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時代巡遊到了香港

【蘋果日報-Always on Sunday】編者按：

法國國寶、畢加索真跡《巡遊》帷幕，自10月13日至10月31日在香港展覽了19天，吸引了200萬人次觀賞。《巡遊》來港展出，全城哄動，是本地一次文化盛事。

對這次活動，本港文化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大多數香港人不會欣賞，只是一窩蜂的心理去趁熱鬧，但也有人覺得這個活動，為香港製造了一陣藝術熱潮。文化人梁文道這篇〈時代巡遊到了香港〉就認為這個秋天香港很有文化。

站在垂掛於商場中庭的《巡遊》面前，我們看到的不只是畢加索的畫，還是一整個時代。它離開巴黎龐比度中心的倉庫，千里而來，在一個屬於商場的年頭靜靜地承受遊客目光，然後再回到倉庫裏面封存，等待另一段二十年。

1917年，那的確是一個成為傳說的時代。看看這幅巨畫就知道了，裏面有許多畢加索的朋友：撰寫《巡遊》這部舞劇歌詞的高克多（Jean Cocteau），一個集詩人、小說家、劇作家、畫家、電影導演和電台主持人於一身的絕代天才。配樂的沙提（Erik Satie），當年音樂界「六人小組」的領袖，現代前音樂的祖師爺。跳舞的狄亞基列夫（Serge de Diaghilev），俄羅斯芭蕾舞黃金年代的代表人物。也就是說，與《巡遊》這齣芭蕾舞劇有關的人物，都被畢加索畫進這幅劇場帷幕裏，而這批人物個個都是傑出的藝術家，留在畢加索的畫裏玩奏音樂，飲宴作樂，一直青春到現在。

且說這個在畫裏彈吉他的沙提，一直是現代藝術創作的靈感泉源。幾年以前的香港國際藝術節，就找過黃仁逵等本地藝術家一起合作，向這位百年前的法國人致敬。沙提是個性格怪誕的人物，曾有兩年，每天早上離開住所按固定路線，散步穿行大半個巴黎，然後循原路回家，到家的時候剛好是晚上。他還有搜集癖，家裏頭堆滿各式「藏品」。1925年他死了之後，朋友們到他那灰塵滿布、四處結網的家裏收拾遺物。一開門，就像打開埃及法老圖唐卡門的墓室一樣，把大夥們看呆了。原來這位老友收藏了過千把雨傘，不用說，其中絕大部份是從未用過的。

在沙提的遺物之中，朋友們還解穿了巴黎文化圈中的一個小秘密。他們看到一大堆畫古怪建築的小畫片，那些建築的式樣有中古風格，但看來都像是用金屬搭建的。有人突然想起過去這麼多年來，不時有人在報上登廣告，說有整棟城堡招租或售賣，那些廣告裏的建築畫像型制古怪，不似真有其物。有人按廣告指示去信查詢，但總是石沉大海，毫無回音。後來大家都覺得這可能是惡作劇，不過這類廣告還是不斷出現。看沙提這批藏品，一切都真相大白，原來登那些售樓廣告的就是他。沙提透過圖畫想像自己收藏了一堆建築物，為了玩得更認真，他就想到把它們當成真正的產業拿去租售……。

至於高克多，有人說他是第一個現代意義下的跨媒體藝術家，有人說他是最完整的才子；也有人說他只是個生活作風浮誇，追求虛名的浪子。雖然他喜歡別人把他看作一個不折不扣的詩人，但他的創作範圍實在太廣闊，所以還是令很多有分類癖的歷史學家感到為難。他拍過《詩人之血》和《美女與野獸》等驚世之作，但由於作品數量實在太少，所以電影史家覺得他只是個很厲害的票友。雖然有令普魯斯特激賞的長詩《阿拉丁神燈》，但文學史家又嫌他的文字作品太零散，多數是筆記和散文，沒有一兩部真正足以傳世的核心巨著。他的畫也很有特色，尤其是用筆大膽的速寫。但今天要找他的畫冊並不容易，想看他的畫，你去書店裏找西方春宮圖史，一定有他畫的男子自慰像。

更成問題的是高克多喜交際善應酬，最擅長促合互不認識的有才之士，不搞派對的話就一起搞藝術。芭蕾舞劇《巡遊》的創作班底就是他組織起來的。這種人物最是尷尬，你會在所有關於那個年代的記?裏看到他的名字，但他卻又不是甚麼開宗立派的人物，頂多像個交際花。清高的文人更不喜歡他在主流社會廝混，不只在電台開咪，還出任過康城電影節主席。高克多喜歡鎂光燈下的生活，與時裝界關係尤佳，香奈兒（CoCo Chanel）是他的好朋友，皮爾卡登（Pierre Cardin）有一個西裝系列以他命名。順帶一提，《巡遊》的服裝設計正是香奈兒負責的。

可是到了去年，高克多逝世的四十周年，法國掀起了一陣高克多風。又是龐比度中心，為他舉辦了盛大的回顧展。學術界開始發現以前談藝術史注意的總是蕭邦和德拉克洛瓦這類閃亮的巨星，卻忽略了主持沙龍把大夥湊在一塊的女主人。沒有那些「交際花」，根本沒有「時代」可言。因為一個時代不可能只有幾顆互不相關的孤懸星星；一個時代之所以為一個時代，得有一座像巴黎這樣的城市，幾間咖啡館，和把所有人吸引過來聚成太陽的接合劑。高克多就是這樣的接合劑，他交際手腕的背後，有洞悉時代的先知能力，為來自不同地方不同背景的人指出未來的思想方向。何況高克多多才多藝，他每一種才華都足以令他載入史冊。儘管他自己說：「友誼佔據了我所有的時間，如果作品妨礙了友誼，我會為友誼犧牲作品」。

回到《巡遊》，本地傳媒在介紹這部作品時，往往忽略了「超現實主義」這個名堂就是自它而來。也是他們的同代人，大詩人阿波里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形容他這班老友們合作的舞劇時，發明了「超現實主義」一詞，七年之後布列東（Andr? Breton）糾集同道宣布「超現實主義宣言」，才正式發起了一場文化革命。說起來，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藝術文化史總是革不完的命，一場又一場。讀書得來的印象是，那時以巴黎為核心的文化圈，盡是一票無所事事的傢伙，除了創作就是在酒吧和咖啡店裏吞雲吐霧、喝酒吹水，閒極無聊就一起搞個組織，弄份宣言，煞有介事地宣布自己的藝術主張和文化使命。年輕人或某大團夥的邊緣派若是要上位想出位，就再糾集一個圈子再出份宣言。甚麼「立體主義」、「超現實主義」、「表現主義」、「達達運動」，莫不是如此搞出來的。

如今看來，當年各路人馬的競相爭逐，無非都是為了奪取文化場裏的更高地位。每當有人出來宣稱「我們是新一代」，就表示有一批人要過氣了。所謂同一個「時代」，有時候並非真有甚麼共同的東西和理念；往往是反過來，為了發明另一個時代以取代在位的大人物，它的發明人才想方設法弄張鮮明旗幟，造出長江後浪推前浪的聲勢。高克多和畢加索厲害的地方，是他們能經歷多個時代而不倒。你說可見高克多心機高明，他偏不承認。在描寫十多個那年頭藝壇大腕的《我的同代人》裏，高克多說他們那批在巴黎蒙馬特和蒙巴維斯「喪蒲」的文友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雖然我們的確在藝術、文學、繪畫和雕塑裏引發了一場真正的革命」、「我們只是幸運，有一座空城等待我們攫取」。「很多人並沒警覺到事情的發生，等到天下大變要反擊就已經太遲了」。

時代變化，勝者確實可能飛黃騰達。高克多和畢加索自不待言，《巡遊》的同代巴黎人也有不少戲劇性的例子。西西最喜歡的畫家莫迪里安尼（Modigliani）曾為高克多畫肖像，那時兩人都窮得瘋，莫迪里安尼就用友情價五法郎把畫賣給高克多，算是歸本。但高克多給了錢之後才發現身上沒錢打的把畫帶回家。另一名畫家吉斯林（Kisling）與莫迪里安尼分租同一個畫室，因為沒錢故以畫代資交給飯館老闆。飯館老闆收下的這筆「用餐費」，後來遠渡重洋到了美國，售價一千七百萬法郎。而莫迪里安尼，現在更是有價無市了。

那個時代真是太過遙遠，很多事都是我們今天想像不到的。比方劇場觀眾，照理說都是衣冠楚楚的紳士淑女，但總是把一個鋪上紅地氈掛水晶大吊燈的劇院弄成台灣國會。畢加索他們在巴黎的另一個老友，俄羅斯大作曲家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就有幾部作品因為太過前，引起觀眾騷亂，差點還鬧出火警，情形猶勝旺角午夜場的觀眾「割凳」。今天我們香港觀眾再沒規矩也懂得音樂會裏要關手機，遇上再不堪的演出也會客氣鼓掌。難道時代真的進步了，我們比起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巴黎人要文明得多。

《巡遊》1917年的首演也幾乎出事。當時編舞的馬辛（L?onide Massine），配樂的沙提，撰詞的高克多，設計服裝的香奈兒和畫帷幕的畢加索坐在一起，自信滿滿，以為觀眾一定會為他們這班曠世天才的傑作瘋狂。結果觀眾確實氣得瘋狂。高克多回憶當年好在阿波里奈爾剛從戰場負傷歸來，身軍服頭紮?帶，贏得觀眾起碼的尊重；「我們得跟他離開劇場，否則要不是被撕開，就是被觀眾處以私刑」。只是他們不知道，在劇場裏喧鬧的時候，德軍已經逼近巴黎兩百里之地了。

《巡遊》和它的時代已經遠去，商場卸下黑幕，回復一塵不染的光潔透明，逛街的遊人很快就會忘記這裏曾有一件城中盛事：藝術居然上了電視新聞。這個秋天的香港很有文化，從來和藝術搭不上邊的地產商一下子都成了最熱心文化事業的贊助人。他們說等西九龍的天幕蓋好，我們就會有屬於我們的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