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日報-兵器譜】大部分的中國政治人都不擅長公開演講。
儘管他們在私下談判協商的時候或許很懂得綿裏藏針的技巧，很明白要怎樣把說話說得穩穩妥妥滴水不漏，很擅長在不同的場合得體地應對不同的人；但只要一登上講台，他們的言語就成了連篇的套話，行為與聲調就成了一種沉悶的儀式；甚至連觀眾的反應也是儀式流程的一部分(例如當講者把一句話的結尾極不自然地拔高聲調之後，大夥就知道是鼓掌的時候了)。
中國政治人的演講之所以沒有鼓動人心的作用，是因為他們的演講從來都不需要鼓動甚麼。他們並不期望透過一場演講去改變聽眾的意向，去拉攏更多的支持者，去打動懷疑者甚至敵人的心房；因為他們的演講不是一次政治過程的啟動，而是一次政治行動的結果。他們不需要利用演講去提升自己的地位；恰恰相反，正是在摧毀了敵人、贏得了盟友之後，一個人才有了登台演講的機會。
說穿了，這就是民主政治與非民主政治的區別。民主政體的政客一生之中不知要發表多少公開演講，要參與多少公開辯論。從小他競選學生會主席，靠的就不是為人的口碑，更不是師長的寵愛，而是面對同學時展現出來的親和力與站在講台上的魅力。上了大學，一個有心從政的人除了參與政黨的基層工作，更要在校內競逐各種職位，一張嘴只能越磨越利。等到終於當上了地方議員，這時的他已能熟練地活用典故與笑話，曉得目光該往何處投射，懂得處理突如其來的尷尬提問。我們在電視上看見的美國總統候選人辯論，其實是整個社會杯口上的一層奶油，站在台上的那兩個人是漫長的、無數的演辯戰爭的倖存者。所以他們就算再不濟，起碼也有個譜。
有人說民主政治是種嘴巴決定結果的遊戲。這也就是為甚麼古代的雅典和羅馬流行修辭學與演講術的原因了，口才好，有說服力，你才能贏得公眾的支持與同儕的信任，你才能在政治的舞台上攀高，在社會上贏得聲譽。
相比之下，對於明晚上演的特首候選人論壇，我們能夠期待甚麼呢？一個是在法庭上訓練有素，但競選經驗有限的木訥大律師，另一個則是在官僚體制內營役三十年的公務員，拿他們去和美國大選的候選人辯論比較，豈非笑話？
2007年2月28日星期三
梁文道：選舉論壇
2007年2月26日星期一
梁文道：傾聽深圳卡門的聲音
【明報-世紀．Intellectual】編按：在中國處身經濟一體化的巨變時代，一部研究這時代衍生之「打工妹」民族志專著，訴說在這矛盾與衝突的時代中有關打工妹主體性、權力、欲望與對抗的故事。本地學者潘毅走入一家港資電子廠，以細緻的觀察、慎密的研究、以及大膽的「社會學想像力」（梁文道語）——嘗試令她們早被各方淹沒、扭曲、挪用的聲音終被依稀聽見。這部對於當代中國社會形態研究的重要著作，奪得社會科學界舉足輕重的「美國Ｃ.Wright Mills2005 年最佳書籍」獎，潘毅成為首位亞洲得獎者。在此選刊此書由梁文道所撰的代序，由遠在古巴的捲煙女工卡門，談到潘毅書寫的「深圳卡門」。
當我在這本書裏讀到一群打工妹為了爭取收聽電台廣播的權利，而發起無言的抗爭這一段時，我想起了《卡門》，另一個打工妹的故事。
卡門的故事．女工的故事傳說古巴雪茄是少女在自己的大腿上捲出來的，因此曾有好事之徒堅稱能在未點燃的雪茄上聞到女子的體香。其實用不真的在一根雪茄上嗅到少女大腿的味道，光是念及那些煙葉在一群膚色健康的女人身上搓捲成形的場景，就足以讓雪茄客在吞雲吐霧之間燃起充滿情色氣味的想像了。雪茄，一種向來被認為是最具男性性慾特質的奢侈品，竟然是這樣子在女子身上做出來的；多麼地巧合，又是多麼地完整。如果古巴的傳說是虛構的話（我見過一名男作家在實地參觀過雪茄工廠之後大表失望： 「那些工人原來是趴在一行行的桌子上工作，而且他們全是男的！」），別怕，西班牙在十九世紀還真有女子捲煙廠。當時的廠東嫌男人手指笨拙，而且薪水要求高，於是轉聘乖巧聽話又能忍受低薪的超時單身女工。那些在捲煙廠裏工作的女孩多半是受人歧視的吉卜賽人，她們在工作上並沒有太多的選擇機會，於是紛紛來到城裏的煙廠。
西維爾的夏天是很熱的，一大堆女工擠在不透風的廠房裏實在難受，所以常常只穿內衣工作，有時甚至乾脆赤裸上身，這類工廠還有一套從當時的監獄學回來的娛樂技術，就是請人在一個講台上對大家朗讀小說和故事，好讓女工們沉浸在浪漫的想像中，暫時忘卻工作上的種種不如意，增進效率。這種娛樂有個名堂，叫做「煙廠宣講」（lector de tabaqueria）。直到今天，古巴的部分雪茄廠還保留了這個習慣，只不過他們在宣講內容裏加進了不少卡斯特羅的講辭。
著名的卡門就是在這種煙廠裏工作的女人了，她的形象代表了當時歐洲男性作家對捲煙女工的想像： 「她總是穿一條超短的紅裙，走路的時候屁股左搖右擺……。在我住的地方要是有一個女人穿成這個樣子，大家一定會胸前劃十字；但是在西維爾，大伙們卻用下流的形容詞來誇讚她。」大家都認為一幫懷春少女成天關在一個集體工廠裏肯定慾火難耐。這種煙廠，用潘毅所引述的一些「打工文學」的話來講，簡直是男人夢想的「桃花源」。這些女工因為工作條件差劣形成的裸露習慣，在文學和音樂裏則成了放蕩的表現。
她們捲出來的雪茄即使在當年，也是種昂貴的消費品，只有佔領當地的法國軍官和商人才抽得起。而她們自己，只抽papelots，也就是今天的紙卷香煙了，一種用紙張去捲起切碎了的剩餘煙葉的劣品。香煙未必是她們發明的，但肯定是隨她們的「豔名」才傳遍了全歐洲。今天已經沒有多少人知道她們當時的生活情，她們留下來的，只有香煙，與危險、卑鄙卻誘人的卡門了。而卡門是一個只忠於自己因而害死了男英雄的「壞女人」，竟然就是這一群資本主義發達史上最早一代「打工妹」的唯一代表。
以想像力，追尋她們的聲音卡門與香煙的故事和潘毅這本書有任何關係嗎？假如你讀畢全書，或許會發現一點隱密的聯繫；不過，你也可以說一百多兩百年前西班牙的捲煙女工與今日的深圳打工妹之間實在沒有任何相似之處。真正的重點在於我們要怎麼去說一群女工的故事，要怎麼去「為」她們說故事。關於《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的內容，不用我在這裏複述。但是我可以大膽地說，任何關心中國民工問題的人，任何想了解中國女性的社會位置變化，任何想知道中國或市場經濟的運作，乃至於任何想認識當代中國的讀者，都不能不讀這本書。身為潘毅的朋友，我真是為她感到驕傲，因為她寫了一部坦白而有承擔的民族志，一部極富理論涵養同時明晰細緻的社會分析；最重要的，是她寫了一本充滿「社會學想像力」的書。她能夠得到社會學界裏舉足輕重的「米爾斯獎」，的確是實至名歸。
說到想像力，我們必須明白要「追尋打工妹失落的聲音」是何等艱難的一項任務。正如西維爾的捲煙女工，中國各地的打工妹也是群失語的人，往往只能夠任人形塑，卻沒有自己替自己說話的機會。尤其可怕的，是連她們最「內在」的欲望（請容我暫時使用「內在」這個不夠精確的詞語），也被人奪去，鑲嵌進一套宏大的邏輯裏面。例如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興起的「打工文學」，雖然曾經是許多打工仔打工妹自我表述的方式，也傳達過這群體的苦痛與喜悅。可是一方面「打工文學」仍被認為是種不入流的東西，許多批評家覺得它們的內容「應該更有深度，文字則要更精煉」；另一方面，它們被變異成了證明當前國家與資本運作模式合法合理的工具。許多領導幹部都能藉「打工文學」大談中國人民的上進心，把她們出城打工的動力單純地理解為追求更好生活的作用，甚至由此推出中國經濟成長前景無限的結論。最能說明這個變異的，是曾經名噪一時的打工妹作家安子。現在她不只是作協成員，還是一家專門「激勵人心」的輔導公司老總，四處演講，鼓勵後輩向她學習。
然而，我們又不可以輕易陷入另一種習見，以為打工妹就是一群徹底被動的灰色可憐蟲，受盡無良資本家的壓迫卻完全沒有還手的機會。潘毅再三指出，不只打工妹的欲望構成是複雜的，她們逆反體制的手段也是紛雜多樣的。比如說那些廣播電台裏的流行歌曲，你可以說是麻醉她們的鴉片，但你不能不承認它們同時更是緩解壓力與疲倦的良藥。一旦廠方為了秩序和效率要關掉車間的收音機，女工們甚至能把它轉化成集體抗爭的動力，怠工抗議。
假如媒體常見的社會紀實常常失之偏頗地將打工妹描繪成另一種有待獲救的社會底層群體；而官方宣傳機器又將她們變成推動經濟成長的美好力量，甚至不惜吸納挪用她們自己的語言；我們還能用什麼途徑去尋找她們的聲音呢？答案就是想像力了。在分析一名女工睡夢中的尖叫時，潘毅令人印象深刻地開展了她的想像力，層層深入，把個體的夢魘與社會秩序中的種種力量接連起來，寫成了她所說的「抗爭的次文體」。在「抗爭的次文體」的書寫之中，噩夢、尖叫、罷工以至於經痛，都成了一幅抗爭圖畫的點與線，散佈在個體與集體之間。在潘毅描繪這幅圖景裏，我們似乎聽到了打工妹的聲音。即便那是種前語言狀態的尖叫，也都成為意義飽滿可以辨識的聲音了。
理性壓抑底下考掘瘋狂的言語
所謂想像，當然不是虛構，也不是坐在扶手椅上的空想。潘毅把一名女工的噩夢解讀為反抗，與某些文化研究將青少年坐在商場門口也輕易地看成種反抗的做法大異其趣。一來她的解析是嚴謹縝密的，二來她的態度是自省而批判的。讀者們都能輕易發現，在潘毅化身女工以從事研究的這八個月裏，為了逼近真實的「現場」，她不斷反覆地質疑自己的先見與位置，甚至質疑「真實」自身的存在。由於她的大膽想像與謹慎的反省同行並進，她才可以逐步敞現打工妹那失落的聲音，就和傅柯在理性的壓抑底下考掘出瘋狂的言語一樣。
既不浪漫，也不無情，要在眾多的「主旋律」之間艱難尋路，我們才能依稀聽到卡門自己的聲音。
2007年2月25日星期日
梁文道：人人都是戲子的年代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外公是個相當出色的票友，唱老生，尤擅《趙氏孤兒》。少時我在台北天天跟他聽戲看戲，自然也聽過他說到些「四大名旦」的往事，那個早已逝去的京劇黃金時代。平日不多言的外公一談到往日名角就格外精神，而我就和所有聽故事的小孩一樣，喜歡追問「後來怎麼了」。「後來怎麼了？後來他們不都留在大陸了唄」。這個答案自然很不叫人滿意，但我還是能夠理解它大概的意思，照我們那一代台灣小朋友的認識，「留在大陸」就是「完蛋」的同義詞。一個人既然完蛋了，又何必再問他後來怎樣了呢？章詒和的《伶人往事》是對我當年那些問題來晚了的回答，她讓我知道那些名角後來果然都完蛋了，雖然速度先後各有不同，但到底是完了。難怪這本書會捲入最近鬧哄哄的「禁書風波」（照有關官員後來的解釋，是一本書都沒禁過），一幫偉大的藝術家竟然在解放之後全盤覆滅夭亡，這豈不是「對我黨的瘋狂進攻」？豈不是對當時領導路的「惡毒誣衊」？寫完《往事並不如煙》（港版名《最後的貴族》）之後，章詒和追懷的對象由一群老右派轉到了她的戲曲本行（她是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研究員），開始一個又一個地寫起了伶人往事。除去開首的也是寫得最好的馬連良之外，其餘全收進了這本「禁書」裏面。
坦白說，比起《往事並不如煙》，章詒和這部近作確實有點欠缺。它絕對有真情，但實感未必足。《往事並不如煙》之所以動人，正是因為真情與實感俱在，裏面提到的人物全是她自小認識的，所以不只有不可取代的第一手觀察，還有種種糾葛的複雜情感。可是說到這批京劇名伶，章詒和就隔一重了，往往要仰仗歷史文獻和其他人提供的材料。而對於這幾位名伶的感情，有時候又熱得過頭，加上她毫不掩飾地厚古薄今，於是筆下人物竟到了什麼都好的地步。例如名老生葉盛長的妻子譚秀英，知道丈夫在外有私生子女，還將他們一一認回，說「都是葉家人」。章詒和就評論這女子不愧是譚門之後，能忍能擔當，甚至表現出了「大俠的義烈」！照這說法，真不知有多少男人要期盼自己的太太像大俠了。然而，章詒和對藝人的仰慕之情卻使得她多了一分同情的理解，就是這份理解令藝人在芸芸完蛋於各種運動之中的人群裏顯得特別；進而讓我們看到在同樣的政治局勢裏，不同背景的人有不同的反應，不能一概而論。反右期間，代表傳統科班制度的「第一小生」葉盛蘭要站出來挨批，接受新時代新體制的教育。在這場批判會裏，第一個表態的竟然就是梅蘭芳。這位寬厚的前輩，京劇界裏的泰山北斗如是說：「對於盛蘭、盛長，我們不能不和他們劃清界線，給以堅決的反擊。但是對於他們二人，還是要挽救……我懇切地希望他們趕緊回頭」。梅先生這番話已是整場會裏說得最隱晦最溫和的了，接下來的同行好友則越講越狠，紛紛努力揭發葉盛蘭的惡劣行跡，置梨園義氣於不顧。章詒和說：「而中國社會歷來又有『婊子無情，戲子沒義』之說。平素講義氣的藝人啥時才無義吶？我想，某件事一旦危及到飯碗，涉及到名利的時候。這些精於表演的人就『翻臉無情』了，呈現出趨炎附勢的一面」。有趣的是，那些批判過葉盛蘭的人到了上台演出見功夫的時候，卻又不能不理專業價值對他讚聲「服」。可見藝人都是表演行家，他們知道批判會上的講台也是個劇場，大家無非都是演戲。戲過了，真真假假還是有標準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那個運動的年代是個天天演戲的時代，只不過這些戲是要付出生命和人格去演的。問題是這些戲是誰安排的呢？為什麼大家都要被迫當婊子做戲子呢？
2007年2月23日星期五
梁文道：利是的原則
【都市日報-兵器譜】我有一個朋友，他結了婚，但他從來不給利是。每逢過年，大家拜年見面的時候，他總是恭喜一番便算，然後就手插褲袋視若無睹地看旁人發紅包。好在他這人很公平，不只在未結婚的時候拒收紅包，甚至也拒絕婚後別人發紅包給自己的孩子。
如此不講人情，如此不通世故，他是有理由的：「我結婚是我的事，人家結婚是人家的事，憑甚麼一個結了婚的人就要白白把錢送給人呢？」
過年派利是?利是當然是有理由的，通常說這是一種吉祥又有福的行為，不只收的人有福，而且施的還比受的更有福。要是冷酷點看，就知道在這種種「意頭」的講究底下，還埋藏更深的現實原則，那就是人際間的交際了。
法國人類學祖師爺牟斯(Marcel Mauss)在他的經典巨著《禮物》裏面，一一考察世界上各個民族各種文化的習俗之後，得出了一個結論，那就是送禮與收禮乃是人類社會得以成立的基礎。透過禮物的交換，人與人的關係得以建立、維持和改善。這些禮物內容的優劣，其數量的多寡，又決定了彼此關係的好壞。也就是說，無論是做朋友還是結親家，收送禮物是必不可少的；而這段友情或親情的深厚與否，就全看這禮物的貴重程度了。
禮物的交換成了人與人的關係，這種關係基本上是種負債與還債的關係。收禮的人就好像背負了債務一樣，如果他不還禮，或者不採取任何形式去把那份禮帶來的債務還回去的話，他和送禮者之間的關係就會變得惡劣。最起碼旁人會譴責這人「不懂事」，也就是不懂這個社會運作的基本規律。
過年利是就是典型的禮物交換，還沒結婚的人可以收利是收到手軟，但他也因此負了重債；等到那一天他結了婚，或者(按照其他地方的規矩)長大成人，他就要派利是還債了。否則他就會被視為一個不合群的怪人，沒有人會樂意主動結交(我想起了我的那個朋友)。按照傳統的說法，一個該發紅包卻一毛不拔的家伙甚至會走霉運。當然，這是用一種超自然的玄妙理論來維護和包裝禮物的交換原則，所以派利是才被認為是種對施者有福的行為，唔派就走寶。
梁文道：西餐是甚麼？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雖然外祖母在美國住了十幾年，口味也十分開放，但平日在家還是以中菜為主，幾十年的習慣不會輕易改變，於是那天帶她去置地文華酒店的Amber就遇上了一點困難。
首先是頭盤前的招牌敬菜，其中有一方小鵝肝醬插一管膠囊，囊中是紅梅醬汁，我要向她示範怎樣用手拿膠囊把鵝肝送進口中，再擠壓其中的汁液，使之順利流進嘴裏。再來是頭盤的燒吞拿，一塊塊魚肉中間靠生，上下兩面的表皮則燒至香脆，上頭還有一小片炸乾了的豬皮，我必須向老人家解釋這片豬皮並不是聽起來的那麼可怕。
整頓飯就像一次迷你的解說會。其實在任何立意創新手段大膽的餐廳用飯，難免都會演變成一場解說會，通常侍者就是那位臨時講師了，他必須聲情俱茂地詳解每一道菜複雜的烹製過程，和各種材料的奇詭配搭。但這一天我碰上最困難的問題還不是這些，而是外祖母吃完吞拿之後的這一句：「這豬皮很像我們中國人的炸豬皮嘛。到底這家餐廳做的是甚麼菜呢？」沉吟半晌，我只好說：「這是西餐。」在飲食全球化的今天，我們已經很難辨別一家餐廳做的是甚麼菜。
其實我並不喜歡「西餐」這麼籠統的稱呼，我覺得這是一個太過含糊的概念。甚麼是「西餐」呢？它指的是法國菜、意大利菜、德國菜、西班牙菜和葡萄牙菜，還是英國菜呢？（為了方便討論，且讓我們先假設英國除了充飢食物之外還有『菜』）。中文裏的「西餐」就像美國人口中的ethnic food，包含了太多不同種類不同傳統的食制，有時候你很難找到其中的共通點。如此粗暴的概括是不是一種文化偏見呢？
又好比香港商場裏food court常見的「東南亞美食」，我想泰國人看了一定很不滿意，心想我們泰國菜博大精深，南北口味還各有風格，怎能與越南、印尼與馬來西亞的東西混為一談？
我明白歐美各地的煮食方式相互影響，甚至還有一些共同的源流，所以他們也有western food的說法。但是在遇到東方以前，歐洲人並不會主動發明western food這種概念來描述自己吃的東西；正如中國人在遭遇外來食風以前，也不會把自己的飲食叫做「中菜」。你看袁枚的《隨園食單》，貴為中國食經的經典，裏面可曾出現過「中餐」這個詞嗎？
不妨借用已故世的思想家薩伊德（Edward Said）的名言：「『東方』是西方人發明出來的。」「西餐」就算不是中國人發明出來的東西，也是種文化碰撞的結果。在西方人那邊，他們征服的地方越多，見識過的東西越是奇異，就越容易回過頭來尋找自己與別不同的特點，和歐洲和各國之間彼此相似的地方。遇到了其他文化的食物，他們才有機會漸漸瞭解自己吃的 western food。而在中國人這邊，西餐就和「西方」一樣含混。對我們的祖先來說，紅鬚綠眼的都是鬼佬，但凡使用刀叉的都叫西餐。例如中國第一家西餐廳、原址廣州沙面的太平館，大家只知道在那裏吃的是「番菜」，當年有誰計較到底它是哪一國的「番」呢？
於是一張想像的食物世界地圖就漸漸出現了，這張圖和真實的世界地圖並不重合，其中一切歐美國家的東西都是西餐，而中餐則佔了另一大半，與西餐並舉。此外還有日本菜，它在這張想像地圖裏所佔的比例要比真實的日本國土大多了。然後是「東南亞美食」和印度菜，最後就是中東菜、墨西哥與非洲等「異國風情」了。雖然今天的香港人已經十分 Sophisticated，懂得在這張圖上的西餐部分勾勒出法國和意大利的分別；但是當年從太平館留下的番菜框框依舊存在。我有一個十分挑食的富貴朋友，每次相約飯聚，他都會問：「今次我食筷子定係刀叉呢？」可見在他那張應該十分精細的飲食地圖裏面，世界還是不外乎東西兩大陣營。
2007年2月21日星期三
梁文道：拜年很難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電話剛剛普及的年代，很多人覺得方便，自此之後拜年就再也用不舟車勞頓，只消一個電話，不管是近鄰還是遠親，恭喜新年好的意思就送到了。可是也有人覺得可惜，他們認為電話拜年取代了原有的真實聚會，掏空了傳統農曆新年該有的人情溫暖，非常異化。
然後是這幾年流行的手機短訊，它進一步地縮短了拜年的時間成本，只要按一下按鈕，同一條拜年訊息就能傳給通訊錄上的所有親友。懶一點的甚至可以只是轉發人家創作出來的賀年短訊，連自己的腦汁都省下不少。
對電話拜年已經很不滿的懷舊派當然更討厭短訊賀年。在他們的心目中，春節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實在是名存實亡，與任何一個公眾假日或自己的有薪假期無異，都只不過是另一個讓自己呆在家裏休息和外出玩耍的空白日期罷了。
比較古今，看傳統習俗的演變，我們很容易會為自己不曾親歷的過去染上一層泛黃的浪漫色彩。例如春節，生活在滿街商店無休的今日，大家往往以為古人過年一定都是呆在家裏閒話家常，要不就是趁幾天假日忙四處串門子拜年。反正不管怎樣，他們一定不會像現代人這樣，用手機發一發短訊，然後就躲在家中竟日煲碟打麻雀。我們總是把昔日想像成一個非常講究人情味，人際關係如膠似漆，社區網絡十分密切的黃金年代。
事實上不論古今，一個人只要住在都市裏面，他認識的朋友就一定少不到哪裏，他怎麼可能在短短幾天之內走遍所有親朋好友的家去逐一拜年呢？比方說清朝的北京城，文武百官不計其數，官場上誰都不想得罪誰。春節一到，不去拜年當然有失禮數，可要是去拜年又怎能無一遺漏呢？
所以在那個沒有電話更沒有手機的年代，論究關係的中國官員發明了「拜帖」，也就是今天賀年卡的前身。學者鄧雲鄉曾經在一篇追憶故都年俗的文章中說：「清代官吏拜年，只是望門投刺，遞個片子，並不真拜，有的則派小孩坐車，捧拜帖匣子，挨門遞片子拜年，本人根本不在車中，而所到之家，也都擋駕免禮，說主人外出拜年去了，也許他正在屋中睡大覺，或同朋友打牌呢」。
可見拜年對古人來講，也是一件不幹不行幹了又嫌累的差事。大家花在拜年上的成本越低，自己快活的時間就越多，實在沒甚麼不對。
2007年2月18日星期日
梁文道：「通勝」和房中術有關係嗎？
【明報-新年到Lunar New Year】是的，許多學者都懷疑曆忌之學與房中術是有關係的。例如研究中國科史的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Jonathan Needham）就曾說過： 「性問題和曆法科學之間有一種奇怪的聯繫。有些文獻將古代一位著名的性問題專家──容成也視為曆法的創始者」。誰是容成呢？他是古代傳說中的神話人物，不只在黃帝時代創制曆術， 而且擅長「御婦人法」，乃至於長命百歲。
容成極可能是虛構人物，但古人虛構這麼一個同時精通房中術與日者曆算之學的角色是有道理的。那是因為中國人的宇宙觀深信天人合一，無論人做什麼事總得配合天時才好，而曆書通勝教我們的正是怎樣去配合天時幹最恰當的事。你想想看，通勝連那一天適宜理髮這樣的事都有講究，又怎能放過性愛呢？事實上，性是陰陽交合的大事，而天地萬物也非得透過陰陽的往來才得以生生不息地衍化下去，所以在一切要通勝指導的人類行為之中，恐怕沒有比性更重要的了。
沒有比性更重要
因此始自上古《禮記》，下至清朝醫書《達生篇》，中國有大量的文獻告訴大家那一天是交合的忌日，那一天又是最適宜的吉日。幹活的日子對了，不只生子富貴大吉大利，自己也能延年養壽長春不老。只可惜這麼有趣的傳統到今天卻竟然斷了，坊間的通勝不會再告訴你那天忌做愛。大概對現代人而言，這事沒有那一天是不宜的。
梁文道：再見通勝歡迎運程
【明報-新年到Lunar New Year】編按：中國人喜歡查通勝，但近年，更迷於看運程。通勝，也是一本書，這本書有何來龍去脈和文化意涵，讓梁文道告訴你。梁文道主編的《讀好書》免費雜誌，停刊一陣子後，將於二月底重出江湖，這是其中的專輯，特予搶先刊於這裏，先睹為快。
幾乎每一個香港人都認識一個「很厲害的中醫」。所以每當我身體欠佳，有病不斷尾的時候，身邊都會有好幾個朋友很善意地告訴我： 「我識得一個好犀利中醫」。同樣地，幾乎每一個香港人也都認識一個很厲害的命理師。當你有需要的時候，你自然會聽到好幾個名字。
不懂評運程書
寫書評寫了十幾年，大概只有幾種書是我不知道該怎樣去評的，其中一種就是命理運程書了。市面芸芸運程書中，該如何分辨好壞擇其善者呢？看來最重要的標準還是一個「準」字。但問題是同樣一本運程書，往往有人說神有人說爛，一切全憑個人經驗作準，我們又怎能找到一套客觀的標準呢？
難怪近年各家通勝都喜歡在書前先行推算來年的世界局勢、國家大運還有香港的興衰命數了。因為對於這等大事的預測，其靈驗與否，真是人可共見，無所遁形。所以不少暢銷通勝愛在宣傳的時候強調自己去年算中那一場政變、瘟疫或地震，令人留下很深的印像。可是我這個人比較老套，執著「哀矜勿喜」的古訓，覺得用天災人禍來喜孜孜地促銷產品，未免有點涼薄。
說到老套，比較起傳統的通勝，如今的運程書和它們的作者可真是形像鮮明，包裝摩登了。例如楊天命，本身就是新一代玄學家中的靚仔代表，有姿勢有實際。他今年的運程書落足成本，不只真人亮相，在設計上更別出心裁，看起來完全不像是一本通勝。此外還有蘇民峰的徒弟陳子才，他打造形象的方法也十分特別，看他的作者介紹除了提到師傅蘇民峰之外，竟然還有「表演及形體藝術的老師詹瑞文及甄詠蓓」、「投資及財技的老師梁業豪」和「美學、創作及市場推廣的老師楊柳岸」，甚至還跟葉瑞財博士學過記憶學！跟詹瑞文學演戲對算命到底有什麼幫助呢？大概就是為了突出他時尚的感覺吧。
仔細比對一下，你還會發現永經堂蔡伯勵老先生那種通勝，和現在這一批運程書即使在內容上也有很大分別。比方說老派通勝是很注重每日吉凶宜忌這一部分的，而新派命理書的重點卻在生肖運程。我猜這是因為年輕一代已不大流行擇日了，他們注重運勢的大多於那一天才好整甲或者沐浴。這個差異也折射出港人對命理看法的轉變，從前大家可能還抱持「機械式的命理觀」，真心相信每一天都有該做不該做的事。可是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時間步調已容不下這麼奢侈的計較了，我們信命，但又不完全服從命定的道理；因此你只要告訴我流年的走勢就行了，其餘細節則盡其在我，讓我自己去主動配合進退。
換句話說，如今已沒有多少人會每天看通勝做人，通勝也不再是常年供人翻查的必備指南，於是通勝那種庶民生活小百科的色彩就漸漸淡去了。
通勝內容豐富如民生紀錄
以前的通勝內容豐富得簡直可以當作一個時代的百姓民生歷史小紀錄。你看香港通勝那著名的英文常用字彙表，教讀者用中文的「蚊年」兩字去訓讀money，雖然好笑，卻是殖民時期獨特的地方特色。那年頭教育水準不平均，多少販夫走卒要靠它和洋人打交道呢？再如台灣的「民曆」，封底一定是「食物相剋中毒圖解」表，畫一頭小狗和一顆大蒜去告訴你狗肉配蒜頭吃會「病血」，鰻魚加上梅干會中毒。它甚至還有各種對應解方呢，例如「地漿水」（？），充分說明了往昔台灣農業社會的性格。大陸呢？從前的大陸是絕對不會有通勝的，因為這都是「封建迷信」嘛。
2007年2月16日星期五
梁文道：聖人與情人
【都市日報-兵器譜】雖然羅馬教廷在公元五世紀的時候把2月14日定為紀念聖人華倫泰(St. Valentine)的日子，試圖遮掩原有的羅馬狂歡節Lupercalia；但是後人還是成功地把屬於聖人的這一天扭轉成了歌頌愛情的世俗節日，甚至使得聖人的名字成了情人的象徵。為甚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除了原有異教習俗的頑強生命力，與世人對浪漫愛情的渴望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聖人華倫泰本身沒有太多故事，成不了有力的傳奇。
事實上連誰是華倫泰都有很大的疑問，這個名字在拉丁文裏是「有力量」的意思，乃當時常見的男性取名。至於被封聖的華倫泰，起碼就有三個，其中兩個都是意大利半島上的殉教者。當初教廷把2月14日定為紀念日，原意就是要在同一天裏紀念三位同名的殉道者。可惜的是，即使在早年已甚為詳備的聖徒傳裏也找不到太多有關這三個人的記述。既然沒有材料，就不可能形成故事與傳說；沒有故事與傳說，屬於他們的這一天就不可能產生太多別具色彩和象徵意味的儀式。所以教會想用聖人壓制異教的行動就只好落空了。
反例是在中世紀之後，三位華倫泰中間的一個羅馬神父，終於得到了他的傳說。據說這位神父德高望重，曾被押至仍視基督信仰為邪說的羅馬皇帝面前，誓死不肯放棄信仰。後來他被投入獄中，等候極刑。只是到了這生死關頭，他仍不忘向獄卒傳教。有一個獄卒見他的信仰這般堅定，於是就故意留難他，看他能不能勸他的神治好自己又盲又聾的女兒。孰料神父就在被處決的前夕，真憑禱告的力量恢復了獄卒女兒的視力與聽覺。
這個故事對一般信徒而言，是典型的早期聖人傳說，其中既有奇蹟，還有以身殉教的壯烈情節。所以歐洲今天有好幾座傳說埋了他部分遺骨的教堂都格外神聖，格外受歡迎。維也納市中心的「聖史提芬大教堂」(Stephansdom)也是其中一座，我曾在那裏見過有人在聖人祭壇前獻花，花束上還別了一小張卡片。湊近一看，我才發現那是張Hallmark出品的情人卡。
2007年2月15日星期四
梁文道：言論自由豈容胡混？
【明報-筆陣】首先我們要搞清楚，教育學院副院長陸鴻基指控曾有政府官員要求他解僱4 名撰文批評教統局的學者，它所針對的已不只是近日人人爭說的學術自由，而是更根本更廣泛的言論自由了。如果陸鴻基的指控屬實，那個向他施壓的官員已不只是在干預大專的人事自主權，而是直接侵犯4位學者在公共領域發表意見的自由。
讓我們設想，假如有一個政府高官以減少撥款為武器，要求一家大學裁撤某些學系，這當然是在干預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干涉學術研究和教學的獨立；儘管它的影響最終也會擴及整個社會，但直接受害的暫時還只是這家學校而已。但是，當一個官員只是因為懼怕自己推出的政策受批評，而要求那些批評者的僱主炒掉他們，這時直接受害的就是整個社會了。因為在這個情底下，這名官員不只是想影響某家機構的僱聘標準和機制，更是想透過這種影響使得某些他不喜歡的聲音消失在空氣之中。後面這種情境遠比前者凶險，遠比前者嚴重，因為它要達到的效果不只是左右某種意見的生存環境，而是要乾脆消滅那些意見。這是一種對言論自由最粗暴最惡劣的壓制與迫害。而言論自由豈不是香港之所以為香港，這個社會之所以為這個社會最根本最核心的價值之一嗎？如果這麼重要的核心價值受到侵犯了，難道我們不應該非常嚴肅地去面對這個問題嗎？既然今天有人提出這項價值可能受到侵犯了，難道我們不應該非常認真地去調查清楚事實是否如此嗎？
好比一個人衝進警察局報案，宣稱他家發生了命案。警員們是該立刻啟程前往調查，還是坐在一旁按兵不動閒談議論，猜測這人報案的動機是否可疑，討論他的神色是否太過詭異呢？在我看來，言論自由之於香港就像一個人的生命，侵犯言論自由無異於奪走一條人命，怎容得大家呆坐一旁等閒視之？偏偏如今有許多政客、傳媒甚至知識分子卻好整以暇地擺出一副看熱鬧的態度，就像一幫恥笑報案人的警員，這怎能不叫人心寒髮指呢？
沒錯，陸鴻基是公民黨創黨成員；沒錯，眼下正是特首選舉的緊要關頭；沒錯，陸鴻基目前所說只是他的一面之詞；沒錯，陸鴻基正和教育學院鬧續約問題；沒錯，陸鴻基過去數年來有太多機會可以提出控訴，但他沒有。然而，這一切都只能令我們懷疑他的言論是否可信，甚至令我們猜測整件事是否別有內情；但我們絕不能因此就掉以輕心，把他提出的指控當作廢話。因為他提出的是條極端嚴重的控訴，猶如一個人跑到警署聲稱目睹了兇殺案，沒有任何人可以承擔忽略這項指控的後果。
大家之所以沒注意到這件事的嚴重程度，是因為我們都陷進了兩團迷霧之中。第一團迷霧就是所謂的「教院風波」了。這場風波實際上包含了好幾個問題，其一是教育學院的前途如何；其二是政府有沒有通過校董會操控教院的人事政策；其三就是政府有沒有透過教院高層影響學者的言論自由了。縱使這三條問題彼此相關，但在技術上和理性上還是可以分開處理的。尤其是涉及言論自由的這一條，我們需要知道的是事實，就算事實是真有高官威脅陸鴻基辭退令官方不快的學者，也不自動表示官方要合併教院與中大的想法就是錯的（如果這真是官方想法的話）。換句話說，我們完全可以一方面支持教院與中大合併，同時要求迫害言論自由的有關官員負責下台（如果真有其事的話）。
我們之所以不能在事件環環相扣的教院風波裏切割出有關言論自由的這一項問題獨立處理，是因為還有另一團影響力更大的迷霧，這團迷霧就是「政治化」了。我所指的「政治化」不是很多人所說的那種政治陰謀，恰恰相反，它乃是一種把所有事情都看成政治計算與權謀運用的態度。自從「政治化妝術」與「心戰」等名詞流行之後，香港的傳媒與時事評論就漸漸學懂了將原則問題看成是口號表演，將政策爭議單純視之為權術較量的竅門。久而久之竟至於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一切事情都放在這種「政治化」的框架之中。
陸鴻基指控有高官要求他炒掉4 名批評政府的學者，結果沒有多少人關心尋求真相的方法，也沒有多少人想探究這個事件的基本性質（倒是被認為最擅於分析政治化妝術的蔡子強兄，第一個站出來對記者表示此事之惡尤過於「鍾庭耀事件」）；大家反而一窩蜂地跑去爭論這是不是梁家傑陣營的陰謀，事件對選情又會不會產生影響這等旁枝外緣的問題。更可怕的，是居然有在上位者公開表示這「只是」一個政治陰謀，所以不需細究！ 「政治化」的毒害，以此為最。
我們香港人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得對一些核心價值受到壓迫的控訴可以視若無睹，卻能接受種種「政治化」視角及言辭胡混蒙蔽的呢？假如不想令李國章和羅范椒芬等官員背上一輩子的不白之冤，假如不想令某些人的政治陰謀得逞，假如想要徹底地「去政治化」整件事，最好的方法難道不就是開展深入而全面的調查嗎？以「政治化」為理由去打消查明真相的念頭，豈不是要把事件長久地封鎖在「政治化」的迷霧之中嗎？最後，我希望論戰雙方要弄清楚一個很簡單的道理，調查陸鴻基的控訴不單單是為了曾蔭權，更不是為了梁家傑，而是為了香港，因為言論自由是香港的命根。
2007年2月14日星期三
梁文道：情人節
【都市日報-兵器譜】很多人都知道(St. Valentine's Day)本是天主教會紀念聖人華倫泰(St. Valentine)的日子，但是這一天為甚麼會變成一個專屬情人又奉獻給愛情的節日呢？
按照常理推想，我們大概會以為華倫泰的事蹟多半有點浪漫，搞不好還牽涉到了情愛之事，於是才留下了一點想像空間給後人，讓情侶們藉他的名義互表愛意。又由於情人節賀卡多半印有「be my Valentine」(做我的情人)這句話，所以大家更容易以為「華倫泰」應該是個情種，其名號才成了情人的代稱。
其實真相恰好顛倒，不是情人節源自於「聖華倫泰日」，而是聖華倫泰「來自於」情人節。
打從傳入羅馬帝國之後，基督信仰運動就展現了驚人的吸納能力。作為一個邊緣的外來異教，為了順利吸引羅馬人的跟隨，也為了躲避政府的打壓，早期基督徒大量採用了羅馬社會原有的習俗，將它們變成自己的一部分。例如一種樹起食指與中指的祝福手勢，本是貴族與將領的身份表徵，要是他們對一般平民百姓做出這個動作，就表示他們要發善心施恩了。結果本來地位低賤的基督徒「抄襲」了這個手勢，把它畫進耶穌祝福門徒的圖像裏，以向羅馬人顯示耶穌也是一個非常高貴的大人物。
在一連串的「收編」運動之中，最有名的莫過於聖誕節了。歷史上根本沒有任何可信的證據足以證明耶穌是在12月25日這一天出生，相反地，現代學界多認為這天本是羅馬帝國祭獻太陽神的節日，是基督徒把它挪用過來成了救主降生的日子。
當天主教正式成了羅馬帝國的國教，這類收編行動就從原本掩人耳目的小動作變成了抹除原有多神信仰的大清洗了。聖華倫泰日就是清洗工程的其中一環。按古羅馬的習俗，2月15日本是Lupercalia狂歡日，與傳說中生性淫亂的牧神有關。貴族少男在這天可以排隊抽籤選女伴，被抽中的女子就要和他共度春宵了。這等荒淫的行為，羅馬教廷自然忍受不住。於是到了五世紀末的時候，當時的教宗宣布取消Lupercalia，再把它的前一天，也就是2月14日訂為聖華倫泰的紀念日，好徹底掩蓋古異教的習俗。
可是沒想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民間的「浪漫」記憶就是抹不淨洗不掉。一待中古騎士仕女的愛情故事盛行開來，百姓們就借屍還魂，乾脆把神聖的聖人紀念日變成歌頌愛情的日子。
2007年2月12日星期一
梁文道：大學有限公司
【都市日報-兵器譜】差不多三十年前，已故世的英國左翼史學大師湯普森(E.P. Thompson)把自己任教的「華威大學」(Warwick University)稱作「華威大學有限公局」(Warwick University Ltd.)，意在侮辱這所大學辦得像家以牟利為目標的私人企業。
而三十年後的今天，全世界的大學都變得越來越像企業了，它們不會再覺得湯普森的說法是種侮辱，說不定反而以為這是句恭維，忙得真在自己的校名之後加上「有限公司」四個字。
說一家大學很像私人企業，指的不只是它把焦點從知識的追求轉向知識的獲利能力，而是一整套管理和監督大學的辦法完全襲用了商管模式。一家企業的好壞，主要取決於它的管理做得怎麼樣，有沒有一套評核僱員能力和提升他們水平的有效方法，當然還要看這家企業提供的服務與產品能不能滿足顧客的需要。自從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開始，所有政府和其他非牟利部門也都開始學習商界發展出來的種種理論與經驗，用管理公司的方式來管理一切組織。這就是「管理主義」崛興的源頭了，不在乎牟利與非牟利部門的分別，甚至也不問這些非牟利部門的本來目的會不會因此受到傷害。
最近圍繞教育學院的爭論越演越烈。教院副校長陸鴻基聲明，曾有高官要求他辭退四名曾發言批評政府的學者。如果這是事實，那就是回歸以來最嚴重的政治醜聞之一了。因為一個政府官員膽敢叫校方炒掉批評自己的教師，實在是最粗暴的政治干涉，完全視學術自主與言論自由如無物。
可是，在這種最明顯的個別行為之外，大學的獨立自主一早就被更有系統的措施逐步蠶食了，這些措施正是「管理主義」的結果。
首先，學生現在都不是學生了，而是顧客。為了衡量顧客們是否滿意教授提供的服務，學校要求學生填寫課程評估，而且還要計算一門課的學生人數是否過少，最後更要考慮一個教授會不會「肥」掉太多學生。結果教授們競相開設容易吸引學生的科目，其內容越淺越好，如果教授識得棟篤笑那就更妙。至於成績，當然得做到人人過關皆大歡喜。
至於學術研究，已經沒有人想再寫一部驚天地泣鬼神的經典巨著了，因為它花的工夫肯定比寫一篇論文多，而得到的「評分」卻不一定多得過一篇登在一級期刊的報告。許多大規模的研究為了遷就流行的評估模式，被逼要硬性砍成五六個階段性項目，否則就拿不到錢。如果一個學者想要研究《紅樓夢》，也得在一年前先提出自己的目的，說明研究《紅樓夢》的好處，然後還要呈交中期報告，研究完了再交一份總結檢討。如此一來，說不定他交公文的時間要比看書的時間還多。
教學質量和研究水平當然重要，可是為此成立的管理模式卻越管越過火，已經到了一個反過來破壞教育與研究質素的地步了。而這些管理工作大多操縱在一些行政專家手中，他們默默配合官方機構，一步步收束學者教授們的自主權，把大學都變成了大學有限公司。
2007年2月11日星期日
梁文道：中大變英大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可能是我的中文涵養太差，也可能是我老了，最近常常遇到一些大家看慣都覺得沒問題，只有我才感到頭痛的書寫習慣。例如「尊享」，不知從何時開始，感到這個怪詞流行到了泛濫成災的地步。信用卡的宣傳單張告訴你「可尊享全城至方便的購物優惠」，樓盤廣告引誘你「尊享一百八十度無敵海景」，好像不加個「尊」字，享受就不算是真享受似的。另一個例子是從內地開始，漸次南下的「們」字，現在很多人都喜歡把它加在一個人名後面，以代替傳統的「等人」二字。比如「陳凱歌、張藝謀和馮小剛等人，搶拍大片，越拍越爛」這句話，流行的寫法是將它變成「陳凱歌們爭拍大片，越拍越爛」。我一開始還以為它的意思是有好幾個同名同姓的陳凱歌導演都愛拍大片呢。不過活在香港地，又有幾人真正計較中文素養的優劣好壞呢？相反地，一句「唔好意思，我中文唔係太好」說不定不只不是不好意思，反倒是說明自己的英文很不錯，你最好放尊重點的暗示。怪的是，我也從來不覺得香港人的英文好到哪裏，從政府公文到地鐵站的告示牌，冗贅而詭異的文句比比皆是。同樣是前英國殖民地，大如印度小至千里達，都出過第一流的英文作家，而香港呢？大家想起的恐怕就是「中文唔係太好」的鄧蓮如了。好在吾道不孤，母校香港中文大學的高層也覺得中文叫人頭疼，於是校長劉遵義「們」乾脆鼓吹棄中取英，要求某些「普世性」學科以英語講課，日後只有涉及中國文化的科目才能「尊享」中文教學的特權了。此議一出，校友自是嘩然，莫非母校快要更改校名，變成「香港英文大學」？所以出現了「中文大學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屢在報端撰文回應，近日集書一冊《令大學頭痛的中文》，痛陳利害，堅持「保育」中文大學的「集體回憶」。
讀過各位師長校友的文章之後，我想起了因為英文不好常叫港人笑話的日本。這個國家很奇怪，說它的外語不行吧，偏偏它的外文書譯得又多又快，即使大部頭哲學經典如海德格的《存在與時間》也有五個全譯本（反觀英文至今只有兩部），其他流行書籍就不用說了。可見日本人的外文水平絕非傳說的那麼糟。更有意思的是擅長吸收外來知識的日本學界在長期且大量的翻譯積累上，漸漸形成了自己的西學傳統，且在近年反向輸出，遠征歐美。單以研究馬克思來說，日本就有好幾個明星級學者，或者別有創見如柄谷行人，或者精於考證文獻像廣松涉，直叫德國同行恨不能通日文。日本的學術水平高不高？當然高！且看人家拿過幾座諾貝爾獎。那麼日本的大學都用英文教學嗎？當然不！去過日本留學的都知道，他們的漢學研究水準整齊，比起許多中國同行還要嚴謹，但是班上的授課語文依然是日文而非中文。即便像醫學等「普世性」學科，老師教書時說的還是日文。一所大學用什麼語言教書，看來固然與它的學術水平之高下沒有直接關係，恐怕也不是它能否吸引留學生的關鍵。香港大多數的中學一向號稱是英文中學，結果教出來的學生既不能「尊享」中文，英文也上不了大場面。日後「中文」成了「英文」，效果實在令人擔心。還好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名不易改動，如果它真要變作「香港英文大學」，港大必定第一個出來反對。因為要是多了家「香港英文大學」，豈不顯得「香港大學」可能是間說中文的大學。
2007年2月9日星期五
梁文道：管理月經
【都市日報-兵器譜】有些來港活動的女性性工作者總是不忘服用避孕藥，不只是為了避孕，更是為了控制月經，使它更有規律，同時還可以減少經期的痛楚。對於性工作者來說，月經是阻礙她們維生的大敵，這一點我完全可以理解。只是我們很難想像，原來某些地方的工廠也常發避孕藥給女工，其目的也是為了控制月經，減少月事引致的工作效率下滑。但和性工作者自願服藥以提高產能的情況截然不同，這些工廠的管理者是怕一個女工的不適會帶來自己的損失。他們付了月薪聘人，自然要把工人利用至盡。
對他們來說，女工對工資的要求通常不高，又柔順聽話，簡直是最理想的勞動力。最大的麻煩恐怕就數月經了。 月經從來都是個麻煩事，而且見不得人，每個女人都自小被教導雩把它仔細藏好，每個女人也都難免以恥辱的心態去看待這些按月流出的「污血」。正因如此，所有衛生巾的廣告都得強調自己防滲防漏的妙效。這些廣告的拍攝方法本身就說明了人對月經的恐懼達到了什麼地步，它們的色彩總是一片輕柔的無垢雪白，好完全迴避任何與血液有關的聯想。就算真要用液體在鏡頭前示範衛生巾的吸水能力，不知道為什麼，那些液體也一定是藍的。難怪我有個電視看得太多的小侄子到了十二歲那年，還以為月經是藍色的。
去年離世的美國政治哲學家艾莉斯·楊，在其遺著《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中專開一章來談月經的問題。她敏銳地指出，在我們這個社會裡面，「正常的身體、預設好的身體、每個理當如此的身體，都是不會從陰道中流出血來的身體。因此要『成為』自然，就得被視為自然，來經的女人不可提及自己流血，還得藏好一切證據」。 這當然是因為所謂「自然的身體」，其標準是以男人的身體來設定的。這種男性的身體標準無處不在，尤以工作場合為最。艾莉斯·楊又說：「月經使得學校和職場等公共體制中的女人有其特別的需求。學校、職場及其他科層式平等的公共體制，預設了一種有著標準需求的標準身體，而這樣的身體是沒有月經的。」結果自然是一系列的不公平，比方說美國某些工廠限定了工人上廁所的次數與時間，完全不考慮女性的生理需求，沒想到經期中的女性使用廁所的方式有別於一般男性。 這位女性主義健將或許不知道同樣的情況在中國只會變得更糟。在這裡，大部分工廠也都嚴限工人上廁所的時段，它們比起美國的同業幸運的地方是幾乎用不著擔心給人起訴性別歧視的風險。至於前面提到的那些發藥給女工的廠商，更是毫不掩飾他們視工人為單純生產工具的用心，直接而粗暴地管訓女工的肉體，盡其所能地使之成為沒有月經的標準身體。
香港社會學家潘毅在其一部研究打工妹的重要著作《中國製造》裡說過，她們當前活在雙重的壓迫之下，一方面是改革開放之後的新興資產階級，另一方面則是傳統的父權制度。看這些發避孕藥給女工的工廠，就知道潘毅所言不虛。把工人的身體當做純粹的生產機器，這是無良資本家及管理者的慣技；以男人的身體標準要求女人，則是父權意識形態的體現。女工何罪？竟連最私己的生理現象也要接受管束，而且投訴無門，無法可依。看來除了血汗工廠，中國還有不准流血的工廠。
梁文道：慎談文化入侵，多談故宮定位
【南方都市報-知道分子】我還記得當年第一次走進北京故宮的時候是什麼感覺：一陣錯愕。我以為這座世上最大的皇宮，中國人引以為榮的建築瑰寶，今天就算喪失了羅浮宮的奢華，少了東京御苑墻外的靜穆，至少也是體面的。最起碼，它得有世界級國寶博物館的莊重。
然而，在穿過故宮大門之後，我看到的卻是幾塊繪上了清宮人物畫像的木板，臉部挖了孔洞，好讓游客把臉湊進去扮演皇族拍照留念。這明明是三流仿古游樂場的惡俗玩意，怎能放在堂堂紫禁城內呢?再看兩旁的商店，蒙塵窗口上貼了幾張搖搖欲墜的紅紙片，拼出「紀念品」和「商店」等字樣。且不要拿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和倫敦大英博物館的專營商店來比了，這等門面恐怕連一般中等商場里常見的連鎖成衣店都不如。當時我看見這等光景真是又難堪又心痛，但是我又安慰自己，國力不強，文化發展水平還不夠高，一時達不到世界第一流水准也是正常的。假以時日，必有改善。
十幾年過去了，再進故宮。那種胡鬧的樂園式配套設計依然沒有多大改善，只是多了一家星巴克(Starbucks)……
最近中央電視台主播芮成剛在博客里炮轟星巴克，說它把分店開進北京故宮是明目張膽的文化入侵。於是引來內地網民的熱烈討論，有人支持他，要求星巴克滾出去；也有人反對他，說這是不尊重合約精神，人家簽好了約就有權留在此地。
其實在判斷這是否文化入侵之前，大家的討論不應忽略一個重要的基礎層次，那就是故宮管理當局的責任。星巴克在商言商，哪里有游客就哪里去，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問題是場地管理者為什麼會放它進來呢?我說的還不單是文化入侵這類很容易引起情緒反應的「民族大義」問題，而是管理機構想為場地營造出何種整體形象的問題。
好比一家商場，主事者自會為它選擇合適的商店，以配合整家商場的形象與格調。北京半島酒店不會讓永和豆漿進去開業，香港置地廣場也容不下麥當勞，哪怕它們出得起再多的租金；而一間針對低消費階層的百貨公司則根本不會費心拉攏高端客戶。同理，一間有水平的博物館也必須明白它營造出來的環境就是它留給游客的印象了，更不消提故宮這種世界文明遺產。
主事者在設計整體形象的時候要先回答幾個問題，首先是整個場地的定位：它是一個非常嚴肅神聖的地方，還是一個老少鹹宜的教育中心呢?它是一個面嚮全球游客的國際化休閑場所，還是一座純粹的民族文化聖殿呢?然後就要探討里面該有的配套設施了，例如它可以像韓國故宮那樣完全杜絕商業活動，也可以學習羅浮宮的順應潮流。接下來他們要顧及細節，從導游手冊的平面設計到所的環境安排，全是整體形象的一部分，半點也不能馬虎。
以故宮的現狀看來，它最大的問題還不是讓美國連鎖咖啡店輕易進場，甚至也不是我之前所說的沒有品位；而是它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誰，不曉得要給人留下什麼印象。與其爭論高而大的文化入侵，大家不如一齊探討故宮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本版言論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梁文道：吃飯吃出了一個社會
【飲食男女】除了寵物，動物之中大概只有人類是會有規律進食的，每日三餐。雖然沒人規定這三餐該在什麼時刻吃，但大家都明白它們有自己的合理時段。你絕不會把半夜的消夜當做早餐；就算吃的都是一碗公仔面，但只要時間變了，它的名字和概念也就不同了。按照不成文的習慣，早餐首先是早上起床之後吃的第一餐。假如某一日你起床起得晚了，當然可以把午飯當早點；可是只要這天你約了人中午見面，你就一定不會和朋友說「讓我們一起吃早餐吧」。因為按照習慣，中午那段時間吃的東西叫做午飯，而早午晚三餐自有其模糊的時間坐標。
很明顯，人的這種獨特進食模式不是來自動物的本能，而是一種因適應環境後天養成的習慣。但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現代社會學的奠基者之一、德國的西美爾（Georg Simmel）曾經寫過一篇很有趣的小文章《飲食的社會學》，他指出人之所以定時吃飯，是為了要和其他人同桌共食。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沒有每天三餐的規律，不限定吃這三餐的時間，我們就很難和其他人一起吃飯了。而和他人共同分享食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一種非常有社會意義的行為。
快到農曆新年了，中國人講究一家團圓，這團圓的最大象徵就是一家老少一起吃一頓年夜飯。組織家庭之前，一對情侶談戀愛，上街拍拖，二人晚飯難道不是其中最重要的節目之一嗎？畢業在即，要感謝老師的教導，同學們多半會籌備一次盛大的謝師宴。老友裡舊，很少會相約行山甚至看電影，通常還是要在飯桌上閒話家常。子女長大了，各有各的生活，偶爾回家吃頓晚飯喝碗湯水，就是保證親情持續緊密的良藥。而且，別忘了中國人有多少買賣都是在餐桌上完成的。就算不和新夥伴談大買賣，公司同事一起吃午飯的時候說說老闆壞話，豈不也是紓緩工作壓力增進彼此情誼的方法？
更不要忽略婚宴與喪禮的「解穢酒」，幾乎人生之中所有重要的儀式都少不了同桌共食的環節。假如沒有一起吃飯這種習慣，我們的社會根本就不能正常運作下去。西美爾認為就是為了讓大家有飯聚的機會，人類才會慢慢發展出每日三餐，而三餐各有定時的常規。尤其是繁複的現代社會，這套規律更使得大家可以在各自忙碌的日常勞務之中找出空當，過自己該過的社會生活。
人類實在是一種奇異的生物，我們居然能夠和一些才認識沒多久的人共桌飲食。甚至，我們可以約一個從未見過的人吃飯，第一回見面就是在飯桌上。這對其他動物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見過野狗在街邊搜尋食物的情景嗎？假如有一頭野狗正在大快朵頤，其他陌生的狗是不能隨便靠近的，就算不衝過去一起分食，只是呆呆地雙眼瞪視，也是一種極具挑釁意味的威脅，那頭啃著飯余菜渣的狗必將警覺，露出白森森的牙齒，發出威嚇的低吼。
著名靈長類學家珍·古道爾曾經長年觀察黑猩猩的生活，看看這些與人類基因最貼近的動物怎樣建立它們的家庭和社會。她發現即使是這麼像人的動物也不大輕易接受共食的行為。黑猩猩在進食的時候自有一套儀式，在這套儀式之中，群體成員不斷地確認彼此的關係和既存的權力分配。人類和其他靈長類的分別實在不如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大，因為每一次同桌共食，於我們而言，也是一種重複確定社會地位與權力高下的儀式，只不過我們的方式看起來比較文明比較有禮貌。我們讓最值得禮敬的人先入座，而且還要讓他坐首座；我們把最好的東西放在他的面前，布菜的秩序也是由他開始；最後，要是他沒先動筷子刀叉，我們是誰也不敢亂動的。一起吃飯，因此是一種社會儀式，一種確定社會關係和認識自己身份地位的儀式。
年尾的公司團年飯是儀式，一家人的年夜飯更是儀式。我們可以想像所有的飲宴飯都是儀式，而這些儀式有大小之分，重要的程度有優次之別。如果你單身，情人節晚餐必須一個人吃，那就真是一件值得珍惜的幸事。唯其如此，你方能體會何謂分享。
我們常聽人說，重要的不是吃什麼，也不是在哪裡吃，更不是花多少錢去吃，而是和誰在一起。可是在情人節前的一切飲食信息與媒體廣告裡面，我們獲得的卻是相反的信息，以為菜式越豐富精巧，環境越溫馨浪費，甚至付的價錢越高，我們的情人節就越難忘。
分享，本是最神秘的一種狀態。比方說看見河岸的樹上棲息了幾隻越冬的白鷺，小孩會很興奮地拉著媽媽的手大叫：「快看！」為什麼看見了有趣的東西也想叫媽媽看到呢？難道多了一個人幫眼，白鷺的數量會多了幾隻？還是它們會變得更可愛更優美？當然不，只是因為我們想讓自己所愛所關懷的人與自己同喜，讓他也感到興奮，或者讓他見證我的興奮。
不用黃山云海，不用威尼斯的日落，不用任何人間罕得幾回見的奇景，即使是最平凡不過的一段路，最普通的TV Dinner，有人分享，那就是一種滿足了。情人的晚餐也當作如是觀，東西好吃固然可喜，難以下嚥也算是段可以說上很久的體驗。廣東話的「一齊」與「行埋」都有這層意思，兩個人戀愛了叫做「佢一齊」；而「一齊」就意味彼此今後多了一個分享的夥伴。
然而人生在世，注定是個體；你的喜悅，再親的親人也難完全分享；你的傷痛，再好的朋友也不可能體會得到。於是我們反過來更想向其他人靠近，明明知道親身的經驗是別人不能共享的，但還是希望那與人親密的感覺可以消解一己的孤獨。
經濟學教科書告訴我們，可消耗的物品有兩大類：一類是私人的（private goods），另一類是公共的（public goods）。公共物品的典型是空氣，每個人都需要，而且誰也無法獨佔，你吸了一口不表示人家就得少吸一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反觀私人物品卻絕對是個人獨享的，例如一塊面包，你吃掉它就表示其他人吃不到了。私人物品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那就是它只能對一個個體發生效用，一塊面包的效益就是讓一個吃它的人感到滿足。
經濟學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曾想藉著人類同桌共食的習性打破這個二分法。他認為飲食滿足的絕對不僅止於個體，它還能夠帶來集體的效益，例如一齊吃飯培養出來的情誼與團結。
耶穌最後晚餐時，耶穌對著面包說，「這是我的身體，你們大家拿去吃」，然後將它掰開分給門徒。這個儀式完成了把面包變成基督肉身的神奇轉化，使得門徒參與了耶穌的犧牲，名副其實地「活在基督之中」。在分完面包與葡萄酒之後，耶穌先是表明此乃「新的盟約」，再吩咐門徒「以後也要這樣做以紀念我」。於是「領聖餐」就成了日後代代相傳、全天下基督徒之所以為基督徒的重要儀式，成了新約的見證。
這個儀式的意義正在於它想打破食物的根本特性。你分到的那一塊餅與兩千年來無數基督徒所領受的都是「同一」基督的身體，大家居然可以無盡地分食「同一個」東西。所以最後晚餐是最終極的同桌共食。對於信徒來講，他們做到了其他人都做不到的事，那就是每個人口中的東西竟然是完全相同的。如果同桌吃飯是為了打破自身的孤立，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那麼最後晚餐就是要使得基督徒達到一種不可思議的團結，因為他們不只共桌，而且是真正地「共食」。
2007年2月7日星期三
梁文道：中國為何不會笑？
【都市日報-兵器譜】當然中國也有一張笑臉，然而那是種甚麼樣子的笑容呢？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外間在媒體上看到的中國式笑容是這樣的：一群農民在田地裏看飽滿的麥穗露出心滿意足的微笑；一幫工人對東升的璀璨的旭日張牙咧嘴地歡笑；領導到地方巡視時則多半有一群幹部加百姓圍他鼓掌微笑；無論是當年雅典奧運會，還是中央電視台每年一度的「春節聯歡晚會」，都有一堆小姐或者小鬼搖頭晃腦，不知所以地鼓紅樸樸的臉蛋傻笑。這些笑容多半是僵硬的，多半是種表現；更嚴重的是它們總讓人聯想起宣傳裏的標準四字詞「歡聲笑語」，似乎有一個老師在看一班學生上笑容指導課，不准不笑。
這幾年來，美國窮兵黷武妄自尊大的形象深入人心。但是每年年尾的白宮記者派對還是會在報紙的國際花絮版上搶到一點位置，為她得回哪怕只有那麼丁點的好感，因為大家喜歡「第一家庭」自己拍的DV短片，喜歡看見他們得厚臉皮接受記者們的挖苦調侃。至於美國的難兄難弟英國，也還有她獨特的英式幽默。例如時常出入唐寧街10號的著名流浪貓「韓弗瑞」(Humphrey)，自從首相夫人不喜歡牠的傳言散布開去之後，首相府就急謀對策修補形象。其中一個辦法是讓唐寧街10號的管家板起臉嚴肅發言：「很多人說韓弗瑞是大英帝國首相的貓，我個人覺得這是過高的升職。事實上牠頂多只是一頭『內閣貓』，因為牠常在內閣大臣開會的時候出現。」
或許我們還不能期望溫家寶在記者面前展示他開自己玩笑的短片，也很難想像中南海傳出任何寵物晉身國家領導的故事，到底是國情不同。可是我們應該讓這個正在癡迷於威武大國想像的國家變得有幽默感一點，不只是讓外國鬆一口氣，覺得這個來勢洶洶的新興強國其實也挺可愛；更能叫人民感到「親民」二字原來不只是一種說法。
要怎麼做才能產生幽默感的形象呢？這卻又不只是包裝工程的表面工夫，更是整個政府基本思路的問題。因為任何的幽默感都來源於寬容，而寬容則意味要接受不同的言論、不同的出版物和不同的電視劇。寬容是官員不能因為有人散發嘲笑自己的手機短訊就將其人入罪，寬容是官員不能對一群出版商兇神惡煞地要「因人廢書」，寬容是官員不能對記者說要好好整頓電視劇以正社會風氣。
這是甚麼年代啦？每一個政府幹部對內的講話都會外傳成為中國表情的一部分，這表情是嚴峻還是和藹，就全看政府對待言論與文化時表現是否寬容了。下一回要是再想禁書，他們真該想起哈薩克斯坦的範例，看看自己打算為中國換上副甚麼表情。
2007年2月5日星期一
梁文道：不會笑的中國
【都市日報-兵器譜】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向來都是令人頭痛的問題，最近橫掃全球的電影《波叔出城》(Borat: Cultural Learnings of America for Make Benefit Glorious Nation of Kazakhstan)更是一顆超級炸彈，一方面破盡美國所有的言論禁忌，惹來數十宗誹謗官司；另一方面則對哈薩克斯坦極盡醜化詆毀之能事。
美國那邊的官司打成甚麼樣還沒有下文，倒是原來氣得撞牆誓死追究的哈薩克斯坦政府來了一百八十度的態度大轉彎。
他們發表了一份公開聲明，表示：「我們最好有一些幽默感，而且尊重他人創作的自由」；又說：「以法律訴訟為藉口對藝人進行威脅是毫無用處的，這只會進一步損害國家的聲譽，並且讓波拉特(Borat)更受歡迎」。他們甚至發出公開邀請，希望波拉特有空的話不妨到哈薩克斯坦玩玩，親身體會一下這個國家的風土人情。據說哈薩克斯坦政府很有可能公映這部電影，讓國民與全世界的觀眾一起見識一下這部笑得大家人仰馬翻的電影。
看到這個聰明的決定，我想有不少人都會對這個中亞國家頓生好感，就算不一定真的會去「玩玩」，也想多認識她一點。近年人人爭說「軟實力」，都認為在國富兵強之外還要注重文化的影響。所以中國政府才在海外遍開「孔子學院」，希望傳達出一個美好的大國形象，讓別人想起中國的時候不只是在腦海中浮現在各式各樣印「Made in China」的商品。那麼我們就得學習波拉特和哈薩克斯坦合演的這齣峰迴路轉扣人心弦的喜劇了，它可說是討論國家形象的最佳教材。
如果有人搞一個調查，衡量世界各國的幽默指數，我想中國就算不用排到百名開外，肯定也不會輪上前十名。沒錯，中國人很多「惡搞」，中國的老百姓更懂得在手機和網絡上傳播數之不盡的「段子」；但要說到整個國家的對外形象，我想沒有多少人會以為這是張笑咪咪的臉孔。因為這張臉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決定的，而我們的政府則向來不以幽默感著稱的。
2007年2月4日星期日
梁文道：哲人已萎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皮爾長老生前曾經長年位居法國最受歡迎人物榜榜首，其間當然也有其他人超越過他，例如戴高樂將軍和球王施丹。不難猜想，他一定是媒體的寵兒，也極善於和媒體打交道。其實早在無家可歸者自助組織「厄瑪烏」成立的最初，他就開始玩起媒體的遊戲了。我所說的遊戲，是個名副其實的電台遊戲節目，當年皮爾長老為了籌款粉墨登場，結果他贏了二十五萬六千法郎回去。
或許我們這個時代太過紛亂，所以大家總是期待一個良心指標。即便明智如大思想家柏林（Isiah Berlin）也曾說過他有一個朋友，「總是正確。每當我不知道在混亂的局勢中應該如何選擇，我就跟隨他的決定，這保證不會在道德上犯錯」。皮爾長老就是這樣一座道德燈塔。在多事的二十世紀裏，他反對過法國在中南半島的殖民政策，反對過阿爾及利亞戰役，抗議過西方世界對越南船民的冷漠態度，聲討富裕國家丟棄多餘農作物的作法。在這一長串的社會事件裏，他或者對鏡頭發怒（有人說這叫「聖怒」），或者撰寫檄文，或者走上街頭，或者進入國會直斥一群低頭默不作聲的國會議員（他們知道他就是那個二戰期間的民族英雄，「良心起義」的發動者，曾把最高榮譽騎士勳章退回去的聖人）。甚至到了七十高齡，他還絕食示威。又有一回，他已經八十多歲了，為了聲援一批境況可憐的非法移民，他竟然把自己鎖在一家教堂的鐵欄上，與警察對峙。事後回望，他在這些艱難的處境中有哪一回不是本最嚴格的道德要求而戰呢？
然而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皮爾長老一向同情巴勒斯坦人，乃至於他在1996年居然支持因在著作中懷疑納粹大屠殺而惡名昭彰的喬加勞（Roger Garaudy），結果惹來罵聲一片。幾個月後，他終於向公眾道歉，承認自己根本沒讀過加勞的書。好在皮爾長老曾經有過冒生命危險拯救猶太人的紀錄，大家很快就原諒了他。
皮爾長老能言善道，他的文筆也相當之好。在其芸芸英譯著作之中，我最喜歡的是他的《懺悔錄》。在這本書裏他向公眾坦白，自己在二戰的時候曾經破過守貞的戒條，和一名合唱團的女團員發生過性關係。他說：「生活中最難的就是守貞的誓言了，它導致了與女子溫柔的徹底脫離」。他毫不畏懼這麼做會嚴重打擊他累積了五十年的威望，只因為他明白自己是天主的僕人，應該謙卑，無欺，時刻自省。正因如此，他這部動人的懺言不只沒有抹去他的榮耀，反而更加叫人認識到一個忠實信徒的坦蕩光華。
不過，一直被人認為遲早要封聖的皮爾長老卻令梵蒂岡非常頭疼。一方面，有人說他是「唯一使得法國天主教會仍然擁有公信力的人物」；另一方面，他公開支持女性出任神職，甚至維護同性戀的權益，而這都是保守的當今教廷所不能容忍的。
皮爾長老似乎總在爭議的中心，所以他很難不成為媒體鍾情的焦點。但是他卻很不喜歡自己的風頭，不時就要避開鏡頭與燈光，並且請求大家讓他退出甚麼「最受歡迎人物」的選舉。正如他自己在書裏所說的，虛榮與愛無關。他透過媒體呼求的不是虛榮，而是愛。
儘管如此，媒體絕不會輕易放過他。一月二十二日，一生飽遭心臟病、肺炎、白喉、骨折、帕金遜症折磨的皮爾長老終於因為肺部感染去世，回歸天國。全法國的報刊都在頭版刊出他的遺像。其中最叫我難忘的，是一張黑白照片，焦點是他那根孤懸的手杖。彷彿暗示，哲人已萎，更有誰能接下這根木杖？
2007年2月2日星期五
梁文道：room service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難免覺得，自己已經老了，因為我想談一談酒店房裏的room service（客房送餐），不是要說哪一家酒店的水準高東西好，而是一個人為甚麼會叫room service？吃room service的狀態又是種甚麼狀態？
會叫room service的，大抵有兩類人。第一類是極有計劃極有目標的商務旅客。比如說早上起床，花不起時間到樓下咖啡店排隊，吃那看似省事實則費時的自助早餐。除非約了早餐會議，否則還不如請人把早餐端到房裏，一邊更衣一邊看CNN的新聞一邊端碗牛奶麥片，雖然匆匆但卻又從容自在。由於早餐吃得不慌忙，吃得舒暢，出得門去，不難流露一股幹練自信的神色。
這種形態要是走到了極端，竟可以足不出戶，一日三餐連帶下午茶都在客房內解決。我試過一次，身在異地，兩天裏真的沒離開過酒店，要見的人大多在房裏見。中飯完了就是午後的咖啡；再看窗外天色向晚，於是進酒；黑了，就吃晚飯；一輪輪的客人（真奇，我到了別人的地方卻居然當起了主人），出出入入，房裏小桌上用過的碗盤刀叉連換都換不及。
其實我是很討厭room service的，與食物無關，而是既然出門在外，為甚麼要花那麼多時間躲在房裏呢？與其傻傻坐在電視機前吃凱撒沙律，為甚麼不披上外套，出去逛逛、搜索和探險呢？因此我曾經熟悉很多城市的消夜去處，總是搭夜班飛機，到了酒店放下行李，就立刻上車去一間不打烊的酒吧、排檔或咖啡店。我曾經相信，這才是一個具有好奇心的食客與旅人應有的態度。
可是，最近我開始倦了。我覺得夜裏到一家廚師閒得可以坐出來看電視的韓國小館裏，聽電視上陌生的語言，然後一個人用一瓶真露送海鮮燒餅；又或者坐在某間設計精巧、人人衣著入時的熱鬧酒吧裏；真是十分十分地寂寞。
終於我成了第二類會叫room service的人了，也就是老人。現在我寧願在寒冷的夜裏躲在客房，扭開一瓶不知放了多久的小白蘭地，倒進性格模糊的玻璃水杯，一飲而盡，然後翻看餐牌。其實也用不怎麼翻，反正全世界酒店的room service都差不多，菜式都是那些，東西也不叫人意外，我閉上眼都數得出來它們有甚麼。如果身在亞洲，一定有一頁「亞洲特色」，其中一定有印尼炒飯。再不就叫三文治吧，幾乎每間酒店都有冠上自己名字的「招牌三文治」；相信我，雖然名字不同，其實它們都是一樣的東西，所以放心叫吧。
當你習慣了外遊，或許有一天，你也會開始厭倦驚喜，不想再在凌晨兩點的時候尋找異國風情的刺激，甚至不想去那些標榜個性的精品酒店。不，我只想重複，我要一間關了燈、摸進去還能準確打開電視機的標準客房。不知道為甚麼，很多平常我絕對不會去電影院甚至也不會買一張光碟回家看的電影，這時候都顯得特別好看，例如那些警匪鬥智鬥力結局出人意表，又或者一個美女莫名其妙地愛上一個傻小子的無聊電影。
在一間平庸的房間看平庸的電影，就是吃平庸的room service的最佳狀態了。旅次之中已有太多的不確定，甚至生命裏也有太多的起伏，只有這一刻是我唯一可以掌握的時刻。某些城市有不少有趣的朋友，我知道只要按一個電話，他們就會帶我去好玩的地方，吃喝閒聊一整夜。可是我沒有，我還是坐在床前盯電視，自己吃自己的一碗麵（那些麵條通常都泡得發軟）。吃飽了站起來看窗外街景，偶爾會想打個電話，但是不知道該打給誰，於是又放下電話。忽然間，萬念俱灰。
我想起在美國公路上旅行的日子，每一條高速公路都是一樣的，路邊的風景是一樣的，加油站是一樣的，diner（路邊小食店）是一樣的，咖啡一樣難喝。甚至連坐在吧台上戴帽子的那些貨車司機也都像是同一批人，他們來了，又走了，永遠在路上。我一直這麼開下去，不知何處是盡頭，這就是吃room service的狀態了。
2007年2月1日星期四
梁文道：梁家傑的選擇
【明報-陣筆】如無意外，曾蔭權今天就要正式宣布參選特首了。在這場結果早定的選戰裏，曾蔭權實在擁有太多優勢，其中一項比較為人忽略的，就是他沒有解釋參選理由的包袱。雖然他一定會宣布一套堂皇的說法，告訴大家他如何「身流香港血」，又怎樣「心中有家國」；但大家都只會把這些言辭當作必要的形式，過一過場就算了。畢竟有誰會去認真計較一個政治人物出來參選的理由呢？
但梁家傑的處境就截然不同了，因為他是泛民主派推舉出來的候選人，所以他背負了先天的原罪，他需要面對質疑，他需要承擔後果。
20 多年來，激進與溫和這兩種路線的選擇一直左右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是該打入建制呢？還是在建制以外衝擊它？是該參與遊戲以求漸進改變遊戲規則呢？還是拒絕遊戲好等待它自己走向終局？這是一個始終沒有定論的兩難選擇。主張溫和路線的，害怕要是不趁早加入遊戲，遲早會給人拋得愈來愈遠，永遠也改變不了現狀，所以寧願做一點「策略調整」，暫時讓步（這就是民協當年決定參選臨時立法會的理由）。主張激進路線的，則認為追求民主公義不能光談策略，忘記原則，手段要是有問題，那就全盤皆輸了。所以不能隨便參與建制的設局，而要在建制之外「累積市民追求民主的力量」（這就是泛民主派議員當時否決曾蔭權政改方案的主要理由）。
20 多年了，香港仍然見不到全面普選的一天。溫和派可以據此指摘激進派不夠明智，沒有趁早加入遊戲，厚植實力；而激進派也能夠反駁，抨擊溫和派投降妥協，否則早就逼得政府完全喪失統治的合法性了。有趣的是，在這種討論裏面，通常被視為「不務實」的激進派往往能夠佔取道德高地，說話理直氣壯，逼得溫和派必須被動地解釋自己行動的意義。
梁家傑現在背的就是這種包袱了，他必須向王岸然等評論家解釋自己參選特首的理由，他必須向黃毓民、梁國雄等民主派同道證明自己的做法是對的。他要對付自己人的懷疑。大家應該記得，梁家傑當初向泛民激進路線解釋的時候，最強調的一點是要透過參選特首去「突顯現存制度的荒謬」。換句話說，在人人都知現存政制很荒謬的情底下，梁家傑還要以行動進一步暴露它的荒謬。假如這就是他參選的目的，那麼我們接下來就該問要怎麼做才能暴露這個制度的荒謬了。答案其實很簡單，那就是他必須在民意調查或者全民公投裏戰勝曾蔭權，卻在選委會投票中落敗。一個數百萬人眾望所歸的人物卻輸在只有800 個人的小圈子手上，難道這還不叫荒謬嗎？
問題是梁家傑要怎麼做才能輸了選舉卻贏了民意呢？以現時的情來看，梁家傑似乎正和曾蔭權拼政綱鬥宣傳，一方面在抨擊政府錯失的同時提出自己的方案，另一方面則不停落區並且公開挑戰搞論壇。這是一個最正常的選舉工程，也因此應驗了梁家傑陣營用以打動中間派選委的那句話： 「搞一次有競爭的選舉」。不錯，這是最正當的選舉工程，也的確博得了許多政治取向不鮮明的中間派；但這麼做就能戰勝曾蔭權嗎？
恐怕很難。因為曾蔭權為官30 多年，熟悉各項政策與政府部門的運作方式；又擁有龐大的行政資源，能夠動用手下集思廣益，雕琢出漏洞較少的可行政綱。而這一切正好是梁家傑的弱項。別的不說，光看曾蔭權陣營最近提出的空中交通擠迫問題，梁家傑可能就連想都沒想過，更談不上如何招架。雖然梁家傑也有一些像要求城規會獨立於政府架構之外這類獨到的見解，但是在經濟政策等多方面重要範疇，他一時之間還是難以正面迎戰曾蔭權。這麼搞下去，他可能不只做不到贏取民意，突顯制度不公的目標；反而會讓曾蔭權在小圈內外都大獲全勝，徒然替對手和整個制度增加了認受性，令人覺得選委會選出來的特首其實也不太壞。
所以梁家傑最該打的還是政治牌，專注而持續地高舉普選旗幟，鞏固民主派支持者的基本盤。換句話說，他不該把力量消耗在所謂的「務實」路線，讓對手從容地在具體政策上與之周旋；反而要回歸泛民主派的原點，把整場選舉定位為「民主對寡頭」與「進步對保守」；將對手打成既得利益階層的護航人，使自己變成爭取民權的先鋒隊。這才是唯一可能在民意戰上獲勝的正道。然而，自從曾蔭權屢次針對性地拋出「務實」的說法之後，梁家傑陣營似乎就陷入了被動的陷阱，不只沒有大力提倡當選之後立刻實施雙普選之類的宏大願景，反而想處處證明自己其實也很務實。結果我們現在看到的局面不是一個民主派領袖如何挑戰現有建制，而是兩個候選人正在認認真真地競選。這個結局又怎能叫社民連等激進民主派滿意呢？你出馬的原意是要指出這場選舉從頭到尾就不是一場有競爭的選舉，怎麼現在卻變相地把它變成一場似模似樣的真正選舉，還要讓對手光榮勝出呢？
不過，民主派激進路線眼中的壞事或許卻是溫和派的美事。因為透過這種正常的選舉運作，他們可以趁機學習整個政府機器運作的方式與邏輯，逐步培養一個全方位的政策視野，接觸更多以前沒有觸及的界別團體，挖掘未曾有過的資源網絡，建立更廣闊的人脈甚至班底，更不用說整個團隊組織的操練強化了。也就是說，這場選舉可以增加泛民主派的能量，厚植其資本，為它帶來更大的影響力，甚至做好未來執政的準備工作（如果有這麼一天的話）。
於是梁家傑就掉進了兩難的處境。想回應激進派的質疑，想暴露現存政制的荒謬，他就要清脆地在民意戰場上擊敗曾蔭權。如果他想形象鮮明地剋敵制勝，他就不該和曾蔭權糾纏在政策實務上，反而要專心地打民主牌。可是這麼做的代價則是鞏固了民主派只懂反對只懂叫口號的固有印象，嚇走了持觀望態度的中間派與不同界別的利益群體。假如他認真地去和曾蔭權比務實，他多半會間接地幫助了曾蔭權得到本不該有的認受性，違背了「突顯制度不公」的原意。不過整個民主派則因此獲得更多的政治資本和經驗，並且有機會改變中間派對他們的偏見。到底是要衝擊現有制度，還是先配合它再圖謀將來呢？看來梁家傑陣營選擇了後者。
梁文道：係時候睇通勝
春牛圖
梁文道專訪董橋：讀書、文章、做人
梁：董先生，你之前在電話裏說不可能介紹你最喜歡的書，這是為甚麼？
董：因為老了，我就覺得沒有一本書是最好的。在我們老人家心裏面看，好書無非就是裏面有一些段落好，它不可能全本都好。比如說季羨林的書我肯定會看，它好就好在他寫出了那一代人經歷過的氣氛，氣氛是好的；然後是那些資料，對我們下一代人寫東西有用。
楊絳的東西也是一樣，文字當然好。但你說她的書算不算是經典？根本沒有經典這回事，書好的都是某一個段落好，某一個chapter好，或者是某一個conclusion好，它不可能完美。包括現在所有的經典，英國的、美國的，海明威也好，當你全部再重看的時候，就會發現瑕疵。
季羨林、楊絳這些作者，我一定很仔細去看，在我這年齡的人看起來，就是給我們一個啟發，他的文章寫得那麼淡，你自己寫的時候你怎麼去處理呢？你會不會走他那種淡的路呢？你走不走得了呢？這個是我想的東西。
我發現，每一本書跟漂亮的女人一樣，我看到漂亮的女孩子，我會心動，我會想抱抱她，可是我不會想到要跟她結婚，當你靠近她的時候，你總是會發現一些缺點，你距離遠一點看的話，很漂亮，很迷人。書也一樣。
梁：你是不是年紀大了以後，眼光挑剔了。
董：所以這是老年的悲哀，也是老年的bonus。悲哀是沒有了年輕時候的，因為你看到的人生，不是那麼容易就有joyful的東西在裏面；它是你的bonus，因為人生不可能是完美的，就等如一本書不可能從頭到尾，from cover to cover都是完美的，這是不可能。
所以你現在要我推薦好書，像給學生寫書單，我就會叫你自己去摸吧。嘿，老了就狡猾。至於我下一代人寫的書，我大概挑來 看，不是吹捧誰，陳冠中的我會看，你的我會看，馬家輝的我瞄一瞄，陶傑的東西我天天在報上看，沒有了。
大陸呢，老實說，文字寫得好的，真的沒有幾個，就像陶傑講 的，他們的文字污染了。比如說像陸灝這樣子算很好了，能夠在六百、七百字的專欄裏面，安排成這樣的一個敘述。可是，我也不能要求年輕人太多，你們的文章每一篇裏面有多一點自己original的看法就好。可是怎麼樣把那點originality化在你的文章裏面呢？這是我一路想說、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我現在看書不留書，看完後我就送給會喜歡它的人。這樣感覺上可以保持我的originality，我會受它的影響，可是我不要它擺在我身邊，我寫文章的時候就不會受它影響。
文章
梁：寫作的人當然也會看很多書，但是剛聽你那麼講，我覺得你是完全自覺地從作者的態度去看。比如說，你會很留意人家的文章怎麼安排，然後再問自己，換了是我會怎麼寫。
董：書在我手上，它的作者死掉了，我就像在瞻仰他的遺容，他的遺容很靜，一點都不動。這時我的感覺會很靈敏，如果他寫得不好，我看兩眼就扔掉；寫得好，我就會試圖感覺他寫的時候在想甚麼，他想怎麼樣安排。有的作家好在那裏？好在他肯經營，而且他讓你看到他的經營。過去所有的理論都說不要太經營，錯了。那要看你的斧痕有多深，太深太露就不好，有一點斧痕才看到價值所在。例如楊絳的文章，看多了，我發現真的有斧痕，她的東西一定改過。後來我問她，她果然說有。我想就是這樣，再平淡也要有經營。
我現在看書不留書，看完後我就送給會喜歡它的人。這樣感覺上可以保持我的originality，我會受它的影響，可是我不要它擺在我身邊，我寫文章的時候就不會受它影響。
文章
梁：寫作的人當然也會看很多書，但是剛聽你那麼講，我覺得你是完全自覺地從作者的態度去看。比如說，你會很留意人家的文章怎麼安排，然後再問自己，換了是我會怎麼寫。
董：書在我手上，它的作者死掉了，我就像在瞻仰他的遺容，他的遺容很靜，一點都不動。這時我的感覺會很靈敏，如果他寫得不好，我看兩眼就扔掉；寫得好，我就會試圖感覺他寫的時候在想甚麼，他想怎麼樣安排。有的作家好在那裏？好在他肯經營，而且他讓你看到他的經營。過去所有的理論都說不要太經營，錯了。那要看你的斧痕有多深，太深太露就不好，有一點斧痕才看到價值所在。例如楊絳的文章，看多了，我發現真的有斧痕，她的東西一定改過。後來我問她，她果然說有。我想就是這樣，再平淡也要有經營。
至於張愛玲，我真覺得她好，她好在不怕把她自己全部擺進作 品。她是一個現代人，同時又是三十年代的人，那是我最懷念的時代，她把自己那個時代完全放進她的書，她的文章，她的每一句話裏。她又是個天才，不是因為她的小說佈局好、故事好；不是，而是她的文字好。她能夠在某個地方巧妙放進一個靈敏的觀察，很平易簡單的就寫出來了。你看的時候簡直想哭，為甚麼會有人看到這個東西？
白先勇也好，可是白先勇的好跟張愛玲不一樣。白先勇是一個貴公子，穿着得很整齊，隨着月亮出來，然後走到院子去，跟朋友聊聊天……，他會很着意在這個亭園裏面自己的身份是甚麼。這個亭園這個環境給他甚麼感覺，他都會寫得好。張愛玲不同，她可以到處鑽，她根本就不覺得自己是一個人，她成了一個鬼。人家看不到她，她卻在整個院子裏走來走去，甚麼都看到了。然後她挑一樣東西來寫，就像摘一朵花，隨隨便便。這就叫做落花流水皆文章，真不容易。
梁：但她的東西翻成英文就不行了。
董：當然不好，那種感覺不能用英文講。再從這點說下去，我現在怎麼看英文書？又為甚麼保持看英文書呢？因為我要那個感覺，那種真正懂英文、進到英文世界裏面的感覺，這正是現在中國作家最需要的一種東西，就是進去他人的世界。
但進去好嗎？進去不見得好，進去那一個時代的世界，又是一個學問。你要進到現代的紐約、倫敦、巴黎，跟你要進到三十年代的紐約、倫敦、巴黎，完全不一樣，對不對？所以大陸很多朋友跟我講：你們真好，懂得外國語言，你們的文章就有特別的感 覺。我承認，因為我懂一樣外文，而且很深入的懂，我就能感覺到那種脈搏。這段過程是很痛苦的，我真的死命去啃。我在倫敦 8年，發奮讀書有十幾個作家，我一本一本的看，Jane Austin、Charles Dickens……
梁：回想起來，這批經典作家之中你最喜歡誰？
董：毛姆。我十三歲、十四歲就看毛姆了，當時看了就扔掉。然後現在再看，“I am a story teller”，他這句話我永遠都會記得。Story teller是作家必須記住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很基本的想法，一個作家如果沒有覺得自己是一個story teller的話，你不會寫得好，你的文章不會好。“I am telling you a story”，你這樣想的話，你的鋪陳完全不一樣。
梁：好像現在已經沒有人要看毛姆了。
董：連找也很難找，我為甚麼要從頭看他呢？因為他很會講故事，我就看他的故事，我看他寫的人，就像我在英國接觸到的所有的英國人，有一種特別的味道。有的時候當我自己寫文章想要經營一種比較English的東西的時候，我閉上眼睛也會感覺到它。
還記得《人性枷鎖》嗎？講到Philip小時候在學校裏被人家bully，我想到我在英國的時候，我的孩子被人家bully的情況，那種感覺很真很真，跟他寫的一模一樣，為甚麼寫得那麼簡單，可就是那麼動人？難啊！只有半頁，要是把它延伸到一頁、兩頁的話，一定完了。他肯定是刪了很多東西，留下來的就很珍貴了。我就記着這點，對我寫文章會有用。現在的文章都不能寫長，一千七百到八百字的文章，你要怎麼樣經營，那是很要命的東西。
梁：文章是不是你現在，甚或是一生致力去追求的一件事業？
董：不只是追求，它還是我一生裏面最enjoy的一種exercise。
我不會期望人家怎麼看，我enjoy我自己as a writer的private life，跟我讀書一樣，是一個很私人的事。
梁：通常報紙文字是一種很straight forward的文章，你現在寫的文章在報紙上發表的時候，會不會擔心很多讀者說看不明白你的東西。
董：八、九年前因為我在寫社論，我還會考慮到這個。但是現在我完全不管，你看懂也好，看不懂也好，我不管。我完全沒有包袱，我愛怎麼寫就怎麼寫，As a senior citizen，I have a privilege。
香港
梁：就跟你看書一樣。
董：完全一樣。我覺得不要把書看成是神聖的東西，這個一定要改，第一，不要以為看書很偉大，不要以為看書很重要，完全不重要，完全不偉大，喜歡看就看，不喜歡看就不看，如果你的孩子不喜歡文字的話，讓他去玩吧，不能勉強，just take it easy。
台灣老說要營造一個書香社會。我說能嗎？可以營造嗎？營造得起來嗎？香港也是。最重要的是甚麼呢？你到香港大學、中文大學，你會看到professor在小路上散步，或者閒坐池邊嗎？None。現沒有一個學者可以在那裏sit back，讓你看了之後說：He is the Professor！這個社會會有書香嗎？很難吧。
我對香港有某程度的幻滅，也還有程度的希望。這地方太淺了，太過instant。我只希望偶然會看到一兩個比較cultural的東西，白雪仙的《帝女花》我看了，很好。可是你說香港最近十年、二十年，有沒有甚麼香港人寫的書特別好？這個是非常serious的問題。 一個社會不能產生到一個寫好書的人，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梁：董啟章呢？
董：我看再給他十年，他會從現在的路上拐一個小小的彎，他就會出來了，他現在還stuck在裏面。一個作者不能太conscious自己是個作家，就等於一本雜誌不能太conscious它是一個comprehensive的雜誌，或者是一本文學雜誌。千萬不要這樣想，不可能有甚麼文學雜誌，也不要這樣編。你就想我要做一本雜誌，在這個雜誌寫一些好文章，這就是了。也不要去想我寫的是文學，我是一個作家。我說董啟章在十年後可能會走出一個彎，是因為那時候他會看到一些他現在完全沒有辦法看到的東西。所以現在他的東西很深，很澀，你說他堅固嗎？他很堅固，可是裏面沒有窗口，這個窗可能十年後他慢慢會看到。這個窗開了以後，他就不一樣了。
梁：剛剛你提到香港的問題，你覺得香港在華文世界裏會不會比別的地方特別糟？
董：不是特別糟，而是特別叫人遺憾。她底子好，有充份的條件。很多人都懂外文，先天條件很好。叫人遺憾的是還沒有一個人，一個老師可以感化一群學生，去淘這樣可貴的資產。你有英文的底子，你有那麼多的窗口給你看外面的東西，你有最自由的資訊在裏面，卻沒有真的好好用到。人家大陸很多文字都看不到，沒有那麼自由……
然後文字又被徹底污染了。你說大陸有甚麼好作家？都是些老作家，其他人真的看不下去。一個作家不能有居心，一個作家跟一個人一樣，你必須坦蕩蕩，你必須沒有任何居心。
做人
梁：甚麼意思？
董：是做人的居心，做事的居心，生活的居心，完全在你的計算之 內，在你的calculation裏面，如果做人做得那麼calculative的話，人會有價值嗎？
梁：但是你說的居心跟文章的經營不一樣吧？
董：完全不一樣。做人，我現在就是希望還沒有做好文章之前先做好人。浦心畬教張大千畫畫教了半天，教了甚麼呢？他會問張大千：「寫了詩沒有？」「有呀……教我畫畫為甚麼問我寫了詩沒有呢？」「寫吧寫吧，寫得多自然會畫。」為甚麼？是要他培養詩裏面的畫意，先打底，至於技術、技巧，那太容易了，練練就行了；但是胸懷難。你說我們做人是不是一樣？真的是心裏面要有正氣。
我很高興看到像陶傑那麼聰明，寫得那麼好，讀書讀那麼多，在社會上表現得那麼好，我真的很高興。可是我常常跟陶傑講，留一點東西給自己吧，留一點時間給自己吧，留一點小小的東西給自己吧，因為當你甚麼都有的時候，you miss something，你miss的東西，就是現在你花掉的東西。留甚麼呢？就是你自己在文化上、知識上的integrity。我指的integrity不是操守，而是你對文化的一種commitment，你對文化的一種信仰，這種東西不能沒有。因為他太聰明了，下筆可以呼風喚雨。可是最深的內涵，你留在心裏吧，你不要花掉；要是連最後的integrity都花掉的話，你以後會很不快樂。
一千萬個人裏面可能只有一個人做得了乩童，一上身就來，你要我黑變白，白變黑都行，而陶傑做到了。你說是不是很驚人？當我看到他的時候我很高興也很可惜。我知道陳子善給他在上海出書，可是中國大陸的讀者看不懂他的東西，還有很多東西出不了。
梁：近年大陸重新流行胡適，你覺得如何。
董：我想起一九六一年在台灣，胡先生到師範大學演講，我跟同學躲進去看他上課，胡先生那時候很老了。從小看那麼多胡適的書，突然他就在你面前。胡先生很瀟灑，講話也很溫柔。那天天氣冷，他看見有個女生坐在窗口旁邊，他就走下來，把窗關上，輕聲問一句：「冷吧！」然後回去再講。
又有一次在中央研究院，他死前不久。我們看到胡先生走過，主動對著我們這些年輕人招手微笑。
這個人真是動人，他不是漂亮，他是真正的胡適之，形容間有一種很堅定的信仰在裏面。這些民國的老人家真的要重新捧出來，因為中國不能這樣斷掉。因為他們是比現代的中國人更有價值的中國人，因為他曾看到另外一面的世界。
梁：你現在會不會覺得很寂寞？
董：我一點不寂寞，除了我的工作之外，我生活在我自己的一個夜讀時間裏面，這個夜讀時間包括我玩的東西，我玩的古董，我玩的書法，在那個夜讀時間裏是一體的。如果真有點寂寞，是因為這個時代快沒有我想要的一些東西了，but then這種感覺是好的。我看對一個寫東西的人來講，有這樣的一種感覺總好過沒有。寫作的人只有兩條路要走，一條是投進時代裏面去，可能你會找到一些好東西；另一個是你完全抗拒那個社會、那個時代，你retreat到一個你覺得comfortable的一個bygone的歲月……
梁：那是你的選擇……
董：可能我的選擇就是這樣，到最後，那一條路會給這個世界留下深一點的footprint，不知道。But that’s none of my business。總之我現在在走，一步一個腳印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