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警方失策藥物舞會地下化

【蘋果日報-蘋果論壇】警方為了打擊所謂的「青少年濫用藥物問題」，近月以來不斷高調搜查各種舞會的士高此等散發及使用軟性毒品的黑點。最惹人爭議的是有許多根本還只是在門口排隊而仍未進入會場，遑論買賣藥物的青少年也一併被帶返警署。警方引用保護未成年人士的條例，叫那些年輕人的家長領他們回家。這種做法不止有很濃厚的威權家長心態，而且在制止青少年使用藥品的問題上，只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因為它並沒有掌握到這新一輪的「舞會——藥物」文化的本質。

吸毒酗酒心理問題

自古以來，人類就有一長串能使人產生心理、生理反應而又能致癮的物品名單。從極軟性的茶、咖啡和朱古力，到較為強烈的煙、酒，以至於極硬性的鴉片和海洛英，先後在不同的時代、地區為了不同的理由監控使用。

我們認為，這都不是好東西而要控制它們的其中一個理由，是它們會令人上癮。但所謂「上癮」卻不是前人用來對付它們的藉口，這並不是說酒和鴉片過去不會令人上癮，也不是說古人笨得不知道它們能使人成癮，而是以前的人並不認為上癮是一個問題。

根據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說法，「癮君子」這種有缺陷的人格類型觀念，到十九世紀中葉才在西方國家出現，並且漸漸普及。

事實上，吸毒酗酒固然有生理方面的害處，但它更為人注意的是它會造成上癮者的品格問題。大部分有毒癮而主動求助的癮君子，都不純是為了自己的身體條件已經壞得不能再壞，而是因為一種深刻的無力自主感，所引發的各種心理問題。

一個人應該自由地掌握自己的生命，憑理性節制自己的慾望，規範自己的言行，決定自己的未來，這就是現代人「自律」的信條。這種信條在於人要依循傳統生活，結婚得遵從父母之命的傳統社會裏是不存在的。也正是這樣，在人必須自主地生活的觀念盛行的現代社會，「上癮」才成為不可忍受的道德問題。因為你若對一種東西上癮，那就表示你失去了自制的能力。你在享用那件東西時會有非理性的快感，過後卻又會沉入失落繼而不斷地追求那剎那的刺激。所以「癮君子」總會為自己的癮頭感到沮喪，覺得自己「沒用」，在人前抬不起頭。因為在一個人格是否完整界定於自律性之有無的時代裏，他注定失敗。

所以，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甚麼在今天吸食大麻的人雖也成癮，卻鮮少主動求助，覺得自己有問題。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六十年代的迷幻藥用家身上。

一味打擊效果相反

反過來，使用古柯鹼和海洛英的人就比較傾向於認為自己是癮君子，感到孤立而且無助。因為大麻不只是一種單純的藥物，它還是一種象徵，背後有一整套文化與生活方式。使用大麻繼而成癮一點也不代表自己喪失了自制能力，反而意味自己選擇了它和它象徵的自由、和平與美麗等價值，以及一系列由各種音樂、藝術及衣所撐起的生活表現。

搖頭丸愈來愈有成為另一種大麻的趨勢，受到世界各地年輕人的歡迎。因為它也逐漸和Rave Party的文化整合起來，有自成一套的音樂、形象以及生活方式。選擇搖頭丸不表示自己失去了自律性，反而是自我意志的強烈展現。

面對這種情勢，政府如果想加以打擊，就只能朝如何分割這種新興的「舞會——藥物」文化下手，使舞會非藥化（例如主動舉辦大球場型萬人舞會）；而非一併打壓舞會與無辜的年輕人。警方的盲目手段只會進一步鞏固「年輕人跳舞等於服用軟性藥物」的印象。近日不少傳媒報道的藥物舞會地下化的現象，就是警方失策，推動了Rave Party文化與搖頭丸進一步結合的明證。

梁文道：日本朋友的圖畫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羅蘭巴特在他那本專談日本的《符號帝國》裏有一篇關於問路的出名文章。他認為現代的西方人把一套幾何化和層級化的地址系統記在了腦裏，所以他們若給你地址時準會給出一列由區至街、由街到巷，再由巷到號的長長數字與字母。但一個日本友人卻好整以暇地拿出一枝筆，在一張卡片的背面為羅蘭巴特畫了一張簡圖。這就是他該去的地方了，不需地址，但要視覺化的空間表現。圖雖簡單，不過清楚，線條的指示使任何像巴特這樣的異鄉來客都能知道方向，不致迷途。他對這番畫圖的表演之激賞溢於言表，讀者們彷彿都能透過文字感到那一筆一畫躍動時的淳靜和美。

這個法國人的日本朋友會不會就是妹尾河童呢？一個帶著紙筆到處旅行的舞台設計師，只懂簡單的英語，卻用圖畫到處和人說話，並會央著他們站定好讓他寫上一張速寫。比方說他坐歐洲的火車，發現每經另一國度，上車的檢票員就有不同的制服。於是很高興地為他們畫下一張張的圖畫，告訴讀者不同國家的列車服務員原來有不一樣的制服，有的會背個小側袋來放車票和其他工具，有的只是手上抱個皮夾，還有的也帶側袋不過他的帶子短多了。

這就是妹尾河童的作品。他的《窺看歐洲》和《河童旅行素描本》就是這樣一頁頁的認真圖畫加上短小但童稚而幽默的筆記和感想。看起來有點怪，因為他既然繪圖，而不像一般旅者那般拍照，那為何不再畫得更隨意一些，更主觀一些，而要那仔細地去「仿寫實」地去畫他看到的枕頭、鋁罐和香港地鐵車票呢？他在描畫巴黎聖母院正門那繁複的金屬裝飾時這樣回答︰「用相機把東西拍起來時，會有種『已為己有』的感覺；但事實上，這常常只是種錯覺。例如這扇門，我天天定睛細看，而且也已經拍了照，但一旦像這樣，一條線一條線地細細描繪時，還是每每有種初次邂逅的新鮮感，讓我驚艷不已……」。

好像朋友把讓他心動的東西也很珍貴地捧給你看一樣。而圖畫的確可以交到朋友。妹尾河童曾經在西班牙一個餐館裏把他很想吃的螃蟹畫給廚房，結果大廚不只煮了螃蟹，還畫了一個大頭八隻腳的東西出來，表示那是要請這位日本來客吃的八瓜魚。餐廳裏的客人看這兩人興致勃勃地畫來畫去，都高興地喝采。畫出來的菜式怎樣也比彩照更有人味。又何況有的好東西還真得繪圖，拍照不來。例如那些住過的旅館的房間平面圖，難道你能掛在房頂上往下拍嗎？看著這些附有細小說明的圖畫，想想他睡的這張床有多小，而那面鏡子又如何大得令人不安。我突然感到羅蘭巴特目睹他的日本友人畫地圖時的那種艷羨。一個能並用文圖來優美地溝通的朋友，總令我這等只懂長篇大論的人自卑。

梁文道：一盤生意以外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每年書展，我們都能聽到各種關於它的批評：不夠文化、太像大型零售攤、推動不起閱讀風氣……等等，等等。其實說到底，書展到底是一盤生意，我們為什不能換個角度，好好地從做生意的角度來看香港書展到底成就了什，錯過了什呢？

的確，如今的書籍出版事業是一盤大生意。單在美國，一年就有二百三十億美元的銷售量。在這龐大的市場裏有著其他市場上也愈來愈常見的趨勢，就是大型集團的壟斷。包括「美國在線—時代華納」在內的五大集團，佔去了這二百三十億美元市場的八成。而頭二十家大公司則合共擁有百分之九十三的市場佔有率。這些數字和它們所指陳的圖景，是安德烈．席夫林（Andre′ Schiffrin）這本《書業》（The Business of Books）的背景。

席夫林在美國出版界聲譽極高，曾任藍登書屋旗下的萬神殿出版社執行董事三十年之久，一九九○年之後創立了近年影響很大的獨立出版社「新出版」（New Press）。他是個有理想有堅持的老派出版人，和他的父親（萬神殿出版社的創辦人之一）一樣，堅持在大眾化的口味之外開拓另類的領域和優質的作品。在這本夾雜著個人回憶與歷史分析的作品裏，他寫出了辦出版仍然是為了一種文化理念和回應社會議題的老好日子，與今天堅持這種路向所需要的策略的機遇。

這本書的副題是「跨國集團如何奪取了出版業，又如何改變了我們的閱讀方式」，相當清楚地點明了整本書的骨幹，不愧是出版老行尊的第一本書。我們住在香港的讀書人往往羨慕英語市場的龐大，什類型的書都可以出現；卻不知自從二次大戰以來，跨國傳媒集團不斷收購老牌出版社，已經大大縮窄了書籍出版的領域和品種。被盈利第一的原則策動，這些大財團對於不能有效率地賺大錢，但又不是沒有市場的題目興趣缺乏。結果是有才華有見地的作者出不了書，沒人認識，而有著廣泛好奇心的讀者就根本不知道原來他們可以有更多選擇。席夫林自己創辦的新出版就是對這個局勢的回應；而這家小出版社過去幾年來的成就，就更加說明了這種局勢使我們錯過了多少好東西。

馬國明送這本書給我當作結婚禮物，我用一個晚上讀完這本好看的小書，以為答謝。題旨雖大，其中卻有不少有趣的小故事。例如席夫林的爸爸在戰時曾收到一位闊太的捐助來辦出版。那名闊太第一回登門拜訪時，他老爸正忙，於是就請她坐一回兒（Please have a seat）。數分鐘過去，闊太不耐煩了：「你或許不知道我是誰，我可是×××」。誰知道這個知識分子竟然抬一抬頭，就答道：「噢！真抱歉，那請多坐個位子吧（Please take two seats）」。

唉呀！你瞧，我又忘了要從做生意的角度來談書展了。

梁文道：忘記香港於是得到香港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在出版商推銷陳慧兩部近著《四季歌》與《人間少年遊》的廣告裏，有這樣的字眼「香港感覺」、「香港風情」。我不知道這是出版社的判斷，還是陳慧自己在寫下這些短篇故事時心裏頭的想法。但這的確令人想起陳慧的成名作《拾香記》，一本在九七談論香港文化與歷史的熱潮之後出版，糅合了一個家族與香港歷史的小說。陳慧就在這樣的環境底下模模糊糊地被建立成了寫香港的作者。可是香港該如何去寫呢？是不是但凡住在香港寫在香港而又無可避免地以這個地方為寫作背景的作者，就是一個書寫香港的人呢？

《拾香記》作為陳慧的第一本書，就得到了市政局文學雙年獎，廣受好評；可是我自己卻嫌它的野心太大。用一個家族的經歷去說一個地區以至於一個國家的歷史，本是現代文學裏的典範類型。寫得精釆可以有雄闊的格局，寫得不好就會沉悶乏味，在家庭的私事與社會的大局之間進退失據。《拾香記》在處理這個問題時用的是一種機械式甚至數字式的方法，先別開生面地用「事」、「情」兩部分去分別開事情的背景陳述和敘述著拾香的死前回憶，再把書中的人物（大多是以一個數字起名的兄弟姐妹，例如「九健」）對應上不同的香港史實、文化氛圍和心態轉移。

看得出來陳慧在資料掌握上下過苦心，不論是六七暴動還是港姐選舉都被羅織進去了。但篇幅不大，又要把一整個家庭和香港數十年的變遷連接起來，就顯得許多地方寫得牽強。又為了要使每一個人物對應某一代香港環境的特殊性或某一類典型，結果是角色變得相當概念化。如果這是一部短篇寓言或者是一個象徵，那當然不錯；但陳慧的寫法卻又很實在，所以才顯得這個篇幅容不下她的企圖。

後來我常在報上看到陳慧繼續用她平淡的語調，努力地寫呀寫。別人寫專欄都用散文很舒快地記下每日所感所想，她就迂迴但也更細心地去把看到的和感受到的畫成一個情境，一段故事。結果反而把香港地的一些人物和他們的感性寫了出來。沒有了精心構築的架構，放棄了鳥瞰香港社會歷史的宏圖，卻得回了實實在在的眾生。在《四季歌》與《人間少年遊》裏，沒有大人物也沒有特別邊緣的底層，都是地鐵裏的乘客，二三十歲正往上爬的白領，墳場管理處的女職員。沒有偉大曲折的故事，也沒有別具深義的暗示，卻總有這個城市某些階層裏常見的錯失，偶爾興起卻也不作風浪的傷感、快樂和浪漫。要不要寫香港，反而不重要了。總有香港讀者在此感到共鳴。

梁文道：悲劇性的書寫傳統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陳寅恪集》的出版，是今年中國出版界的第一等大事。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大陸就掀起了一股「陳寅恪熱」，至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達致高潮。一本講述一個並不具有大眾知名度的歷史學者晚年生活的書，竟然成了全國暢銷書。《陳寅恪集》此番出版，十三種十四冊中首先推出絕版多年但人人傳誦的《柳如是別傳》三卷，先聲奪人，肯定會為這股潮流再掀高峰。有朋友告訴我他工作的報館裏近日即有不下十人正在苦讀此書。

奇書《柳如是別傳》，初遇之時正讀大學。其中種種考證繁瑣，令我翻來覆去不能終卷。奇的是這一部談論明末清初名「妓」柳如是和其夥伴錢謙益的書，為何會那受到重視。更奇的是陳寅恪以博學著稱，通曉近三十種語文，真真正正稱得上學貫中西，晚年為何不寫出一部人人期待的通論性大書（如隋唐史），卻於臏足盲目的殘歲裏花十餘年功力去為這一個「小女子」立傳？

一位學長知我崇洋，不讀國史不懂其體例傳統，特別用近年由一批意大利史學家倡導的「微觀史學」來比附，我就有點懂了。大意是從一個被歷史掩沒的小人物身上著眼，透過仔細探挖他的言行交友，逐漸在敘述之中展示出一幅失落時代的精神風貌與生活氣氛的側面。《柳如是別傳》就是這一人，側寫晚明清初國家興亡之際，文化失落局勢奇詭之時的政治與道德的大書。何況柳如是並不是一個「小人物」，陳寅恪打破了歷來對她的誣陷和抹黑，把她寫成了數百年來罕見的中國道統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表現。所以若從女性史的角度來看，這又是一部開闢天地的巨作。

後來讀到余英時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發現這實在是本包括《柳如是別傳》在內的陳寅恪晚年作品的最佳導讀，於是有決心和信心硬著頭皮一頁頁去看這本複雜的書，乃更了解何以這又是一部「心史」的說法。所謂「心史」，即陳寅恪在五、六十年代中國政治高壓學術想息的環境底下，用複雜的密碼系統把自己對時局的觀照感想寫進柳錢的故事裏面。清末民初，中共建政，相隔了三百多年的兩個時代變局交織為一，呈現出了「文化遺民」的苦痛心境。司馬遷作《史記》有悲憤之情，陳寅恪寫《柳如是別傳》為自己的心史，這實在是中國史學裏一道悲劇性的書寫傳統。

梁文道：重建追求平等的左翼

【蘋果日報-蘋果論壇】何物為「左」？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當前的國際環境上來看，各式各樣的左派的最大共同特色，就是一種對平等的追求。追求平等是左翼之所為左翼的「精神氣質」（ethos），它的體現可以是要求階級的平等、性別的平等、性傾向的平等、族裔的平等以及任何其他身分界定範疇的平等。左翼不把不平等視為必須接受的自然傾向，反而認為所有的等級差別都是社會產物。所以左翼對於製造等級不平等的社會要有系統的分析，也要有系統的解決方法。自從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以來，左翼就誕生了，它不斷挑戰和試圖糾正社會製造出來的各種不平等和它們所製造的災難。

在如今的香港，何物為「左」？它指的可以是一批過去、或許現在依然相信社會主義中國理想的人，曾經為之上街示威，和警察對抗。在六七暴動之後被打壓埋沒，在九七之後看他們昔日反對的「大資本家」走進人民大會堂與國家領導人握手，自己則無人聞問，它指的也可以就是這麼一批一輩子都沒看過馬克思隻言片語，在九七前後「忽然愛國」支持中央政府任何決定的社會精英。

完全掏空社會理念

它更可以是一批不論特區政府如何無力處理貧富差距、社會分化，卻仍然維護政府，不論中央政府如何無意於縮減城鄉的不平等，如何日漸背離真正左翼的理想，卻依然無條件地擁護它的「老左派」。

所以，今天我們大事慶祝的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建黨八十周年，特區政府成立四周年，是一個格外令人心情複雜的一天。正如本地青年學者孔誥烽所說，自從六七暴動之後，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就和一種恐左心態深刻地連結起來，逐漸形成今天「親中左派以本土民主」的論述格局。現在所說的「左派」竟然就只是「親中」的意思，完全被掏空了任何社會理念和價值承擔，成為一種單純政治形勢上的佔位。部分承襲左翼精神的民主派不敢明目張膽地祭出左派的旗幟，而所謂的左翼喉舌《大公報》、《文匯報》在加入世貿這等大事上，又不敢從真正左的立場上提出有異政府的看法。

政治問題如爭利益

更奇怪的是，左派癱瘓的香港，竟然是沒有右派的！在傳媒和政客不斷渲染左的害處之時，沒有人自我界定為右翼，被定位為左派的人，也不會用右去定性他們的對手。這就是過去幾年國際上新自由主義所大力倡導的「政治之終結」的局面，左右光譜業已崩潰，所有政治問題和理念衝突只是不同利益的競爭，只待技術的處理和不同立場間的妥協交易。這就是真正的右翼大獲全勝的局面，指摘對手搞意識形態的同時，假裝自己宣揚的市場機制、繁榮發展和充分就業等一籮筐的口號並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實際現實。即使像羅爾斯（John Rawls）這樣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來到了全面右傾的香港，也會發現自己因為強調分配的正義而變成了左派。

「所有人生而平等並且自由」是大家可以同意的最高理想，但如何落實這個理想，如何詮釋平等與自由卻有無數的可能。左右的光譜就是建立在對這等理想的解釋與落實方案的差別之上。重建左翼就是要重新尋回一組道德語彙，表達左翼的社會理念，以建立相應的社會和政策的分析，並迫使右翼凸顯它們自己的理念，使所有現實成為可以辯論的價值。所以重建左翼就是重建完整的政治立場光譜，超越單純的利益形勢估算和「埋堆」，形成可以選擇的各種策略方案，和真正的理念結盟。這是我們在七月一日應該開始去思考的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