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當年前赴耶路撒冷領獎，頂着莫大的輿論壓力，很多人認為他不該去接受一個用武力對付平民的政府嘉獎，但沒有人料到，他竟然以一篇演講批判以色列封鎖加沙的行動，更用「高牆」這個當地人都不陌生的形象去表明他的立場。他說：「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這句話鏘鈜清亮，叫人聽了就忍不住鼓掌。然而我還是忍不住想問為什麼，為什麼一個作家，乃至於任何個人，就該永遠站在雞蛋那邊呢？是因為雞蛋總是因其渺小易碎而正確，高牆必然因為它的體量和硬度有罪嗎？顯然不是，村上春樹緊接着就說：「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但這是為什麼呢？這樣的立場選擇有道理嗎？
我沒有任何理由懷疑村上春樹的誠意，我相信他絕對不是為了包括時任以色列總統佩雷斯在內的現場聽眾好受一點，所以想要暗示修築隔離高牆並且用火力鞏固它的以色列當局也有可能是正確的。那麼為什麼要不管誰錯，都得站在雞蛋那一邊呢？一小伙預備發動炸彈襲擊的武裝份子，對比起他們可能傷及的平民百姓，自然是強大的。但是滿懷理想和信仰的這批武裝份子（且不論其信念之對錯），對比起整個國家的軍事力量，又顯然只是顆一敲即碎的雞蛋了。這時候，一個人，尤其是一個有良知的作家或者知識份子，又該站在那一邊呢？
村上春樹接下去解釋是典型的村上春樹，他把這個問題轉化成抽象的獨特個人與冰冷體制之爭，但是我為他依然不能很好地回答那個在我看來至關重要的道德問題。也許是因為道德從來不是他這比喻的核心，這個比喻的核心是審美的，其力量也來自於審美。雞蛋和高牆只關乎弱者與強者對峙這種處境的感召力，就像大衛對着哥利亞一樣，它會吸引我們不由自主地同情弱者，要和他站在一起；但和他究竟對不對是沒有關係的，我們甚至根本用不着去關心這個問題。
然而「雞蛋與高牆」的比喻卻在流傳之中漸漸生出道德涵義，並且變成一道非常簡單的是非題。雞蛋和高牆，你站在那一邊？答案想都不用想，只要誰敢走去高牆背後排隊，誰就是冷血、屈服，誰就是埋沒良知，出賣靈魂。又由於這個比喻太過單純，所以它可以輕易地被延伸到任何處境之上。比方說一封公開信或者一份聯署聲明，主旨是要恢復一個為了言論而受囚的垂危病人的自由，讓朋友能去為他送上最後的心意。而這封信和聲明的對象則是一個強大到一眨眼就能讓你滅頂的國家。孰強孰弱一目瞭然，甚至是非對錯也都清清楚楚。於是這封信，這份聲明，你簽還是不簽，便是雞蛋與高牆的是非題了。簽了就是有勇氣有良心，不簽就是懦弱和背叛，是不是這樣？
我對「雞蛋與高牆」這個比喻和它的衍伸的最大距離，正正在於我不相信事情就是這麼簡單，起碼在我們具體身處的環境之中。不帶任何嘲諷的意圖，我真的以為說得出那番話的村上春樹，以及被那番話感動，進而把幾乎所有困難選擇都看成是雞蛋與高牆之分，不必理會任何代價的朋友，是幸福的。
不幸的另一種環境則是：一個朋友沒有回應一份聯署聲明的邀請，這份聲明如許溫和，純粹基於人道和友情，他怎麼能夠拒絕？那他是打算歸隊到高牆那邊了嗎？可是朋友們明白，「敏感」在這裏是種無藥可救的傳染病，擴散範圍全依形勢而定。由於聲明所繫之人是敏感的，所以不論他和你有多親密，和你有多少志同道合和伙伴情誼，只要你在這份東西上頭簽了名字，你就非常可能也是敏感的了。一經傳染，不用戴上口罩，不必臉上生瘡，你的親友和同事也都看得出來你是必須迴避的。於是你會失去工作，失去一切位置，墜落到沒有人看得見的社會底層，就算有些偶而的遙距關心，也還是幫不了你找到明天的晚餐。你的鄰居也看得出來你有病，因為他們都見過樓下停了一輛陌生的車，都聽到有人夜半急促地敲打你家的門，他們躲在他們家門後的魚眼張望，盡量和你拉開距離。你的親人最有可能是下一批遭到傳染的對象，子女要是上學，其他同學的家長會感到恐懼，叫他們的孩子當心在意，就連老師的臉色也都會變得有些詭異。更不必說手機儲存的那一大批聯絡人了，打電話過去，如果不是沒人接聽，就是冷冷的嗯哼回應。你所有的社交工具，所有對外表達自己存在的管道，全都一夜封閉。然後我們再來問你，雞蛋與高牆，你到底站在那裏？你還會很有信心，想都不用去想地回答說「雞蛋」嗎？你以為你的正確選擇會為你帶來掌聲致敬？不，你沒有可能聽到。你以為你會得到一枚獎章？機會微乎其微。你以為你至少會遇到一大群同志，就像在巴勒斯坦和幾年前的中環那樣，與你一起舉拳抗議，一起逃避從天而降的催淚彈？不，你看不見有誰會和你共同進退，只有你一個人而已。只有在這樣的處境當中，你才明白，能把「雞蛋與高牆」看成是道簡單是非題，是件多麼幸福而浪漫的事。也只有在這樣的處境當中，我們才稍有可能理解把劉曉波比做一枚雞蛋的份量。
與其說是「雞蛋與高牆」的對立，這種處境倒不如說是如何身在高牆當中，從一塊磚石變成一顆雞蛋的問題。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知識界曾經因為余杰的一篇文章，爭論起該做哈維爾還是昆德拉的問題，迴響至今不息。這個爭議的源頭，是六十年代哈維爾與昆德拉在捷克一場關於簽名的辯論。粗暴地說，哈維爾認為公開發言自身就是道德的，是「活在真實中」，而且還能替受囚的友人打氣。昆德拉則不相信任何聯署聲明和公開表態有用，他甚至認為此中或有行動者做秀出風頭，自我英雄化的動機。演變到後來，跟隨哈維爾還是跟隨昆德拉？便成了是要做忠實於道德良知的聖徒，還是冷靜世故到接近犬儒地步的智者的路線問題了。
