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也犯了錯誤。兩個多月前，當我第一次在這裏談到逃犯條例修訂問題的時候，我曾經預言：「香港修訂《逃犯條例》一事變成了桌上的籌碼。一邊是國家的安全和尊嚴，以及要讓香港進一步整合進全國體制之內的既定路線；另一邊則是這座金融中心在險惡的國際環境下遭到巨挫，朝着喪失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再邁一步。對中央而言，哪一邊的分量更重呢？我依舊大膽下注，前者一定比後者更重要，因為這真的是個講政治的年代，正如整場貿易戰的結果一樣」（見〈這又是一場鬥爭〉5月19日）。當時我沒有想到，特區政府真會放棄這件可以在政治上領功的任務；更沒有想到，原來中央政府並不只是講政治，而且還會關注最實際的國際環境對香港問題的影響。
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已經習慣以內地的維穩邏輯來看香港的政局發展，並且屢試不爽。你瞧，每次只要有人使用「有組織的外國勢力」來解釋大陸以及香港的種種矛盾，結果就一定是上升到關乎生死的政權保衛戰，必定會替對手惹來強力的鎮壓和收縮，然後體制一方則平安無事，好官我自為之。佔中的收場，便是最好的例子。所以就算特區政府帶上本地建制力量一起捅出了這麼大的破洞，他們也一定可以合理預期，「不是我辦事不力；而是外國勢力太猖獗，詭計多端，防不勝防」，肯定是個向上交代的最好理由。接下來除了得到中央的全力支持，恐怕還能獲得更多資源去應付下一場硬仗。
然而就像上周我所說的，過去幾年在上頭投注了這麼多的力量和資源，建制派幾乎已經掌握香港大局，「大獲全勝」之後。如果還要抱怨外國勢力搞砸香港，這難道不是自己太沒出息？如果美國中央情報局真能成功策劃200萬人上街，為什麼建制派又不能動員300萬人出來反制呢？對方只靠一家《蘋果日報》就能成功「抹黑」〈逃犯條例〉，那你能掌握的那些媒體又在幹什麼呢？可見「外國勢力」這句萬能key原來也有失效的一天。
不過話說回來，我也要再次強調，大家千萬不能以為「外國勢力」只是建制派拿來自欺欺人的藉口。事實上，在中央政府眼中，「外國勢力」一直都是很具體很實在的威脅；而身為國際都會的香港，憑藉一國兩制，則是這種威脅能夠撬動中國全局的支點。所以問題就變成了香港這扇門窗到底該開多大，甚至還該不該再開。雖然就連內地的財經專家都會指出香港的特殊地位對全國發展的重要，而且在大灣區計畫的佈局之內，也仍然預設了香港這種特殊地位的持續。可我一直還是以為，在必要的時候，中央會不惜關掉這扇門戶，不只讓香港失去獨立關稅區地位，甚至廢棄港元。理由是我以為今天中國真的已經自信到了這樣一個地步，資金和技術的出入可以不靠香港；而且政治安全至上，經濟擺在一旁。且看無論是佔中運動期間，還是政府推動逃犯條例修訂失敗之後，大陸所有輿論都還是「香港早已失色」和「香港的繁榮全靠國家」這一套，更極端的還有「放棄一國兩制，直接管制香港」。如果我們把這些言論當成信號，又怎能不相信中央不怕外國拿香港當籌碼呢？
沒想到經此一役，事實反而證明在新冷戰格局底下，中央還真的不能不關注香港的國際地位問題，也真的不能不理會西方和日本等國家在香港的利益考慮。所以香港這座特別的中國城市到底應該如何管治呢？一方面要考慮到它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不能像大陸其他地方一樣徹底隔在牆內；另一方面又不能容許它成為外國勢力介入的門戶，使之成為威脅政權和領土安全的漏洞。對於中央政府而言，這應該是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還能把這組龐大而複雜的問題，縮窄到應該由誰來領導香港這一點。兩年前特首換班，新冷戰形成之勢已然相當清楚，當時其中一位參選人是曾俊華先生。我不敢說他有多宏大的國際視野，但主持過世貿部長級會議，而且長期在國際財經會議上頭代表香港露臉的他，至少還是個「人地知佢乜水」的人物；然而北京卻選擇了林鄭月娥，大概是認為她比較忠心，而且能力高強，執行任務勤奮過人。但在〈逃犯條例〉一役，她不止暴露了對國際政治局勢的無感無知，還把對着底下官員和香港市民的傲慢態度，一路延伸到外國領事以及商會身上。你說這件事情到底有沒有外國勢力的參與？答案肯定是有的。否則我很難想像單憑市民反對，中央就會下令特區暫緩腳步。但問題是誰主動創造條件，給了他們這種機會呢？林鄭月娥這種人真能管好香港這座國際城市？處理好這麼巧妙而脆弱的平衡狀態嗎？未來一兩年，隨着美國《香港關係法》修訂在即，林鄭月娥可以代表香港去遊說美國政壇，要他們放過香港一馬嗎？我甚至懷疑以今日局勢之緊張，她連進不進得去美國，都可能是個問題。同時我們還要關注，香港各個駐外辦事處在一段時間以來，早已主動甩脫外交職責，其人員淪為官場閒職，將來他們又要如何協助香港乃至於整個國家去面對國際封鎖的危機呢？如果北京今天要深入檢討香港情況，也許可以從這一點入手，重新看看整個系統是怎樣把香港這艘船駛到了接近擱淺的地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