫了一篇《斷酒肉文》，以國家命令嚴禁全國出家人吃肉。一開始還有些望重全國的高僧大德反對他，因為他們在最早的佛典里找不到完全吃素的理由。然而一來當年許多佛寺已有不少田產，出家人完全能靠耕種養活自己。二來佛寺擁有地產可是項特權，這特權自然是朝廷的恩賜；如今皇帝有令，你能不聽他的話嗎？情況好比今天的中國佛教要受國家的支持和規管，和尚們總不能倡導出了家的人不必愛國吧？

大乘佛教很有創意地把不殺生戒與素食連繫起來，使得原本佛陀並不完全禁止的肉食變成一種殺生的形式，誰吃肉誰就是在殺生。結果徹底改變了中國人的素食觀，影響直到今天。

現在素食者越來越多了，你去問他們為何吃素，答案不是想更健康一點，就是不想殺生。可是從前中國人吃素，想的卻不是避免殺生，而是要吃苦，那就是「齋」的原始意義了。以前的中國人都覺得肉是種好東西，不只美味可口，而且有益健康。但肉又不是人人吃得起的，即使中國農民有在家里養豬的習慣，也只有逢年過節才捨得吃。可見肉不只是美食，更是一般人難得的美食，因此孝子總是要想盡辦法讓雙親享受吃肉的樂趣。

一個人明明有肉可吃卻偏偏不吃，明明能夠歎世界卻主動約束自己的慾望，這還不算自討苦吃嗎？自討苦吃，是為了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這種吃齋的態度就像禁斷性行為，摒棄飲食男女等人生大慾，好淨化自我，專注靈性。

然而現在的素食者並不覺得吃齋是為了吃苦。如果真要吃苦，他們就不該在蔬菜豆腐上費盡心思，想辦法把這些東西弄成美食。如果要吃苦，他們應該用動物吃草的辦法來吃素，越是無味越妙。自從受了大乘佛教的影響，肉就成了一種根本不能吃的東西，吃齋與否是種道德抉擇，和禁慾沒有多大關係。

偶而我也吃齋，不是佛教式的齋，而是傳統意義的齋。每回吃到極難入口的食物，我就告訴自己，「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把這餐飯當成節慾的齋菜，死撐硬頂。

梁文道：去殖還是保殖？（去殖與回歸．二之二）

【明報-筆陣】回顧過去10 年以來的民主運動，其中一個最大的缺失就是沒有把爭取特首及立法會雙普選的訴求接上此前各式各樣的進步運動，好把自己準確定位在反殖和去殖的脈絡裏面。為什麼爭取民主也是一種反殖和去殖的運動呢？理由很簡單，因為今天香港的政治及社會體制幾乎在「一國兩制」和「50 年不變」的旗號底下完全沿襲了殖民地時代的既有安排。

這麼說來有些嚇人，而且十分政治不正確，因為這似乎是在暗示回歸後的香港仍然是塊殖民地，而北京中央政府就是新的殖民宗主了。但是大家應該把眼界放寬一點，所謂殖民絕不僅只是殖民宗主與殖民地之間的權力從屬關係，還是一整套為了適應和實現這種從屬關係的體制安排與組織殖民地社會結構的方式；我所說的「香港未完成的去殖」，主要就是針對後者而言。放眼他方，我們不難看到許多前殖民地雖然去殖到了一個業已獨立的地步，但由於這些殖民地的遺留體制不變，所以它的不公狀不只沒有改善，反而還在獨立的光環下更形惡化。因此真正的回歸光是主權回歸是不夠的。

目前香港的許多制度安排難道不是沿襲自當年港英殖民政府管治手法嗎？如今民主派最痛恨的立法會功能組別與只有800 人的選舉委員會，其背後的原則難道不就是昔時港英擅長的合作同盟嗎？回首數十年來的反殖鬥爭，幾乎每一次站在愛國力量和本土人民對立面，阻礙他們對抗殖民當局的都是些合作精英；而每一次的抗爭收場之後，這批合作者都會得到一定程度的犒賞，分享到更多的權力和利益。遠如1925 年展開的「省港大罷工」，當這場浩蕩的愛國反殖運動頹然結束之後，工人開出的復工條件裏有關反殖的6 項要求幾乎沒有一項達到目的，反而罷工期間支持港英的幾個華人領袖卻能晉身行政立法兩局（可是許多史家卻說這是罷工的「成果」）。從這個角度看來，當前民主運動所要爭取的，其實就是把少數合作精英獲得的權位還給廣大人民。所以現在的的民主派與以前「反英抗暴」的左派根本就是同一個傳統的先後傳人，這個傳統就是香港華人反殖去殖的進步運動了。最近，左派出身的曾德成將要「入閣」的消息傳出之後，民主派中的張文光等人不只沒有高聲反對，反而同情曾德成當年坐港英政治牢的不幸遭遇，實在是很正確的反應。雖然這個大家共同繼承的反殖傳統從未被明確地梳理呈現，但大家其實都能模糊地意識到它的存在。

可惜的是，民主派不只沒有祭出反殖去殖的旗幟，反而被人打成「反中」，甚至還被某些人懷疑是「英美勢力的前打手」。這是為什麼呢？我們不妨先把「中方顧慮」等大家熟知的原因擺在一旁，看看民主派歷年來的行動方式是否也出了什麼定位錯失。

我們知道，民主派的支持者裏有一些恐共以至於反共的市民。從他們的立場看來， 「一國兩制」是屏障共產黨勢力的最佳設計；而民主運動的重點也不是去殖，卻是捍衛和落實「一國兩制」的辦法。直接地說，也就是只要有普選，香港就可以根本排除中央政府直接影響和管治香港的機會了。面對支持者的這種心態，民主派很難懷疑和反思「一國兩制」本身是否反而延續和封存了原有的殖民體制。更有趣的是， 「一國兩制」從來都是中央政府送給香港人以及國際社會的信心保證，因為比起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和納入中國的現有制度，保留港英殖民地式的體制好像更能叫香港人放心。何容納一個另類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對正在發展中的中國而言也有實際的好處，於是「一國兩制」就成了各種勢力都紛紛叫好的創意了。

因此在回歸以來的所有政治爭論之中，截然相反的兩派意見都能拿「一國兩制」做文章，都聲稱自己才是在保持和發揚「一國兩制」的真正精神。由於「一國兩制」和「50 年不變」成了神聖的圖騰，不可動搖更不可置疑，於是香港明明有許多矛盾重重的設計，民主派也不敢批判，甚至還要本能地加以維護。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所謂的「公務員政治中立」了。我曾經在此和前公務員事務局長王永平交換意見，指出香港這種沒有民選政府的政制裏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務員政治中立。恰恰相反，香港的公務員高官向來都是在「政治中立」的偽裝背後，實質地擁握英式公務員所沒有的政治決策權，下民主國家裏的民選政府才下得了的政治決定。這分明就是一種巧妙的殖民管治設計，讓政府順利地「行政吸納政治」，以公務員的程序理性手法去解決實質理性的價值問題，令香港政府顯得很超然很不政治化。

可是幾乎每逢觸及這個敏感課題，部分民主派都會以保衛「一國兩制」的名義，替具有香港特色的「公務員政治中立」辯護。他們大概沒有看見，這種有香港特色的「公務員政治中立」其實就是所謂「行政主導」的精髓，把絕大部分的政治權力交到以高級公務員為主的政府手中，讓他們擁有凌駕性的裁決地位。

最近有兩件事最能體現這種體制的特點，一是前陣子有市民投訴《聖經》不雅，把關的影視處可以單方面決定不把它立案移交淫審處，這不就是一個政府機關的權力比由市民構成的單位還大的例子嗎？另一個例子是30 多名委員組成的古物古蹟諮詢委員會通過皇后碼頭為一級歷史文物，但民政事務局長卻能獨自決定不將它提請立法保留。在還沒有高官問責制的年代，民政局長這個位子就是公務員的了。他們既能決斷這等關涉基本政治價值的事務，又怎麼能說是政治中立呢？說穿了，這是種和「諮詢政治」配套的措施，假裝下放權力給各種市民組成的中介機構，最終的實權其實還是在政府手中。港英殖民管治的特色之一，就是讓市民感到它是中立超然的，一切只不過是按照「既定程序」辦事而已。

回歸10 年了，我們理應重檢香港政治和社會的一切現存制度，找出殖民地的遺留產物，分析它們有多少不合理的地方，又有多少不公正的現象，然後開展真正的去殖工程。香港人追求的民主普選，也應該坐落在這樣的去殖運動之中，才能看到它的真正意義。我們不應該把民主訴求的目的看成是排拒中央政府的手段，看成是種恐共心理的最終安慰；而是要徹底告別充斥種種不公平的殖民體制。然而，我們卻往往在「一國兩制」的名義下走上了「保殖」的道路。至於本來最痛恨殖民體制的「左派」，與最應該大談去殖的中央政府卻何以對去殖不置一詞，反而在這時刻專攻「人心回歸」

的問題呢？我們下回再談。

梁文道：公投自殺

【都市日報-兵器譜】不知為甚麼有一個地區的居民突然全都迷上了生命意義的問題。他們不只躲在家裏沉思，而且還在街道、商店和公園這些公開場合裏熱烈討論做人有甚麼意思。日復一日，這個社區的上空彷彿蒙上了一層陰影，大家都活得非常沉重，甚至生無可戀。終於到了忍無可忍的那一天，這個社區的主管部門提出了一個驚人的方案，與其繼續沉溺在無邊而磨人的爭論之中，不如以實際行動解決大家的痛苦。

甚麼實際行動呢？那就是以公投的方式去決定全體居民日後的生命走向，要不是忘掉這個問題然後行屍走肉般地生活下去，要不就是集體自殺一了百了。

這叫不叫民主呢？假如我們寬泛地把民主界定為一種集體決策的方式，那麼全民公投當然是民主的。可這又算不算是一種合理解決問題的辦法呢？那就要看它想要解決的問題是甚麼了。如果這個社區的公投結果出來，五成多的居民選擇了自殺，剩下那四成多的居民是否也該遵照民主原則跟去死呢？當然不能，因為我的生命是我自己的，再怎麼講究民主，也不能讓其他人替我決定做人活到底還有沒有意思。

這個例子當然很極端很荒謬，現實裏不可能有機會出現。可是我想用它說明的道理卻能用在一件最近發生的真事上，那就是北京酒仙橋「危改拆遷」的全民公投事件了。

話說居民遷拆是近年中國面對的一大社會問題，許多矛盾和衝突都來自政府和發展商的權力過大，而最受影響的居民根本沒有說話表態的機會。其實整部人類城市空間發展史就是一個權力分配與鬥爭的歷史。在現代市場經濟的籠罩底下，那些建築應該拆掉建新樓，那些人可以住進城中心，幾乎全是國家機器由上而下的「神目式」(God's view)規劃觀與資本的邏輯來決定的。但是到了上世紀的七十年代，有居民參與的規劃方式開始在西方興起。許多城市都有成功的經歷，既能民主地解決權力分配的問題，也能在維護老區和城市更新之間找到平衡之道。今天的中國，最宜大規模地引進這套發展了數十年的規劃方式。

然而酒仙橋這個北京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改拆遷」工程裏，發展商和當地政府部門卻破天荒地想到了「全民公投」這一招，讓居民決定要不要接受當局提出的方案，是該搬還是不搬。很多人都說這只是「表面民主」甚至「假民主」，把原以為會博得一片掌聲的當局罵得十分不堪。

在我看來，這還不是民主真假的問題，而是投票這種決策手段適用範圍的問題，例如個人房產的歸宿到底可不可以讓包括我自己在內的集體來決定呢？在這個問題的背後，我們會看到一個更深層也更根本的概念，那就是權利。現代權利觀包括了一籃子的基本人權，其中最核心的自然是一個人對自身生命和身體的自主權，由之派生的最重要權利則是財產權了。但在民主運動史上，財產權起到的作用反而更大。英國大哲霍布斯構思的契約論，就是假設人民為了維護自己身家性命和產業的安全，才願意把部分權力轉讓給君主與國家。而在實踐上，現代民主強調的人人平等則源自羅馬法有關財產的規定，中古封建時代延續了這套規定，保證擁有田土的領主也擁有相應的司法地位和政治權利，使得後來逼使英國國王簽署《大憲章》的貴族們有理有據。總之，財產權是種核心人權，不能被人用「民主」的方式削奪，因為它正是民主的基礎之一。

因此酒仙橋危改事件是個上好的教科書案例，讓大家上一堂人權課。

梁文道：電光幻影

【都市日報-兵器譜】一個人為甚麼要拍電影呢？他必然有很多的想法與慾念。

我們或許都聽過這樣的故事，從電影學院出來的學生，看了許多大師的作品，也學了一身技巧和理論，於是他的心裏就有了一段故事，一幅圖畫。他覺得這是只有他能理解的故事，只有他能看見的圖畫；而這故事與圖畫的意義是如此地深刻，令人迷，魂縈夢繫，幾年下來不斷纏繞他，甚至成了他的一部分。他越來越相信把這些畫面與故事實現出來成為具體的電影乃是他的天職，似乎不拍出這部心目中的作品，他就不再是完整的自己了。

跟就要看命運的安排了，大部分人都沒有機會完成自己的使命，猶如最後終於回不去海岸產卵的小海，早夭在無情的暗流與數不盡的天敵手中。那少部分回得去的，則要歷經磨難，甚至傾家蕩產，才勉強做出一套粗糙的半成品。要不是極端地執，電影又怎能出現在銀幕上呢？

「『自我』是根本無明，它是被誤認為真實的一種幻覺。因此，凡是從『自我』生起的一切，一定都是無明與幻覺。」可是「自我」卻總是專注於自己，肯定自己，一心要滿足自己的需要和慾望，好肯定「自我」是真實存在的。由於根本沒有「自我」，所以我們永遠也不可能滿足自我的慾望。「為了補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快樂，我們製造了成見所形成的替代性虛假的實相和激烈情緒，藉以安慰自己……就好比去看一場強烈而又有力的電影，因為太專注於情節，忘了那是一場電影，把它當成自己的生活一般」。

以上引文來自宗薩欽哲仁波切的《佛教的見地與修道》，他是當代藏傳佛教裏極負盛名的一位上師，博學多聞，說理通透。但是他更為人熟知的身份，則是《小喇嘛看世界盃》(The Cup)和《旅行者與魔術師》(Travellers and Magicians)這兩部電影的導演。

為甚麼一位活佛要奔波籌款，還要找來一大批業餘演員，在不丹的山區裏辛辛苦苦地拍電影呢？看過這兩部名作的觀眾，想必都記得宗薩欽哲仁波切的幽默和機智。例如迷上了世界盃的小喇嘛跑去請老住持為法國隊祈福，然後對世界盃乃至於足球都一竅不通的老人就問：「怎麼啦？他們病了嗎？」又如那個一心想要離開山城，投奔夢土美國的旅行者，他最後發現旅行其實就是無盡的等待，所謂終點實在是幻夢一場。

如此說來，宗薩欽哲仁波切是要用電影弘法？的確，佛教藝術源遠流長，歷來不乏能書擅畫的高僧大德。像藏密的曼茶羅，它本物就是一種修行，僧侶用礦石磨成的彩沙一點一點地勾勒出龐複繁雜的世界模型，然後再把花了幾個月才繪成的驚人圖畫一把掃淨，乃知人世一切不脫起滅，森羅萬象無非電光幻影。

最近看到加拿大導演Anika Tokarchuk的紀錄片《夢旅人》(You are Dreaming Me)，主角正是宗薩欽哲仁波切。

原來我們的活佛導演最喜歡小津安二郎和侯孝賢(雖然他也愛看十分血腥的塔倫天奴)，甚至在倫敦修讀電影，差點想還俗從影。身為佛教徒上師，他太了解電影是怎麼回事了，就和他拍過的世界盃與遠方夢土一樣，說到底是fantasy。然而他還是坦白得嚇人：「為甚麼拍電影？我想就是為了自我吧」，說的時候還帶一抹神秘而聰明的微笑。為了自己的慾望拍片，同時清醒地覺知自己的慾望，並且不忘把這份吊詭的清醒滲透在作品裏面，那是甚麼感覺甚麼狀態？

梁文道：必要而寂寞的註腳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在黎鍵先生的追思會上，我想起接近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那時我剛開始寫劇評，少年氣盛，常常一下筆就罵人，大概沒有幾個藝團沒被我罵過。那年頭的報紙多半還有文化副刊，在上面發表評論的人也比今天多得多，大家很有興趣打筆戰，難得編輯又能容忍，於是為了一場演出就可以說上兩三個禮拜，你來我往，十分熱鬧。像我這種年輕人，目無尊長，誰寫的東西都看不順眼，所以就老挑同行前輩的毛病，肆意攻擊。黎鍵先生從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就開始寫評論了，雖然擅長古典音樂和傳統戲曲，但他關心的範圍很大，就算最前的小劇場演出也是他感興趣的，如此資深的評論家當然也是我的「對話對象」了。記得有一回合，我好像用上了「藏頭露尾」一類的字眼形容他，真是尖酸毒辣。後來我在一場座談會上第一次遇見他，老先生居然很高興地走過來拍我的肩膀，稱讚我寫的不錯，要好好努力「堅持下去」。這麼多年過去了，我一直想向黎鍵叔說句對不起，可惜我沒有這個機會了。正如樂評人周凡夫在會上所說的，香港沒有多少個藝評人能在身後得到這麼多人的追念。黎鍵叔不只寫樂評，而且致力發掘推廣民間歌謠、廣東戲曲和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最近香港人很懷舊，喜歡談「集體回憶」，黎鍵叔曾經用了很多力心搜集西貢「畬歌」和九龍土著的「粵歌」，其實這就是在保存香港人的聲音歷史。他又和阮兆輝等大老倌合作，找出許多跡近失傳的戲曲根源，反而使得粵劇表現出一種古樸的新意。說到新，他居然也和導演何應豐一起探討實驗戲劇的美學問題，推出的作品據說令不少觀眾頭疼，嫌它太新看不明白。在這場追思會上，有老有少，真是什麼人都來了。

回家翻讀黎鍵叔生前的最後一本著作《黎鍵的音樂地圖》，裏頭固然有許多見解深刻的好文章，例如他談中樂的合奏與走向「交響化」的困惑，二十多年前看了就很受發，覺得那真是想都沒想過的問題。可是我更感興趣的，是最後幾十頁的演出資料和場刊介紹，那全是黎鍵叔十多年來參與過的活動紀錄，他或者是一場音樂會的策劃人，或者是某系列講座的統籌，或者是一台戲曲表演的顧問，也可能只是為了別人在場刊上寫一篇導賞。這些材料正是大家平常覺得最沒有保留價值也最不應該結集的，但我卻深深陷了進去，因為我在這裏看見一個藝評家以至於所有評論人的角色與悲涼。或許將來某天，有人要寫香港戲劇史，裏頭會大篇幅地談論某位導演的成就；又假如有人要寫粵曲的美學理論，必然少不了一批復古的實驗創作。在這樣的書裏，我們可能會在某一條注釋看到黎鍵的名字，他成了一條註腳，正如歷史上絕大部份的藝評人。只有同代的圈裏人瞭解，這條註腳是多麼地重要，沒有他，這些藝術家可能不會有這些作品；就算有，也不會是後人看見的模樣。除了創作者和觀眾，藝術文化就是靠那一堆場刊所體現的中介機制累積起來的。但是到了事後，創作者和觀眾都會忘記他們最初是如何相遇的；而黎鍵，就只是一份過時場刊上的一角，上面寫「統籌及策劃：黎鍵」。我對不起黎鍵叔，我沒有在他走過的道路上「堅持下去」，大概是因為我受不了這種寂寞。

梁文道：打工仔曾蔭權

【都市日報-兵器譜】比起董建華，爵士曾蔭權的普通話差得太多。比起董建華，曾蔭權會一邊雙手插褲袋一邊吹口哨地走進政府總部，顯得不夠莊重。比起董建華，曾蔭權說不出那麼多的宏大理念，似乎沒有甚麼長遠的願景。難怪許多在內地幹傳媒的朋友都不解：「為甚麼他的民望會那麼高？」

曾蔭權競選連任的口號是「我會打好呢份工」，真是叫大家傻了眼，這就是一個特首候選人的信念嗎？打好一份工？於是一時間拿這句口號取樂的段子紛紛出爐，例如「一個鑽地工人說『我會鑽好這個洞』」，「一個打麻將的師奶說『我會打好這隻東』」，甚至「一個妓女說『我會夾緊這個公』」。真是全港上下不分貴賤人人敬業。

接下來就更妙了。曾蔭權勝出之後上京接受任命，溫家寶總理一貫地語重心長，叫曾蔭權要「死而後已」，畫面上只見他一臉嚴肅有些囁嚅。第二天輪到胡錦濤主席接見他，大家都想昨天才知道特首重任任重道遠，必須死而後已的曾蔭權會說些甚麼。不料他一開口就向主席報告：「我會做好這份工」，香港人看得都樂了。記得當時很多市民都說：「其實煲呔曾沒說錯，特首也不外是打工，用得生呀死呀那麼嚴重嗎？」

曾蔭權的對手梁家傑批評他把從政看作打工，已無理念。可香港人吃的就是這一套，我們從來不好空談，甚麼「為人民服務」香港人聽了就起雞皮，沒有比「打好呢份工」更實際的做人態度了。不要小看打工，用心打工就是專業倫理，人一旦專業起來那可是真能置生死於度外的。「非典」期間，香港的威爾斯親王醫院幾乎淪陷，不知垮下了多少醫生護士，但還是有更多的醫護人員告別家人前仆後繼地排隊上陣。他們可有喊過任何動聽的口號嗎？沒有，他們只不過是「打好這份工」罷了。

所以曾蔭權雖然沒有董建華的老好人形象，也學不會彭定康的八面玲瓏(你不覺得曾蔭權的笑容總是有點僵嗎？)，但一般香港人對他的感覺還是挺親切的，那是因為他和我們都很像。

公務員向來是香港政府的砥柱，他們不只要執行政策，也要制定政策。尤其高官幹的雖是政治家的事業，卻一直要把自己隱藏在公務員那呆板的面目底下。做了幾十年公務員的曾蔭權把特首的重任當作打工，不足為奇，但他現在卻要站出來面對市民，展露自己的性格。

結果，我們發現他和很多高級打工仔一樣，升了職加了薪就要好好獎勵自己，他獎勵自己的辦法就是每逢升官就買一枚勞力士手錶。在專業錶迷眼中，這個習慣實在老土俗氣；但有多少四、五十歲的香港人不把勞力士當成人間至寶？不把它當做事業有成的象徵呢？我們也都記得，北京申奧成功，曾蔭權也十分亢奮，他居然說：「今次香港想窮都難囉！」

我的老朋友，香港著名政論家蔡子強說得好：「曾蔭權是典型的香港仔」，難怪他的民望高。

梁文道：吃齋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酷暑之中，自然想起吃齋。小時候我並不明白為甚麼素食叫做齋，而很多地方或店鋪（如著名的文具商『榮寶齋』）又叫做齋。後來才曉得，古代的王族在祭祖或拜神之前，必須躲進另一座建築里暫住，「齋戒沐浴」，不能吃肉，不准喝酒，也不得發生性行為，好徹底潔淨自己；而這個暫住之處就叫做「齋」了。

後來許多文人也喜歡把自己的書房或者整個住所稱做齋，例如甚麼甚麼齋，有躲起來私下反省，專心靜修的意思。再來呢，齋就變得一點也不齋了；香港馳名的素食館「普光齋」固然是齋，但以鴨肝牛肉乾著稱的「陳意齋」居然也叫做齋。大概為了風雅，或許一個專賣牛扒的地方也可以自稱是齋了。

老東西老習慣的原始意義，今人未必都明白，而且也不一定要知道。但是偶爾遇上了不解的現象，大家還是得從歷史找答案。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泰國是香港人最喜歡的旅遊目的地之一，而泰國又是個佛教國家，不過我們卻很少聽人說去泰國的某個佛寺吃齋，這是為甚麼？

再仔細一想，大家就會發現泰國的和尚原來不守齋。早上看他們在街頭化緣，有不少百姓會把魚呀肉呀甚麼這些又葷又腥的東西也一一交給和尚，而僧侶們謝過之後就收下了，毫無難免。佛教不是戒殺生嗎？怎能吃魚吃肉呢？再把目光放遠一點，何只泰國，原來緬甸、斯里蘭卡、西藏和日本的許多僧侶也是不守齋的，他們是否全犯了戒？

看看經典吧，佛陀雖不准殺生，但一開始他是不主張徹底素食的。佛陀的堂弟提婆達多才是第一個把素食和不殺生連繫起來的人，他力求苦行，覺得出家人應該禁絕一切逸樂，當然也包括吃肉。可是一向不主張過度苦行的佛陀卻拒絕了堂弟的建議，他甚至斥責提婆達多，說他愚昧。

佛陀解釋，說只有三種不淨的肉是不能吃的。哪三種呢？一是你親眼見到某個動物是為了你才被宰的，比方說「生大鱔」，這種肉不能吃；二是你從可靠的渠道聽說有頭動物特地為你死，比如酒家經理告訴你：「梁生，知你今晚過來，特登留隻豬仔俾你」；三是來路不明的肉，你有理由懷疑它是為了你現宰下來，這也不能吃。

坦白講，這個態度是有點阿Q；可它真是佛祖自己說的。後來堅持吃素的提婆達多還被驅離僧團，成了異端外道。所以泰國和尚不齋戒是有道理的，反而中國佛教吃齋才是個需要解釋的現象。

梁文道：去殖的缺席（去殖與回歸之一）

【明報-陣筆】在整段香港去殖民地化的過程之中，最怪異的一點就是「去殖」這兩個字從來不是議題。英國政府固然不說「去殖」，中國政府也很令人意外地避談「去殖」；而香港人自己呢？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幾乎沒有人提出香港應該開展去殖民地的進程，於是「去殖」就從未成為社會的共同議題。不談「去殖」，那麼我們談什麼呢？我們怎樣描述香港去殖民地化的歷程呢？我們曾經用過「過渡」這個不大政治正確的字眼，如今那當然就是「回歸」了。

換句話說， 「回歸」掩蓋了「去殖」，一切港英殖民地的變化都是回歸的問題，而非去殖的問題。這種特殊的用詞正好點出了香港在世界殖民地史上的例外地位：絕大部分殖民地最終歸宿都是獨立，只有香港走向了「回歸」。所以中國政府、英國政府和香港人都面對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挑戰，一個以前沒有人處理過的課題，那就是怎麼樣把一個殖民地歸還到一個主權國家的手中。

然而什麼叫做「回歸」？香港這塊殖民地又該如何「回歸」？在談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或許應該先來探討「回歸」是如何掩蓋了「去殖」，和「去殖」難產的歷史原因。

在保衛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事件裏，有一種聲音被「發展對抗保育」的爭論淹沒了，集體記憶的交響樂轟鳴遮蔽了一種微弱的另類記憶，那是一段關於殖民地的痛苦記憶。聽一些老人家說，他們之所以不贊成保存天星碼頭，是因為他們從來都不喜歡天星小輪。曾經，當渡輪是唯一連繫維港兩岸的交通方式時，小輪本身是有階級差異的，比較廉宜的油麻地小輪是一般平民的選擇，而票價稍高的天星小輪則是「上等人」的航具。今天我們依然能在天星小輪的船身上看出一些痕，前後兩頭有類似門板的木框，它們隔開了一等艙和二等艙，坐在一等艙的不是洋人就是比較有錢的華人。一位老人家猶帶憤恨地告訴我：「那些鬼佬可以坐在一等艙裏悠閒地吸煙，要是一個衣衫不整的中國人走了進去，他們就會用怪異的眼光瞧你，似乎在告訴你，你不屬於這裏。」

或許這是段有所偏差的個別記憶，但它卻銘刻了一個時代的氣氛。曾幾何時，香港人都很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活在殖民地，大部分高級官員的職位都被外籍人士壟斷，許多百姓站在法庭上要聽控辯雙方以自己聽不懂的英語來爭論；殖民曾經是如此切實如此日常的生活經歷。殖民是什麼？最簡單地說，殖民不是主權誰屬的問題，而是一種不公正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之下，權力的分配既不合理也不民主，社會階層的劃分非常鮮明，崇高的地位只屬於外來統治力量與他們的合作者。

沒有人反抗過這種不合理的殖民體制嗎？當然不，爭取中文法定地位的運動就是一次著名的去殖鬥爭，此外更有無數大大小小的抗爭行動，只不過它們都被人淡忘甚至扭曲了。今年是「六七暴動」40 周年，現在談起這件事，大家想到的就是滿街的土製炸彈和林彬之死，而事件主角回憶往事也多避重就輕若言又止，結果總結起來「六七」無梁文道非就是一次受到內地文革極左思潮鼓勵的不幸暴動。難道它就沒有半點本地的因素嗎？難道當年參與鬥爭的人全錯了嗎？難道當時的工人不是真實地生活在惡劣的工作條件底下？難道當時的英國統治者都是仁善的社會秩序守門人？港英政府如何未經審訊就捕捉了數十名左翼分子我們忘了，大家只記得英國人為香港帶來法治；港英政府如何查封左派報館我們忘了，大家只記得香港一直享有言論自由。

香港有過30 人在街上聚會就算犯法的日子，香港有過話劇劇本要事先送檢的日子，今天我們享有而重視的一切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各種政治立場各種階層職業的香港人自己爭取回來的。這就是香港曾經有過的去殖鬥爭。但是為什麼後來我們都不再討論「去殖」， 甚至避「去殖」呢？

梁文道：商人董建華

【都市日報-兵器譜】其實一開始時，董建華給人的印象並不壞，甚至可以說是相當好的。還記得那年他剛獲選為行政長官，隨即流利地以普通話、粵語和英語發表感想，與記者交談也是那麼地自信自如。很多人看了都相當感動，幾十年來，香港人何曾見過這個城市的領導人是能說普通話甚至用粵語公開發言的呢？我們果然是到了「港人治港」的時代了。

董建華一向予人溫厚內斂的形象，雖然在英國唸大學，也不見得對中國典籍和傳統文化有多深的素養。但香港人都知道他是船王董浩雲的公子，究竟是有家底的人，見慣大場面，教養上乘，所以有人覺得他頗有中國儒商之風。

九七年前，香港人自信滿滿，甚至到了膨脹的地步。當時大家覺得這個城市是個單純的經濟城市，一條心想的就是發財(好聽點的說法是「安定繁榮」)。同時我們又以為這地方遍地機會，滿是黃金，只要你肯努力再加上點運氣，不會不成功。所以李嘉誠是所有人的英雄，他白手起家，終成巨富，實在為港人立下了好榜樣。

崇拜商人，使港人甚至中央都以為一個商人既然能成功致富，搞一盤生意，那麼他一定也能管好香港。因為香港就是一間大公司，謀求利潤就是它最大也是唯一的目標。董建華的經商之路有起有落，可他畢竟出自豪門，旗下企業也算有聲有色，管理一個城市應該出不了大錯吧？

可是，一個城市和一家財團到底是不同的。彼時才剛開始經歷衰退的香港已經漸漸喪失了崇尚富商的心習，懷疑「官商勾結」的人卻越來越多。大家都很迷惑，一介商人可以無偏不私地統領一個政府一個社會嗎？董建華這時最應該做的，就是以更公開更透明的現代政治技巧時刻回應民間的種種問題和挑戰。不過，他給人的感覺卻是沉默而內向，似乎反對的聲音越大，他就越內縮。莫非他以為只要自己一心為了大家好，大家遲早就會明白他的苦衷和善良用心嗎？

統領家族企業，老闆可以關起門來英明決策，下屬縱有百般不願也不得不服。然而治理整個社會，你怎能不時刻面向公眾，用上各種溝通技巧去說服對手籠絡人心呢？

二○○三年七一大遊行，五十萬人在街上高呼「董建華下台」，坐在官邸裏看電視的董建華一定很不好受。換作一個老練的政客(例如彭定康)，一定會勉為其難故作鎮定地在第一時間走出來。不論是含蓄地讓步檢討還是逆流而上顯示果敢勇氣，總之是要迅速回應。可是接下來連續幾天的上午，只見他匆匆走進辦公室，對蜂擁的記者揮手說早晨，然後不置一詞地消失。這組向全港市民道早安的連續鏡頭，很不幸地成了香港人對他的印象總結。

梁文道：影帝彭定康

【都市日報-兵器譜】香港回歸十周年，很多內地記者來港，想看看這十年來香港有甚麼變化。其中一個最常提到的話題，就是我們的領導人了；從末代港督彭定康、首屆特首董建華到今天的曾蔭權，香港人對他們到底有甚麼看法呢？

老話說「政治就是一種感知」，太複雜的政策細節，一般人未必搞得清楚；太久遠的施政措施，大家未必記得；關於前後三個領導人，大家最後掌握到的往往就是一個印象。而這種印象是鮮明是模糊，就要看這些政治人的技巧和手段了。可不要小看這表面的形象問題。它具體地呈現了一個人的政治風格，也總結了他的從政經歷。就好比朱鎔基，今天還記得他一言一行的絕對不多，但一提起朱鎔基，我們就會聯想到「鐵腕」、「鐵面」等字眼；而這個「鐵」不就正好彰顯與銘刻了朱氏的政治生涯嗎？

香港人這十年看待領導人的方式與框架是由彭定康界定的。直到今天，很多人要評斷政客手法高明與否，還是忍不住拿他出來比較，彷彿彭定康就是那道唯一的標準了。

這位末代港督既非傳統的殖民地官員，也沒有典型外交官的背景，他是那種牛劍出身，能言善道的英式政客。而且在來港的時候，他仍然處於政治生命的上升階段。所以他不像以往任何一位港督，他不把這個位置當成終點，而是踏上更大舞台前的一級台階。我一直認為這是理解彭定康一切作為的關鍵。就以他推出的政改方案為例吧，當時他非常熟練地利用不同的傳媒，對本地人講一套，對國際報刊就說另一番話，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國際政壇上樹起為香港爭取民主，為英國留下光榮的正面形象。

所以末代港督的職位對彭定康而言是個巨大的舞台，恰好他又渾身是戲，難怪演來戲味十足叫人難忘。我記得最清楚的不是他引經據典的博學、機巧犀利的言論；也不是他叫行政局全體總辭那種高明手段，甚至還不是他在街上吃蛋撻的經典親民騷，而是他連女兒和自己養的狗也不放過。

彭定康何其好命，兩個女兒都出落得標緻可人。當年他的女兒為香港青年時裝設計師的服裝騷義務出演模特兒，引來傳媒注意。事後他一方面大讚香港創意人才，一方面又以慈父之姿為女兒的表現深感驕傲，真是上佳的公關設計。另一回，他那隻常常亮相的寵物狗走失了，對外新聞工作竟然由他的幕僚操辦，鏡頭前只見公事纏身的他一臉憂思，結果令全港市民與他一起經歷了一段失而復得的小喜劇。最後大家都覺得他真有人性，和你我沒甚麼分別。

至於董建華，我想最大的問題就是他自己所說，「在三個『P』裏﹝Policy (政策)、Politics (政治)、Publicity (公關)〕，我最弱的就是『公關』」。在可以拿影帝的彭定康之後登場，不擅公關簡直就是災難。

梁文道：太湖污染助燃中國威脅論

【南方都市報】太湖污染，香港人最關心的大概就是今年大閘蟹的情況了。聽來涼薄，卻也是事實，而且這螃蟹問題不只影響了食家的口福，還有一連串蟹農、中介商、出口商、零售店與食肆的生意。最慘的是有些國際媒體也很關注太湖，很不巧，這正是全球都把焦點放在中國食品，乃至於一切其他中國產品安全上的時候。

前一陣子，國務院副總理吳儀率團赴美經貿談判，還真是件大苦差。因為這個談判的對手不單是面上的美國政府，更是背後那日漸龐大的反華情緒；所以吳儀等人必須兩面作戰，一面和對方官員算賬本，另一面則要軟化從四面八方襲來的中國威脅論。平常談到中國威脅論，我們想到的總是中國軍力的擴張、中國正在搶奪美國工人的工作和中國傾銷貨物等種種不理性的指責。然而，這次中美經貿談判卻隱隱出現了一種最新版本的中國威脅論，而且還是中方最難招架的一種，那就是美國農業部長約翰斯在會談首天提出的食品安全問題了。

其實，早在「毒牙膏」和「有毒寵物食品」事件之前，美國學界就已開始擔心中國會不會嚮全球輸出問題產品了。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美國加州大學爾灣校區教授彼德·納瓦樓(PeterNavarro)那本聳人聽聞的新著《來臨中的中國戰爭》(TheComingChinaWars)。他假想了許多諸如中國假冒疫苗如何害死全球人民之類的可怕情況，更斷言中國的污染也將「溫柔地殺死」全世界，可說是這類新版中國威脅論的代表作。

為什麼說這種中國威脅論不好招架呢?原因之一就是人家說的並不是全錯。過去幾年來，有關假酒、假藥甚至假雞的新聞可說無日無止，這是全中國都知道的事實。中國既然是世界工廠，我們憑什麼說那些有毛病的產品都只供內銷，而好東西卻都出口了呢?

更大的難題在於產品安全的問題其實不是一個問題，而是一長串的問題組合。略過出口產品檢驗這第一關不談，中國產品其中一個最讓人詬病的地方就是它的質量不穩定，第一批貨過關不保證以後每批貨都合格，所以許多老外現在就有大把理由要在中國產品身上施加更長期更嚴苛的質檢程序。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呢?說起來簡直就像現代中國企業管理文化大分析，可以十分長篇，簡單地講就是生產和管理水平的不足，和它們背後的營商原理。

好吧，就算中國商人全都童叟無欺，不賣假冒偽劣產品，並且極力維持生產標准；而工廠管理階層和原料供貨商也都成了堯舜，絕不偷工減料掉包冒充；我們還是要面對一個非常棘手的難關，那就是環境問題了。大家都知道，環境污染可以直接影響依賴環境的原材料生產，尤以食品為最。之前炒得很熱的「寵物食品事件」，問題不就是出在原料上嗎?現在的太湖污染事件也應放在這樣的背景下考察。湖水水質惡化，包括大閘蟹在內的水產自然也就難逃一劫。然而，這湖水的問題真的就只是官方所說的「天氣炎熱，水位下降」那麼簡單嗎?

每逢自然環境出現變化，許多地方政府總是本能地把它解釋成人力不可阻擋的天災；可是每回大家事後細究下來，就常常看見人為的痕跡。或許我們仍然沒有直接證據指出太湖的藍藻暴增與湖邊工業發展的關係，可是，湖畔居民都曉得原有的竹林幾乎殆盡，他們都目睹了十幾二十年來無錫工業化的猛進，也同時感受到了本來歌曲里「又香又甜」的太湖水怎樣漸漸變得又臭又濁。

為什麼明擺在眼前的環境惡化，大家卻像久入鮑魚之肆，慢慢習慣以至於麻木了呢?這自然又是為求經濟增長而不顧環境代價的粗放式發展的結果。可是難道官方和民間就沒有一個人是清醒的嗎?倒也不是。曾經被中央電視台列為2005年「感動中國」候選人之一的吳立紅就曾奔走多年，為太湖的污染多番投書鼓呼，還贏得了「太湖衛士」的稱號。可惜他後來被告「敲詐勒索」，近日即將出庭受審。

這一路說下來，我們就明白中國產品安全問題的深遠了，以太湖大閘蟹的個案為例，它背後牽扯到了無數人的生計、環境的惡化、發展策略的失衡、政府權責的行使、民間監督的有無等多重環節。這就是產品不安全這個新版中國威脅論難以應付的原因了，它不只是外交層面的課題，也不是光靠經貿談判就能處理掉的項目，它涉及了太多中國內部的困難。

國際社會一旦形成了中國食品和產品都很危險的印象，不只拆解起來很棘手，各種保護主義和主張對華貿易壁壘的聲音也會變得更加雄壯。這個局面的出現，恐怕是一般地方政府難以預料的，但我們都必須承認這是一個內政和外交的邊界越來越模糊的年代。

梁文道：圓明園的真相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圓明園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地方呢？中國史權威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其名著《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裏有這麼一句話：「乾隆任命耶穌會的建築師和設計師，去完成圓明園這座位於北京郊區，建立在湖濱公園的雄偉歐式夏宮。」這個講法很符合我們一般人的印象。沒錯，乾隆不是很好大喜功嗎？他肯定喜歡大興土木，蓋出一座又一座的宮殿庭院。耶穌會士設計了圓明園？這也有道理，圓明園號稱「世界建築博物館」，裏頭有那麼多的西式建築，前兩年保利集團花了三千多萬港幣買回去的那些特異獸頭像不就是西式噴泉嘴嗎？至於夏宮，就算圓明園不是夏宮，至少也是皇家成員嬉遊的園林吧。

可是看了汪榮祖的《追尋失落的圓明園》之後，我才知道這全都錯了。首先，始建圓明園的不是乾隆，而是康熙，所以再沒多久就是圓明園建園三百周年的日子了。其次，我們熟悉的大水法等西式建築只不過是整個園區的一小部份。而最後，原來圓明園並非一個純供娛樂的地方，它根本就是清朝最重要的行政中樞之一。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和咸豐等五朝皇帝都把它當成長年的居所。尤其乾隆，他不只在此成長，在此正式得到雍正傳下的繼位密詔，甚至在登基之後還試過一年裏把將近一半的時間留在這裏。所以圓明園一定要有可以辦公的地方，甚至舉行早朝。想想看，那時的大臣們要從城區趕來這裏見皇上要花多少時間呀。「一個人要從紫禁城出發，及時在早朝前抵達圓明園，就必須在半夜出發。因此，日常要在兩地之間往返，尤其對上了年紀的大臣來說，可說是一件苦差事。所以，雍正為了表示仁慈而免除老臣出席圓明園的早朝。特別在嚴寒的冬天，當徹骨的北風從西伯利亞吹來，雍正會豁免大部份的官員來圓明園覲見」。既然如此，皇帝為什麼還要離開紫禁城，來此工作呢？那當然是因為圓明園的無盡美景了，與符合禮教傳統因此端正嚴肅的故宮不同，圓明園是個充滿逸樂情調的地方，所以汪榮祖很自然地用儒家和道家審美理想的差異來形容這兩組皇家建築的分別。芥子納須彌，歷朝皇帝恨不得把全中國的著名景觀都放進這一座園子裏，乾隆甚至「認為完全有必要創造那連秦始皇都無法在海外尋求到的人間仙境」。一個自命勤政愛民的皇帝住在如此奢華的環境裏，是應該慚愧內疚的。解放之後，圓明園區裏多了一些農地，大家都說這是百姓霸佔了文化遺產，看了就搖頭。可是圓明園原本就有農田，目的是為了讓皇帝欣賞，瞭解子民種地耕田的辛勞。而且「在圓明園種田的佃戶並不是作為點綴之用，他們必須要跟國內其他的佃農一樣，勤奮勞動」。情況大概就像在總統住宅裏弄一座小工廠，領導一時興起，說不定還能自己下去體驗一下生活呢。難怪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兩度放火劫掠之後，慈禧和咸豐會那麼痛心，老想要找藉口重建故園了。因為圓明園不只是一座園林那麼簡單，它是另一個皇宮，它是皇帝心中的天下。

梁文道：守規矩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我以為自己已經是一個對食物充滿好奇心，而且十分謙遜寬容的人了。面對任何陌生的食物，我都願意嘗試；就算遇上了一時難以下嚥的東西，比如說墨西哥那種封存了一整條白色肥蟲的透明棒棒糖，我都會告訴自己，這只是習慣的問題，然後學着愛上它。可是有一種食制，無論如何，我真沒辦法欣賞，那就是猶太人的傳統Kosher了。

從我第一次接觸這種符合猶太教法的食物開始，至今已有二十多年，每有機會就再挑戰自己一次，但除了東歐猶太人過年吃的燒鯉魚外；抱歉，它真是「味同嚼蠟」這個成語的最佳示範。想想看，所有的肉都要放淨了血才能入饌，它還能好吃到甚麼地步呢？有朋友在紐約住過一段日子，他常常想念那些猶太人開的小Deli，說里頭的大份牛肉三文治叫人難忘。我的天！一片片白淨無血的薄牛肉堆成三十公分厚的磚頭，夾在兩塊很硬實的麵包中間，唯一的味道來自茄醬和芥末，這簡直是專門用來提醒信徒生無可戀的修行工具。

對非猶太人來說，嚴守教規的猶太食品一直是種謎，很適合鄭少秋與王貽興在他們的節目里探討。這個謎團的源頭是舊約聖經里的《肋未紀》（即新教所譯的「利未紀」），天主在此規定祂的選民飲食得注意：
「凡走獸中有偶蹄，有趾及反芻的你們都可以吃。但在反芻或有偶蹄的走獸中，你們不可吃的是駱駝，因為駱駝雖反芻，但偶蹄無趾對你們仍是不潔的；岩貍牠雖反芻但偶蹄無趾對你們仍是不潔的；兔子雖反芻，偶蹄無趾，對你們仍是不潔的；豬，牠雖有偶蹄雖有趾，卻不反芻，對你們仍是不潔的」。

此外，無鰭也無鱗的水族，也「都是你們所當憎惡的」。飛禽中「應視為可憐之物的是：鷹、鶚、鷲、鳶及隼之類；凡烏鴉之類；駝鳥、夜鷹、海鷗和蒼鷹之類……」。至於昆蟲，大部分都吃不得，但是「你們可吃的是飛蝗之類，蚱蜢之類，蟋蟀之類和螽斯之類」。

這到底是甚麼道理呢？難道那些「不潔」之物真的不乾淨，吃了叫人得病拉肚子嗎？再放遠一點看，你會發現這些不潔的東西是許多發源自中東地區的宗教也禁人食用的，例如穆斯林就絕不吃豬，他們也相信豬是不乾淨的。為甚麼同一種動物我們中國人視作日用食糧，他們卻避之則吉呢？

幾乎所有文化都會規定甚麼東西可以吃甚麼不行，故此食品禁忌是文化人類學家最熱衷的研究題目之一。芸芸各家之中，剛在五月十六日去世的人類學大師瑪利‧道格拉斯（MaryDouglas）的說法最令人信服。她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的「骯髒」不是一種東西本身很髒，而是它的位置不對。比如說一雙筷子本身或許很乾淨，但要是把它放在廁所，你就會覺得不對勁了。反過來說，如果把一枝牙刷丟進碗櫃里，我們也會感到非常不妥，即使牙刷和碗櫃其實都給弄得十分乾淨。

瑪莉‧道格拉斯仔細研究《肋未紀》，發現它表達的其實是猶太人的世界觀。在這套觀念里面，宇宙是有秩序的，萬物各有其應有的屬性和位置。水里游的就該有大部分水生動物該有的模樣，例如有鱗有鰭；像海參和水母這等不能安穩地擺在正常水族範疇里的異類，自然就是混沌而不潔了。同樣地，豬的不潔也不是說牠真的有病，而是牠違反了陸地走獸的常規，明明既有偶蹄又有趾，偏偏不好好地像其他有蹄有趾的動物那樣反芻，這還不叫出格，還不叫不潔嗎？

於是我們知道每一種禁忌食物的背後都是一套生物的分類法，是一整套宇宙的秩序。而猶太人的秩序格外井然，他們的規矩份外嚴格，所以他們能吃的東西能用的烹調方法就很少了（放血是因為任何體液都是不潔的）。可敬可敬。

怪的是許多基督徒也相信凡聖經所記皆是真的，聖經說神用七天創世，世界萬物就真是這七天之內一一齊備；但他們為甚麼不像傳統猶太人那樣嚴守《肋未紀》的規定呢？要有機會見到「明光社」的蔡志森，我一定問他吃不吃豬肉。

梁文道：地方官能為外交負責嗎？

【都市日報-兵器譜】就算中國商人全都童叟無欺，不賣假冒偽劣產品，並且極力維持生產標準；而工廠管理階層和原料供應商也都成了堯舜，絕不偷工減料掉包充冒；我們還是要面對一個非常棘手的難關，那就是環境問題了。

大家都知道，環境污染可以直接影響依賴環境的原材料生產，尤以食品為最。之前炒得很熱的「寵物食品事件」，問題不就是出在原料嗎？

現在的太湖污染事件也應放在這樣的背景下考察。湖水水質惡化，包括大閘蟹在內的水產自然也就難逃一劫。然而這湖水的問題真的就只是官方所說的「天氣炎熱，水位下降」那麼簡單嗎？

每逢自然環境出現變化，許多地方政府總是本能地把它解釋成人力不可阻擋的天災；可是每回大家事後細究下來，就常常看見人為的痕跡。或許我們仍然沒有直接證據指出太湖的藍藻暴增與湖邊工業發展的關係，可是湖畔居民都曉得原有的竹林幾乎殆盡，他們都目睹了十幾二十年來無錫工業化的猛進，也同時感受到了本來歌曲裏「又香又甜」的太湖水怎樣漸漸變得又臭又濁。

為甚麼明擺在眼前的環境惡化，大家卻像久入鮑魚之肆，慢慢習慣以至於麻木了呢？這自然又是為求經濟增長而不顧環境代價的粗放式發展的結果。可是難道官方和民間就沒有一個人是清醒的嗎？倒也不是。曾經被中央電視台列為二○○五年「感動中國」候選人之一的吳立紅就曾奔走多年，為太湖的污染多番投書鼓呼，還贏得了「太湖衛士」的稱號。可惜他後來被告「敲詐勒索」，近日即將出庭受審。

這一路說下來，我們就明白中國產品安全問題的深遠了，以太湖大閘蟹的個案為例，它背後牽扯到了無數人的生計、環境的惡化、發展策略的失衡、政府權責的行使、民間監督的有無等多重環節。這就是產品不安全這個新版中國威脅論難以應付的原因了，它不只是外交層面的課題，也不是光靠經貿談判就能處理掉的項目，它涉及了太多中國內部的困難。

國際社會一旦形成了中國食品和產品都很危險的印象，不只拆解起來很棘手，各種保護主義和主張對華貿易壁壘的聲音也會變得更加雄壯。這個局面的出現恐怕是一般地方政府難以預料的，但我們都必須承認這是一個內政和外交的邊界越來越模糊的年代。

梁文道：從大閘蟹說起

【都市日報-兵器譜】太湖污染，香港人最關心的大概就是今年大閘蟹的情況了。聽來涼薄，卻也是事實，而且這螃蟹的問題不只影響了食家的口福，還有一連串蟹農、中介商、出口商、零售店與食肆的生意。最慘的是有些國際媒體也很關注太湖，很不巧地，正是在全球都把焦點放在食品乃至於一切其他中國產品安全上的時候。

前一陣子，國務院副總理吳儀率團赴美經貿談判，還真是件大苦差。

因為這個談判的對手不單是面上的美國政府，更是背後那日漸龐大的反華情緒；所以吳儀等人必須兩面作戰，一面和對方官員算帳本，另一面則要軟化從四面八方襲來的中國威脅論。

平常談到中國威脅論，我們想到的總是中國軍力的擴張、中國正在搶奪美國工人的工作和中國傾銷貨物等種種不理性的指責。然而這次中美經貿談判卻隱隱出現了一種最新版本的中國威脅論，而且還是中方最難招架的一種，那就是美國農業部長約翰斯在會談首天提出的食品安全問題了。

其實早在「毒牙膏」和「有毒寵物食品」事件之前，美國學界就已開始擔心中國會不會向全球輸出問題產品了。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美國加州大學爾灣校區教授彼德．納瓦樓(Peter Navarro)那本聳人聽聞的新著《來臨中的中國戰爭》(The Coming China Wars)。

他設想了許多諸如中國假冒疫苗如何害死全球人民之類的可怕情況，更斷言中國的污染也將「溫柔地殺死」大家，可說是這類新版中國威脅論的代表作。

為甚麼說這種中國威脅論不好招架呢？原因之一就是人家說的並不全錯。過去幾年來，有關假酒、假藥甚至假雞的新聞可說無日無之，這是全中國都知道的事實。

中國既然是世界工廠，我們憑甚麼說那些有毛病的產品都只供內銷，好東西都全留出口了呢？

更大的難題在於產品安全的問題其實不是一個問題，而是一長串的問題組合。

略過出口產品檢驗這第一關不談，中國產品其中一個最讓人詬病的地方就是它的質量不穩定，第一批貨過關不保證以後每批貨都合格，所以許多老外現在就有大把理由要在中國產品身上施加更長期更嚴苛的質檢程序。

為甚麼會有這種情況呢？說起來簡直就像現代中國企業管理文化大分析，可以十分長篇，簡單地講就是生產和管理水平的不足，和它們背後的營商原理。

梁文道：紀念瑪麗．道格拉斯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唸書的時候，窮極無聊，常常沒事找事，其中一件就是寫悼念文章，而且寫的還是仍然在世的作家思想家，非常缺德。由來是科學哲學家湯馬士．庫恩去世之後，為戴天先生主編的《信報月刊》趕了一份六、七千字的東西出來。當時自覺滿意，又是個做功課的良機，於是發願要替一批看來活得差不多了的大師寫悼文。寫好了就放在抽屜裏，時辰一到就交到報館去，多麼方便快捷。後來我才知道錢鍾書先生說的沒錯，文人盡愛幹這等沒良心的事，不只中國人，連老外也是這樣。許多國際知名的大報時刻都在準備，人一死，訃聞第二天就見報，效率奇高。更專業的甚至會為一些富商事先寫好葬禮上用的悼文，讓老人家看過，滿意了，就能領到一筆可觀的酬禮。難呀，寫悼文可是門專業。且看英國雜誌《Prospect》五月號的網上版，有一篇紀念人類學大師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文章，開頭第一句就好：「少數的思想家改變了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更少數的思想家則改變了我們對世界的看法的看法。瑪麗．道格拉斯以八十六歲之齡去世了，她就是那罕見的例外」。說得對極了準極了，她就是那種改變了大家思考方式的人物。

怎麼改變？很多年前我向董章介紹她的想法時曾經以一塊包做例子。大家都知道一塊包要是放在碟子裏，自然是乾淨可食的；但它要是掉到地上，那就弄髒了，不能再吃。為什麼呢？原因不是地上多塵垢，碟子很清潔，其實有的碟子說不定比抹得發亮的地板還髒呢。真正的理由是每樣東西皆有其該有的位置，例如包，它就應該被放在碟子裏，要是把它丟到它不該去的地上，我們就會覺得它很髒了。相反地，鞋子就應該踩在地板，如果將它擺上了桌，那麼大家就會很不舒服，非把它扔下去再抹淨桌面不可。董章聽了大笑，他說：「照這個講法，其實蟑螂也是不髒的囉，問題只是牠常常出現在不該出現的位置」。

凡是一個真正動搖了人類思考方式的思想家，總會叫人搖頭或者發笑。其實董章沒說錯，有些動物髒就髒在牠的位置不對，不只是物理的空間位置，而且是抽象範疇中的位置。瑪麗．道格拉斯成名作《純潔與危險》（Purity and Danger：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一種動物：豬。她分析聖經把豬列為不潔之物的原因，說那是因為豬雖然和牛羊一樣長了蹄，但又不像一般有蹄動物那樣反芻。換句話說，在當時近東地區居民的世界觀裏，有蹄動物都是會反芻的，而豬卻違反了這個常規，既不能完整地納入有蹄動物的類別，也不能和其它不反芻同時又無蹄的動物並列。所以豬是不潔的異類，乃禁食之物。

瑪麗．道格拉斯又發展出她對禁忌的看法，指出禁忌總是不潔的噁心的，因為它們破壞了世界分類的常規，是種混沌模糊的異物。所以研究一個文化的禁忌，看它怎樣定義骯髒與污染，就是在反向地分析它分類萬物和認識世界的方法。最近弄得香港鬧哄哄的種種禁忌爭論亦可做如是觀。例如亂倫，什麼叫做亂倫呢？為什麼有的社會禁止表兄妹相愛，有的卻不？人獸交又為何是種違反自然的禁忌？難道不是因為我們很「自然」地把人和動物分成截然不同的東西嗎？所以人狗交合絕對不行，但拿馬和驢配出騾子卻是可以的。

瑪麗．道格拉斯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有人甚至用她的理論研究最近大家很關心的髒話。某些話之所以粗野骯髒，除了是它們的用字本身逾越了邊界，也和說它們的場合有關。假如一伙流氓自己廝混閒扯，滿口喊娘，那或許是很自然很合理的；但他們要是進了地鐵，當一幫斯文陌生人照樣放言關心母親的性生活，那就是能拉去坐牢的冒犯了。

扯遠了，說回悼文。它不好事先寫定的主要原因是怕傳主活得長變化多，萬一他臨終才全盤否定早年成就，那就不妙了。好在瑪麗．道格拉斯很專一， 一輩子住同一個地方，始終是個忠誠的天主教徒。她的思想由頭到尾都是這麼地系統這麼地清澈；她關心的，始終是人類思考世界的方式。

梁文道：在餐桌上改變世界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坐下來慢慢地吃，慢慢地吃，然後你就會開始思考。這顆番茄是怎麼來的，那條魚又是在哪裏撈的呢？天降糧食，滋養吾軀，一碗飯，一瓢水，當思來之不易。不只是感恩，不只是謝神，而且是要具體地把食物從起源到口中的整個過程想個清楚。想想看蔬果是怎麼種出來的；想想看誰在種它，誰去收成，又是誰把它們帶到市場；然後它們被集裝進箱，運上郵輪，遠涉萬里重洋；終於到岸了，再輾轉地被送到另一個市場；最後經過廚師或你自己的雙手，終於成為桌子上一碟碟的菜餚。

慢食固然是為了仔細品嘗出食物的真味，固然是為了讓我們反思現代生活種種不合理的時間操控，但它更想令人思考食物生產的整段流程。你懂得用這麼完整的方式來觀察食物，我們熟悉的各種社會議題就一一浮現了。

人類要靠其他生物維生，這本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但是我們常常忘記了這點。為了滿足過度的食慾，為了商業囤積的理由，有多少生物因此滅絕？有多少生物受到了不必要的折磨。更不消提環境的惡化毀壞了那麼多生物的天然棲地。要真正地尊重食材，不能只是用心地處理它們烹調它們；更要尊重生命，因為所有的食材皆源自生物。於是慢食運動必然是一種環保運動，一種維護生物多樣性、抵制化學藥物和基因改造食品的主張。

江獻珠老師的讀者都知道，精於飲食的她早就不用鮑參翅肚了。教人做魚翅，她強調用假翅，因為採翅的過程殘忍。至於髮菜，當然也是可免則免，因為種植髮菜會加劇土壤沙漠化。而江老師正是國際慢食會的會員。

慢食運動喜歡談食物多樣性，而食物多樣性包括的不只是生物多樣性，還有各種文化各種生活方式的多元共存，因為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飲食之道。有些沿海村落發展出了獨特的捕魚方式，有些深山裏的部族則釀出了獨一無二的美酒；假如這些族群都消失了，那些特殊的食物又怎能獨自存在呢？反過來看，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跑去吃國際連鎖快餐店的漢堡，都要幫襯大型牧場，那些倚賴養羊維生的愛爾蘭農民又怎能保住自己的牧地呢？再貼身一點的例子或許就是大澳的蝦膏了，若有一天，大澳也成了一片主題公園，那些漁民自製的蝦膏就是歷史上的名詞了。

既然談到人，我們難免想起「須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這句老話。吃一根香蕉，喝一杯咖啡，不能不顧及那些生產食物的人。他們辛勤工作，提供我們日用的食糧；他們得到了應有的酬報嗎？他們有多用心地耕種，多用心地製作食物，當然和他們的生活質素有關。換了是你，要是每天被迫在惡劣的環境底下長時間地勞動，猶不能養家活口，你也不可能愛上你的工作吧。所以慢食運動是支持公平貿易的，它要求消費者感恩，尊重供應食物給我們的人，起碼要公平地對待他們。

最後，慢食運動雖然鼓勵小型農場和傳統小作坊拓展產品的出路。但是它並不歡迎我們為了口腹之慾就天天大規模地空運異地的新鮮產品，一來這會打擊了本土的農畜業和漁業，二來飛機又是種最耗能源又污染環境的運輸工具。所以我們認同慢食精神的最佳方式不是花大錢買那些異國的手工藝級美食，而是扶助本地的小農場。

慢食其實是圍繞着飲食的一連串運動的組合，我們在吃的同時還可以改變世界。試想，還有比這更美味的社會運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