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間諜的處境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如果我只能看一個間諜小說家的作品，那必定就是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因為他寫的不只是精密曲折引人入勝的間諜故事，還是人在間諜處境的表現與變形。什麼叫間諜的處境呢？試想一個埋伏在敵方陣營十多年的間諜，每天要和同事開會研究怎樣對付真正的自己人，午餐在飯館裏與熟識的朋友瞎聊扯淡，晚上臨睡之前要去女兒的床前吻一下她的額頭；然而卻沒有任何人，包括他的至親，知道他真正忠的對象。

間諜的處境是一種異常的狀態，所有人間社會最基本的價值都在此扭曲變形。信任變成一種最不可信的東西，看身邊人對自己的倚靠，一個間諜是會奸笑還是難受呢？背叛也不再是種絕對不可接受的罪惡了，因為他的背叛正是為了更大的忠誠。進而言之，所謂的終極忠誠也變得非常虛無漂渺，難道他就沒有一刻懷疑過自己？難道他就不曾想要找個人吐露真相，卸下多年來糾纏在思緒與睡夢中的重擔？

在勒卡雷的作品中，間諜處境其實是個大型實驗室，他把各類身份不同背景不同的人像動物一樣丟進去，看他們的肢體被拉長截短，看他們在火爐裏頭炙烤於冰庫之中瑟縮，然後靜靜注視飽遭折磨之後的這些動物出神發狂，又或者沉默失語的狀態。

史提芬．史匹堡拍的《慕尼黑》處理以巴問題這麼敏感的題材，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條薄窄的中，不偏不倚。那就是強調「人性」，無論是巴勒斯坦的恐怖份子，還是以色列的特工，都是有家室有血肉的活人。又是如此一來，又要挨受批判力度不足的指責了。什麼都昇華到人性層面，那還有對錯之分呢？巴游的恐怖襲擊固然可惡，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迫害難道就是正義的嗎？

其實「探討人性」未必就得避開政治批判的鋒芒，講以巴問題要不偏向任何一方也不一定就得犧牲道德力量。勒卡雷在《The Little Drummer Girl》（中譯《女鼓手》）一書中就作出了最佳示範。故事大綱很簡單，說的是一個以色列特工引誘一名有左傾激進思想而且同情巴勒斯坦的英國女演員，把她吸收倒向以方陣營，要她「飾演」一個和巴勒斯坦恐怖組織成員勾搭上了的天真女子，再打進該組織的核心，使它徹底瓦解。本來根據評述推理和間諜小說的倫理鐵律，我是不應該在讀者還沒看過這本書之前，就把故事說白道破的。但是我固執地相信，任何一部小說（即使是推理小說），如果事先說穿了結局就不再好看的話，那它肯定好極有限。因為它唯一吸引人的地方居然就是那不可揭穿的終點，一旦揭開，就像洩了氣的氣球，再也沒有什麼值得留連回味的東西了。可是《The Little Drummer Girl》絕對不是這種小說，它真正的力量全在故事推進的細節，也就是那座實驗室裏發生的戲劇。演員原本是最陳腔濫調的間諜比喻，但在勒卡雷那解剖刀般的筆下，卻割出了最讓人苦痛的內涵。那個英國女演員要假裝自己有個恐怖份子情人，好博得整個組織的信任，問題是那個情人早就死在以色列特工手中了。於是她的以色列導師要像個導演似的帶她入戲，做她的假想情人。在這個過程裏面，她先是被誘導放棄自己的反以思想，再從頭訓練好投入更狂熱的反以恐怖份子的角色。一個人歷盡幾次脫胎換骨的自我否定，受盡煎熬的她自只有瘋狂的結局。而那個引領她的以色列特工，則因為教導工作幹得太出色，把反對以色列的理由說得像是由衷而發，終於也入戲到了無法自拔的地步。可見間諜實在不是007，而是人性的極限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