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大片的迷思

【南方都市報-超低音】看完陳凱歌的《無極》之後，我想起幾個月前發生在廣州的一單新聞。話說有家酒店搞了個超級豪門宴，吃的全是頂級天價的山珍海味，中西精粹並呈，鮑魚、魚翅、肥鵝肝、魚子醬……，凡是你擬得出的名貴食材都放進去了。這種級別的盛宴，人均消費得過萬，端的是「豪吃」。不過令人難堪的是，飯後多人食物中毒，上吐下瀉。必須送醫院治療，真是大煞風景。

為什麼《無極》會令我聯想到這椿鬧劇呢?因為二者都以豪華著稱。且看《無極》，從導演、美指到音樂，幕後人手是一時之選，粒粒皆星；而參加演出的，也全是大牌，網羅了中、日、韓的偶像紅人。就像那場吃了叫人肚子痛的盛宴一樣，《無極》的製作成本是破紀錄的，但是看過之後卻叫人頭疼，關鍵就在它豪華到了一個沒譜的地步。一頓上好的飯菜，必須講究節奏感，一道菜與一道菜之間要有起承轉合的關系，猶如一首交響曲，濃淡合度，起伏有法，而不能只是一味地狂轟濫炸，從頭到尾都是最強音的高潮。電影，尤其是商業電影，到最後看的不能只是金錢堆砌出來的場面和特技，而是劇本。

《無極》劇情之薄弱，人物之荒謬，已經有太多人說過，用不我再補上一筆。我想問的問題是，為什麼拍過《黃土地》、《孩子王》和《荊軻刺秦王》(我一直認為這是一部被低估的佳作)的陳凱歌，會鬧出這麼大的笑話?而且還不只是他，連能用最簡單的手法去感動大眾，《我的父親母親》與《一個也不能少》的導演張藝謀也會犯上同樣的錯誤，弄了效果相同的《英雄》和《十面埋伏》出來?這顯然不是個別現象，不是兩個導演兩個創作班子偶然犯下的意外錯誤。

我們不能用幾部作品的失手去否定兩位作者的全部成就，正如我們不能用一餐使人中毒的豪宴去否定全中國的美食。這兩者相似的地方，是我們有能力去做出精致的藝術與美味的小菜；但當我們趕去堆砌盛世景象，要搞一個超英趕美的大事出來的時候，一切就都垮了下來。

眼看好萊塢年年都有大片席卷全球，我們的導演也就忙要炮製與之不遑多讓的大片。但差別在於人家的大片是建立在一個成熟的環境和基礎上的，一切皆有准繩一切皆有法度，而我們就試圖以錢為武器，從天而降地生一部大片出來。就像某些國際名牌服裝，貴是貴，但剪裁用料配得起價格；而內地卻有魚目混珠的產品，粗糙不堪，雖然價格叫人咋舌，還是賣得很好。為什麼?因為中國的富裕階級在短短十余年間仍沒有掌握到基本的品位，沒有培養出一套品質的判准，只好靠標價定奪一切，因此才會出現貴價劣品的怪象。

簡單地說，這叫做暴發，數量代替了質量。《無極》的製作人口口聲聲要沖奧(沖擊奧斯卡)，其心態就像中國人特別喜歡突破吉尼斯世界紀錄。那本厚厚的大全，里面密密麻麻得用放大鏡才看得清的一行行紀錄，中國人占的越來越多。吉尼斯光是收申報費就收到手軟，而我們拼盡力氣要顯民族氣魄的成果，只不過是那本大書上可憐的一行字罷了。

每次有人批評《無極》和《十面埋伏》，都會有評論來反擊，說此大片不同彼大片，我們有的是中國美學中國傳統，不能與好萊塢製作硬生生地比較。這麼一來，問題又上升到民族氣節和懂不懂欣賞傳統文化的層次上了。如果你硬是要這樣子講，我也沒辦法。就好像廣州那餐超豪華晚宴，你也可以說吃完之後必須消化不良食物中毒，才稱得上有中國特色和美學價值。

梁文道：早餐裏見世界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從前教書的時候，我很喜歡和學生們討論大家早餐吃了些甚麼，問問大家知不知道自己吃的東西來自甚麼地方。比如說麵包，它用的麵粉當然來自麥子，但那些麥子又是哪裏生產的呢？再如茶葉和咖啡，可都不是香港本地種得好的作物，它們一定也是外來貨。然後大家就會發現，即使一個簡單的早餐，即使是雞蛋、火腿、牛奶和牛油這些最不起眼的食物，也都各有身世。甚麼是全球化，答案實在不需外求，我們的飯桌就把我們和全世界不同的地方聯繫起來了。

在腦子裏想像一下，這些食物曾經飄洋過海，曾經是某隻豬的大腿，曾經在某片土地上抽芽茁壯，如今就要進入我的身體，天地萬物之因緣巧妙，莫過於此。但是這種關於食物來源的想像，也不宜太過浪漫，只要把人的因素放進去，整條食物鏈頓時就有血有淚了。

經過在香港召開的世貿部長級會議，「公平貿易」四個字已經不是新鮮的名詞了。如今大家都知道，那些每天辛勤工作、生產食品把我們餵飽的人，很可能自己就要餓着肚子工作。假如在冬天，你想喝一杯熱朱古力，暖暖身子好出門抵禦寒風。這時你可曾想過，非洲的象牙海岸有這樣一個家庭：孩子在夜裏不能讀書，因為沒有電；媽媽病了，卻看不起醫生；父親每天勞動超過十小時，但是只吃兩頓飯；這是一個在可可農場工作的典型家庭。隔在你這杯甜美溫暖的飲品和這個貧苦家庭中間的，是賺取超過九成利潤的跨國食品公司。

「公平貿易」運動針對的，就是我們食品鏈中不公平的貿易現象，它一方面向大型企業施壓，要它們把更多的利潤分給那些真正生產食物的農民；另一面乾脆自己下海，與第三世界的農民組織合作社，自行包銷公平食品，保證農民有更好的收入。這場運動十多年前開始的時候，只不過是個小眾的良心事業，提倡大家去買稍為貴一點的公平咖啡和公平香蕉，對第三世界的貧農而言，要比捐錢來得更實際。但是當年的公平食品選擇有限，品質也不一定好，跑去找家專門賣公平食物的小商店圖的就是心安而已。

可是現在不一樣了，歐洲的消費者對印着「公平貿易」認證字樣的產品愈來愈受落，公平食品走出小巷裏的專門店，堂而皇之地走進了大型超市的貨架上。在群眾的壓力下，連Starbucks和麥當勞的子公司也都開始售賣公平咖啡與公平朱古力。尤其是英國，公平茶葉已經漸漸成長到可以和傳統大茶商分庭抗禮的地步了。因為需求多、銷量大，公平食物的價格變得比以前更有競爭性，種類更增加至千種左右。

斯里蘭卡有個叫做Sivapackian的茶場工人自白：「一年以前，我們的房子沒有電力，整條村子的人都在想從哪裏可以找到錢來安裝。然後『公平貿易』來了，它借給我們一筆基金。現在有電了，我的孩子晚上可以溫習功課，早上我可以替他們熨衣服，更妙的是我們可以用電爐去煮熱食物。」食物永遠要講究質素，生活的質素。當你早上起來泡一壺「錫蘭」紅茶、翻開報紙的時候，想到為你摘採茶葉的這家人不用乾啃麵餅，而是也能吃上頓熱飯，這個上午會不會過得更美好呢？我們希望飯桌上的東西是有質素的，也應該希望那些把它們送上桌的人能過有質素的生活。

梁文道：加拿大的美國結

【都市日報-兵器譜】加拿大不應該是一個港人陌生的國家，但是每當我向他們問起加拿大到底是個甚麼樣的國家時，總是沒有人可以很確切地給我一個答案。

我們都知道加拿大享有世上最高的生活質素，也知道加拿大是國際間形象最好的國家，但就是搞不清這個國家的「民族性」是甚麼，也不懂得如何用一句最精確的話去描述它。加拿大的大選剛剛結束，保守黨的哈帕戰勝了在朝的自由黨，成為下一屆總理。

近年的國際新聞只要一談到某國政府換屆，就必定要分析它的新班子和美國的關係如何。一方面這反映了美國媒體機構依然掌控了全球新聞資訊流通的中樞；另一方面更顯示出美國確實是這個時代的唯一強權。但是對某些加拿大人而言，加美關係卻有另一重意義，它不是一般國家的外交關係，而是涉及到了甚麼叫做加拿大的終極問題。從這個角度去看，加美之間軟木和牛肉的進出口爭端就絕對不只是一般的貿易問題，還是加拿大能否力抗強鄰，維護主權的試金石。

換句話說，疑美甚至反美，在加拿大是一種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主張，這也是自由黨在這次大選的其中一張主打牌。但是，對於最激進的反美分子而言，加拿大和美國之間的問題遠不限於抽象的文化身份危機，還是實實在在的併吞和反併吞的鬥爭。大衛．奧查是加拿大政壇裡極富爭議性的人物，儘管從未擔任任何公職，但卻聲名卓著，因為他寫了一本暢銷書：《為加拿大而戰：四個世紀的反美擴張主義抗爭》。在這本書裡，奧查寫出了一些加拿大人的恐懼：老美是不是想把我們吃掉？根據奧查所述，蔓延到加拿大土地上的1812年英美戰爭，表面上是美國為了在英國和拿破侖之間力爭中立和主權的戰爭，實際上還包括了美國一些野心家擴張領土的企圖。

當年美國向英國宣戰，派兵進入還是英國殖民地的加拿大，就有要一舉奪下更多州分的想法。軍事行動失敗了，美國就開始打起經貿牌，試著在十九世紀中後用很優惠的貿易關係吸引加拿大的一些省份加入美國聯邦。在奧查和他的支持者心目中，美國直到今天都沒放棄過這種念頭，「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美洲自由貿易區」都是這個陰謀的一部分，藉著全面打開加拿大的國內市場，使之成為美國經濟力量的控制範圍。由於這樣的反美主張頗有市場，自由黨才能老是把親美的招牌往保守黨身上貼，而每逢內部危機就高揚反美路線以渡難關。現在自由黨輸了，看來是反美牌打不響；但保守黨贏得不夠多，被迫要組聯合政府，是否表示美國依然是許多加拿大人心中的一根刺呢？

梁文道：非法年市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過農曆年的時候，我最好的節目之一就是到附近的公共屋邨逛非法年市。每年除夕到初三夜裏，這個屋邨的熟食中心旁邊，都會有二十多檔臨時架起來的小板車，和用紅白藍布袋鋪在地上形成的小地攤。遠遠看去，有一團蒸騰的熱氣包裏着大光燈點起的白暈，人群就在這片霧氣裏聚集，如果這時恰好天氣冷，感覺就分外溫暖，分外有過年的氣氛。

其實這個夜市賣的東西不怎麼樣，地攤上的公仔和玩具都很粗糙，是你在廟街很容易看到的便宜貨。至於吃的，無非是號稱「生滾粥」其實卻是粥粉糊開再翻熱的濃稠米水，沒有米香一咬就散的腸粉，不臭的炸臭豆腐，和不香的滷水雞腎與牛雜。但我就是喜歡在這時節和其他人堆在一起，幾塊錢幾塊錢的買點這個吃點那個，享受久違的街頭風味。

說起街頭風，這可是種伴隨香港成長的味道。才不過十幾年前，港九新界還有不少地方會有這種路邊熟食檔，可以充作學生的零嘴，師奶買餸之餘的消閒，白領下班後的廉價happy hour。現在，聽學生們的零食主要是便利店和「零食物語」裏包裝好的工業製品。政府為了更「清潔、衛生而安全」的市區環境，已經把這些流動小販掃盪得乾乾淨淨了。

在更早的時代，流動的小吃攤根本是社會自救的活閥。那時香港還有很多人要住在鐵皮屋，謀生困難，收入不高，出來街頭擺檔就是活路。尤其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各地南下的難民實在不少，於是香港這個彈丸之地的街巷就成了中國南北小吃大雜燴。一條路由頭走到尾，許多平民的晚飯就可以豐豐富富地解決掉了，與坐在快餐店裏的格式化的套餐相比，其風味不可同日而語。

消滅小販的政策不只迫得一些低下階層走去申請綜援，斷了自力更生的途徑（怪的是政府同時又要大家自力更生，千萬別依靠政府）；同時也徹底地破壞了小吃的傳統。首先可見的，當然是一種飲良環境的消失。例如「車仔麵」，今天還有吃得到真真正正的「車仔」上煮出來的「車仔麵」嗎？大部分的「車仔麵」已經成為茶餐廳和一般麵鋪的另一款花樣了。

廉價不一定就劣質。就拿魚蛋來說吧，為甚麼以前街上賣的魚蛋會比今天的好吃呢？原因就是沒有競爭。每個地區都有很多人賣魚蛋，怎樣可以比別人生意好，除了鬥價格就看功夫了。大家要不比併打魚蛋的手法做魚蛋的材料，要不就得別出心裁調製只此一家的口味。可是現在如果你想在街上弄個臨時小攤賣魚蛋，隨時要有被抓的準備，一切沒收血本無歸，你還會願意付出時間跟心血在食物上嗎？自然是萬事從簡，魚蛋就跟其他人一樣去向那幾家工廠拿算了。

果然是過年，這幾天大概小販管理隊要放假，政府也要講人情味，放大家一條發發新年小財的路。我家附近這個臨時非法夜市，於是和我們有了一個一年一度的約會。在那面目模糊但依然叫人愉快的小吃中間，我最愛一家賣雲吞的。他們的雲吞太大，肉的比例不對，但是包得紮實飽滿，看得出是一家人花了整天工夫誠誠懇懇的成果。夜深了，爸爸正煮着雲吞，媽媽收錢，一對小孩還在旁邊幫忙拿碗拿筷子。我想，大家吃它一碗雲吞，這對小孩新年之後或許能多一對新鞋一個新書包。

梁文道：教改怎樣摧毀了自己

【明報-筆陣】「改革」是所有領導人的「神奇字眼」。不論是從政的高官還是商界的總裁，一說要改革，是沒有人會反對也沒有人會置疑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所有政客都要打改革的旗號上台，所有新到任的老總也都喜歡把改革掛在嘴上。啟蒙運動之後的進步史觀已經深入日常生活的骨髓，凡改革就代表進步(當然進步一定是好事)，凡反對改革的必然就是反動保守。在我們這個時代，改革甚至成為任何組織維續自身合法性的不二法門。重點不在到底有什麼要改，也不在改革的方法等內容問題，而在於改革這個動作和姿態本身。政府機器也好，商業機構也好，如果不透過改革的形式動作，就很難保障自己的權威，也很難維持組織的更新。

教育是所有公共事務領域裏面最多市民接觸過，也接觸得最深入的。因此關於能源政策，可能有人沒話說；就算是醫療，總也有人自覺只要不去公立醫院，就與己無關；但若是說到教育，則每個人都可輕易翻出10多年的舊帳來算。所以教育改革是世界各地的政府在過去20年來最熱中的一種政策改革。

有趣的是，幾乎所有人談到教育都沒多少好話，多半就回想起自己少年時代的經歷，然後用一句「填鴨式教育」總結那段時光的不滿與感慨。不論是這種教育方式的得益者還是受害者，莫不如此。故此，當香港在7年前開始大力倡導教改的時候，除了少數學者和前線人員之外，大部分市民都以「用家」的身分拍手叫好。於是在當年的教統會主席梁錦松領導下，一場由「下」(例如學生的家長)而上的文革式造勢運動才發動得起來。

終於到了今天，我們要好好停下來思考教改功過，不能再被改革的無敵姿態迷惑，也不能再讓個人主觀的教育經歷主導客觀的現實認識。回顧6年來的教改歷程，儘管各類政策文件和報告可以裝滿一籮筐，但其精髓就在幾個口號之上，例如「樂善勇敢」、「求學不是求分數」。它們表達的意思就是求學不該再是被動地吸收，還要主動地發展學習的興趣與能力。這個意思單純有力，從右翼的觀點看是符合了知識經濟的大潮，與其令學生吸收固定的知識，不如讓他們發展出終身學習的本錢，將來可以不停轉行；從左翼的觀點看，則可說是打破了校園裏的知識灌輸，學生們可以更批判地自主學習，不囿於單純地求取高分(當然這又是表面的印象，日後我們可以再討論教改背後的新右翼議程)。

問題是過去評斷教育成敗的方法無非就是看考試成績；現在教改把目標設定為在考試機器之外，還要打造一批既能自主學習、獨立思考還要有通識能力的理想學生；我們除了考試，還有什麼辦法去估量一連串來得又急又密的教改手段，是不是真能產生這種理想學生呢？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改革無十年難見其功，但所有推動改革的人均須在旦夕之間得到回報和政績，又那等得及那麼長的時間？

由於看不到最終成果，要保證教改有效的方法就得是嚴控生產過程了。所以這幾年下來，教改工程最令老師和學校苦不堪言的，就是這等教育過程的品管控制了。要老師們考語文基準試，接受五花八門的再培訓，這是為了保證生產工具的質素「達標」。評核學校的管理架構，這是為了保證生產程序的效率。要家長多點和學校互動，這是要讓「消費者」滿意。除此之外，雖然教改工程也有提倡釋放更多空間給教師的言論，但實質上卻比以往多了更多更細緻的監測技術，保證老師們跟足教改藍圖。正是這許多五花八門的品管工作，使得教改成為學校和教室的壓力來源。

貫穿這些工作的主導精神，主要是以一些很時髦很耀目的管理術語來包裝的。這又是當代政府改造和政策改革潮流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充斥許多源自商業管理的流行字眼和概念，以示主事者跟得上世界趨勢，又能讓人民覺得改革果然切時，甚至還很有前瞻性。在這樣的教改潮流底下，就很難怪有些學校會去申請ISO9002認證了。這些取得認證的學校就像近年珠三角的工廠一樣，很驕傲地在大門處釘塊牌子展示自己的信譽。我們都知道，這塊牌子可以說明校務處在電話聲響數秒後就有人接聽，可以說明學生的投訴不用多少個工作天就會得到回覆，但它還是說明不了從這個大門走出來的學生，是否就是那個我們想像中「樂善勇敢」的理想學生。

教改工程的推動者，相信種種源自商業管理的手段可以直接應用在教育的生產程序上。但是估量任何一家私人企業的方法，絕對不是看它的領導人有多會說話，有多懂商管理論，而是看它的業績。然而教改的最終業績就如前面所說的，是種抽象的理想，它既不能用傳統的考試顯示出來，又還沒有更合理的方式評核，單單嚴控教育過程有用嗎？

很多人批評前線教師不堪教改壓力上街遊行，是種頑固反動的保守態度。這種評論一方面把教師當成自己心目中那種老舊填鴨教育的罪魁和捍衛者，另一方面把整個龐大而繁複的教改工程簡化為那幾個最響亮動人的口號，因此以為教改必然正確，有錯頂多就錯在一些技術細節上罷了，而老師們是不應該違逆時代潮流的。被忽略掉的是為了實現那些一喊出來沒人反對的高遠目標，教改工程裏到底包含了多少沉重的品管程序。

教改的目的似乎是一種更人性更自由的教育成果，但推動教改的人卻不知道怎麼達成這種目標，於是製造出最不人性化也最不自由的教學環境。

改革往往就像一條貪婪的蛇，自己吞噬了自己。這是很多政府改革都經歷過的悲劇。香港教改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換來的將是公共行政學上另一個顯著的案例。阻礙改革推改革的，不必是別的什麼，往往就是改革本身。

梁文道：正常壓力

【都市日報-兵器譜】如果老師不堪壓力自殺，主管教育的高官說只死兩個人不代表政策有誤，就被人說成是「涼薄」的話；那麼老師們群起上街示威，有人卻認為「壓力行行都有，老師們又憑甚麼獨善其身」，這又該算作甚麼呢？

沒錯，香港是個商業社會，而且是個非常發達的商業社會。在這個社會裡面，有人正班結束之後，夜間再去開的士；也有更多的人每天工作超過十小時，一個星期上足六天工。

即便如此，他們還要擔心有朝一日飯碗不保。所以他們得想辦法存錢，以備不時之需；他們也會在下班之後拖著疲倦的身軀，夜裡去進修讀書，這叫做終身學習，將來轉工都方便點。

聽說有的老師還因為壓力太大，沒有多少剩餘的私人時間和空間，於是決定不生小孩，雖然他們自己的任務就是教育人家的孩子成人。

但這又有甚麼好奇怪的呢？香港的生育率已經是全球最低，就是因為每個人都有類似的擔憂。

既然教師們今天面對的情況是其他行業的人早就經歷過的，那麼他們又有甚麼好怨的呢？他們又有甚麼特權可以免去這人人皆嘗的苦酒呢？

這種意見預設了巨大的生活壓力是種正常狀態，生活無憂才是不正常的。但我們是否該問一問自己，為甚麼有如壓力煲的香港生活是種正常的生活呢？

我們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習慣了這漸漸加溫的熱水，而完全不覺其異的呢？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03年的調查，港人每年工時平均達2287小時，甚至比美國、日本、澳洲和加拿大這些先進國家還要多三成。超長的工時和繁重的壓力，或許換來了還算不錯的經濟表現，但是我們又為此付出了多少代價？

在杜蕾斯公司的性生活調查裡，香港人性生活的頻率多年來一直名列榜末位置，這又說明了甚麼？

認為老師們應該接受更大壓力的言論，就像住在地獄裡的怨魂總想把活人拉下火爐一樣。對他們來說，地獄是正常的，不下地獄才不正常。

梁文道：政府新血

【都市日報-兵器譜】傳聞劉細良與何安達都會加入政府，成為「曾班子」的新成員。一時之間流言四起，風聲不斷。

很多人把這個消息放在泛民主派與政府的關係上理解，於是要不把它解讀成政府進一步打壓民主派，欲取知己知彼之效的策略；要不就看成是政府立意告別董建華時代敵我二分的路線，門戶大開不問左右的新政。

其實除了把視點放在劉細良的民主黨員身分，和何安達親近民主派的傾向之外，我們還可以注意這兩人的年齡，尤其是劉細良。

劉細良已經是四十歲的年紀，若在其他地方，說不定早就可以當上高官了。遠看英國，傳說老大的保守黨前兩個月才選出了三十九歲的大衛甘馬倫當主席；近看大陸，四十多歲當上了地方一把手的，亦非罕見。

為甚麼香港的劉細良當年二十多歲加入民主黨，就成為研究部主管，卻要浮浮沉沉十餘年才坐上中央政策組顧問的位子呢？

和劉細良同期的「民主黨少壯派」，有的現在還是區議員，等著排隊進立法會；有的乾脆銷聲匿跡，不見蹤影。

這正好點出了香港政壇乃至其他領域的關鍵問題，就是血液循環系統出了毛病，新陳代謝不良；總有些人坐在同一個位置不動，又總有一些人要成為「被犧牲」的永遠第二梯隊。

香港政治、經濟和媒體的分裂不只表現在不同政治立場之間，還表現在不同代際的權力分配。

因此圍繞著劉細良等二人的種種爭論，看起來是政治立場的分歧，實質上也有代際「權力團塊」(power block)的作用。在一些「叔父」眼中，劉細良等人的「上位」是個警號，代表著不聽話也不尊重長輩的新一代開始爬上來了，所以不能不壓一壓他的銳氣。

說來難聽，這就像一群上一代的既得利益集團極力壓制新人，深恐長江後浪推前浪。可是放遠目光，放鬆心情，我們就會發現政治體系裡的代際交替實在是正常不過的。畢竟四十歲才進政府，無論如何也說不上是太年輕吧！

梁文道：榕樹頭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香港那麼多的政府部門，我對漁農自然護理署（簡稱漁護署）特別好感，其中一個理由來自親身體驗。數月前，家人要把在美國養的小狗帶回來，我們打電話去漁護署查詢手續安排的事。最初以為得到的必是禮貌但冰冷的官式回覆，怎料電話那頭的男人聽來比我還熱心，問長問短。後來多次寫電郵教我們怎樣讓「狗狗」（這是那位公務員稱呼我家『犬隻』的方法）安心。我想，這些人是真心愛護生物的。

另一個我喜歡漁護署的理由也是很私人的。他們實出了不少好書，從介紹香港自然風光的圖冊指南，到各種生物的介紹，真是令人大開眼界，原來香港不是我們想像中的「石屎森林」，人工之外尚有野趣。不過，香港雖有大面積的山林綠地，可惜路面卻總是光禿禿一片。比起其他同級的大都會，香港少的就是行道樹。別說新加坡這樣的花園城市了，東亞一帶，東京、首爾、台北、廣州以至於深圳，哪座城市路旁的樹木少得過香港？

在香港大學的詹志勇教授和漁護署合作的《細說榕樹》裏，記錄了一段1883年5月22日香港植物及林務部監督Charles Ford向立法局提供的報告，他在當年就抱怨城市的發展破壞了樹木生長的空間，還很有先見之明地建議在新建道路的兩旁和中間預留地方，將來好種行道樹。可惜這個建議當然沒有被採納。

過去的已經過去，今天要在車水馬龍的大道邊上種樹也是不大可能的事了，不如看看怎樣保護好現存的樹木。香港人熟識詹志勇，來自著名的林村許願樹枯死事件。那棵榕樹老早就是電影電視裏常見的明星，大家都喜歡把寄託了自己心願的寶牒用繩子繫起來，再拋到樹枝上，圖個好運。一株榕樹沉重地吊滿了黃黃紅紅的紙片，綠的部份越來越少，幾至枯折。詹教授看了心痛，於是四出奔走，那陣子電視上老是見到他嚴肅憂心的樣子。

為了教大家愛護榕樹這種華南最常見最特別的樹種，詹教授寫了這本《細說榕樹》。雖不是學術專著，但果然是細說，大長我等香港人的見識。不嫌你恥笑，也是看了這本書，我才知道菩提原來也是一種榕樹，而榕樹結的果實居然就是無花果！準確地說，無花果和我們常見的榕樹同是榕屬植物。榕的學名是Ficus，正是無花果的拉丁文叫法。

小時候常在榕樹林玩耍，總是看見小黃蜂在林間飛來飛去，怕牠螯人。現在才知牠不是黃蜂，不會螯人，而且有個可愛的名字，叫做「榕小蜂」。為了叫牠們傳播花粉，榕樹會專門結出一種特別的不育花，癭花。其實這也是種無花果，成蜂在這果裏產卵，寶寶生出來就吃無花果大餐，長大了從果子上的小孔飛出來，沾一沾花粉到處飛，就是榕小蜂了。

梁文道：初一的餃子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農曆新年就是一整套儀式，這個儀式包括了回家吃飯，而且飯菜的菜單都是有講究的，該吃什麼不該吃什麼全是儀式的一部分。傳統就在家家戶戶這新年飯桌上延續演變。

我雖然是廣東人，但小時候家裡掌勺的卻是祖籍河北的外婆，所以我從小就在北方口味底下成長。聽外婆說，初一要吃餃子，初二要吃麵，初三吃的則是合子(一種餡餅)。這是規矩，內容和順序不可輕易更動，哪一年沒這麼吃，哪一年就好像沒過好春節。

中國人的年菜要有意頭，我們家大年初一包的餃子自是團圓的意思。這個團圓，不只是餃子的形狀所象徵的意義，而且是製作的過程。在最理想的狀況下，應該全家一起圍著桌子，從搓面、搟皮到包餡，一起說說笑笑地分工合作。平日大家各有各的事，這天大家同聚，透過這個儀式和吃進嘴裡的餃子，提醒我們真是一家人。農曆新年，本是所有家庭重申家庭真義的日子。

跟很多人一樣，我們家在現代中國史的戰亂苦難中流離遷徙，從華北到澳門，從澳門到台灣，再四散至美國和香港，最後又聚回香港，初一的餃子始終跟著我們，是所謂的「根」的最後一絲線索。在我的印象裡，不論餃子是誰包的，最後下鍋的一定是外婆。大部分家庭的廚房都是女人的工作間，直到新年也不例外。如果食物是一個家、一個社群乃至於整個傳統的載體的話，負責把關這記憶傳承的，便是這無數女子了。

外婆把她家鄉的記憶帶到了現代的香港，但這份記憶卻脫離了它原生的社群土壤，早就是無根的碎片。我知道初一的餃子在我們家的地位，但從來不知道它是從哪裡來的，也不知道它還有什麼意義。直到幾年前，我頭一回去外公外婆的河北老家過年。那是個並不富裕的農村，位置在北京和天津之間。那年的春節特別冷，白楊樹上都結了樹掛，可見來年一定有好收成。歲晚寒冬，小孩不上學，大人也早就歇田了。整個同姓的村子裡，親戚鄰居每天無事，就是往來串門嗑瓜子喝茶，打幾桌麻將；好動的就在外頭放鞭炮，弄得滿地儘是炮仗剩下的紅紙碎，好一番過年氣象。

終於到了大年三十，這天下午，村裡的小學教室權充祠堂，黑板上懸下一大幅族譜，村子裡的男人都來膜拜祭祖。這時我才意識到中國的族譜裡果然只有男丁，沒有女子，生下來的女孩固然不記名，外頭嫁進來的也只有「石氏」、「劉氏」等沒有名字的無尾孤姓。女人在傳統農村裡有多大地位，可見一斑。

入夜，村子裡開始了總動員，男男女女都在包餃子，預備一過午夜就吃頭年裡第一頓餃子。儘管經過「文革」那些年來的摧殘，村裡人還是守住並且復活了傳統。12點剛過，四處鞭炮爆響，同族同房一大夥人熱騰騰地站著一起吃，室內的溫熱抗拒了外面的寒風冰雪。原來這就是我家初一餃子的根源了。可是，經歷了這許多年的離散，我們家的餃子宴卻從午夜後移到了初一中午；古老的傳統隨著時空變遷有了新版本。印象最深的，是這頓開年水餃原來一定得讓男人下鍋來煮。平常不大做飯的男性，卻必須負責這儀式性的一餐，讓他們開啟新的一年。我忽然想起很多別的地方也是如此，男人的權威就表現在他們煮新年的這第一餐飯上，以前書裡讀過的民俗，現下有眼前實證。但是我知道，到了最後，經過重重的曲折，漫長的流亡，能夠保住傳統的，依然是那無數平凡女子。就像我外婆，她用她的雙手保存了華北老家的記憶，把它帶到香港的飯桌，讓我咀嚼消化。

梁文道：放下屠刀

【都市日報-兵器譜】不管以色列總理沙龍的病情可以恢復到何種程度，他都不再可能回到政壇，所以以色列的「後沙龍」時代已經正式開始了。回顧他這一生，也實在有趣，初頭是個強硬的鷹派，到尾卻被認為是背叛猶太人的軟弱分子。

美國知名的極右派「電視牧師」羅伯遜甚至在節目裡說沙龍中風是「上帝的懲罰」，因為沙龍撤離部分猶太殖民點，違反了上帝要猶太人住在以色列地區的旨意(羅伯遜上一次的偉論是要美國政府暗殺委內瑞拉的反美總統查維茨)。

但是另一方面，伊朗的狂人總統艾賈尼耶邁賈德不久前才聲稱以色列是個該從地圖上消失的國家，最近則公開為沙龍的病情叫好，也說是「阿拉的懲罰」。到底沙龍是個甚麼人，竟然要勞動兩大宗教的真神出來處分他？

年輕一點的讀者看最近的新聞，大概會覺得沙龍是個愛好和平的鴿派，因為他不顧執政利庫德集團中同志的反對，堅決單方面把猶太殖民撤出加沙地帶，還給巴勒斯坦人治理。幾個月前那些猶太殖民抱著待拆的家門不去，聚在禮拜堂裡哭爹喊娘的情景，令人印象猶新。為了貫徹他「以土地換取和平」的計劃，沙龍甚至脫離利庫德集團，出走另建前進黨，和平戰士的形象在西方主流傳媒甚為耀目。

但是上了年紀的，當會記得沙龍有個「貝魯特屠夫」的外號。話說一九八二年，時任國防部長的沙龍早就是個身經百戰，令阿拉伯人既恐懼又痛恨的悍將，為了報復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襲擊，他在九月十六日寫下了現代史上惡名昭彰的一頁。當天清晨，他派以軍包圍了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的兩座難民營，封閉一切進出口，然後任由以軍支援的武裝分子「長槍黨」入營肆虐。那一天從早到晚，總共死了數千個難民營的「恐怖分子」，包括一堆老人、幼兒以及被輪暴過的女子。這血腥殘酷的一天，史稱「沙提拉和沙巴大屠殺」。

這場屠殺，即使是以色列國民都覺得受不了，遂有數十萬人上街抗議。後來以色列成立「獨立」調查小組，沙龍的下場只不過是辭職，暫離政壇而已。

沙龍從一個屠夫變成晚年的鴿派，說明的不是人的性格轉變，而是一個政客只要掌了權就得面對現實。反正巴勒斯坦人是殺不盡的，不如趁早與之和平相處。所以香港富商又何須害怕民主派上台會搞福利主義，畀盤數佢?，他也得面對現實。

梁文道：見僑胞的方法

【都市日報-兵器譜】2005年中國高層政治最令人意外的一點，就是國家主席胡錦濤那馬不停蹄的頻密外訪。還記得在他正式接掌大權之前，胡素以「低調」著稱，海外媒體甚至一直以「神秘」二字形容，紛紛表示摸不清他到底是個怎樣的人物。

中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日益吃重，國家元首多點出門，絕對是既有必要又有益國際溝通的事。要知道一國元首猶如一國的臉孔：在媒體世紀裡，一般老百姓一想起美國，腦海裡浮現的可能就是布殊伸著手指說話的模樣，所以我們應該關心胡錦濤外訪，會把怎樣的一幅中國臉孔展露給各地的媒體鏡頭。不論是胡錦濤本人，還是其他國家領導人，外訪總是少不了見見海外僑胞這個動作。於是，我們總是會在電視上看到這樣的畫面：幾十個海外華人分列數行，一層層地由低至高地站在合唱團般的梯架上，一臉嚴肅雙手垂放。然後，領導人就隔著數米，面對面地站著向他們說話。這是一種內地常見的場面，但凡高層說話，在下者常常就得排出這種隊形恭聆教誨。放在國門以內，這種見領導的方式或者還勉強說得過去，但是要在國外呢？

比較一下其他國家領袖外訪與當地僑胞會面的情況，或者就能看出內裡乾坤了。再以美國總統為例，通常的做法是這樣的：有一個舞台，台下是美僑美商舒適地排排坐，若是午餐會則圍著一張張圓桌；總統就得站上台面向台下觀眾演講。如果說這叫做「匯報」，元首向遠在他鄉的同胞匯報一下老家在自己手下治理得如何；我們中國式的場面就像訓話了，不管說出來的內容是甚麼，其形式本身就像一個老師勉勵一眾學子。首先得分類「僑胞」的內容，這裡面當然不乏暫時在國外求學工作而且終有一日要歸國的遊子，但肯定也有很多早就在外落地生根拿了當地護照的移民。其次就得看看對著這樣的組合，一國元首和他們見面的實質作用為何。這或許是介紹國內社經發展的最新情況，吸引他們回來貢獻投資；或許是要動之以情，透過鞏固彼此的關係，使這些具有雙重身份的僑領成為兩地之間的橋樑。但無論如何，它肯定不是一種教訓與被教訓的關係。

既然如此，中國駐外官員總是常規性地把這種活動弄得像長輩訓話，或者上級指示，又怎能說是合適的呢？一個在外住了數十年的老華僑，儘管早就在移居地贏得成就，他得到當地社會的認同，但或許還明白這種形式是「國情」。若是換了在場的外國媒體，他們看到的就是中國的一種形象了，一種中國式的元首和人民的中國式關係。搞現代政治很大程度上是搞公關，搞外交則基本上就是公關，而公關的效果往往就決斷於這種表面上無足輕重的細節。

梁文道：吸血僵屍原來是藏書家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唸中學的時候，也曾湊熱鬧玩碟仙，試過上來一個「鬼魂」自稱是元朝人，同學們可樂了，爭問丘處機與成吉思汗的關係到底如何，襄陽城失守時郭靖又是怎麼死的，諸如此類的問題。後來在大學讀哲學，也曾想過如果去「問米」，是否可以起康德於地下，請大師親自指導《道德形而上學的基礎》？又如果康德真的上了問米婆的身，那這香港老太太張口說的是德文，還是粵語呢？

關於歷史、知識與鬼的遐想，讀書人可以在高斯托娃（Elizabeth Kostova）的《歷史學家》（The Historian）裏得到滿意的回應：鬼原來也是讀書人。《歷史學家》是去年英美兩地的暢銷書，也是高斯托娃拿了寫作資助計劃後窮十餘年之功的處女長篇小說。說它長，還真是長，全書厚達642頁，難怪有評論說適合帶去海邊度假勝地消遣永日。只不過在日光底下看，氣氛會不大對，因為這本書陰冷詭異，講的是吸血僵屍德古拉伯爵。

斷斷續續用了兩個禮拜把它看完，覺得《華盛頓郵報》等一眾書評對這本書的評價實在是過譽。高斯托娃的野心很大，採用史托克（Bram Stoker）那本原始經典的手法，全書以書信和日記編撰穿插而成。更厲害的地方是它的述穿越數百年，起於2008，經過冷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上溯到中世紀土耳其帝國的興起；地點則橫跨大西洋兩岸，伊斯坦堡、阿姆斯特丹、布達佩斯、牛津、阿爾卑斯山和布加勒斯特等不同城市的風貌一一活現。作為一本流行小說，它的技巧和結構可說十分精巧，人物也叫人難忘；主要還是情節夠懸疑，是部時空跨度很大的偵探小說。

但我不懂為什麼那麼多評論說這本書有歷史小說的格局，而且還給出了一個獨特的史觀？那個史觀就是幾世紀來人類最血腥恐怖的事件（例如納粹的興起）都和德古拉伯爵有關！雖然他自己在書裏的確冷笑承認：「嘿！我喜歡看到這些東西」。但這說法太過牽強，除了惡魔這句暗示小說裏並沒有足夠的支持，所以它頂多是本以真實歷史為背景的懸疑故事，正如《射鵰英雄傳》也沒人會說是部歷史小說吧。

《歷史學家》之所以叫做《歷史學家》，之所以能令讀書人迷，是因為它徹底改變了吸血鬼的形象。原來德古拉伯爵在書裏最喜歡引誘的不再是美少女，而是學者，尤其是歷史學家！為什麼？因為伯爵行事風格雖然乖張，為人作鬼都很邪惡；但原來也是個藏書家，數百年來四處搜羅善本，成果豐盛，他那驚人的收藏裏不乏早就絕失傳的名著。伯爵命好，「活」了幾世紀，有時間通曉各國語言，飽讀群籍。他最大的問題是要找對人來整理藏書，所以他不斷引誘最優秀的學者，咬他兩口使之變成半死不活的圖書館長。

誘惑的辦法是神不知鬼不覺地在你桌上放一本手工精裝的皮面中世紀古籍，奇怪的地方是裏頭有用遠古墨水手書的閣下大名，讓你好奇心起，一步步追查直到他的身邊（補充一句，這書還是伯爵親手裝訂的）。聽來可笑，但若真有一天，有這麼一本書出現在你的書桌上，情況大概就像問米婆真的開口說德文一樣，並不很好笑。

梁文道：圈養政治走歪路公平遊戲方正道

【明報-筆陣】雖然沒有明言，但大家都看得出中央治港的主導思路就是「防止失控」。為了防止特區在政治上有失控的危險，香港的政制設計被迫扭曲，不只逆反了民主政治的精神，也破壞了政治遊戲環境的公平規則。這等扭曲的第一個面向是上周我在《歷史的狡詐---「防民」政制的惡果》中說到的限制政黨發展；其另一個面向就是「圈養政治」，像飼養家畜一樣去培養可以信任的「自己人」。

20多年來，「均衡參與」四字一直是香港政制發展討論的「神奇字眼」，當政者強調均衡參與，論政者也愛大講特講均衡參與，但到底什麼是均衡參與？喜歡這魔術四字詞的人卻從來沒有徹底地釐清過。因為從字面上的意義理解，香港現在的政制正正是最不均衡參與的，大部分市民在立法會選舉上只能投一張票，卻有小部分人可以投兩張以上的票；絕大部分的市民都沒有提名和選舉特首的權力，但這權力卻集中在 800個人手中。這是哪門子的均衡參與呢？主張均衡參與者又怎能把話說得清楚？

港式的均衡參與說穿了，無非就是一種不以普遍的公民身分，卻以財產和職業來分配政治權利的說詞；上次流行這套說詞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法國大革命期間，經過兩個多世紀被人批評得體無完膚之後，料不到在21世紀初的香港居然還有人可以拿它出來辯論，歷史果然是齣鬧劇。

正如很多阻止香港政制正常發展的詭辯一樣，港式均衡參與雖然在道理上說不通，但也有它的現實基礎。這個基礎就是以大商家為主的少數精英權貴，試圖在政制上以特權的形式保住自己的利益。就如以前的重農學派辯稱只有擁有土地的人才有投票權一樣，現在的港式均衡參與論者也發展過納稅愈多投票權就愈大的理論，兩者背後的邏輯都很相似，就是怕大部分「不負責任」的百姓會傷害到小部分有產階級的利益。簡單地講，他們怕的就是所謂的「民主暴政」

。只不過一般擔憂多數暴政的群體，要不是某個少數族群，就是弱勢宗教，富可敵國上通天庭的巨賈卻怕自己的地位有如納粹德國的猶太人，或者主流社會中的同性戀者，則是聞所未聞的奇事。

港式均衡參與得以成立，除了是少數既得利益分子不願釋放特權之外，其最大特點就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這批精英權貴成了中央政府養在香港的心腹寵物。所以均衡參與其實是圈養政治的外貌，其實質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換，一方以政治上的特權換取忠誠，另一方則用忠誠換回政治特權。這裏的政治特權當然是種可以保障經濟利益的安全證，也是中央政府拋撒出來的飼料。特權在手，既得利益階層就不用擔心會有任何損害自己的法例和政策；而中央政府換回的，就是這批養得不錯的權貴會愈養愈熟，適當時機肯定出來忠誠護主。例如知道了誰是上頭屬意的特首人選，他們一定第一時間撲出來大喊支持。

但問題是當社會發展日益成熟，甚至出現階層分化，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時，這些精心培養的寵物可能會成為少數派，和大部分市民的利益發生衝突。如果他們被認為是中央政府在港的代理人，中央政府豈不是把自己放在大部分市民的對立面了嗎？統戰難道不應該是團結最大多數的人民嗎？搞了半天，「自己人」要是淪為小眾，成為多數香港市民眼中不公平地取得特權的可厭少數，中央對香港的控制是更穩當，還是更危險了呢？既然要防止失控，何不把大部分市民變作「自己人」，而要透過扭曲的政制設計去收買一小撮人呢？

第二個問題是養出來的心腹或許忠心耿耿，但卻不一定有出息。長期以來住得好吃得飽的玩具犬，在狩獵中又怎及得上荒地上自然成長的野狼？且不論立法會部分委任議員的可愛表現，就拿已被民建聯「吞併」的港進聯為例，這個標榜工商專業背景的親中政團多年來在政治上有什麼成就？除了有人被委任為人大、政協，在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的委任議席裏嘗過甜頭外，在市民心目中可有任何認受性？在地區上又可曾累積過任何政治資本？反觀民建聯，儘管因為親中的形象跟立場拿到些好處，但至少是放在野外參與了政治天擇遊戲的一個政黨。它在地方上的經營成果有目共睹，它的努力即使是對手也不得不佩服。今天港進聯的泡沫爆破，終至消散，難道不是個自然現象？而民建聯無論在黨員人數，還是在擁有的議席上皆為香港第一大黨，又豈是僥倖？這樣的結果，這樣的對比，又到底說明了什麼？

從選舉委員會的構成，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功能組別裏的公司票，直到區議會的委任議席，莫不是圈養政治的結果，它們不只培養出許多沒有競爭力也沒有實質政治能力的政治玩伴；而且還會日漸疏離群眾，成為香港市民中真正的孤絕少數。所以圈養政治又是一種歷史的狡詐，理性 的詭計( cunningofreason )。原來為了防止香港失控的設計，反對來成了控制香港掌握民心的阻礙。

梁文道：再見，文華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許多新餐廳開門，也有很多老店結束，只是並非所有老店都能像文華酒店和凱悅酒店那樣，叫人惋惜令人懷念，因為它們已經是這座城市的標記，繁華年代的記憶，尤其是文華。當然，我知道它們是酒店，不是餐廳；但對本城的大部分居民來講，酒店就是有客房的餐廳，房裏長個甚麼樣不大清楚，但那些餐廳卻是幾代香港人認識正式西餐的窗口。當然，我也知道文華與凱悅不是真的關門，它們只是暫別，但你也明白過去了的很難回得來。

回想九十年代前，酒店外的好西餐實在不多，但是一座文華酒店就擁有兩家fine dining的西餐廳，一家是小丑餐廳，另一家是文華扒房。許多人會說扒房算不上嚴格的fine dining ，但在老日子裏，它們就是最隆重西餐的代名詞了。例如文華扒房，今天還有多少家館子像它那樣，嚴禁牛仔褲？至於早就被Vong取代的小丑，名字取得就有學問，中譯「小丑」根本道不出Pierrot的原義，那是畢加索藍色時期一幅傑作的名字，畫的是他裝扮成小丑的兒子。

從這家餐廳的菜單可見當年香港的酒店要極力追上最高國際水平的慾望。其中一道名菜是巴黎「銀塔」式的血鴨，以前只有它才供應；另一鎮館之寶，是向紐約魚子醬名店 Petrossian專門訂回來的魚子醬，他們捉鱘魚的方法與別不同，是誘捕而非強撈，據說減少魚的受驚程度有助於保存魚子真味。香港的有錢人可以不用遠行，就在一家餐廳裏吃到兩個城市的名饌。

說到方便，如果你攤開中環地圖，會發現這一小片香港政經中樞帶的酒店其實不多。所以很多政圈中人都會在愛丁堡廣場邊上的三角地帶穿梭來回，一邊是香港會，一端是麗嘉酒店（以前還有富麗華），最方便的就數另一邊的文華酒店了。所以文華酒店的咖啡廳和快船吧都是熱門的政壇聚會點，有些立法會議員要向記者放料，都會隨口在電話中說句「5點，Clipper lounge」。如果談話的內容不太機密，不怕給街上來往的人看到，官員與圈裏人就不妨約在文華咖啡廳見面。

很多國家的首都都有所謂的「權力餐廳」（power restaurant），是政界中人商議、游說乃至於交易的場所。文華咖啡廳和快船吧不算正式吃飯的地方，枱布亦非紙製，不能轉過背面順手做秘密記錄；但它的服務人員很專業，符合「權力餐廳」的基本要求，不會隨便洩露客人行蹤。雖然它有閒雜人等眾多的缺點，但也能轉變成好處，那就是混跡在遊客、明星與太太團之間，沖淡濃厚的政治色彩，大隱隱於市。

如果真要遠離塵囂，隱藏起來，文華閣樓的「千日里吧」（Chinnery Bar）將是我最懷念的地方，可惜從前去得太少。這家小酒吧以其傳統英式俱樂部格調知名，牆上掛了幾幅十九世紀英國畫家錢納利（George Chinnery）的畫（正是它名字的由來），而且直到1990年才准許女士進去。但我掛念的自不是這麼古老的性別歧視和男性化的氣派，而是它適合獨處。有時候我喜歡一個人去喝酒，但大部分的酒吧環境都會令一個單身男人顯得可疑，不是過於寂寞就是別有用心。

整個中環唯有千日里是個可以讓人自在的地方，斯文又不拘謹，一個人坐在寬敞的廂座上也不會不自然。而且它的燈光雖然偏黃，但不至於像其他酒吧那麼暗，所以我可以叫上杯酒慢慢看書；能看書的酒吧，你數得出幾家？說到酒，除了豐富的Single Malt，一定要試啤酒，因為全香港還用冰凍過的厚重銀杯盛啤酒的地方，大概只剩這裏了，其保存泡沫和鮮味的能力是玻璃杯絕對比不上的。然而到了現在這一刻，香港再也沒有這種杯子，也再也沒有這個地方了。

梁文道：大佬文化

【都市日報-兵器譜】不出所料，政府的政改方案被否決之後，民主黨的內部爭端果然爆發了，又是想不到會來得這麼快。

大家都知道民主黨長期以來都有所謂第二梯隊的「接班問題」，包含了擴大區議會功能組別的政府方案推倒之後，民主黨下一屆立法會選舉的內部競爭必定更加激烈。

偏偏它的主席李永達又說錯了話，居然公開宣稱他們的第二梯隊「為民主犧牲」。於是第二梯隊的范國威就跑出來公開指摘李永達，順便還抨擊了民主黨的「大佬文化」。

民主黨有大佬文化早就不是新聞了，任何政黨也可能會有幾個開國功臣，雖不在位但仍然享有元老的權威，一怒一笑皆可動天下，例如共產黨。

在江澤民已經成為名義上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年代，未去世的鄧小平只不過是一介平民，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但誰都曉得要是認真起來，鄧小平才是話事人。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當年鄧小平南巡，發表幾次講話，就起了撼動北京，轉變全國發展路向的效應。

民主黨有沒有這種大佬？當然沒有，但問題是到了關鍵時刻，其現任領導層的權威的確是比不上早就退休的老主席。例如政府的政改方案剛剛推出時，民主黨主席李永達表現出來的態度遠較後來溫和，似乎只要政府肯修改讓步，他也願意收貨。

直到前主席李柱銘出來大作一聲金剛吼，李永達領導的民主黨才急急轉彎，重上「正軌」。

政黨有元老，一點也不奇怪。怪的是民主黨這麼一個年輕的政黨，才十歲的小孩本該朝氣蓬勃，直如八、九點鐘的太陽，怎會落到如今這步田地，暮氣沉沉，老是被人警告有衰頹跡象。

且看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政黨國民黨，向有「百年老店」之稱，但自從出了馬英九當主席，立時呈現銳不可擋的新氣象。再看更古老的英國保守黨，則有三十九歲的大衛．甘馬倫領軍，越來越風騷。連首相貝理雅都忍不住要出來嘲諷兩句，盡顯工黨政府妒且懼的心情。相比起來還只不過是個嬰兒的民主黨，又該如何走下去呢？

梁文道：數學是世界的語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如果你劃一道直線，把它割成兩截，一截長一截短；而且讓那稍長的一截與較短的一截的長度比，正好等於整道直線和分割後較長的那一截的長度比，你得到的就是一條依據黃金比例來分割的線了。而且你會發現如此割開的兩條線段的長度比例等於1.6180339887這個無窮小數，這個比例還有個名字，叫做phi（Φ）。

只用文字，沒有圖畫，要讓人一下子看懂黃金比例的意思是有點困難，還好受過點基礎數學教育的人都應該知道黃金比例是怎麼回事。既然如此，我們不妨再來一道常見的數學題：某人放了一對兔子在一個四面被牆包圍的地方。假設每個月每一對兔子會生出一對兔子，而新生的兔子一個月後又能再生一對兔子，那麼一年當中，會生出多少隻兔子呢？解答方式相當簡單，這是一個數字序列，排列起來是1、1、2、3、5、8、13、21、34……。你會發現自這個序列的第三項開始，每一項等於前兩項的和，例如2=1+1、3=2+1、5=3+2、8=5+3……。由於這道題出自十三世紀的意大利數學家李奧納多．費波納奇（Leonardo Fibonacci），所以這個數字序列叫做「費波納奇序列」。有趣的是，這個序列中前後相鄰的數字之比，只要隨序列擴增，就會愈來愈接近1.6180339887....，黃金比例，這個文明史上最神奇的數字，所以費波納奇序列又被稱作黃金費波納奇序列。科學家後來發現這個序列無處不在，黃金比例到處都是，植物葉子的生長序列，菠蘿鱗片的排列模式，老鷹俯衝撲擊獵物的航線，鸚鵡螺的殼，銀河的螺旋……。

難怪有人說上帝一定是個數學家，數學就是世界的語言，要不然怎麼可能有如此巧合的事？數學為甚麼會成為物理上的定律？美國哈伯望遠鏡的科學部門主管李維歐（Mario Livio）的《黃金比例》沒有提供答案，他談的是人類對黃金比例迷的歷程。在這本書裏我們會看到很多黃金比例散發魔力的經典例子，比如說有人在大金字塔裏看到了它，有人在達文西的畫裏發現了它，有人注意到羅馬大詩人味吉爾的用韻模式暗合黃金比例，有人指出凡是以黃金比例創作的音樂都是最悅耳的，會計師艾略特（Ralph Nelson Elliott）更在他知名《波浪理論》中用黃金比例解釋股市指數起跌的規律。讀過藝術史的人一定聽過，黃金比例是世界上最美的比例，依照它設計的建築，畫出來的油畫，譜寫出來的樂曲，莫不教人自然地感到愉悅。李維歐在《黃金比例》裏引用大量文獻指出，這無非是個最美的迷信。被認為是黃金比例典範的許多藝術傑作，其實並不符合黃金比例，是人們對這個數字的迷戀誤導了大家。當然也有很多比較現代的藝術家如建築大師柯比意，真誠地把黃金比例應用在其作品上。但這一切最終可能都只不過是種「數字學」，對特定數字的迷信，正如666被認為是魔鬼的數字（順帶一提，用三角函數中的正弦和餘弦去計算666，也會得出一組和黃金比例有關的數字，試試看）。

那麼大自然中的黃金比例是世界本身的模式，還是人類感知世界的方法導致的結果呢？答案正如Φ這個數字一樣，無理無盡。

梁文道：Bono 的啟示

【都市日報-兵器譜】和世界首富兼第一慈善家比爾．蓋茨同登《時代》雜誌年度封面人物榜的波諾(Bono)，他所屬的愛爾蘭樂隊U2本來就以社會關懷和社會良心知名。

我第一次知道英國當年在北愛爾蘭慘烈的鎮壓活動，就是從他們的歌曲《Sunday, Bloody Sunday》聽回來的。九十年代初我在美國波士頓一個體育館看到全場人士向首次到訪的南非曼德拉致敬(那時他還沒當總統)，大家高唱的就是U2描寫種族隔離政策的一首名曲。

與大部分中港台的偶像歌手不同，波諾的演藝工作和他業餘的公益事業是分不開的。他不會在一場為非洲國家呼籲減債的演唱會上大唱失戀的苦楚，我們的偶像要是為「希望工程」籌款，有多少人找得出真正和山區小孩的生活有關的歌呢？

波諾近年致力於最落後國家的滅貧工作，他不只是為貧民撰歌鼓呼，也不只是搞了一個大型演唱會籌款，而是直接捲入國際政壇。他和羅馬教宗閉門座談，趕到機場截住美國國會領袖，念茲在茲，全在為窮國減免外債一事之上。他不只是個熱心的歌手，還被當成專家，2003年出席在紐約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對著各國領袖演說，2005年在歐盟會議上宣傳「讓貧窮成為歷史」。

這些大人物為甚麼要理會一個歌手呢？第一個答案是老式的邏輯，和明星站在一起有助於增加自己的親和力，百姓們看了舒服。這就和公益機構找明星代言人打知名度一樣。不過一般政客和明星們拍照握手，通常只是表達謝意，多謝你為我們這個地方的小孩病人唱歌，絕不會把你當成認真的伙伴。可是波諾不一樣，他隨口道出的數據足以令很多國會議員汗顏，原來這個戴墨鏡的小子真懂。波諾不只會唱口號，他注重事實，用他的話說：「事實是美麗的」。

《時代》補充一句：「但只有波諾能令事實唱歌。」他帶布殊去訪問烏干達的愛滋病中心，先請病童們合唱一首《美麗的美國》鎮住剛進場的美國總統，再找一個媽媽出來哭訴高昂的藥費如何奪去她兒子的生命。鐵石心腸如布殊，也忍不住上去抱住她，回國後宣布向四十萬非洲愛滋病患者贈藥。

波諾能用技巧使事實歌唱，但前提是他知道事實。我們那些用過場的態度來搞慈善的明星，在他面前還是群小學生。

梁文道：慈善公關也是門專業

【都市日報-兵器譜】明星參與慈善公益活動，出台演唱籌款，擔任形象代言人，在香港已經是個傳統，對娛樂界中心來講也是個不成文的義務規定。從來不肯參與這些活動的，甚至還會被傳媒攻擊，說他沒良心。

看來這個傳統在大陸也漸成趨勢。「超女」周筆暢最近就趕上潮流，去了一趟陝西農村，體驗當地村民打井吃水的困難。而她的老對手，另一名「超女」，李宇春更成了中國紅十字會「小天使基金」的形象代言人。

很多人會說這不過是明星們增加人氣和見報率的手段，從猜測動機出發懷疑實際成果。其實只要冷靜點看，這種活動既為明星們帶來「很有愛心」和「富貴不忘貧寒」的正面形象，也為各種公益機構打出知名度，不啻為雙贏的好棋，又以近年流行的「企業社會責任論」來看，藝人是個體企業，以牟取最大利潤為本，但搞好企業責任，得到公關的潤滑，長遠而言是盤「可持續發展」的好買賣。問題是企業責任也是門很專業的學問，富商捐錢也不能胡亂四灑，做公益得先對你做的事有認識。

這麼多年以來，沒有參加過慈善活動的香港藝人不多，但叫人留下印象的卻很少，原因就是除了黃耀明等少數藝人之外，許多娛樂機構和明星們對待這回事的態度不專業。他們總以為自己出台唱唱歌照照相，抱著個孤兒說幾句話之後就功德圓滿。

對於參與的活動也沒經過精心設計和選擇，給白血病幼兒籌款我去，老人痴呆症公眾教育計劃我也去，只要它們都是公益慈善就行了，至於兩者的分別何在，有何內情，實在沒時間也沒心情去研究。

所以香港曾經鬧出經典笑話，政府當年找來張柏芝等青年偶像拍廣告，呼籲年輕人去登記做選民。事後媒體訪問他們，發現有的推說自己太忙沒時間登記，有的乾脆連自己是哪一個選區都不知道。本來一樁美事最後變成雙輸，偶像與政府俱成笑柄。

現代的大慈善家之所以稱為大慈善家，不只是因為他捐的錢多，還是因為他會全情投入，真正懂得他「投資」的那門事業是怎麼回事。

例如比爾．蓋茨，多年來持續專注地投放資源在非洲醫療健康問題，不只錢捐得比誰都多，他本人就幾乎是這個領域的半個專家。

梁文道：哲學家茶餐廳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許多文化圈和學術界裏的朋友總是抱怨香港的咖啡館文化不茂盛，找不到一家又舒服又能坐得久的咖啡館。不錯，Starbucks和Pacific coffee已經開得滿街都是，獨立自主的上樓小咖啡店也愈來愈多，但就是有點不太對勁。當然也有人說茶餐廳才是最地道的香港文化，然後又拿出鴛鴦來說故事，甚麼東西文化的交融碰撞云云。

我懂那些朋友說的是甚麼。很多年前去維也納的時候，正好住在傳奇性的Cafe Hawelka樓上，於是每晚也裝模作樣地去那裏讀書寫字，直至凌晨三點店家打烊。這是家典型的歐陸「文學咖啡館」，陰暗破舊十分smoky，但牆上貼滿了正在城中上演的各種文藝節目宣傳海報，還釘着許多講座與論壇的通告。有人喝酒聊天，有人下棋，還有人像我一樣正在看書看報看雜誌。看甚麼雜誌？就是店裏提供的雜誌囉，全是書評、時事和文藝刊物。在這種地方你不可能看見時尚潮流雜誌；哪怕是Vogue和Elle，至於跟着《飲食男女》的《壹本便利》和《忽然1週》，抱歉說句，真的不可能。

這種咖啡館能聚人。不同學派的知識分子去不同的地方，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明星。老一輩的人常愛當年為了結識心中的偶像詩人，刻意去一家他老呆在那裏思考聊天見朋友的店，然後寫一封情深意切的信與自己青澀的習作，託老堂倌傳遞過去。運氣好的話，偶像或許會招呼你過去一坐。不少文學巨星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裏誕生的，所以我在Cafe Hawelka呆了一個禮拜，好讓自己摸一摸邊。

裝潢考究的咖啡店的確多了，但就是沒有這種「文學咖啡館」，光看他們供應甚麼書報，即可思過半矣。我們的茶餐廳好吃好喝的地道東西不是沒有，但咖啡真是不能喝，絕大多數都是滾了一天又酸又苦的汁液，環境就是更加不堪，鼠蟻橫行，蟑螂就在牆上爬。

偏偏旺角女人街有家茶餐廳很不可思議地成了一小部分文化人常去的地方，叫做「銀河」，我戲稱之為「哲學家茶餐廳」。首次邂逅是十多年前唸研究院的時候，當年我在附近一家民辦書院教哲學夜校，課後總是一群師友不捨地在此繼續抽煙辯論亞里士多德《論靈魂》的奧義，或者新行家的分期問題。久而久之，我自己也常一個人去那裏閒坐看書，老闆不趕人，又有頭大貓在腳邊散步，挺好。

旺角大概是全香港書局密度最高的地方，而但凡我等書蟲都有個習慣，就是喜歡第一時間找個地方檢閱剛剛到獵物。所以很自然地，我每回逛完書店提着幾個袋子都會到「銀河」翻書，平靜一下興奮的心情。光是這種地利，中環少數一兩家很文化的咖啡店就比不上了。怪的是，我漸漸發現有這個習慣的不止是我，原來很多圈裏人都愛去「銀河」，並且都是獵書完畢之後來此小息。有一回碰到個搞攝影的老友，過去翻弄他的書袋，其中大半是哲學書，我隨口就說了一句：「哇！這裏真『哲學家茶餐廳』」，他笑一笑，似乎很明白我的意思。

最後一次去「銀河」，老闆告訴我常來的還有劉天賜，我中大哲學系的前輩學長，每次也是抱着一大堆書來這裏慢慢看。我始終沒在「銀河」遇到賜官，因為它關門了，你知道最近經濟好了，鋪租貴了。其實「銀河」和其它旺角茶餐廳一樣，地方不乾淨，廁所地面很滑，咖啡不好喝。為甚麼我們這一小撮人總是要去那裏，在收音機裏激昂的跑馬節目聲中看書，是個永遠的謎。

梁文道：歷史的狡詐——「防民」政制的惡果

【明報-筆陣】自從特首曾蔭權把「反對派」3個字送給泛民主派之後，各種各樣把「泛民」重新定位為反對派的言論就陸續出籠了。可以想見這是政改方案被否決以後，要在未來一屆議會選舉打擊泛民的第一步工程；先把它固在這個位置上，迫使他們採取守勢。這種言文攻勢當然是想將香港民主進程受阻的責任完全推給「泛民」，但是保守派乃至於中央政府難道不應該反躬自問，看看事情演變到如今這個地步，自己是否也有責任？所謂的「反對派」究竟是怎麼形成的？保守派眼中不代表主流民意的24席反對派議員又為什麼可以否決掉一個「十分理想」、「廣孚眾望」的方案呢？

從《基本法》的草擬階段開始，主導香港政制設計的思路就是「防止失控」。所謂「失控」，具體地講，就是讓一些不是自己人的民主派坐大，影響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掌控。強調行政主導，不立《政黨法》，在區議會重新安設委任議席，以比例代表制選舉立法會直選議席，除掉兩個握有資源及實權的市政局，用800人組成的選委會選出特首等等，全都是為了防止失控，又或者乾脆說是「防民」(提防民主派)。這等既違背民主政治潮流，也不符現代政治公平參與規則的設計，雖然影響廣泛又深遠，但服務的卻是一時的政治目的，就是要限制民主派勢力的增長。

有意思的是這些設計背後其實假設了民主派的聲勢必然會日益強大，似乎只要政權的民選成分增加，必定就有益於非自己人的民主派，而自己扶持的代理人是怎麼樣都鬥不過他們的。然而政治是活生生的動態過程，其中總是充滿機遇和意外，原先為了「防民」的設計到最後說不定會事與願違，變成縛住自己的繭。

就以政改方案被否決一事來說，為什麼這等議案需要立法會全體議員的三分之二通過呢？如果它只需要一半議員支持，政府提出的方案豈不早就順利功成了嗎？當然，世界各國但凡牽涉重大憲制改革的議案，都會要求格外嚴謹的程序審定議決，但在草擬這類憲法的時候，立法者還是會抱有一定的政治想法。在香港這個例子裏面，當初的想法大概就是怕民主派會佔去立法會的一半席次，可以方便地左右香港政制的變革。問題是從前做此設計時，草委們可能料不到幾年下來民建聯才是立法會第一大黨，而泛民主派極其量也又不過佔據了25席。這個對中央政府來講本來最保守最安全的裝置現在居然絆了自己的腳。

再看泛民主派在兩個多月間的態度演變，從最初不強烈反對政府方案，只要求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到最後非要普選時間表不可。各派人馬之所以愈來愈硬，愈走愈團結，原因正正在於他們不是一個黨派，而是很多個分支。假設25個泛民主派議員都是一個大黨的成員，他們為了自身組織的壯大，為了第二、三梯隊謀出路，極可能會接受一個妥協方案，而且也不用擔心支持政府方案會有什麼嚴重後果。但現實是民主黨只不過是稍大的一個山頭，此外，還有很多沒什麼組織負擔但彼此競爭的小黨派和個體戶。在民主理念的大旗下，誰都怕自己要背上出賣民主的罪名，誰都負不起「轉」的責任，於是互相以刀架頸共赴梁山，一起強硬地否決了政改方案。

為什麼民主派形不成一個剛性組織？何以民主黨搞了幾年愈搞愈沉？除去內在的原因之外，外在的制度環境也相當重要。大家都知道以政黨為從政途徑，在香港是很沒前途的。首先《基本法》就規定了特首不能有政黨背景，排斥了政黨染指行政權力的機會。然後在行政主導的前提下權力不多的立法會，還要用不利於大黨發展卻有助於小派分枝的比例代表制選出地方直選議席。試問民主黨怎能壯大？泛民主派又怎樣形成一支政黨？

又正因為政黨勢弱，陳日君主教、報社老闆黎智英和普通市民陳方安生等有政治影響力，但不用付出實質政治成本的人物，才會成為牽真正政治人物鼻子走的大老。他們3人「企硬」，贏的是清譽；民主黨和45條關注組「企硬」，卻要面對組織內部的壓力和選票流失的危機。為什麼領導泛民主派的不是正式下場參與遊戲的政黨，而是宗教和媒體的領袖呢？如果政府要找談判對象，想影響博弈對手，是找專業政客容易？還是找主教與大亨容易呢？如今這個局面，難道不是我們的政制對政黨百般打壓重重設限的必然結果嗎？

假如香港政制的設計對政黨更友善，今天政府的主要對手就是必須顧及現實的專業政黨，而非它把握不住的高人了。假如我們有《政黨法》和對政黨的補貼，立法會的直選議席又是由單議席單票制的方法產生，今天政府在立法會裏面對的或許就是一個較少後顧之憂的大黨，而非互相牽制的個人了。為了防止失控，為了遏阻民主黨的坐大而設計出來的遊戲規則，終於催生了自己口中的「反對派」，終於打斷了自己的計劃。世事難料，莫過於此。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

梁文道：＜弱水三千＞序－－三點說明

1. 這不是一份書單。我討厭書單，尤其是那些開給年輕人的書單。青少年已經有太多應該要上的課，應該要參加的課外活動，應該要遵守的規定和禮儀，我們為甚麼還要管他們應該看甚麼書呢？人生早年的最大好處就是還有浪費得起的時間，就算看書也儘可以看些師長眼中無甚意義的廢物。

我小的時候看了許許多多不知是真是假的《世界七大不思議謎題》和《吸血鬼實錄》一類的廉價書，內容古怪、資料可疑，並且印刷粗糙。但我從不後悔；相反地，我感謝它們。它們使我在百無聊賴的下午可以空想著金字塔裡的咀咒秘密打發時光，在上數學課的時候透過摹畫西藏雪人的模樣鍛煉繪圖的技巧。就算因為害怕書上見到的怨靈照片，而竟夜躲著被窩裡不敢入睡，我還是感謝那些為了糊口而胡亂編作材料的不知名作者，以及可能早就不復存在的小出版社。他們給了我一段快樂的童年，閱讀竟是如此有趣。

如果我們相信書，相信它能開啟靈感，改變生命，那麼一份書單就是一張人生的設計規劃圖了。為青少年開書單的人不只是把塑造了自己的書籍羅列出來，還以為這就是他所不認識的那些年輕人也該走的道路；跟著它，人生自然是好的；大家都走這條路，社會的未來自然也是好的。這是多麼大膽而且自私的想法，我們憑甚麼以為自己的經歷可以複製在其他人的身上呢？

在我一生所受過的教育之中，最令我感念的是童年那段日子。我唸的那家小學也有閱讀課，但是老師們並不指定任何讀物，他們只是把我們丟進一個小型的圖書館，然後就關上門一小時。在這一小時裡，我們肆意翻弄架上的圖書，甚至把它們抽出來當成武器互相丟擲。累了，就坐在地上隨便檢閱那些被摧殘得破碎零落的繪本與童話，重組掉頁的故事和彩圖。看著看著，大夥們漸漸靜了下來，恍惚進了另一個世界；更準確地說，是離開了這間圖書館所在的此世。直到鐘響，老師進來呼喚，我才好像手術後的病人，麻醉藥的效力似去還在，呆呆地站起來和其他小朋友排隊走回教室。

我的老師不管我看甚麼，我的外公則不吝惜地滿足我對各種怪書的胃口（包括那些《吸血鬼實錄》和《法老的咀咒》），他們好像沒教過我甚麼讀書和選書的竅門，卻教了我最重要的心法：閱讀即自由。

老人或許需要一份書單，因為到了這個階段，人生開始要倒過來算，看看自己還剩多少日子，還有多少餘力，這都得經濟地用，再把時間耗在《吸血鬼實錄》上面，未免不智。

金克木先生有本書話集，書名相當驚人，叫做《書讀完了》。他引述了這麼一段故事，話說陳寅恪先生年少的時候去見史學前輩夏曾佑，那位老人對來訪的晚輩說：「你能讀外國書，很好；我只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陳先生大驚，以為老人家糊塗了，怎能說出這麼荒唐的話。雖說漢代的東方朔曾自稱「三冬，文史足用」，但那畢竟是漢朝，說不定的確沒太多書可讀，和現在不能比。但是到了陳先生自己也老了，才發現那番話有理，中國書果然是讀得完的！

這是會過日子的老人家才到得了的境界。由於很早開始就懂得倒數計時，所以看甚麼書莫不經過精密考慮，絕不把生命浪費在三流的東西上。到老，中國最重要最根本的典籍自然已經看完，其餘已無足觀。正如閱畢《紅樓夢》，沒有閒功夫也就不必看紅學考証了吧。即便如此，也得有非凡的天賦，才可能在數十年間讀遍中國經典，例如金先生自己。抗戰期間他在西南聯大任事，偶然從傅斯年先生處得到了一本拉丁文與英文對照的《高盧戰紀》，於是一頁頁慢慢看將下來，越看越有興頭，然後再查對書後附的拉丁文語法簡要。就是這樣，在不斷的空襲警報聲中，他讀完了《高盧戰紀》，同時也學懂了拉丁文。

　　曾經，我也以為書是看得完的。我當然沒有金先生這等本事，也不是真的相信自己讀書的速度趕得上出版的速度，但就是隱隱約約有這份直覺和慾望。尤其是買書的時候，我一邊把書放進購物籃裡，一邊就會為它策劃最佳的閱讀時機，並且喜孜孜地想像它能帶給我多少好東西。結果如何，不問可知。

我今年三十五歲了，運氣好的話，人生或許還有一半，眼看著就要從不需要書單的季節邁進需要書單的年份了。書看不完的遺憾日益濃厚，倒數壓力開始出現。但我還是不甘心，不想就此跟著書單渡日；我仍然願意相信，就算到了嚥下最後一口氣的那刻來臨之前，前面的地平線還是無限寬廣，時間還會給我停下來看看風景發發呆的餘裕。

所以這本書絕對不是書單，甚至不是開給自己的功課。它更像是自己的課外閱讀報告，所以零散，而且偏食的傾向嚴重。用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來排列這批報告，原意是想為它們套上個系統，好看一點，不料後果卻很搞笑，比方說是漫畫集《錦繡藍田》原來屬於「工業、土地用途、勞工」類，而食譜則是一種「科技」書。 「任何系統都有它的臨界點」，果然不是句虛話。

2. 收進本書的文章都曾刊登於《信報》和《蘋果日報》，兩份報章的編輯給了我最大的自由。倒是自己自律，選題下筆之際已儘量考慮過一般讀者的需要，但是，到底所謂的「一般讀者」都是些甚麼人呢？

3. 這不是我的第一本書，雖然它是我出版的第一本書。至於那第一本書甚麼時候才出得了，就真是天知道了。　　

梁文道：我們下一代香港人（＜弱水三千＞出版緣起）

如果今天香港真的衰微了，那麼我們還得好好感謝這場盛大的殞落。因為在香港最光輝最繁榮的年代，幾個人湊在一起搞出版社，絕對是種浪漫的自殺方式。在那個令許多人念其光華痛其褪色的年代裏，我們這個城市是不看書的，或者看書但不敢承認，又或者在家裏偷偷摸摸地讀《尤里西斯》然後在地鐵裏要被迫拿着本《一分鐘經理》，以免被人當作怪物般恥笑。

不看書，不敢看書，甚至恥於看書，這種城市性格側面地突顯了很多人都詬病過的另一種傾向：反智，而且是很字面意義上的反智，我們反對任何有智慧的人和事。腦子只要稍微轉得複雜一點，就是深奧，就是沉悶。我們熱愛旅行，但是所有的旅遊地點最後都變成了「食、買、蒲」的背景；而電視旅遊節目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畫面，就是一幫帥哥靚女在鏡頭前齊擺勝利手勢。我們不鼓勵富商支持文化藝術，但是極度關注他們怎樣為藝人(英文叫做Artist)置屋埋單。說起娛樂界，又不免想起黃家駒那句令人神傷的「香港只有娛樂界，沒有樂壇。」誠然，你何時見過有記者去問湯‧漢斯：「你拍電影拍得這麼好，甚麼時候出唱片呢？」然而，我們的藝人卻一定要走影、視、歌三棲的道路。專業這個字眼，看來我們有自己的一套定義。

這樣的文化是怎麼來的呢？不好說。但每次我見到一些位居高層的企業巨頭和執傳媒文化工業牛耳多年的大人物抱怨香港人沒質素，說香港人一代不如一代，說香港已經被邊緣化了，就忍不住想笑。這一代人常常自命精英，覺得整個香港的榮景都是他們製造的。但是他們怎麼不想一想，他們口中的「下一代」是誰培養出來的，又是在甚麼樣子的社會環境底下長大的呢？這種社會環境的形成，他們敢說完全與自己無關嗎？

這一代香港人中的精英陳冠中，在他非常自省非常犀利的〈我們這一代香港人〉一文裏如是說：「我們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運氣好到甚麼地步，其實並不是因為我們怎麼聰明，而是因為有一個歷史的大環境在後面成就著我們」。「我這批人開始以為自己有多厲害、多靈活、多有才華了。我們不管那個行業都是很快就學會了，賺到了，認為自己了不起了，又轉去做更賺錢的」。「在出道的1970和1980年代，我們在經濟上嘗到甜頭，這成了路徑依賴，導致我們的賺錢板斧、知識結構、國際觀都是局部的、選擇性的，還以為自己見多識廣。」

這一代人還按著自己的樣子，塑造了香港城市的特徵。陳冠中又說：「沒甚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這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思想心態：我們自以為隨機應變，甚麼都能學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報。」

在這樣的心態指導之下，香港形成了標誌性的即食文化；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中，我們不看書，除非是為了考試，或者有即時見效的用處。

很多人說香港太小，所以嚴肅的出版搞不起來，另類音樂的唱片賣得不好，劇場演出的上座率不高。其實這只是種似是而非的說法。且看人口數字，比起許多北歐國家，香港的七百萬人並不算是小數目。但為甚麼香港就是養不起一份可以自給自足的文化雜誌，一家終年無休的爵士樂會館呢？關鍵在於我們的人口雖然不少，但是大家的口味太過雷同。說到下班後的娛樂，我們第一個浮起的念頭就是唱K，而且到了卡拉OK之後，大家都搶着唱同一首歌。畢竟，我們都是陳冠中所說的那一代人，或者他們的後裔。

因此問題不在人數的多寡、在於人群的類別、市場的區隔。曾經有朋友提出一個想法，他認為只要有一萬人，這一萬人會逛畫展，會聽音樂會，會買本地嚴肅作家的作品，我們的文化環境就會大為改觀了。我不知道一萬人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也不知道這種估算有多科學；但是我們都知道他說的這一萬人其實是一個概念，是一群critical mass，是一群決定性的少數。有這樣的一群文化消費者，市場的面貌就能稍顯多樣，甚至可以達到一個臨界點，讓量變引起質變。這是很多年前談過的話題了，恍如幻想，當時大家都還看不到出路。

可是就在這幾年之間，也不知是沙士的後果，還是與七一有關，香港變了。樂壇多了一批標榜自己作曲自己演唱的實力派「創作歌手」，最大的電視台開始找一些過去肯定是毒藥的文化人主持旅遊節目介紹異國歷史，據說連圖書的銷售數字都增加了許多。好像香港人在金融風暴、樓市崩塌之後開始懷疑自己，覺得自己似乎不是自己想像中的那麼無敵，同時也對自己曾經擁抱的價值和口味感到不大足夠不太滿意。我們開始想要更多不同以往的東西。這個「我們」還是以前的香港人嗎？

也是這幾年，一個又一個的新團體誕生了，他們的立場觀點不一，背後財源的大小有異。但是他們都很年輕，甚至以此自豪。轉眼之間，他們有的建設了民間記者相聚的網站，有的深入基層投身社會運動，有的開起了沙龍智庫，甚至還乾脆加入政壇協助組黨。他們是香港所不熟悉的陌生人，他們是下一代香港人。

有趣的是，一切變化不全來自新青年，就連「上一代」香港人也在自我改造，脫胎換骨地成了「下一代」。就舉一個例子，規劃師和建築師都是香港地產主導的經濟模式的既得利益者。海填得越多，舊區拆得越快，他們得到的好處才會更大。但是近年突然有一些建築師和規劃師跑出來反對填海，維護古蹟，甚至捲起衣袖義務協助老區的街坊捍衛舊社區，而且其中不乏「上了岸」的「上一代」。

難道我們正在目睹香港的典範轉移，香港人集體的世代交替？香港是不是正要變成另一代的香港？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底下，我們幾個朋友才會聚在一起，成立「上書局」。帶著一點寄望，為了我們下一代香港人。

梁文道：異國的植物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讀懂一首詩到底需不需要方法？這個問題就像聽音樂需不需要學習一樣。很多人以為音樂就是音樂，好聽就是好聽，是種純粹感官的事，根本不值得花時間去研究欣賞音樂的方法。和弦、對位和配器是作曲家的責任，不是聽者的智性負擔。如果這種說法成立的話，讀詩也就談不上懂或不懂，只有讀來是否令人愉悅的問題。

由於太多人相信這種講法，所以很少人讀詩。因為太多的詩初看起來令人丈二金剛摸不頭腦，於是還來不及去感受，就已經被放下了。我介紹北島《時間的玫瑰》，正因為它提供了鑰匙，讓我們從狄蘭．托馬斯、里爾克、洛爾加、帕斯捷爾納克等大詩人身上，學懂讀詩的方法。它以人為單位，夾夾議地把九個大詩人的生平娓娓道來。當然重點還是作品，而北島用的方法是在今天研究文學理論的人眼中早已過時，但卻是走入詩歌叢林不二法門的「新批評」技巧，以及俄羅斯形式主義的教誨。我覺得一個就算聲稱自己從來不看外國詩或者現代詩的讀者，跟北島走這一趟路，也會漸漸愉悅起來（或者悲沉）。

另一個使人遠離現代詩的理由是翻譯，很多國際上赫赫有名的詩人到了中文裏，都變成一堆亂碼，令人懷疑到底是這個世界騙子太多，還是自己太蠢。詩能不能被翻譯，是永遠不會結束的爭論。而北島當然相信詩是可以翻譯的，否則就不會有這本書了，他甚至還認為十分有彈性漢語是最適合翻譯詩的一種語文。那為什麼許多外國詩人的中譯看起來都很糟呢？北島用了大量例子說明原因是譯本不濟。

同一首詩，北島常常找來兩個譯本，再加上自己的翻譯，比對分析之下，果然是北島譯的比較精準有味。但說「精準」，其實是很值得懷疑的，因為除了英文之外，北島不懂任何外語，偏偏除去狄蘭．托馬斯，《時間的玫瑰》介紹的全是非英語系詩人。如果我們也不會德文的話，又怎麼知道北島譯的里爾克要比其他人高明呢？北島只能倚重權威的英譯本，有時甚至賴此指出直接從德文譯回來的中譯有缺陷。看起來這是很大的問題，如果我們不懂德文，又怎能比較英譯中譯孰優孰劣呢？

不過在北島細緻的詞句解析下，我們實在找不到理由懷疑他的自信。這是一份詩人的自信，就像黃燦然，也是透過英文引進其他語言的詩，而且譯介得不亦樂乎，一點也不擔心自己語文工具的不齊全。好詩人確實能夠輕易掌握一首詩的質地和聲音，就憑這點，他可以宣稱他懂這首詩，而且譯得對。就像他筆下的艾基，在美國對學生們用母語朗誦自己的作品，包括北島在內的大部份人其實聽不懂俄文，但北島說：「他聲音沙啞，真摯而熱情。其節奏是獨一無二的，他的朗誦精確傳達了他那立體式的語言結構，彷彿把無形的詞一一置放在空中」。這句話裏的「精確」是神秘的，但是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